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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学者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 — 1943）是我国读者熟悉的语言学家。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无论在理论语言学层面，还是在英语教学层面，他都引起过我国读者的高度关注。

20 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译介西方人文经典著作新高潮之时，叶斯柏森是全新环境下得到译介的重要西方语言学家之一，他的《语法哲学》（语文出版社，1988）中译本出版了，与此间出版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和《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霍凯特的《现代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等中译本一道，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文社科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同一时期，我国的英语教育高速发展，国外出版的一些高层次、高质量的英语语法著作也被译成了汉语，如夸克等的《当代英语语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和《英语语法大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利奇和斯瓦特威克的《交际英语语法》（北京出版社，1987）、寇姆（库尔默）的《英语句法》（商务印书馆，1989）等，这之中赫然在目的，是此间两度被译成中文的叶斯柏森《英语语法要略》（一译《英语语法精义》）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 ；商务印书馆，1989）。

《语法哲学》和《英语语法要略》的汉译使人们回忆起，20 世纪上半叶，叶斯柏森曾对汉语语法研究形成了重要影响：胡以鲁赞誉过“丹抹学者叶斯彼善氏”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公正论断；杨树达援引过“叶斯丕孙教授”所持的“观于英语进化之情形，可以断定：将来最进步的语言当与中国语相似”之观点；赵元任推介过叶斯柏森《语音学教程》里以实例来解释抽象概念的方法；何容、吕叔湘、王力的里程碑式的汉语语法著作，更是深受叶斯柏森语法著作中关于词类与词品的学说之启发。

但是，叶斯柏森绝不仅仅只是一位语法学家。作为一生出版了800 余种著作的学者，他的著述还覆盖了语音学、语言史、语言教学、语言与社会、国际辅助语创制等众多领域，其博学与勤勉让后世崇敬与钦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语言学史研究者正在力求全面呈现叶斯柏森在上述各个领域的贡献，从而让我们对这位学界巨人理解得更加完整。任绍曾教授选编、译注了《叶斯柏森语言学选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首次把叶斯柏森在语言与社会、语言习得、语言演变等方面的思想展示于中文读者面前。此后十年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相继为叶斯柏森的多种经典著作出版了带有中文导读的英语原文影印本，包括《语法哲学》（2008 年重印）、《从语言学角度论人类、民族和个人》（2010年重印）、《如何教外语》（2013 年重印）、《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与起源》（2016 年重印）等篇幅不等的专著，包括他最著名的7 卷本巨著《现代英语语法》（2014 年重印），也包括后人为他整理的百年纪念版《叶斯柏森选集》（2016 年重印），进一步为我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思考叶斯柏森的语言学思想创造了条件。此外，可喜的是，新世纪我国学者对叶斯柏森语言学著作的再思考实现了与国际同步：这一时期，英国学术著作出版巨头之一卢德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一译“劳特利奇”）也于2007 年推出了15 卷本“奥托·叶斯柏森英语著作选集”，还将百年纪念版《叶斯柏森选集》（2010年重印）和叶斯柏森1933 年自选集《语言学文集——用英、法、德语撰写的论文选》（2015 年重印）纳入了“卢德里奇复兴丛书”（Routledge Revivals），该丛书已重印人文社科各领域千余种经典著作。

然而，面对上述成就时我们不应忽视，我国学者对叶斯柏森语音方面的思想至今仍了解较少，而语音学思想却恰是他对语言学的贡献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曾为7 卷本《现代英语语法》第6 卷（词法）的整理出版担任助手的丹麦学者保罗·克里斯托弗森（Paul Christophersen，1911 —1999）指出，“人们常常意识不到，叶斯柏森早年主要被视为语音学家，对普通语音学其实贡献斐然。” 叶斯柏森的语音学家身份绝不只是后世学者的定义。早在他用丹麦语撰写的《英语格研究》（1891）一书出版后不久，1892 年1 月2 日出版的英国《学界》（Academy）周报刊载的对该书的书评中就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叶斯柏森虽然尚且年轻，却早已是位拥有很高声誉的语音学家。”

这句话并不是评论者的客套，因为截至那时，叶斯柏森在语音领域业已取得的成就已是有目共睹：他在莱比锡发表了题为《论语音定律问题》（Zur Lautgesetzfrage，1886）的长文，对新语法学派音变理论中的不足之处做出了修改和补充；他是国际语音学会的活跃成员，撰文参与了关于音标与语音转写的深度讨论；他出版了《用非字母符号表示的语音发音》（The Articulations of Speech Sounds Represented by Means of Analphabetic Symbols，1889）一书，书中展示了他所设计的一套适用于精确语音描写的科学注音系统；他是欧洲这一时期如火如荼展开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编写出版了《依据音标法编写的法语阅读教程》（Fransk læsebog efter lydskriftmethoden，1889）；他撰写了《丹麦音标》（Danias lydskrift，1890）一文，成功地向丹麦的方言研究界推介了他设计的这套音标体系，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他还在丹麦文《北欧语文学学报》（Nordisk tidsskrift for filologi）、《语文历史学会工作简报》（Kort udsigt over det Philologisk-historiske samfunds virksomhed），德文《英语研究》（Englische Studien）、《语音学研究》（Phonetische Studien）以及国际语音学会会刊《语音教师》（Le maître phonétique）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大量书评，内容既涉及普通语音学，也涉及丹麦语、法语、英语等具体语言的语音问题。

可见，叶斯柏森不但是语音学家，而且是重要的语音学家。我们若纵观他一生中撰写的语音学著作即可发现，现代语音学和音系学的发展历程中，他较早提出了基于生理-物理的语音研究和基于语义的语音研究之区别，并正确指出了语义因素在语言交际和语言演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用语音学理论指导语言教学实践，包括外语语音教学和儿童母语识字教学；他创制或参与创制了多套音标体系，为不同目的的语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工具；他既对普遍性的语音演化规律有独到的阐释，也为现代英语刻画出了具体语言的语音发展轨迹；他为语音科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进程和重要人物撰写了翔实的历史，既厘清了语音学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演变，又为语言学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我国读者之所以很少了解叶斯柏森的上述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叶斯柏森著作在我国的译介呈不均匀态。他的众多著作中，只有《语法哲学》《英语语法要略》出版过完整的中文译本，这难免给许多中文读者造成叶斯柏森只是一位语法学家的假象。他的语音学著作则从未得到过汉译，故而造成我国读者对其语音学观通常缺乏直观把握。

其二，叶斯柏森的写作语种不只局限于英语，而是至少包括英语、德语、丹麦语、法语、伊多语。最能全面揭示其语音观的著作，相当一部分是用德语和丹麦语撰写的：如，他厚达600 余页的杰作《语音学——语音学说之系统阐述》（Fonetik: En systematisk fremstilling af læren om sproglyd，1899）是用丹麦语撰写的；赵元任引述过的那本一版再版、流传甚广的《语音学教程》（Lehrbuch der Phonetik，1904/1913/1920/1926/1932）是用德语写成的；还有一本虽未再版过，却同具影响力的《语音学的基本问题》（Phonetische Grundfragen，1904），也是用德语出版的。而今，尤其是在我国，这两种语言的读者显然远远少于英语读者。

其三，叶斯柏森的许多语音学著作并不容易获取。除了上面提到的专著之外，叶斯柏森更有多种重要的语音学著作散布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各地出版的刊物和工具书中，虽在当时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但对当今的研究者而言，找到这些旧时的资料未必容易。

有鉴于此，编者深入研究了叶斯柏森各个时期出版、发表、撰写的期刊文章、专著、百科全书词条等不同类型的著作，从中精选出24 篇关于语音的专论，辑成这部《叶斯柏森论语音》。这些著述问世于19 世纪80年代至20 世纪30 年代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可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叶斯柏森一生的语音学思想。编者同时也是译者和注者，将这些一手材料从英语、德语、丹麦语原文译出，并结合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对文本做了详细的注释，力求能够有助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者更直观地了解叶斯柏森的语音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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