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以史为鉴：读李菁《沙盘上的命运》

做公众号里的《纽约客》

戳蓝字一键关注 渡十娘

转发也是一种肯定

作者简介：熊景明，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沙盘上的命运》，李菁 著 （团结出版社，2021）

本书内容大多围绕抗日战争，沉重而发人深思。十九个故事基于对资料的梳爬，当事人后代的讲述。作者顺藤摸瓜，四下寻找历史残留的蛛丝马迹。兵将在战争中的遭遇，或可看成是沙盘之推手在左右。记取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牺牲了的千千万万生命、举国民众的苦难困顿，追究、检讨战争起因，是记述战争的全部意义。一切均为一个目的：以史为鉴，避免发生战争。

1943年，我出生在抗战的大后方昆明，待有记忆时，战事刚过。妈妈抱着我，看美国大兵坐在吉普车上“招摇过市”，教我竖起大拇指说：老美顶好。街上摆卖美军“战略物资”，好奇心重的父亲多有斩获，包括一罐克林奶粉。空罐子之后用来盛米粉，上面写着英文，文革时担心属于四旧，仍没舍得扔掉。想想实在奇怪，一场惨烈无比，持续了八年，改变了国家命运的战争，对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小学生好像没有发生过。中学、大学时期，对抗战的认识来自几场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电影里那个留着八字胡，张口“八格牙路”，凶残却十分滑稽的日本军官，在我们心目中代表日本人。历史教科书和各种关于抗战的宣传所定的调子很清楚，战争的爆发因为日本占领中国的野心，而日本得以长驱直入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坚持八年抗战直到胜利，因为游击队和八路军英勇作战。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订。渐渐进入大陆的日产电视机、电器成为大陆城市人向往的家电。我的三舅1973年从美国回昆明探亲，带来许多礼物，无一样是当时风行的日本货。1945年离开中国，毕生拒绝用日货的舅舅，是家族中唯一牢记抗战的人。21世纪初，大陆对抗战的研究和报道逐步趋于客观，引发了社会对抗战的回顾 （否则也不会有这本书）。最实际的效果是抗战老兵受到关注，他们含悲忍泪的人生走到尽头时，迟到的尊严总算一点安慰。

作者对研究抗战的资深学者金冲及先生的访谈，围绕战争“第一枪”的卢沟桥事变。金先生一再将话题从细节中抽离，回顾中日关系的里程碑：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指出侵华战争是日本崇尚武士道精神，日益走向军国主义的必然。金先生没有提到日本的国内政治。日本国内主战和主和两派的博弈从未停止，日本人民并非一概好战好斗。主张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首相原敬，1921年被反对派刺杀身亡。日本军方和政府文官的明争暗斗，贯穿整个抗战时期 （注一）。金先生谈到，蒋介石开始打算忍让，卢沟桥事变后下决心抗战。此说已成为历史学者的共识。

本书有四章讲到汪精卫事件。对日本局势的误判，对敌方主和派的幻想令汪精卫堕入歧途。1939年，汪与民国政府决裂，经昆明出走越南。军统特务跟踪而至，杀手误将其秘书曾仲鸣打死。曾的儿子，1949年离开中国的曾仲鲁讲述了电影剧本一般的故事。另一篇为汪精卫团队的核心人物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的口述。他们认为没有暗杀事件，汪不至于完全投靠日本人。1912年，新婚的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及其未来的妻子方君壁等一行八人，拿着四人份的官费奖学金前往法国留学。这一年曾仲鸣16岁，方君壁14岁。这些品格出众，才情并茂，曾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的年轻人，一步步卷入政治旋涡，有的付出性命，有的被视为民族的叛徒。离他们的初衷，何其遥远，而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跃然纸上。

对书写战争有偏好者通常是男性作家，李菁这位窈窕淑女独立特行，遍寻抗战的真面目，为读者呈现了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淞沪会战和远征军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田汉，在抗战时写下“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时他脑海中呈现的大概就是淞沪会战。两个多月内，伤亡官兵三十余万。

“从各地仓促赶来的的军队连个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作战，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续部队的士气并未消退，依然一往无前”。在中日两国军事装备、军队作战能力悬殊巨大，中国几乎没有空军海军的情况下，国际上关注中日战事者认为中国的抵抗简直发疯。作者感叹道：“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说，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恐怕更多的是凭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

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制作者陈君天先生，20多年来不断更新影片，同时更新自己对抗战的认识。他最终认为，抗战应当看成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一次次失败的战争，赢得了时间，才取得最后的胜利。遥望历史长河远端的战争，结论大概没错。而李菁则带领读者走进这段历史，了解战争的细节，不回避我方的牺牲、失败、过错。1942年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进入缅甸的数十万大军，可以说是一场主将无谋，害死三军的征战。史迪威与蒋介石彼此不信任，指挥混乱，盟军之间缺乏配合，令千万吃苦耐劳，能忍饥挨饿，英勇顽强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响应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投笔从戎的年轻人。李菁本着求证、求真的态度书写悲壮的溃败，希望“以史为鉴”。

书里的民国人物侧写，包括溥仪、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孔祥熙、刘文辉、张学良，陈立夫等，作者将他们当做普通人来端详，让读者平视其人。我们历来以为搜刮民脂民膏致富的陈立夫，居然1950年后在美国养鸡20载，太太做辣椒酱出售。在台湾蒙冤坐牢20年的远征军将军李鸿的遭遇令人扼腕。书中讲述了数位留在大陆的抗日将士的故事，限于篇幅及其他原因，许多关键处，点到为止。其中一位抗日有功之臣，曾在日本受降仪式上当任护卫连长的赵振英，后作为“历史反革命”坐牢。他的故事曾经被拍成纪录片《发现少校》（注二），直到此时，他的子女才知道多年连累全家低头做人的父亲，有过辉煌的过往。

这是一部不忍卒读，不得不读的书。作者在缅甸采访抗战老兵的一节最令人动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讲起自己的战斗时只有激愤没有伤心，可是提到后来无法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会像孩子一样痛哭不已”。

注一：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1937– 1945》，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

         傅高义，《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

注二：越众出品，《发现少校》，2009 。

熊景明，2021年7月5日

本文首发于团结出版社公众号，经作者授权“渡十娘”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