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形成了鸦片战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和改革开放论等多种学术观点，这种分歧将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必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正确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科学把握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澄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从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作者简介】张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宇，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历史演进、实践逻辑和价值意蕴等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的探讨，成果丰硕。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尚存争议。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以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一、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展开研究的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对于历史起点问题的不同看法代表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不同认识，这将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存在争议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当前学界主要存在鸦片战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和改革开放论等几种观点。持鸦片战争论者或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在外力的影响下被迫起步，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或者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中国社会并未对外部世界做出有效回应，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上下求索，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持中国共产党成立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百年党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持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开辟的独特革命路径，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地区的一些现代化探索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执政地位，才摧毁了旧的现代化模式的制度基础，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持改革开放论者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出的现代化新道路。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国外两个发展大局，先后作出了“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三新一高”等战略部署，基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新四化”同步发展等重大命题，才成功开辟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几种观点以重要事件或重要时间为节点，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但是历史起点具有唯一性，任何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以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发展的高度为起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都存在这样的疑惑：为何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坎坷艰难？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可称为外因论，即认为资本主义逐利扩张的本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使中国无法正常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种观点看似站在反帝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但实际上承认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因素，而忽略了中国国情，是典型却隐蔽的“西方的中心论”。另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根源于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中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中国传统制度的迟滞性等内生弱点。这种观点看似由表及里，强调中国的国情特点，但却淡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外来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容易淡化中国的历史主体性，而单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又容易遮盖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这种或内或外的偏向性也直接地影响着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认识，从而形成了学界当前存在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多种观点。（二）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利于推动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构建起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进而又通过资本输出和对外侵略战争将世界的其余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发国家大多是在殖民地的基础上通过民族民主运动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发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和先发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外力的影响下被迫起步，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先后进行过多种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现代化领导主体的不断转换使中国现代化道路出现了数次转向，形成了局部断裂的态势，从而直接造就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的争议。历史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曾出现过的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鲜明分界，它直接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发展逻辑、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因此，对于历史起点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科学规范。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利于正确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软实力，塑造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形象。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循环往复的封建帝制，传统中国形象的惯性已深入人心。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中国......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这种绝对的论调全盘否认了中华古典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充分展现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认知的傲慢与偏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封建历史中确实没有出现黑格尔意义上的“进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卷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懵懂认知和学习探索。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目标仅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上达到西方现代国家的水平，因此在各方面仿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眼中是落后、封闭的形象，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边缘。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实践历程说明，中国需要根据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构建了新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实现新的发展，为掌握现代化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由学习西方到“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的转变，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再现，中国今日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对世界历史进步作出的贡献。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来对中国式现代化起点问题进行正确认识，科学界定其真正的历史起点，以摆脱当前存在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和责难，塑造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形象。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既是对既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突破，又是一门崭新理论体系的开创，对其进行正确的内涵解读和价值认识不仅有利于对其历史起点的廓清，也有利于服务中国现代化理论构建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从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等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分析。（一）出场逻辑解析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对现代化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发展模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先后经历了保守现代化、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三种模式。第一种为由晚清政府主导的保守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天下之中心”被推至世界之边缘。数千年的文化惯性使得晚清帝国在面临世界现代化的大势时显得无所适从，开始下意识地从传统中去寻求挽救统治衰亡的答案，“中体西用”的保守现代化模式由此形成。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经历了洋务、维新和立宪三场截然不同却又有所联系的运动，始终在传统体制的权力结构下进行。虽然没有达到推行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却迈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第二种为由民国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加速变革，中华民族愈益觉醒。随着思想革命和社会解放运动的兴起，中体西用的论调逐渐沉寂，但中西调和的观念仍在盛行。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勇敢地向封建旧文化发起挑战，彻底否定中体西用论，由此引发了国家现代转型思想的中西之争。20世纪3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提出以“现代化”取代“西化”，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或非资本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微乎其微。这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同时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概念有着自己的生成逻辑，而不是二战后美国学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再版。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节点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时期，现代化的推进主体以北洋军阀和北洋官僚为核心。虽然北洋政府是在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北洋军阀清楚认识到军事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是维护其统治之根基。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就此中断，反而在晚清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逐渐取得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大官僚、大资本家阶级成为现代化的推动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在“节制资本”政策下对国民经济生活进行控制和垄断，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但南京国民政府无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情况，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几近停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北洋政府时期。第三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思路。十月革命促使中国先进分子中的激进派开始转而效仿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最终以土地革命道路战胜了保守的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体也再次转变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土地革命和三大改造，建立起保障现代化高效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继而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几乎将世界上出现过的所有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尝试，最终才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范式。过程之坎坷，经历之艰难，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罕见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汲取种种失败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最优解。（二）词义解析从词本身来看，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区别在于“式”。“式”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式”字本义为“法”，即言行所依据的法度、准则。如《诗经·大雅·下武》中所提到的“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其义为如果王者崇尚诚信，那么天下就会以诚信为准则。“式”字也由此引出模范、榜样的意义。此外，“式”字也有规格、标准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由西方形上之学到形下之学，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为了将西方的各类学说概念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他们开始使用“中国式资本主义”“中国式”民主、“中国式革命”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式+”的表述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现代化被认为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它包含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等多个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先发优势，整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都为其所构建，所以当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达到同样程度时，现代化自然就成了普遍文化。因此，在面向西方时，“中国式现代化”译为“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即“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与传统的“现代化”相区别。尽管“式”的意思有很多种，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式”代表着法度和准则，是可供参考的范式。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己的标准，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进程，更是可供参考借鉴的理论成果。它丰富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广大欠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三）内涵解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式”和“现代化”的双关性上来凸显其本质规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范式的一种，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融共性和个性于一体。共性即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共同特征：经济基础现代化及其上层建筑现代化。具体而言，经济基础现代化指经济工业化。这是现代化的内核，是区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工业化使经济基础发生变更，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表现为政治民主、文化理性、社会法治和生活城市化，以及生态和谐等。马克思在提及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时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此来说，现代国家可分为先发内生型和继起外生型两种。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起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成为人们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参照。继起外生型现代国家以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学习目标，参照其发展经验，来判断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位置并推动自身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又不是单纯先发型现代化模式的再版。世界上成功的现代化案例都是结合自身情况发展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式”的个性是在借鉴先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一方面具体表现为领导力量、社会属性、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具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特性：在经济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治上发展全过程民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层面坚持依法治国并积极推动第三次分配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环境方面坚持绿色的新发展理念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四）价值取向解析现代化推动主体的价值诉求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在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历程中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的。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判断一个国家走的是否是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看这个国家及其政党是否在始终坚持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诉求和价值取向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构建一个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性是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最终必将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美好期待。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保证党和国家能够在各个时期都能凝聚起强大发展合力投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从而破解了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面临“依附”和“脱钩”的二元困境问题；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从而完成了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工业化建设；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不走西方国家血腥罪恶的老路和邪路，从而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国家“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问题，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吸取借鉴人类进步文明的一切有益经验，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这无形中已经对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无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价值所在。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澄清通过上述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学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二者相互区别又有所联系。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阐释，有利于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一）科学把握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联系从认识层面来看，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抽象认识到具体求解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士绅阶层重新审视西方的器物之道，由此开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西学时仍背负着厚重的传统儒学包袱，是从“经世之学”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西方、探索现代化的，并由此形成了“西学源自中学”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和能量，利用西学之新足以巩固中学之旧。这种思维定势成为中国现代化艰难起步的沉重精神负担。此外，西方国家推行的饱含侵略性的对华政策也从另一方面加固了这种思维定势，外来者塑造的形象激化了中外之间的文化冲突，引起了中国社会强烈的仇外心理。虽然清政府的统治在日益衰落，但是中国社会自发的民族主义精神却在日益增长。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抽象性认识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估量的阻碍因素。此后的历届政府在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中，不断地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选择。但事实说明，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通，即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这样情境中产生的，它建立在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在市场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在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确立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局部学习到整体推进的转变。梁漱溟先生曾说：“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是不会走向现代化的。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原材料产地、更加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加充足的劳动力，势必会拓展到全世界。因此，任何地区和国家或早或晚地都无法避免地会被现代化浪潮卷入其中，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受外部压力的影响，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一种已经成功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学习，中国现代化也不例外。但这种学习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是在外来压力下的一种简单仓促地回应，而不能真正地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世界局势和本国具体国情对外来理念和本国传统的结合做出正确处理，因此也就无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达到现代化构想的预期目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开辟之前失败的数次现代化探索和实践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将其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欧美等西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是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代性要素的线性嬗变。中国为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先天性不足，如果采取同样的次序，只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新中国成立前的数次现代化探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打破常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将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压缩，同步发展，才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现代化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对西方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优势所在。（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由其本质特征和历史方位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要素。如果单纯从党的领导来看，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从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并非中国的执政党，也并非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领导核心。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的成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并未因此而建立起政权，中国社会呈现出中央权力失落、地方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失序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并非单纯地实现经济发展，以技术变革引领社会变革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转型，而是完成现代国家的重新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选择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德法等国选择了资本主义法西斯道路以转嫁其国内矛盾。世界范围内的这两个新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城市为中心选择了一种类似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和军事集权道路；而中国共产党转而向农村发展探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近似苏俄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两种道路的对抗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而结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源自列宁，他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重要论述。据此来看，苏维埃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条件之一。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推动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似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在1949—1956年期间，中国事实上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现代化还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效仿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一化三改”快速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苏东地区一些问题的发生，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这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意识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步形成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这可以视作是中国自己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起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四、结语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存在一定误读，甚至存在将二者混淆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模糊的反映，也是引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之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分析，科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明晰“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有助于澄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学术价值，引起学界关于现代化理论基本学术概念的重视，加快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范式。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李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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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形态的角度出发，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开阔的理论视野、宏大的国际视野、高远的未来视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与发展的逻辑理路，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整体性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制度形态的演进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实践中、在对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中、在接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生成并得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是社会制度内生性演化与创新性发展相互交织、内在耦合的产物。不断成熟和日益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现实关切，永不停息地推动制度内部的矛盾运动，在“守正”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性变革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置于人类社会制度形态的演进中进行宏观考察，深入探究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辑理路，不仅可以解锁“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而且可以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机理，从而为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一、在人类社会制度形态的演进中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呈显，内蕴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发展谱系之中，是制度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制度中的生动体现，镌刻着鲜明的中国印记和时代印记。（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经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其发展演进具有内在规律性，表现为自然的、历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探究人类社会制度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其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促使社会制度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正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在头脑中逐步产生了相应的规则和秩序意识的萌芽。社会制度作为对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调节和规约的外在规范，最初通过风俗习惯等形式表征出来，之后道德、法律逐渐成为重要的制度载体。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分工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相适应。其二，任何社会制度都处在生成、发展、演变、更替的历史序列之中，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阶级斗争则为社会制度变迁提供了直接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借助阶级斗争推动形成新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本阶级利益的制度形式。其三，基于大历史观视域，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论证了“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是形成没有阶级对立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形态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还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实在在发挥着改造世界的强大功用。首先，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在具体的实践探索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比如，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制度的政体，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斗争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和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由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二战结束后，先后有一批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但囿于复杂的国际环境、缺少实践经验等多重原因，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上沿用了苏联模式。但制度运行需要特定的现实环境作为基础，具体国情不同、制度运行效能也会产生较大差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复制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水土不服”，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最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根”和“灵魂”，在我国的实践形态和呈现方式不断深化拓展。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体、政体及政党制度，但在经济制度及体制机制方面仍未完全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与生产力不相符合的生产关系严重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面对生产生活困境与体制机制弊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其一，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为中国在当下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形态，集中反映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时间节点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特征。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生性演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明特质。它在与时代呼应、与实践结合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步发展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阐释和说明，提出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整体性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动态演进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为四梁八柱的逻辑架构。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有系统性、协同性的内在特征。从纵向维度看，它是由多层次制度构成的逻辑统一体，不同层次的制度所处的位置不同，发挥的具体功能也不同。根本制度处于统领地位，统摄并规定着体系中的其它制度；基本制度是对社会性质和制度特征的具体诠释，是根本制度的进一步彰显，是处于基础性、奠基性地位的核心制度；重要制度反映并体现着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由二者生发、扩展而来，在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具体制度主要表现为各种体制机制，它是具象化、细节性的规定，延伸到各领域、深入到各层次、触及到各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规范作用。各种制度之间相互联系、内在贯通，构成一个交互耦合的有机整体。党的二十大对高质量推进、系统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了战略部署，为进一步彰显其制度优势并顺利实现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实践中生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本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日趋完善。（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不同国家的国情结合的具体样态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只有紧紧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本土化、时代化，才能生根发芽、深入人心。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符合民族特性。中国具有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国情，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社会形态的自然演进被迫中断。由于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物质文化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加之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民族特性等要素，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决定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以及中华苏维埃制度等理论与实践成果。随着苏联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应该只有一种，坚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胆探索，为后来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要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极具说服力的衡量指数。如果不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彻底改造，用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代替了“无政府状态”，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观点，是映射其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一面镜子。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概括，但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界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因素。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正确制定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遵循。另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维度。改革开放前，中国在经济制度方面大体呈现为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特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创新创造活力。对此，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原有经济体制忽视了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被超前”的生产关系非但没有促进反而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果断提出了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物质根基。（三）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比较和认真鉴别做出的郑重抉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首先，从价值目标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少数人致富，多数人受剥削，而是由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并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内涵。其次，从发展成就的维度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从制度安排的维度来看，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国体、政体还是各项具体制度，都致力于通过更有效、更完善、更科学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从价值立场的维度来看，人民立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个人私利，“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价值目标、发展成就、制度安排、价值立场等方面展现出来的人民特质，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众共识，有效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三、在对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中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呈显，内蕴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发展谱系之中，是制度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制度中的生动体现，镌刻着鲜明的中国印记和时代印记。（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经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其发展演进具有内在规律性，表现为自然的、历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探究人类社会制度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其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促使社会制度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正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在头脑中逐步产生了相应的规则和秩序意识的萌芽。社会制度作为对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调节和规约的外在规范，最初通过风俗习惯等形式表征出来，之后道德、法律逐渐成为重要的制度载体。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总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分工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相适应。其二，任何社会制度都处在生成、发展、演变、更替的历史序列之中，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阶级斗争则为社会制度变迁提供了直接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代表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借助阶级斗争推动形成新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本阶级利益的制度形式。其三，基于大历史观视域，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论证了“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是形成没有阶级对立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形态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还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实实在在发挥着改造世界的强大功用。首先，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在具体的实践探索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比如，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制度的政体，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斗争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和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由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二战结束后，先后有一批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但囿于复杂的国际环境、缺少实践经验等多重原因，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体上沿用了苏联模式。但制度运行需要特定的现实环境作为基础，具体国情不同、制度运行效能也会产生较大差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复制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水土不服”，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最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根”和“灵魂”，在我国的实践形态和呈现方式不断深化拓展。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体、政体及政党制度，但在经济制度及体制机制方面仍未完全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与生产力不相符合的生产关系严重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面对生产生活困境与体制机制弊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其一，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为中国在当下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形态，集中反映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时间节点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特征。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生性演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明特质。它在与时代呼应、与实践结合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步发展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科学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阐释和说明，提出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整体性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动态演进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为四梁八柱的逻辑架构。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有系统性、协同性的内在特征。从纵向维度看，它是由多层次制度构成的逻辑统一体，不同层次的制度所处的位置不同，发挥的具体功能也不同。根本制度处于统领地位，统摄并规定着体系中的其它制度；基本制度是对社会性质和制度特征的具体诠释，是根本制度的进一步彰显，是处于基础性、奠基性地位的核心制度；重要制度反映并体现着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由二者生发、扩展而来，在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具体制度主要表现为各种体制机制，它是具象化、细节性的规定，延伸到各领域、深入到各层次、触及到各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和规范作用。各种制度之间相互联系、内在贯通，构成一个交互耦合的有机整体。党的二十大对高质量推进、系统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了战略部署，为进一步彰显其制度优势并顺利实现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四、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守正”为基石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制度探索进程，成功开创并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与奠基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艰辛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积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制度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安排。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制度，而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大胆创新。比如通过《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体架构。“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从经济基础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在文化领域，以“双为”“双百”“双用”原则为指导构建的文化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制度根基；在社会领域，初步构建了覆盖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具体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探索，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基赋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历史时期，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互相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是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建设的重要阶段，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建设经验，取得了影响深远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思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奠基。（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生成、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续写中初步成型、逐步完善，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一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着力恢复并完善诸多制度，从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改革。这一时期，“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接续推进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及体制机制改革进程。在政治领域，提出积极稳妥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具体举措。三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概念。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了科学解读，明确指出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确立。在此基础上，各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改革迈出新步伐，如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代逐步走向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更新的强大内生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逐步趋向成熟。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制度改革并非制度转向，我们改革的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各领域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在改革的方向上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要有主张、有定力、有魄力；必须保持“志不改、道不变”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新”，通过破立并举的改革举措，积极构建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现实需要、回应人民关切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为全面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进行了战略擎画，强调要着力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制度在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硬核”作用。另一方面，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着力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愈加完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制度领域的顶层设计，全方位推进制度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愈加成熟。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制度建设目标，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以及“三步走”的制度构建战略，新时代我国制度建设的时间表和规划图逐步清晰。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强化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推动“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五、结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与势”“破与立”的统筹把握中生发演进。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需要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与发展的逻辑机理及内在规律，进一步激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效力和生命力。在接续推进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将持续以制度建设为重要抓手，锚定成熟定型、科学管用、系统高效的制度建构目标，秉持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细化、优化、实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聚焦改革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重点发力，以破解深层次障碍、强化制度间协同、推进一体化建设等环节为关键突破口，在完善体制机制、畅通制度运行、提升制度执行力中持续彰显、不断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势能。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李闯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独立自主探索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没收分配政策，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临时中央在根据地推行“左”的土地政策，严重冲击毛泽东探索的正确土地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纠正错误做法，适时调整土地政策。由独立自主的本体论、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和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所构成的知行体系是毛泽东成功探索出正确土地政策的哲学逻辑基础。【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调查研究；土地政策【作者简介】胡宗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浩，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独立自主探索出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但是，苏维埃革命后期，临时中央推行反“富农路线”和查田运动，使土地政策向激进方向发展，造成严重后果。长征结束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及时纠正错误，使土地政策重回正轨。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没收分配政策，是因为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本体论，以调查研究为方法论，以实事求是为认识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体系。一、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正确土地政策的独立自主探索土地革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没收土地、分配土地等具体政策，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经过独立自主曲折探索才最终形成的。（一）毛泽东对正确土地政策的独立自主探索毛泽东是最早开展土地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1928年1月，经毛泽东主持并修改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通过，政纲规定“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1928年3月至4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时，规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同年5月20日至22日，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1928年12月，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禁止土地买卖。1929年4月，毛泽东领导制定《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修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下旬，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通过了闽西《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1930年2月的“二七”会议否定了按照耕种能力和劳动力多少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雇农的做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自耕农的土地也要没收。3月，毛泽东指导制定的《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豪绅地主及祠堂、庙宇、会社的田地；自耕农的田地多余部分可以没收。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在乡居住且无他法谋生者，得酌量分与土地。分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6月，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中，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同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富农及公共土地，土地属公有，但同时也规定对地主和反革命家属酌情分配土地。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原则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而不是按劳动力分配，苏维埃向农民征收土地税。1931年2月，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各级政府贴出布告，明确农民所分得的土地归农民私有，生不补，死不退，可以租借买卖，田中出产归农民所有，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强调，土地一经分定，即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生的不补，死的不退。至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反复探索，中央革命根据地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且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政策，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具体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二）毛泽东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对焦点分歧的正确选择毛泽东对正确土地路线的独立自主探索并非一蹴而就的，既有一个自身认识和客观实践发展的过程，也面临着从共产国际、当时的中央到各革命根据地之间观念分歧和政策差异的影响。历史表明，由于决策建立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基础上，毛泽东对分歧和差异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其一，土地国有还是归农民私有？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土地国有化作为无产阶级土地政纲的基本要求。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各根据地大多提出没收土地后归苏维埃政府公有，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朝着土地为农民私有的方向努力。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实践，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各革命根据地已经普遍由分配土地给农民使用发展为规定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从“耕地农用”发展为“耕地农有”。在土地革命实践中，“耕者有其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不仅重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原则和保证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权利和自由的人民权利原则，还强调人民共和与人民共治的原则，高度重视人民民主主体的广泛性，重视全体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人民共治是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体现了人民民主作为价值追求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内在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主权、人民权利、人民共和、人民共治原则高度耦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既突出民主的价值原则，又重视民主的治理效能，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维度，认真梳理和总结毛泽东关于“人民共治”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毛泽东；人民民主；人民共和；人民共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者简介】宋俭，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党史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杨斐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奠基者和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开创者、领导者，他阐述的人民民主理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理论基石，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基于“天下为公”理念和人民共和原则，主张国家权力归全体人民共有，形成了较系统的人民共治思想。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的人民共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研究虽然丰富，但相关研究很少关注这一内容，本文试图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对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的这一重要思想作系统梳理和初步探讨。一、人民共和是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的基础毛泽东的“人民共治”思想是以人民共和为基础的，“共和”一词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是一种强调平等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其本义为“人民的公共事务”，主张国家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公有物，国家治理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人民共和是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的极具特色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的思想，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人民共和思想，明确赋予了“人民”以阶级和政治的内涵，一切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都不应在人民的范围之内，这与西方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具有革命性、进步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才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共和本质上是一个国体问题，对国体问题的认识是人民民主理论的基础性问题，毛泽东就是从阶级的维度来阐释国体的，他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毛泽东在阐述其国家学说时，较少使用“国民”的概念，主要是使用“人民”的概念。“共和国”是毛泽东对国家形式的一贯主张，从他青年时代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主张和基于地方自治理论而倡议的“湖南共和国”等政治改良方案中即可寻见较清晰的共和精神。如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以达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他断言这种民众的大联合“可以普及于世界”，还提出要开展“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的研究。这种“民众的大联合”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人民共和意蕴的政治共同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过多种国家主张，他用到的每一个国家名称的概念，都具有鲜明的人民共和色彩，由此反映出人民共和理念在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中，“人民”从来都不是一个单元的概念，而是一个多元共和的概念，这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是一以贯之的。青年时代，毛泽东在使用国民的概念时，就视其为一个“个体集合”的概念，认为“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他在读《伦理学》的批注中写道：“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毛泽东对人民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先后使用过多个具有多元共和的意蕴概念。毛泽东对“人民”这一范畴的内涵主要有两种阐释：一是以阶级来定义人民，认为人民是指“各革命阶级”（或“各民主阶级”）。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人民“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阐释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基石；二是从阶层、职业和社会群体来定义人民。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对人民的构成作了具体细致的区分，认为人民的范围包括“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虽然这两种定义对人民的内涵做了不同的概括，但都赋予了“人民”这一范畴多元共和的内涵。在毛泽东那里，“人民”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主要是一个阶级集合的范畴，具体是指四个革命阶级（或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毛泽东那里，人民就不再是一个阶级集合的概念，他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初即明确指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显然，在毛泽东的认知中，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民不再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毛泽东仍然倾向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仍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不只是指无产阶级，而是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思想是毛泽东人民民主学说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关于国体和政体的思想中。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义的文化》中，公开阐述了人民共和的建国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之后，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释了人民共和的思想：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他还特别谈到：“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毛泽东在第一次中明确谈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反对一党包办政府，他多次明确谈到，要“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1948年6月，根据毛泽东指示重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第一次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指出在现阶段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在同年9月召开的为新中国建国做准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问题，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毛泽东阐述的这些重要思想都充满着人民共和的精神：国体是几个民主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实现人民共和的主要载体；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人民共和的主要制度安排。各“民主阶级”的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在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协商和选举，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实现利益整合，达成共同意志。这种人民共和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建政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高度认同。人民共和原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全面体现，其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些规定都是对人民共和原则的具体运用。从新中国筹建的历史看，人民共和是得到各阶级、阶层、各界人民一致认同的重要建国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形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人民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共和仍然是共和国的立国之基，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二、人民共治是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征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的人民共治思想是以人民共和为基础的，人民共治是人民共和的应有之义。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没有使用过“国家治理”“人民共治”“治理”等现代概念，但在他阐述的人民民主理论中，具有丰富的“人民共治”的思想。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只是关注权力的归属，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也高度关注人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因而应当由人民共同来管理，只有人民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共治”是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一大突出特色。青年时代，毛泽东在参与湖南自治运动时，就提出“湖南人自决自治”的主张，并力倡“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毛泽东设想的“湖南共和国”，是按照人民自决自治的原则来建设的，采取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直接民主政体，实行“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全体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他认为政治不是特殊阶级参与的事情，“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民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泽东的“湖南人自决自治”的“湖南共和国”主张，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和民众自决自治的人民共治精神。从这些政治主张中可见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的发轫。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人民共和的精神，毛泽东认为国家治理不是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私事，而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应当由全体人民共同治理国家，这种人民共治的思想贯穿于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在每一历史时期，都能看到毛泽东对这一重要思想的阐发。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的主张，所谓革命民众合作统治，其本质就是人民共治。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开始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使广大工农大众能够直接参与政权的管理工作。毛泽东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提出：“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是苏维埃组织的基础，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广大民众的机关。”这些主张已具有“人民共治”的思想意蕴，并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体现。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民主建政的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较系统的人民共治思想。他指出：“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他认为，既然是“联合专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他一再强调“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是毛泽东对人民共治精神的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他在多种场合都用到这个说法，他认为，这是与孙中山主张的民权一致的。对于如何实现这种民权，毛泽东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而且，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毛泽东的认识里，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人民共治的主要制度安排，他强调“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所采取的“三三制”原则也体现了人民共治的思想，即“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毛泽东评价这种充分体现人民共治精神的“三三制”政权“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系统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时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共治的思想。在国体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应当由各民主阶级的人民大众自己管理国家、监督政府，反对某一个阶级或某一政治集团独占政权。他严厉批评了当时在党内存在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他还严肃指出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一则电讯的错误，该电讯中“有边区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但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这表明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党内开始出现忽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与人民共和、人民共治的精神是相抵触的，对于新中国建国大业是不利的，必须及时予以制止和拨正。在政体问题上，毛泽东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共治的主要制度平台。他认为“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来自45个单位的662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中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区域、各方面。“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和“全中国的人民大众”的代表共商国是、协商建国的形式本身就体现着人民共治的特征。特别是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充分体现了人民共治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出现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但他在这一时期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探索仍然取到了多方面的进展，特别是关于人民共治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不少弥足珍贵的重要论断。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初，毛泽东在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在党的八大开幕式的致辞中，毛泽东又提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是人民共治的重要形式。不仅如此，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人民群众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他指出，无论任何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要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思想。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所写的批语中，称鞍山钢铁厂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要求在全国工业战线加以推广。这一种企业的民主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人民共治思想在企业管理领域的延伸。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人民共治思想。综上所述，人民共治，是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极具特色的内容，体现着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的一大突出特色。三、毛泽东关于“人民共治”的思想是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宝贵思想资源探讨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的人民共治思想，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政治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理论的新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主权、人民共和、人民权利、人民共治原则高度耦合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主权原则体现国家权力的归属，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权利原则体现民主的本质，在人民民主制度下，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自由和权利；人民共和原则体现人民民主主体的广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和国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全体，是对“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传统民主理念的超越；“人民共治”原则体现国家治理主体的人民性、广泛性，全体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全体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突出了民主的治理功能，体现了人民民主作为价值追求与治理模式的内在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民主实践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人民共治”体现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的突出特色，即人民不仅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全体人民作为共和国的主人，还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托以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通过各种民主形式和渠道，参与从基层治理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广泛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治理，是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治理。只有全体人民能够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全过程、实现有效治理的民主才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也指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是全体人民能够依法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人民共治彰显着其突出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确定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习近平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实际上是将完善人民共治的制度机制作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推进路径。因此，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人民共治”的宝贵思想资源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立足这一出发点，本文在认真发掘耙梳相关文献的过程探赜索隐，对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关于人民共治的思想因子做了初步的整理与分析，概括而言，毛泽东阐述的重要理论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民共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阐述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和政体问题，还是阐述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毛泽东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一条根本政治原则，毛泽东主张的“人民共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治，其本质是广大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这是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的本质特征。二是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人民组织起来共同治理国家。毛泽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他将统一战线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和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他不仅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实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大团结，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真正成为人民共和的政权；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各民族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和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途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实现人民共治的政治保证和制度渠道。这是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人民共治的主要制度安排。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政体思想，他认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才能既保证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又保证最广大人民能够真正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他强调“只有基于真正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在他的认识里，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共治”的，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四是应当让人民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人民直接、全面、全过程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人民共治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民主不能只是徒有形式，民主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人民民主的真谛是人民当家作主，要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就不能仅仅只是承诺让人民享有权利和自由，还必须保证人民能够真正自己管理国家，能够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事务的管理。五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人民监督权是人民共治的重要内容，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是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也是人民直接参加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他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强调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重视人民监督是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六是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国家和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他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参与决策和决策实施的全过程，也是人民监督党和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人民共治”的重要路径。综前所述，毛泽东人民民主理论中关于人民共治的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些思想观点是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要重视对毛泽东人民共治思想的深入研究。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梁海璐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数字资本主义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它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向。数据和以数据为核心的平台冲击着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地位，改变着当代劳动的具体形态，生发成新的剥削和积累机制，维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数字资本主义引发传统认识论的式微，用相关性凌驾因果性，以中介性取代直接性，将所指僭越能指，继而把世界构造为虚拟的数字世界。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造成数字的异化，催生出数据原教旨主义以及数字拜物教，加剧了数字鸿沟，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它通过监视、控制等手段，加深对人们的意识形态统治。走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围城任重道远，这需要我们辩证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延续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精神，加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和科学指引。【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数字拜物教；数字化生存；非物质劳动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共同富裕”一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概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标识性术语。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阐释与运用，从理论渊源来看，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大同”理念的传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步实践；从发展脉络来看，经历了“平均分配”“同步富裕”“先富带后富”“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发展历程；从内涵嬗变来看，“物质富裕”“精神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成为不同时期凸显的概念意涵；从性质界定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等成为其概念属性的阶段定位。从概念史角度梳理“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生成与语义流变，呈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图景，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探索和追求的奋斗轨迹，可为当下更全面地理解和诠释“共同富裕”提供历史参考。【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作者简介】黄晓娟，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可见，“共同富裕”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标识性的重要术语，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概念化过程。当前，学界对共同富裕这一命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主要是从共同富裕的思想资源、理论内涵、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实现路径等层面探讨，但是从概念史视角考察“共同富裕”概念的源流考释、术语涵义、话语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仍显不足。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术语，“共同富裕”概念本身就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和意蕴。因此，从概念史角度梳理“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话语意蕴，既可呈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发展的演进历程，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探索和追求的奋斗轨迹，也可为当下更全面地理解和诠释“共同富裕”提供历史参考。一、“共同富裕”概念的源流考释“共同富裕”概念的源流考释既包括词源考释，也包括理论溯源。从词源上考释，主要是对“共同”和“富裕”两词进行说文解字，追溯“共同富裕”一词的基本语义内涵；从理论上溯源，主要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相关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图景等，厘清“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渊源。“共同富裕”是由“共同”和“富裕”组成的复合词。在中国古代汉语语境中，“共”字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共同占有或承受。如《说文解字》说：“共，同也。”二是作为副词，共同或一起之意。如《商君书·修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而“同”字主要有相同、共同、统一、赞同等意思。可见，“共同”一词亦有大家一起（做），属于大家的，共同具有、享有或承担之意。对“富裕”中的“富”字考释，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完备，多而全。如《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指的是广大无所不有的称之为大业。二是指财富、财物。《礼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三是使富足，富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用商君，富国强兵。”“裕”字主要有丰富、充足、使富足等内涵。如《国语·吴语》：“裕其众庶，其民殷众，以多甲兵。”《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裕其众庶”和“节用裕民”均表达了“使富足”“富裕”等含义，意思是让民众富裕起来，使民众富足。因此，从词源学角度对“共同富裕”一词的释义主要指的是大家共同占有财富或共同使用财物，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宽裕和富足。“共同富裕”概念的原初语义源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相关论述。“小康”概念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处的“小康”指的是安定、安康、安乐和富足，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对安稳祥和、生活富足的美好社会的憧憬和期盼。“大同”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崇高社会理想，最为典型的论述是出自《礼记·礼运》，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意即建设一个天下公有、和谐美好且至善的“大同”社会，表达了古人对“共同富裕”的最初愿景，成为后世国人理想社会中的典范和摹本。不管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理想，均含有共同富裕、经济发展和财产公有之意。此外，对“共同富裕”概念的追溯，还需回到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具体语境中，“天道均平”“共财”“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等可视为“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理解和表述。如《礼记·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意即将财富与民共享；《管子·霸言》提出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治国理政主张；唐末王仙芝、黄巢的“均平”等，都表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共同富裕思想和世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为“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近代中国社会里，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共同富裕”概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洪秀全受西方宗教所谓“平等”思想影响，企图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图景。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认为“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时人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基本上仍是在“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的思想图景中进行阐释，无论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表达了“无处不均匀”“一切平等”“平均分配”等“共同富裕”概念的初始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共同富裕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是“共同富裕”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富裕”概念内涵的阐述主要是从生产分配、公平正义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来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的崇高理想，即共产主义社会，极大拓宽了“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内涵。其一，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既是实现物质分配的基础，也是消除阶级差别的重要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关于俄国的社会问题里，指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批判俄国传统公社制中的无差别富裕和公社间缺乏联系的状态，认为“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此处用“相同”区别于“共同”，其实这也指出了“共同富裕”概念的共同价值指向，并非是相同的“富裕”或相同的“贫穷”，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其二，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并使之持续扩大的社会根源，要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公平正义”“永恒公平”论调，实质上只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分配利益的一种欺骗手段。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离开生产关系空谈“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错误观点，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用事物运动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分配方式，避免陷入“同步富裕”和“同时富裕”的误区。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中，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其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规律。对“共同富裕”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也应当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去寻找和规划。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阐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基础之上，将“共同富裕”纳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设计里，勾画了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在未来美好生活的社会里，“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并且“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诠释了“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内涵。概而言之，“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涉及到生产分配、所有制、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问题；“富裕”则是涉及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政治、人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为“共同富裕”概念奠定基本的理论基础。二、革命语境下的“共同富裕”概念：“土地平均分配”“大体上的平均”“人人富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的形成有一个思想认识和实践反思的过程，包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探讨、生产与分配关系的研究、对未来幸福生活的设想以及“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平均分配”等革命背景下的初步实践，促进“共同富裕”概念的孕育生成。在中国革命语境下，“共同富裕”概念既是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代表幸福生活的术语，又是作为分配方式的重要实践理念。虽然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尚未直接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始终秉持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致力于建设包括劳苦大众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社会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孕育着“共同富裕”概念的形成。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纪元》中批判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的幸福不能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而造成强者“优胜的地位”，表征了“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语境中的萌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和设想中初见端倪。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共同富裕”概念中的生产与分配问题有着较早的认识。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在《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中提出：“有生产才有分配，有生产的劳工才有分配的问题。”同年12月1日，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设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认为“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可见，李大钊关于生产方式的“公有”和分配方式的“公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中“共同富裕”概念的承继和表达，为“共同富裕”概念的形成奠定重要的语义基础。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概念。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批判古代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指出近代社会主义应从“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中去寻找，要“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借助“生产”“分配”两个概念，划清理想主义“均富论”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界限，使“共同富裕”概念摆脱传统的“均富”意义，开始有一套新的阐释方式。同年4月8日，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同时，“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其实，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均平”等社会主义分配论述，都是有别于“平均分配”，是在理论层面注重生产方法与分配方法并重的“共同富裕”。正如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即“人人富裕矣”。“最大的幸福”“人人富裕”等不同表述，其实质都蕴含了“共同富裕”概念的本质内涵。“共同富裕”概念在理论上既涉及到生产问题，也涉及到分配问题。但在革命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更为强调和凸显“共同富裕”概念实践中的分配意义，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既是革命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使然，同时也是人民的利益需要。其中，最为直接的实践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也是“共同富裕”概念在革命语境中的初步践行。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阐释了现时解决土地问题的三个重要意义：“使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保护革命”。因此，这一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分配”“平均土地”等话语和实践，赋予了“共同富裕”概念的革命意义和革命力量。1931年1月，《中央通告——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指出，“现在党应以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为中心口号来发动群众”。在革命时期，“平均分配”是有其重要的革命意义和政治意蕴的，不仅是为了巩固扩大中国革命力量，而且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切实改善底层人民的物质生活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而且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其实也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经济基础。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对于“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尤其对生产与分配关系的理解是有其准确性和历史性的。但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偏差，陷入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误区。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认为：“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现在“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揭示了“物质的分配”是要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并且透露了现时的“平均分配”“平等分配”是革命环境的需要，使“共同富裕”概念有了阶段性的特征。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背景下的“共同富裕”概念：“要富裕就要有工业”“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大为富、大为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重分配的单向维度到生产与分配并重的双向维度，并适时提出“工业化”“现代化”等经济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大家富裕起来”“走向富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朴实的“共同富裕”话语，并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概念。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新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1949年5月2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国家才能富强”。如何发展经济、走向富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实践难题。1950年刘少奇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指出：“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使中国人民“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电气化”等是“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也为“共同富裕”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一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劳动者都能够共同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幸福生活”，关键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紧接着，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再次强调“要富裕就要有工业”。虽然这一时期经常使用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等话语，其实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表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概念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范围之内，不断深化和夯实“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和现实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的阐释和运用还体现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上，并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概念。1953年7月2日，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中，认为只有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农民真正丰衣足食、大家富裕起来”。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深入推进，“大家富裕起来”“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等话语的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已然呼之欲出。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引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积极引导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1月6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党组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合作化道路，将逐步过渡到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用的是“大家富裕”而不是“共同富裕”的表述，这也说明了“共同富裕”概念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共同富裕”概念使用较多的是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中指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随后，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对“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做了初步界定，“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用“共同的富”“共同的强”来形容“共同富裕”，“强”字有强盛、强大、富足之意，使“共同富裕”概念超越了经济意义的物质富裕，亦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等层面的“共同富裕”。因此，“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话语也应运而生。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在参观陵园区玄武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太平村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鼓励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亦即走“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之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影响，毛泽东便很少再提“共同富裕”概念了。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于“共同富裕”的实践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分配形式上也过于简单划一，形成诸如“平均分配”“同步富裕”“平均主义”等教条式思想观念，造成了吃“大锅饭”“共产风”的社会状态，以致遗留了长期束缚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等问题。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共同富裕”概念：“先富带后富”“小康社会”“协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廓清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片面认识，在理性反思中逐步丰富和深化“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协调发展”等成为这一时期“共同富裕”概念的主要话语内涵。“先富带后富”话语的孕育过程是“共同富裕”概念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发生转变的过程。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批评了改革开放前过于简单追求物质上的“平均主义”，认为“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邓小平从“给予奖励”入手，打破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没有差别地“绝对平均”，主张“搞得好的要奖励”。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就隐含着“先富带后富”的思想萌芽，使“共同富裕”概念被重新定义或正名，同时也是共同富裕观念重塑的过程。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再次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等构成“共同富裕”概念的历时性话语，这既是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也有其重要的历史现实考量。正如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这段论述表明了人们对“共同富裕”概念理解的转变，反映了“完全平均”“同一时间”“同等速度”的“平均主义”观念被唾弃，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正确共同富裕观念，进一步厘清“共同富裕”概念内涵。在理性反思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概念的应有之义，也是“共同富裕”发展的必经阶段。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一文中指出：“到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此处的“小康”主要是指经济层面的“小康水平”。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对“小康”做了初步定义，“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并进一步强调“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合理阐释了现时段的“共同富裕”概念，既有“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即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又有“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即经济发展层面的“小康水平”“小康状态”“小康生活”。要进入“小康社会”，首先要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才能进入“比较富裕”的阶段。为了避免陷入“小康社会”误区，过度拔高其经济状态，邓小平多次解释“小康社会”的形态。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小康”“小康社会”等表述既是“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和呈现。正如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指出：“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不断丰富“共同富裕”概念内涵，使“共同富裕”概念逐渐走向具体化、实践化和清晰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推进，“共同富裕”概念的社会主义性质内涵不断强化和凸显。1988年和1990年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其做了重要的论述，分别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不断扩展和凸显社会主义性质，使“共同富裕”概念的政治特色明显加重。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共同富裕”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使用诸如“原则”“最大的优越性”“本质”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来指称，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属性。可见，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框架体系内，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一系列相关论述，极大地拓宽了“共同富裕”概念的丰富内涵，使之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形塑“共同富裕”概念，即在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同富裕、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等关系中理解和阐释。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说是鼓励“先富”与促进共富之间的关系，讲究“效率优先”就是鼓励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兼顾公平就是防止两极分化，发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优势，坚持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提出，要“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这“是符合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规律的”，进一步廓清了人们在“先富”带来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认识上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越来越成为“共同富裕”概念强调的政治意涵。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可见，从“先富带后富”到“协调发展”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人们对“共同富裕”观念的深化认识和普遍接受，也反映了“共同富裕”概念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变化发展。五、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的多重话语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共同富裕”概念在理论内涵层面主要包括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生态良好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全面进步等；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为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概念的塑造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幼稚到成熟，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建构“共同富裕”的多维话语。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强调要从制度建设方面保证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正义，对“公平正义”一词的意义进行了再塑造。这也意味着将“制度体系”“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赋予“共同富裕”概念的制度内涵和价值意蕴。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可见，“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话语和实践，是对“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共同”的进一步深化。此外，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的历史语境，即社会主要矛盾所显示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强调“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公平”“共享”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新表述，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阐释“共享发展”，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显然，新矛盾催生新任务，在过去“短缺经济”背景下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是要通过“先富”打破平均主义，着重解决的是“做大蛋糕”的问题；当前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更加突出“共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即要“分好蛋糕”。通过梳理“共同富裕”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同富裕”概念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点，一是生产富裕，即“做大蛋糕”；二是分配公平、共享发展，即“分好蛋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共同富裕方面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形成了“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阶段性的“共同富裕”概念话语。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长期奋斗，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时代共同富裕伟大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仅强调“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共同”，也增添了“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富裕”内容，是包括生态环境良好、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层面的“富裕”。2014年9月3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用“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来表达“共同富裕”概念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涵，实则也是从“共同富裕”概念本身的意义中演绎出来的。此外，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是高度统一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另一层面的意思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较之前扩大了很多，其隐含的“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意涵也逐渐兴起。2018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中，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不再只是指物质基础层面，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多维度的、全面的“共同富裕”，使“共同富裕”概念逐渐有了科学、丰富的内涵。如今，“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共同富裕”概念已成为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标识性概念，“共同富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六、结语“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发展，典型体现出政治实践对于概念术语的形塑作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方式理论的初步探索，在革命语境下强调和凸显“共同富裕”概念中的分配意义，以“打土豪，分田地”实践中的“平分土地”来动员群众革命，赋予“共同富裕”概念的革命意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背景下对“共同富裕”的初步实践，在“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语境中孕育“共同富裕”概念，促进“共同富裕”概念的正式提出，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平均主义”“共产风”“同步富裕”等错误观念盛行；到改革开放背景下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性阐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等成为“共同富裕”概念的主流话语，并且适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小康之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逐步深化；再到新时代“共同富裕”概念的多重话语意蕴，在实践上完成脱贫攻坚工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理论上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正义，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等，使“共同富裕”概念成为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层面的总体概念。当然，随着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共同富裕”概念内涵将继续丰富和发展。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侯江江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摘要】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下，全球存在大量的治理赤字，站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的十字路口，选择对抗还是合作、保护还是开放、脱钩还是联通、零和还是共赢，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依托于古丝绸之路各国交往经历，发展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符合全人类期待美好生活的价值共识，将助力化解全球治理分歧，对摆脱冷战对抗思维惯性、对冲保护主义政策、超越文明冲突和跳出零和博弈陷阱有重要价值引领作用。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始终坚守跨越时空的丝路精神，并将其应用于具体外交实践，为不断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关键词】全球治理；丝路精神；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简介】尹学朋，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四川党史党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内容的丝路精神能够为化解世界文明交往中的矛盾分歧提供思想引领，从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丝路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指出：“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2014年6月5日，习近平表明：“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再次强调，“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丝路精神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时代内涵，始终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并引领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精神支柱。（一）丝路精神是激发“古丝绸之路”活力的精神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最先以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贸易为主的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而伴随古丝绸之路交往实践产生的丝路精神，是东西方文明交往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当今国际社会将重新散发生机活力并影响着各国交往理念。古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仍在21世纪的今天充满生机活力，承载着人们探索世界、融入世界、拥抱世界的美好愿景，是各国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合作的精神指引，焕发起各国人民通力合作的意愿和信心。丝路精神作为意识层面上的价值理念，是历史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武器，其蕴含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先进理念是重新激发世界发展活力的精神动力，必将引领世界各国超越文明隔阂、冲突和优越，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和共存，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二）丝路精神是有丰富实践基础的思想体系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交流往来和当今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丝路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形成了拥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内在统一的思想体系。深化各国之间经济政治人文交流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营造和平合作的交往空间是践行丝路精神的首要前提和外在基础。开放包容是相对于封闭排他、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而言的积极发展态度，是丝路精神的重要内容，也为践行丝路精神提供了必要的内在保障。互学互鉴是全球化时代开展国际交往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治理持续发展的促进因素，为践行丝路精神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支撑。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是全人类的共同意愿，符合各国发展利益，践行丝路精神需要将各国之间互利共赢作为最终发展目标。（三）丝路精神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赋予了丝路精神全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征程。发展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平能够为发展提供战略空间。和平发展是“一带一路”能够在复杂国际局势下建设的首要前提，也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进一步扩大开放并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平台，以开放包容热情的姿态欢迎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快车，共同推进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丝路精神指引下的“一带一路”彰显出巨大的文明价值，“丝路文明”得以发扬光大并推动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四）丝路精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丝路精神的核心价值与实践创新，凸显了以合作共建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旨在寻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首先，丝路精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内在之源。以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内容的丝路精神所蕴含的“协和万邦”的价值信念、“以民为本”的仁爱情怀、“兼济天下”的开放胸襟、“自信包容”的文化气度、“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核心价值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次，丝路精神及其实践深化并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跨越时空的丝路精神实现了对古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承与升华；同时，其引领的“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也实现了在新的历史时代下的创新和发展。最后，丝路精神不断丰富与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秉持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促进着各国经济发展，还推动着国际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拓展成集经济命运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文化命运共同体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于一身的全方位共同体。二、全球治理的理念分歧和困境近年来，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奉行对抗、保护、脱钩、零和的政策，将本国利益奉为圭臬，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加剧了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主张加强全球合作、开放、联通、双赢，为应对全球危机和完善全球治理不断做出新的贡献。这使得当今世界各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主要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歧与困境。（一）对抗与合作的较量冷战结束后，多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以制衡和分立原则安排国内政党、行政、立法、央地关系。但在实践过程中，这种体制以残酷的“丛林法则”为价值导向，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式制度体系，并总体表现为政党之间逐利竞争、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相互否决、利益政治集团相互排挤等，其中党派恶斗成为西方之乱的“病原体”。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具有对抗式和否决式特点，延展到全球治理议题中便无法提供确定连贯的承诺、行动和支持，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这些国家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对于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但需各国承担相应责任的议题避而远之，甚至保持对抗态度，使得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协同性大打折扣。以对立对抗为基调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在侵蚀着各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基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由于对抗思维和价值分歧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面临诸多困境，旧世界格局下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风云变幻的世界发展新格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亟需深度转型。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期待构建一个平等合作、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以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危机，更加注重和平合作，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一贯主张“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为应对全球性治理危机，中国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宗旨的基础上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通过加强国家多方合作来激发地区经济活力，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并获得爱好和平的国家积极响应，为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推动地区新型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二）保护与开放的竞争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新机遇，并给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仍有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无法公平享受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转嫁国内危机以推卸责任，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干扰和阻碍正常经贸往来。例如，美国打着“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口号，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等。为了捍卫世界霸权地位，美国联合其盟友高举制裁大棒，大行封闭保护主义，以关键技术为靶向实施各种贸易保护，以强权为工具破坏全球多边合作机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加大开放步伐，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中国逆势前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开放发展理念引领下携手各国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中国同相关国家一道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发展过程中虚心吸收各国文明成果并为我所用，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三）脱钩与联通的分化自新航路开辟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联系日益紧密，世界越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联合体，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之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以“重振制造业”为由调整了全球产业链布局，支持和引导跨国企业回流本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速了“脱钩”进程，通过制定一系列对外措施以减少本国各领域与他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并将其引入涉及中美关系的讨论之中，提出了‘有意图脱钩’（conscious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习近平治权理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习近平治权理论，不仅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权力为人民所用、权力运行结果令人民满意的权力设定目标的规范以及党的领导、依法治权、体系性优化的权力运行规范，还特别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担当起有权必有责、打铁自身硬的责任，并致力于通过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抓住“关键少数”这三条路径实现治权上的自我革命。作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观点前瞻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丰富了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范式，有力指引了中国治权制度体系的完善、促进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实践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治权；规范权力；自我革命；监督制约【作者简介】李新廷，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代政治发展中，关于约束权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近年来，随着治理话语的传播，约束权力领域开始兴起了“治权”这一概念，并逐渐与法治、政权、主权等概念结合起来使用。法学界与政治学界共同对这一概念及其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治权在传统的法学与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当中并不存在，法学中与之相关的是主权及其延伸出来的管辖权概念，而政治学中则更多使用统治、治理等概念。孙中山较早对治权这一概念进行解释，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大权可分为政权与治权：前者即民权，要完全交到人民手里，并由人民直接管理国事；后者即政府权，要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并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的事务。政治的“治”指的就是治权，也即管理众人之事以及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五权划分也属于治权的内容。这奠定了治权实施治理、统治的内涵。中英香港谈判中出现的“治权”概念并不完全与政权相对，而是形成了与“主权”相对的管辖权的概念。这虽与孙中山的治权解释并不完全对应，但也内含着管理、统治的含义。而关于治权的另一种解释即依法治权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而兴起，这种解释认为依法治权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将其归之为“如何规范制约权力的问题”。这一解释因其侧重于对权力进行治理而逐渐成为主流，并不断强调依法有效监督权力、实现权力的有效净化、规范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异化。虽然治理权力尤其是强调制约与监督权力重要性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但在设定与配置权力、规范权力运行、建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等模式化的系统总结方面，却存在着理论争议。不同于已有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等西方学说，我国在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与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治权的相关理论探索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权论，并在实践路径上逐渐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与前苏联的中国特色治权之路。中国特色的治权理论与实践虽在一般意义上也强调监督制约权力、规范权力运行、实现依法治权，但又不同于已有的以法律制约权力和分权制衡实践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权力监督制约的新模式，即以党规党纪监督制约权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党内法规规范体系进行权力的治理与规范，并有着独特的党内法规监督实施机制和责任承担方式。陈国权等提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功能性分权”的“新三权论”，景跃进进一步将其总结为“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模式。随着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正式提出以来，学术界开始推进依法治权的相关研究，将治权理论与实践置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当中加以解读，进一步丰富了治权的内涵。但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治权理论的解读主要聚焦于权力监督、法治监督、反腐败、依宪治国等方面的要义，缺乏对习近平治权理论核心内涵的阐释。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不难发现其不仅关注依法规范权力设定的目标与权力的运行，还特别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善于发挥自我革命的优势，强调有权必有责、打铁自身硬的责任担当，是治权理论的新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规范权力与自我革命两个维度来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并挖掘其蕴含的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引的价值意义。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规范权力蕴意治理权力的核心要义在于规范权力。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治权，既要科学规范的配置权力、设定权力，又要有效保障权力的规范运行，还要制约和监督权力以防止其滥用。习近平有关治权的一系列相关论述的规范性皆建立于对权力设定与运行的法治思维与系统思维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底色。（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的目标规范治理权力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这首先体现在目标的规范性上。治权的第一步在于设定好权力的目标规范，这不仅要规定把权力关进制度、法治的笼子里的首要目标，也要明晰设定治权的最终目标何在。首先，治权的首要目标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法治的笼子里。把权力关进制度、法治的笼子里是习近平在治权实践中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首要目标。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会议的相关讲话中，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反腐败斗争的目标指向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就是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这一目标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理论与时代背景，它一方面源自制度之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本质以及对域外权力制约监督的镜鉴，另一方面也与执政党所面临着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权力行使不规范、权力边界不确定带来的腐败问题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治权的制度建设，并着重于通过依法治国来应对各种挑战。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推进依法治国才能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并服务于治权的最终目标。其次，治权的最终目标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权力为人民所用、权力运行结果令人民满意。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这必然要求权力为人民所用。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资产阶级权力观的根本区别。”习近平在发扬马克思主义权力权的基本要求、继承前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权力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权力的设定及其治理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坚持法治与权力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权力设定的人民性意味着权力必须时刻接受人民的监督，确保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这种设定不止于科学配置权力和优化权力运行，还需在权力规范和有效的运行中实现良治，达成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治理愿景。习近平治权理论的这一基本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目标相一致，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立场与治理目标导向。（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的运行规范设定权力目标是治权的前提，规范权力运行是治权的重点。在探索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过程中，习近平治权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权力运行的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一是权力运行的政治规范，即党的领导。权力运行既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又依赖于对权威的服从。只凭权力无法形成稳定的政治统治关系，政治统治中的权力因素需要权威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宪法序言对党的领导地位作出了明确规定，承认并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地位与正当性，也明确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政治使命。这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性及其对权力运行的政治规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治权的自我规训、自我监督来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力和执政水平。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及大力开展“维护中央权威、保障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的政治监督，都使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当中得到进一步贯彻，权力运行的政治规范与政治原则更加凸显。二是权力运行的法律规范，即依法治权。法治是防止权力滥用、限制权力越界、提防权力异化的主要方式。法治的核心在于依法治权，而依法治权的要义在于通过法律规范明确权力的法律边界与行使权力的法治轨道。习近平治权理论不仅强调坚持法治、反对人治，还强调对宪法法律保持敬畏之心；明确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前提下，也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要求完善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习近平治权理论以法治思想为依遵，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保障了党在全面领导中依法治权的法律规范。三是权力运行的制度规范，即系统优化。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纪委首先经历多轮改革后实现了“加减法”式的优化与配置；随后习近平又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深化，系统优化了机构与部门、权力与职责、权力运行关系与流程。有学者就指出这次改革推动了有利于总体责任落实的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新型政治关系和制度形态的发展。新时代权力运行的制度规范得以进一步明确：一方面如习近平所强调“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形成了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科学的决策是权力运行的基本前提、坚决的执行是权力运行的重要法宝、有力的监督是权力运行的根本保障，三者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进而形成有机整体。（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规范权力的思维特征从习近平有关治权的系列论述中，可以发现，习近平在强调约束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以及进行反腐败建设时尤为强调法治思维与系统思维。一是法治思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厉行法治，而“在现代法治中，权力是种需要严格带着‘紧箍咒’，并与责任绑控在一起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事实。”权力并非没有边界，给权力戴上法律的“紧箍咒”才能够合理设定权力的目标、规范权力的运行，进而防范权力的滥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权的一系列制度探索与实践，都渗透着法治思维。习近平在治权的不同场合中一直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什么是法治思维？习近平指出其重要内涵在于“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意味着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必须遵循法律规范至上的原则。不仅如此，权力的配置与运行也要遵循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与制度规范，这也是习近平尤为强调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原因。二是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具有系统性，国家治理更具系统性。国家治理中的治理权力也要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来实现权力设定目标的人民性、权力运行规范的科学性等问题。习近平治权理论从内外两个方面体现了系统性思维。从内部层面而言，治权涉及了不同的权力主体、监督制约方式以及相应的规范与制度设计。理顺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优化权力制约监督的制度关系，必须善于运用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以权力监督为例，我们党创新性地提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概念，对之前分散化的监督方式进行了“一元多体”、系统协同式整合、优化和融贯，体现了系统性思维的运用。从外部层面而言，治权还必须与外在环境尤其是国家治理大系统相协同。这也意味着治权并非自足，还必须服务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以及国家治理。以权力运行机制为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推进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其贯穿于所有的公权力机构当中，其目的不仅仅局限于权力内部的优化运行，也关注权力运行后的系统性外溢效应，即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央重大决策战略的贯彻落实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自我革命意涵作为一个“主要依靠自我力量推进党的建设”，“具有强烈的主体自觉、主体自信、主体自为”的“内力塑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视为“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并在党的二十大上将其总结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尤为关注治权，针对腐败与权力的不规范勇于自我革命，做到了“打铁自身硬”“有权必有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责任担当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就要承担责任，滥用权力就要进行追责。这也与现代政治即责任政治的逻辑理路相一致。习近平治权理论系统回答了权力责任的自我担当与使命担当这两个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重大问题。一是权力责任的自我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领导党同时又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所进行的系统性腐败治理，面临着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实现权力问责的自我规训难题。解答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习近平指出：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要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我革命的关键在于实现自我规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而其所使用的“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等表述以及现实实践中一系列规范、制约、问责权力的制度举措与政德要求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自我规训的决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习近平治权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即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概括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这也是习近平治权理论致力于实现权力问责、自我担当的重要体现。二是权力责任的使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修订《党章》、出台并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责任政治道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及其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并据此规范权力运行、约束权力行使、承担用权责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对此作了深入论述，即“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强化权力制约。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习近平强调权责对等、权责一致，实现权力问责、政治问责，一方面遵循权力运行与责任政治的治党管党与政治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对人民、民族、国家、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尤其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责任使命。有学者据此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权力形态总结为“使命—责任体制”新型政治形态。（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治权自我革命的具体路径如何有效地约束权力是治权的关键，也是难点。在中国特色治权之路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尤为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抓住“关键少数”这三条权力约束的核心路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集中体现。一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它既能进行正确的集中又能广泛发扬民主，还体现在它能实现权力的有效约束。只有正确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培育和践行良好的民主氛围、保障民主权利、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进而强化党内监督和权力约束。而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实现重大事项决策的先民主后集中的共识达成，能防止个人专断、规范权力边界，进而有效约束权力行使。因而，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保障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更是确保权力得到有效约束的重要路径。二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优化了各种监督方式，形成了党的全面领导下执纪、执法、司法等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反腐败制度体系。然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把机构职责调整优化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机统一起来。”这一协同优化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集成性创新体现出来，但进一步有效约束权力，仍需继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并探索各类监督方式的融贯。其中，纪检监察体制经过改革重塑后成为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主干，发挥了沟通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制度的核心作用，使整个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具有了结构上的融合衔接特性。其中，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最具主导性，只有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带动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其他监督方式与制度，才能形成强劲的监督合力。三是抓“关键少数”。作为各级党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核心，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权力意识、法治思维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依法治国与治权过程中的重点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相关统计数据与典型案例都说明了对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仍存在薄弱环节。为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场合不断强调抓住领导干部尤其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重点完善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还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与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涵养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要求领导干部讲政德、要自律，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守住权力的道德底线。为此，党中央还专门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完善了相关的具体制度措施。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价值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系统回答了治理权力的规范性问题，体现了作为执政党与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权力自我约束时善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治权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与治权实践精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权力观，在新时代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与治权制度探索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明确、清晰的中国式治权理论话语与思想表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一是丰富了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范式。习近平治权理论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背景下，系统回答了集中型权力体制下如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进行治权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权力体制的类型划分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分散型权力体制和集中型权力体制，前者以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体制为典型代表，后者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制为典型代表；前者在权力制约监督模式上形成了分权制衡的理论范式，而后者在探索权力制约监督模式时强调不能照抄照搬三权分立模式。因此，集中型权力体制下探索治权实践、建构新型的权力制约监督模式并总结其理论范式，其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创新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与时俱进，不断型构新的理论形态，而习近平治权理论正是其典型表现。这一理论形态之新在于它不仅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法治的笼子里，而且坚持权力目标设定的人民立场与法治思维；它主张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同时，特别强调党的使命责任担当以及自我规训与自我革命的责任权力观；它在具体的制度规范上形成了系统优化的监督与制约体系，在权力结构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的整合、科学化的配置，在权力运行方面强调不同权力关系、监督方式的协同与融贯；它在统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三者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治权理论不仅丰富了监督与权力运行机制的理论，还在不断形塑新的解释空间。在监督理论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具体体现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方面。这一监督体系是对已有的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形式的整合、贯融和优化，致力于充分运用法治手段、降低权力监督的成本、解决自我监督的难题；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习近平治权理论通过法律规范设定权力目标，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确立了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规程。这是我们党在科学推进权力运行机制方面的经验总结，是新的运行机制。二者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在理论层面上也亟需新的话语解释。二是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与前瞻性。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严密性体现在治权内容的全面性及其各要素衔接的逻辑严谨性上；其前瞻性体现为在集中型权力体制下探索并推进了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在监督体系与权力运行机制上形成了新表述、新观点、新思想。就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而言，习近平治权理论实现了从反腐败斗争到制度建设、从制度目标到体系建设、从权力结构到权力运行、从分散的监督方式到集成的监督体系等全方位的创新。在范围上既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覆盖，又重点关注一把手；在具体内容上涉及党的全面领导、反腐败立法、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力运行机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等方方面面。它既强调腐败治理，又关注制度建设；既确立权力设定的目标，又协同具体的监督方式；既进行权力运行规范的设置，又推进权力约束路径的实施；既强调权力行使，又强调责任担当；既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等等。故而，习近平治权理论既回答了为什么要治权、怎么治权的问题，又探索了建设什么样的治权体系的问题，在已有的制约监督体制机制基础上实现了各要素的优化整合，围绕着规范权力与自我革命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就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治权观与相应的体制机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优化，并在集中型的权力体制属性前提下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治权之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运行机制。这一道路与体系的探索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渐明晰，并在监督体系与权力运行机制上开始形成新表述、新观点、新思想。尤其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这一新表述，立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优化整合，通过党和国家纪检机关合署办公的模式整合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实现了监督模式与体系机制的创新，既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又形成了监督合力，增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与治理效能；而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这一新表述，理顺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关系，使之既有分工配合又能相互制约，并形成有机整体，保障了权力的高效、规范运行。（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实践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形成立足于新时代以来的治权实践，其系统性的理论思想反过来又有助于指导现实的治权实践。作为最新理论创新，不论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完善与国家治理，还是微观层面的监督实践与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治权理论都是其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于宏观层面而言，习近平治权理论系统回答了如何规范设置权力目标、怎样有效约束权力、如何承担权力行使的责任，尤其是深入回答了建构什么样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体系的问题，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引领作用。就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维度而言，它有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有助于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维度而言，它有助于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制度建设，有利于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的具体落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的能力；就监督体系与权力运行机制等维度而言，它为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提供了新的实践道路与探索方向，并正以其理论的前瞻性、制度的创新性开辟一条权力制约监督的新路，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找寻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于微观层面而言，习近平治权理论具体指引并促进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深化、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法治政府建设等相关实践活动。就反腐败斗争维度而言，习近平治权理论从理论与制度体系的高度指明了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强调通过制度体系建设深化并巩固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成果；就党的全面领导、监督体系的完善等维度而言，习近平治权理论指引了当下与未来政治监督的具体实施，强调以政治监督为主线统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综合运用四种监督方式，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协同其他监督方式，协调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就法治政府建设维度而言，习近平治权理论具体指明了行政权力的界限与权责清单，推动了相关的立法实践，推进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解决了制约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灯下黑”等突出问题。四、结语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而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与核心观点，习近平治权理论是阐释与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支点。习近平治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治权思想高度契合，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权、治权必从严的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对依法治权的基本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对治权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系统回答了规范权力与实现自我革命等治权的核心问题，体现了法治思维与系统思维，丰富了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指明了方向。它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健全权力规范、运行、约束与问责的各项制度、推进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实践创新，增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与治理效能，有助于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梁海璐

点击蓝色关注我们【摘要】时间是马克思建构庞大社会理论的重要潜在线索。区别于繁杂的社会时间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其围绕“自由时间”的论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社会不平等本质，这些认识对于解释当代人普遍遭遇的时间占用、时间消费、时间失序等现实困境仍具启示意义。“打工人”话语的流行反应了时间困境中泛在的阶级意识和社会认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破解当代人的时间困境，实现从自由时间向时间自由的解放，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理论探索与现实问题思考。【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社会不平等；自由时间；时间自由【作者简介】王阳，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许皖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一、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时间性审视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构建其理论大厦的筋骨，贯穿于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的始末。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注意到时间概念蕴藏的丰富理论价值。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专门设有一章来讨论时间，提出了时间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形体化反应的观点，进而把时间、感性和现象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虽然在马克思后来的理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关于时间问题的专门论述，但时间作为一个潜在线索始终蕴藏在其理论展述中。马克思对时间的重视“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过去的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界划开来，也使他的视野真正地超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牢笼的本质所在”。在《资本论》中，时间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概念工具，这里的时间与早期哲学层面的时间内涵已有了某种区别，这时马克思关于时间的论述已经转换到以政治经济学为语境的物化时间上来。时间成了衡量社会劳动的度量，而不只是人的感性形式。在此，时间的物理特性和心理特性在实践中取得了统一，从而发展出“劳动时间”“自由时间”“闲暇时间”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时间并不是历史之外的存在，而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延展。“历史”一词不能被曲解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时间，而是感性的、能动的时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性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存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问题，对于我们梳理当下繁杂的时间社会理论，重塑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代社会现象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时间的社会特征为认识人类行为提供了全新视角。在马克思之后，学者们充分重视时间所蕴含的丰富理论价值。学者们更加明确地区分了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不同，并细致地区分物理时间、社会时间、心理时间等概念。在具体研究中，涂尔干将时间和社会事实相结合，明确了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涂尔干指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同时这种制度也会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涂尔干研究的实际是建立在“时间历法”等独特时间点上的社会制度而非时间本身，强调“年月日时分秒”等不仅是一种物理度量的划分，还是一种制度，会对人的行为产生结构性影响。挖掘这些结构性力量，就成了时间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些研究一类是建立在时间流变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理论，把社会看作特定历史（时间）条件下的结果。如社会转型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等。另一类可概括为关于“时间秩序”的研究，关注社会行动的时间序列，构成了时间的社会形式。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时间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时间政治学的研究脉络。这些研究已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对于当代社会的具体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既有的时间理论要么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讨论玄妙的时间哲学，要么是对与时间相关的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那些与时间相关联的社会事实，关于时间概念的使用相当随意。这与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已经相去甚远，有些研究已经脱离了客观时间的唯物性特征，也脱离了主观时间的历史辩证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实际上，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关于时间的深刻论述并不过时，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为解释当下一系列社会新现象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时间性议题可以概括为宏观和微观两重意蕴：在宏观层面，马克思是时间政治学的集大成者，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使时间成为了证成社会历史的尺度。在微观层面，时间被视作为衡量商品价值，标志人之解放的尺度。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以量化的劳动时间为度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为可比较的交换价值，而货币就是其表达的形式。作为一种死的无差别的劳动时间，物化劳动时间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通约性的坐标。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征，区分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内涵。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由时间”内工人才能真正超越必需和外在目的的制约，把时间占为己有，成为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主体。在自由时间概念基础上，马克思又将其区分为“一般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用以说明工人阶级自由时间的消极状态。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时间的认识与其社会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特征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时间观以批判性特质，其本质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其时间概念更多在工厂化的“标准时间”层面，但对于以“弹性时间”“碎片化时间”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西方左翼学者当中，许多学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时间观，演化出具有启发性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例如，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加速资本周转的流通以增加获利。吉登斯提出了“时间的虚化”问题，说明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卡斯特尔提出了“无时间的时间”概念，说明在现代信息化的网络社会，社会序列秩序正在变得混乱，社会生活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不连续性与韵律的解构。罗萨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并指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时间与空间去同步化的“加速”，而且由于速率的差异，人类的日常生活与世界的运行出现了脱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科恩探讨了时间在行使权力中的作用，把时间直接置于政治进程的核心位置，将其作为具有政治价值的主要因素。可见，在中西方两种世界中，马克思的时间观均不过时。马克思通过将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对立，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间观念：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问题正是从这种时间的维度上展示出了可能性。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虽然未预料到自由时间的异化，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论，对于解释和改进当代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意义。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飞速发展的当下，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隐蔽。“996”“穷忙族”等社会流行现象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体状态，也反应了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困境。本研究将沿着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讨论，开发一个关于时间不平等的概念工具，在经验材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对话，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的批判性认识的发展。二、时间都去哪儿了：社会不平等的时间映射（一）自由时间与不平等问题对自由时间的阐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核心内容。要理解自由时间，必须先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时间概念。所谓劳动时间有两种类型，即作为对象化劳动存在的“物化的劳动时间”和与之相对应的作为活劳动存在的“主体的劳动时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建立在对物化劳动的批判之上，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就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在空间延展的历史，资本逻辑就是以全面的物化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一切的逻辑。而作为活劳动存在的“主体的劳动时间”，是一种“作为对象化价值的价值非存在，是价值的观念存在；它是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作为活动是价值创造。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马克思将这种主体劳动作为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认为只有当异化的、可计算的物化劳动时间被主体性的劳动时间所替代，并被人类所支配时，人类的自由王国才会真正来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自由时间的获得不可能随心所欲。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时间分配是不平等的，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主体性劳动时间同资本家手中的物化劳动时间相交换，工人得到货币，而资本家则获得了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沿着“自由时间”的产生和分配这条线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础，劳动时间对于交换价值具有决定性意义。资本家为获取更高的交换价值，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劳动，并且为其他社会成员自由时间的产生创造条件。“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方面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建立在具有本体论的时间尺度之上，认为时间权力的争夺是影射劳资双方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时间背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马克思以自由时间想象为基础，勾画出未来社会的形态，即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延长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成员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仅包括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时间，还包括自由探索时的非强制性劳动时间。这些时间都是积极创造、可以自我支配的时间，“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实践。然而，受时空环境的限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是高度抽象的。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自由时间确实增加了，但这些自由时间在性质上却并未呈现出“积极性”的一面；相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更深地隐藏于时间之后，构成了自由时间的新异化。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展现出一些新特征。生产力高度发达，特别是当代互联网经济、智能社会的兴起，“机器换人”以及劳动时空场域的分离，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劳动的形式，从而更多地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享受时间。劳动者获得了大量的非劳动时间，且不必要用这些自由时间去交换货币。然而，就主体感受上来讲，当代社会的闲暇时间并未展现出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时间的幸福；相反，时间的荒废与焦虑正成为现代人的“背景乐”，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不是自由的临近，而是自由的新焦虑。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国内学者区分了从事积极活动的自由时间和“随意消闲、无所事事”的闲暇时间，以此来解释自由时间概念的内在张力。但这些研究并未说明自由时间“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层面出发去揭示闲暇时间的本质。而在这样一种看似自由的时间样态下，实际上深刻隐藏着社会的不平等。事实上，当代社会大量闲暇时间和自由时间的产生并没有彻底摆脱不平等的社会控制，相反随着市场经济与个体化趋势的加深，劳动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劳资不平等正在转向更为隐蔽的、多元的形态，且自由时间下不自由的生活状态已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映射。（二）时间不平等的社会表现第一，时间占用。与资本主义早期劳资双方围绕劳动时间进行的争夺不同，在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严格的劳动分工和时间控制被解除，劳动者拥有高度自主的控制权，从而能够灵活应对劳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状况和顾客动态，进而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这种劳动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物化劳动时间”和“主体劳动时间”的边界，创造了一种脱离机器的、创造性劳动的新形态。人们可以更便捷地从事生产活动，并为“弹性工作”时间创造可能。随着互联网以及智能时代的到来，时间和空间的去同步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转变，物化劳动时间与主体劳动时间，以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边界都变得愈加模糊。这种转变更好地适应了个体化时代劳动者自主意识增强而带来的对时间自由的强烈诉求。然而，享有灵活的劳动时间并不意味着资本主动出让了劳动时间的控制权；相反，资本以赋予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性的方式换取了劳动者的“甘愿”。但甘愿不等于满意，灵活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不平等的时间控制权让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大量模糊地占用。比如，在权力不对等的背景下，劳动者可能无法拒绝来自上级随时随地的指令，特别是在微信等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主体时间在不平等的占用中已然支离破碎。同时，劳动主体的自主性幻象使其很容易陷入布若威所描述的“赶工游戏”中而不自知，让劳动时间进一步延长。第二，时间消费。与工业化时代广大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自由时间”不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机器换人”成为一种趋势，劳动者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非劳动时间。然而，正如马克思对自由时间中“一般性消遣活动”和“较高级活动”的区分，劳动者主体自由时间的支配实际是分化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福特主义之后，“让工人消费得起商品”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压榨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殖民”转变成为一种新趋势。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提高生产率是为了“节约时间”获取更多剩余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逻辑强调的则是消费得掉才有新的生产。西方左翼学者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不是闲暇时间”，他将“闲暇时间”理解为一种不平等的强制时间，说明了自由时间的内在张力。大卫·哈维认为，当资本过度积累后，必须要通过消费才能修复资本的循环机制，因此，一定要开辟专门供人消费商品的时间。德波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应分为劳动的与非劳动的部分，前者是商品生产时间，即不可逆时间的抽象化，后者以消费时间的补充形式存在着，是商品生产时间的副产品，是作为异化消费的“景观时间”，如“金色海滩旅游周”“黄金度假周”等等。总结而言，当代社会的劳动者虽然获得了大量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但这些时间仍然是被资本占用的。例如，现代社会的网络游戏、娱乐平台等，很大程度上已经主导了我们的闲暇时间。此外，资本派生组织通过信用机制、金融机制等实现了“时间转移”，从而强化了时间消费机制并更隐蔽地推动了资本循环的修复。第三，时间失序。在马克思的时间哲学里，时间本质是主体的实践感受。“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就如同时间变量在量子物理层面没有确切的意义一样，如果脱离了具有感性知觉的主体，那么时间的重要性就无从谈起。所以时间在一定意义上与人对生命的感知是分不开的，对生命时序的认知塑造了人的时间感，这也是生命历程理论立论的基础。与传统静态社会人们复刻自然循环时间观念以及不可预知的生命历程不同，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进入了不可逆的进程，并且人的生命也成为了可以被规划的形态。这种关于生命的单向度认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压缩的时空共同塑造了一种难以抗拒的时间秩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然而这样的时间结构并不是平等的共识，而是建立在资本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高度紧张的时间结构。因而，自由时间所带来的自主性幻象让我们饱受苦恼，因为我们不得不在紧张的时间结构中来规划自己的生命，并产生生命历程的混乱。例如，笔者在以往研究中指出，当下职业女性不得不面临现代社会“生命时间表”的加速与拖拽，其与传统社会时间表会产生结构性冲突，并造成主体生命历程的多重时间纠缠。表现在现实社会中，不仅体现为婚姻时间推迟的时间焦虑，而且还容易产生“催婚”等影响幸福感的代际冲突。这些例子只是现代社会时间失序的冰山一角，在不平等且紧张的时间结构下，我们的时间感知变得混乱且无奈，这或许也是人生“躺平”的根源之一。三、我们都是打工人：时间困境与社会认同时间成为前台，而资本隐居其后，已成为当代社会运行的潜在特征。自由时间支配权的争夺正成为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事件。时间的占用、消费及生命历程的失序也在主观世界决定着人们的认知，进而在实践中影响历史的轨迹。要揭示这一过程就要回归马克思另一个重要理论，即阶级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尽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已成为社会分析的一种基本范式，并对于当代许多新社会现象的分析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即基于生产资料归属关系的阶级归属、阶级成员利益一致的自觉意识、阶级成员间的普遍联系和组织化。在马克思的时代，激烈的劳资冲突和经济利益的分化让阶级差异变得显著，但在当代社会，社会的分化与归属已然超越经济决定论，呈现出更多元和隐蔽的特征。时间就是影响社会归属和实际感受的重要变量，在一个自发运转的社会系统中，我们都可能沦为时间的奴役，从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阶级归属与社会认同。虽然这里沿用阶级概念并不准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马克思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来呈现当代社会的时间困境与社会认同。（一）时间统治：自由困境下的社会归属“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论断，这里的“抽象”是指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它表征着个人从属于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普遍交换和社会生产的统治形式，而完成这种抽象统治的关键正是时间。不断延长的劳动时间形成了最直接的人身支配，使得个人意志在抽象的时间统治中显得微不足道。在机器大生产的时代，无论是“皮鞭”之下的强迫劳动，还是通过流水线的科学管理来实现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抑或是通过“制造同意”来实现劳动者身心的妥协，对于劳动者生产时间的统治都是社会支配的主要方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这个时代支配权力的归属，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笔下的阶级归属。在当代社会，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弹性工作”制的出现让劳动者从固定的生产模式下解脱出来，但这并不代表时间统治的资本逻辑发生了变化。有研究者就指出，当前大量平台经济中，虽然工作环境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物理空间，劳动者逃离了流水线上工头们无时无刻不在的监视，但在“责任自治”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双重控制下，劳动者反而处于更加严密而精细的监控体系之下。那些因为向往自由而选择弹性工作时间的人，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虚假的自由。而且弹性工作制下的待命时间也因为工作任务的“时间占用”而变得碎片化，甚至都难以称得上“闲暇时间”。那么，对于那些从事“较高级活动”的工作者而言是否更好一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劳动脱离了空间的限制，被占用的劳动过程变得越来越抽象化，“时间占用”更加频繁；同时由于时间消费的普遍化，人们在时间上的消费，如玩游戏、看电影等活动无不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大量“闲暇时间”呈现出“虚假自由”的特征。事实上，资本在消费活动中通过文化的建构、人们生活习惯的培养，把消费者烘托为“上帝”，其本质不过是资本逻辑对人们的变相控制。可以说，基于消费的时间统治正是资本在消费领域施展统治的时间体现，是资本通过时间控制从而服务于自身增殖逻辑的外在表征。总之，对自由时间支配权的控制已经成为时间统治的主要内容，反应了当代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资本逻辑精细化、数字化的过程。对于自由时间的掌控与支配已经构成了社会归属的区分标准，它与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人格化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新的社会归属。真正拥有时间控制权的群体仍是资本的所有者，但资本的所有者在获得时间支配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被控制的角色，最终在时间控制与被控制的过程中统统沦为时间的奴隶。（二）“打工人”话语：新劳动者的意识自觉阶级自觉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且已在理论层面形成了广泛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阶级意识的觉醒是无产阶级从“自在”状态转换为“自为”状态的关键，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逐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觉醒过程。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厂中分裂的社会结构不同，二十世纪末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劳动群体内部职业分工越来越复杂，大量商业、管理和技术岗位从业者持续增加，“工人阶级”内部呈现出巨大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缺乏生产资料而靠劳动换取工资生存的境地。“工人阶级”的理论话语在事实上逐渐淡化并处于被不断塑造的过程。如米尔斯等人提出“新工人阶级”概念以囊括经理、销售和服务人员、掌握专业技术的工人、办公室职员等。一些新兴经济业态使雇佣模式发生根本变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弹性工作机制成为主流，劳动形态更多元化，“工人阶级”被描述为“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数字劳工”等新概念。然而，这些被知识分子概括的“工人阶级”新特征并未成为劳动者自觉的阶级意识，相反阶级意识在分化的劳动体系下变得愈加模糊。近年来，在青年劳动者内部逐步形成了“打工人”的自嘲性语辞，且成为网络流行现象。“我们都是打工人”“穷忙族”“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打工人要团结”等成为一种超越职业类型和社会分层的、泛在的群体意识。如果说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自觉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的，那么当下的“打工人”意识则更多植根于时间统治的焦虑。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分工制度使全体劳动者必须以受雇佣的方式进入社会系统，这样的社会系统正是由资本精心编织的。资本通过对时间的严密支配建构了新的生产关系，并在自由的幻象中使劳动者陷入被动和焦虑，看似自主性的创造活动实则充满被控制感。另一方面，在时空高度压缩的数字时代，劳动者在各种各样的“时间竞赛”和“全景畅视”的时间监控下，正沦为超速运转的系统“工具人”。“工具人”的角色和身份是多元化的，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文化创造者也有体力劳动者，虽然他们被系统从现实的群体联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他们的自我感知却是相似的。这些自在的感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成为自为的群体意识，构成了新劳动者的意识自觉。（三）“躺平”“摸鱼”“佛系”：去组织化的时间抗争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除了讨论经济条件和基于经济利益形成的共识对于阶级产生的重要性外，他还强调阶级成员间的“普遍联系”和一定“政治组织”的领导等政治条件。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的论述中尤为显著。只有形成一定的政治组织，才能促成阶级间的共同活动和政治斗争。围绕劳动时间的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主题，这不仅体现为关于劳动时间长短的量的争夺，还体现为对建立在单位劳动时间之上劳动强度的抗争。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使得组织化的阶级抗争成为可能。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传统的、组织化的普遍联系在日趋个体化的社会关系中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个性得以充分彰显，劳资二元矛盾变得更加多元化，直接导致了传统阶级归属的模糊性，但这并不代表阶级斗争的理论已失去了生命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传统阶级斗争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中呈现出新的形式，且这种新形式的抗争与劳动者个体化趋势相一致，是以去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的。斯科特最先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在研究马来西亚农民反抗斗争的日常形式时指出，农民会使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磨洋工等“弱者的武器”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以反抗不平等。所谓的弱者武器，实则正是以时间的武器对抗时间的不平等。这在互联网技术充分发展的今天变得更为便利，普遍觉醒的“打工人”意识可通过网络发酵产生自我认同，也会通过网络共鸣形成超越个体特征的集体行动。“躺平”“摸鱼”“佛系”“00后不奉陪”等网络热词从线上的流行文化，进一步扩展为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行动。如有研究者发现，外卖骑手会通过与顾客的情感实践，与监管者的“共谋”以及“用脚投票”等方式对抗不平等的时间控制。而“躺平”的职业态度正成为一种流行的职业文化并获得了某种合理性。以上现象表明，去组织化的时间抗争形式也成为了对抗时间不自由的新武器。四、自由时间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当代启示尽管时间的抗争无处不在，但就当代社会普遍化的时间控制机制而言，这些反抗因资本对自由时间的统治而显得微不足道。德波指出，在异化的时间环境中，主体通过自我迷失以达到自我实现，通过变成他样而成为其自身的真理。那些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占用、消费以及个体生命的失序，无不建立在劳动者自愿的行动之上。现代性的自由承诺在系统化的时间模型中变成了每个人自我奴役的开端，自由时间的愿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落空。面对时间的统治，人道主义式的批判或是行为主义式的吐槽都是无效的，只有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切中时间统治背后的资本逻辑、权力逻辑，并以之作为分析视阈，才能找到走出时间困境的通途，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获得自由时间的解放。根据马克思的预测，在共产主义的时代，劳动者将能够在自由时间里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虽然马克思没有预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动主体的时间同样存在异化的可能，但他仍然向我们描述了自由时间的理想形态。因此，我们只有戳破自由时间下的自由假象，批判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自由承诺，才能摆脱现代人的时间焦虑和由此而来的新的奴役形态。这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创造了机会，在马克思自由时间的理论启示中探讨时间自由的可能，将为我们重塑当代社会的自由叙事。在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自由时间的解放不仅应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而且已经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且本身就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早已描述过的，“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遗憾的是，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对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由时间以及面临的具体困境作出说明，而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困扰当代人的新境遇。虽然后现代学者用解构的视角给出了反抗这种困境的答案，但这些批判与行动显得弥散和无力。那么，如何摆脱时间的困境呢？实际上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给予了我们启示。首先，在劳动过程已经和主体能动性深度结合的时代，劳动者的自觉将成为摆脱困境的首要条件。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的产生与创造本身也是劳动过程。只有劳动者的精神生产、精神劳动自觉才能为日常生活中磨灭的时光赋意，才能更加主动地重塑时间的运用逻辑。比如，列斐伏尔为解决当代社会人异化问题所提出的“总体的人”的方案，归根到底也就是需要人的自觉。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觉醒的武器，主动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是摆脱时间困境的基础。其次，如何在现代性“铁的牢笼”中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以改变时间不平等背后的社会关系，是时间自由的客观基础。易言之，如何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制度，限制日常生活中无限度的系统殖民，合理控制经济活动的速度，遵从自然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再次，对自由时间的合理组织成为对抗时间统治、获取时间自由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自由社会的畅想中，人们并不惧怕劳动，劳动不是负担而是快乐。这时劳动将与休闲融为一体，劳动者不仅会获得对劳动过程的决定权和支配权，而且能够正确认识自身需求和劳动行为的社会意义，从而获得时间的真正自由。这也说明了自由时间并不是人的主体性消耗的时间，而是积极的自由的劳动时间。因此，将现代社会中大量虚耗的闲暇时间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是推动时间自由的重要途径。科西克就提出了“作为有组织的闲暇的自由时间”概念，认为“自由时间与闲暇不同，后者可以是历史性异化的一部分。自由时间的存在，不仅假定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还以物像化的扬弃为前提”。马尔库塞也认为，“闲暇时间必须组织起来，甚至被治理”，“因为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一种闲暇的事情。自由时间是属于自由社会的，而闲暇时间是属于强制性社会的”。这些理论都深刻洞见了自由时间不自由的事实，如果自由时间不能够合理组织起来，劳动者就必将接受系统的殖民而沦为历史性异化的一部分。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蕴含着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理论前景，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维度。深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考察当代社会的时间困境，科学分析时间不平等的类型与实践机制及其带给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响，对抗因时间不平等造成的新异化现象具有积极意义。现代性带来的时间困境已经引发了人们的种种不适，并表现为各种暴力的宣泄和语辞的抗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破解这些现实难题仍然是需要当代学者持续研究的问题。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侯江江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社会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中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生成逻辑看，经历了发轫、确立、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四个时期，构成以历史唯物主义演进为主线，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目的，不断形成总体性研究思维的过程。从其思想要义看，形成了以革命生成论、革命主体论、革命形式论和革命目的论“四位一体”为架构的理论逻辑体系。从其分析范式看，形成了现代性批判、人民性取向、世界历史视角“三位一体”的研究逻辑。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当代发展，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开辟伟大社会革命新境界。【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作者简介】邵骏鹏，宁夏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社会革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难题。自2018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成为我国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对象。国内学界基本构建出了该问题的研究框架，阐明了其基本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研究风格。但是，还存在思想史梳理不够清晰，理论体系构建不够完善，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探究中去，从思想生成逻辑厘定概念边界，以理论构成框架阐释思想要义，从问题分析范式阐明研究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内质，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生成逻辑19世纪的欧洲进入大变革的时代，封建专制主义与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诉求形成巨大的历史张力。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中追求政治自由。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彻底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不断探索人类解放路径，摆脱了单一政治维度下的研究视野，构建了总体性思考范式，形成了成熟的社会革命思想。（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发轫青年马克思的革命情绪发轫于早年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马克思在《海上船夫歌》中表现出一种向专制世界挑战的勇气和充满张力的生命力，透露出反抗和斗争的情绪。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马克思从浪漫主义走向黑格尔哲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加强了批判的激情，以哲学的方式表现出革命的欲求。马克思从现实和理性之间的矛盾中看到世界的分裂，认为要使这种矛盾达到顶峰，以便用彻底的办法来消除哲学和与它相矛盾的现实，使世界的和谐通过无所不包的革命恢复起来。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早期的“革命伙伴”青年黑格尔派产生怀疑，提出要以“实践的批判”代替“理论的批判”，要求彻底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萌发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面对自由的被剥夺要用斧子去战斗。青年恩格斯是在对虔诚主义的批判中萌发了带有黑格尔色彩的革命情绪。从青年恩格斯的文学作品《佛罗里达》中就能看出一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奴役的诉求。随着对黑格尔哲学中革命因素的汲取，恩格斯开始把历史理解为不断变化和斗争的过程。1842年11月，恩格斯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并深刻分析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状况，从物质利益的矛盾分析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提出以利益目的为标准划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形式。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反专制的政治诉求在心中酝酿革命火种，对于社会革命思考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式下，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仅从政治、经济等单一维度出发。但是，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理论思辨与革命实践统一的必要性，提出要唤醒人民群众为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确立《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清算，指出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发展的必要，为其从总体性视域中理解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中从破坏旧社会的角度阐释社会革命的总体性，提出政治革命包含于社会革命内。在《导言》中进一步提出政治革命局限性，认为纯政治的革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由于一直面临着“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844年的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首次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路径下展开分析社会革命问题。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形成了对社会革命发生机理的认识。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下导致的商业危机引发社会革命。这一时期恩格斯相继在《北极星报》《新道德世界》和《德法年鉴》上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必然性，意识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国际联合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1845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他们已经逐步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以实践理解人类社会本质，为科学分析社会革命奠定了理论前提。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社会革命发生的一般规律，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正式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科学阐明了社会革命规律，他们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提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科学论断。（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发展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民主革命使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在实践中检验社会革命理论的科学性。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阐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们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指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提出“不断革命”的概念，强调社会革命是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的统一，革命进程和形式完全依赖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度。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化了对社会革命问题的认识。马克思在《序言》中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社会革命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强调在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内部要保持团结。另外，马克思提出暴力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说明了暴力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形式，也不是新社会产生的原因，只是充当“助产婆”的角色。1871年，巴黎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并对公社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总结，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夺取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四）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完善1875年以后，东方社会问题成为一个独立的议题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视野。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革命可行性进行研究，并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77年，马克思在《给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认为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是否经历资本主义取决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暴力革命原则下革命形式选择的多样性问题。恩格斯认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马克思认为，“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这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原则，尤其是在党内发现右倾主义的倾向，即提出要调和阶级矛盾从而把革命变为改良时，马克思恩格斯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暴力革命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发展总方向和社会革命发展阶段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无产阶级在完成政治革命后，不进行社会的全面改造，就不能完成这场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过程的必然阶段，只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才能促成社会形态的整体革命。在此之后，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无产阶级还要完成消灭旧社会痕迹的革命，包含经济制度、道德和精神的变革。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核心要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研究贯穿于他们一生的理论探索中，形成了内容广博的理论体系，具体可概括为革命生成机制论、革命主体论、革命形式论和革命目的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对于解决社会革命问题的争论，消除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理解的歧义具有重要意义。（一）社会革命生成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社会革命是在社会有机体中进行的实践形式，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规律中能够阐明社会革命的生成机制。从社会有机体的动态性阐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社会在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个动态系统，构成社会革命的发生场域。第一，从社会有机体的矛盾阐明社会革命发生原因。马克思在《序言》中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机理，认为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先进生产力会以革命形式突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引起社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从社会有机体的演进阐明社会革命发生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决定社会有机体的变化，也决定了社会革命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从社会革命本身来看，它往往以政治革命为前提和开端。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形象地说，政治权力像一座坚固的城堡包围着旧的经济关系。革命主体只有在掌握政权后才能全面变革经济关系，进一步使文化革命服务于政治和经济革命，并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发挥构建新价值观的作用。第三，从社会有机体的变化条件阐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条件。社会革命发生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同时成熟，同时其发展也需要具备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主观条件的成熟需要依靠客观条件。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产生革命群众的革命诉求。但是，在客观条件成熟下还需要激发革命群众的意识，促使其走向改变旧社会的革命实践道路。从社会有机体整体性和层次性阐明社会革命的实践内容生成。马克思在《序言》中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认为与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从整体性看，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具体又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社会革命作为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变革，主要包含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从层次性来看，社会有机构成使各要素之间具有联系性和组合规律性。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经济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核心环节，制约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发展趋向；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影响社会革命的发展形势和程度；文化革命在社会革命实践中起导向、引领和推动作用。（二）社会革命主体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基于这一基本判断，他们从社会革命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所在，并强调了政党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社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就表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从社会发展机理来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具有变革旧生产关系的愿望。当旧的社会制度和观念束缚人民群众的发展，这种变革的愿望就会转变为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来看，无论生产力的变化，还是生产力变化引起的社会制度变革，都需要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其次，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第一，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第二，无产阶级具有坚决的革命意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己。第三，无产阶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促使无产阶级形成集体主义精神。与此同时，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成为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提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并团结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革命行动，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能够为革命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三）社会革命形式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形式的选择具有必然性。在阶级社会发展中，基于不同物质利益支配下的社会矛盾会引起阶级斗争，反映在社会形态变革中就是以暴力为形式的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发生过程中，夺取国家政权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旧的统治阶级通过暴力手段防止政权被颠覆，而革命阶级需要以暴力形式夺取国家政权来作为全面社会变革的基础。因此，暴力的革命形式最明显表现为社会革命中政治革命的过程。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往往面对的是资产阶级已经建立的强大国家机器。面对这一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艾希曼的命令》中提出的那样：“凡是反革命当局用暴力手段阻挠这些安全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地方，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非暴力”革命形式选择的条件性，他们对于社会革命形式的分析是根据社会革命发生的具体内容确定的。内容和形式是揭示事物内在要素及这些要素的结构和表现方式的关系范畴。当形式适合内容时，对内容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因此，随着社会革命实践内容的转变，其形式也必然有所变化。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都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形式不能决定内容，不能把暴力看作决定社会革命内容本质的依据。从社会革命进程和内容来看，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层面往往以“非暴力”的形式完成。但是，政治革命需要以夺取国家政权为前提条件，这一过程一般体现为暴力革命形式。另外，社会革命是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社会现象，革命形式的选择需要依据革命环境、主体、进程等多方面因素。马克思在1872年9月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曾表达：如果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有些国家的工人可能有机会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晚年阐述了以议会斗争为形式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新策略，然而不少人据此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这是缺乏充分证据的。首先，恩格斯没有把议会斗争这一革命形式普遍化推介，认为德国具有这种革命形式的条件，而在当时的法国、西班牙、瑞士就不能成功。其次，恩格斯认为旧时无产阶级的那种起义和巷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切实际，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这种暴力革命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正如恩格斯批判威廉·李卜克内西时所说的那样：“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善良的贵格会会士那样，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还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四）社会革命目的论人的自由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从1843年的《导言》对人的解放的深切关注，到《共产党宣言》中振臂高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人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人类寻求自由解放的科学理论。社会革命的实践归宿是人的解放。每一个社会形态都为人类不断解放自己提供历史舞台，在这个赓续的舞台中，人类不断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自我解放构建更高级的社会结构。人类从极端不自由到相对自由，最终走向全面的自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的过程，这一改造过程表现为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高级社会形态是基于低级社会形态物质基础上的发展，每一次社会革命是对低级社会形态的辩证否定，这一过程的最终目的落脚于人不断获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社会革命实践，只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能够真正完成人的全面的自由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以理性对抗蒙昧、以政治民主对抗封建专制，进而求得人的解放。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仅完成了人的形式的解放，没有使人达到实质的自由。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认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社会运行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被束缚在沉重的资本锁链中倍受剥削。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资本主义所有制才能解放自身，这一过程是社会发展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变，也是人摆脱“异化”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分析范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正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以“改良”代替“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逐步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因素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革命的经典范式。所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革命的分析范式，是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一）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社会革命分析视角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社会革命分析路径的重要视域。肇始于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但其带来的经济危机、世界战争、殖民掠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西方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是在承认现代性的前提下阐释革命机制的。这种革命理论局限于资本主义本身，既不能解决资本逻辑下带来的灾难，也不能科学阐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形成以破解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进一步阐明了人自我解放的科学路径。这种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形成设定了理论场域。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础，它既阐释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又透露出对现代化批判的理论锋芒，阐明了现代性批判下的社会革命实践。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批判现代性的革命性理论特质。从理论发展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不断追求解放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也是逐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从理论内质看，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阐释不是寻找价值预设，而是在现代社会的矛盾分析中阐明社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终结性的理论表达，提出社会革命是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实践。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现代性批判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表征现代性批判的实践，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革命的分析是在现代化社会总体性结构关系的变化中洞察社会革命发生机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探究社会矛盾引起的利益冲突，对社会革命的路径、方式和趋向进行判断，形成逻辑严密的因果序列和解释框架，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现代性社会对人民群众的忽视。无论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还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往往都在抽象的哲学思辨中寻找革命承担者，他们能感受到革命的激情，却找不到激情的主体。“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形成一种坚守人民主体性的社会革命原则。（二）人民性价值趋向下社会革命分析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实践的结果，是指导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建基于对现代性危机中资本逻辑的批判，进而重塑人全面发展的宗旨，深刻凸显了以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内在分析逻辑。从社会革命思想发展看，人民性的价值趋向是其发展的内在线索。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就关注和同情穷苦人民的生活，人民性的价值诉求从社会革命思想萌芽伊始就根植其中。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这种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切燃起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激情。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社会革命的主体任务应该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解放自我，只有解放自我才能解放全人类。这时已经能够看出马克思主义中人民性融入社会革命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探索凸显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表明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人类实践。从社会革命思想内质看，人民性是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特点。第一，以追求人民群众利益作为社会革命的实践遵循。无产阶级是饱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群体，这一阶级的命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代表着新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本质是为人民群众谋解放的实践。第二，以人民群众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外化解释社会历史，没有理解人民群众成为社会革命主体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革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阐明了革命实践中人民群众的力量。第三，以全人类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旨归。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不再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每个人的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具有人民性的鲜明底色，凸显着人总体性发展的诉求。（三）世界历史场域中社会革命趋势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历史中把握社会革命发生规律。世界历史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民族、国家、地区打破封闭状态，形成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互相统一的过程。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一过程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奠定了条件。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混乱，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一资本内在危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全球化不断扩张，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在这种资本危机中，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总体性中抽离，变成片面和割裂发展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的分析视角，看到了社会革命客观条件成熟的可能，也看到无产阶级成为社会革命领导力量的可能。在世界历史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东西方革命相互影响，认识到东方落后国家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西方对东方社会原料和市场的需要使东方社会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引发的东方社会的革命对西方革命也具有影响。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东方社会革命的产生不仅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导火索，而且还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提供了多种路径。东方国家由于社会发展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多因素影响，其发展道路和形态也是多样的，各国家和民族会表现出不同社会形态重叠发展的情况。这种情况拓展了民族发展的空间和维度，为其在何种道路上发展提供了选择的主动性。四、结语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实践。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要求社会各层面变革的高度耦合，以整体性和多维性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绘制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内容，需要具体把握好如下方面：第一，在总体性视域下把握社会革命实践要求。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内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历史场域中，这场社会革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因此，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一场长期性和全方位的变革。这就要求党坚持“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总体性视野中以经济建设为根本、政治建设为保障，统筹发挥文化建设的灵魂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使之统一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第二，在守正创新中把握社会革命实践形式。改革开放是我国以新形式展开的一场伟大社会革命。在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中，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和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一方面坚持正确把握主观与客观辩证关系，既顺应历史发展与时代同行，又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发展条件；另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明确改革是方法、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实践过程中既发挥改革的创造性，又保证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第三，在辩证思维中把握社会革命实践关系。首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在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同时，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实现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重视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处理好社会发展中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工作，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再次，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既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又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处理好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辩证关系。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构建一条以“人本逻辑”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反对通过战争、殖民等掠夺方式进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世界价值就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鱼星兰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二十一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议题和鲜明主题，蕴含着深刻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实践的时代主题；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促进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的历史性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以开创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卓著贡献，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者简介】郇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标识性意义的中国话语、中国理论，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属性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定向，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版本，是具有中国内涵的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议题和鲜明主题，蕴含着浓厚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因此，有必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审视和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理论逻辑，丰富和深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本质的认识。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理论主张，又适应和体现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普遍性诉求，具有坚实的历史实践基础。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并未明确使用“现代化”概念，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中，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立基于马克思主义透彻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前提之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理论启示和学理基础：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理念。人的发展是人类解放的结果，而人类解放是历史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虽然实现了人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充其量只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造成了人与自己本质的对立，无法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社会解放，这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场提供了逻辑前提。对此，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的本质高度审视人类现代化进程，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超越资本逻辑、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二是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所谓现代化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剧烈变迁，“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从涉及领域看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从内涵演化看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科学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之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发展路径与复杂特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谈论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将人的发展问题放到社会主义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中。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脱胎于积贫积弱的超大规模后发国家，这种“现实的基础”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在中国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性创造，其价值原则、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都内在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看，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近代中国面临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总体性危机”，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提出的现代化方案相继失败后，以民族复兴为使命的中国式现代化应运而生，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开启了同向互构、相互交融的历史进程。“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之间，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然而中国在接受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同时，客观上也赋予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中国规定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运动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发生了进阶式嬗变，民族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嬗变中迎来光明前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以政治上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建设的原初落后条件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其提供根本政治前提的基础上，根据“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紧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摆脱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态提供稳定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的系统认识，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一系列难题。实践证明：“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加快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必然途径，也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综上而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分别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时代主题发展脉络。二、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根本因素，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长期实践发展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基本规则或标准。根据学术界的认识，能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它是社会主义特有的质的规定性；第二，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第三，它具有超越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性；第四，它是社会主义理论中最核心层次的原理；第五，它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必然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其原理层面具有稳定性、普遍性，但是对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其实践层面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现实性运用和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付诸于现代化实践，并在现代化实践的深刻变革中能动地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时代化发展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主要涵盖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现实性地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最高规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特征的最根本认识。然而，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现实运动，“社会主义在生活中”。中国式现代化旨在现实地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现实体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的任务。”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无法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实现现代化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实施全面领导，“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原则的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论断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大制度安排；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与显著优势。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五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改革中自我完善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鲜明写照。以上五个方面的概括，不一而足，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而形成的理论认识，“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彰显了中国特质、时代特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实践的重要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科学社会主义时刻紧跟时代步伐和实践要求，始终保持旺盛活力，“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三、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从现代化的类型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版本。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其深层逻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一种更高层次的现代化，这种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传统形态主要以苏联模式为典型。苏联模式的确立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它是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解决“现实社会主义”难题的实践成果，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在发展初期具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特征，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式”不仅仅是指经验意义上的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现代化，更是指在层次意义上开辟一条超越苏联模式、具有主体性特征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寻求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的历史性结合，一种新形态现代化道路不仅可行，而且已经成熟。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提供了基础动力。依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强大的诱变性因素”。在20世纪初期，列宁就深刻认识到“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为此列宁高度重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并将其作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苏联模式以其体制优势实现了对资本、资源、技术、劳动力和公共政策的充分控制，适应了电气革命集中化、高效化发展的需要，迅速夯实和增强了苏联的工业化实力。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到来，“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制订应对科技革命计划的中央全会被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计划部门一直延误下去，苏联就这样遗憾地与第四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僵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既不能发挥原有的制度优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科技发展计划长期被搁置），也难以与鼓励市场化、企业自主性和创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相适应，最后导致经济活力丧失、发展动力衰竭，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中国式现代化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制定实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国家战略，注重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深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科技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技术层面的深刻变革，而且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的深层次结合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善，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充实的物质基础，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科技革命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以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变迁的需求，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制度注入新的功能性元素和结构性机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嬗变。其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提供了主要依据。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变革过程，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建立时空并存，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交锋风起潮涌，“在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制中，新问题和新的组织形式趋于不断产生，新群体不断被纳入中央政治的轨道；而且，它们的问题、利益和要求日益冲击中央政治制度，影响对统治者的选择和主要政治象征的塑造与定形，以及各主要政策的抉择和执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吸纳整合各种治理性资源，防范化解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陷阱”“现代性困境”。因此，对于执政党而言，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国家治理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过程。由此观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强国家’走向‘失败国家’，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没有处理好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的关系”，导致苏共合法性丧失、组织力量瘫痪、国家治理失序，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破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稳妥有序平衡实施各领域改革，实现了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等多重现代化目标。其三，多种道路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飞跃后遇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模式的多国实践还是多个国家的多种道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虽然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不同，但基本上都要以苏联模式为样板，遵循共同的发展路径和发展规律。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贡献以及苏联模式对苏联现代化的卓越贡献，使得苏联模式具有神圣光环和示范效应；二是其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普遍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苏联模式适应战后经济恢复的客观需要且有助于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使得苏联模式成为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选择；三是在思想认识层面难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理想的普遍性与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片面将发展路径问题意识形态化、国家间关系政治化。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走自己的路”的鲜明特质和历史自觉。科学判断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制定适合我国现阶段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道路为内涵，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定性，又具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存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走出了单一模式的思想迷雾和实践桎梏，进入到多种道路并存发展的新的认识论阶段。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课题。为了解答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汲取经验，创造性地把富有时代性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客观的现代化发展潮流结合起来，以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进步与生产关系调整为动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内容，以中国道路为路径，促进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的历史性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四、中国式现代化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层面，更表现在人类现代化及其背后的人类文明走向层面。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发展潮流，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世界性事业，两者具有相通的世界历史指向性。概括而言，“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历史性联系”，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这种历史性联系深刻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我们从世界历史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的重要维度。从文明逻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通往人类文明新方向的现代化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向世界展示其独特价值优势和深远历史影响的表现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21世纪展开其实践向度的必然历史画卷。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其实现的基本内涵和战略步骤，而且高度凝聚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社会主义文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在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定向在不断深化，正在以开创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卓著贡献，充分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催生一系列现代性新要素，为社会主义导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富素材。“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又有亲密联系的概念。“现代化”既是一种以“现代性”为内容的思维运动，也是“现代性”占据人类社会生活并向世界历史扩展的实践运动。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率先开启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它向世界历史展示的现代性要素主要包括个体意识的主体性、政治权力的契约化、精神世界的去魅化、社会管理的科层化、社会交往的理性化和世界观念的全球化等。但是，“现代性的一路凯歌总是伴随着诅咒。……现代性就在冲突中展开了它的叙事：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技术和现代经验的冲突，现代欧洲和非现代欧洲地区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这就迫切需要一种超越性的新现代性出场。“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决然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在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现代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提供新的现代性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同时，也在催生一系列现代性新要素。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克服了个人主义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真正树立起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现代化运动中的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示了民主的历史性、阶级性、过程性，还原了资本主义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政治权力的真正来源、规范运用与实践导向；“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公平正义观的超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体现，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下的“单向度的人”以及资本主义“犹太本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表达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性联系，是资本主义在冲破自然对人的奴役基础上实现人对自然的改造之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重塑与境界升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顺应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与人类社会的普遍呼吁，回答了人类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实现路径，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原罪之路。这些新的现代性要素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而不断生发、深化，为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文明阶段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类文明内涵深层次变革，为世界历史树立起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标杆。人类文明现代性新要素的不断累积，必然会导致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层次变革，这种深层次变革不是即时性、地域性的，而是结构性、体系性的力量，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穿透性、构建性的，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形态化变迁、类型化演进奠定基础。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构建的是包涵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整体性文明，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整体性反思与超越。从世界历史的内部关系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世界历史是一种以“支配—从属”关系、“中心—边缘”关系为特征的强制化权力体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家间、民族间关系的平等化，关注人类整体利益和福祉的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国际丛林法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主体间平等的权利责任体系。从文明交往方式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同文明类型交往的必然结果，是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底层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生文明观，主张“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人类文明的价值观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将西方社会地方性知识、区域性经验装扮成“普世价值”，固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推销，而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寻求价值共识，形成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综上所述，这种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层次变革，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为世界历史树立起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标杆。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效能，引领带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更是实践层面的现代化；不仅引发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层次变革，更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伟大变革的同时，向世界历史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效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串联式”现代化方式，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是一条在“时空挤压”状态下赶超西方现代化的高速度、高质量现代化道路；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形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些实实在在的现代化效能，以其强大现实逻辑在多个层次上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启发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充分证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照搬照抄、全盘复制西方现代化模板必然会导致失败；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中国方案、社会主义智慧，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知识场域，“为构建‘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智慧，提出了克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解决方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成果。这些重要启示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体现着构建人类美好世界的新愿景。中国式现代化催生一系列现代性新要素，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重大实践，引发了人类文明内涵深层次变革，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效能，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链条层层递进、逻辑体系层层深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神圣使命，在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充分张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优势。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侯江江

点击蓝色字关注我们【摘要】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关键词】官员问责；因果机制；课责机制；威权主义；话语霸权【作者简介】梁玉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讲师。话语即权力，话语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话语通过问题界定，塑造了认识世界的框架，但话语本身也存在各种偏见。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问题，提出“失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等论断。基于学理分析和中国经验，回应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攻击，提高中国话语解释力、影响力，是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将聚焦于官员问责话语，在学理解释官员问责难题理论逻辑的基础之上，分析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官员问责话语攻击的表现和类型，进而提出如何基于中国经验建构具有理论说服力、实践解释力和国际传播力的问责话语。之所以选择问责话语，在于问责是现代政治中的常见现象，可问责性也是现代政治的本质要求，但现实中的问责实践却存在不少争议，甚至被拔高到政权合法性的维度讨论。中国政治中的问责经验，蕴含着问责的普遍理论，但西方理论界对中国问责研究一直带有明显的攻击性，使中国在国际话语上处于“挨骂”境地，无法彰显中国问责实践中的优秀经验和理论内涵。因此，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问责都是话语研究合适的学术主题。一、官员问责难题的学理探究官员问责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如此关注，根本原因在于官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承载的职责愈加丰富和关键，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惩戒也成为关乎现代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的关键一环。但官员问责从来不是“一问了之”的事情，面临着问责谁、为何问责、如何问责的问题。理解官员问责难题，首先要对问责概念有正确理解，进而才能把握学术探讨的方向。（一）作为控权机制的官员问责问责这一概念是个舶来品。学术界广为使用的问责概念，源自对英文Accountability的翻译。Accountability的上位概念是责任，即英文表达中的Responsibility。在牛津高阶词典中，Responsibility有三层含义，分别代表三种责任观：第一种是作为职责的责任，重点是职位赋予的角色责任或职责责任，如日常所说的岗位责任或家庭角色。这一责任观下的Responsible，既可以是法律上的，也可以是道德上的。第二种是作为因果关系的责任，强调责任产生的原因（Casual-Responsibility）。日常语言中所说的“你对这件事是有责任的”，正是强调特定主体与事件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责任是以第一种职责责任为前提。第三种是作为课责的责任，强调应受失责的惩罚。日常语言中所说的“你要为这件事负责任”，强调责任人因负有因果责任而受到的惩戒。这里比责任人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又多了一个主体，是作为课责的主体，即问责人。这三种责任观可以独立使用，但也有层层递进的含义。因果责任以职责责任为前提，课责责任又以职责责任和因果责任为前提。Responsibility的三种责任观影响了Accountability的两种使用内涵。问责研究专家波文斯（Bovens）区分出西方学术界对Accountability两种主要的使用概念：作为一种主体（Subject）美德的负责任与作为一种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机制的问责制。在前一种情况下，Accountability被用来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是一系列评价公职人员行为的标准。负责任，或者更精确地说“Being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摘要】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构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洞察和梳理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转换逻辑和内容框架，对中国贫困治理模式和治理格局的前瞻性把握有重大意义。借鉴治理三要素，遵循“共同理解—制度结构—协同行动”的逻辑线索，致力于建构一个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和通用范式。首先，从贫困客体、治理战略、治贫行动者、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五方面厘清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然后，以现代化视角从八大维度分别细化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建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结构，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相匹配，与“两步走”战略同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适应，需要牢牢把握贫困标准体系建设、价值取向、驱动力变革、县域包容性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五个重点，从组织、制度、数智和人文“四治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助力形成更高质量和更具善能的“中国之治”。【关键词】贫困治理现代化；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者简介】匡远配，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叶，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扶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问题提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治理工作必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未来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必将贡献更大的力量。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标志着各行各业开始从国家层面迎来“治理”时代。贫困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工作。因此，现代化是我国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后，贫困在状态和格局上有了根本性、战略性变化，逐步突破收入维度，与营养、消费、生命周期、环境、发展能力等要素关联紧密，标志着中国贫困治理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新阶段。而相对贫困兼具长期性、动态性、多维性和隐蔽性特征，在治理难度、治理周期、标准体系和目标人群等方面都比绝对贫困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以往中国式贫困治理模式“制造”的形式主义乱象、资源分配不公和话语不足等问题，以及传统贫困治理的治理体系和体制机制与现代化发展的冲突等，对新时期贫困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与新命题，阻碍和制约着贫困治理现代化进程。“十四五”时期，如何建设贫困治理现代化，既是动态减贫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重要手段。目前，关于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主要围绕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该如何有效和可持续。贫困治理现代化根本之策是解决好“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三大问题，进而完善贫困治理系统。现代化的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能够协调不同治贫行动者的相对优势，改善现有治贫策略的不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苏海等从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特质，认为贫困治理现代化应致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结构。而李楠等从目标、主体和方法三维度分析了我国新发展阶段由治理绝对贫困到治理相对贫困的逻辑嬗变。燕继荣等强调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需持续建立、优化和完善制度，由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主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分析了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或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例如，郑瑞强从党的核心认同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和政策体系科学化等方面构建了贫困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框架。吕方借鉴并发展国家能力的框架，从信息、政治、制度、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莫光辉等指出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以及法治等方面，贫困治理主体统筹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与资源，在其制度规范下发挥贫困群众的能动性，推动贫困群体全面发展的能力。同时，韩广富等提出从治理目标、治理策略、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四个方面建立现代化的贫困治理体系。综上所述，目前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理论自洽性也有待完善。现有文献多从现代化贫困治理体系或贫困治理能力进行单一分析，鲜有涉及涵盖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和方案设计。贫困治理现代化能够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后脱贫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贫困治理情境，亟需建立起适应贫困群体发展性需求结构导向的贫困治理战略，不断创造与情境相适应的新平衡。从现代化视域，系统性认识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逻辑转换，以及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对于深化脱贫攻坚成果、预防未来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借鉴治理三要素，遵循“共同理解—制度结构—协同行动”的逻辑线索，致力于建构一个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和通用范式。同时，本文力图在厘清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多元逻辑的基础上，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探究并细化贫困治理现代化，致力于回答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做”等问题，以进一步完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自洽性，推动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匹配，与“两步走”战略同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适应。二、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治理是个人和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强调多元化、互动性和协作性，重视加强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共享发展。JanKooiman和SveinJentoft提出治理三要素——形象、工具和行动。其形象是表明治理的原因，其类型包括愿景、判断、信念与目标等，通常在价值或知识体系等方面具有系统性；工具是指治理方式的选择与应用，是治理中联结形象与行动的中介要素；行动则是将“工具”付诸实践。中国贫困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府、市场、社会在制度、结构和资源等方面的协同行动，兼具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其目的是减少贫困、保障贫困人口的权利、提高社会均衡程度。中国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贫困治理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回顾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历程，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初心和使命驱动下进行了革命式减贫，这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形成了救济式贫困治理战略，初步解决了普遍性生存贫困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开发式贫困治理格局，实现了贫困治理工作由解决温饱向巩固温饱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贫困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模式取得成功，关键是构建了兼具继承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理念、制度、机制”的“四位一体”综合性贫困治理理论体系，其反思性和发展性特征显著。因此，根据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特点、目标进行贫困治理战略的适应性调整与优化是中国贫困治理进程的内核。新发展格局下，全面激发内生动力是高质量实现稳定脱贫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因素。但以往精准脱贫微观性的补缺式减贫模式对消除绝对贫困作用极大，而相对忽略了贫困主体自身能动性与其他治理主体的价值。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既是以往贫困治理的经验继承，又是依据新阶段新的治理情境进行的优化升级，是民生改善的时代转向。这一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打破脱贫攻坚中过度强调时间和体制压力的束缚，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常态化和连续化。因此，利用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子系统维度并设计治贫政策与制度，不仅可以明确地把贫困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范畴，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由此，本文借鉴治理三要素，遵循“共同理解—制度结构—协同行动”的逻辑线索，试图建立起新发展格局下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首先，形成对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共同理解。对解决问题的目标、愿景或核心价值达成共识，是贫困治理的方向和原则。在贫困治理进程中，聚合广泛的社会共识，形成稳定的政治格局和长期一致的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大规模减少贫困的政治优势。通过厘清贫困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多元逻辑，明晰其目标或愿景，形成贫困治理现代化实现的价值观话语，由此回答“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什么”的问题。其次，建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结构，即具体内容安排。制度结构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指为实现共同愿景所需工具的搭配以及结构的落实。因此，思考系统的维度、成分和要素如何支撑实现共同目标成为关键问题。2020年后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需要在不同维度针对具体问题精准施策，形成更复杂精细的实现机制，并由此回答了“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最后，探索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进路，形成贫困治理现代化行动。行动即实施制度的结构安排，也就是主体的行动合理性，也包括以社会政治意愿或道德规范动员其他行为主体。同时，相关行为主体的共同命运感和对实现共同目标的承诺将推进行动的连续性。贫困治理行动产生于系统内各维度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是为达成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措施。这一系统性行动能够在系统内外产生影响并适应情境变化，进而回答“贫困治理现代化怎么做”的问题。三、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多元逻辑基于贫困治理五要素分析框架，我们从贫困客体、治理战略、治贫行动者、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构五方面，洞察和诠释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转换内容，这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规范性基础。（一）从客体属性上定位：贫困性质的变化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元逻辑贫困性质变化是资源优化配置和福利增进的必然结果，是形成贫困战略的基石和“坐标原点”，即“元逻辑”。后脱贫时代贫困具有的新特征，将内生性推动贫困治理转型。一是动态性和伴生性。2020年后贫困内涵由缺乏基本必需品到消费参与能力不足、多维贫困复合、城乡贫困异轨；衡量标准转向多维贫困标准。二是相对性和多元性。相对剥夺性既表现为发展脆弱性，也体现在主客观、时空和流动的“三个相对性”等层面，涉及教育贫困、健康贫困、就业贫困、机会贫困等多元表现。三是风险性。据统计数据，约有500万人口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累积性贫困陷阱和贫困标准提高叠加，多元化风险日益暴露，增加了返贫风险性。四是高移化。促进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目标体现需求的高移化。由人类需求层次理论表明，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贫困的主要形态转向发展型贫困，其实质是权利与能力贫困。（二）从治理战略视角审视：治理体系和能力“双现代化”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方向逻辑治理现代化既是治理结构分化和转型，也是治理功能再造。依据治理理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核是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优化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核是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文明化的能力培育。这揭示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建设任务，也指明了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发力点、基本规范、关键要点和实现标准。因此，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主动改变与被动推动协同一致的过程，实质是包括贫困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策略以及考评体系的现代化等，其战略方向是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相对贫困，必须重塑贫困治理体系，整合治理模式，优化治理功能，建构治理范式，推动治理措施的动态化、常态化、稳定化和制度化，聚焦贫困治理体系和能力“双现代化”，体现集体智慧和社会共识。（三）从治贫行动者判断：高质量减贫治贫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逻辑考虑价值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宏微观治贫行动者渐进协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2020年的贫困治理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嵌入性，其治理领域更宽、标准更高、难度更大，治理战略转型和治理高级化客观要求贫困治理现代化。同时，新发展格局下对贫困治理的深度、广度和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建立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此外，目前全国农村约2000万人属于享有低保和救助政策的困难人口，以无土安置为主的易地移民搬迁对象约1000万人，进城务工而无法融入城市的低收入者约2亿人，这些人重新成为贫困人口的概率较大，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因此，推动治贫行动向普惠性治理制度、综合性治理体制和差异性治理政策转型，促进贫困治理高质量发展，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四）从治理结构分析：贫困治理链条现代化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依据“结构—功能”理论，贫困治理现代化需要考量治理体系与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治理过程的整体性与协同性。贫困治理链条现代化包括治理维度完整性、目标一致性、行动有效性等结构性问题，体现不同行为主体的角色及其有效行动，是洞察和解释贫困治理有效性的工具，决定着贫困标准和治理政策的方向与力度取舍。从制度工具维度看，治理现代化存在包容性的规定、多样性论题化和治理链条复杂性难题，内在地蕴含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再动员、再组织和再塑造的过程中，涵盖水平治理和垂直治理两个核心活动。需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打破纳尔逊陷阱和实现“涓流效应”，优化链式管理机制，提升贫困治理适应性、执行力和整体效能。（五）从治理过程推断：善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善治是有效贫困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能够促进全社会协同参与，实现共同富裕，其本质是各主体协同治理。责任性、合法性、回应性、高效性、透明性等要素共同构成善治的评价指标和基本导向。从实践来看，中国形成了从救济式贫困治理到开发式贫困治理，再到精准扶贫一系列贫困治理模式。通过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基础性的社会变革，形成了一系列精准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贫困治理思路。但贫困治理改革效应十分有限，贫困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的不平衡引致贫困治理失灵。以“问题域”的视角，有效和可持续治理现实贫困难题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通过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激发创新社会活力，培育公共精神，实现“善制”与“善治”的有机联动，提高贫困善治水平。四、基于过程视角的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内容框架搭建综合性的贫困治理现代化框架，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这不仅是中国新时代贫困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是贫困治理逻辑嬗变的具体诉求。贫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和核心。贫困治理体系是贫困治理能力的抓手，其科学性决定着贫困治理能力的水平和实现程度；贫困治理能力是贫困治理体系功能的外在表现，强调的是贫困治理的能量、工具及其成效，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内容伴生性和价值同构性。基于“全景过程”观察，综合不同领域、层面的治理内容和形式而构建贫困治理新范式。通过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的结构框架和组织体系，联结和激活贫困治理体系的子系统，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合意目标和良性效果，创新控制机制、协调机制和分工机制（图1），以有效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其中控制机制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解决的是监督、评估与防范风险问题，动态调适贫困治理制度与结构安排，涉及保证集体行动的性质和效应；协调机制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涉及上级负责、平等协商和第三方裁决协商等三种方式，关涉贫困治理手段方式、治理程序，包含了贫困治理手段的灵活性，治理资源的多样性、治理行动的合理性以及治理构件的协同性；分工机制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它将目标任务分解和安排到各个主体、明确其资格条件并配以相应资源手段，主要有划分目标任务的类型、地域和流程三种方式及其混合，表现为贫困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职责分工和组织互动机制，决定着贫困治理效率。贫困治理体系是由国情、政策定力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由价值、角色、技术、主体等多要素构成的、功能耦合的组织体系与多层级互动的复杂系统。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包含价值理念体系、角色结构体系、组织运行体系、技术工具体系、功能效用体系、行动实践体系、监督预警体系和制度法规体系等在内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同时，贫困治理能力是将治理政策、制度优势、体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行性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治理能力，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决于治理体系的整个结构与运行过程好坏以及协同治理状况，主要包括贫困治理主体学习能力、贫困治理专业化能力、贫困治理组织化能力、贫困治理资源统筹整合能力、贫困治理绩效领导能力、贫困治理行动规范能力、返贫风险防范能力、贫困治理健法立制能力。由此，本文将从上述八个维度分别细化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以构筑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结构。（一）现代化视域下贫困治理体系构成1.价值理念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纲领价值理念体系是贫困治理体系吸收社会需求的准则，沉淀在贫困治理主体思想、制度结构、治理技术创新之中的行动纲领。其内含特定的价值关切和价值凝聚——实现共同富裕。价值关切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伦理变迁的引线，决定和支配着主体治理行动，深刻影响贫困治理驱动力和方向。价值凝聚是具有人文关怀意蕴的普适性价值协同，可增强对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政策回应能力。后脱贫时代，财富增长与幸福感倒挂的“伊斯特林悖论”逐渐显现，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成败。考察人群、代际、空间等多重平衡性价值，处理好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实现共享发展、实践共享正义、实行共享治理，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和多元价值，推进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2.制度法规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保障制度法规体系是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具有激励与约束功能。通过建立规范、系统和包容的制度法规体系，实现“政策治贫”到“制度治贫”的理性转变，推动贫困治理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治理过程的标准化和法制化、制度性成果的创设和制度功能的更新，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权利。在公共服务、社区管理、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和安全等方面，制定贫困治理的法律或条例，形成包括法制规范、激励约束和协作合作制度等的制度体系，建立集减贫政策、区域政策、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的贫困治理制度综合体。3.监督预警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矫正器健全监督预警体系，推动贫困治理体系迭代优化以适应贫困动态演变，进而提升贫困治理的预见性和适应性。一是强化贫困监督问责体系。建立信息披露和阳光监督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和避免督查真空。发挥行业部门与社会的监督作用，建立政策和目标的动态修正机制，保障资源有效传递、分配并做功，提高贫困治理的效率和效益。二是规范贫困治理评估工作。科学选择评估工具，完善考核和绩效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保障贫困群众的发言权与参与权，实施“前摄→状态→反映”三段式模式。三是建立返贫监测与预警机制。健全居民全覆盖的、科学有效的贫困监测和预警体系，包括贫困指标设定、监测网络建设、数据采集分析和预报等。实施返贫风险预警，关注和追踪边缘贫困群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4.技术工具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手段治理是偏工具性的“技术活”，治理技术工具体系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桥梁纽带、基本途径和推动力，决定着资源配置方式和治理模式。由于既有的治理工具难以提升三维资本，工具理性与技术现实性、工具专业性与技术通用性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带来技术依赖困境：割裂贫困治理目标与本源价值、阻滞社会认知与价值流动、弱化主体责任与理性规范、消耗社会信任与协同韧性，引发价值异化和治理困局。在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以发展赋能为绳，以普惠性服务为本，运用信息技术，科学配置治理工具箱和技术体系，实现贫困治理工具的多样化、治理工作的技术化、贫困人口的技能化，推进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5.功能效用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绩效发生器治理的功能和效率是检验贫困治理现代化绩效的重要标准，指向贫困治理体系的功能效用。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和帕森斯的AGIL框架，贫困治理体系本身内含要素调节、系统稳定的功能，体现动员、组织、监管、服务和配置等功能。贫困治理绩效包括治理功能、治理过程和治理政策的层级推进和能力提升，依靠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等为贫困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有效发挥贫困治理体系的功能，关键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6.行动实践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动能根据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行动者对社会变迁具有能动作用，是治理现代化的动能所在。行动逻辑是各治理主体参与贫困治理活动的理由和动力，行动策略选择决定于贫困治理主体资格、治理效果、行动动因等联结治理工具。行动者是贫困治理体系的承载者和利益维护者，需要考量贫困治理的系统性逻辑和情境性逻辑，完善多层面的贫困治理行动体系。构建贫困治理行动“三阶梯”金字塔：生存背包、发展背包和能力背包，推动贫困治理行动逻辑的优先序、递进性和策略方向。经由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激活等阶段的“转译链接”，实现治理主体的价值同轨与行动耦合，构建行动手段可选择、行动界限可交融，责权利可动态平衡的贫困治理行动实践体系。7.角色结构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协同和责任划分基础基于角色互构的治理结构是贫困治理体系的基础，角色结构体系指向“明晰贫困治理主体的角色地位和相互关系”。贫困治理的主体互动、组织互构和政府层级角色互补，深刻决定和影响着贫困治理模式选择。贫困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主体权力分配和组织结构再造。重点关注多元主体的协同建构，推进治理主体角色的人格化和理性化，建设贫困治理共同体。其中，政府起着引领者、参与者、规范者、协调者、监督者等作用，协调整合各种治理模式和治理资源，可实现能力互补和多元共治；市场和社会组织能较好地弥补政府失灵，在提高贫困治理精准度、优化资源衔接和缩短治理距离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8.组织运行体系是贫困治理现代化的载体组织运行体系关涉贫困治理体系组织方式和协调，指向贫困治理体系采取何种方式和路径运转，是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组织化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功的密码之一，在新发展阶段的贫困治理中，中国共产党是推动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引导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形成贫困治理政治优势。高质量的贫困治理领导组织体系机构，将有利于有序参与、统筹力量、利益平衡和规范行为。通过健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同的贫困治理组织运行体系，强化乡村基层组织的现代化建设，提高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和贫困治理效能。（二）现代化视域下贫困治理能力组成1.贫困治理主体学习能力现代化学习能力是指从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启示，不断提升政策分析和优化解决方案的能力。学习能力贯穿在制度过程中并塑造变化过程，是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学习能力现代化要求主体系统地记录并回顾治理过程中的经验，对治理体系整体产生影响，并嵌入在体系运作的方式中。随着贫困治理工作的推进，如何解决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不足成为治贫新挑战。贫困治理主体需要拥有足够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参与并指导治理行动，通过学习和调整不断创造与情境相适应的新平衡，提高包括交换交流能力、心智自由能力、思维转化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2.贫困治理健法立制能力现代化健法立制能力是治理现代化属性之魂，是维持治理组织地位和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本质上是治理制度的创新能力。现有的贫困治理制度体系立法滞后、法治思维薄弱、“碎片化”严重且缺乏操作性，导致贫困治理模式和资源处于闲置或拼凑状态，难以实现协同治理。因此，需要实施内生于元治理能力的制度创新，坚持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发展为目的，提升其组织黏性、延展性和统合性，进而推动贫困治理的法治现代化。在法制框架内，提高贫困治理制度的功能标准、创设制度性成果、发展制度性规范、更新制度性功能，拓展法律制度的适用性和可达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的突破性提升。3.返贫风险防范能力现代化返贫风险防范能力是稳定脱贫的底线保障和高质量脱贫的动能，既包括贫困治理体系的预见发展能力、危机处置能力、利益平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又包括面临外界风险扰动时的风险抗逆力、生计恢复力、灾害抵御力和自我发展力。贫困治理需要考虑风险冲击和贫困脆弱性问题，深化贫困预防理念。从致贫因子看，有资源禀赋限制、灾害、市场波动、环境发展变化和人为决策失误等，也有贫困主体的精神韧性的异化、组织韧性的式微和生计不确定性等。需要构建以防贫、抗贫为目标的韧性治理体系。同时，重构家庭的信念、组织和沟通三个体系，提升其抗击风险的主体能动性和生计恢复能力。4.贫困治理统筹整合能力现代化统筹整合能力本质上是治理资源的整合协调能力。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一场“和合”的思想革命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治理实验。基于因素耦合程度与张力消解的权变，只有实现协同共治才能提升贫困治理统筹能力。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部署，增强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工具、不同政策的协调性，深化部门间的合作互动，消除系统内在的冗余和摩擦，需要从贫困治理的理念选择、政策设计、要素动员、内生动力激发、互帮互助网络构建等层面，建构协同共治的贫困治理模式。要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基于不同治理模式和资源的差异加强辅助能力建设，提升贫困治理“共同体”的统筹整合能力。5.贫困治理绩效领导能力现代化贫困治理绩效领导能力是以绩效为目标的，构建在协同领导系统和绩效治理网络之上的贫困治理能力，涉及指标选择、权重调整、数据技术中立和流程优化等。以往政府主导型的贫困治理行政化色彩过重，导致扶贫政策的实施效率低下，以及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发育滞后，严重制约了贫困治理绩效。基于绩效领导结构的承载，针对贫困治理公共价值冲突、绩效损失等问题，需要建立契合贫困治理现代化的绩效领导体系，提升贫困治理主体的市场灵敏性，推动绩效创新提升。推进多主体参与、多技能配合、多利益平衡，积极发挥绩效领导能力在引导贫困治理实践、规范贫困治理行为中的作用。6.贫困治理行动规范能力现代化贫困治理行动规范能力本质上是贫困资源配置与调控能力。鉴于贫困治理中目标同构性和价值诉求张力并存，只有规范治理主体行为才能实现平衡协调发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确保治理行动的公益性。一是推动权责关系明晰。聚焦贫困治理实践的变迁，提供相适应的制度导向、目标序列和运行规则，实现贫困治理行动的合规化、合法化。二是推动治理行动标准化。构建贫困治理行为示范标准，促成治理主体互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三是推动全过程治理行动。实现及时感知、有效回应、完整执行、即时反馈、调适改进的良性循环；实现全过程治理要素共生，推动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和行动规范化。7.贫困治理专业服务能力现代化面对贫困治理“不适应、不会为、不善为”的专业化困境，需要推进其专业服务供给能力。一是开展贫困治理工作人员专业化培训。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管理沟通与团队建设、职场压力与情绪管理等，强化专业的思维、素养和方法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打造一支高质量的贫困治理队伍。二是建立城乡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从政府、科研院校、国有企业等抽调人才，提升落后地区组织管理、产业发展、科技服务、市场营销等业务供给能力。同时，推动社会组织担当起提升社会凝聚力、提高生计能力、统筹社区分配、组织脱贫行动等责任，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8.贫困治理组织化能力现代化2020年后，贫困治理迎来了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推进的历史新时期。政府组织动员和调配资源的能力、市场组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效率的能力、社会组织拓展资源供给渠道和技术带动的优势，都增加了贫困治理现代化实现所需的组织资源。要在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重构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引导培育多种社会合作组织，强化党建扶贫的组织力和政治力。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贫困群体广泛参与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全面实现各主体的组织化能力现代化，保障政策的合法性、一致性和持久性。五、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进路在回答“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基础上，需进一步解决“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的问题。本文结合实际，从战略角度与全局意识，着手为实现贫困治理现代化廓清思路、找到进路，构筑贫困治理协同行动力，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一）“五重点”是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导向运用治理的观点和原则，设计贫困治理现代化政策，其政策导向重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基于国情实现贫困标准体系的国际化和科学化。一方面完善返贫人口识别监测机制。建立涵盖家庭关系、劳动能力、文化资本、社会支持、社区融入、心理需求等方面的贫困综合识别体系。另一方面要完善贫困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以国际贫困标准的设定方法作为基本性指导，制定符合国情、发展阶段和贫困特征的动态贫困线标准并设定合理的调整周期。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要义。重点解决相对排斥与相对剥夺问题，综合推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强调城乡共同享有发展机会、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实现社会“发展与公平”的动态均衡，弥合城乡经济社会“裂痕”。第三，疏浚驱动力变革的“活水”，培育贫困治理现代化动能系统。基于贫困治理的薄弱点、梗阻点和关联点，从收入分配、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出台改革举措，在宏观层面培育新动能。保障城乡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深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在中观层面保障产业富民。完善以低收入群体的主体责任、主体意识为主导的内生驱动模式，在微观层面提升人力资本。第四，推动县域经济包容性发展和益贫性机制创新。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政策一致性；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创造更多高质量就近就业机会；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融合协同发展，实现富民强县。第五，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推进城乡均衡的教育、医疗、社保、生态与人居等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及其标准。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等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关注易地搬迁群体的社会融入和后续帮扶，建设全覆盖、多样化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二）“四治协同”是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加强贫困治理现代化转型，推进政治话语的组织嵌入和复合性的贫困公共治理模式的形成，需要从组织、制度、数智和人文“四治协同”，提升贫困治理现代化水平。第一，组织治理是方向，推动贫困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载体厚实化。坚持从中央到基层将贫困治理纳入日常工作职责中，优化贫困治理格局。通过组织层级互动挖掘贫困治理需求、激发治理智慧、型塑治理秩序，增强资源协同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组织凝聚力。第二，制度治理是保障，力促贫困治理现代化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一是理顺和规范国家与城乡、经济与政治、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完善资源配置、社区参与、社会福利等制度体系。二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为重点，全方位保障城乡贫困治理体系和命运共同体。三是通过吸纳企业、NGO及志愿者参与，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制度以优化东西部协作制度，推动其继续承载贫困治理任务与责任。第三，数智治理是手段，可提升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功能和效率。有机结合乡村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技术，推动数智治理。按照“科技+”思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减贫政策、社区资源、外部援助等协同推动贫困治理的数字化和智慧化，引领乡村社会治理“智治”。第四，人文治理是内核，是贫困治理现代化可持续性的关键。一是为贫困群体赋权赋能。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和劳动观建设，构建科学健康的致富观，实现文化自觉和信心激励。二是社区“善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推动合作性权力、社会性权力和融合性权力发展。三是健全乡村心理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心治”能力。通过心理咨询等健康服务，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与关怀慰问，改善其心理健康。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梁海璐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核心密码，其发展理念凸显为以人民为中心。从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民主观念的历史变奏，成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论先声。人民至上最基本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以及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人民至上”弹奏出“主人、主体、主考”三重交响：“主人”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至上的政治表征；“主体”强调人民是力量之源，是人民至上的实践表征；“主考”强调人民是最终评判者，是人民至上的权利表征。【关键词】习近平；人民至上；主人；主体；主考【作者简介】唐少莲，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唐艳枚，中共湖南省双峰县委党校讲师。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核心密码如何解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一百多年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始终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底色没有改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手牵手、心连心”的情怀没有动摇。“人民至上”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六个必须坚持”之首，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新时代的“人民至上”涵摄人民主人论、人民主体论、人民主考论三重意蕴。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人民民主观念，从唯物史观所凸显的理论逻辑到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所证明了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情怀把“人民至上”的主题弹奏成了彪炳史册的铿锵绝响。一、从民本到民主：人民至上的历史变奏在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版图中，民本思想以其对“民”的关注和凸显而成为核心论域。儒家民本哲学的深层政治逻辑，大抵在“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三个维度展开。“立君为民”解决了君权的目的性问题。《荀子·大略》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尚书·泰誓中》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直接用民心指代天心、用民意指代天意，实际上是用天意为民意张目，为避免君权的恶性膨胀套上政治合法性的缰绳。《荀子·哀公》关于君民关系的舟水之喻厘清了“君—民”的二元结构。“民为国本”解决了传统政治治理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既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那么，民安乃国安的必要条件。在此意义上，民之为“本”，才避免了“民”在“君—民”二元政治结构中的弱势失衡，故《孟子·尽心下》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政在养民”解决了传统政治治理的方法论问题。先贤们提出系列重民、贵民、保民、安民、富民、恤民、利民、爱民的主张，使民本思想的“民生”维度内涵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主张先富后教，足食足兵；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强调“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荀子提出上下俱富的思想，主张保民爱民，以“民生”为治理之基，“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管子·牧民》把“民生”作为社会治理的前提，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传统民本思想难以摆脱两个根本性的理论困境：一是民意即天意的民本诉求何以贯彻于君权至上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并能实质性地制衡至高君权？二是老百姓是否能够且如何摆脱政治治理结构中作为对象物（统治的客体）出场，从而在治理实践中彰显出自身的“本”之地位与主体性存在？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曾试图在民本之壤中培育现代民主之花。“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师培等一方面批判君主专制，一方面试图结合近现代西方的民主制来阐发传统的民本思想，希望由民本走向民主。于是，传统的民本被阐发为民贵君贱、民主君仆、民主君客等种种与近现代民主相通的观念。”谭嗣同在《仁学》中从近现代民主的视角上去解读民本，民本因之成为君主专制的对立物而具有了民主的内涵。这种略带“想当然”的“我注六经”难以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其对“民”如何摆脱“君—民”二元治理结构中的对象性存在而落实其主体性，以及对民本思想与专制王权的“共存土壤”与“协同机制”等缺乏深度考察。真正实现从民本到民主之现代变奏的当属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具备学贯中西的学术底蕴，不仅对传统的民本智慧洞若观火，而且对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着力颇深，传统的民本思想大多成为他们现代民主思想的养分。李大钊的思想实现了两次重要的转变。一是由民本主义到平民主义的转变。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将传统民本思想改造成他的民彝理论。简言之，所谓“民彝”就是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人民的法则”。李大钊从民心与民意两个部分去诠释“民彝”，并认为此二者乃民主政治之基，所谓“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他提出平民政治的主张，认为平民政治就是泯灭阶级等级区别，使“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如此，高高在上的君权或特权阶级就被平民政治所取代，而原本只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平民则“翻身得解放”，人人成为治者，成为了政治治理实践的主体。这是一种多数中求共同的“民治”模式：“今世施行民治之国，所以采行多数制者，其意盖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二是从平民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以十分欣喜的态度拥抱俄国十月革命，并撰写《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欢呼平民大众的胜利，欢呼“俄罗斯人道的精神”，欢呼“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新观念、新思想。因此，十月革命为他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做了重要的铺垫。后来，李大钊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热情讴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观：“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早期的陈独秀对西方民主政治十分推崇，并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造成了对人民权利的遮蔽或牺牲，欧洲宪政则能予此以保障。他指出：“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所以，实施共和必须唤醒民众，否则“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只有民众觉醒后建立的民主国家，才能使人民权利受到尊重。陈独秀试图架起民主与民本之间的桥梁。“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但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陈独秀看透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伪性，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因此，他号召“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陈独秀吸纳传统民本政治对普通民众的“贵重”旨趣，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主张各阶层人民团结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实际上实现了从民本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无论是在传统民本观念的园地里，还是在近现代由民本到民主的变奏进程中，都未得到充分的彰显。即便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是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是人民至上思想的绪论或先声。二、理论逻辑：人民何以至上？人民何以至上？其最基本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从认识论看，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之所以至上，在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因此，在改变世界的历史剧中，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人民）才是主角，才能“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历史观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启蒙主义津津乐道的理性、自由、权利等历史观进行了祛魅。他从“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在此基础上，人们方能从事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等各项活动。因此，人民群众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变革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人民至上”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也反映了其最核心的执政理念；既体现了共产党人最鲜明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其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工作方法。人民何以至上？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是目的，党只是人民的工具。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是人民的工具，领导机关、领袖、政府都是工具，党是具有先锋队性质的“领导工具”，中央领导机关是“指挥中国革命的工具”，政府是领导人民“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当工具”。从历史逻辑来看，无论是革命、建设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年代，“人民至上”始终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并在全党把这一价值追求转变为共产党人的生存方式，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因为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着民众的利益而存在的，理所当然会获得民众的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淮海战役的胜利被形象化地归结为“手推车推出来”的，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核心密码，阐述了革命胜利的必然的历史逻辑。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其实质是为了弘扬雷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精神。全党同志都有了这种精神，为人民服务就必然成为我们党的精神密码和生存方式。人民何以至上？邓小平的回答是：人民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政治”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的人民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民尺度观”。江泽民曾多次引用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些科学论断体现了邓小平的人民观蕴含着鲜明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人民何以至上？江泽民的回答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就必须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江泽民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则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当时社会上关于各阶层人士应如何定位的争论，江泽民提出：要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对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予以准确把握。他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人民”主体地位和合法利益的重新确认与维护，统一了党内外思想。为此，他坚定强调：“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可见，江泽民的人民主体观和人民利益观无疑具有与时俱进的历史内涵。人民何以至上？胡锦涛的回答是：人民是最可靠的力量源泉。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人民”一词出现了130次。通观整篇讲话，“人民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也是党90年辉煌历程的逻辑归结。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大事变”，使“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人民至上”之所以是“光明道路”，在于在过往一切的政治治理结构中，“人民”总是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中，人民才居于至高地位。因此，是否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否时刻维护人民利益，成为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治理是否合乎历史逻辑、是否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试金石”。胡锦涛根据当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一针见血地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只有发挥这个“最大优势”，只有解决这个“最大危险”，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三、新时代三重交响：主人、主体、主考“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血肉相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的高度凝练，也是对百年党史“人民至上”的历史逻辑和价值追求的深刻揭示。新时代的人民至上具体展开为三重交响：人民主人论、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主考论。人民主人论是人民至上的政治表征，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体论是人民至上的实践表征，强调人民是力量之源；人民主考论是人民至上的权利表征，强调人民是最终评判者。首先，人民主人论是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系中，人民处于核心位置，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本质问题。恩格斯指出，公共权力最初是“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而产生的。这些特殊的机关充当社会公仆的角色，这时的权力具有“公共服务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已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是要将这个颠倒了的主仆关系和权力结构纠正回来，实现公共权力自身的回归。人民主人论有三重实质性蕴涵：第一重蕴涵是人民拥有至上权力。准确把握人民权力观有三个基本维度：一是权为民所赋，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习近平在《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一文中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在全国执掌政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二是权为民所用。一切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强调：“我们所有党员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绝不允许搞任何形式的以权谋私。”三是权为民所控。在无产阶级政权中，“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权为民所控，就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个维度共同表明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重蕴涵是人民拥有至高地位。“主人—公仆”的身份定位与权力授受关系决定了人民地位的至高性。这种至高地位，江泽民用“三个不能”予以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十年后，胡锦涛又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又十年后，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如何守住人民的心呢？靠的是“三个始终”：即“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毫无疑问，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铿锵宣言。第三重蕴涵是人民利益是最根本利益。马克思认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观：一是用初心与使命彰显人民利益。通过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调“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二是用共享和共富诠释人民利益。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是人民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其次，人民主体论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同时也是“剧中人”。人民主体论有三重内涵：一是坚持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就可以与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划清界限，避免陷于唯心主义的陷阱。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与政党、领袖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人民群众不是政党、国家机关或某个领袖政治活动的对象物或影子，在这些活动中，“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三是历史是人民“有目的的活动”。事实上，“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民是历史活动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实践者，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能动的活动。当然，人民的活动同时也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新时代的人民主体论可展开为四个维度。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作为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就凸显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属性，要求我们必须从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去把握人民群众的本质和作用。二是人民群众是自我主体，即“现实的人”能够自己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代表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力量，因而也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助推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的首要内容就是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三是人民群众是力量主体，党的各项工作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依靠群众。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最大程度地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四是人民群众是利益主体，所以必须切实维护人民利益，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人民主考论是指人民才是一切政治治理活动的最终评判者，解决了“谁来阅卷”的问题。对于历史活动最终应由谁来评判，马克思强调，“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显然，人民群众是主考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进京赶考”的命题，既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坚定和清醒，也用这一政治隐喻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考官地位。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赶考之喻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考论的理论基调。邓小平是通过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确立人民群众的发言权与评判权的。他把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作为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实际上就是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江泽民进一步把上述观点凝练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013年，习近平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建党95周年时他再次强调，我们党一切工作都是这场考试的继续；再到建党100周年宣告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新时代的人民主考论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系统的理论内涵：一是强调了赶考的历史意义，即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那就是“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二是聚焦了赶考的根本内容，即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三是明确了赶考的历史进程，即赶考永远在路上。“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全党同志一定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四是丰富了赶考的原则方法，即提出了“三个务必”重要思想。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中提出了“三个务必”重要思想，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既是几代领导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清醒和自觉，更是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使命任务所给出的“新答案”。五是形成了赶考的逻辑闭环，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出卷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答卷人”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清醒的历史自觉，“阅卷人”彰显了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四、结语学者郑永年在比较中西政党制度和文化后指出，西方政党是竞选选票的工具，政党本身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与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变为分化社会的政治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其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并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核心密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最权威的解答。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凸显人民主人地位的一百年，是发挥人民主体力量的一百年，是落实人民主考权利的一百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中书写出“不负人民”的时代华章。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余泓希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日常生活为民主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回归日常生活理解民主，可以从“人”的角度进一步把握民主的价值意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度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打破了民主实践于政治生活场景的局限，找回了民主的参与价值，夯实了“参与”的社会基础。从历史角度看，走向日常生活的协商民主延续了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协商传统。从现代角度看，构建日常生活的协商民主要观照人的个体性、社会性与伦理性。从价值层面看，协商民主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真正赋予了日常生活意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放”意蕴，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条件。中国式民主实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与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的相互补充与相互适应，由此构建了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关键词】协商民主；日常生活；中国式民主；人的解放【作者简介】张力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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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更多精彩【摘要】21世纪初，巴西劳工党作为拉美最大的左翼政党，高举“劳工社会主义”的旗帜，赢得了执政地位，创造了巴西奇迹，成为南美洲各国公认的“领头羊”。劳工党执政期间，采取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得巴西经济进入黄金增长期，探索出巴西特色的“劳工社会主义”道路。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下，“劳工社会主义”帮助劳工党实现了巴西短期的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繁荣。然而，由于“劳工社会主义”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并未坚持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导致劳工党最终失去了执政地位。因此，正确认识劳工党“劳工社会主义”模式的本质，寻求其失败的原因，这对于中国防范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巴西劳工党；劳工社会主义；新发展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作者简介】王绍源，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作为巴西最大的左翼政党，巴西劳工党（Part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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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更多精彩【摘要】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趋势、发展道路、交往方式等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守正创新，彰显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正道逻辑。从历史趋势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的理想追求，使其在由“理论愿景”上升为“现实运动”的基础上，展现出磅礴的文明伟力，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面貌；从发展道路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选择特殊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依托，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路向；从交往方式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方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两极相联”的辩证思想，开启了人类文明关系的新样态。【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世界历史【作者简介】刘昊（1988—），女，山东淄博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世界历史视域形成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论，指出了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必然趋势，并对中国在未来人类世界的命运做出了科学的预判，为人类探索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方法论指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实践，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丰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历史趋势、发展道路和交往方式等方面谱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新篇章，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彰显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正道逻辑。一、历史趋势：社会主义文明的理想追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创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开创的大工业及资本扩张带来的普遍交往，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历史的开辟，促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应运而生。然而，以资本为核心支柱和世俗奠基的资本主义文明却以野蛮的方式推动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使现代文明不可避免陷入了自反性的矛盾悖论，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危机与灾难。资本主义虚假的文明幻象和发展弊病，决定了它只是世界历史体系下人类文明的一种暂时性存在形式，它必将在自身优越性的逐步耗尽中走向终结。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揭示和理性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和道义的双重逻辑出发，指明了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生成的特定历史前提和现实的展开空间，同样，这种文明也必然具有自身存在的历史限度。站在历史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上，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全面、科学地审视，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作用：相较于之前的一切文明形态而言，在资本成为“普照之光”的资产阶级社会，机器化生产的运用和普遍交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激发了个体的主体意识和独立诉求，促进了社会各领域的进步与开化，使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基本面”摆脱狭隘与局限，由封闭走向开放。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进步性，使其能够在近现代的时空场域中承担起“文明时代”的开创使命；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批判性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运行规律为前提的文明形态，而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因此，“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文明的对立面。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引发严重而普遍的劳动异化，人的主体性被物的力量主宰，无产阶级被迫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资本主义文明不可调和的矛盾悖论，证明了其生命的历史暂时性，注定了其否定自我、进而被更高文明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宿命。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二重性的分析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才是真正符合世界历史趋势的文明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原因在于：从根本上看，文明的发展程度与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因此，只有在“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社会，单一个体才能突破民族与地域的狭隘界限，获得真正的解放，人类才能开启崭新的文明形态。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文明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违背了世界历史的开放性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及客观规律。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文明不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其发展抵达一定的历史极限后，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必将到来。20世纪，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的诞生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的理想追求由愿景变为了现实。遗憾的是，由于对资本主义文明采取了一种抽象的否定与排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道，在封闭僵化中将自身埋葬。然而，这并不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更不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破产。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萧条的历史境遇之际，通过总结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型范式。特别是在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赓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观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使社会主义文明在由“理论愿景”上升为“现实运动”的基础上展现出磅礴的文明伟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式定型“出场”，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面貌。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文明的崭新面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资本至上”的逻辑原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优势。马克思指出，在由资本逻辑统摄的资本主义文明中，整个社会遵循着资本增殖的目标，沿着利益最大化的轨道运行，一切社会关系都沦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人的主体性价值被淹没，不得不在物的抽象统治中沦为物的附属品，成为“单向度的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文明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它只是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法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社会主义文明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不再是社会某一阶级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是寻求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这是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分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个体的应然存在状态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为根本的价值旨归，始终将“人”的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并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根本的条件保障，实证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属性和优越性。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而成功破解了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迷思，在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展现了社会主义文明鲜亮的价值底色。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共产主义与资本是“绝缘”的，但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直面资本存在不可规避的客观事实，正视商品交换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囿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谈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对待商品经济，以促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的合理驾驭，创造性地回答了在现时资本“持续在场”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如何引导资本助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面对当前资本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的时代趋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尚不足以达到使资本退场的时机与程度，必须理性审视资本价值，既要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发挥资本在财富创造上的积极作用，又要形成对资本的有效制约，以规避资本贪婪的负面作用。对此，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方面，通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用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资本的社会属性，从根源上遏制资本的权力化，化解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从而在制度之维解构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破除了资本异化的灾难性弊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和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二、发展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向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也重点探讨了文明的发展道路问题。最初，他们认为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将率先凭借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优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点，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落后民族国家将经由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裹挟中走上现代文明发展之路。可见，这时对落后国家文明发展道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是将其置于资本主义文明所规设的“支配-从属”关系中。然而，到了晚年，面对东西方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俄国呈现的新情况，他们随即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了研究目光的转向，探讨了东方社会迈向社会主义文明的道路问题，使文明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辩证关系被进一步反思与完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的历史过程，文明形态的历史嬗变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永恒的历史规律”。但是，犹如马克思所言：“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教条化的历史哲学公式，它并不排斥各国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多样化选择。事实上，对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文明形态而言，都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走适合本国国情的文明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通过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结构的考察，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在他看来，俄国有希望利用好农村公社的有利因素，借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以及“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开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新文明形态。这实际说明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可以在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依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探索规律的不同实现方式，形成特殊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绝不能以偏概全地以“线性史观”否认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开创了现代文明，但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极力反对那种抛弃具体历史环境，将一种“全盘西化”的文明方案视作唯一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准模式的做法，这为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寻求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论与实践上确证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选择特殊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依托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向，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革新升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产物。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走自己的路”。毫无疑问，中国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倘若完全照搬资本主义文明，不但无法充分享受其创造的积极成果，反而会在这一文明的负面效应中将自身葬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因此，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只能由中国自己去选择和探索。正是在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的文明底蕴才得以深层次地凸显出来，人类文明新形态才得以创造。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审慎的思考和预测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但他们并没有对完成跨越后社会主义文明究竟要如何巩固发展的问题做出细致的论述，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其内生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以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做出了无可争议的科学应答。应当承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初期，“以苏为师”的经验借鉴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苏联模式弊端显现后，中国便开启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转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战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并日益发展完善。4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理性把握世界趋势和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对“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思考，在守社会主义文明之“正”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突破常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铺垫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创造的道路基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承继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追求，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正回归到马克思所说的有待于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的位置上，将资本主义符合文明发展趋势的积极因素融入自身的建设之中；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实现了古老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从而创造性地诠释了落后的东方大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跨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问题，力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系统阐发了诸多富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时代内涵和文明意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针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单向度发展的局限弊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全面改革的实践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互协调，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具象化地充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内涵；面对新时代国内外发展形势和发展特征，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提出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高目标，擘画了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为了有效应对全面深化改革遭遇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由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的升级发展，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基础；在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中国共产党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了战略目标的递进提升，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康庄大道，也史无前例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非西方之路，拓展了它们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三、交往方式：“两极相联”的规律预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方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文明问题始终是在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展开的，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东方”与“西方”在现代文明中的关系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世界历史的开辟和普遍交往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必将打破不同民族地域的相对封闭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此时，他们认为落后的文明被先进的文明所征服和改造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法则。但在考察了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与欧洲革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突破了这种探究人类文明关系的单向度路径，以“两极相联”的辩证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互动关系，并对中国在未来人类世界的命运做出了科学的预判。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向落后国家开拓世界市场，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成为殖民主义的目标。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马克思认识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残酷剥削，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灾难，另一方面也将西方文明的“秩序”送到了中国，促使其“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并将在客观上刺激民族内部革命因素的产生，加速封建王朝社会体系的瓦解。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恰好回应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但马克思的关注点不止于此，他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出发，将这场革命视作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其必将对欧洲革命和整个人类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在1853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就借用黑格尔“两极相联”即“物质是斥力和引力的统一”的辩证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欧洲革命的反作用。在他看来，欧洲殖民侵略所导致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波及范围之广，必将影响到西方列强的对华贸易，使“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欧洲大陆“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激发欧洲人民“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所以，“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预言道：如果世界历史的一极是西方，那么另一极便是中国，西方世界和人类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命运。由此可见，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世界意义的分析，马克思已经预见到，随着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形成，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入侵，世界历史的中国一“极”必将以特定的方式对“文明”的欧洲产生重大影响，“‘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实践的发展为马克思“两极相联”的理论预判做了最好的注脚。正是基于中国与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做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应在把握好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现代文明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逐步冲破了资本主义文明塑造的“支配-从属”关系，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中国与西方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是以革命的形式呈现的，而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实践，则意味着在世界历史深入推进和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的历史背景下，两者之间的辩证关联和影响可以相互成就，从而形成全球共同繁荣、互利共赢的发展态势和结果。作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推动世界历史变革的积极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开放的姿态重构了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方式，提供了21世纪东西方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关系的新样态。近代以来，凭借在现代文明中的先发优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以野蛮的方式开辟新的市场空间，通过殖民掠夺、贸易侵略等形式强行把落后国家纳入自己的文明体系，“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以寻求最为广泛的“普遍占有”。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直至今日，西方世界仍试图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规制和标准打压异己，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制造出不同文明对抗冲突的论调，给世界带来了无休止的对抗撕裂和无序混乱。这种狭隘对抗的文明发展方式严重破坏了全球文明生态，阻碍了文明多样性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根本桎梏。“人类文明该往何处去”，“人类文明究竟如何建构”，“冲突”还是“共生”，“对抗”还是“对话”，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世界局势，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类胸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确立起一种有利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交往方式。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界限，蕴含着平等尊重、承认差异、和而不同的文明精神，主张以文明共生取代文明冲突，有力地解构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为推动世界和平交往开辟了新路径；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人类文明发展与交往规律，强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倡导国家间交流合作，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人类文明繁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与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形成了强有力的密切关联，并切实带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国际合作共赢搭建了实践平台，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时代形象，打开了通向全球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两极相联”辩证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性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为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它昭示着一种新的全球文明理念的生成和文明关系新样态的开启，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综上，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形成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观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必然趋势，探讨了落后国家选择特殊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并预判性地指出了中国将在与西方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在承继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基本观点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历史趋势、发展道路、交往方式等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守正创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了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新篇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不仅破解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为“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人类文明究竟如何建构”的问题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文明新面貌的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向的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交往方式的开启，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展现出了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为引领现代文明的积极转向和化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继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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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一一级学科的设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需要，更是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要高质量建设这一新的一级学科，需要厘清其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学科基本问题与学科基本方法、学科基本范畴与基本论域。坚持政治高度和学术高度相统一，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学科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内涵，突出学科交融，强调学科贯通，构建和完善这一新的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关键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者简介】赵凌云（1962—），男，汉族，湖南华容人，华中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王建国（1973—），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华中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列为法学类一级学科。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需要，更是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建设这一新的一级学科，需要我们厘清其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学科基本问题与学科基本方法、学科基本范畴与基本论域。从认识上坚持政治高度和学术高度相统一，科学把握这一学科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内涵。从建设路径上突出学科交融，强调学科贯通，构建起科学研究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一、设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依据设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首先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将其设立为一级学科具有深刻的政治、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党的政治地位看，建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具有必要性。在中国的政治场域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不同于西方政治中政党仅仅发挥沟通社会和国家的桥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主体力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执政党都需要不断增强执政合理性和有效性，这就需要相应的学科支撑。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两个方面决定着党史党建学科应该被设立为一级学科。一是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需要不断探寻全面领导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论述揭示了党的领导的必然性。事物的必然性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揭示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揭示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必然性，需要解释清楚党是如何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共产党等重要问题。这就需要回到党的发展历史中，植根于党的建设实践，从党史和党的建设实践中寻求答案。确定并不断巩固长期执政的必然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执政并巩固执政地位的理论与实践前提。二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必须不断提高全面领导的有效性。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执政有效性建基于党的执政历史成就与历史智慧，决定于党的建设水平与执政能力，因此，设立党史党建学科，从党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尤为必要。从党的发展历史看，建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由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和百年党建史所决定的，具有可能性。将党史党建两个学科整合为一个学科，是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要旨。作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没有百年党史、七十多年执政史的实践基础，难以构建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史党建学科。正是在党百年历史、七十多年执政历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把党史党建的实践及理论统一起来，构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其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和百年党建史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今天成为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史同样也是一部百年的党建史，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相关理论，也形成了多个相应的学科，如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比较政党、国外政党等。而根据最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这意味着一级学科能够设置的前提是有相应的学科基础和学科群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学科基础，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理论、比较政党研究、海外政党研究等学科群的形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其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和百年党建史形成了对党的历史进行反思、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探究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重视自身历史总结和自身建设研究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立的重要推力。从现实发展的需要来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的，具有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了七十多年，正在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学科作为理论支撑。将中共党史党建升格为一级学科，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党建设对这一学科的期许，也是这一学科担负的学科使命与责任。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执政的唯一执政党，同样也是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并积极有效的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就需要我们科学认知和精准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征、积极总结百年党史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不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的研究。而原有的党史、党建学科二元分立的格局难以发挥推动相关问题研究发展的学科平台作用，必须构建一体化的党史党建学科平台。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一级学科层面上尚不完备，缺乏一个引领性的一级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制定科学的学科战略和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最核心的是确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性学科、引领性学科和支撑性学科。“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所应当的成为指导性的一级学科。同时也形成了以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为核心的支撑性学科。唯独缺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引领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具有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突出等特点，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应该确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引领性一级学科。二、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的科学内涵建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意味着在一级学科层面上推进党史党建学科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建制化，厘清这一学科专门而稳定的研究对象、确立专门话语的概念体系，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此，必须明确这一学科的科学内涵。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的科学内涵就是要解释清楚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目标导向、基本内容以及科学方法等。而学科建设本质上是由学科的属性所决定的，同时学科建设的基础则是要掌握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厘清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的科学内涵本质上就需要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学科基本问题与学科基本方法、学科基本范畴与基本论域入手。（一）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学科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体系总和。学科属性是一门学科的类别范畴和本质特征。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都属于法学门类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是这一学科属性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其代表观点主要有四种：一是认为其应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二是认为其应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三是认为其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四是认为其不属于某一个一级学科，而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长此以往，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属性模糊，“定位不够清晰，争论不休，导致研究力量分散，学科建设滞后，甚至被边缘化”。特别是，近年来部分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了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就使得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与党的建设学科同时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二元并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建立、建设和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包含中国共产党党史、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外政党比较、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等多领域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学科。之所以认为中共党史党建是交叉性学科，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既有历史学学科的特征，也有政治学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特征。在研究对象上与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具有深厚的渊源，与政治学强调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又不能单独的划归于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下。这是因为中共党史党建不仅研究党的历史，也关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只能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所包含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无法作为二级学科划归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但是交叉学科并不意味着中共党史党建没有自己的学科领域、学术话语体系。“中共党史党建作为一个学科即使从改革开放时期算起也有40年的历史了，经过40年的发展，其在理论与方法、基本概念与范畴、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等方面，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轮廓清晰的体系。”而一级学科是某个特定领域话语、学术以及知识体系的总和，在特定领域具有总括性和统领性的特征。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发展契合了一级学科的学科定位。中共党史学科和党的建设学科从原有的二元并立整合设置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实现了多方面的重大变革。一是学科地位的整体性提升。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置之前，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分别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处于紧跟一级学科发展的学科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因而这样的学科设置可以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作用，却难以发挥中国共产党自身学科的先进性、引领性作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置就打破了这一尴尬境地，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地位，更好地保证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姓“马”和姓“党”。二是学科知识的系统性整合。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置之前，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分属不同学科领域，使得一定程度上二者的研究出现了中共党史研究偏重纯党史领域，而党的建设研究偏重纯党建理论领域的“史”“论”分立现象。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置实现了史论二元分立向史论一体化发展的转变，构建了一个以史为基础，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面向总结历史经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元目标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三是学科建制的体系性再造。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置之前，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有各自与之相应的研究中心、刊物等建制。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置之后，也将会重新创建与二者融合发展形成的一级学科相对应的学科建制，包括一流学会、一流刊物以及相应的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智库建设等建制。四是形成专业化学科话语体系。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设置改变了学科设置前存在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和党的建设话语体系的二元分野现象，实现了新学科设置下话语体系的整合与提升，从而形成中共党史党建相关专业化的话语体系。（二）学科基本问题与基本方法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是指导和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准确理解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科学内涵必然要求对学科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其需要首先明确的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问题不是中共党史基本问题和中共党建基本问题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是基于其学科定位和学科使命而作出的结构性、体系性重构。同样，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方法，也不是中共党史基本研究方法和中共党建基本研究方法的简单拼接，而应该是基于其学科属性和学科依据而作出的理论性、系统性创新。结合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使命，可以发现，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因此，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回答的基础性问题。而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就是以党的历史和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保障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增强历史自信和自觉为学科使命的一级学科，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就自然而然成为其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上需要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第二，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样继续“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经过了百年的奋斗历程，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理论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使我们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据此，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怎样“能”继续成功的时代之问便是亟需我们研究和解答的问题。而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设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对于回答这一问题责无旁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就是从党的历史出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党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总结，为党的继续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从而深刻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样继续“能”的基本问题。探讨和回答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问题，需要特定的学科基本方法。结合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依据，可以发现，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坚持人民中心观的立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其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因此，要回答上述学科的基本问题，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获得人民的支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鲜明地诠释了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立场，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建设、研究和发展指明了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第二，坚持大历史观的视野。这是正确看待历史发展和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秉持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为此，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要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党的历史方位，从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坚持以大历史观、大建设格局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为分析和回答学科基本问题提供经验借鉴。第三，坚持整体党史观的基点。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需要坚持整体历史观的基点，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党内到党外，从党中央到党的地方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成就、巨大创造和历史经验进行整体性、全方位的研究。同时，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一贯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等多个一级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学术关联。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本身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维度。因此，坚持整体历史观的基点也要求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层次丰富、内容多样的“大党史”的整体研究格局。第四，坚持党的全面建设体系和框架的构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的研究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党的建设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格局。因此，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需要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党的全面建设体系架构和框架。第五，坚持整合中创新的方法。“学科建设离不开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是由中共党史学科和党的建设学科融合、整合而来，相应的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实现整合和创新，即要兼顾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顾党的实践和理论，兼顾党的自身发展和借鉴其他政党的发展经验等。因此，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要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和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要突出与其他政党的比较。（三）学科基本范畴与基本论域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基本范畴就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共同的、最一般的特性和关系。而学科的基本范畴就可以说是该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本质联系的特性的反映。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其学科基本范畴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本质联系的反映，主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是干什么的”的问题。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是由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组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着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基本范畴的本质内容。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初心与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并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超高的民众支持率，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大特性，这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基本范畴的根本内容。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深深融入了党、国家和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滋养，是中国共产党灵魂和特有的精神品质。这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基本范畴的重要内容。四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深刻地揭示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加强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坚持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品质，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基本范畴的关键内容。此外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基本范畴还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持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以及历史自信，坚持长期执政能力的建设等。学科的基本范畴影响和决定学科的基本论域。基本论域就是一个论题中所包含的基本事物的总和。而学科的基本论域就可以归纳为该学科所研究的论题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的总和。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论域就是在学科基本范畴基础上，其所研究的论题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素的总和。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所研究的论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基本范畴可以发现，其基本论域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执政党建设一般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其目的是要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也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使命。这就要求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要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般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和西方国家执政党建设理论等。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挑战、风险与制度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些风险和挑战需要中国共产党认真对待，并加强制度建设，勇于自我革命，对其进行防范和化解。这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主要论域。三是面向长期执政的党建问题与理论。打铁还须自身硬，实现长期执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从实践到理论对党建问题进行思考。这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重要论域。四是中共党史中的执政智慧。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历史成就。百年党史蕴涵着丰富的执政智慧与有益成果，对此论题的探讨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基本论域的重要内容。五是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重点与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决定着治国理政的成效，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程度。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举措和内在要求。因此，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和路径就是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议题，也是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关键论域。三、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的路径在党的历史上，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及其建制的追求由来已久。早在1938年10月，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央党校可设“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课程。可见，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及其课程的想法。不过此后党的建设学科则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进一步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相关研究机构、院系逐渐兴起。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和党的建设教研室合并，成立了党史党建教研室。1982年9月，湖南师范大学成立中共党史研究所，“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成为其重要研究方向。2017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该研究院成为我国国内首个实体性党史党建研究院。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党建党史研究室。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当前，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建立为党史党建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推动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要充分认识学科高度。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引领性学科，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因而在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站稳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的高度，同时也要把握其在学科内容上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站稳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的高度就是指，在建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过程中要坚持把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看做引领性学科，始终确保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党的领导下繁荣发展，始终确保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发展。除此之外，把握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在学科内容上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是指，中共党史党建对于研究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要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读懂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推动党的建设。其二，要重点突出学科特征。无论是中共党史学科，还是党的建设学科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尤为如此，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建立并不是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而建立的一个新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科学规划、统筹谋划，重新探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学科基本问题与基本方法、学科基本范畴与基本论域、学科构架与学科体系，进一步地廓清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科对象、学科体系、学科内容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独有的学科话语体系，突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特征和学科优势。其三，要特别注重学科交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不是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因此注重学科的交叉和交融对于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要注重两个方面的交叉和融合：一方面要注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内部的交叉和融合。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以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为基础，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发展，要注重科学内部的交融，注重学科方法和内容的交叉性。另一方面要注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以及中国史一级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需要在厘清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学学科、中国史学科之间区别的基础上，找到其交叉的部分，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而构建层次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多样的“大党史党建”研究格局。其四，要着重强调学科贯通。学科内容是学科的核心和关键。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以党的历史理论为核心内容。因而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本质就是叙事党的历史理论。叙事历史理论需要做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贯通。这也就意味着要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党史党建学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充分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史智慧和总结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二是针对现实，坚持以史为鉴，利用历史经验对内不断加强自我建设，对外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三是面向未来，深度探寻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肩负起民族使命和人类使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其五，要合理构架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学科内部事物相互联系而建构起的学科整体骨架，主要由学科建设平台、人才培养计划、二级学科研究方向等组成。学科体系的构架关系着学科的长远发展。因此，合理构架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对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和未来长远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搭建与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学科地位相匹配的一级学科建设平台，如一流研究学会、一流研究刊物、一流智库建设等建设平台。二是设置合理的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人才培养和评估方案。具体包括：在招生计划设置方面，面对中共党史学科和党的建设学科的本科和博士招生计划稀缺的状况，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置以后，需重新设置与之相关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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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种出的文明之种、开出的文明之花、走出的文明之路、结出的文明之果。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挑衅和恶意抹黑，他们通过“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怪论来蛊惑世人，想借此扳倒他人、抬高自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以“文明借鉴”“文明创新”“文明再造”“文明共存”分别破解了“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作者简介】卢成观（1990—），男，广西南宁人，右江民族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代金平（1964—），男，山东烟台人，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21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在“国家蒙辱、民族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境况中开启了共同走向现代化的漫长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非唾手可得、一蹴而就，而是亿万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和英勇牺牲所开创形成的，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行多维研究是学术界责无旁贷的使命所在。一、学术史梳理及研究问题的提出经过梳理发现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基本内涵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就是实现“五个文明”的综合协调发展，包括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特征等内容，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性和选择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内在蕴含着人口规模、高质量主题、国家性质和时代进步等相关属性，在不断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充分流露出凝民聚智的基本特征、共赢共享的核心本质等要素。第二，关于重要特征的研究。有学者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征包括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绿色振兴等，还体现于指导思想、宗旨理念、奋斗目标等方面，但这个奋斗目标最终指向民族复兴。同时，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也是其基本特征。此外，从价值维度上的社会主义、时间维度上的接续推进、空间维度上的人类关怀也可以看出其鲜明特质。第三，关于生成逻辑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得出其具有明显的公共性逻辑，还表现在宏伟目标、总体布局以及内生动力等逻辑意蕴上，从基因凝定的角度可以看出其历史逻辑，从更新传统文化、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看出其实践逻辑，从话语建构的角度可以看出其理论逻辑。第四，关于哲学意蕴的研究。学界从唯物史观视域出发，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并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特点，从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等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从全面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整体性逻辑以及战略选择深刻阐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第五，关于文明底蕴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实践就在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党的百年探索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视野进行考察，这个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历史自觉作为必要条件，并且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得到不断开创、确立和完善的，内在包含了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最终强调了文明是该道路的灵魂。第六，关于价值意义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新思路和新举措，也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注入新活力和新动能，以此创造出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推动文明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在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广泛的意义。综上所述，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为继续研究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比较研究上，学界的研究也只是管中窥豹，故亟需学界继续加强研究。上个世纪以来，“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谬论铺天盖地、不绝于耳，特别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便捷性更是变本加厉、卷土重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影响极大、危害颇深，迫切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采取积极措施对此予以有效应对。遍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化模式，必然是社会诸多因素和各种要素长时间汇聚、碰撞、融合、促进和提升的结果。因此，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关于这些奇谈怪论的突破进行研究显得非常必要，故而本文打算从文明视角着重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这些奇谈谬论的破解。二、以“文明借鉴”破“历史终结论”二战以后，思辨的历史哲学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分析的历史哲学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取而代之。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提出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等世人熟知的基本观点，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构成“历史终结论”的重要论断，即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的终结性胜利，这是一种粗糙理论和狂热情感的混合物。此后，在其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以及发表的《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等论著中，“历史终结论”始终以主基调的方式存在着。“历史终结论”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背景之下生成的，西方社会舆论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下以强劲的架势纷纷“讨伐”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国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由此名噪一时，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获至宝般地将其奉为圭臬。“历史终结论”在刻意渲染和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胜利”以及恶意炮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退场”之后，傲慢而又偏见地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中空前绝后的样态和模式。这一“自我确证”以不知羞耻的理论姿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冷战”结束以后较长历史时期内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反响，其中对其附和、赞扬和拔高之声一度甚嚣尘上。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纵横交错、五味杂陈的时代，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在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形态中，历史虚无主义则“首屈一指”，堪称“引领时代潮流”。从某种视角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连续性和发展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和进步看成焚巢捣穴般的断裂，全面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诸多内在本质和内在逻辑，轻描淡写地对待各种历史与文化遗产，刻意漠视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在传承以及有意忽略其外在教化的重要意义，这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以“追求精神承认”为始原的子无虚有的抽象人性史观。在波诡云谲的当今世界，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最彻底、最根本和最直接的表现是“历史终结论”，其中便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为典型代表。总而言之，试图营造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的意识形态幻象或假象，是“历史终结论”危害性最为集中的现实表现，它居心叵测地割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内在联系，进而蓄意终结后发民族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和多样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由此表露出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性等显而易见的内在困境。历史是孕育思想的大地，也是孕育文明的高地。任何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范畴都是从漫长悠久的历史肥沃土壤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无人身的理性”和“追求精神确认的抽象人性观”自我展开、自我确认和自我欣赏的结果。“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它会随着历史变迁而变化、历史发展而进步。在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乐观景象”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论据，资本主义以貌似繁荣的经济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政权形式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使世人似乎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早已忘乎所以，甚至不少人相信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是对其内在矛盾的彻底摆脱和完全克服。然而，在应对治理赤字、数字赤字、和平赤字以及发展赤字时，西方制度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无法为自身种种乱象提供合理有效、安全有序、科学有力的治理体系。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立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纵横比较中奋力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是一种抽象的文明形态，而是以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基因为基础的，是“文明借鉴”中的新形态。一方面，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性转化中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借鉴。灿烂悠久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以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以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刻下了鲜活的民族印记。另一方面，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时代性传承中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借鉴。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促使人类历史率先开启了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人类解放事业的物质文明基础因此得到了初步奠定。尽管“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以至于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中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但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并且“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并非一无是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持下所实现的普遍交往，促使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理念、新的组织以及新的机制得以产生，这对于继续发展人类文明具有可取之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保持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合理张力中，谋求“崭新的面貌”高耸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在批判性继承和历史性借鉴的基础上综合内外因素的新生与重构。这也雄辩证明了现代化转型之路具备内生可能，人类现代化文明之路绝不可能山穷水断。当前中国的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社会体制、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等优越性得到激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稳健和更加完善，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大话、神话和假话不攻自破。三、以“文明创新”破“主义过时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弗朗西斯·福山除了推崇其“历史终结论”之外，还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考验社会主义何去何从、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行的重要节点，“主义过时论”在全球得以“粉墨登场”。与弗朗西斯·福山持相似观点的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他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因违背历史规律、悖逆时代潮流，因而将在人类社会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失败”“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不可救药地在时代里过时”。回望毁誉参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曾遭到频繁攻击、反复曲解和多次误解，无数次被某些野心理论家大张旗鼓地宣布“过时”或“死亡”，久而久之“狼来了”的思维意识就会“信以为真”，现如今“主义过时论”已经深嵌在一些青年人的头脑中，成为思想观念上的顽瘴痼疾。更甚的是，由于“主义过时论”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妖魔化和虚幻化，在诸如“过时了”“无用了”“落后了”杂音的诋毁、亵渎和排斥下，新自由主义开始肆意泛滥，欲以西方之“经”取而代之。从表面来看，似乎“主义过时论”仅仅是为了抹黑马克思主义而在场，但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共产主义新文明在进行此消彼长的尖锐斗争。因此，如何通过历史事实和科学理论对“主义过时论”进行抽丝剥茧，以便反驳谬论、扫除杂音和涤荡瘴气，是摆在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实践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苏东剧变以后沸沸扬扬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邓小平这一振聋发聩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对“主义过时论”最直接的回应和最有力的驳斥。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现象和思潮水涨船高，甚至在部分国家已从最初简单的民间呼吁上升为目前重要的政府政策。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在全球肆虐、种族歧视在全球复苏，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出现了“越反越恐”和“越反越歧”的尴尬局面。另外，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并愈演愈烈，许多右翼政治势力借机崛起、伺机生事。以上种种狰狞乱象都可以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夭折危险，令世界政治陷入混乱局面、令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遭遇严峻的挑战。在考察这些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时，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惊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实际上，不能把“过时”简单地归结为时间概念。判断一个理论是否过时、是否受用，主要看这个理论是否仍有解释功能和时代意义，它讨论的场域和范畴是否仍然存在，它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否已经完成，它提供的解决方案和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如今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始终具有无与伦比的思想伟力，永远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科学真理性。恩格斯曾经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换言之，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僵化封闭、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和引领时代，在生动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在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增强理论生命力，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实践和成功经验向全世界宣告“主义过时论”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并非“过时”，而是永远“在时”和“适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性创新，将会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更加先进、更多内涵、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明创新”的事实击碎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和“社会主义失败”的歪论斜调。四、以“文明再造”破“西方中心论”近现代以来，整个丧尽天良的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让人心有余悸、谈及色变。随着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以及随之而来形成的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地位，西方国家对自身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自我优越感”，“西方中心论”由此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以西方“文明优越”或“文明先进”为价值内核，以“资本生产运动”和“开辟世界市场”为实践动力，以资本主义扩张和掠夺原材料为物质基础，以“种族优越论”“文化优先论”“制度优等论”为形式表达，以资本主义“先发优势”和“硬核实力”为重要支撑，以资本逻辑建立全球统治地位为根本目的，通过种族意识、文化态度、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等多重维度来诠释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性”的文明观话语。这表明西方国家从自己的现实处境和绝对利益出发，在处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主观偏好、独断认知和自我倾向的社会意识，它长期以来嵌入并盘踞在西方社会的心理层面，并逐步演化成为影响人们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的消极社会思潮。在主张“西方中心论”的人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离开了西方文明就无法展开，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或重要价值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代表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非“西方模式”莫属，西方道路就是独一无二的道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思想观念究其根本是一种客观实践的衍生物，它在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普遍交往中得以历史性地生成、普遍性地确认与现实性地表达，它融汇并贯通相应历史文化、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等“思想材料”，吸取并融合处在特定历史实践中的大众意志、公众情感和民众欲求等社会心理内容，而“西方中心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并逐渐嬗变成为一种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利益诉求的，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思潮。因此，当前要有理有据地破解“西方中心论”，最关键的就在于要着力破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文明优越论”“制度优等论”。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就不存在所谓的高与低、胜与负、优与劣、强与弱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以对其它文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最终只会适得其反。“西方中心论”实际上早已遭到西方国家有良知思想家的公开反对和坚决抵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分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全球通史》《世界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等著作中提出了与“西方中心论”截然不同的“全球史观”。他们认为，单纯以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明显不够，应该从西方跳出、放眼全球，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些醍醐灌顶的论点为我们批判和破解“西方中心论”留下了索骥之图。人类艰难曲折的社会发展历史，本质上就是文明形态循序渐进的历史。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与世界现代化整体图景的文明对话和交融互动中，在不断回应中国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和中国与未来的相互关系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再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观是文明形态的内核，文明形态的根本不同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这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价值追求形成强大反差，这是“文明再造”最内在的本质区别，这是技术变革、观念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版”。同时，中华民族素来就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华文明基因，在“文明再造”的过程中始终抱持和平发展理念，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为前进动力，而不是靠穷兵黩武、称王称霸、兵戎相见、对外扩张，更不是寄希望于侵略、掠夺和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占他人为己有、损他人为己荣。再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版权”是中国的、民族的，其文明底色归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其文明气质现于中国气度、中国风范，其文明启发在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而其效用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原生国家和民族的固有边界，具有深厚的世界历史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不要求世界各国必须要以中国模式、中国制度和中国文明为范本来“依葫芦画瓢”，从不要求别的国家和民族不分青红皂白的尾随其后、马首是瞻、按部就班，而是尊重差异、以和为贵、求同存异。整个“文明再造”的过程，表明了那种恃强凌弱、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在理念与实践上都不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日而语。任由“西方中心论者”如何巧舌如簧、怎样信口开河，人类文明新形态都能彻底戳破那些阴谋诡计进而超越“西方中心”和“资本逻辑”的思想禁锢和价值扭曲，“西方中心论”俨然成为了强弩之末。五、以“文明共存”破“国强必霸论”“国强必霸论”缘起西方，其大意为一个国家发展强大、实力雄厚之后，必然会走上争夺霸权的道路和争当霸主的地位，这是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和高度认同的所谓铁铮铮的历史规律。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全球化时代接踵而来，世界也开始进入了暗无天日的殖民主义时代，国弱必衰、国强必霸的历史开始在全球“隆重上演”。从恶贯满盈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来看，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通过殖民掠夺和原始资本积累，走的都是“国强必霸”的路子，英国的殖民扩张曾达到极限和顶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束，面对参差不齐的资本主义发展格局，帝国主义国家掀起新一轮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并引发了惨绝人寰、涂炭生灵的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强势输出和强行推广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理念。美国依靠史无前例的工业实力、绝尘于世的金融实力和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将自己的触角张牙舞爪地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组建同盟、渗透入侵、购买属地、颠覆异己、封锁遏制、种族胁迫、干涉内政、扶植傀儡、打压弱小，不断漠视和践踏国际公约和道义规范的底线，在逆历史潮流中实现了自身势力的扩张和地位的巩固。在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眼里，似乎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他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强大之后，必然也会像其一样努力争雄、选择争霸。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试图阻挠和中断其他国家的发展对其带来的冲击，甚至连正常的公平和合理竞争都表现出愤愤不平和难以接受的异常样态。他们不断利用自己掌握的国际主导权、话语权和控制权，制造各种以己度人、匡正祛邪、似是而非的论调，对这些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的国家发起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猛烈舆论攻势，大肆渲染和尽情描绘其可能带来的各种威胁性挑战及颠覆性后果，其最终意图就是借此激发起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处处警觉、时刻提防和随时担忧，从而与之共同对这些国家进行围追堵截，进而维护自己多年的利益格局和霸主地位。基于以上历史事实和逻辑推断，许多西方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强大之后不会选择争夺霸权，中国概莫能外。他们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来圈定中国式现代化也会重蹈覆辙走帝国主义的霸权老路，“国强必霸论”最终引发了“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各种渲染中国威胁和中国争霸的论调就从未停止过。中国共产党在筚路蓝缕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独立自主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出了那种认为除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就别无他选的“路径依赖”窠臼，以客观事实彻底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理论桎梏，向全世界宣告通往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霸权一条路”。为此，西方国家不但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异类”，而且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诚惶诚恐、坐立不安，始终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会争夺世界霸主地位。“‘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来选择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绘就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蓝图，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文明，收获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成果。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模仿他人、依附他人和妥协他人，更不可能拿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当筹码做交易，必须走自主发展、自信可为和自力更生之路。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深谙西方国强必霸、霸极必衰、衰极必乱以及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恋战必败的历史辩证法，弘扬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基本精神和重要精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认同“国强必霸”“霸而无道”“霸而有理”的资本主义逻辑，成功开辟了一条“强而不霸”“强而共存”“强而互进”的全新大国复兴之路，这对全球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这以强有力的现实告诉全世界，中国既没有与人类文明完全脱钩、彻底决绝，又没有千篇一律、唯命是从；既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又没有落入“西方圈套”、滑向“西方轨道”、深陷“西方泥沼”；既吸收人类社会一切值得借鉴的优秀文明成果，又没有失去自身本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恩格斯曾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因而中国从来不是国际秩序的滋事者、挑战者和破坏者，也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冷场者、旁观者和局外者，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积极建设者、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人类进步的主要参与者、国际秩序的有益维护者。总而言之，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凯歌前行，形形色色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中国崩溃论”等主观臆测、不经之谈、滑稽之论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破产，因为他们不但忽视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人类文明基因，也低估了中国拥有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的全球视野、国际抱负、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造就了并行不悖的“文明格局”，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始终认为并坚持“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永远都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旧式现代化道路，而是以“文明共存”超越“中国威胁论”，以“文明共存”打破“国强必霸论”，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共谋、共护和共享人类和平，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格局、大情怀、大境界、大担当”。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文明共存”之实彻底破解了“国强必霸论”之虚，全面超越了“零和博弈”和“异质冲突”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国强必霸论”可以休矣。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期刊不会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费用，投稿请认准以下官方渠道（其余皆为假冒，请勿上当）。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投稿方式（均可）：1、纸质版邮寄，并备注联系方式（建议使用顺丰、EMS、挂号信等方式）至：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园区2号楼2、《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编辑：钟天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人类政治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第一次真正科学地建构起了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学说。而将“生态”纳入到与人的权利与自由、社会民主正义等政治哲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之中，无疑是其不容被忽视的重大理论发现。其内在的理论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以“人的劳动”为理论钥匙揭示出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进而认识到“人类史”与“自然史”相共进的历史性规律；其次是始终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上，从“生态政治”视角探求“人民主体”和“自然为根”之间的有机统一，在承认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坚决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深切关注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生态权利、生态安全与生态幸福；再次是深刻地揭露出造成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根源，并且系统地阐释了其理论目标——通过“共产主义”的政治正义保障生态正义，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复活”。【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生态政治；生态正义；自然的复活【作者简介】吴涛（1990—），男，安徽金寨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建设、生态伦理研究；龙静云（1957—），女，湖北英山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中，生态关切乃是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肆意蔓延、全人类命运遭遇巨大挑战的客观现实，理清和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生态主题，对于我国正在着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生态之维的生成：人类史与自然史相共进人与自然之间到底是否存在紧密的联系？如果存在，那么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它们之间又何以能够建立起如此这般的联系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很多哲学家都进行了探索与回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这一问题、尤其是对“自然”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黑格尔认为，“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自然作为“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是“绝对精神”这一形上理念的现实化。正因如此，“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由此，不难发现，黑格尔是将人与自然的现实性关系作了颠倒的理解。对此，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之言无疑是在告诉我们，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然”与“人”是“抽象的自然”与“抽象的人”；二者之间的统一是在至上性理念——“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之中实现的。继黑格尔之后的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认识世界，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此成功地克服了唯心主义这一世界观层面的根本错误。但遗憾的是，他也未能准确地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费尔巴哈指出：“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这说明，在费尔巴哈看来，唯心主义哲学问题及其研究必须被终结，而取代它的必须是研究人、自然等“新哲学”问题。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由此可见，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尽管在根本性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但依然只是从“感性直观”而非“感性实践”层面认识现实事物，在对人、自然及其二者的关系的理解上，依然犯下了“抽象直观”的错误。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费尔巴哈：“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即是说，尽管费尔巴哈致力于对自然事物，主要是对人、自然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哲学探究，但由于其只是停留于感性直观层面进行理解，他眼中的人与自然依然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是不具有生命共生性的。故此，他也依然没能够真正洞见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的内在联系。科学理解“劳动”概念是准确理解人与自然内在关系的钥匙。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揭示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实践性联系的关键因素。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等人之所以都未能真正洞见到人与自然之内在联系，其症结就在于他们未能从“实践的哲学”的路向认识人、自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揭示真理、实现理论的真正目标，就必须真正掌握“批判的武器”且运用其进行科学的“武器的批判”。而这一武器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首先揭示出，劳动创造了人。恩格斯曾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为在由类人猿到最终演化成人的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劳动使类人猿学会了制造与使用劳动工具，形成了特定的思维与交往方式，结成了社会关系。这样一来，类人猿也就在漫长的生存与生命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为了人。劳动不仅仅创造了人，还现实地促使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实践性联系。“通过这个过程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恩格斯之言无疑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性问题：没有劳动对象，人就无法进行劳动，因而人的劳动对象首先是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质资料。也如此，劳动必然促使人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就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劳动对象化了，劳动对象也被加工改造了。而人的劳动对象就是与人无时无刻不存在联系的周围的自然界。劳动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由于劳动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劳动使自然界成为了“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且其时时刻刻都会对自然施加着人的影响，进而在自然之上深深打上人的烙印，自然就实践地成为了“人化自然”。在人类的实践史上，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相联系的不可缺少的桥梁与纽带，而且赋予了这一联系深刻的社会历史性。劳动不是直观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实践、变化与发展着的。因而，社会历史性成为了劳动的本质属性。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劳动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由此成为了构成一切历史的基础性条件。既如此，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史的根基也必然在“劳动”。马克思曾说：“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明确地指出了，物质性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能够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因而，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活动无疑就是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正因如此，在人类诞生以后，必然“最先”与自然打交道。而由于人类以劳动的方式历史地繁衍着，因而人与自然的联系也在历史之中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正因人的历史的劳动时时刻刻都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社会历史便超越了自我的单向度，走向了与自然的统一，即：人类发展史总是与自然演进史密切联系、相生相伴。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地阐释了“现实的人”的劳动必然受到自然规律与条件的制约，因而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了界限。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指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认为人类的需要、利益、价值是根本立足点，自然只是人类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与利益的工具。由于其信奉“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论立场，因而这一流派的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捧奉。然而，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一种谬误。人是实践的人，实践是人的实践。那么，人就极为可能因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忽视自然的诉求与权利。正因如此，人们很容易将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量齐观。其实不然，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人的实践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异己的对象”的利用与征服，而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就是说，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规定的：人改造与支配自然，自然也作用与规定着人。马克思曾深刻地洞见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这说明，人是内化自然力于自身的人，因而也就具有了对象性本质力量。而在以对象性本质力量施加于劳动对象之时，由于人已经现实地内化自然力与客体性于自身，因而人的活动不是单向度的主体活动，而是人的主体性与对象的客体性之间相互作用的活动。简言之，人现实地改造着自然界，而自然界也现实地规定着人，人与自然之间永恒地是相互规定着的。马克思曾这样说道：“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由于整个人类都与自然界发生着现实的联系，因而在社会性交往中就会与自然发生联系，进而将自然性内化于自身之中。正因如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由此可见，人与自然之间是生命共生共荣的一体性关系。因此，人类控制与征服自然的活动都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反噬。恩格斯曾告诫我们：“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就意味着，人类任何时候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认真考量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仔细评估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以及生态环境的客观限制等问题。而在科学发现社会政治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地将“生态”纳入到其有机体系之中。如此，也就逻辑地生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生态之维。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生态之维的内容：人民主体与自然为根相统一从历史的维度看，古代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萌发“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了进一步阐明“以民为本”的重要价值，论者还形象地作出了“舟水之喻”。《荀子·王制篇》这样说道：“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由此可见，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治国安邦就如同水上行舟，而平民百姓就是载舟之水，统治者一旦失去了民心，江山便会动摇甚至覆灭。正因如此，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多都注重对这一思想的落实，在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奉行“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视“德”为统治的拱顶之石，进而施行“德治”“礼治”。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格言来警示群臣与自警。然而，由于对“民本”思想的贯彻是立足于“家天下”这一政治根基之上的，因而这种“民本”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与“人治”之下的一种对老百姓的政治安抚。再观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尽管其推行“天赋人权”“生而平等”“权力分立”的政治制度，也现实地创造了物质文化财富极为富饶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因其私有制的政治与制度本质，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只能是为少数人攫取利益的国家机器。由此，笔者以为，不管是我国传统社会所推行的民本政治，还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都不是真正的“人本”政治。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往的一切政治价值观不仅不能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根本性力量与价值，更无法实现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哲学在价值追求上必须坚决确立并真正体现“人民主体性”的伦理价值观。这现实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主体”，而且强调人民群众是“利益主体”，“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指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即：以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观，它的根本要义是以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这具体到人性需要的生态之维，就表现为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自然需要、生态需求等生态文明化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向度和判断社会是否科学文明发展的尺度之一。著名的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对“发展”概念作出了广义的综合性界定：“发展指的是所有这一切——同时地，不可分割地，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这就证明了，自然生态环境被纳入到了发展的视阈之中是“发展伦理学”的一大创见。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新”政治伦理观就是一种最早形态的“发展伦理观”。其鲜明特色之一就在于，强调自然生态环境是保证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因如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应高度重视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与利益，而且还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利与利益。众所周知，在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中，20世纪的西方世界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环境运动，而这现实地催生了一个新兴学科——生态政治学。总体而言，生态政治学的内容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其一，认为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不能仅仅从经济、科技、人口、消费等视角进行考察与寻求应对之法，而是要从政治与文化层面进行考察，探究其政治与文化原因、寻求破解之道；其二，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不在于经济、科技、人口、消费层面，而是在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上；其三，要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就必须从“民主政治”“基层自治”“权利分散”“社会可持续”“国际合作”等方面着手。从这一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主张的“人民主体性”“人民主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伦理观与发展观，在一定意义层面上就是一种“生态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地满足与维护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且尤为迫切的生态需要，就是要不断地增进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尤为迫切的生态安全与生态幸福。历史地看，不仅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创与建构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在根本性上注重从生态维度考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权利与利益，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政治理念，则在准确把握我国的生态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地继承了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从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发现这种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性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增长点，自觉把生态纳入民生福祉，拓宽惠民利民富民之道……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生态产品。这就是绿水青山的民生价值。”“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习近平的上述讲话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一以贯之的生态价值追求——将“人民主体”和“自然为根”有机结合起来，在承认自然生态之内在价值、坚决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深切关注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生态权利、生态安全与生态幸福。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生态之维的目标：“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复活”相统一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创者——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刚刚确立、资本主义工业化也起步不久，因而生态环境问题并未凸显，也未能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依然科学地洞见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运行模式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作出这一预测的基点在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建基于其上的政治制度的本性是“私有性”与“为我性”。正因如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完全由资本逻辑与市场法则所建构，奉行“不增长就死亡”的价值信条、崇尚“竞争”与“增殖”。而又由于国家政治权利由少数财团、财阀在背后操控，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无限增长与激烈竞争的成果便会落入到少数人手中。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一直都在宣扬与强调所谓的天赋人权、生而自由、政治民主、社会正义，但实质上不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们依然遵从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是对自然进行着肆意掠夺以用来满足与日俱增的需求、欲望与消费。马克思曾批评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往往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正因如此，马克思曾总结道，“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这无疑科学地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越发展，对包括社会与自然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破坏力也就越大。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发达的现代科技及其体系已经架构与支配起了整个社会，这造成社会政治文化被科学技术严重渗透。如此，科学技术也就上升成为了一种具有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已实践地异化为破坏性力量，不断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贫富鸿沟”以及生态环境“难以修复的裂痕”。著名的“空间正义理论”则从另一个维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给出一种颇为合理的解释。其指出，在富裕地区、富裕国家与贫困地区、贫困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出现一则是由于自然原因，但主要是人为原因。这就是富裕者、富裕地区与富裕国家对贫困者、贫困地区与贫困国家的各种资源进行掠夺且将各种废弃物倾倒在贫困地区与国家。这就引发了富裕地区、国家与贫困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在空间分布上的严重不正义，进而造成一部分人的生态贫困。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将污染性强、环境代价大的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加速蔓延的重要原因所在。而面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对生态环境的严酷剥削与残害，恩格斯曾郑重指出，“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看来，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架构内寻求实现生态正义的科学方案只不过是美好的政治与道德幻想，实现生态正义的真正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的变革。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这告诫人类，如果人类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尊重与遵从其规律，肆意妄为、为所欲为，这会对人类自身与生态环境都造成严重的危害。而越发猖獗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现实地反映出人类并未停止危害生态环境的错误行为与行动。这无疑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说明了，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与生态正义，就必须“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就必须抱着“对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修复已产生的“生态裂痕”，进而追寻生态正义。如果我们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形成过程加以了解，便会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一部分人、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环境视为能随意利用的“公共物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像“集体牧场”一样被人们毫无节制地争相放牧而致破坏、甚至损毁，但到头来没有一个人为此买单而出现“集体的不负责任”的局面。这说明，“公地悲剧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也同样会发生在生态环境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之中。现实地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全世界都应为此负有责任。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极少数国家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实施生态治理。如果说这一理论从反面揭示了生态危机爆发与加剧的原因，那么，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人民主权与生态民主、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才能够为我们共同而长久的生态利益创造坚实的条件，这则是从正面指明了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正义的科学方式与道路。这就意味着，实现生态正义的一个首要的政治条件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既要成为生态权利主体，还必须成为生态责任主体。即是说，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拿起手中的权利维护自己的生态权利与生态安全，进而不让任何侵犯公民主体生态权益的行为得逞，例如，生态权利拥有者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民主途径、基层自治、政治协商等方式来维护生态安全；不仅如此，由于每一个公民又都是责任主体，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负有生态保护义务，因而又会自觉地对生态环境加以保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即一切政治权利真正由人民群众所掌握，社会事务完全由民主协商决定。这就必然会催生生态政治民主，既让人民充分享有生态权利，又由人民群众共同地自觉分担生态责任。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制定与实施科学合理的生态政治政策以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与维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由于实现了真正的权利平等、人人自由与最广泛的社会联合，进而就会真正摒弃以资本增殖、财富增长、欲望满足、异化消费等严重错误的价值观，真正走向以生产的力量与自然生态的力量的有机结合促进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界也不再是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而是一种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本真而优美的自然。这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无疑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人是按照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界的人，而自然界则成其为为人所服务、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然界，二者真正辩证地融合到了一起。马克思曾毫无隐讳地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这说明，共产主义是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矛盾得到根本化解，而且表现在生态层面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矛盾也得到根本化解，进而是一种人按照人的本性实现自由发展与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实现自然演进的和谐交融状态，也是“人的解放”和“自然的复活”相统一的发展过程。而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实现生态正义而展开的鲜活的时代实践，也是我们为从社会主义阶段顺利走向共产主义进而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完美融合所作的历史性准备。长按，识别二维码温馨提示：本期刊不会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费用，投稿请认准以下官方渠道（其余皆为假冒，请勿上当）。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编辑部邮箱：shzyyj@vip.163.com编辑部网站：http://socialismstudies.ccnu.edu.cn投稿方式：《社会主义研究》官网投稿系统（寒假期间）编辑：徐丝斯

校对：钟天“转载请注明来源，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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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含有“政治”二字的常见短语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主流政治话语的意蕴变化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而不断变化，其内在意蕴反映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革命-建设-改革”的思维转变；其词语的“共享”和“独立”蕴含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传承和创新，并呈现五大层面的核心语义：规范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奋斗目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内容；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主流政治话语；“政治”短语；党代会报告【作者简介】孟轲（1972—），男，河南邓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已经走过70年的历史进程，逐步建构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主流政治话语。虽然“政治话语”与“政治学话语”还存在着一定区别，但毋庸置疑，新中国70年来政治话语资源的不断丰富，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近年来，这一话题已经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一些学者借助SPSS、Nvivo、Segtag等计量和分词软件，以文本分析和话语解读的方式，分析阐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其政治话语，其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党代会报告、《人民日报》社论等党内相关文稿为文本，通过分析其词语变化、特别是高频词和新旧词语变化，深入揭示其蕴含的政治理念及其话语变迁。日本学者村田忠禧较早运用这一范式进行政治话语研究，所著论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十六大的特点》和《从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反响较大。二是以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著为文本，通过分析其关键词词频、覆盖率等指标，深入研究其蕴含的政治话语。例如，佟德志的《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一文，以《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为样本，通过分析相应的民主关键词词频及其差异性，从中窥探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变迁。三是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正式文件为文本，借鉴功能语言学、语料库等研究范式，通过分析话语参与者角色、过程等指标，梳理其蕴含的政治话语指向。例如，于雪著《及物性分析模式下的政治话语研究——以2017年中美政府工作报告为例》，狄艳华等著《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核心主题词研究》等。从研究成效来看，这些借助计算机辅助统计软件进行的文本分析和话语阐释具有明显的数据证明优势和较强的可信度。尽管从本质上来说，其最终的数据分析和逻辑提示，仍然需要依赖具体深入的质性研究和专家解读，但毫无疑问，上述研究仍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颇具参考价值。尤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蕴含的主流政治话语，需要的不仅是反思和回望，而且需要借助于包括文献计量学在内的多维方法深入探讨。从话语分析来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社会科学门类，其最经常使用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专业特征和学科特征”。正是由于政治学概念、短语，既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最小元素”，故可以选择政治学理论中的常用概念和短语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具体探析其在充分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权威文本中的词频变化及其与相应实践的内在联系，窥探出主流政治话语的意蕴变化。依此思路，我们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选择何种最能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权威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在这种权威文本中选择哪些基本概念、词语、短语作为分析对象。惟其如此，最后才有可能得到符合理论和实践逻辑、颇为科学可靠可信的结论。在当代中国，“党代会报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思考和部署，是观察中国政治方向的风向标”。简言之，作为官方发布的正式文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无疑是最能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权威文本。这些报告不仅见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内在包含其基本经验和规律，而且无论起草、宣读和发布，还是文中话语、语法结构、逻辑体系等，均十分严谨规范，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探究主流政治话语意蕴变化的首选文本。就基本概念、短语的选择来说，尽管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不乏人民、国家、民主、革命、建设、改革等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诸多词语，但如果从政治学理论演进来看，“政治”这一概念，包括含有“政治”的短语，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自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以来，“政治”就不仅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而且成为构建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石。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以“政治”这一概念为基础，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为分析文本，以含有“政治”二字的词语（以下简称“政治”短语）特别是由“政治”二字为基础组成的诸多专有名词或固定短语为研究对象，借助于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其中的“政治”短语进行话语挖掘和统计，通过考察其参考点、覆盖率、出现频次等数据，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究其蕴含的主流政治话语意蕴变化和核心语义。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主流政治话语的意蕴变化主流政治话语源自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先后召开十二次党代会，产生12份政治报告。深入探究这些党代会报告中的“政治”短语及其内涵，既可以深刻体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深入揭示主流政治话语传承创新的意蕴变化。其一，主流政治话语的内在意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呈现共生互动、互相促进之势。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良好态势，为主流政治话语的生成变迁提供了充沛的理论源泉。纵观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可知，每一篇报告均根据当时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和话语认知，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政治”短语。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些“政治”短语的使用情况，从中窥探其内在意蕴，我们运用质性分析软件对其参考点和覆盖率进行统计，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虽然这些“政治”短语的参考点（即，出现频次）存在明显差异，且覆盖率在相应党代会报告文字总数中的比例并不大，但除了个别年份外，其参考点和覆盖率在整体上呈现逐渐递增趋势。这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不断推进，党对“政治”概念及其相关短语的认知和思考也在不断加深，由此使主流政治话语的内在意蕴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又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南。其二，主流政治话语的语义变化反映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革命-建设-改革”的思维转变。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说，“政治”短语的参考点越多，意味着其出现频次越多，使用频率越高，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主流政治话语的重要语义，充分表达了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政治话语的语义变化，我们按照构成一个短语的字数多少、且能够完整独立地表达一个政治学概念内涵的标准，对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政治”短语进行分类归纳，其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不等，出现频次也有差异，其内在思维明显呈现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从“革命”走向“建设”，进而转向“改革”的逻辑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推进革命、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社会制度，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进一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框架。因此，党代会报告中主流政治话语的“政治用词”和表达，大都集中在国家政权建设、新的制度设计等政治规范层面。如，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历次党代会报告，同时从上下文内容衔接看，其出现频次排在前三位的4字短语“政治生活”、“政治利益”、“政治路线”，排在前两位的6字短语“重大政治事件、国家政治生活”，包括一些出现频次较少的“政治教育、政治待遇”等4字短语，均显示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正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方向前进，表明主流政治话语逐渐褪去革命斗争色彩，正在以建设性思维进行新的理论重构。但是，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曲折前进态势。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主流政治话语的“建设性”理论重构并未得以有效延续，而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话语回流”。从党的九大至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来看，虽然其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大为增加，但却大多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如，4字短语，其中有一些像“政治力量、政治工作、政治方向”等相对较为中性的概念，5字短语、7字短语，一些带有明显对立性和斗争性色彩的概念，如“政治大革命、政治野心家、反革命政治路线”等，为数不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迈向新阶段，全党上下政治自觉意识明确增强，对政治发展的理性认知明显提升，由此使政治话语体系更加务实。从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八大报告来看，使用的“政治”短语数量更多，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表明主流政治话语重新回归理性轨道。如，4字短语，既有像“政治生活、政治局面、政治制度”等政治学学科基本概念，又有像“政治体制、政治稳定、政治文明”等具有新时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特色的新概念，尤其6字短语“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8字短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数量较多，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正确的话语导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如此，且内容更加广泛，像5字短语“政治领导力”、6字短语“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均属首次出现的新概念，凸显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要求。其三，主流政治话语中的词语“共享”和“独立”蕴含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传承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前进。体现在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反映话语内涵意蕴的“共享词”和“独立词”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所谓“共享词”，是指“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当中都出现的，并且位置比较接近的关键词”，“独立词”则指“在某个话语体系当中出现得较多，在其他话语体系当中则出现得很少，位置相差较大、差异性也较大的词语”。纵观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特别是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政治”短语，既有大量类型不同、但内容表达相同、内涵相似或相近的“共享词”，也有部分属于首次使用、富有时代气息、推动政治发展创新的“独立词”，既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始终前后相连，又暗含主流政治话语随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新实践而不断完善。从“共享词”来看，以4字短语为例，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几乎每一份报告中也都有一些诸如“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政治建设、政治协商、政治领导、政治稳定”等短语，尽管其数量不等、频次不同，但都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些“共享词”表达的内涵意蕴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因素：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政治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三大主要职能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体现，更是党和国家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政治领导、特别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政治稳定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其最终发展的应然结果，等。从“独立词”来看，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几乎每一份报告都使用了一些过去不曾出现、但又充分体现政治发展新要求的新“政治”短语。例如，以3字短语为例，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讲政治”；以4字短语为例，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使用“政治体制”，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使用“政治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使用“政治生态”，等。尽管这些“独立词”的使用有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甚至多少会受到报告起草者写作风格和用词偏好的影响，但从本质上来说，其背后无一例外地均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崭新要求和鲜明导向。以“讲政治”一词为例，“讲政治”本身是政党的天职，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大提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绷紧政治之弦，校准政治之标，时刻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主流政治话语的核心语义如上所述，作为主流政治话语的集中表达，历次党代会报告用词严谨、内涵丰富，在一定意义上提纲挈领式地勾勒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宏伟蓝图，这就为深刻把握其统筹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语义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当代中国的“文件政治”时指出，“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系统能够把所有政治团体和个人联系起来，具有把抽象的意识形态与日常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的政治功能”。以文本分析中经常出现的“高频词”为例可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尽管有其独特的制度因素和国情影响，但从本质上说，其重点无疑在于遵循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探索一条符合实践诉求和时代要求的正确道路。“高频词”是揭示话语内在意蕴的一项重要指标。所谓“高频词”，是指在整个文本中内涵丰富、出现频次较多的关键词语，其数量越多，说明其共享性和传承性越强，且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文本话语的核心语义。遵循现代汉语语法的一般原理，包括“高频词”在内的各类政治话语，按照其结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谓短语、偏正短语、并列短语、动宾短语等类型。但是，由于“政治”这一名词的特殊性，一些字、词与之搭配均较为困难，无论构成何种类型的短语，其在语法和词语构成上很难表达丰富的内涵，因此这里笔者没有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其内在蕴含的语义，而是借鉴和遵循语用学中话轮转换的一般原理，根据组成“政治”短语的字数多少划分其类型。作为人们日常会话的基本结构单位，话轮是语用学分析中的常用概念，因而大多数学者认为，“通过字数的多少来计算话轮长度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尽管按政治话语和访谈话语本质上有较大区别，但从语用学分析角度来说，其内在机理和逻辑没有太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这种以词频高低、字数多少为依据对“政治短语”的语义分析，仅仅只是一种相对较为简单的意蕴揭示，其更加全面深入的内涵阐释仍然需要结合其产生的语境和上下文的话语结构进行系统分析。观察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政治”短语可知，其中大量使用数字多少不等，但又多次使用的“高频词”，显示其共享程度的高低差异，表明其蕴含的主流政治话语语义也有较大区别。从不同类型“政治”短语的出现频次和共享程度来看，3字短语、5字短语、7字短语、9字短语、10字短语、12字短语、14字短语、20字短语在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的出现频次相对较少，而与之相对应，一些4字短语、6字短语、8字短语的出现频次较多，大多在10次以上，远远高于3字短语、5字短语的出现频次，且其覆盖率相对较高。例如，3字短语、5字短语，除党的十一大报告外，在新中国70年来的其他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出现频次均未超过10次，且就其组成来看，3字短语仅有三个：“政治上、讲政治、政治性”；5字短语仅有“政治大革命、政治经济学、政治野心家”等有限的几个；7字短语出现频次也比较少，大都在5次以内，但其组成较多，且主要体现在党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报告中，如“反革命政治路线、反革命政治纲领”等，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时代痕迹；9字短语、10字短语、12字短语、14字短语、20字短语也是如此，出现频次相对也较少，除个别短语外，大多都在2次以内，且其组成数量也较少，如9字短语仅有“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10字短语仅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12字短语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14字短语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参见表3）仔细审视这些出现频次较高的4字短语、6字短语、8字短语，我们还发现，其大多数都是由“政治”二字与其他字词从不同广度和深度自由搭配，且能不断延伸拓展内涵的重要短语，不仅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充分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与内在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相对的“独立词”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蕴含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主流政治话语的核心语义。例如，由“政治”和“生活”组成的4字短语“政治生活”，由“党内、国家”和“政治”“生活”分别组成的6字短语“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由“民主”和“政治”组成的“民主政治”，由“民主、政治”和“建设”组成的6字短语“民主政治建设”，由“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组成的8字短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其一，规范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规范的政治生活，或曰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制度化，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也是衡量现代政党和国家是否正常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并由此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深入探索。（参见表4）党的八大报告，4次使用“政治生活”、1次使用“国家政治生活”，表明其在其新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党的九大、十大报告，完全没有提及“政治生活”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报告，大量使用“政治生活”这一概念，并从“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两个视角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规范问题，多次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就为新时代规范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实现当代中国政治的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奋斗目标。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二大，历次党代会报告没有使用“民主政治”术语。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均用较大篇幅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且“民主政治建设”使用频次逐渐增多，尤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成为历次党代会报告不可或缺的“惯用”词语，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本质规定和核心内容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又是区别与其他民主政治的鲜明标志。（参见表5）其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由“破”到“立”，较少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因此，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均用较大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多次使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道路的质疑之声时有出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尤其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其四，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实践表明，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生命线”，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其性质和方向。纵观新中国70年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可知，除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没有出现“政治路线”短语之外，其余均使用这一短语，属于当之无愧的“高频词”，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政治路线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支撑意义。（参见表6）尤其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确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其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实质上就是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因此，就当代中国而言，“所谓政治发展，就是通过基本的制度、体制和人的政治素质建设，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涵深入地发掘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得以深刻的展示与张扬”。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制约，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五大，历次党代会报告并没有使用“政治文明”及其相关扩展短语。党的十六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起，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勾勒出宏伟蓝图。此后，历次党代会报告均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并从不同视角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充分体现了建构现代政治文明先进形态的目标追求，深刻彰显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长按，识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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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摘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苏东剧变以后，传统的国际共运史学科受到冲击，“世界社会主义”概念开始被频繁使用，国际共运史学科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改称为世界社会主义学科，一度出现了用“世界社会主义”替代“国际共运史”的趋势。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虽然密切相关，甚至有部分内容相互重合，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不可等同视之，更不能相互替代。应当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来延续或补充国际共运史，而不能用世界社会主义来取代国际共运史。因此，为促进学科发展，有必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厘清两者的关系，搞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本刊就此问题对我国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王学东教授进行了专访，以期帮助学界更好地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为相关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动运历史文献》【受访专家简介】王学东（1953—），男，山西黎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曾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社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独著、合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第二国际研究》、《〈共产党宣言〉与当代》、《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今世界研究》、《考茨基文选》、《中国共产党和欧洲左翼政党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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