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主义的生态向度——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再解读

【摘要】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人与自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量度而一以贯之。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和社会进步的总体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证了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主张，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文明特征进行了原则性的描绘，包括负责任地对自然条件进行共同（联合）管理和使用、秉持张弛有度的生态生活方式、生态科学高度发展、在承认人类控制自然过程的有限性基础上规避自然风险等等。这些理论构思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的内在统一性。深入挖掘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意蕴，既可以廓清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诘难与误读，强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整体性，也能为新时期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共产主义；生态文明；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

【作者简介】张涛（1990—），男，江西九江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

囿于时代的局限或理论研究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遮蔽状态。然而，伴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蔓延和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驾驭分析生态环境问题，这使得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研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包含的生态文明思想和观点着墨较多，而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生态意涵的挖掘则稍显不足。部分西方学者甚至公开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忽视了自然资源不足和再生产的外在限制问题。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就提出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和解”（简称“两个和解”）的两大历史任务，并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深入探究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文明意蕴，对于廓清西方学者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诘难与误读，强化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学说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完整的制度设计与构想，而是专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1842年11月到1843年底期间，通过对英国工业发达地区曼彻斯特的考察，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为了掩盖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放弃了无偏见的科学研究，转向不遗余力地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作辩护，试图以此来缓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背后的阶级性和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恩格斯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不仅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价值、竞争等基本范畴及其所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从被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首次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概念。他强调，经济学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随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劳动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的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并且进一步把它提升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这段论述中可以推断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既是一个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它内在蕴含着“两个和解”的价值目标。以上表述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和解”思想的直接性阐释，此后他们又在《反杜林》《自然辩证法》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这一思想的意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解读。

那么，何谓“两个和解”，它的真正意涵是什么？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实质是要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紧张状态，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一种合理、协调的物质变换关系，最终实现自然和社会在共存共荣中的可持续发展。而“人类同自身的和解”，旨在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进而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现象，使人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同自然和解的过程与人类同自身和解的过程始终是相伴随的，它们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一方面，“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人类同自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从物质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反复强调，自然界是人的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它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历史实践，“人类同自身的和解”（从某意义上也可称为“人的解放”）同样无法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它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条件。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作用下，自然界并不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以及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的对象，而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化的自然界，成为敌视人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如何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和对立，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便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时代任务。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这种和解，既不是泯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意志自由最终消极地回归原始自然，也不是将人的地位凌驾于自然之上，一味地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是主张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增强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促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事实上，只有建立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同自身的和解”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生活资料。反之，人的发展和解放就会遭受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由此可知，马克思并没有脱离人类所处的各种关系来抽象地研究“人类同自身的和解”，而是始终将“人类同自身的和解”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人类同自身的和解”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社会前提和根本保障。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质言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实践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实现的。起初，囿于个体生产能力和水平的限制，为了促进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深入以满足社会成员更加广泛的需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既分工又合作的特定的生产关系。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交往的扩大，物质生产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维持人类社会基本物质需要的直接目的，而是愈发成为服务于价值生产的手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受到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影响和作用，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盘剥和掠夺自然力与劳动力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人）的关系都被资本主义对自然和金钱的占有欲所支配。这表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将会成为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形态必然制约和框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既存形式与发展，如果无法解决好人与社会（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实现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和解。

实现“两个和解”不仅是单纯的价值理想，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总体要求，二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化的人”以及“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理想状态；而他所强调的两个“最”字，即“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既指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和谐，又指人类自身身心的和谐，突出了“两个和解”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统一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强调，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社会将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商品生产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异化统治也会随之消除，个体生存斗争即人与人之间矛盾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类自觉的自由行动；自然界也将不再是作为人类异己的对象和力量而存在，人类将“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和远大理想，实现“两个和解”，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和基本要求。但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由生产力的大发展所推动的资本和国民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多数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带来多少可观的实际利益，相反，他们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失去的不止是一切物质财富，还包括维系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生态权益。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和作用下，不仅存在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等现象，自然与社会（人）之间的新陈代谢也发生了断裂和异化。

“新陈代谢”是马克思在论述生产方式时多次使用的一个概念，它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正是借助于新陈代谢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劳动者以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相异化的过程。而对于这种异化和对立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则把它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不合理的资本生产模式。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狭义上的）的掠夺与人（劳动者）的剥削是同一历史过程，因此，正如“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一样，自然异化与生态异化产生的最终根源也应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去探寻。客观地讲，私有者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对待自然界，自然界只是他们获取自身私利的一种工具。即使出于维持其自身生产的需要，他们会以可持续的方式对待作为生产条件的自然和关心作为劳动者生存环境的自然，但是，这里的自然也已经被整合为剥削和压榨劳动者的工具。实际上，自然界一旦进入资本的生产领域，就无法摆脱被资本最大限度盘剥的命运，这是自然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作用下的宿命。而且，相比较于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残酷程度而言，资本对土地、瀑布等自然力所进行的剥削、掠夺与浪费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使人和人的关系以异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而且使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具体分析了私有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冲突。

从生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会突破一切外在的障碍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局限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限度，而是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和追求经济增长。然而，对于这种无节制的扩张所带来的资源成本和环境风险，在他们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上，无论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经济总量的增加，都是以资源能源的迅速消耗为代价的，同时还会在自然界制造更多的垃圾和废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生产对财富追求的无限性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必然产生冲突，当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超出地球的生态阈值，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就会遭到破坏。

从消费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无节制的异化的非理性消费。而造成消费异化的原因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得社会产品不断增多，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更加普遍，这种普遍交换使得“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异化成为了一种物与物的关系。在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力不再体现为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是体现为对物即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如此一来，人们便会不断通过消费的方式来证明个体自身的价值与能力，原先基本的、合理的、理性的消费逐渐被无节制的、盲目的、畸形的异化消费所取代。但是，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导致人们道德的堕落，而且会造成环境资源的浪费与破坏。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为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服务，而是为了寻求交换价值（也就是“利润”），自然需求的系统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性密不可分。同时，社会关系的物化所带来的非理性消费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恶化。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之间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为了超越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对自然的异化形式，进而消除新陈代谢断裂问题，建立生态型共产主义社会，首先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本主义对劳动和自然界进行剥削的特定关系。这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断裂和异化问题的最终指向。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强调的，要调节和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长远影响和社会后果，“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助产婆才能使新社会降临。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不会自动的扬弃自身，即使一个新的物质基础已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斗争（包括生态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消灭私有制意味着要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之后，“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对于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真实需求。如此一来，人们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现实障碍将不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在消灭私有制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既不能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否认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也不能囿于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终要求而忽视生产力的客观基础，进而否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选择。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全盘私有化”的观点，该观点主张将私有化范围推广至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事实上，如果将作为人类共同体资产的自然进行私有化，最终将会造成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剥夺。

理论批判不是目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理论的特征之一，也是他们得以超越其他思想家的原因所在。在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倡导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变革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就如何建构生态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态文明的美好图景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原则性的预测和描绘。

其一，负责任地对自然条件进行共同（联合）管理和使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废除私有制之后，“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将由个体所有转向社会公有，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联合生产。与私有制截然不同的是，共同占有的财产所有制形式——财产公有——既是一种权利的保障，也是一种责任的归属。它规定人们在享有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和分配全部产品的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规范自然条件的使用，并对自然条件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它是取代私人所有的市场机制的可靠替代。以土地的共同占有和使用为例，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首先将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即平等，同时，通过自由的劳动等合理的方式，“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人与土地之间的温情的关系。这表明，当共同的体制通过自然条件使用者本身建立起来的联合体来运行的话，其效率是非常高的。需要强调的是，正如生产的其他条件一样，土地的共同所有“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在这种共同占有形式中，共同体占有者的主人翁意识将被完全激发，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将不再是纯粹服务于人类生产和消费需要的对象，相反，它们将被视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

其二，秉持张弛有度的生态生活方式。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多部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大胆预测。在他们看来，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因而，人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是极具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劳动将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可以依据自身的兴趣来选择工作的时间、部门及类别，甚至可以做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精彩描述体现了他们对摒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限制后人类追求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理想。尽管这个预测是相当遥远的未来，但是，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无疑是发展人类潜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许多生态批评者却据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按需分配”以及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必须以物质生产与消费的无限增长为前提，这势必会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压力，最终悖离生态良好的目标和要求。实际上，这种观点在本质上曲解了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类需求体系的满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承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物质需要的满足相联系，但是“按需分配”并不等同于“无限消费”，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满足人们所有类型需要的无限扩张。否则，共产主义就会被矮化成为一种“不加限制地获取所有商品和服务，只求量而不求质的富足”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共产主义理论实则相去甚远。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时，不仅提到了物质生活的充裕与富足，而且还强调了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在这样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将使过度消费和虚假消费等低俗化、庸俗化的需要失去滋养的“土壤”。由此可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并不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必然冲突，它是一种张弛有度、内含生态关怀和可持续性要求的生态生活方式。

其三，生态科学高度发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因而，即使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依然存在。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日臻完善而自动消失，共产主义社会仍然要求人们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推进生态科学的高度发展，促使生态知识在生产和消费等领域广泛传播和运用，从而奠定“合理地调节与控制”的科学技术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调节和控制既不是要抑制人的正常需求，也不是杜绝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通过理性的方式降低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推动生态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最终实现对由于人的行动而引起的自然界变化的长期后果的预见和控制。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顺应生态系统所要求的实践知识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知识，生态知识往往包含限制和引导社会生产的方式和手段，以便保持和改善自然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使所有类型的科学知识服务于剥削性的劳动，科学和生产者都处于异化的状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为分离在这一时期达到历史顶端。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再分离，“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合的新形式表现出来。对于马克思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必然逻辑结果，这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是一致的。

其四，在承认人类控制自然过程的有限性基础上规避自然风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自然界存在着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因此，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控制总是有限的。既然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能随心所欲，那么，人类就有必要在充分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来规避生态风险。一般而言，防范自然风险最有效的手段在于认识自然，只有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形成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判和防范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把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限度。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在这里，“自由”是指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一种状态，恩格斯实际上阐明了人类依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的重要性，而这对于防范自然风险也是同样适用的。另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还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留出一部分剩余产品或者预置一种由于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自然条件所引起的保险和基金，用来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虽然他们没有用自然风险规避来直接规范共产主义的生产，但是他们认为，“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

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贯穿着整体性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他们不是孤立地研究生态危机和生态矛盾，而是始终把它置于自然、社会和人的紧密联系中加以考察。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去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因而，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人与自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尖锐对立的客观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则强调自然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实践首先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依然必须承认最终的自然界限。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描绘中没有忽视外在的自然王国，而是蕴含着丰富生态文明构思，如“负责任地对自然条件进行共同（联合）管理和使用”“秉持张弛有度的生态生活方式”“生态科学高度发展”“在承认人类控制自然过程的有限性基础上规避自然风险”，等等。以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作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共产主义原则的生态文明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廓清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态诘难与误读，强化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整体性。长期以来，囿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影响，许多生态批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学的理论空场。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有学者甚至提出了“空白论”与“补充论”两种相互衔接的观点。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学者们在回归经典著作文本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意识到，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包括共产主义理论中挖掘了大量生态思想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意蕴的“遮蔽”。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理论，它的生态思想和观点贯穿于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始终。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剖析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把握之上，不能割裂唯物主义自然观、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共产主义理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为新时期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体系中达成了一致共识。无论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出了生态环境问题。如何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新道路，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逆生态性”的揭示及其对生态型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性描述，在开拓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新思路的同时，也为新时代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更加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