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动纲领，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作者：赵周贤，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原题：《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科学指南——深入持久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动纲领，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十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昭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以高度政治自觉深入持久地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伟力，正引领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伟力，正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作者：周文，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肖玉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摘自：《经济问题探索》2022年第6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伟力，正引领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伟力，正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丰富而精深的政理、法理和哲理，向世人展现了“政理、法理、哲理中的法治中国”。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中，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释放，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得到了充分彰显。作者：张文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摘自：《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政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含义多指“为政之道”“政治事理”“政治理念”“政治智慧”“政治清明”等。在当代中国，法治领域的“政理”意指“以法而治、依法治国”的“政治之道”“政治逻辑”“政治理念”“政治事理”等，是关乎法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问题，是法治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政治和法治的辩证逻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政理命题。（一）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这是习近平在总结人类政治文明演进规律和法治发展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对政治和法治必然联系做出的精辟阐释。（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三）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习近平以逻辑严整、内涵深邃、立场鲜明的理论命题，正面阐明了党和法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同时，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其要害是否定党对法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要义之一，便是立足于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坚持“三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六）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这些命题科学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指引党和人民以革命勇气和改革思维，大刀阔斧地推进法治领域的改革。（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当代中国政理的核心主题，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是这一主题的两个方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政理定义和核心要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当家作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政理定义和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八）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宪法是“总章程”“根本大法”，这是中国宪法观的经典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对“总章程”和“根本法”的经典定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基于对我们党执政规律和治国规律的科学认知，提出“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指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基于这一政理论断，习近平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抓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摘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并且二者在这种交融中相互激发，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作者：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并且二者在这种交融中相互激发，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在创造一种新型文明。这一新型文明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为它要回应和解答的现代性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所提供的现代社会主义方案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这一新型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因为它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坚守和继承，又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取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只能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与传统的诸文明形态相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普遍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现代文明的化身。但就像不能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简单等同于现代文明，无疑是一种褊狭的迷思。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一种更符合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要求，因而更为正当、也更加可欲的理想文明。而这种新型文明在任何特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自然也会打上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底色和性格。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交融的产物。在中国大地上生成中的这种新型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态，又是旨在“超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定形态。没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中华文明就不会发生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与演化；没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现代社会主义也几乎不可能迎来这种从危机到重振的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正在创造中的新型文明，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它有可能代表着人类未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放在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历程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因遭遇西方帝国主义、被纳入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经由长期充满曲折和苦痛的嬗变与转型，最终迎来的现代新生。中华文明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文明，中华民族较早地开启了“文明之光”，并且这一“文明之光”一旦开启就不再遮蔽，即便在后来某些无比黑暗混乱的年代，也从未沉沦澌灭。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们，其中有不少是比较能理解和欣赏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的，尤其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笼罩在浓厚宗教氛围中的欧洲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对于人自身理性的大信实在太鲜明、太突出了。作为中华文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最早是这样论及文明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又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中华文明理解的“文明”是在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框架下讲的，并且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文化”——人文教化。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之为人类社会，最宝贵的并不在于无止无休的对外征逐，而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设限（知“止”），把精力用在文化道德的修养和提升上。中华文明对“文明”的理解本就蕴含在早启的理性之中。那“见龙在田”的就是早启的理性，宛如旭日东升，而“天下文明”也只是理性的光辉使然。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于理性以及文明的信，只是对于人自身内在力量的信，同时这一力量最主要的就是用于不断提升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也正是因此，中华文明常被认为具有某种泛伦理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意蕴。与中华文明传统理解的那种饱含伦理色彩、情感意味和实践品格的理性有别，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一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理性基础上，这种科技理性源于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基本理解，逐渐演化为一种冷冰冰的、抽象计算的工具理性。基于天人割裂、主客二分，这种现代工具理性旨在最大限度地去征服和利用自然，同时也发展到去不断征服和利用别的人群和社会、国家和民族。更可怕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于工具理性而产生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优势，被等同于一种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文明优势”。进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也就自然而然诞生了。中华文明传统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其内部不可能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许在后来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或缺憾，而从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来看，这只是“求仁得仁”的必然。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必须为这一必然付出代价，那就是在遭遇全然异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之后，它出现了一种带有整体性的文明危机，并引发了全方位的解体和重构。中华文明别无选择，只有正面应对，积极努力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予以消化吸收，以实现自身的再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走向对外扩张的时候，是把自身作为文明的标准，“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而非其族类的广大亚非拉社会被视为“野蛮”或“半文明半野蛮”。中华文明就被认为属于“半文明半野蛮”的行列。按照西方列强的自我理解，现代文明的标准包括了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商业贸易、民主政治、基督教信仰……，仍处在农业文明时代、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自然不符合这种标准。关键在于，中华文明被打败了，即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宛如野蛮的“海上匈奴”，但它们已经掌握了“文明”的标准，并用它们的标准来支配世界、评判他者。因此，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直都在不屈不挠地探索自强之路，并且也在不断地重塑自己对文明的理解。中华文明要想不被从此收藏在博物馆里作为玩赏的对象，就必须开启一场文明的革命。中华文明的自新乃是基于自身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交融。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文明自身即蕴含着朴素而浓厚的社会主义理念，这是中华文明能够接纳和吸收源于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过，中华文明内蕴的社会主义基因毕竟是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崭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它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母体之中，是从中分娩出的极具叛逆性、革命性的新生儿。它的使命就是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进入一种更加理想、更加可欲的新型文明。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决然不同于人类社会过去常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甚至是幻想，而是基于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华文明以现代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统摄自身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将不再总是向后看，把恢复和重建“三代之治”，尤其“周礼”作为自己的文明理想，而是开始向前看，朝着一种未来新型社会和新型文明去不断发展。这必然会促使数千年传统的中华文明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新生。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交融的产物，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新生，同时也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新生。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现代社会主义诞生在西欧的土壤，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叛逆之子，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前提。因此，中华文明把现代社会主义融入自身，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文明必须积极吸纳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提的一切“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更关键的，中华文明还要借助现代社会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超克”而能动地创造一种新型的、更好的现代文明。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文明革新的辩证法。问题在于，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实质上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超越，而在缺乏资本主义土壤乃至基因的其他社会，比如中国，到底如何经过“拿来主义”来人为构建一种并非自生自发的未来文明，却是谁也不知究竟应该怎么做的事情。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华文明经由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而获得的新生，不仅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重新形塑，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并非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进行生硬的单向自我改造的结果，而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双重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融合创新。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华文明经由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而获得的新生，不仅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重新形塑，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并非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进行生硬的单向自我改造的结果，而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双重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融合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绝不是作为一个被动受纳的纯粹客体而存在，毋宁说，中华文明必须保持高度的主体性，只不过这种主体性不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基于主客二分、流于封闭自我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是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学习型文明所固有的“日新之谓盛德”。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禀有这种积极能动、刚健有为又虚怀若谷、涵容吐纳的优良品质，它才可能为现代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开一生面。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乃至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都有很漫长的历史。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现代社会主义本身仍是个新事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古老的思想，实质上根植于人类作为“群”的本性，尤其是人类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过上更好的共同体生活这一历史真理，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在现代之前，人类的社会主义倾向更多地只是出于血缘或地缘，而且人本身就是先天地属于某种血缘或地缘，所谓的“个人”或“个体”——一种现代发明——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还没有出现。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并不断催生和强化的大工业社会，一种真正基于“业缘”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且，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个人”也被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中抛出，日益沦为普遍抽象的原子化个体，被称为“生产者”“市民”或“公民”。现代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在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荒原和利己主义废墟上重新激发人的社会性，实现一种“自由联合”。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内在倾向，而是意味着经济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公共性”，它指向一种基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新型共同体生活。马克思主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乌托邦）走向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发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在结束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异常激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结束新的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要更加激烈。历史的进程，是特定舞台上各种力量较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因此总是充满着复杂性与曲折性。马克思主义所探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国家或文明体中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面目。就像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使其并未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使其各自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样子，俄国中国等国家的实际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会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这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实际”，就是由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技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塑而成的特定文明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把文明简化为单一精神性因素甚至宗教因素的“文化决定论”，更不意味着走向某种完全与我们大异其趣的“文明冲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开创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道路，最直接地与中华文明这一特定的文明形态有莫大关系。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势必会在中国内部促使生成一种新的现代性，但同时这种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它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融合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独特文明，必然会反过来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发创一种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推荐《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刘伟丨宏观经济治理实践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王灵桂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姜辉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陈锡喜丨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思考石仲泉丨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飞跃——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多推荐

✦✦✦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双向互动”“两元一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汇聚中华文明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两个结合”注重“内外融通”，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强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主张”，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崭新形象。坚持“两个结合”，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叙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解答时代之问的行动指南。作者：黄凯锋，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摘自：《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强调了“两个结合”，并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内在根据，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法论基础。“两个结合”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又激发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汇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既有效推动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又有利于构建与新时代要求相匹配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既在世界上塑造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形象，又展示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超越“两制之争”的当代中国新文明和价值观。原创性论断和方法论基础“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两个定位体现了“两个结合”的集成创新。“两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形态转化，理应实现“现实与历史”“现代与传统”的完整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整体性思考，并对贯穿其中的现实归宿和理论基点有了深刻认识，最终找到了一种复合叙事的思维方式。在党的十九大、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内在统一，要求完整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他指出，“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当然，传承中华文化，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这些论述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标志性成果。“两个结合”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得以继续丰富、发展和创新的方法论基础。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应当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这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新提法、新概括要在未来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提供普遍一般的规律性认识，中国悠久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文化情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不仅注重普遍原则和规律性认识，更注重这些“薄”的普遍原则怎样在“厚”的本土文化里落实，并找到最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双向互动”凸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在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是经验教训换来的科学认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结合史。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中国实践及其创造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内在包含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使“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列，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权重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不再是“单向改造”，而是“双向互动”，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和传统的确认，也是对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确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保持道德理想的同时不断面向经世致用，务实、理性等日用而不觉的精神力量被激发。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中得到熔铸和提升。之后，邓小平的理论风格及其表达方式进一步强化中国文化经世致用的一面。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强调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4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他还明确提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文化被马克思主义不断激发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融化在中华文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中西冲突的历史选择和价值导向，已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当仁不让的文化身份。它不仅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独立解放，而且在改革开放和新征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不是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在两种文化的汇通融合中，形成解答中国问题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它既不是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宏观经济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及其变化，回应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核心主题，是习近平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宏观经济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及其变化，回应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核心主题，是习近平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摘要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从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探索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对于那些既想保持独立又想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乘势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新蓝图。新的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拓展和深化，继续创造更大辉煌，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王灵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鲜明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庄严宣告和重要论述，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历史定位。深入开展对这一新的历史定位的学理论证，是学界的重大使命和任务。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史来看，论证一个思想理论的发展，基本都是从历史方位的变化、实践基础的发展、创造主体的贡献、理论主题的确立、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发展阶段的厘清等维度来展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历史方位作了新判断，对实践基础作了新阐述，对创立主体作了新评价，对时代课题作了新概括，对理论体系作了新建构，从而为新飞跃的学理论证提供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思想元素。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作者：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人们越来越认同的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事实和发展趋势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则成为世界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领导和治理下，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使近代100多年饱受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奇迹和巨大贡献，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精彩篇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新时代科学理论的创立，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和中流砥柱；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样本和全新选择；新时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贡献者和时代引领者，为解决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焕发出蓬勃生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这些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基于新时代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我们可以充分自信也充分肯定地说，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与21世纪的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的发展在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新时代中国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就，不仅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经验，为变革优化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为绘制包容共生的世界文明图景作出了中国贡献，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依托和巨大动力，为改写“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提供了中国样本，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发展大变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们党100年发展历史上的精彩华章，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上绚丽灿烂的精彩乐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篇章，占有重要历史地位，有着巨大历史贡献。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有九年多时间，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整整十年时间。我们评价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意义和地位，绝不能单纯看自然时间的长短，而必须依据其所取得的成就、推动历史进步的变革和作出的实际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伟大变革时期，是风起云涌、突飞猛进的伟大时代，是具有伟大历史创造意义的不平凡时代，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也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近十年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坚持大历史观，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和重要历史地位。透过新时代中国的卓越成就和巨大贡献，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探究新时代中国的重大全球影响力和日益彰显的世界历史意义，探究新时代中国发展及其贡献的时代意义和国际意义，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洞察到：是时候正视中国了。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生活中，中国已经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正在担起符合其地位的国际责任，正在书写自己命运的篇章，也在协同书写世界命运的篇章。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也在形成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今天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性，同时又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和普遍性。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创造和伟大奇迹，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巨大成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文明进步史上，越来越充分展现，越来越得到证明。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恰逢其时，正顺其势，必有其效。深刻总结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原创性贡献要坚持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全面系统总结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全面阐释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坚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从历史时代、世界大势和国际格局中审视把握新时代中国，深入分析“中国新时代与世界大变局”“中国新时代与‘大的历史时代’”等具有时代观照和全球视野的重大问题，以大历史观考量中国新时代与世界大变局的相互交织激荡，在统筹两个大局中正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环境的“变”与“不变”，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和重大挑战，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时代、引领时代，在“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中，在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历史演进中，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格局都发生转折性重大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时代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是时代进步的主要引领力量、世界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量、人类和平发展的主导力量、新型国际秩序的塑造力量、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力量。新时代中国的世界意义，必将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加深、日益厚重、充分彰显。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维度入手。从理论发展贡献看，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论断，高度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理论贡献、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深刻回答了这一伟大思想“为什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里程碑意义，引领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哲学，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科学理论，其创造性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思想，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理论成果，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制度实践贡献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和巨大优势，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宝贵经验，提供重要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不攻自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争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写入了一个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振奋鼓舞的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期，也是我们大有作为的最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独特的制度成果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人类制度文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从对人类发展贡献看，新时代中国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独特内涵和显著特征，又具有世界意义和示范作用，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的正确回答，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成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守正创新，以现代视野接续中华文脉，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度结合，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以中华文明之光照亮民族复兴之路。在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引领时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任何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其重大意义都是国际性和世界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世界意义，正是在中国新时代和世界大变局交织的历史背景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在“历史必然性”作用下进行伟大历史创造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之治”的伟大奇迹，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引领时代、改变世界的伟大奇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新时代中国正通过引领时代走向世界。发挥世界作用，践行世界责任，彰显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是坚持和贯彻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的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全新样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也就是列宁所讲的“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新时代中国孕育并体现的“历史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进程和客观历史规律作用的结果。其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意义，指的是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打破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和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一种全新的选择，一个光明的前途。相关推荐《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石仲泉丨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飞跃——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顾海良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肖贵清丨整体性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三个《历史决议》赵庆寺丨试论“两个确立”的生成逻辑、重要意义与实践要求吴光会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大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如磐石的勇气定力，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查找和解决问题，攻坚克难，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因此，必须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克服精神懈怠危险；提高和增强自我革命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健全和完善自我革命体制机制，确保党长期执政、长期执好政；锤炼和锻造自我革命的骨干队伍，确保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作者：吴光会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唐棣宣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摘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题:《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逻辑、经验和路径》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摘要“两个确立”是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历史结论，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中淬炼出来的重大政治成果，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两个确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两个确立”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求，对稳步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方面，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对于顺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发挥着思想引领和精神旗帜的决定性意义。新的赶考之路对捍卫和落实“两个确立”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设为基础，以党内制度建设为支撑，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作者：赵庆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摘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两个确立”是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性贡献。“两个确立”是我们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的规律性认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必须总体分析“两个确立”的生成逻辑，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科学内涵，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落实“两个确立”的实践要求，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体把握“两个确立”的生成逻辑“两个确立”既是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历史结论，也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中淬炼出来的重大政治判断。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科学内涵，必须总体把握这一重要政治成果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一）确立领导核心和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政治原则就其本质来看，提出“两个确立”既是维护党的权威和领袖权威，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至高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坚持维护党的权威和领袖权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被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反复证明的宝贵经验。任何政党的行动，都需要正确思想的指导。革命政党需要指导革命取得成功的指导思想，执政党也需要指导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从功能来看，指导思想不仅决定着这个政党的性质，也影响到这个政党及其所代表阶级的命运和前途。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紧密相关、相辅相成。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层面的体现，而党的领导核心是党的指导思想在组织上的保障。（二）“两个确立”是从党的奋斗历程总结出的科学结论“两个确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而得出的重要历史结论，标志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稳健和理论上的成熟。党的百年历史表明，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和党的创新理论的创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高度一致的。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相得益彰，二者在形成过程上内在统一，在历史作用上同频共振。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理论基础，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是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前提，二者共同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三）“两个确立”是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雄才大略，成为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在理论创新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两个确立”这个重大历史结论和重要政治判断，充分体现了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充分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对承载着艰巨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团结全国人民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领导核心的领航，而且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领。“两个确立”的提出，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思想指引、奋进伟力和战略定力。（一）“两个确立”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两个确立”贯穿着坚持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两个确立”突出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的主导、推动作用，使党的领导体系更加完善，党的领导艺术更加稳健，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就此而言，“两个确立”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求，对于稳步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着领航掌舵、统帅指挥的领导核心作用；对于顺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具有政治引领和精神旗帜的决定性意义。（二）“两个确立”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鲜明的思想指引“两个确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两个确立”为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新的思想指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两个确立”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与根本要求，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三）“两个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的奋进伟力“两个确立”的提出，为党践行初心、承担使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理论武装，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主导力量，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既是过去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根本遵循，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面对新的赶考之路，只有坚决捍卫“两个确立”，才能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实践智慧、精神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四）“两个确立”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提供强大的战略定力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加速演进，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功应对重大挑战、防范重大风险、解决重大问题，需要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党的核心谋划全局、引领方向，必须拥有一个系统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理论体系。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斗争，必须以高远的理想抱负筹谋伟大斗争，以坚毅的政治定力推进伟大斗争，以稳健的底线思维深化伟大斗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就此而言，“两个确立”是保持战略定力的定海神针，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重要保证。全面落实“两个确立”的实践需求当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捍卫和落实“两个确立”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把“两个确立”落到实处，必须进行整体性推进和系统性安排，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设为基础，以党内制度建设为支撑，筑牢政治忠诚，坚定维护核心，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意识和行动能力。（一）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思想意涵“两个确立”核心内容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最新指导思想，必须要准确把握其思想意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主题上系统回答了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内涵上从“八个明确”扩展到“十个明确”，在理论形态上事实上已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断，意味着这一思想是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长远示范性的创新理论，已经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主流、主体和主干。（二）始终坚持“两个确立”的理论引领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可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自信地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行战略擘画，在“两个大局”的复杂演进中始终遵循发展规律、坚持正确方向、掌握历史主动。落实“两个确立”，必须学习和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勇气、历史担当、人民情怀和人格魅力，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积极传播者。（三）不断健全“两个确立”的制度支撑作为发展中的现代化国家，我国需要构建政治资源高度整合的政治体系，而“两个确立”为资源整合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把党的领导制度作为重要政治保障。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制度的统领地位，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进一步健全领导制度体系，增强党中央的政治领导力。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居于统领地位的根本领导制度，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党的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而充分保障领导核心社会统合功能的稳定性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性。拥护“两个确立”，必须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从顶层设计层面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是在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对全党智慧进行高度集中。因此，要坚持好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成功转化为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具体而言，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使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全面、科学、有效，真正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制度规矩、体制机制、行为规范、工作程序当中，激活全党的政治活力。（四）严格执行“两个确立”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建设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法规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建立了一套以制度约束权力的治党机制，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广大党员划出“高压线”。一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地位，明确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系；二是规范党的领导核心与党中央领导集体、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党中央的关系，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三是将“两个维护”作为全党各个组织层级、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四是在治国理政中全方位确立执政党和领导核心的权威。落实“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充分依托制度治党的规范化设计，发挥党内法规对“两个维护”的保障功能。一要坚决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二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三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扎紧制度篱笆，四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五）持续优化“两个确立”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就是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要围绕这一根本要求而具体展开。就此而言，“两个确立”通过“两个维护”的顶层设计，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创造性运用，确保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不动摇，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各自为政和对权力资源的耗散。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要充分发挥“一把手”的示范引领作用，创新党内政治生活形态和方式方法，让政治文化发挥滋养浸润作用，依托清廉建设固本清源，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结论“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新时代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重大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深化对这一结论的理解和把握，必须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相统一的深层意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绝对忠诚、勇于担当来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捍卫和落实“两个确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原创性贡献，不断增强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确保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往期推荐《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肖贵清丨整体性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三个《历史决议》顾海良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理论的创新性探索石仲泉丨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飞跃——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李捷丨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陆晓芳丨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更多推荐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上的重大节点和转折关头，先后制定和通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的三个《历史决议》，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开辟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彰显了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承载着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凝结着全党的集体智慧，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党和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作者：肖贵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上制定的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重大节点和转折关头，承载了党在百年奋斗中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堪称百年党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为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大节点和转折关头（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重大历史节点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自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党的历史，编辑出版党内重要文件汇编，成立高级组、中级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使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为了巩固整风运动成果，1944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正式启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不仅明确起草决议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而且亲自对文稿作出多次修改。他指出：“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关头，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路线问题，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达成一致，对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认识上的失误，导致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79年10月，邓小平在部署翌年重点工作安排时，提出起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3月，邓小平就决议起草工作明确提出三条指导思想：其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其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其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邓小平强调：“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打磨，第二个《历史决议》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中央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地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202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习近平为组长的文件起草组，第三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决议制定过程中，习近平对起草工作提出四点根本要求：一是要深刻认识文件起草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要科学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三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指导下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四是树立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认真学习”“要深入研究”“要发扬民主”“要严明纪律”，做好文件起草工作。此后又提出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决议起草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能吸收的尽量吸收，能体现的尽量体现”，经过反复推敲，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三个《历史决议》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第一个《历史决议》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经验与教训，对党内几次“左”、右倾错误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作了深入分析，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明确指出党在长期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决议通过总结党的历史上同错误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经验主义；二是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决议从毛泽东“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肯定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确立正确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践成果，指明了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径。“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二）第二个《历史决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提供了理论框架第二个《历史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贡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决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科学明确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决议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主要点”作出概括，初步勾勒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雏形。此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阶段新的实践与时代特征出发，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回答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作了系统阐述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重大论断，是党的百年奋斗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定位。决议开创性提出“两个确立”的论断，并对其决定性意义作出说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决议在中共十九大概括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基本方略的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十个明确”的新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时代大势，立足现实需要，回望历史进程，总结奋斗经验，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十个明确”与党百年奋斗总结出的“十个坚持”相互呼应、相互贯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深邃思考，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回答，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深刻理解百年党史上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意义（一）三个《历史决议》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就建党以来的基本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成了一致，实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的任务，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全党思想进一步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两个大局”，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使全党的意志统一到推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上来。（二）三个《历史决议》为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基础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高度评价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性，为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的“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决定性意义。（三）三个《历史决议》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一个《历史决议》为中共七大召开作了准备，中共七大的召开，又“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为夺取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回应了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还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十个方面概括了百年党史奋斗的历史经验。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为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奋力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四）三个《历史决议》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一个《历史决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为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建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客观分析和研究了党内的错误路线及经历的挫折，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党的历史问题的先河。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为全党正确分析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个《历史决议》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党的百年历史，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并突出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彰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是一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开拓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对于全面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史、树立正确党史观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三个“历史”及其内在联系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历的四个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作出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新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探索中形成的“十个明确”和十三个方面的成就，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根据和坚实的理论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发展的新的形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者：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有着政治的、思想的重要意义，也有着理论的、学术的重要意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同样有着学理上的指导意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学术视界和学理依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三个“历史”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深化党史学习教育问题阐释时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里提到的“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三个“历史”及其内在联系问题，是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三个“决议”的思想纲领和理论主线，是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基本遵循。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三个“历史”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得到了明确彰显和昭示。首先，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四个时期及其“四个伟大成就”作出阐释。这就是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其次，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为主线，凸显了四个历史时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飞跃。再次，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阐释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从三个“历史”的内在联系上，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的“十个明确”，全面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十三个主要方面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同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主要创立者，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主要贡献者。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从三个“历史”的结合上，高度评价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亦即“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和理论过程作出的科学判断。最后，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发展的结合上，以三个“历史”的内在联系为主线，从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作出阐释，无论是“历史意义”的五个方面，还是“历史经验”的十个方面，都深刻地蕴含着并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辉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智慧及其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结晶。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阐释中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这一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作出阐释，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方面的独创性理论，提出“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以毛泽东思想为标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自这之后的3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以“第二次结合”为根本遵循，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期。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新的飞跃，首先是以新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为根本依据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历史方位判断为基础，从“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把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特征概括为“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的这些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现实根据和历史依据。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作出“八个明确”的概括；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依据党的十九大以来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课题的思考和判断，进一步作出“十个明确”的新概括。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质；这些发展着的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新成就的集中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作出深刻阐释，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思想主旨。第一，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密切相连，它们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课题、承担着共同的时代任务，具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第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时代化”，“也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时代化’问题，具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蕴”。在“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鲜亮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底色。第三，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证明的是，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这一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新的实践，创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方向，成就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第四，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探索中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确立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方向。第五，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和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的显著标志，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标识。第六，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格局所作的历史判断，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的科学判断，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还以“坚持胸怀天下”为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作出阐释。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这一阐释，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旨和实践路向的深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的显著标识，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发展的最新形态。往期推荐《社会科学文摘》往期目录石仲泉丨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飞跃——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李捷丨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陆晓芳丨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刘红凛丨2035远景目标：新的历史方位与新的时代使命刘占虎丨优化政治生态的时空思维和中国范式✦✦更多推荐

✦✦✦摘要●100年来，我们党先后形成了三大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这三大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提升，对毛泽东思想做了新的评述，强调了丰富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大成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做了定位；阐述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的实践依据、理论依据，强调“两个确立”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100年来，党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三大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对这三大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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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数字货币迅速发展，主权国家政府一味地拒绝和抵御数字货币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不仅不能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可能被市场化数字货币的迅速发展削弱主权国家政府的货币权力、经济权力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作者石建勋系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宇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

摘要反垄断执法应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程序和实体法方面与时俱进。鉴于数字经济巨头会本能地排除竞争，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反垄断执法应密切关注其对小型科技企业的并购活动，禁止其滥用市场势力和不合理的排他行为。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是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我国反垄断执法一方面要立足国情，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其他国家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作者王晓晔，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摘自《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8期数字经济也被称为互联网经济或者平台经济。当前中国网民数量接近10亿，数字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超过36%，这说明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21年2月7日发布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出了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措施。本文论述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必要性，评述欧盟和美国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的措施，并探讨强化中国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实践理念是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歧视性折扣≠价格歧视歧视性折扣指统一定价下的折扣策略，典型如

“摘要中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从而加速“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而其中的能源体系“非碳化”和产业体系“去碳化”就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作者：郭朝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题为《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摘自《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8期”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告，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从而加速“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而其中的能源体系“非碳化”和产业体系“去碳化”就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新旧思潮论战与“新思想报刊”对话伦理的确立

设置移动互联网生态“守门人”个人信息处理特别义务的理由

司马迁对西域认知的局限在《大宛列传》中，司马迁依据张骞西行归来的上奏报告，对当时西域诸国做了详细描述：1.

“摘要近年来，格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被应用于本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去审视中国哲学，陈少明先生的《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一文就属于这类尝试的代表之作。然而由于其对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理论的误解，造成此文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拟在此文的基础上，对于“能否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作者：何刚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摘自：《甘肃理论学刊》2021年第3期原题为《能否将中国哲学看作一种“地方性知识”？——关于〈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一文与陈少明先生商榷》“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7期”

“摘要”本文从动态的观点探讨中国哲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受人类学的启发，笔者把中国哲学理解为起源于地方性知识，且保持其特征的知识形态。本文认为中国哲学的本质必须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才能揭示出来：一方面，中国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或范畴植根于具体的文化经验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思想普遍化的理性倾向。反观西方哲学传统，也能发现类似的思想现象。在此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分层次发展中国哲学的方案：一种是从拓宽思想的广度着手，作观念普遍化的努力；另一种则是为显示经验之厚度，从事观念史的探讨，由此把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做成有根基的事业。

虚拟游戏相关问题研究前瞻

摘要“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中古各政权有关政治正统地位的建构与争夺对文学发展之方向与内在演进所产生的影响深巨。二者互相涵育，不仅促进了十六国至南北朝文学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呈现，也为隋及唐初南北文化与文学的真正融合提供契机和可能性。唐代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就是各种文化与文学元素经过“百川东到海”式的激荡而产生的。作者简介：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7期在中国古代，正统建构既关系天下稳定，也攸关每一个王朝和帝王的执政合理性，因而，其在政治文本、思想文本和文学文本中均有呈现。十六国南北朝各政权对抗时间久长，政权更迭频繁，且与华夷、南北等问题相糅合，故此一时期的正统之争在国史上尤为激烈，对文化及文学发展的影响亦特深巨。本文拟以正统争夺为语境，对十六国君主的文学形象建构、南北文学对立和隋唐文学融合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究。

摘要ABSTRACT尽管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流行，且有许多人以时代先知的语气诊断各种后—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即便后现代主义真的彻底终结了，今后也难以产生任何一种具有主导意义的文化范式或美学风格。21世纪的文化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民粹化和去中心化特征，而这又何尝不是后现代主义最终大获全胜的一个结果？作者单位系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摘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理论’背景下当代西方文论热点研究”（18BWW0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7期后现代主义不仅与文学和艺术领域有关，而且几乎含纳了所有文化部门，它的繁盛期又恰好与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学术生产和传播阶段相重合，前所未有的话语密度在加速后现代话题发酵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含混和歧义，造成很多人都在谈论后现代主义，但实际上又很可能各有所指。因此，要讨论它是继续存在还是已然消逝，抑或演化出某种新的“主义”，首先要做的仍是厘清它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后现代话语到底涉及哪些方面？如此才能更清楚地反思后现代主义在当下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中国对外传播：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本土知识的世界普遍化

摘要提倡与发展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二元论，强调主观真实对网络谣言的反向排除，有利于从事实层面合理划分网络谣言与言论自由的界限；而从刑法教义学上建构“实际恶意与网络谣言的主观不法性判断”“危险理论与网络谣言的客观不法性判断”“比例原则与网络谣言的需罚性判断”等基本教义，则有利于从规范层面明确刑法干预网络谣言的限度。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摘自：《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7期问题意识与思考路径

摘要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批判了康德不能说谎的禁令，认为他陷入了自我挫败的悖论，其根源在于，康德没有正确地说明善与正当，也没有正确处理许可与禁令之间的关系，而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之上，为了维护不能说谎的绝对性，主张人们可以伤害甚至漠视他人生命，这恰好违背了康德把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当作目的的主张。刘教授的观点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想就此与刘教授商榷，希望能够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摘自《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3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7期”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批判了康德不能说谎的禁令，认为他陷入了自我挫败的悖论，其根源在于，康德没有正确地说明善与正当，也没有正确处理许可与禁令之间的关系，而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之上，为了维护不能说谎的绝对性，主张人们可以伤害甚至漠视他人生命，这恰好违背了康德把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当作目的的主张。刘教授的观点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思考，想就此与刘教授商榷，希望能够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从他的论文标题来看，刘清平教授是以禁止、许可与应当这些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来批判康德的。从内容来看，他首先混淆了行动者与行动之外的第三者的区别，导致他误解了所引用的经典案例中的具体的义务冲突，把不能撒谎与帮助他人的义务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不能撒谎与不伤害人的冲突。其次，他未能深入地理解康德文本中的许可概念的丰富内涵，只是基于他的立场来批判他所理解的康德的许可概念，把许可理解为不违背底线做任意的事情，这个底线在于不伤害他人。厘清康德的许可概念，我们就会发现，撒谎救人不是一种被许可的行动。最后，他批判康德未能意识到这个底线，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维护这个底线，撒谎甚至是一种应当的行动。这种理解忽视了不能撒谎和不伤害他人的深刻内涵，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摘要《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寓言小说描绘了一幅瘟疫肆虐的“异托邦”图景。“失明”根本性地隐喻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危害。作者简介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副教授摘自《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失明”作为隐喻《失明症漫记》是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寓言小说描绘了一幅瘟疫肆虐的“异托邦”图景。一场以“失明”为特征的瘟疫突然而至，这种失明非常诡异，不是陷入了黑暗，而是呈现出一片白色。“失明”具有隐喻性这一点毫无争议。然而，关于“失明”到底隐喻着什么，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既往研究与新冠疫情引发的现实讨论中，通常把“失明”看作是“恶”的象征或人性的沦丧。利用“失明”，萨拉马戈将人推到一个极端的处境，更有力地揭露出人本质性的孤立无援与人类必然堕落的命运。另一种主流看法认为，“失明”代表着理性的丧失。在西方文化中，“光”（luz）通常与理性精神和启蒙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人失去了视力，便意味着丧失了理性。通过“失明”的这重隐喻，萨拉马戈试图揭露出理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熟谙福柯规训理论的学者认为，“白色眼疾”抹去了个体与世界的物理互动，其传染性象征着个人对社会规训与权力运作的依赖性。萨拉马戈对社会隔离与废弃的精神病院的描写符合福柯“圆形监狱”（Panopticism）的描述，象征着监视与权力的无孔不入。《失明症漫记》中，在群体组织与文明重建过程中，医生的妻子成为群体领袖，带领一群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构建了团结、友爱的群体。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失明”是一个性别觉醒的契机，象征着性别权力秩序的改变。以上这几种针对隐喻的解释都是言之成理的。但是，这些隐喻都只是派生性的，而非根本性的。实际上，“失明”根本性地隐喻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危害。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隐喻为人忽视，鲜见于讨论之中。即便是以《失明症漫记》的社会批判性为主题的论文，大多也只把萨拉马戈反对全球化的观点作为背景轻轻带过。今天，在新冠疫情如“失明症”一般侵袭人类社会、全球化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重审“白色眼疾”的隐喻意义，探讨构建人类社会的团结与友爱的可能。

“摘要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正是处于新旧社会变革模式转型期的西方文明与处于传统社会周期性变革期的中国文明发生历史性接触的特殊历史时刻。对于前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变革模式正在结束、新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正在启动，而对于后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衰落刚刚结束、新的周期性增长刚刚开始。当这二者叠加在一起时，不仅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足以引起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主题上的深刻思考。”作者：聂敏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在《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一书中，杰克·戈德斯通提出一个富有启发的观点：如果从长时段来考察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变革模式，即，前现代社会的周期性变革模式和现代社会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这一观点为我们思考西学东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为，一部西学东渐史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史。在西方科技、人文、宗教、政治逐渐进入中国，被中国社会逐渐吸收、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当我们透过这一视角来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进行观察，我们立即便可以发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交汇点上，上演的正是这两种社会变革模式交织、重叠、缠绕和激荡的历史大戏。首先，就西方主要是就西欧而言，作为内生型的现代化社会转型，16、17世纪的西欧发生的正是新旧社会制度的更迭，而这也就是戈德斯通所说的西方开始逐渐摆脱前现代的社会周期性变革模式，逐渐进入现代的社会加速增长变革模式，在经济、城市化、人口、技术等各个方面开始一个持续增长和稳定繁荣的时期。换言之，16、17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古代社会模式开始终结、现代社会模式开始发展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曲线，开始逐步让位于社会生产力稳步持续上升的直线。其次，就中国来说，16、17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所谓的明清鼎革之际，但是，在这个时期上演的并不是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大戏，而是传统的王朝更迭的悲喜剧。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衰老、腐朽的旧王朝被一个年青、强健的新王朝所取代，但社会发展的模式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更，整个过程不过是传统社会制度自身内部的新陈代谢，这特别是指统治阶层、权力家族的更换。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诞生，这无疑就是旧的一轮增长—下降曲线结束、新的一轮增长—下降曲线开始的周期性转变，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明清换代之际人口的大量减少、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以及清初随着政治的逐步稳定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人口的缓慢增长。对上述双方各自实际的历史过程、各种历史参数的具体考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是，假如这两种不同的曲线叠加在一起，会对我们的历史观察产生怎样的启发？而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正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这一观察的契机。因为，根据前面阐述的原理，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正是处于新旧社会变革模式转型期的西方文明与处于传统社会周期性变革期的中国文明发生历史性接触的特殊历史时刻。对于前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变革模式正在结束、新的加速增长变革模式正在启动，而对于后者而言，是旧的周期性衰落刚刚结束、新的周期性增长刚刚开始。当这二者叠加在一起时，不仅产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且足以引起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主题上的深刻思考。

ABSTRACT摘要通过调控“震惊”与“沉浸”的节奏变换和交互融合，新主流电影不仅较好地实现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而且推动了自身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实现美学创新的主体。作者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原题《“震惊”与“沉浸”：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早在献礼片《建国大业》（2009年）引发轰动之际，如何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完美兼容在本土电影作品之中就已经成为电影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智取威虎山》（2014年）之后，越来越多具有类似艺术特质和文化表征的电影作品开始涌现，如《湄公河行动》（2016年）、《战狼2》（2017年）、《建军大业》（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攀登者》（2019年）、《烈火英雄》（2019年）、《中国机长》（2019年）以及《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等等，而一个1999年便被提出但未能获得有效所指的概念——“新主流电影”——被重新诠释并为这一类型电影作品冠名。此类“新主流电影”以我国主流价值观为基本理念，在不断刷新本土票房成绩、持续获得观众口碑的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自身全新的文化属性和特殊的审美价值。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三足鼎立局面，通过具体实践中的艺术进化与文化融合，成为一种相对成熟且广受关注的电影新形态，在美学追求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属性。新主流电影提供的是融合式的审美经验，它并非对艺术风格和类型样式的简单混搭或者杂糅，而是倡导在电影创作中利用电影技术所营造的视听奇观“闯入”观众的固有经验，突破观众的惯常意识防护机制，从而完成对其心理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这种审美经验还强调通过超现实感官体验和情感契合令观众在观影时深陷其中。前者带给观众的是“震惊”，而后者则是“沉浸”。通过调控“震惊”与“沉浸”的节奏变换和交互融合，新主流电影不仅较好地实现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而且推动了自身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拓展，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实现美学创新的主体。

摘要罗尔斯第二个正义原则说的几乎都是利益，甚至第一个正义原则所说的“权利”也是一种“利益”，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笼统地说成“权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地要求保障人们的权益，却很少谈到责任、义务和承担，也很少谈到对善恶正邪的辨别，以及对作恶者的惩罚。我们不是不要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但也需要从责任、义务和承担来说明和解释这些权利。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摘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2021年正值罗尔斯诞辰百年，《正义论》出版半个世纪，这是一个合适的反思时刻。作为后学者进行思考、反省、批评、争辩，也许是对罗尔斯这位一生为一事、殚思竭虑探求正义的思想家的最好纪念。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接触和翻译罗尔斯的思想著述以来，我对罗尔斯及其理论经历了一个颇长且变化的认识过程：最初主要是尽量准确地理解和领会其思想，追溯其在思想史上的渊源；后来试图在中国和当今世界的语境中思考其理论的意义和限度；现在则尝试将其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范畴里反思其理论。

ABSTRACT摘要我国2020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广播权的重新定义及对录音制作者获酬权的规定用语不当，可能导致传播权中各项专有权利之间的混淆，同时广播权混搭了远程传播权和现场传播权，应当对其进行修改，以构建科学的传播权体系。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摘自《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著作财产权中的“传播权”规制的是以不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或占有的方式使公众获得作品的行为。传播权针对的传播行为种类众多，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将传播权细分为多项专有权利，只是各国采用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分类结果也不尽相同。在我国等将传播权拆分得较为细致的国家，由于没有将具有类似特征的专有权利划入同一类传播权，也没有指明各类传播权之间的区别及区分标准，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媒体融合的发展，传播权大类下涵盖的专有权利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给法院在涉及传播权的案件中正确适用专有权利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适用困难的实质在于著作权法理论没有按照各项专有权利之间的共性与区别对其进行归类，因此缺乏宏观上对传播权的整体观察与体系构建。并且由于对传播权体系化研究的不足，著作权法在第三次修改后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实有依传播权体系化的视角重新加以审视并修改的必要。

摘要对于个人信息，过宽或过窄的保护都不足取，应将个人信息保护建立在隐私利益的基础之上，而非简单地进行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二分。中国宪法中的隐私保护，应立足于宪法文本，并通过解释学上的建构，发展出层级化的隐私保护体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摘自《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数字时代，隐私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这一问题却远未得到妥善解决。一百多年前，沃伦和布兰代斯对隐私的经典界定能否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形势，不无疑问。即使将隐私扩展至个人信息控制，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隐私与个人（信息）自主权之间毕竟存在一种隐微的差异。数字时代，隐私究竟重要在何处？它承担了何种社会功能？何种事务可以被纳入隐私的范畴？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护隐私？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重新被讨论的价值，并亟须在宪法层面对隐私进行体系化重构。隐私：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区隔的结构纽带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录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渐渐得以改变。但是录用以后的纵向层级隔离和横向部门间隔离又成为代表性官僚制中性别不平等的关注热点。作者：吕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代表性官僚制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最初的研究包括金斯莱的《代表性官僚制》和莫歇尔的《民主与公共服务》。前者提出，如果公务员的结构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相契合，官僚代表各阶层的利益，那么就更有可能对社会需求做出回应；后者则区分了官僚制的消极代表性和积极代表性之间的差别。消极代表性又谓“社会学上的代表”，以官僚体系是否客观代表了人口的社会构成来衡量；积极代表性又谓“职能的代表”，是指公务员会被期望去代表他所归属的那个群体的利益。这一研究开启了两个研究主题：一是官僚消极代表性的程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二是消极代表性导向积极代表性的可能性以及导向机制的研究。代表性官僚制使“代表性”这一价值从政治领域向行政领域渗透。代表性官僚制区别于代议制民主，平等的衡量标准从立法机关成员的代表性扩展到执法机构成员的代表性，因此被视为矫正代议制民主弊病的重要举措。行政领域的性别平等由此成为代表性官僚制的研究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的实证研究涌现，以验证性别平等对政策效果的影响。相关研究包括，提高女警比例可以相应提高女性对性犯罪的报告率和对罪犯的拘捕率；提高非裔警察的比例会明显改善社区治安；等等。2018年吉尔的研究则进一步对个体行为进行了验证。在政府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一对一”的公共服务中，当政府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的性别相同时，公共服务的效果就会得以改善。这些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官僚体系能够反映社会中人口结构的性别、种族等的比例，公共政策的结果自然而然就能得到改善。代表性官僚制把社会平等、性别平等从政策制定过程扩展到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代表性官僚制如何影响政策效果等问题。“双轨”理论提出：在自上而下的轨道上，如果官僚与所服务的群体性别、族裔相同，有相似的社会化过程，那么官僚就更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影响行动，从而可以产生良好的政策效果；在自下而上的轨道上，如果公共服务的对象与执法者性别、族裔相同，那么就会对政府产生更多信任。如此，在服务供给和管理过程中，公民也能更好地合作，从而产生良好的政策效果。结论是，提高同性别、同族裔提供公共服务的比例，或者为公务员提供相应培训，指导他们如何服务于异性或异族公民，会提高政策执行的效果。学界对上述研究也有不同的声音，依据社会人口构成的分类比例选拔公务员会与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功绩制——形成冲突，因为两种选拔标准之间具有内在张力。塞尔登认为，官僚对作为女性、少数族裔等少数派代表的角色认知，而非官僚自身的性别、族裔身份，影响着他们对少数派利益的维护与代表。换言之，官僚自身的性别、族裔身份固然重要，但是，非少数派官僚同样可以产生代表者的角色认知，并进而代表少数派的利益，积极影响政策结果。正是在这些研究的推动以及多方力量的共同影响下，自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录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渐渐得以改变。但是录用以后的纵向层级隔离和横向部门间隔离又成为代表性官僚制中性别不平等的关注热点。

摘要民主在当代条件下已经蜕变为“代主”，即失去社会共识基础而被系统化权力所操纵的失效民主。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够恢复理性，从“意见为本的民主”转变为“知识为本的民主”。基于“双票民主”的投票方案与“箕子民主”的思想资源，民主制度可以通过技术改进来保证合理而智慧的公共选择，从而把偏好加总的民主转变为知识加权的民主，最终发现并实现思与心的聚点。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6期现代制度的有效性越来越依赖于集体信任。在现代条件下，民主经常被认为是相对最合理的制度。然而，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任何制度中几乎是个常数，民主也不例外，同样以集体信任为基础。如果信任消失，民主也随之崩溃。集体信任问题正是任何制度的脆弱点。据说相比各种传统制度，民主有着制度优势，在现代被认为是政治合法性的依据。然而，事实上，民主从来没有充分或必然实现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公平和繁荣，甚至在某些时候反而破坏所承诺的那些好处，比如曾经有过的激进暴乱时刻或今天的失序状态。现有的民主理论已经无法对付民主遇到的实践难题，那么，是否存在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或者，是否能够发明一种更好的民主？在这里，我将讨论一种更优民主的可能性，称之为“智慧民主”（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