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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宏观经济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及其变化，回应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核心主题，是习近平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1期

原题：《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5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宏观经济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及其变化，回应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核心主题，是习近平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大逻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展开宏观经济治理新实践

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滑。在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宏观经济方面，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强调指出，“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习近平在2013年7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的新特征。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期间，习近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征，首次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论断。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十三五”的关键，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尤其是宏观经济治理的主线。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历程，指出重要的发展在于“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求平衡”，重要的宏观治理政策在于“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标志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前一时期的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深入以贯彻落实“八字方针”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总结，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重要原因及由此得出的重要认识之一，就是宏观经济治理“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由此，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上升为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统筹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进一步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开展经济工作，特别是实施宏观调控，是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实践的重要特点，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贯彻新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在理论上突破传统宏观调控的理论框架，形成宏观经济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在实践上形成我国近10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取得了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重大成就。

根据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要求，重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在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的基础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生了系统性深刻变化。

一是在宏观调控的政策作用方向上，在强调并不断深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础上，结合需求侧的管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脚点是促进供求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方向选择上，始终坚持供给与需求两侧的有机统一，既强调以供给侧为主线和战略方向，又坚持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前提，以满足需求为目的。2020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强调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面对“三重压力”的条件下，在继续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要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二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方式上，更加注重系统统筹。在政策目标体系上更加多元化，“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态势，除制定年度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六稳”，实现了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和增长的预定目标。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巨大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在4月17日及时提出“六保”。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正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实现“六保”作为贯彻“六稳”政策的落脚点，才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状态下，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创造了统筹抗疫和发展的奇迹。

三是在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工具上，更加强调丰富和有效。就丰富性而言，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要实现的主要任务，不断丰富政策工具体系。从层次上涉及宏观、结构、微观，从范围上涉及经济增长、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等多方面。具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结构政策，主要包括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微观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秩序治理政策和激活市场主体的政策等；改革政策，主要包括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完善和推进制度型开放等方面政策；民生政策，主要包括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政策等；区域政策，主要包括区域重大战略举措和区域间协调发展政策等；科技政策，主要包括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强化企业市场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政策。上述七个方面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体系，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七大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体。

四是在宏观经济治理逻辑上，更加明确统一于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着力系统性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习近平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对于进入新时代，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导原则和发展路径作出系统凝练和科学概括。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逻辑统一，使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实践更加系统化。

总结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实践，推动宏观经济治理理论创新，运用于实践同时经受实践检验

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实践，在不断总结具体经验的过程中被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

一是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应对风险挑战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首要的便是“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并始终强调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客观规律性，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掌舵领航作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所取得成绩的原因时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科学指引。

二是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稳中求进”作为工作总基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长期坚持的。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一条重要总结，便是“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全局，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开好局”。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做好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九大之后，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把“稳中求进”作为年度经济工作的总要求，而且将其上升为长期重要原则。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且将其具体化为“六稳”，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要求“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提出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扎实做好“六稳”，全面落实“六保”。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剖析了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把坚持“稳中求进”上升为我们党在应对风险挑战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一条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三是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这是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实践的又一突出特点。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一条在应对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就宏观经济政策本身而言，突出强调五个方面的系统性统筹协调。其一，统筹协调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突出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导向，使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与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能够有机衔接。其二，统筹协调供给与需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注重与需求侧管理相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动态循环。其三，统筹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政策手段，形成政策合力。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主要手段，构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调控方式。其四，统筹协调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降低经济波动性并提高持续发展的稳定性。逆周期调节是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宏观政策主流理论强调的重点，长期以来宏观政策实践累积起来体现出短期逆周期调节的局限与缺陷。为克服逆周期调节的局限性，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有机结合，目的是既保证宏观政策在短期里反周期的力度，也能够预留必要的政策空间。其五，统筹协调双循环下的内外均衡，注重制度型开放背景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以往在我国宏观政策体系中主要是聚焦国内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更多被作为外在的前提；但在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实践中，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以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作为必由之路。宏观经济治理应当在坚持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畅通双循环，加强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才能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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