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思想V | 刘旭光：“艺术与真理：关于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的哲思”
本文整理自2020年12月8日刘旭光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的讲座“艺术与真理：关于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的哲思”。本文系讲座内容的主要观点汇总，整理修订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吴晓煜。该次讲座获得了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的支持。
主讲人：刘旭光，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中西方美学思想史与艺术学理论、文艺理论研究。著有《艺术与真理》《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海德格尔与美学》等著作。
内容提要：艺术的真理性是20世纪美学的一个主导问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到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考，它一直是西方的真理传统中具有统摄性的命题。艺术的本质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之中，需要讨论其与真理之间的关系。
01 艺术是否具有真理性？
当我们把艺术还原到一个不可怀疑的事实——无论是一幅画、一张布还是一尊雕像——都是一门对对象进行复制、呈现、再现的手艺。今天的我们却认为艺术具有崇高的价值，是对真、善、美的传达方式。同样作为一门手艺，是什么让艺术与面包手艺产生天壤之别，艺术的价值究竟何在？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理性？
2000多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瞬间，人类对艺术是有怀疑的：古哲学家们认为艺术是虚假与欺骗——狼看到画上的羊信以为真，扑上去撕咬，这是一种欺骗；如果艺术是哀怜与感伤，然而这样的感动意义何在？艺术或许是对神的不敬与亵渎，因为传统的宗教观念认为用凡人的脸呈现上帝是一种亵渎；艺术也被认为是奢侈浪费，毕竟奇高的定价使艺术这一行为完全与民众无关；艺术或许只是低贱的手艺，因为传统手艺家不需要知识文化，大量艺术家甚至不识字。
柏拉图在他著名的《理想国》第七卷开篇讲了一个关于洞穴的隐喻：世人犹如洞中之人，竟把火光折射在洞壁上的虚影当作真实之物，他们根据这些过滤的所见所闻所想也创造了他们的一套学问和理论，并且对他们的认知倍感骄傲，坚信不疑。而直到有人被放出洞穴，直面感性的物质世界，开始区分实物与幻影。柏拉图认为艺术就是墙上那虚假的影子，与真理隔三重。
由此，艺术的真理性问题成为了西方哲学美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追问之中不断探索着艺术的本质，同时也不断从传统与历史的各种既成的“真理”中走出来，去寻求新的“真理”。
02 为艺术辩护
面对种种批判与谴责，艺术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辩护之路。第一次反击是达·芬奇对维特鲁威人画的重构。通过这张画，艺术家们宣言，自己不是对人的粗笨模仿者，而是对世界“准理念”的捕捉者，即通过研究对象的解剖学结构作画，追求“准”与“真”。
达·芬奇《维特鲁威人》
第二场辩护是宙斯像。艺术家开始超越人的一般状态而追寻人的理想化，由此“创造”了宙斯，这不仅是敬神的体现，也是艺术家可以通过创造捕捉完善、发现真理的证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开始担起人文主义者“humanist”的身份，大众对他们的称呼也由“artisan”变为“artist”。艺术家们花了1500年的时间摆脱了“欺骗与仿制品”的指责。
此后，艺术家们继续以艺术为媒介追求真理。乔托、达·芬奇等一系列艺术家开始研究透视与真实。“艺术是自然之境，艺术是自然之子“，艺术家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几何学上的重组，由此，艺术开始变成探索自然奥秘的手段。此时，欧洲迎来了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被赋予了研究自然、发现知识、发现真理的价值，艺术家的光环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3 艺术超越真实
然而艺术家们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他们笔下，艺术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
塞尚在他的静物画中提出，他将静物理解为色块的组合，至于它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他认为这才是艺术中的真。这一理论使艺术家不再是 “现实的模仿者”，也使艺术摆脱了对对象的依赖。
保罗·塞尚《静物：桌子上的水壶与水果》
德·海姆在鲜艳明亮的色彩画中总会暗藏一些海螺、骷髅，暗示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化为虚空，艺术是他人文哲思的体现
德·海姆《鲜花》
居斯塔夫·库尔贝认为艺术也可以呈现生活真实的、甚至丑陋的一面，在他手中，艺术开始成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库尔贝《画室》
04 艺术真理性的归宿
发展到今天，艺术已经完全摆脱了“画得像”的要求，不再为了画面对象而服务。从毕加索到杜尚，艺术似乎变成了摆脱一切循规蹈矩而追寻离经叛道的行为。可以说现代艺术就是在追求“独异性”（singularity），是人类精神深处深藏着的创造欲和激情的体现，是人类对自由意志追寻的见证。其中杜尚的《泉》，作为当代艺术的经典案例，是以影像的形式为大众所熟知的。杜尚充分利用了“摄影”及其“可机械复制性”，这为后现代状态下艺术的真理性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杜尚《泉》，1917年，原作及摄影底片均已丢失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谈到，“哲学和艺术在真理性内容上是有一致见地的。艺术作品那逐渐展开的真理性恰恰就是哲学概念的真理性。” 在19世纪之前，当我们需要为艺术辩护的时候，艺术需要用真理性来证明自己有价值，从而成为人类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然而自19世纪末期至今，不是艺术需要真理，而是真理需要艺术作为自身在场的一种手段。
如今，当我们身处这样一个破碎的镜像时代，艺术这一行为变成了关于创造、关于自由和关于个体精神独立的最后一个依托或保证。尽管艺术离大众文化以及社会生产、消费文化越来越远，但是在观念上，艺术创造行为却离真理越来越近了。为此，艺术必须站到被社会体制所认可、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诸种美学品性的对立面，从而完成自己的自律性。
在《拟像与仿真》一书的扉页上，鲍德里亚引了这样一句话：“拟像永远不会隐藏真相——只有真相才会隐藏根本不存在真相的事实。拟像是真实的。”在拟像时代，艺术本身所给出的这样一种创造性、自律性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一种理论预设，变成了我们对真理究竟应当去追寻什么的一次辩护或者确认的可能。历经2000余年文明史的发展和积淀，艺术的真理性问题还原到了我们今天对艺术的一个终极价值的确认：我们依然相信艺术是真理，是人类的创造精神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借以呈现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
“哲学家在解释这个世界，政治家在组织这个世界，经济家在管理这个世界，而艺术家在创造这个世界。”关于艺术与真理问题的思考引领我们认识人类对艺术终极价值探索的历程，以捕捉真理史在艺术史中的投影。
往期回顾
艺术与思想 I丨朱青生：世界艺术史、全球艺术史和外国艺术史（一）
文案 | 吴晓煜 周丽娅
排版 | 张彤
审核 | 邱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