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思想III | 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与问题
本文整理自2022年3月12日朱青生教授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与问题”讲座，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艺术与思想”系列讲座第十八讲，整理人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马冷悦和周丽娅。
主讲人：朱青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
内容提要：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海）2020”，回顾中国当代艺术自1985年前后以来，富有极大创造性的自我生发，认识中国当代艺术所展现出的、具有世界前沿意义的先锋性。
01 中国的艺术
汉语中的“艺术”一词，最初实指“数术方技”，代表了古人在对不可知的干预行为中所使用的器具、场所等。而现代汉语语境下“艺术”的概念，则是由日语翻译的法语词Beaux-arts而来。
中国古代艺术在“五四”之前拥有一条独立且完整的道路，即中国传统。书法代表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最高成就，其中东晋时期更是达到顶峰。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中国艺术最高代表。今天无论用书法、印刷、朗读还是新媒体再来抄写一遍《兰亭序》的文本，都不会增减这件作品的意义，所以书法本身的意义，我们称其为“写意”。“写意”实际上就是运用“笔墨”方法寄托和表达人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绘画和书法在这个层面是相通的。中国在唐代实际上已开始用书法的方法来进行绘画创作，出现了吴道子等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实物遗存如西安韩休墓壁画《山水图》等，这个过程在元代彻底完成。乾隆时期，三希堂择取了古代艺术的三大瑰宝，均为书法：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及王珣的《伯远贴》。至元代赵孟頫等人将书法引入绘画，直接将中国艺术带入写意道路，中国传统艺术达到其新的高峰。
中国的艺术实际上不以再现图像（画得像）作为其艺术的标榜和最高的存在，因此，如果使用西方写实再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艺术史，其实是以研究中国的再现、写实图像为主，而不是研究中国艺术的根本性质——写意。
到了“五四”时期，政治社会的失败导致人们对自我传统进行反思，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一系列意图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运动，开始引入西方经典艺术。西方经典所遵循的则是另一条以再现为传统的道路，追求写实。这一传统在古希腊时期到达顶峰。
直到“八五美术运动”酝酿出了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第一个阶段。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开始了精神超越的过程。到了90年代，第二阶段出现了政治波普和调侃现实主义。
因此，“艺术”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也有变化，我们要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史。中国目前就存在三种艺术界：中国传统、西方（学院）经典、现代艺术/当代艺术。
其中，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两者所指的对象其实相同，从“现代”到“当代”，这种称呼上的转变发生在2000年。那一年，以当代艺术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前两届的主题内容分别聚焦“油画”与“水墨”），它标志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合法化”。艺术的本质在此发生了改变，成为一种思想的解放，要发挥创造性，面对未来解决问题。
02 中国艺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
中国当代艺术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中国近代社会整体演变的背景。
中国艺术经历了反帝（西方经典）、反封建（中国传统）、反修（苏联艺术）的过程，艺术一度出现了高度的极端化。直到八十年代又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艺术开始参与人的思想解放。但在“拨乱反正”的需求之下，究竟何种艺术为“正”成为新的问题。
蔡国强 烟火装置作品《空中花城》
此时的迅速开放，使国人得以重新认识西方现代艺术，而后者已然经历了四次革命：从以梵高、塞尚等印象派画家为代表的自我表达，到以毕加索等立体派为代表的抛却对象的自我表达，再到1921年达达主义将反艺术作为艺术，以及二战后，博伊斯等艺术家以行为艺术为手段，提倡将观念作为艺术来塑造社会。西方艺术的这四次革命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背景。
西方艺术四次艺术革命的思潮同时涌入国内艺术界与思想界，使得这一代人的眼界得到极大的开阔。“八五”一代的艺术家们提出，中国当代艺术若要发展，必须进行第五次革命，即超越博伊斯，以此来创造其在世界艺术史中的价值。
在讨论艺术革命之前，我们先要讨论背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对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在艺术方面，一是要恢复艺术的方法，二是要恢复创作艺术的自由。随着中国积极对外开放，引进现代艺术（2000年后称当代艺术），随即开始了现代艺术运动。此时西方的现代艺术运动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中国现代艺术同时受到了西方各个时代艺术的平行影响，也在发展自己的思想。到了80年代中期，从中国当代艺术中就以可归纳出三个基本现象：一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抗逐步深入，针砭时弊，但针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庞杂也可能仍显肤浅；二是用中国传统艺术来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存在危险的狭隘主义的转向；三是以新媒体与新方法创造前所未有的艺术。而其中，创造性是当代艺术的精神，这也是眼下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因此，艺术家是否针对或解决了根本的问题，成为当代艺术记录和衡量的首要标准。
03第五次艺术革命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初始动机
那么，当代艺术究竟是什么？
1987年12月，艺术家黄永砯将《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两本书在洗衣机中搅了两分钟，成为一团纸浆，他搅掉了过去遗留的绘画史与现代艺术史，且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将自由的可能性与发展的机会留给观众。
黄永砯，“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1987）
而在20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上，主展场的雕塑被设计成了西方文明的象征——帕特农神庙。不同的是，黑夜亮灯时，建筑表面布满了黑点。这些黑点实则西方文明史上的禁书，它们代表了在文明建造过程中人类对于创新、异己思想的恐惧与禁止。从这一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艺术的实质并非思想，而是对思想的超越与反抗，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根本解放。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初，毛泽东思想及其反传统的精神、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伤痛、西方现代哲学，寻根回归与超越超脱现下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资源和创造动机，也汇聚成突破的力量与反抗的勇气：在打破偶像后不再树立新的偶像，将根本性的超越视作人类文明的新标志。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在80年代模仿西方同时超越突进，直达世界文明和人类精神的高峰，80年代中期的中国发生了世界现代艺术的第五次革命，即在突破一切艺术史框架之后，否定自我（自否）以建造创造者与观众的平等和自觉。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艺术更应该致力于为今天社会的普遍困境、解决未来困难的可能出路以及引领人类精神的开拓性寻找答案，为突破世界的、整体的局限而努力，要做探索的先锋派，作西方所不能作。
因此，我们发起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自2005年启动至今，每年一卷，现已编辑至2021年卷，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与发展的重要见证。《年鉴》致力于持续而且深耕地追踪、记录中国当代艺术现场及其生态，观察并且追问伴随其中的各种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选择艺术的第一个标准是艺术家有没有针对或解决根本的问题，有没有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二个标准才是看艺术能不能用最好、最新、最有效的方法来完成出色的作品；第三个标准是不管方法，只要能够针对社会问题就可以；第四个标准就是看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是否做出新作品、新贡献。
由于上海疫情控制的原因，本次讲座以朱青生教授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海）2020”所在地——多伦美术馆现场演讲，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并继续保持了带领听众理解和欣赏展览的方式进行。
结合正在多伦美术馆展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海）2020”中的部分作品，将举几个具体的案例来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
视频作品：《最后一封信》
艺术家厉槟源带着在东莞打工、意外离世的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信，前往东莞这一打工人口密集的城市找了36位保安，学习用粤语念出这最后一封信，并将全部过程摄制下来，成为了展出的影像作品。他年幼时父亲就是从湖南农村到东莞打工做保安，作品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奇迹下民工作出的奉献和牺牲。也在艺术记录中吸纳观众的心灵回溯众人共有的历史记忆。
装置作品：《全球化》
在施勇的《全球化》中，艺术家将快递所使用的包装盒拼成“全球化”三个字，把仿宋字全球化三个字笔划拆开，在变动的过程中变成了几个围合建筑，像是黑暗而冷酷的人与人之间隔阂的牢笼，体现出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潮流的反思，今天令人堪忧的逆全球化潮流在作品中获得触目惊心的表现，也折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者在深入参与全球进程种，对全球议题的深切关注与反思。
装置作品：《三毫米上的金色恶托邦》
艺术家童昆鸟在一根棍子之上支撑着各种被喷成了金色的日常物品。他把日常消费社会的各种物质材料全部涂成金色，架在一根细弱的支柱上摇摇晃晃，成为一件占据整个展厅的大型动态雕塑，生活所有的荒诞与追求荒诞的方式在此得到了真实的表达......
结合上述三个案例可以说明，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改革开放起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然成为了具备深度、冲击力与世界影响力的艺术方式。它的力量与可能性，值得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至于未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必然会涉及到艺术和科学问题，原本这是并存的并列关系。但当我们用新技术新方法新观念来进行艺术创作时，它们就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今天实验-科技艺术的专业化需要尽快在中国建立成长，也需要人们关心艺术在新媒体、元宇宙时代会有怎样的重大发展和变化。
往期回顾
艺术与思想 I丨朱青生：世界艺术史、全球艺术史和外国艺术史（一）
文案 | 马冷悦 周丽娅
排版 | 李思薇
审核 | 邱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