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与框架（笔会）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Forum)

　特约主持人：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底层思维缘起于“第一性原理”的说法。所谓“第一性原理”既可以说是物理学原理，也可以说是哲学原理，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本笔谈邀约理论心理学界几位思想活跃的年轻才俊，并特邀请到清华大学心理系刘嘉教授，请他们畅谈“理论”“原理”“纲领”和“范式”等底层逻辑和框架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人们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某种概念框架，个别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孤立的，其意义也往往是神秘的，甚至是无用的”。进行底层理论思考，是心理学必修的功课。比如，普通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大脑结构决定大脑功能；但是，若理论的思考告诉我们，反过来的顺序，即功能先于结构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这是否会促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方向？一头扎进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而不去理会认知科学哲学已经经过了三代理论的更迭，甚至根本不去想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使我们的研究多是重复和验证他人，而极度缺乏创新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只知道使用现有的软件平台和程序做“码农”，而不去关心最底层的“0、1”二值逻辑这一智能科学的第一性原理，自然也会使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只能做个小跟班，只做改良之事，而无创新之能。当西方心理科学被引进中国之后，始终还没能很好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血脉融合起来，因此当下的心理学知识仍然缺乏“本土”力量。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儒释道关于心性的哲学思辨中汲取本土的力量，比如建构起一套以道德为本的儒家正念体系心理学学说。当然，更值得中国心理学认真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心理学学科理论中的当代布展，在中国几乎是内隐地缺席的。我们对西方心理学主流方向是否太过于无批判地追逐了？

希望心理学研究者沉下心来，能够时不时地跳出“庐山本地”，多加关注“理论心理学”，去熟悉和把握科学与人文背后存在着的底层逻辑和底层框架，以便识得“庐山全面目”，从而源源不断地做出创新性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心理学发展

王波

厦门大学哲学系

特聘教授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心理学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特殊性，通过笔者亲历的一次思想冲撞，也许能够更加切肤地表现出来。十五年前于国外学习期间，笔者曾与多伦多大学塔法洛里教授会谈。在一番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行将结束之时，这位对中国颇为了解的心理学教授突然问道：“你知道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性（human nature）的科学，如果我们在其科学的层面谈论它。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马克思也关注人性问题。但为何不少来自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却忙于引介和模仿西方范式，从而将研究人性的这块领地让给西方心理学主导呢？”如果只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塔法洛里教授这里对我国心理学的婉转评价，也许不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但是这种出自在西方国家主流大学任职的严肃学者的批评，却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和反思。实际上，我们并不存在“心理学知识”的贫困。早在2002—2011年，我国心理科学的年发表论文数量就进入世界前10名，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日本心理学研究。但是其“论文的影响力亟待提高。随着研究规模的扩大，中国心理学论文的影响力却有微降，始终没有接近世界平均水平”[18]。缘由何在？数年之后，我从传统心理学研究领域游牧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原，再一次记起深埋心底的塔法洛里教授之问。可以发现，存在着相当多的前康德水平的心理学研究（更不要说前马克思了）。在此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曾将包括脑生理学在内的试图用实验方法解释或研究心灵“奥秘”的尝试，都归于缘木求鱼的努力。它被错置了生理学规律与心理学规律之间关系的范畴错误所困扰，也就是把心理学的概念理解成了物理学那样的概念。如此这般，康德在道德实践中通过自我决定将自身实现为自由的世界与由外部因果必然性决定的世界，就被还原成自然化认识论的一个世界。

而这种缺乏反思性的作为知性科学的心理学，几近另一种假科学之名而行的旧形而上学的新形式。“旧形而上学的思想并不是自由的思想。因为旧形而上学漫不经心地未经思想考验便接受其范畴，把它们当作先在的或先天的前提。”这种“素朴的意识大都应用一些现成的自然而然的范畴，漫不加以怀疑，也从来没有追问过，究竟这些范畴本身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19]。黑格尔对康德的这种批判至今足以启发我们追问：一方面，如何让心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地平上重新出发，从其根本之处重新考察它的前提、界限、范畴、假设，以此在中国现实大地上真正获得源本与基始的力量；另一方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心理学化的新情况。这是心理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问题。

在不断深入的心理学化浪潮中，我们的心理学研究者似乎尚未察觉自身陷于其中的双重迷失：对外追踪西方心理学中的主流方向，特别是其占主导地位的美式传统（实际上，从某种角度而言，今时之世人们研究的主流心理学很多时候不过是美国的本土心理学），却对其内部日益壮大的、包括批判心理学在内的各种反对力量不够重视；对内往往无法辨识自身遭遇的“方法论他者”和具体心理学研究向其显现之前所经历的层层中介，以致所谓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心理学研究往往只是作为口号停留在心理学教科书的前言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学学科中的当代性布展，在中国几乎是内隐地缺席的。对心理学主流方向无批判的追逐，在我们急迫的现代化情势中甚至被上升为普遍的文化无意识。在赫胥黎的敌托邦《美丽新世界》中，这位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齐名的英国人凭借他渊博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福帝纪元632年（即公元2540年）的社会情形。心理学家作为社会等级最高的阿尔法加（Alpha+），通过心理学手段（比如经典条件反射、催眠甚至药物“索麻”等）控制低等阶级的思维，创造了一个高效管理和控制的技术化的“快乐”“富有”“安全”的新社会。而49年之后，其远在东方的一位中国同行也写了一部与心理学有关的小说，并以此获得了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这就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小说如此命名的寓意是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而心理学则在这个起飞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在小说中，心理学被作为现代文明和进步的象征，同时也是与旧的保守力量斗争的武器。即使这两部小说并不能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对心理学的整体看法，但至少折射出心理学在两种文化中的不同际遇。在西方文化中，心理学在诞生不久就陷入各种问题的包围之中，这些问题不仅关于心理学自身作为科学的各种危机叙事，诸如合法性危机和可重复性危机等，更是对心理学作为一种科学叙事的社会历史位置与后果之反思。对于前者，我们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但是对于后者，即心理与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及其与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勾连，还缺乏深入的探索。

另一个困境是，鉴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曾对中国影响深远，试图在心理学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往往缺乏“了解之同情”，有可能尚未充分回到并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原像就匆匆拼接两者，从而将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直接地、外在性地挪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如此这般学科之间的边界就被“毫无疑问地”直接略过了。也就是说，我们缺乏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出发“内生性”地开出的对心理和心理学的前提与界限的批判研究。

而这种批判的贫困的后果就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不仅无法从根基处切入西方传统心理学的现代性演化逻辑，却常将其把握为理所当然的（taken-for-granted）、似乎不可逆转的现成之物。作为西方现代性范式的传统心理学因此就成为中国心理学自我想象的典范，结果导致中国心理学面对西方话语冲击时的失语状态乃至“反向格义”。这正如在急迫的中国现代化情势中“倏、忽”（倏忽本义即做事快而不加反思）运用西方二元论斧凿中国传统“混沌”（即自然内生的）的性命之学，从而将诸如王充一般地归为唯物主义者，并将王阳明归为唯心主义者那样，而真正的本土心理学则始终无法全面地展开。实际上，西方从心理学演化逻辑在根本上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内在地要求必须上升到现代化基本逻辑高度，从而真正展开中国本土心理学之建构。另外需要指明的是，即使下沉到科学哲学层次，深入清理和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路，仍不足够“为华人社会的科学发展奠下扎实的基础”，因为科学哲学并不能为自身奠基。“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20]只有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基于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产方式考察心理与心理学的前提和界限，及其与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内在关联，才能让（本土）心理学真正再出发。当前我们心理学研究的流行做法是使用西方的方法论，围绕西方的问题，将西方的数据转换成中国的数据，然后建构和计算相应的统计模型和效应值。比如，鉴于西方主导的某种心理学理论模型，中国心理学如果去模仿其方法论路线，搜集和分析中国人的数据，从而相应地建构多了几个因素或者少了几个因素的中国式理论模型，那么这种模型看起来的确是中国本土的，然而实际上，类似的研究却忽视了诸多心理学概念本身恰恰是西方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并非普适的、可以直接挪用的像“克分子”“重力”“加速度”“中微子”这样的自然科学概念。甚至对自然科学概念的直接挪用都可能导致误解，故而亦需审慎。这里的“克分子”就是示例之一。在它被无批判地直接用于翻译诸如“molar behavior”这样的西方心理学术语时，往往会导致对其原初语境的严重曲解。正是在此意义上，当日本学者手冢富雄充满自我怀疑地向海德格尔提出日本语言的缺陷，即“自从与欧洲思想发生遭遇以来，我们的语言显露出某种无能。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不能在一种明确的秩序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故而必须求助西方概念时，海德格尔才予以当头棒喝式的反诘：“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有必要，并且是否恰当？”[21]另外，更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本土心理学运动中，我们发掘和发展了诸如“人情与面子”“孝道”“缘分”“家族主义”，或者“中庸思维”这样的本土概念，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忽视了对这些概念的本土建构是如何被框定在像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类的方法论预设之中的。它倾向于认为存在着可规定的单纯“事实”，而观念（甚至语词）是与真理对应（或不对应）的种种再现。由此概念和范畴被处理成一种技术性的、对看似光溜溜的对象的客观描述和概括。这恰好是各种“经验主义”心理学的狡计。它更进一步认为理论来自经验，而价值不能由理性推出，这就保证了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此即休谟难题），也就保证了理论研究是经验研究的附庸，而心理学则能够一直价值中立地研究下去。

其次，面对西方社会日渐深入心理学化的新情况，心理解释学（psychological hermeneutics）的话语体系系统重构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现实。亦即空前成功和繁荣的心理诸科学（psy-sciences）以内部殖民的方式整体性地重塑了普罗大众的精神构造和日常生活经验。适应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心理学化伪主体，自主取代了原本被属望为改变世界之力量的无产阶级。心理学解构了革命叙事，成为他们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弹性替代方案。康德式你能够因为你必须的道德律令，被转换成勇敢运用自我决定的积极进取自我实现的新自由主义新形式。资本增值附着在这种剩余主体性（surplus subjectivity）的再生产之上，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这就是内隐地将心理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铰链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心理治理。作为资本主义的新统治形式，它将马克思的解放议程再次搁置了。然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心理学化的新情况尚不明显，要知道在他去世前四年，现代心理学才诞生。而且马克思也没有打算成为一位心理学家。在其著作中，涉及心理学的内容并不是直接出场的。故而无论是对心理学界，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学界，基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系统清理心理学的前提与界限，及其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勾连研究都是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学术空场。

进而言之，由批判的贫困所导致的两种后果更不会理解它们两者可能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丹兹格明确指认了心理学的统识（hegemonial）功能。心理学的概念和范畴往往被认为是对某种心理或行为的客观中立的描述。然而当人们借助可供的（affordable）概念工具处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时，这些概念往往内在地发挥着一种政治功能。“这种描述性的范畴经常通过建立一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话语框架，为合法化特定的社会安排和社会实践提供资源……心理学范畴具有政治维度，因为它们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规范性的。”[22]这种心理学化的概念和范畴是可供市民主体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的仅有工具，他们由此将自身陷于伪境并认同于一种遮蔽了其自身本质力量的伪主体性。心理科学所提供的各种实用性知识和标准化工具不仅被应用于市民主体的日常生活，而且广泛地在诸如教育、医疗、科技、军事乃至政策制定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方式，由这些技术定义的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被转换为制度实践的范畴。随之而来的是，规训权力从在类似实验室的条件下产生的现象扩展到了实验室之外的构成了部分生活的现象之上。”[23]

更要注意的是，这些原本被社会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概念和范畴，可以成为真正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身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市民主体根据心理学生产的概念和范畴思考和行动，从而将这些概念和范畴再生产出来（act-out）。这意味着，经典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并不生产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量子力学可能并不认同这一点），而两相对比，心理学自身生产和再生产了它宣称要研究的对象。结果充满吊诡的是，诸如“人格”“智商”“心理弹性”这样的西方概念终于真的变成了中国本土的概念。亦即中国人根据这种概念理解和塑造自身的日常生活，从而将它实现为社会现实存在，所以它就确实变成中国人身份的一部分。中国人原本参差多态的传统日常体验（Erlebnis），一种可以切身把握的具体普遍性的能动生命活动，直接与生活交织的当下具体鲜活的经验，被卷入西方的“概念绞肉机”，然后加工成作为抽象普遍性而标准规范的，但实际上支离破碎的新的心理学经验（Erfahrung）。这种使符号成为真实，使真实成为符号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往复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不仅使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建设困难重重，而且由于其极具弹性的内在机制，也使资本主义得以通过这种机制将政治经济学现实心理学化。亦即，它将原本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力量存在的无产阶级心理学化成按照这种机制自我塑造和行动的空洞能指。这意味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文化“解殖”（de-colonize）与“去心理学化”（de-psychologise）应该是并行的协同过程。而对这一点，我们当前的心理学研究是看不出来的，乃至是无意识的。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通过思想史线索的清理，让内隐于文本中的马克思所预言了的对心理和心理学前提与界限的批判议程在心理学研究中直接在场，那么我们就无法在根本上理解和把握这种复杂的循环作用，从而既在心理学中失去了马克思，又在马克思中失去了心理学。易言之，我们亟须跨越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学科边界的交叉性批判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ZDA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8]卫垌圻.近10年中国心理学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分析[J].知识管理论坛,2014,(3):30-31.

[19]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8.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21]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M].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1006.

[22][23]Danziger K.Naming the mind,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185,186.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1~23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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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冯怿周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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