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与框架（笔会）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Forum)

　特约主持人：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底层思维缘起于“第一性原理”的说法。所谓“第一性原理”既可以说是物理学原理，也可以说是哲学原理，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本笔谈邀约理论心理学界几位思想活跃的年轻才俊，并特邀请到清华大学心理系刘嘉教授，请他们畅谈“理论”“原理”“纲领”和“范式”等底层逻辑和框架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人们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某种概念框架，个别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孤立的，其意义也往往是神秘的，甚至是无用的”。进行底层理论思考，是心理学必修的功课。比如，普通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大脑结构决定大脑功能；但是，若理论的思考告诉我们，反过来的顺序，即功能先于结构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这是否会促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方向？一头扎进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而不去理会认知科学哲学已经经过了三代理论的更迭，甚至根本不去想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使我们的研究多是重复和验证他人，而极度缺乏创新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只知道使用现有的软件平台和程序做“码农”，而不去关心最底层的“0、1”二值逻辑这一智能科学的第一性原理，自然也会使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只能做个小跟班，只做改良之事，而无创新之能。当西方心理科学被引进中国之后，始终还没能很好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血脉融合起来，因此当下的心理学知识仍然缺乏“本土”力量。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儒释道关于心性的哲学思辨中汲取本土的力量，比如建构起一套以道德为本的儒家正念体系心理学学说。当然，更值得中国心理学认真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心理学学科理论中的当代布展，在中国几乎是内隐地缺席的。我们对西方心理学主流方向是否太过于无批判地追逐了？

希望心理学研究者沉下心来，能够时不时地跳出“庐山本地”，多加关注“理论心理学”，去熟悉和把握科学与人文背后存在着的底层逻辑和底层框架，以便识得“庐山全面目”，从而源源不断地做出创新性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让中国的心理学知识

拥有力量

傅安国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曾说“知识就是力量(power，或‘权力’)”。彼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已走出中世纪宗教神权所主导的“愚昧知识”笼罩下的黑暗时代，进而确立了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培根作为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晋贵族家庭中的一员，他比普罗大众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这场理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在其众多的著述中，有两方面的观点今天仍有价值：一是培根回答了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培根展现了知识为什么能产生力量。

他对人类知识或知识体系的论述尽管不如后来的西方哲学家那样具有系统性，但已经涉及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最主要特征：知识来自于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可以改造世界。此亦为“知识就是力量”最本初的意义。这与先前的宗教神学较为相似。宗教神学之所以能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它对社会的解释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当宗教神学一旦被掌握这个知识体系的社会阶层所掌控，它就转化为权力，施加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当然，能够解释或改造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也是力量(权力)。

但是，中国心理学知识的力量在哪里？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从海外学成归来，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不少人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如潘菽就指出：“我们要讲的心理学，不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了来就算完事。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12]只有“研究中国所有的实际问题，然后才能有贡献于社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应用心理学在中国发达起来”[13]。高觉敷也提出：“中国的心理学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打倒？为什么那么轻易被‘一风吹’？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不重视应用研究，于是老百姓也觉得心理学没用。”[14]归根到底，第一代心理学家们就是在寻求中国心理学知识的力量。比较有意思的是，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认为任何宗教的存在和发展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民群众需要；二是政府当权者支持。简而言之，一个宗教达到这两点才能有其力量。

心理学虽然不同于宗教，但其在中国情境下获取力量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近年来，虽然心理学在各级政府和民众当中的认可度得到提高，但是其知识影响力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与国内其他学科相比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心理学乏力的问题呢？笔者以为有如下三点。

费孝通最早提出“接口悖论”。针对清末民初的“文字下乡”，他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中国“只有语言而用不着文字”的特点导致“文字下乡”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史维东(Sweeten)也坦言，因与中国乡村伦理规范冲突不断，清末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扫盲收效甚微。这一“接口悖论”即指无法将外部认为正确的知识输送给乡村没有知识接口的人。悖论的产生，除了传统乡村文盲率高企、整体文化素质低下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乡土中国以方言、人情、宗族血缘为底色，具有一整套国家权力控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整合方式，地方性知识形成的累积性文化已将乡土秩序层层包裹。若忽视这一接口的突破，从外部输入知识就如同向一个封闭的罐子注水。西方搬来的心理学知识在输入国内时，同样遭遇这一“接口悖论”，往往显得较为乏力。

整体来看，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宏大叙事阶段，一些大思想家在18至19世纪期间构建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大家通过其著作建构出宏大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第二阶段为中观叙述阶段，主要在“二战”前后，众多著名学者在大思想家们的基础上完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中观叙述，涌现出诸多我们今天广为使用的理论；第三阶段为微观完善阶段，在先前宏观与中观的学科理论架构下，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大多聚焦于微观层面或方法论层面的反省和完善，因为这两个层面更易产生新的知识。可是，不少中国学者学会了欧美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便将其直接移植过来诠释中国，对其中观与宏观的理论背景却视而不见，这种过度囿于微观视角的心理学研究怎么可能认识当下的中国呢？因此，今天中国的心理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中国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就陷入一个尴尬的窘境，西方的心理学知识与我国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

当前心理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缺乏有效的心理学知识供给，特别是缺乏中观和宏观的理论知识。正因为心理学知识的巨大缺口以及依赖舶来心理学知识的“接口悖论”，中国心理学在面对社会生活现实时还较为乏力。也许，心理学界应当进行一些建立中国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尝试，以便首先生产出一些“地方性知识”来破除“接口悖论”。

社会的成功和进步离不开对隐性的、分散的地方性知识的运用。正是这种地方性知识才能解释某一具体的现实社会，其形成的累积性文化构成了人类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优势。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心理学的研究应尝试建构地方性理论知识。

近四十年来，科学哲学的新建构主义流派深刻影响着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些新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们认为：从根本上来看，科学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只是其转译的结果。地方性知识转译到另外一个情境下也成立，那么人们也认可它，若在不同的情境下建构起来了，而且具有同样的形式，人们就把这种形式看作是普遍性的。“地方性”实际上是对具体情境的重视，知识是依赖于特定情境的，就其本身来说一定是具体的，而这个特定情境包括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利益及由此形成的视域和立场等。

因此，首要意义上的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普遍性知识，不同文化情境下的知识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普遍性知识并非科学实践追求的最终目标，只不过是地方性知识从一个地方经过标准化而非去情境化转译到另一个地方的中间环节而已。培根亦认为人类的经验和理性有其局限性(感官所限)，因此知识是开放性的，亦即已有知识必须得到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检验。现实一旦发生变化，知识也必须随之发生改变。

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为了一味追求所谓学术话语“中心”的普遍性知识，而把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地方性知识看作“边缘”的，人为地将“中心”和“边缘”变成一组对立关系，而较强的中心情结又使不少人认为地方性的、边缘的学术生活是不值得的，进而制造出极大的焦虑。假如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中心，研究者就极易成为机会主义者。没有扎根本地本文化，就没有主体性，没有位置，知识生产就会完全工具化。事实情况是，任何问题如果是真问题，它首先对应的就是地方性知识。当下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研究的概念、理论、话语和方法都已经过分地普遍化、全球化了，学术研究仅仅是为了同行之间的对话和批判，呈现的是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之间的逻辑推演，没有办法讲清楚话语对应的事实是什么，更没有办法去厘清实际的问题在哪里。

因此，为了抓住在地性的问题并生产出地方性的知识，就应该重视文化(或情境)变量，还应适当地和全球通用的学术话语保持距离，同时又要具备一定的全球视野，以便在一个大的视野中看到这些地方性知识所处的位置；这样若能把身边具体的心理学问题讲清楚，其实也就是全球心理学话语(普遍性知识)的一部分，亦为国际心理学术社群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向。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果只会套用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那么对全人类心理学知识的贡献也将是十分微弱的，甚至是存在与否都不再重要。正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概而言之，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是要把身边具体的问题解释清楚，建构出地方性的知识是为心理学赢取力量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地方性知识有利于为政府和民众的社会实践提供指引和参照。改造世界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亦是心理学知识获取力量的关键支点。我们进行心理议题的地方性知识表征就是为了干预，为了给心理层面的干预找到某种契机，找到某种与情境相匹配的切入点。

总之，我们既不能把普遍性知识绝对化，亦不能把地方性知识绝对化。假如把普遍性知识绝对化，它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如果不认可某种普遍性，那实际上就把地方性也整个否定了。当然，地方性的心理学知识也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在特定情境下，相对这个情境产生的心理学知识。

当前，国内心理学者大多采用的是客位化的研究路径，即以引进与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为主，翻译相关研究工具，采取与美国类似的研究设计与做法，进而收集类似的实证资料，以验证美国发展的模型是否有效，或是理论是否具有跨地域的一致性。这种客位化的研究路径近三十年来越来越成为国内研究主流，其原因固然是因为容易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亦容易在西方主流期刊上发表，进而有利于学者职称晋升与获取研究资源。这种研究路径往往假设中西方的情境是类似的、理论是文化中立或情境独立的，把西方的文化特殊性等同于文化普适性，因而，可以采用移植引进的方式，主要是验证西方主流概念与理论。其优点是可以快速地模仿与学习西方的研究模式，了解西方理论的应用与类推程度。缺点则是忽略了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具有其文化情境的，并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时，只为既有理论而检验理论，将会忽略许多民族心理方面更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与现象，而导致创新性不足，进而限制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效果。对于方法论层面，不少学者常常变成西方工具的奴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并未找寻中国情境下的命题，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西方命题，并利用国内的材料来论证(抑或反证)西方心理学的命题。由于沉迷于西方的工具，一些学者为了能用上西方时髦的工具而去找寻相应的素材。这样生产出来的心理学知识表面上似乎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它实际上是虚假化的。上述渠道生成的心理学知识，既不能反映现实，亦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进而限制了其作为知识的力量。

要解决上述问题，心理学者需要具有传统的乡绅精神，即立足于自己的小世界，把自己所处的小世界解释清楚，对大的体制、权力也理解得很透，并能够与之进行沟通和迂回。换句话说，乡绅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并且是社会立场而非政治立场，乡绅型的心理学者应该是温和的，不做普世性的倡导和批判，而是从小世界里看东西，并拥有较强的、理解小环境的经验质感，而非高屋建瓴的、宏大引领的说法，对体制亦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犹如传统的乡绅一样，重要的任务是乡里修桥、办学堂等事，或不赡养老人的问题，仅仅总结原则是不够的，还要把为什么不愿意赡养父母背后的意义廓清。当然，乡绅型的心理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能否凸显出来，也是任何人都难左右的事情，但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的乡绅风格，却是有可能的。亦即，从学者立足的小环境出发，去观察大体制，独立地、保持距离地观察，而不是简单地批判或抗拒。同时，作为乡绅型的心理学者一定要意识到，自我批判和反思才是中国心理学知识进行自我更新并保持力量不竭的源泉。

总之，笔者认为，若要让中国的心理学知识拥有力量(权力)，就要打破移植的西方心理学知识与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的“接口悖论”；若要打破心理学知识的“接口悖论”，就要重视生产解决社会现实需求的地方性知识；若要生产心理学的“地方性知识”，就需要中国的心理学者具备关注身边小世界的“乡绅精神”。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216020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1YJA840005)及海南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高层次人才项目(项目编号：2019RC1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2][13][14]郭本禹,阎书昌.民国时期心理学的源与流及其历史遗产——纪念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诞辰百年[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8(4):104-116.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0~22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往期回顾

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与框架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图文编辑：冯怿周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苏州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矩阵 

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苏州大学学报

教科版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