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底层逻辑与框架（笔会）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Forum)

　特约主持人：张建新

张建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

底层思维缘起于“第一性原理”的说法。所谓“第一性原理”既可以说是物理学原理，也可以说是哲学原理，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本笔谈邀约理论心理学界几位思想活跃的年轻才俊，并特邀请到清华大学心理系刘嘉教授，请他们畅谈“理论”“原理”“纲领”和“范式”等底层逻辑和框架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人们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某种概念框架，个别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孤立的，其意义也往往是神秘的，甚至是无用的”。进行底层理论思考，是心理学必修的功课。比如，普通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大脑结构决定大脑功能；但是，若理论的思考告诉我们，反过来的顺序，即功能先于结构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这是否会促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方向？一头扎进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而不去理会认知科学哲学已经经过了三代理论的更迭，甚至根本不去想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使我们的研究多是重复和验证他人，而极度缺乏创新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只知道使用现有的软件平台和程序做“码农”，而不去关心最底层的“0、1”二值逻辑这一智能科学的第一性原理，自然也会使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只能做个小跟班，只做改良之事，而无创新之能。当西方心理科学被引进中国之后，始终还没能很好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血脉融合起来，因此当下的心理学知识仍然缺乏“本土”力量。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儒释道关于心性的哲学思辨中汲取本土的力量，比如建构起一套以道德为本的儒家正念体系心理学学说。当然，更值得中国心理学认真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心理学学科理论中的当代布展，在中国几乎是内隐地缺席的。我们对西方心理学主流方向是否太过于无批判地追逐了？

希望心理学研究者沉下心来，能够时不时地跳出“庐山本地”，多加关注“理论心理学”，去熟悉和把握科学与人文背后存在着的底层逻辑和底层框架，以便识得“庐山全面目”，从而源源不断地做出创新性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迷人火焰背后：

心理学中的理论及其危机

陈巍

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虽然心理学时刻提醒自己铭记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成立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是科学心理学“破茧成蝶”之日，但它真正融入科学图景有着隐秘复杂的历史机缘。20世纪20年代，蹒跚起步的心理学迎面撞上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的霸权时期。因此，心理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比其他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同行更容易接受经验主义思想。欧洲心理学家的经验化步伐因其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 rationalism）传统倾向而被延缓。然而，历史和地理趋势耦合在一起，在20世纪初至中期的北美产生空前高涨的经验主义情绪。可以说，在任何学科中，没有任何一组学者比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更强调追求知识的经验方面。对此，我们可以从彼时正在美国留学的中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郭任远的回忆中窥斑见豹：

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间，(我)对于这些不彻底的地方幡然觉悟……这是我这几年间思想的变化和进步的特征，但是主张依然是主张，依然是空想空谈，依然脱离不了哲学家的老把戏，无论思想怎样的进步，理论怎样的新颖，可是仍然逃不了纸笔的生活。[1]

      从上述痛彻心扉的反思中不难窥得经验主义之于心理学的刻骨影响。这种影响在两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绵延传承，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巅峰。伟大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Skinner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他认为科学中没有理论问题。按照Skinner的说法，即使是逻辑问题也应该通过做实验来解决。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对定量科学的理解中，“理论”（theory）即便不是被完全抛开，也是被次要地考虑。如果说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是在定量研究发现了心理学现实的规律之后才开始发挥作用的。Skinner甚至在几十年的行为学研究之后承认，激进的行为学理论仍然没有出现。

      当然，并非所有20世纪中期的美国心理学家都像激进行为主义者那样极端，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教导要把“经验主义者”视为内在的恭维。这种态度对于发展强大的理论思维传统来说并不理想。行为主义式微之后，虽然认知心理学家承认心理学中存在理论问题，但他们依然倾向于将其视为科学主要业务的附属品，即通过实证研究“收集数据”——诚如Christensen-Szalanki和Beach尖锐的批评：“在我们看来，心理学家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收集数据，而不是鼓吹他们喜欢的观点。”[2]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理论问题不可避免地非常琐碎，实验者可以在离开实验室的空闲时间里处理心理学的理论杂务。自然地，这种观点起到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作用。由于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理论建设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具有强烈理论兴趣的学生倾向于在其他领域寻求职业满足（例如，转入哲学系或社会学系）。总之，心理学几乎完全丧失了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传统。

      任何科学的皇冠上的宝石都是为了巩固有时出现的巨大而混乱的经验证据而开发的综合理论。对新的世界、生物、过程或现象的偶然发现固然令人激动，但每一个发现只有在对它和其他类似的发现进行综合解释时才会真正产生意义。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探索或精心控制的实验，而只是强调，我们对这些发现的共同解释是科学最重要的产物。无论是对地球上或宇宙中以前未被发现大陆整体地理的理解，还是对动物物种之间或元素材料之间关系的理解，都是将特定的观察结果综合为一般的规律和原则，然后将这些规律整合为统领性理论（overarching theory），这是伟大科学成就的普遍特点。

      　关于科学理论的一般定义是：“理论是理解自然界某些方面的框架之一。一个理论通常有一个名称——通常包括理论这个词，但有时也可能使用另一个标签（如模型、假设）。理论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宽泛的，但它应该能够做出预测或一般地指导对现象的解释，而且它必须与单一效应相区别。最后，理论不是未经检验的预测、标准的假设或猜想。”①

①关于科学理论的定义可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ory。

      如果没有某种概念框架，个别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孤立的，其意义也往往是神秘的，甚至是无用的。正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累积和一般影响，而不是个别发现的特殊性，导致了预测和控制以及来自科学探索的所有其他进展。尽管个别实验可能会激发、刺激和照亮曾经无知的黑暗角落，但在其含义明确之前，它们毫无意义。正如火焰是迷人的、美丽的，当燃烧过程中火焰所发出的炫目光芒背后的氧化反应的原理被揭示出来的时候，更深层次的洞察力和理论成为可能，科学也从神秘跨越到了可理解。

     “理论”这个词在科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可能是科学中最容易误解的词汇之一。这个词有时也被用作对一些假定的，但没有支持的关系的普遍的、非正式的陈述。例如，“理论上说，儿童对于母亲有一种天然的依恋”。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至少可以说，证明这种“理论”的科学文献是有争议的。这个“理论”断言，就像许多其他关于人性的此类猜想一样，远没有我们希望的那样得到有力的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一词的含义更类似于一个初步的假设、假说或前提，而不是一个一般的规律。

      进一步地，理论被用作科学研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它经常被错误地与“假说”（hypothesis）相混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假说都是没有理论的，它们很可能是从以前的各种未经检验的观点综合发展而来的。因此，一个假说仍然不代表理论所期望实现统一综合的理想目标。当然，理论建构可以通过在实验中扮演“假说”的角色来检验。

　　理论的上述晦暗不明的特征经常造成公众甚至初涉学界的年轻人对于科学的定义以及科学的历史采取黑白分明的态度。当然，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或立场只能以难以置信的态度来看待，因为我们的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者将地心说、燃素理论和Lamarck主义视为错误，因此应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而将Copernicus、Lavoisier和Darwin誉为科学之神，他们将人们从无知的山谷中引向理性的山巅。然而，理论本色是具有灰度的。绝大多数理论是从黑到白的过渡色。

      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18世纪晚期来重新审视理论的上述特征。为什么有些物体比其他物体更容易燃烧？在当时一直是困扰化学家的难题。1667年，由德国化学家Becher最早提出一个基于一种被称为“燃素”（phlogiston）②物质的科学解释。燃素理论试图解释燃烧和生锈等化学过程。燃素物质含有燃素，燃烧时会分解，释放出储存的燃素，被空气吸收。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燃烧很快就停止了，这一事实被认为是空气只能吸收有限数量的燃素的明确证据。然而，燃素理论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要么被忽视，要么用辅助性假说来证明。然而，燃素理论即便错得离谱，却仍不失科学理论的本色，它符合后来科学哲学家Karl Popper的可证伪标准（criterion of falsifiability）。

②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语“燃烧”

　　理论的灰度也可被视为理论成熟度（theoretical maturity）的一种存在形态。我们无法事先知道一个现象是否存在，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知识对其先验概率进行估计。一个成熟的理论所预测的现象，在成功预测和经受住证伪尝试方面有很好的记录，可能会引起一个高的先验概率，但一个尚未被检验的新理论所预测的现象可能会引起一个低的先验概率。理论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很好地理解理论的变量是如何因果联系的。这有助于产生明确的预测，并确定辅助性的假设和边界条件。即使是明确的理论，任何给定的研究设计都不可避免地包括了理论中没有涵盖的辅助性假设（例如，脱燃素空气之于燃素说）。许多辅助假设是隐含的，甚至可能不是被研究者有意识地提出来的，这同样适用于心理学。例如，即使是成熟的心理学理论，也可能因为看似显而易见、理论上的复杂性或没有考虑到它们的影响，而没有规定物理气候、特殊群体存在或不存在以及文化历史背景的所有参数（典型的是“WEIRD”人群问题）。

　　理论的灰度进而引出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问题。在心理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被证伪的理论。例如，颅相学（phrenology）。然而，吊诡的是，那些曾经被推倒的理论总会以另一种方式改头换面重回心理学怀抱。例如，最近关于心理学分类是否真正有助于指导我们理解大脑结构与运作方式的问题引发了新的热潮。虽然今天几乎没有神经科学家与心理学家还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颅相学的拥趸，但这场争论的焦点——神经科学上大脑作为一个生理组织中会有不同的脑区、网络以及细胞类型的事实，是否就能将它们与知觉、记忆、注意、情绪或行为对应联系起来——也带有“颅相学冲动”（phrenological impulse）的戏谑。相比之下，在当代恐怕没有哪一个化学前沿领域中的争论中还为燃素及其替身保留位置。

      暂且抛开理论的灰度问题之于心理学是否存在特殊意义，接踵而至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某种“理论心理学”来专门服务于心理学的发展与创新？从事这一专门工作的人是来自实验室合适，还是来自安乐椅合适？虽然理论心理学被冠以“安乐椅心理学”（armchair psychology）对这项事业来说是一个合适的、有吸引力的名字，但在实验心理学家眼中，它更像是一种嘲讽或污名化。“一切实验科学的问题，都应在实验室里面解决，所以行为学者反对传统的哲学方法，坐在一把安乐椅子上，高谈阔论地解答行为的问题；有问题就要实验；一切不以实验为根据的意见，以及有妨碍实验的通行的学说，都是自然科学的大仇敌，都是应该根本消灭的。”[3]

　　在20世纪末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上的一篇文章中，Slife和Williams设想并倡导理论心理学作为有组织的心理学中一个公认的分支学科发挥更核心的作用。尽管在回顾Wundt和James的哲学工作，以及像Freud、Skinner和Piaget这样心理学学者倡导的“大理论”（grand theory）之后，Slife和Williams承认心理学内部自诞生以来“一直存在某种理论心理学”。然而，他们更愿意相信当代心理学“已经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大理论，转向了更现代意义上的模型、技术和微观理论”[4]。为此，他们就理论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做出了辩护，但这些理由并不足以说服我。我对理论心理学事业未来发展的担忧恰恰来自“理论对于心理学的意义”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

　　最近一项的调查对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旗舰期刊《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年至2019年发表论文进行了分析，结论令人沮丧。虽然《心理科学》网站上刊登的主要发表标准是“一般的理论和经验意义以及方法/统计学上的严谨性”，但不幸的是，在过去十年该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53.66%的文章使用了“理论”这个词，而命名或声称要检验某个具体理论的文章则更少。如果心理学顶级期刊论文中连“理论”这个词都没有，心理学的研究怎么可能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呢？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在于，如果心理学研究如此零散，心理学家又有着如此强烈的理论自尊心，以至于没有人愿意使用其他人的理论。那么，心理学家又怎么可能对累积的理论知识有所贡献？这项调查发现有359个心理学理论在文中被提及，其中大多数只被提及一次。[5]很难想象，一门积累性的科学中每一个理论都被如此罕见地提及。这意味着在当前的心理学中，理论不再是灰色的，而是透明的、隐身的。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每个心理学家都在研究不同的东西，或者更糟糕的是，用不同的名字研究同样的东西，那么心理学又怎么可能走向理论上的共识甚至创新？就如同没有对燃素说的深入批判，氧化说也就无从建立。如果理论之于心理学的意义需要重审，理论心理学又是否会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呢？

      在著名化学家Djerassi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Hoffman联袂创作的戏剧《氧》的最后一幕中，Lavoisier夫人说道：“但在死后呢，我们的孩子们将会从那个粗鲁的药剂师（指Priestley），那个僧侣化学家（指Scheele），和Lavoisier停下的地方继续下去。想一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吧，知道是什么使叶子有了颜色，是什么使火焰熊熊燃烧。”显然，这既不是理论化学（theoretical chemistry）的功劳，更不是透明理论可以完成的壮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他心直接感知的神经哲学进路研究”（项目编号：21BZX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3]郭任远.心理学和遗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509,247.

[2]Christensen-Szalanki J J,Beach L R.Publishing opinions:a note on the usefulness of commentaries[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3,38:1400-1401.

[4]Slife B D,Williams R N.Towar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should a subdiscipline be formally recognized?[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7,52(2):117-129.

[5]McPhetres J,Albayrak-Aydemir N,Barbosa Mendes A,et al.A decade of theory as reflected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2019)[J].PLoS ONE,2021,16(3):e0247986.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5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图文编辑：冯怿周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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