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帕帕佩德罗斯 | 史前是否有真正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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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bekli Tepe (10,000 BC)
前/后-历史
（或前建筑学条件的诸种历史和理论）
Pre/post/erous Histories
斯皮罗斯·帕帕佩德罗斯
Spyros Papapetros
在关于“历史/理论”的讨论中，“建筑”一词似乎经常脱离这个有争议的、但现在业已确立的学术合作关系，或者说“建筑”一词干脆被这一关系组合所抛弃。仿佛“历史/理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建筑是一个参照物，且不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建筑内部，什么是固有的历史和/或理论？是否有一个来自内部的建筑的历史和理论？而这种转向建筑内部的衔接将如何重新制定其主要的历史学和理论范畴，包括（但不限于）空间、形式、结构和组织？
面对表面上的“理论的终结”——这个说法周期性地被人提起，且常年被搁置一旁，但却引发了对建筑历史和理论起源的重新调查——，人们也许会转向一系列的历史时刻，即建筑的历史和理论从头开始的时刻，甚至是从开始之前开始的时刻：一个建筑显然尚不存在的时代。但是，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建筑的世界，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建筑？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一个意味着起源、开端和权威的arche（根据这个词的古希腊语词源来说）？
虽然是对再次崩溃之威胁所作出的绝望的防御反应，但这种与史前的重新接触也是一个机会，即通过重新审视一个表面上没有建筑就能维持的世界，而从（甚至在）底层重新思考建筑。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尽管古人类学研究收集了大量证据（即使经常是杂乱无章的），但这一时期的建筑史似乎倒退回了理论或理论预测的层面，或者换句话说，它成了一种其历史参数排演过大量史前痕迹的设计。
这种现代建筑史前史与早前叙述建筑起源的建筑理论不同，如劳吉尔（Laugier）的“原始小屋”神话或森佩尔（Semper）的“四要素”故事。如果说这些故事和其他从维特鲁威到勒·柯布西耶的基础故事（约瑟夫·雷克沃特[Joseph Rykwert]在《乐园里的亚当之家》[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中以相反的顺序分析了这些故事）规定了建筑最初是什么，并且基本上应该永远保持如此，那么战后的前-建筑理论（theories of prearchitecture）则描述了建筑不是什么，且如果建筑倒退到前-建筑状态，那它理论上可以成为什么。
当吉迪恩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和1954年后在哈佛的教学阶段之间，多次前往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史前洞穴进行现场研究和摄影记录时，这种起伏不定的历史学路径模仿了吉迪恩的地理和/或物理轨迹。同样如迷宫一般的还有吉迪恩对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文献探索，以及他同这两个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的相遇。他与这两个领域的一些最杰出的代表——包括法国的勒摩奇神父（Abbé Lemozi）、布热依神父（Abbé Breuil）【拉斯科洞穴考古方面最早的专家之一，也是乔治·巴塔耶撰写拉斯科相关著作时主要的参考对象——译注】和安德烈·勒鲁瓦-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哈佛的哈拉姆·莫比乌斯（Hallam Mobius），以及多伦多的埃德蒙德·斯诺·（特德）·卡朋特（Edmund Snow[Ted] Carpenter）——的广泛通信就是证明。在吉迪恩的史前旅行成果以《艺术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Art, 1962）一书的形式出版后（这是这位历史学家两卷本伟大著作的第一卷），勒鲁瓦-古汉在一份人类学刊物上给吉迪恩的书写了一篇相当负面的评论。根据勒鲁瓦-古汉的看法，吉迪恩这本书最明显的诱惑力也是其最大的方法论弱点，即对史前材料的浮光掠影式的处理——这种观看方式可以捕捉到表面的相似性，但无法深入到每一层的内在不连续性。“抽象”、“透明”、“同时性”和“运动”是吉迪恩在奥瑞纳时期（Aurignacian）和马格德林时期（Magdalenian）时期【即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多年——译注】的岩石素描上破译出来的形式原则，它们随后在视觉上与现代画家的作品形成了共鸣（如布拉克、阿尔普和保罗·克利）。吉迪恩精心设计的虚假安排产生了一个相互的格式塔的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反视角清晰度的蒙太奇，它让人想起的是莫霍利·纳吉（Moholy Nagy）设计的广告海报。吉迪恩史前史背后的理论是一种图形操作的产物，它虽然基于规则的几何原理，但产生了不规则甚至是畸形的组合。
但是，如果史前没有建筑，那它肯定有前-建筑。按照吉迪恩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史前是人类发展的前-建筑学条件”。吉迪恩对建筑和前建筑的区分赋予了史前结构以某种形式的合法性，但同时也将它们排除在了建筑本身之外。事实上，在将洞穴从有形建筑中剔除的同时，吉迪恩承认史前有一个“前-建筑空间的概念”。前-建筑空间是一个被万物有灵论（animism）和物活论（animatism）的古老精神所渗透的流动环境，吉迪恩在19世纪的比较人类学家，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和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以及弗洛伊德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列维-布吕尔这样的哲学社会学家的文本中研究了这些原则。在这里，这种前建筑学的万物有灵论描述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身体之间的基本连续性，身体被描绘成超越个人能力的普遍力量的“容器”。基于这种万物有灵论的认识论基础，前-建筑空间缺乏基本的结构和构造属性，包括垂直和水平的空间区分，以及人和动物，甚至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本体论划分。这是一个充满了混合形态形象以及吉迪恩所描述的“双性同体”（Doppelgeschlechtigkeit）的表征的空间。这种包容性的形成和复合的存在状态不是对建筑的绝对否定，而是其不可或缺的前奏。虽然史前没有建筑，但建筑有史前，吉迪恩暗示，这种建筑史前史存在于史前艺术中。洞穴壁画追溯了文明人性的彻底丧失，对历史学家来说，建筑应该永远不会体现出这种丧失，但可以在艺术的名义下，在其本体论的先驱中保持“永恒的存在”。
有趣的是，这样的前建筑学状态是在第一批世界建筑史（如詹姆斯·弗谷森[James Fergusson]1855年的《建筑手册》[Handbook of Architecture]，或森佩尔自己在《风格》中对建筑技术的理论系统化）首次出版的时期中出现的，而且，正是由建筑师、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造就了这么多卷的建筑史和建筑理论。仿佛建筑史及其理论基础的建立也产生了一个看似非历史性的愿景，即建筑尚未进入历史，而仍在等待凝聚成一门学科的无限期延长的时代。通过这些镜头来看，森佩尔在《风格》（其期待已久的关于建筑的第三卷永远不会出版）中对物体的分析，以及吉迪恩的《机械化掌权》（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风格，分析了森佩尔没有处理过的十九世纪的机械化设备）和《艺术的开端》基本上是前建筑史（或建筑的史前史），因此是关于建筑的预测性理论。
然而，吉迪恩和森佩尔的文本之间这种广泛的对应关系绝不意味着缺乏历史的差异性。在史前建筑学的持续历史中，存在有多个层次，它们划分了十九世纪中期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和二十世纪中期史前史的重生之间（在1940年的拉斯科发现之后，史前史作为一种针对人类的末日景象所作的心理防御手段而重生）的主要地缘政治变化。历史学家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 ）在1945年撰文指出，“今天，人类处在巨大的牺牲和痛苦中......人类正在努力争取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我们所有的历史都将沉沦到‘史前’的水平......因此会与我们最遥远的艺术变得最接近，与我们最陌生的艺术变得最接近”。
译 / 介 / 系 / 列 No.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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