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 | “原始”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纪念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社运战士

大卫·格雷伯

Nowhereman 译

格雷伯在很多方面是颠覆性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对经济历史进行的考察，还是关于王权-主权运作模式的分析。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激动人心的人类社会图景，其中贯穿着不曾停歇的反抗运动与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的宗教仪式中，在游戏中，在礼物和互助中，民众都有自己最伟大的创造发明。格雷伯身处的星系是璀璨的：莫斯、克鲁泡特金、马克思......

他关于经济和主权的人类学著作启示了我。

短短几十天内，斯蒂格勒和格雷伯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也许，人类被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也仍将处于“史前史”之中，世界将被不可逆转地万箭穿心......

传统王权的政治经济学

王权所有模式是复杂的。一方面，国家被分成诸多局部的所有物，其中居民的祖先，或当地的精灵（祖先会和他们签订条约）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是土地肥沃程度的决定因素。相应的是，地方的臣民——他们会通过长老或祭司来仪式性地接触这些超个人——本身被视为“所有人”（owners）、“大地”（earth）、“土地”（land）或对其对国家的相对于统治着的贵族的创制权的指认——尤其是在陌生人-王国中【指陌生人-王国理论，即王权通常来自于在世系和身份上均为异乡人的人，当地人则通过仪式来完成对陌生人的迎接和转化工作，将其从危险人物驯服为可以被使用的力量，这因而创立的是一种双重王权：divine kingship-sacred kingship。——译注】，统治着的贵族从出身和民族身份来说乃是异乡人。虽然被统治者占有，但当地居民的权利与精灵居民相比是唯一的有用益权者（usufructuary）【用益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译注】，而精灵居民的最终所有权必须要得到当前占领者的承认。（要注意的是，当地居民和当地精灵之间的关系本身类似于更大的陌生人-王国的结构）另一方面，统治着的贵族和国王——后者从传统上来说也许一开始又穷又没有土地，除非他们被当地居民授予了土地——也可能是“所有者”；但是，在握有广大地产及其居民的地主身份的意义上说，他们也有让底层人民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以及劳动力纳贡的权利。然而，臣民同这个过程的关系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控制了首要的方式；统治者同这个过程的关系则是索取，因为他们支配了生产者。正如东非的Nyoro人说的那样：“Mukama（国王）统治人民；部落统治土地。”【Beattie 1971：167】

王国的经济学因而有着二元结构，其特征是底层人民的家政学（oikos）和宫殿-贵族的特殊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着眼于对双方权力的物质性补偿。服务于传统生计的主要部门是由王权和臣民的共同体关系组成的。统治阶级主要关心的是人民凝结在商品和劳动力中的特定产品，他们对这些产品的克扣可以建立财富积累的精英圈，这尤其指的是加强并延伸其统治范围的政治目的。在这范围中的劳动力被强迫劳役、奴隶、主顾关系组织起来。除了用来建造宫殿，劳动力还被用来以袭击、贸易和/或进贡的方式从疆域外积累财富。然后，这种被用于炫耀性消费、纪念碑建造和策略性再分配——也可能用于进一步的军事扩张——的财富就有了征服性的效果，它直接或间接地有益于某些人并压迫了另一些人。此外，国王在物质上的成功乃是他接触尘世财产的神圣源头的标志，这因此通过对其神一样权力的展示而强化了其财富的政治效果。

王权是关于社会征服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物质胁迫。国王权力并不作用于对臣民生存手段的控制，而是作用于王室之伟大、之展示、之繁盛的有益的或令人敬畏的效果。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臣民数量与忠诚度的增加——这不同于旨在增加资本财富的资本主义企业。用马克思的话说，王权经济的关键谋划是P-W-P’（权力-财富-权力’）——在那里，政令要求的是能更多命令人民的财富之积累——这和经典的资本主义公式相反：W-P-W’（财富-权力-财富’）——在那里，对生产性财富（资本）的占有让人能够控制人民（劳动力），以便服务于生产性财富的增长。

有人可能会公正地说“精灵拥有生产工具”，只要这些精灵不是以植物、动物、重要的人工制品、甚至土地和自然的生长力作为其形式，那么这些所谓的“精灵”（更准确的说叫做“超个人”）就是生产工具本身。这些精灵有自己的性格和意图，他们的确就是自己的人格（person）。他们和神灵、祖先以及其他这样的超个人力量一起，以对人类劳动的失败或成功负责而闻名。“生产工具”因而包含了仪式（尤其是献祭仪式）作为劳动的本质部分——就像著名的Tikopian式的“诸神的劳作”。

也可以因此说，物质性成功的政治益处——地位和影响力上的褒奖——归给了萨满、祭司、长老、祖先、伟人、首领或国王，他们通过归属或功绩而握有接触这些人类繁荣的超人源头的特权——但这并非必然，或者仅仅是在更低的程度上，这些益处也归给了猎人、园丁或其他劳动的人。劳动者同其产品的异化在自己于资本主义中出名之前很久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境况了。尽管社会信用归属于统治着的政治-宗教权威，政治权力依然可能会有一个“经济基础”——虽然“经济基础”并不是经济的东西。

顺便说一下，食人是一个普遍的境况，甚至在许多声称自己厌恶它的社会中也是如此。食人是泛灵论的猎人或园丁的困境，他们必须通过消费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或植物而活着。因此就有了被授予这些物种及其超个人主人的禁忌和其他仪式性的崇敬——这又一次成为了“生产”的必要条件。

论一些没用的老掉牙观念

“文化相对主义”只要得到正确的理解，就没有过时。过时的是这样一种庸俗的相对主义：任何社会的价值都和其他社会的价值一样好（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得到正确理解的文化相对主义乃是理解文化差异的人类学技巧，而不是保证道德绝对性的仁慈手段。它由我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或对其他民族实践的评估的暂时悬置而构成，其目的在于将它们当作立场性的价值而放置在产生它们的文化历史的语境中。问题是这些实践的意义，它们如何产生，它们对于相关人群的影响，而不是它们是什么，或它们在我们看来有何价值。

在这种相对主义的视角下，土著的存在论模式、他们对于当地事物的感知必须就其自身来思考，而不是被分析性概念（它们用我们对“现实”的确定性替换了土著的）所扭曲。例如“神话”这个范畴就是如此。在标准英语中，给一个声明贴上“神话”的标签意味着它不是真的。因此，谈及其他民族的“神话”时，我们就会宣称，它们当作神圣真理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虚构的、不可信的，而土著却会基于此而对自己的生存做出预言。因此而揭露其社会的构成性基础——就像民族志的矛盾修辞“神话宪章”那样——我们有把它当作对当地人而言同样不真实的自由：一种对其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的附带的神秘化。被留给科学的多多少少是些没有价值的对“历史真理之核心”的研究（其特征是一种同无关的梦幻割裂的记叙）——科学以这种方式忽视了一点：因此贬值的概念乃是相关的真正历史。所谓的“神话”乃是真正组织起他们的历史行动的东西，因为那些土著拥有这一能力。

“生命毕竟是对艺术的模仿，反之亦然”，Victor Turner【1957：153】在思考中非的Ndembu村民把他们自孩提起就知道的Lunda王权传统中得来的原则应用到他们当前社会关系中的方法时如此评论道。这告诉我们，政治领袖通过被编入朝代史诗中的关系来告知并结构起他们自己的公共行动是同样重要的。过去并不仅仅是序曲，如Turner所说，它也是“范式”。传统模式中的历史原因同它们的结果不具有时间上或物理上的相似性：它们被嵌入了情势之中，但它们并非情势。将现在嵌入被记起的过去，这种文化上建构起来的时间性是创造历史的根本模式，从澳大利亚原始部落的无处不在的黄金时代（Dreamtime）到刚果国王的国家政治都是如此。但是，在既定情势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总是被超越了事件本身范围的文化意义所构建的。历史的更好部分是非时间的、文化的：并不是“实际上发生的”，而是已经发生的。

这不意味着：只是因为努尔人如今还坚持他们全都来自于一个叫做“Nuer”的、生活在数十代人之前的人，我们才必须忽视1750年前的努尔人存在的证据。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关心成为努尔人对Nuer意味着什么的话，我们现在或以后都无法谈论“Nuer”。

老掉牙的经济概念

比如“物”这个概念。笛卡尔对广延物-思维物、对主客体的区分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在人类属性或人格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存在论模式。正如之前已经反复提到过的那样，在上述社会中，环境特征（人们和这个环境相关涉），甚至是生产他们作品的重要的生产工具都具有人格的内在且本质的品质。对于大部分原始社会来说，“人性的心理统一”这个约定俗成的人类学概念需要被延伸到主观上融合的宇宙中去。世界是从无中诞生的，精神或主观性并非内在于世界的——还有因为亚当吃下苹果，人类被判终生在荆棘中劳动——，这都是犹太-基督式的自负。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而言，经济实践必然需要同存在者的主体间关系，人们在存在者上并和存在者一道劳作，存在者则会决定结果。亚马逊流域的Achuar妇女种植的植物是她们的孩子，即使她们努力的成果要归功于培育之神。这不仅仅是说人类技能是成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而是说人类技能是神授力量的符号。我们自己的狭隘经济科学关系到的是笛卡尔的世界，照之前的来看，这里不存在简单的“物”：所谓的人类兴趣的“对象”也有它们自己的欲望。

“生产”这个概念也是如此：一个英雄般的个体富有创造性地在惰性地物质上劳动，并因此通过其努力，根据其计划，将物质转化为有用的存在，这种想法并没有描绘出一种主体间的实践——在其中，超个人的变化因素乃是过程的首要行动者。【Descola 2013：321ff】

这样说会更精确：人们从这些源头那里接受了其努力的成果，而不是他们创造了这些成果（e.g., Harrison 1990: 47ff）。这种让植物生长，让动物存活，让女人繁殖，让锅子从窑炉里制造出来，让工具锻造出来的力量——这种力量被假设为mana、semangat、hasina、nawalak、orenda等等——并非源自人类。关于所谓的生产关系在更大的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性效果的传统概念在如上在存在论上建立起来的许多社会中是不成立的。

我们的“生产”概念本身是神学概念的世俗化，但它来自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神学：全能的上帝从无中创造了宇宙【Descola 2013：321ff】——这个想法在我们的宇宙论中以多种方式存在着，甚至在上帝被赶出这个图景之后也是如此。但让我们想一下猎人、工匠或渔民。是他们“生产”了一切吗？一条被抓住的鱼或被连根拔起的块茎是在何种程度上不再是“自然”现象，而开始成为“社会产品”的？我们正在谈论转化、攻击、安抚、关心、杀戮、脱离、重塑的活动。但是，让......自主才是最真实的。只有在人们把工场想象为黑盒子的时候——一个不是很了解怀孕全过程的男人也许会以此种方式把一个女人的肚子想象为“制造”某些通过一次“劳动”的爆发而完全形成某物的东西——，才可以说“生产”是人类生命的真正基础。

大卫·格雷伯在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