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Light of a Shadow” (2021), installation view. Photo by Tony Luong
AR：我发现你描述那些不同尺度的媒介分析，以及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方式特别有意思。当你在描述媒介组件的时候，你用特写镜头靠近它们，而当你在描述那些原材料在成为媒介之前所嵌入的动态、经济和政治时，你便采用一种全局性的视角。举个例子，你的这种方法似乎对你在第三章研究的“当代媒介生态中灰尘的重要性”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你在整本书中所提出的“批判性媒体艺术”也有着决定性意义？JP：接着我之前说过的关于时间和时间性的话题：去关心现实如何从不同尺度不断被构建、并且共同地被构建这一问题，对今天的批判理论来说，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类似的还有一些STS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我们应该抛弃那些老旧的、无法解决当前关键问题的参照尺度，并且着手去处理那些定义我们当前社会问题的微观层面过程，以及行星层面的过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批判思想的重要遗产，比如女权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而是要去建立一种在当前的新境遇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关于我们对媒体的思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开始越来越重视到与媒体分析相关的一系列工艺和技术流程。呼应W. J. T. Mitchell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论点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能认为视觉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应该认定视觉分析的一部分是要将其问题化和历史化。在媒介分析中当然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去思考：何为中介化（mediation）？当我们讨论媒介文化和媒介技术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焦点应当放在哪里？而我们所参照的尺度和对象分别又是什么？
“Heisenberg Object I – Seiko Clock” (2021), plastics, metal, and resin, 20 x 15 x 10 centimeters
德国学界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并且推动了媒体研究的发展。最近，Bernhard Siegert 这样说道：“文学和媒介分析已经取代了原先对作者或风格的关注，这种分析方法持续关注着那些不起眼的知识技术(如索引卡片、书写工具和打字机)、话语操作(如引号)、教学媒体(如黑板)、不可分类的媒体(如留声机或邮票）、乐器（如钢琴），以及训练技艺（如语言习得和字母排序表）”（2015：2）媒介不仅仅只是一个中介过程，它还涉及到知识技术的问题，还涉及例如基础设施问题，媒介在基础设施中被理解为物体（objects）。正是在跨媒介（intermedia）的组件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媒体“幕后”的历史。媒介于是不仅仅指的是作为物的媒介，而且还是作为不同的技术和工艺集合（assemblage）的存在。我们需要将以往被错误地以为是位于媒体内部的技术历史进行外在化（externalization），这很重要。因为这让我们意识到，那些在微观层面上发生的细节对于现实的构建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从Mark Hansen到Wolfgang Ernst，大家对微观时间性（microtemporalities）的兴趣与这一观念上的转变是一致的。这同样也是一次方法论焦点上的转移。类似地，人类世的尺度也涉及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一次重新定位，让我们得以从民族主义方法论和对人类本身的抽象的（还原主义式的[reductive]）关注中摆脱出来，这也正是Rosi Braidotti 要求我们去做的。
“Heisenberg Object III – Leica M6” (2021), aluminum, glass, and resin, 20 x 15 x 5 centimeters
AR：在阅读《媒介地质学》时，里面有几段话让我想起了黑客伦理的问题，以及你明确提到过的黑客文化；尤其是我一直在思考Levi对它的界定:“黑客们认为，通过拆卸东西、观察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创造新的、更有趣的东西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系统——关于世界——的基本经验。”相信你在写到这些的时候，指向的是基特勒，他的工作也受到类似假设的启发。也指向那些电路变更（circuit bending）实践【电路变更是对电子设备中的电路进行创造性定制，比如用低电压和电池来创造吉他效果、儿童玩具和数字合成器等。——译注】。但是，除了这些，你还建议我们去分析“在成为媒介之前的媒介”(Parikka 2015: 5)，并将媒介研究的理念激进化为“对组件的研究”，一直深入到化学成分、金属和矿物的层面。那么，你认为黑客式的研究法在多大程度上和“媒介地质学家”们的方法有共通性？而你的研究方法又是如何超越黑客式研究法的呢？JP：在过去的几年中，“黑客”的政治性遗产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左翼人士认为它和商学院/创意产业，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领袖一样鼓舞人心。在过去的几十年内，“黑客”已经成了数字时代的神话理想型。当说到技艺和对知识的兴趣等问题时，它总是能为我们带来许多有趣的思考：比如，通过做事情（doing）来产生批判性见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打开一个设备这一行动本身如何能引发从概念到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黑客的站点、地理学包含哪些范围？这些问题都在黑客的谱系之中，但我确实也对媒体地质学家或“伪地质学家”这一矛盾表达很感兴趣，因为我不认为自己“真的”在地质学的学科领域从事工作。我想媒介地质学意味着，不仅要意识到黑客入侵的设备，还要意识到，这些设备周围所涉及到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比如，材料的生产和开采、稀土的提炼，以及提炼中心附近的有毒残留物等等，这些问题定义了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数字地理学。我称之为数字的下腹部（underbelly）:比如像内蒙古包头这样的地方，开采的矿石在那里被净化和酸化，以提炼出“数字全球化”所需要的稀土元素。现在，那里被有毒的淤泥湖，以及净化的残余物所污染。当然，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不能仅仅归咎于数字化——因为包头从1958年以来就已经有这个设备了。而说到在艺术实践的情况的话，我这本书的一个关键灵感来自于Jonathan Kemp, Martin Howse和Ryan Jordan 在水晶世界的合作，他们的作品把黑客实践推到了冶金和化学的领域，并且将硬件“打开”，深入到了其组成元素的深度。这都显示了黑客政治是如何将问题拓宽到超越于软件和硬件的范围之外的——这种打开、暴露和重新布线的方法也被应用在类似于后勤学、这些设备的物质条件以及它们的算法存在问题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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