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 | 人类世中如何思考媒介？

新物质主义转向

与

媒介地质学

（I）

一、 引子

AR：在你的新书中，你介绍了“媒体地质学”理论，你将其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的“时空物质主义”。虽然你把德国媒体理论，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研究工作描述为“媒介物质主义”的一种重要类型，但你批评它走得还不够远，因为它着重研究电路和硬件等技术产品。你提议，《媒介地质学》一书将超越早期的物质主义观念。关于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物质主义，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物质性概念从何而来，它们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把这个问题用在你自己的理论上呢，对于你的“媒体地质学”和新媒介物质主义而言，哪种对物质性的理解是起决定作用的？

JP:我研究“新物质主义”观念已经有好多年了；2010年，我们与Milla Tiainen博士在剑桥Anglia Ruskin大学组织了第一次新物质主义会议。我们对女权主义思想家、科学技术学者和当代哲学家如何解决“物质有多重要”这一问题颇感兴趣。这个问题也逐渐汇入了另一些思潮，成为其组成部分：如，后表征主义哲学、女权主义认识论，以及德勒兹思想的一些发展。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与媒介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等媒介理论家一直在提醒我们那些支撑技术媒介文化（technical media culture）的基础设施和硬件问题。尤其是基特勒本人的重要性已经被充分认可与证明了。但是，过去20-30年间，德语区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却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Geoff Winthrop- Young和Anna Tuschling一起，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合作，策划了我们全新的系列图书《递归》（Recursions），来强调更加广泛的语境：如，物质媒介理论、媒介考古学，以及比如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研究等。在德语语境以及后来的国际语境中，基特勒的观点总是挑衅地针对“现代性的考古学家们”而提出。但是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件事情却被忽略了——那就是环境的背景——类似地，在许多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论述中也缺失了这部分的讨论，尽管他们也谈到了环境与系统，环境与电路的关系。但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总是和字面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是颇为相关的：就其所涉及的物质材料和劳动而言，地球是如何作为媒介技术的创造物的一部分而被动员起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试图将新物质主义中讨论的问题，与一些对技术媒介的物质性至关重要的政治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比如，从电缆绝缘材料中使用的古塔胶(得益于殖民大陆的供应)，到对许多技术设备都至关重要的当代稀土金属上。这不是另外一个同基特勒截然对立的故事，只是解决一些他忽略的盲点。此外，我总是对女权主义理论很感兴趣，它显然不是德国的物质媒介理论会一直阐述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伟大的反例。想想看比如Marie-Luise Angerer的作品，现在也被翻译成了英语。

二、媒介自然

AR: 你描述了媒介和地球物理（the geophysical）之间的双重束缚，你称之为“媒介自然层”（the sphere of medianatures）。一方面，媒介是通过地球物理材料得以实现的，而另一方面，地球物理也可以通过媒介来传递——它可以通过可视化、可听化或模拟来被我们感知到。

当我在阅读你对双重约束和媒介自然的描述时，感觉这里面的差异性有时似乎暗示了一种平衡。媒介既会导致原材料的开发以及实现，也会赋予地球以形状和声音。当然可以理解，你说像蓝色大理石这样的图像不仅仅产生了技术引发的人文主义，同时也受到企业和国家利益的影响。那么，在你指出的双重约束之下，你如何解释媒体也会对生态问题进行歪曲呢？你举了一个例子——我稍后会回到这一点——人们经常会听到“硬件会消失”的误导性许诺。

JP: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些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描述——比如媒体是如何歪曲生态问题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媒体如何处理或歪曲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广泛的背景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之下，能源公司、制造商、营销人员、智库组成的——那些假装成中立的气候研究人员——的碳燃烧联合体（Carbon Combustion Complex）与某些媒体公司及其报道有所关联。对我来说，媒介自然概念其实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概念的延伸，这一概念强调自然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性，我们本以为它们分属不同领域。事实上，媒介技术与自然材料和能源(当然还有合成的化学世界)密切相关，这既是一个理论兴趣，也是一个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有影响的物质性的政治问题。当然，我们经常被投喂这种“硬件正在消失”的说法，或者它总是已经无关紧要的说法。或者，“数字（digital）没有重量，它只是在剥离了地形学的拓扑维度上（topological dimensions without a topography ）的数学交易总和”之类的说法——但这显然是错误的。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像Mark Weiser这样的权威人士曾说过，21世纪的计算机是一种多屏设备，但它同样也终会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退隐于环境的一部分而“消失”。但这实际上仅仅是计算的物质性退回到它所产生的背景——基础设施当中。这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即使它确实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除了我的这本书之外，最近的一系列研究都提醒人们计算、屏幕文化和电子垃圾持续的重要性，我想举几个例子，比如Sean Cubitt’s, Jennifer Gabrys，以及最近Nicole Starosielski在这些问题上的工作。Starosielski刚刚出版了一本精彩纷呈的书《海底网络》，该书讲述了信息的“主干”——即电缆(铜、同轴电缆和光纤)——的农业和水域地形学。

AR:既然你提到了电子垃圾，我想你的书需要放在人类世/人类猥亵（Anthropocene/Anthrobscene）辩论的背景下，并呈现一个关于媒介研究的激进的环境论述。你强调过，你所描述的新媒介物质主义必须联系媒介的时间、空间和地质维度来理解。你对深层时间的理解扩展了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尤其是超越了其纯粹的时间使用。深层时间——作为新物质主义的一个要素——既结合了地质学（使数字媒体成为可能的生态可供性），也结合了时间性（非人类的、地球的衰退和更新的时间性）。根据你提出的媒体地质学来思考未来的研究，这两条可能的研究路线是必须结合起来呢(你强调它们的交叉点)，还是可以分开进行？

JP:事实上，我希望深层时间这个概念直接从字面意思被理解：也就是说，将地球的形成视为是对媒介技术时刻及未来的制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以及一种必须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媒体概念化的东西。通过对媒介地理学和基础设施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媒介不仅仅只是“在这里”，在界面上。我们要求超越屏幕，转向代码，甚至转向硬件。我认为，这当然是由生成媒介的物质性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媒介已经扩展为地球矿化(化石)能源等历史的一部分。有一个完整的“媒介气候学”需要我们去发掘，它不仅仅是“非人类”的理论，同样也是属于媒介和人文科学中的环境政治学。人类世是指代这一背景的其中一个名称，但我们在试图发明更多的替代物。资本世（Capitalocene）是讨论人类参与造成的影响的政治经济背景。这是一个自然、化学、政治经济学、主体性等诸多问题交汇的地方。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态问题”，在费利克斯·瓜塔里所提出的“三个生态问题”的意义上说。或者我们也可以补充，其他千百个构成我们当代时刻的微小的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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