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ara Kruger
Untitled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can see it), 1997
拉图尔的这次演讲，从标题和内容上都回应了斯科特的著作《像国家一样观看》（Seeing like a state），但与斯科特通过国家的单一化、简单化、图表化的规划与自发性、复杂性、多元性的实践之间的冲突来强调“底层政治”不同的是，拉图尔试图以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思路来取代国家-市场的过时争论（这也对应了保守派-激进派、右派-左派的传统争论），从而建立一种实验性的、探究性的国家观念，在其中，国家和计算装置是相互影响和规定的，只有这样，我们似乎才能应对社会以及自然的混合问题。
布拉顿(Bratton）在《堆栈》（the Stack）中借用了拉图尔的这一思路，但他通过用云计算来扩展计算装置的做法，突出了国家和计算装置之间的偶然性组合与叠加状态，以及从中生出的云时代的设计的可能性。因为，对于布拉顿而言，计算装置不是一种地域性的、纯物理性的东西，不是限制在施米特式的以土地划分和政治决断为前提的主权空间之内的，而是建立在地球层、云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节点型类城市，向用户进行传输，并从中得到反馈的技术系统（如谷歌这样的跨国私人公司或亚马逊这样的全球物流平台）。
拉图尔的国家+计算装置的政治函数在布拉顿那里，将会升级为硬件+软件+云计算=堆栈的设计。
How to Think Like a StateBruno Latour, SciencesPo.
Lecture delivered the 22nd of November 2007
at the occasion of the anniversary of the WRR
in presence of Queen Beatrix of The Netherlands
文/ 布鲁诺·拉图尔
译/ Nowhereman
即使是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也未能建立的东西，荷兰人却能够创建并维持至今：即一个完全独立的“智库”——“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它既能为政府各部门提供专门建议，又能同时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能尽可能多地从思想的力量中汲取营养。哲学在行动，哲学为行动服务。如果说国家的性质和它要获得的知识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应该欢庆由这个精心打造的机构的周年纪念所提供的契机，以重新审视“智库”这个概念。我们经常比喻说国家有“脑袋”，但我们却很少去探究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认知设备，更不用说这些人造大脑的神经生理学了......这也是为什么，为了纪念这个“智库”，我选择处理国家应当拥有何种思维这个问题。邀请一个法国人参加这次庆祝活动是有一些讽刺意味的（我希望是不必要的），因为法国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你们这样的柏拉图式的梦想，而且它也是一个在国家认知功能方面有很大问题的国家。我不想说我是以一个失败国家的代表的身份和你说话......但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在认知设备方面有很多需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幸运的是，我自己也是祖国的叛徒，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完全的荷兰爱好者（尽管我听说这个说法并不存在），而且还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本讲座中的“实用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世俗”或“实用”的同义词（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党派的名字），而应该被理解为约翰·杜威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这一尝试，即根据对什么是科学地认识一些东西的现实定义来重新设计民主的任务，正如约翰·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中所说的那样（这个标题对于我们目前的历史状况来说是一个绝妙的标题）：“国家总是应该得到重新发现。” 由于法国的实用主义者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鼓起勇气在这个严肃而又充满激情的场合向你们讲话。
Le philosophe Bruno Latour en 2010. • Crédits : Miguel MEDINA / AFP - AFP
首先，我们应该抛开这样的想法，即国家将因来自左派或右派的各种变革而枯萎，且变得无关紧要：革命、共产主义、市场力量、国际主义、城市和地区的网络，甚至是欧洲或互联网。与所有对其逐渐过时的期望相反，对国家的重新发现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我们都知道原因：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碌，如此不堪重负。我们每天都非常沮丧地发现，需要考虑和投入公共生活大熔炉的因素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不仅是法律和秩序，不仅是商业和战争，不仅是工业和阶级斗争，不仅是城市生活和健康，而且，或者说，似乎是整个环境，从空气质量，到蜿蜒的河流，从北海的鲱鱼配额，到蜜蜂的慢慢消失，进而到授粉的花朵（你能想象荷兰没有鲱鱼和花朵吗？更不用说海平面下的低地国家了......）。这是连最黑暗的极权主义噩梦也无法预料的东西，即有一天国家将不得不操纵气候本身，而除了所有其他的国家，今天还有不幸的、没有准备好的、脆弱的民主国家必须对此负责。由于各种生态危机，国家现在肩负着整个周围世界（Umwelt）的命运。在民主的大气中自由呼吸的问题，同时成为了自由的隐喻和气候控制的可怕现实——这是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的比喻（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尽管他和一个荷兰火车站同名，但他其实是德国人）。幸运的是，在地球上所有正在努力重新发现如何重新设计一个能够通过“气候控制”为其公民提供呼吸空间的国家的民族中，荷兰是最先进的。你们是多么幸运啊，你们这些低地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公众意识到生态危机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生态危机，而这至少有一千年的时间了；你们一直都知道，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门是负责堤坝、水坝、水泵和磨坊、洪水和河道的部门，而且在对随时可能发起暴动和破坏的人民的治理，和对随时可能泛滥并蹂躏整个联邦的海洋和河流的治理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在所有这些政治生态学的问题上，荷兰人肯定是非常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的：你们骨子里就十分确定地知道，一个失败的国家就是一块被淹没的土地和一个消失的国家。好政府和坏政府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被洛伦泽蒂（Lorenzetti）在锡耶纳市政厅的壁画描绘得如此壮丽——对荷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隐喻的问题，而确实是字面意思。以事为本的民主，对你们来说，也是传说中的那个小男孩为了确保决堤不会发生而抵在堤坝上的小拇指......由于你们的脆弱和抵抗（而你们乃是它们的封印、象征和保障），在全新的和古老的意义上，陛下不也是人造周围世界的女王吗？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国家不会消失。
TV Text Image (DREAM NATION), ca. 1989重新发现国家是掌管整个周围世界的东西，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我们最终可能会放弃在一种有限的组织——国家——和它的“完全理性”的替代物——市场——之间进行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从21世纪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为寻找国家的替代方案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似乎就像低地国家在黄金时代对圣礼作用的讨论一样遥远。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争论竟然能作为一种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持续这么久，现在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明显，即除了国家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但条件是重新发现国家的实事求是的认知设备。问题是，如果我们想重新发现国家，就必须找到国家能够收集什么样的知识。对于这种对科学和国家的认知功能的探索，我们将其命名为“政治认识论”。这个想法很简单：我们对知识获取工具的观念的每一次改变，一定会在我们对作出设想和预见的国家所具有的期待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反之亦然，每一次对集体行动局限性的探究，都必须对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得到的期待有所启发。这就是约翰·杜威和他的朋友瓦尔特·李普曼对我们今天重新发现自由国家的重要意义所在。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意味着国家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僵化对立（怎么会有人说 “市场”只是由精心设计的脆弱组织组成的复杂捆绑物）？这不是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而是在其他组织之上的复数组织（国家本身当然不是单一的代理人）。真正的自由主义在于从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进行思考的国家需要它的右半球和它的左半球......我们面对的是各种组织模式，部分是可见的（即可清点的），部分是不可见的（即不可清点的）。重新发现国家意味着完全用另一个问题取代组织模式之间的过时争论，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代理人无法预见自己的行动对其他代理人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可清点（accountable）对于行动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个“清点”一词的全部含义：清点是一种智能技术，它使国家的集体眼睛可以看到它对任何事态的设想。为什么这种组织模式如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书《国家的视角》中所精彩展示的那样常常失败？出于一个法国人众所周知的原因：因为“共同的善”、“公共利益”不应该通过实验性的、详细清点的调查程序产生。“公共的”、“共同的”、“无私的”本质上是完全不同于“私人的”、“商业的”、“自私的”、“有利益的”。有些人声称，因为他们要调查那些账目，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实证工作来调查他们做出的补救措施的后果。相反，约翰•杜威的伟大见解是，没有什么比发现公众问题之所是更复杂、更容易犯错、更需要具体而不断更新的调查了。我引用一下他的话：“对结果的观察至少和对自然物体的感知一样容易受到错误和错觉的影响。”在这句话中，重要的是“后果”这个词。出于一个同研究的质量或计划的精确度无关，而与行动的本质有关的原因，无论我们计划了什么，总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后果。你永远不会事先知道，然后再采取行动。你是先试探性地采取行动，然后开始知道一些，然后再继续尝试。正是这种在黑暗中摸索的感觉，让人难以描绘，尤其是当它是由数百万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摸索的时候。破坏任何求统治的国家意图的东西，不是制度本身的必然性，而是它设计其认知能力、认识论和知识获取理论的具体方式。用李普曼的话来说，人们不允许国家以一种它可以学到的方式恰当地思考什么构成了共同利益。用这个比喻来说，国家元首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现实的获取知识的工具。他们被描绘成要么全盘皆知，要么完全愚蠢。政治认识论在社会工程和（在其失败之后才有的）廉价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人们未曾从“分散式的认知”中吸取过教训。另一方面，实验性机制的成倍增加，一直是那些被错误地当作为国家的浪费性愚蠢行为提供理性替代品（即市场）的东西的专长。当然，市场机制中没有什么特别理性的东西，但有趣的是，界定公共利益的主张中缺乏的恰恰是装置本身。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及其同事为此将其称为“计算装置”。在计算底线的过程中，最伟大的不是它们著名的理性，而是让角色、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变得可计算，因此部分可清点的简单效果。设想一种宏观理性（macro-rationality）可以覆盖整个地球，并计算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理性结果，这是一种纯粹的愚蠢（无论是出自“看得见的手”的支持者，即支持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人，还是来自“看不见的手”的鼓吹者，即鼓吹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的人，这都是荒唐和犯罪），但如果想象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装置的情况下让我们对公共利益的考察变得可以清点，那就更加愚蠢了。自由主义的或实用主义的国家都没有参与“限制国家”的荒诞尝试——国家没有事先知道的可预测的限度，因为公众总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能够让自己免遭计算装置被剥夺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我们需要工具和装置，为的是计算商品，而非共同利益的分配；我们需要底线和清算，为的是财富分配，而非共同利益的分配，设想这些是有多么难以置信？追求共和国，追求公共的东西，这些做法在设备、探究、考察方面可以不计成本？！但是，自由主义国家不只是挣脱了没有任何计算设备的看得见的手这个观念的国家，它也是挣脱了计算可以取代政治这一同样愚蠢观念的国家。这是事情的关键，是深藏于国家VS市场的过时争论背后的东西。清点有助于在t时刻呈现事态，而非有助于决定在t+1时刻要做的事情，也非有助于预测未来。计算装置无法替代政治决断（如果决断是个好词的话）。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著作中所考察过的许多灾难都是由地图和地区之间的混淆造成的——给我地图，我就能重塑地区！
Dimitra Lazaridou
Cyberpunk Aesthetic of a Credible Dystopia, 2000
国家领导部门的思考，总是在两种同样不可能的政治认识论之间摇摆：首先是我前面提到的、被李普曼大加嘲讽的那一种，即你可以一劳永逸地知道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区别，而无需询问；但第二种是同样怪异的认知概念，即一旦你有了计算设备，你就可以简单地自动计算出最优方案......这种自动计算的想法不仅在应用于政治时是错误的，而且在数学史上也是错误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它让我们回到了柏拉图的几何学思想及其在政治上的相当反常的应用）。在一种情况下，国家领导部门是一个被剥夺了任何经验知识的万事通；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声称要用“单纯的计算”来代替审时度势的白痴。在这两种情况中，政治都会消失。在一种情况下，当人民怀疑国家的智慧时，国家会说“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为我代表公共利益”（这很傻，因为事实上它没有任何种类的代议工具）；在另一种情况下，当人民怀疑它的计算结果时，它则回答说“没人计算过，对底层生活造成的结果是最优解”（这同样是愚蠢的，因为就在你需要接受真正艰难的政治责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负责任）。真正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是当你从两种命令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个来自“国家说”（但没有人知道），一个是“市场说”（但没有东西可被清点）。可清点的，另一方面，恰恰是指：能给人一个交代（account），并对你由此得出的结论负责。没有计算装置，政治就是空无一物的；但限于计算，政治就被掏空了。总结一下，可以说，国家从来就不被允许像国家那样思考，而总是像得了中风那样，只剩下半边大脑能思考。由于这个原因，它总是需要由某种科学充当摄政王或导师。这就是为什么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国家是如此不同于现代主义国家。尽管后者也相信科学，但存在着这个关键的区别，它相信的科学是整体科学中的一门，这科学声称要取代渐成的共同利益。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控制论、系统论，一切都试图用另一种思维取代自己原有的思维，而这一新思维去除了它在政治层面上像国家一样思考的重担......实用主义把国家的认知能力不是与大写的科学联系在一起，而是与研究（Research）联系在一起——而且，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深知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专业知识（Expertise）和研究是两极对立的。与此相反，实用主义希望国家最终能成熟起来，并为它提供关于要学习、要思考、要清点、要判定之物的可信版本。实用主义者指明了方向：你需要设备，也就是计算装置（市场组织发明了这么多的计算装置，这很好），没有这些设备，就无法探寻公众的问题。但是，在公共被构成的关键时刻，你也不能逃避让它们变得可清点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在我看来，这被错误地理解为计算的自动化）都帮不到你。换句话说，整体必须被描述、被组合、被构成，而不是被计算。这就是我认为单纯的治理（组织问题）和政治（构成问题）之间应该有的区别。那些认为治理将取代政治的人，是自由国家的敌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政治。
Fabrice Monteiro
Père de la Nation, 2016
现在，这一情况比实用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的全盛时期要更加关键：正如我前面所说，“整体”现在已经具有了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预料到的意义，整体也就是周围世界本身，即对我们生命的包膜进行的“气候控制”。这将是一场重大的灾难，如果国家在周围世界得到政治表达的时候陷入崩溃的话（我想提醒大家，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仅颁给了阿尔·戈尔，还颁给了国际植物保护联盟，该机构负责探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是科学和外交的“混合论坛”，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混合型权威的话）。但是，如果由于生态危机，另一门科学主宰了国家（这次是生态学），并声称它再次知道如何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计算共同利益（即自然利益），这将同样是灾难性的。这一次，无可争议的自然法则将希望政治消失，就像前阶段市场法则声称自己要使国家过时一样。生态学将摧毁经济学没有完全抹杀的东西，它是这样一种任务：组成共同利益，并使那些起构成作用的东西变得可清点。使我们国家的认知能力成为实验性的（或实用性的）如今更加重要了，因为就连以前的自然也纳入了我们公共事物的范围。说得再直白一点，政治永远是瞎子带瞎子。提醒你们这一点，可能是庆祝你们智库周年纪念日的一种奇怪而略显恶劣的方式，但我感觉你们并不相信自己能为政府提供柏拉图自称拥有的那种知识，那是一种先见之明（foresight）。今天的认知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了。在黑暗中集体摸索，通过多种渠道的反馈和传感器，更多的是反映了实用主义国家今天可能获取知识的方式，即了解什么是公众及其问题。这当然意味着一系列生动且多样的社会-自然科学，一种新型数据工具，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未来政治的核心机构，也就是整体在其中得以构成，而非只是得到计算的多种站点。我许多年前用隐喻提到的东西（但这是国际植物保护联盟获得诺奖之前了！），也就是“万物议会”，如今恰恰是这样一个站点：在其中，定义我们一同形成的这个“我们”，这个任务是不可剥夺的，它是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失去整体的政治，这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一次不是因为生态危机，而是因为“全球化者”声称已经肯定知道什么是整体——他们借此通常指的是关于普遍价值应该是什么的片面观念。在欧洲的每个国家里，当然也包括法国和荷兰，对政治、市场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坏印象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我们已经被“国家抛弃”，这一次，国家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东西，它必须能够为我们提供可呼吸的、具有保护性的包膜（我们再一次使用斯洛特迪克的话）。尖叫声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被国家抛弃了，我们不再受到保护。”如何能怀疑那些这样发出尖叫的人是对的？那些大谈全球化，大谈向世界开放，大谈承担风险，大谈放弃国家主义和民族这样的避风港的人总是些明目张胆的伪君子，他们用金色的降落伞和殷实的股票期权储备来保护自己不受任何危险，而在这些保护措施上面写着的是“永远不要冒险”。全球化的支持者对“整体世界”之所是持有非常狭隘的观点，他们为此所写的完全不是全球化的东西，而是大量的全球化愚蠢。一个无法起到保护作用的国家不再是合法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国家是什么，知道国家应当构成的保护性包膜是怎么样的。它只意味着，替代性选择绝不在原始民族主义对土地的迷恋和全球帝国的“疾风”之间。在这里，“国家也必须被重新发现”。总之，我敢说，未来政治的名称显然是“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性政治（即文化多样性和国际性），而且还是一种宇宙政治，即对人和物的“良好处置”。荷兰人总已经是实用主义者和宇宙政治正确的（而非政治正确），因为他们有大量机会从土地（字面意义上的土地）开始建造他们的国家，首先是通过水务局（Waterschappen），然后是通过水务部门，即“国家水利局”（Rijkswaterstaat），其措施是把海水和盐分抽走。荷兰人不会对国家职责的突然扩张感到惊讶，它如今囊括了日常的自然事物，还有其人满为患的多元文化城市。当海水淹没你们的房子，而狂热的暴徒威胁你们的议员的时候，你们就会获得关于政治生活的真实景象......我希望自己是荷兰人，我不仅仅想成为至高无上的女王的臣民，我还想在“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中交到朋友......柏拉图会嫉妒这个智库的，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它应该将其政治认识论从柏拉图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P-133-LA%20HAYE-QUE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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