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顶皇冠，那么阿多诺就是皇冠上的那一颗明珠。自2001年起，“星丛”读书会的创建者便一直从事着对阿多诺的译介，近年来这项长期的工作也带动了院外星丛的共同翻译。正值阿多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本次重推的节译选自阿多诺的《没落后的斯宾格勒》，这一批判既与历史哲学有关，也与知识分子的伦理有关。阿多诺对斯宾格勒，也就是所谓“西方的没落”的批判要点，基本上都能从以下的这些片断集合中体现出来。某种意义上，这一批判借此对象重复地演绎了阿多诺针对文化批评的批判，而不止于西方与没落的字面意义，更是聚焦于对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的历史条件，以及对当下状况中的转化与断裂的双重批判。在阿多诺看来，斯宾格勒关于历史的整个图景都是由统治的理想来测定的，由此人们应该识别的恰恰是文化自身的野蛮因素。进而这一双重的批判带来的是双重的挑战，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唯一有机会在斯宾格勒式的判定中幸存下来的，就是那些既挑战野蛮主义的现实，又挑战文化这一观念本身的人。院外之后将陆续刊载全文的翻译以及其他的经典文本，作为批判理论系列的一个子系列。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没落后的斯宾格勒｜Spengler after the Decline 他与掌权者感同身受，他关于历史的整个图景都是由统治的理想来测定的。他与这种理想的亲近性使得他在任何时候只要出现统治的可能性都能深刻洞察到，然而一旦有超出先前所有作为统治之史的历史冲力，这种亲近性就会出于憎恨蒙蔽他的眼睛。（61）
2 - 斯宾格勒除了事实什么也看不见。的确，如果一个人想惋惜，事实确实可以引发惋惜。然而事实并不必然引发他巨大的关切，只要他与历史必然性合谋，只要他的（历史）相面术（physiognomies）是站在更强势的那边。（61）
3 - 任何人，只要他把所有现象缩减为“那在以前都发生过”的这个公式，他就在实施一种范畴的专制，这种范畴上的专制与政治上的专制非常亲近。斯宾格勒热衷于此。他把历史削足适履，让历史合乎他的主导蓝图，就像希特勒让少数派从一个国家转轨到另一个国家。（61）
4 - 最终，一切都被照顾到了。什么也没丢下，所有的抵抗——所有那些正因为不能被掌握才存在的抵抗——被清洗一空。（62）
5 - 斯宾格勒（干的事）比受制于细节的单一学科要高级，但同时，因其极为宽泛他也比单一学科要低级。他涉猎如此之广，因为从未诚实地坚持概念的辩证并追踪特殊的细节。相反，他通过系统性的组合（图式）绕开这些，利用“事实”在意识形态上压服思想，从不承认对“事实”的使用并非仅仅是与之协调的初始一瞥。（62）
6 - 斯宾格勒把单一学科从头到脚检视一番，像在准备清仓大甩卖。……《西方的没落》如同百货商店，在那里，知识分子代理人贩卖着他从要倒闭的文化商店半价购得的干巴巴的残羹冷炙。他的做法暴露了德国中产阶级学者的怨恨，他们想最终能从自己的学识上赚得一笔，然后投资到经济上最有希望一支——那在当时就是重工业。斯宾格勒洞察到极权主义势力上台之阴影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无望境遇，这促使他成为了变节者。（63）
7 - 毫无疑问，他的哲学确实攻击了世界，但是这和世界在现实的每一天遭受的攻击是同一种攻击。……形而上学者常常仅仅是更具远见，或者更少采取胆怯的实证主义方法的人。斯宾格勒果真如他和他的论敌所说的是个形而上学家吗？如果形而上学家仅仅是指坚持停留在形式主义层面，把概念化过程放在优先的位置，粗糙地、非理性地支持自己认识论中的诸多概念，那么他是个形而上学家。然而，一旦检视他这些概念的实质，就能从中发现实证主义的急需之物，尤其是，对“事实”的狂热崇拜。斯宾格勒从未放弃一个机会贬低真理，不管这真理可能是什么；他也从未放弃一个机会推崇那些仅仅是“事实如此，别无他物”的东西，那些仅仅需要登记在案并且接受的东西。(63)
8 - 某些存在着的、拥有权力的、让自己不朽的东西，却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念头从未在他脑海出现过。……当他听见无能的时候，他克服了愤怒，所有他能说出的反对这种无能的话不过是：它无能，并且永远无能。黑格尔的理论“存在即合理”在他这里降格为一幅讽刺画。斯宾格勒保留了黑格尔对革命者的批判，以及与“一个富有意义的现实”这种观念相联系的悲情（pathos），然而通过在赤裸裸的统治范畴下思考，他否定了现实中任何对意义和理性提出的要求，而这恰恰是黑格尔式的悲情唯一可能的基础。（65）
对于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人而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多半是虚假的许诺。他们的发言人不是直接追问人性、自由、正义，而是宣称布尔乔亚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些理念。（65）
10 - 他极少发问：现存的秩序如何经由那些恰恰不得不承受改变之全部冲击的人来改变。他们继续正面接受大众和文化这类概念，甚至没有一个人怀疑其中有辩证的关系，或者质疑这种特殊的范畴。他们没有发现，大众正是目前这个社会阶段的产物，在产出大众的同时，文化转变为一种严格控制的系统。(66)
11 - （斯宾格勒的）这类预言隐含了操控，消除了人的自发性。……斯宾格勒说有必要尽可能算出历史的未知。然而人类的未知恰恰因为不能被算出才叫做未知。历史不是等式，不是分析判断。……他更像算命先生，而不是预言家。小资在他庞大而有害的算命里面欢庆着自己的知识分子代理人的胜利。(66)
12 - （在他那里）历史变成了第二自然，就像植物生命一样盲目、封闭和宿命。然而能够称之为人类自由的东西，恰恰只能在人努力冲破自然之束缚的过程中形成。…… 自由，唯有通过存在者的抗争才能发展；如果自由被假定为抽象的，生灵被提升为控制性的律则，那么律则自身将仅仅成为存在物的牺牲品。(69)
13 -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并不展现自身；文化出现在人努力寻求再生产自己的方法的过程中。因此文化包含了对盲目必然性的抵抗因素——包含了一种在知识基础上自我决断的意志。斯宾格勒断绝了文化与人类生存驱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他而言，文化变成一场游戏，在这游戏中心灵只与自身作伴。（69）
14 - 想要摆脱斯宾格勒式的迷人的形态学（morphology）循环，单单谴责野蛮主义和依赖文化的健康是不足够的。看着人们对文化如此充满喜悦的信任，斯宾格勒要笑死了。我们应该识别的恰恰是文化自身的野蛮因素。唯一有机会在斯宾格勒式的判定中幸存下来的，就是那些既挑战野蛮主义的现实，又挑战文化这一观念本身的人。(72)
15 - 斯宾格勒所说的类植物的文化心灵，活生生的“形式生命”，由象征构成的无意识的古代世界，这些东西的表现力让他迷醉——事实上所有这些指涉一个自以为了不得的生命的种种符号，无论什么时候从现实中冒出来都是厄运的先兆。因为它们都证明了文化施加在人身上的强制与牺牲。(72)
16 - 在由残忍的和受压迫的生命构成的世界里，一种潜在的更好的生命，通过宣称放弃对这一世界及其文化——它的粗陋与崇高——的效忠，把堕落作为他们的庇护所。弱者，那个在斯宾格勒的控制中被历史抛弃和废除的人，是居于这一文化否定性中的否定性体现，他虽然微弱，却有希望突破文化的专制，终结前-历史的可怖状态。不任凭命运和权力说了算，这唯一的希望就在他们的抗争中。能够抵御西方没落的，不是一个起死复生的文化，而是默默蕴藏在那幅没落图景中的乌托邦。(72)文章来源｜节译自Adorno. "Spengler after the Decline". from PRISMS. the MIT Press, 1981, p53-72
本文是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文化批评与社会》中的首篇。被广为转述的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就出自于此。但是要在历史的语境中，在文章的上下文中，而不能孤立的去理解这句话。这个文本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批判了文化和文化批评，作者指出文化批评和它所批判的文化实际是共谋的，这是一种功能化的批判，因而文化与文化批评都成了拜物教乃至神话。第二部分讲了文化批评的辩证法，从康德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概念出发，批判了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或者准确的讲是超越批判）。第三部分则谈到文化批评的方法论，内在式沉思恐会产生一种既为自身又为现实立法的“自足的精神”的幻象；超越式沉思的危险则在于它遗忘了不可或缺的“概念化”的努力，遗忘了内容本身，代之以贴上早就拟好的标签、僵化的攻击之词和上级的命令。而文化的辩证批判既参与文化，又不参与文化。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文化？
这门课主要研读阿多诺，还有上世纪关于美学与政治的两次比较重要的争论。有一次是阿多诺是重要的参与者，有一次是重要的评述人。所以讲美学与政治，不读阿多诺就没有办法来讲。但是讲阿多诺又很难，因为翻译非常难，如果不是理解透了阿多诺的思想的话是很难翻译的。本文基于作者2015年10月28日于中国美院进行的“美学与政治”七讲导读课中的第一讲整理而成。
精编｜上｜1825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开始了它的生理周期，至此它成熟了。它其实是常态，但马克思认为是病态。我们现在知道这被称作“新常态”。
精编｜下｜既不要崇拜精神也不要憎恨精神，文化的辩证批判既参与文化，又不参与文化。这里讲的崇拜精神就是内在批判，憎恨精神就是外在批判。
生产者的对峙
剧场之于格罗皮乌斯
通过对剧场这一典例的历史性的连接与重构，格罗皮乌斯践行着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之理念，也正因为此，剧场之于格罗皮乌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着非凡的时代意义。本文包含了三段内容，首先是格罗皮乌斯所写的《包豪斯舞台／剧场》1961年英译本序的节选，此外由BAU学社编译了总体剧场这一未实现方案发展过程的简要年表，最后是在2013年根据这一过程转换为剧场展示的一件影像作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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