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的辩证法｜文化批评与社会（中）｜阿多诺
编者按｜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极具争议的名言出处是1955年出版的《棱镜：文化批评与社会》这个文集中打头的第一篇——《文化批评与社会》。然而我们理解一句话，一定要在历史语境及其上下文中去理解，而不能孤立的理解。这个文本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文化和文化批判的批判，第二个部分讲的是文化批评的辩证法，第三个大的部分提出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在本次推送的这个部分，从康德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概念出发，批判了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或者准确的讲是超越批判）。我们可以暂且先从字面上理解为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他在这个文本中提出要用“辩证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由批判引向方法论的文本。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文化批评与社会（中）｜1955
本文5500字以内｜接上期
然而文化批评的最高拜物教在于“如此这般的文化”的观念。因为就其本意而言，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真正的哲学的意义都不仅仅局限于它单独存在时的意义，即它的“自在的存在”的意义。它们总是处在和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的关系之中，并与该过程区分开来。它们拒斥生活“盲目而无情地自我复制”这一罪过，而坚持与通行的目的王国分离的独立自主性，这就意味着——至少是作为无意识的要素——承诺了自由得以实现的条件。只要文化仍然依赖于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现实而存在，归根结底仍然依赖于对他人的劳动的控制而存在，那么这就始终是文化的雄辩的承诺。整个范围的欧洲文化——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文化，包括今天由经理人和心理技术专家为所有人定制的文化——都沦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这源于和物质实践有关的文化功能的改变：文化放弃了干预。这并非文化的“原罪”，而是历史强加给文化的改变。因为资产阶级文化只有在退回自身的过程中，只有间接地，才能设想一种摆脱了践踏一切生存领域的极权主义混乱的纯洁性。只有从走向了反面的实践中撤退，从同一物的越来越多的生产中退回来，从为了操控消费者而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中退回来——也就是说，只有从“人”那里退回来，文化才能效忠于“人”。可是，关注完全是人自身的内容（最佳的个例是保尔·瓦莱里的诗歌和理论）同时就导致了内容的贫乏。精神不再关注现实，其意义就改变了，即使它保留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意义。精神在生活的事实面前退却，将自身孤立为一个单独的“领域”，从而就为现存秩序作伥，从而在现存秩序中获取一席之地。文化的阉割向来令哲学家愤怒：从卢梭的时代、席勒的《强盗》的“泼墨时代”到尼采的时代，直至今天“为介入而介入”的宣传家。这是文化自觉地成为文化的结果，反过来又使得文化处于和不断增长的“经济霸权的野蛮主义”的严厉而持久的对峙之中。所谓“文化的衰败”其实是它想要成为纯粹的自我意识。只有被中立化、被物化，文化才能被膜拜。拜物教引向了神话学。一般说来，文化批评家膜拜偶像，从古代的偶像到自由主义时代那可疑的“余温”——让人想到衰败了的文化的“起源”。文化批评家拒绝将物质生产机构中的各方面的意识加以不断的整合。但是正因为他们看不破这个结构，所以他们只能转向古代，迷恋于“直接性的承诺”。这是他们自身的活动所必需的，而不仅仅是受到某种秩序的影响——这一秩序自认为应当用反对“去人化”和“进步”的呐喊来淹没它在“去人化”方面的进步。精神从物质生产中的脱离既提高了它的尊严，又使它成了弥漫于实践之中的普通意识的替罪羊。这个意义上的启蒙——不是作为实际统治之工具的启蒙——是负责任的：这就是文化批评中的非理性主义。一旦把精神从它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辩证法之中抽离出来，它便不容分说地、一往直前地将精神把握为命运的法则，从而就削弱了精神自身的抵抗。文化批评家看不到的是：生活的物化不是因为启蒙太多，而是因为启蒙太少；他们看不到人的残肢化虽然是特殊的理性化的产物，却是总体的非理性状况的标志。消灭这种非理性状况——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相一致——在盲目的文化批评家看来只意味着混乱：凡是赞颂这一秩序和形式的人必定会在石化的分工中看到永恒的原型。对文化批评家来说，“致命的社会碎片化将会在某一天终结”这种观点真是一种要命的命运。他宁可一切都毁灭，也不愿意人类消灭物化。这种恐惧也符合那些热衷于否定物质要求的人的利益。一旦文化批评家开始抱怨“唯物主义”，就加深了“人欲是罪”的信念，仿佛有罪的是人对消费品的欲望而不是阻止人获取消费品的那个总体组织一样。换言之，在文化批评家眼中，有罪的是满足而不是饥饿。文化批评家认为文化野蛮主义是精神太发达的结果，而不是落后的社会状况造成的；但是，倘若人类占有了物质财富，就会挣脱文化野蛮主义的锁链。文化批评家的“永恒价值”过于偏爱反映永恒的灾难了。文化批评之所以兴盛，乃是文化的这种神话般的执迷不悟使然。
话说回来，不管文化批评的内容如何，它的存在都取决于经济制度，因此它就与体制共命运。包含休闲在内的全部生活过程越是彻底地受到现代社会秩序（尤其是在东方）的统治，精神现象就越是携带者秩序的烙印。要么它们作为娱乐和教化直接效力于体制的永恒化，并且由于其被社会预先规定好的特征而被当做体系的表征来享用。它们很亲切，打上了“好管家”的认证徽章，献媚于一种退化的意识，表现得“很自然”，让人认同那个“粉碎了一切只留下虚情假意”的权力。要么它们就与众不同，成为可购买的稀罕物。在整个自由主义时代，文化都陷入了商业领域。这一领域的逐渐萎缩使得文化“躁动不安”。随着精心设计的工业流通体系消灭了商业及其不合理的漏洞，文化的商品化就达到了荒谬的顶点。文化被彻底征服了，被全面管理了，在某种意义上被彻底“繁荣”了，文化就灭绝了。斯宾格勒揭露说，只要精神和金钱联手就总是对的。可是他偏好直接的统治，所以他倡导的生存结构既清除了经济又清除了一切的精神中介。他满怀敌意地将精神连同实际上已经过时的那种经济类型一道扔掉了。斯宾格勒不理解的东西是，尽管精神是那一经济类型的产物，但是它毕竟也意味着克服经济的客观可能性。活跃于市场流通、交往和协商中的文化并不等同于为了个人生存而进行的直接斗争，它一方面跟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密切相关，其代表人物是以“中介”为营生的“第三人称”那类人，但另一方面，文化又在经济上再生产着自身，按照分类规则，它也是社会的必需品，最终文化将返回它的起点：仅仅是交往。文化和人类事务的异化终结于它对“人性”的绝对驯服——那个“人性”被供应商的魔咒变形为“主顾”。以消费者的名义，操控者将文化里头一切能让它超越现存社会的总体内在性的东西都压抑了下去，并且只容许那些效命于社会的不容置疑的目标的东西存在。因此“消费者文化”可以自吹自擂说它并非奢侈，而是生产的延伸。操控大众的政治口号一致将委员会不爱看到的所有文化诬蔑为“奢侈”、“势利”、“曲高和寡”。只有当现存秩序成为万物的尺度时，它在意识领域的复制才会成为真理。文化批评指向了这一点，并且诟病其“肤浅”和“无内容”。但是这样的批评仅仅关注文化和商业的瓜葛，因此它同样是肤浅的。它采取的路线跟那些以“生产性资本”反对“掠夺性资本”的反动的社会批评家是一样的。事实上，所有的文化都分有了社会的罪。它只能用已经遍布于生产领域的“不正义”来维系自己的生存，而生产领域的不正义丝毫不比商业流通领域少（参见《启蒙的辩证法》）。于是文化批评包庇了罪行：只要这种批评仍然仅仅是对意识形态的批评，那么它就始终是意识形态。两种极权主义政体——为了保护现状，它们都在鸡蛋里挑骨头，在最驯服的文化中搜查最后一丝丝不驯服的残余——最终能够宣判文化及其驯服的内在性是有罪的。它们压抑了早已怒不可遏的精神，并自诩为道德纯化者和革命者。文化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束缚了它的真理——其真理居于它对意识形态的反对之中。反对蒙骗的斗争转而为赤裸裸的恐怖服务。“当我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会摸我的枪。”希特勒的帝国文化部的发言人如是说。
然而，文化批评只能尖锐地指责文化的自我娼妓化，指责它的堕落违背了精神的纯粹和自主：这是因为文化起源于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决裂。原罪就在这一决裂中，而文化从这一决裂中汲取力量。如果文化仅仅否定这种决裂并假装一种和谐统一，那么它就从它的观念那里大踏步后退了。处在绝对精神之幻象中的“精神”唯有彻底脱离存在本身，才能真正凭借其否定性来定义存在。只有精神还有哪怕一丁点儿参与了生活的再生产，它就是它自己的忠顺奴仆。雅典人的反市侩态度既是无需弄脏双手的人对养活他的劳动者的最傲慢的蔑视，也保留了一种打破所有劳动的限制的生存图景。这种反市侩态度的坏良心将受苦受累的人设想为“卑贱的人”，但与此同时也就指控了他们忍受的东西：将人压制在现行的生活再生产方式之中。所有“纯粹的文化”都始终是让权力的代言人感到的不安的来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知道他们为何不允许这样的观念产生。相反，在质疑艺术的价值时，他们倡导一种实用主义，而这是跟两位形而上学大家的性情大异其趣的。好生奇怪，不是吗？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批评家当然过于审慎了，所以他们不能公开追随两位大师，可这些批评家偷偷找到了一种不安的源泉：就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中、艺术和娱乐的对立中、知识和不受约束的“世界观”的对立中。无产阶级比奴隶危险几分，资产阶级批评家就比雅典的上层阶级高出几分。现代的“纯粹的文化”、“自主的文化”等等观念表明了对抗已经不可调和。这既是对“为他的存在”的毫不妥协的反抗造成的，也是一种自夸为“自在之物”的意识形态傲慢所致。
文化批评同它的对象一样盲目。它不能认识到自己产生的缺陷，在体脑分工中产生的弱点。任何与社会的概念（人的社会）相矛盾的社会都不能充分认识到自身。为了阻断这一意识，无需将主观的意识形态陈列出来，尽管在历史的革命时刻它倾向于为客观的盲目性效劳。相反，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各种压抑形式乃是社会的存在所需要的，而社会（不论它多么荒谬）也确实在现有条件下再生产了社会生活，客观上制造了社会合法性的表象。作为对抗性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缩影，文化同文化批评（用文化来反对文化自身的理念）一样无法摆脱这一表象。在非理性和客观的虚假性隐藏在理性和客观必然性背后的这个历史阶段，表象成为总体。尽管如此，由于对抗的现实力量，它在意识领域再度确证了自身。既然文化肯定了对抗性社会中的和谐原则的正当性，那么不论它是不是为了夸赞那个社会，它都不可避免地用和谐观念本身质疑了社会，并且被混乱失序所绊倒。在理念的驱动下，肯定生活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对生活的反抗。精神发现了现实在各个方面都不像自己，反而屈服于一种无意识的、宿命的动力学，于是精神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超出了辩护的范畴。理论一掌握人就变成现实的力量，其根据就在精神本身的客观性之中——虽然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一定会消灭对意识形态的信仰。精神受到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不相容性的驱策，便在表现其盲目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它把自己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努力。解脱了魔法的精神觉察到了“赤裸裸的现实”的赤裸裸，并将其移送给批评发落。精神要么就诅咒物质基础——这倒是跟它那可疑的“纯粹的原则”的标准相吻合；要么就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与基础不相容。作为社会动力学的结果，文化成了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一方面将文化现有的显现形式作为纯粹的商品和野蛮化的手段而加以消灭，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文化的理念。这种批评意识仍然对文化过于恭顺谄媚，只要它对文化的关切偏离了真正的恐怖。由此产生了社会理论对文化批评的双重态度。文化批评这种方式本身是永恒的批评对象，无论它的一般前提（它内在于现存社会）还是它的具体判断都是批评的对象。因为文化批评的谄媚只能通过它的具体内容来揭示，只有这样才能在总体上把握文化批评。与此同时，不愿屈从“经济主义”（认为改变世界取决于生产的增长）的辩证理论必须吸收文化批评，其真理就包含着让非真理的东西意识到自身。对文化这种“附带现象”不感兴趣的辩证理论助长了伪文化的蔓延，参与了恶魔的复制。文化传统主义和新俄国专制者的恐怖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都肯定文化是一个不可见的总体，同时又禁止一切非定制的意识形式。它们既是意识形态，又是文化批评：当它审判所有魂不附体的文化时，或者要求文化的所谓“否定性”为现实的灾难负责时。把文化当做一个总体接受下来，就是要夺走作为其真理的酵素——否定。对文化的欣然占有是跟战地音乐和战场绘画相一致的。辩证法不同于文化批评之处就在于它将文化批评提升到扬弃“文化”这一观念本身的高度，也就是既否定文化的观念又实现了这一观念。
可以认为，对文化的内在式批评忽视了最关键的东西：意识形态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假设某种类似于“文化的独立逻辑”之类的东西，就是跟文化的本质（意识形态的虚假前提）串通一气。按照这一理论，文化的本质不在文化之中，而在它同某个外部的东西（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关系之中。就像马克思评论法律和政治制度时说的那样，文化既不能“从它自身来理解……也不能用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这一理论做出结论说，谁要是忽视了这一点，谁就把意识形态当成了最基本的东西，因此就加固了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辩证地看问题，文化批评并不一定要以文化的标准为前提。文化批评保持了它对文化的流动性，因为它认识到文化在总体中的位置。没有这样的自由，没有超越了文化内在性的这种认识，就连内在式批评本身都是无法设想的：对象的自发运动只能跟着某个没有被它完全吞没的人走。而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求本身屈从于一种历史的动力学。提出这样的批评，原本是为了对抗唯心主义——一种反映了文化的拜物教化的哲学形式。可是今天“用存在来定义意识”已经成为遣散一切“不符合存在的意识”的手段。真理的客观性——没有了它，辩证法就是不可想象的——被调了包，狡诈地用粗鄙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替代了它，也就是说，最终被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所替代。资产阶级时代盛行的理论是意识形态，与之对抗的实践处于直接的矛盾中。今天，理论几乎不能存在，意识形态发出的正是不可阻挡的实践的机器轰鸣。再也无法设想哪一种观点不曾欢欣鼓舞地包含了对其受益人是谁的公开说明——而那曾经是论战试图揭露的东西。但是，非意识形态的思想决不允许自己堕落为“操作用语”，并且独自协助事物发出声音，不然的话，流行的语言就会堵住事物的嘴巴。既然如今所有的高级经济和政治委员会都一致同意改变世界是重要的，而解释世界是愚蠢无聊的事，那么就再也不能用《提纲》来反对费尔巴哈了。辩证法也包括行动和沉思的关系。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掠走了”（舍勒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并将其稀释为普遍的相对主义，那么这个时代的最大危险就不再是小看意识形态的功能了，而是以统一的、行政管理的方式来判断精神现象，并将其纳入（思想本应予以揭露的）“现行权力座架”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和其他的诸多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一样，从认识的工具蜕化为认识的紧箍咒。以“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名义，意识形态的一切用途都被控制了，而不是被批判了。只要意识形态有用，没有谁在乎它的具体内容。
文｜阿多诺 译｜阿莫
责编｜莲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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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充分认识并准确表达了虚假的东西，就已经标识出了正确的和更好的东西。
《论批判》一文最初是阿多诺1969年5月在南德意志电台的广播稿，同年6月发表于《时代》杂志。在德语中，Kritik一词兼有汉语的“批判”、“批评”二义，译者将本文标题译为《论批判》，而在文中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为“批评”或“批判”。《论批判》承接《顺从》阐明了阿多诺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动能，批判。本文梳理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民主政治的关键地位，及其在德国乃至世界公共领域受到压制的体制。阿多诺指出积极性与正能量是遮蔽批判的元凶，而批判才是思想的力量之源泉。
01｜资本主义其实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并没有真正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
02｜-“街上革命了吗？”-“革啦！”-“那我们上街去吧！”-“不，我要去听阿多诺的讲座。”
03｜……所以精神史、观念史是最大的骗局，你对生产方式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拜物教就变成神话学了。
04｜辩证法不同于文化批评之处就在于，它将文化批评提高到扬弃文化本身这一观念的高度。
本文基于作者2015年10月28日于中国美院进行的“美学与政治”七讲导读课中的第一讲“引子：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文化？”，分为四部分。美学与政治七讲讲稿及相关阿多诺原著文本也将会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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