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文化批评与社会》的最后一部分，在这个文本的前两部分中，阿多诺批判了文化和文化批评，并解读了文化批评的辩证法，这一部分则进行到了文化批评的方法论，从对“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超越式批评”）的分析，走向“辩证批评”。内在式沉思恐会产生一种既为自身又为现实立法的“自足的精神”的幻象；超越式沉思的危险则在于它遗忘了不可或缺的“概念化”的努力，遗忘了内容本身，代之以贴上早就拟好的标签、僵化的攻击之词和上级的命令。而文化的辩证批判既参与文化，又不参与文化。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不写诗问题更大，浸泡在虚假总体中，我们究竟还能如何写，如何说？这涉及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美学与政治》讲演录第二讲即将发出，敬请关注。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文化批评与社会（下）｜1955

本文5000字以内｜接中期

可以认为，对文化的内在式批评忽视了最关键的东西：意识形态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假设某种类似于“文化的独立逻辑”之类的东西，就是跟文化的本质（意识形态的虚假前提）串通一气。按照这一理论，文化的本质不在文化之中，而在它同某个外部的东西（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关系之中。就像马克思评论法律和政治制度时说的那样，文化既不能“从它自身来理解……也不能用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这一理论做出结论说，谁要是忽视了这一点，谁就把意识形态当成了最基本的东西，因此就加固了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辩证地看问题，文化批评并不一定要以文化的标准为前提。文化批评保持了它对文化的流动性，因为它认识到文化在总体中的位置。没有这样的自由，没有超越了文化内在性的这种认识，就连内在式批评本身都是无法设想的：对象的自发运动只能跟着某个没有被它完全吞没的人走。而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求本身屈从于一种历史的动力学。提出这样的批评，原本是为了对抗唯心主义——一种反映了文化的拜物教化的哲学形式。可是今天“用存在来定义意识”已经成为遣散一切“不符合存在的意识”的手段。真理的客观性——没有了它，辩证法就是不可想象的——被调了包，狡诈地用粗鄙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替代了它，也就是说，最终被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所替代。资产阶级时代盛行的理论是意识形态，与之对抗的实践处于直接的矛盾中。今天，理论几乎不能存在，意识形态发出的正是不可阻挡的实践的机器轰鸣。再也无法设想哪一种观点不曾欢欣鼓舞地包含了对其受益人是谁的公开说明——而那曾经是论战试图揭露的东西。但是，非意识形态的思想决不允许自己堕落为“操作用语”，并且独自协助事物发出声音，不然的话，流行的语言就会堵住事物的嘴巴。既然如今所有的高级经济和政治委员会都一致同意改变世界是重要的，而解释世界是愚蠢无聊的事，那么就再也不能用《提纲》来反对费尔巴哈了。辩证法也包括行动和沉思的关系。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掠走了”（舍勒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并将其稀释为普遍的相对主义，那么这个时代的最大危险就不再是小看意识形态的功能了，而是以统一的、行政管理的方式来判断精神现象，并将其纳入（思想本应予以揭露的）“现行权力座架”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和其他的诸多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一样，从认识的工具蜕化为认识的紧箍咒。以“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名义，意识形态的一切用途都被控制了，而不是被批判了。只要意识形态有用，没有谁在乎它的具体内容。

意识形态的功能变得越来越抽象。先前的文化批评家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如果这个世界把真正的教育变为特权，并束缚住意识，从而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对精神现象的真正体验之外，那么这些精神现象的具体内容也就相对说来没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填补被夺去的意识真空，将注意力从公开的秘密身上挪开。在这一社会效果的语境中，电影向其观众灌输的意识形态内容也就没有观众回家后对明星的名字和婚事的兴趣来得重要。将某个作家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另一个作家说成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自命不凡的说法就没有“娱乐消遣”之类的粗俗说法来得贴切。文化之所以是意识形态，不仅仅因为它是“客观精神的主观显现”之精华，更是因为它是私人生活领域。私人生活的虚假重要性和自主性掩盖了它仅仅是社会过程的跟从这一事实。生活把自己变形为物化的意识形态：一个死亡面具。因此批评的任务就不再是寻找文化现象为哪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而是要解码这些现象中表达的社会总体趋势，最有权力的利益是靠这一总体趋势来实现自身的。文化批评应当成为社会面相学。总体越是扔掉各种自发性的要素，越是被社会中介和过滤，“意识”就越是成为“文化”。物质生活过程除了作为谋生的手段，最终还将表明它自始至终（从它起源于交换关系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契约双方对彼此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反过来，意识同时又不断成为总体运作中的一个过渡要素。今天，意识形态就是作为表象的社会本身。尽管意识形态被总体——其后是特殊利益的统治——所中介了，但是不可简单地将意识形态还原为特殊利益。事实上，它的各个部分和中心之间是等距离的。

两个选项：其一，用意识形态这个一般的概念从外部来质疑文化这个总体，其二，用文化自身结晶而成的规范来诘难它。两者都是批判理论不可接受的。坚持在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二选一，就回到了黑格尔反对康德时已经批判过的传统逻辑。如黑格尔所言，将自身限定在对象的界限之内的任何方法终将超越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超越文化的立场是辩证法家提出来的，这一意识预先就屈从于精神领域的拜物教化。辩证法意味着对一切物化均毫不妥协。呼唤总体性的超越方法看似比内在方法更激进，但它是以可疑的总体为预设的。超越式批评家假定总体性是文化之外的一个支点，而意识可以将社会的盲目性投入到总体性（无论它多么巨大）的运动当中去。给总体性批评提供力量的是以下事实：随着物化的进展，也就是说，随着分工，总体性和整体的表象也发展起来了。但是，“彻底抛弃意识形态”（这在苏联已经成为犬儒主义恐怖的借口）采取的是一种禁止“客观主义”的形式，它给总体性以过多的荣誉。这种态度把文化从社会那里一古脑儿全盘收购进来，而不管文化意欲何为。如果意识形态的定义是“社会必需的表象”，那么今天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本身：社会的总体权力和不可避免性、它压倒一切的自在存在业已代理了被存在灭绝掉的那些意义。在现存社会的摇摆之外选择一种立场，这就像建构抽象的乌托邦一样虚幻。因此，对文化的超越式批评也就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批评一样，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自然性”概念，可这个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超越式的文化批评往往讲述着虚假逃离的语言，“自然之子”的语言。它蔑视精神及其劳动，认为那是人为的，只不过掩盖了“自然的”生活。由于这种所谓的无价值性，精神现象听凭自己为了统治的目的而被操控、被贬低。

这就解释了社会主义者对文化批评的贡献不足的问题：他们缺乏讨论的对象。他们希望把总体像海绵一样抹去，于是靠近了野蛮主义。他们不免越来越青睐原始的、未经分化的东西，无论它们与精神生产力的水平多么矛盾。全盘拒斥文化成了推广最粗野的、“最健康的”乃至压抑的东西的借口；首先就是固执地按照社会管理者的标准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永恒冲突取消了，为的是有利于社会。这不过是对文化的官方重述的第一步。竭力反对这一切的内在式批评则是更为辩证的。它严肃地采取了以下原则：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虚假的，它假就假在它假装自己与现实相符合。精神和艺术现象的内在式批评试图通过分析其形式和意义，以把握其客观理念与伪装之间的矛盾。它指出了作品的何种连贯性或不连贯性表达了存在的结构。这种批评不会止步于对客观精神之奴役的一般认识，而是试图把这一认识转化为对事物本身的更高认识。文化的否定性观点只有在揭示认识的真或假、思想的后果或软弱、结构的内在一致性或不一致性、谈话者的言之有物或空洞无物的时候才是有约束力的。如果它发现了不足之处，它并不急于将其归咎于个人及其心理学——那只是失败的正面而已——而是试图从对象的诸要素的不可调和性中推演出这些不足。它追随它的困境——任务的不可完成性——本身的逻辑。在这些矛盾中，批评认识到了社会本身的矛盾。在内在式批评看来，成功的作品不是用虚假的和谐来解决客观的矛盾，而是暴露这些纯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矛盾的最内在的结构，从而否定地表现了和谐的概念。判决这些佳作“只是意识形态”是毫无意义的。同时，内在式批评有证据证明精神总是中了魔咒的。精神单靠自己是不能解决它的工作所处的环境的矛盾的。对精神的失败的最彻底的反映也受限于它仍然不过是反映而已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它没有改变精神的失败所证实了的存在。因此，内在式批评无法在它自身的理念面前怡然自得。它取得的成就使得它不能相信只要完全沉浸于对象便可将精神彻底解放，它也没有幼稚到相信事物的逻辑能保证坚定不移地沉浸于对象（只要防止了对虚假总体的主观知识从外部干扰对象自身的决定）便可获得真理。今天的辩证法越是不能以黑格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同一为前提预设，就越是要留意要素的二元性。对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对精神在社会总体中的作用的认识，必须和理解对象的具体内容所要求的东西结合起来。因此，辩证法不允许任何逻辑上的严整性妨碍它从一个类属走向另一个类属的权利，妨碍它观察社会以解密对象的权利，妨碍它把对象不能兑现的支票提交给社会的权利。最终，在辩证法看来，从外部穿刺的知识和从内部打孔的知识之间的对立是可疑的。辩证法认为这一对立恰恰是辩证法指控的物化现象的一种症候。抽象的分类法和前者的管理思维正好对应于后者当中“看不到事物的起源”（那已经成了专家的特权）的拜物教。如果说，顽固的内在式沉思有沦为唯心主义的危险，即产生一种既为自身又为现实立法的“自足的精神”的幻象，那么超越式沉思的危险在于它遗忘了不可或缺的“概念化”的努力，遗忘了内容本身，代之以贴上早就拟好的标签、僵化的攻击之词（最常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和上级的命令。知道一切东西的位置，却对其本质一无所知：这种地形学思维方式便偷偷地导致了妄想狂的幻象体系：在这种妄想狂中，所有的幻象都跟对象的经验无关。使用机械作用的范畴，世界就被分成了黑与白，并且准备好进行那种曾被概念反对过的统治。没有理论，错的没有，对的也没有，这样就能防止幻象了：据说，幻象是同事物的自发关系。辩证法应当对此保持警惕，就像它警惕文化对象的奴役那样。既不要崇拜精神，也不要憎恨精神。文化的辩证批判既参与文化，又不参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给对象一个公平，给批评家自己一个公平。

传统的超越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过时了。总的说来，该方法恰恰屈服于它所批判的那种物化。它直接把物理自然中的因果观念移植到社会中，就依赖于自己的对象了。不过，超越式批评仍旧可以诉诸以下事实：它只是在社会本身被物化的时候才使用那些物化了的观念。因果观念的粗糙和朴素只不过反映了社会本身的粗糙和朴素，反映了社会对精神的贬低。但是今天这个不祥的、一体化的社会不再容忍哪怕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因果律也提到的那些相对独立的不同要素。在世界正在变成的开放监狱中，谁决定谁不再重要，反正一切都是一样。所有的现象都僵化了，成了现状的绝对统治的徽章。再也没有“虚假意识”这一原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只有通过复制世界而给世界做的广告。煽动性的谎言不是让人相信的，而是令人闭嘴的。因此，文化的因果决定论问题，一个似乎体现了文化理应依赖的东西的问题，就戴上了落后的指环。当然，即使是内在式的批评最终也无法幸免。它被它的对象拖下了深渊。唯物主义的文化透明性没有让文化更忠诚，只让它更粗鄙。文化清除了自己的特殊性，也就清除了真理之盐：原本包含在文化对其他的特殊性的反对之中。要它承担它已经否认了的责任，这只确认了文化的自大狂。传统文化被中立化了，今天已唾手可得，从而变得毫无价值。经过终审判决，其遗产（俄国人伪善地要求归还的遗产）已经被最大程度地挥霍了，成了肤浅的垃圾。大众文化的小贩们可以对此指指点点，大声讥笑，因为他们也是这么做的。社会越是成为总体，它依靠自身摆脱物化的努力就越是自相矛盾。哪怕最极端的意识也注定要堕落为闲谈。文化批评发现它遭遇了文化和野蛮主义的辩证法的最高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甚至关于今天为什么不可能写诗的知识也被侵蚀了。绝对的物化——它将精神的进步预设为它的一个要素——已经准备好彻底吸收精神了。只要批判思维还沉湎于自满的沉思，就无力迎接这一挑战。 

文｜阿多诺   译｜阿莫

责编｜姜山

相关推送｜

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第一讲

引子：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文化？

01｜资本主义其实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并没有真正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

02｜-“街上革命了吗？”-“革啦！”-“那我们上街去吧！”-“不，我要去听阿多诺的讲座。”

03｜……所以精神史、观念史是最大的骗局，你对生产方式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拜物教就变成神话学了。

04｜辩证法不同于文化批评之处就在于，它将文化批评提高到扬弃文化本身这一观念的高度。

本文基于作者2015年10月28日于中国美院进行的“美学与政治”七讲导读课中的第一讲“引子：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文化？”，分为四部分。美学与政治七讲讲稿及相关阿多诺原著文本也将会陆续推出。

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各版块汇编。

回复：院外，可了解院外院预告及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