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的拜物性和听觉退化｜阿多诺｜01
编者按｜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顶皇冠，那么阿多诺就是皇冠上的那一颗明珠。自2001年起，“星丛”读书会的创建者便一直从事着对阿多诺的译介工作。我们将陆续刊载若干阿多诺的经典文本，作为批判理论系列的一个子系列。本文写作于1938年，载于《阿多尔诺全集》第14卷，第14页起。收录于1965年付梓的《不协和音：管理世界中的音乐》。在本文中，阿多诺以严肃音乐和轻音乐的同质化现象为线索，细致地对现代的个人主体和审美经验的双重衰落作出诊断——主体性和审美对象陷在了互相封存锁死的关系里了。此外，本文也是除书信以外，理解本雅明与阿多诺之间论争的重要参照。阿多诺展现出了与本雅明对大众媒介的看法之间完全针锋相对的态度，且导向了《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本文将分为四部分推出，这是第一部分。若有意进一步了解，建议将本文与“院外”持续推送的“美学与政治”讲座系列同时送服。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论音乐的拜物性和听觉退化｜1938
本文5000字以内
对音乐趣味衰落的抱怨，开始的时间只稍晚于人类跨入历史门槛时的双重发现：音乐既是冲动的直接显现，也是冲动被驯化的场所。它搅动着酒神女祭司的舞蹈和潘神的魔笛声，但是它也响彻着神秘迷人的抒情诗，环伺四周的暴力景象便得到了抚慰平息。一旦其宁静被狂欢的兴奋打断，便会兴起趣味衰落的谈论。但如果音乐的教化功能自从古希腊哲学以来一直被作为美德而流传下来，那么今天的音乐要遵守条条框框的压力肯定比过去更为普遍——这跟其他领域是一样的。正因为目前大众的音乐意识几乎不能叫做酒神精神，所以最近的变化与趣味无关。趣味概念本身已经过时了。负责的艺术进行了自我调整，以适应大概的判断标准：和谐与不和谐，正确与不正确。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问题不再提出，没人要求证明常规的主观合法性。能够检验这些趣味的主体的存在本身，已经和对立一极上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样成问题，虽然看起来没有谁再也不享有选择权了。如果谁想找到“喜欢”商业作品的人，他就不得不怀疑喜欢和不喜欢是否适合这里的情形，即使被问到的人只用那些词来概括他的反应。对作品的熟悉程度是作品质量的代理人。喜欢它几乎和知道它是一回事。对于禁闭在标准化的音乐商品里的人来说，价值判断的方法是一个虚构。他不能逃避无能，也不能在供应物之间做出决定，在这些供应物中，一切都完全等同，所谓偏好其实仅仅取决于生活经历的细节或收听的情境。自律艺术这一范畴不适用于当代的音乐接受：甚至不适用于严肃音乐的接受，它们在“古典”这个野蛮的名字下被驯化了，因而使人能够在离开它的时候再次感到舒适。如果提出异议说，对轻音乐和所有消费品的经验从来没有以那些范畴的名目进行，那肯定是要承认的。不管怎样，这样的音乐也受到它允诺的娱乐、快感、享受所带来的变化的影响，给出这些允诺只是为了同时否定它们。阿尔杜斯·赫胥黎在一篇散文里提出一个问题，在娱乐场所，谁真正被娱乐了？同样道理，可以问娱乐音乐还在娱乐谁？毋宁说，它只不过是“把人彻底还原为沉默”、“消灭作为表达的言谈”和“彻底丧失交流能力”的最终完成。它居住在沉默的口袋里，孳生在焦虑、工作和驯顺所塑造的人群中。在任何地方，它都不引人注意地控制着沉迷于无声电影的时间和特定桥段中的悲伤欲绝的角色。它只被感知为背景。如果没有人能够不再说话，那么肯定没有人能够不再听。一位确实偏好使用音乐媒介的美国广播广告的专家，对这种广告的价值表示怀疑。其理由是人们学会了听而不闻，分散了注意力。就音乐的广告价值而言，他的观察是成问题的。但就音乐本身的接受而言，它大致是正确的。
在老生常谈的对趣味衰落的抱怨里，经常反复出现一些特定的主题。其中也少不了撅着嘴的、伤感的评论，认为目前大众的音乐状况是一种“堕落”。这些主题中最强硬的是那些感官享受的主题，据说它使英雄行为变得软弱无力。这样的抱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3卷就能够找到，他禁止“悲伤的和声表达”和“适合饮酒”的“靡靡之音”。今天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位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特征归之于混合的吕底亚调、吕底亚调、低音的吕底亚调和伊奥尼亚调。在柏拉图主义的国家，后来西方音乐的大部分都要被查禁，它们统统是符合伊奥尼亚调的。长笛和“泛和声”的弦乐器也在被禁之列。唯一允许的调式是“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在大难临头或面对伤害、失败、死亡等不幸时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难，履险如夷，视死如归。”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官方哲学史所说的乌托邦。它的存在约束了它的公民们，在音乐中也是如此，在“软”音乐和“强壮”音乐之间的区分在柏拉图时代就不止是迂腐的迷信残余那么简单。柏拉图式的讽刺在嘲笑被严肃的阿波罗折磨的吹笛手玛息阿（Marsyas）时，露出了峥嵘。柏拉图的“乐教”计划是斯巴达风格的雅典净化。其他老生常谈的音乐说教的主题也在同一水平上。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肤浅和“个性崇拜”的指控。受到攻击的东西基本上是进步的：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审美的进步。和被禁止的诱惑纠缠在一起的，是感官的愉悦和分化的意识。个人在音乐中对集体强制的优势标志着后来取得突破的主体自由的运动，而将它从魔咒中解放出来的“亵渎”则显得很肤浅。于是，令人扼腕痛惜的要素进入了西方音乐伟大的作品之中：感官刺激成为进入和谐和最终的多音色性的大门：不羁的个人成为表现的携带者和音乐本身的人道化的携带者：“肤浅”成为无言的形式客观性的批评——在海顿偏好选择“壮丽”而不是博学的意义上。确实是海顿的选择，而不是一位有金嗓子的歌唱家或者乐音令人击节的演奏家的鲁莽之举。因为那些要素进入了伟大的音乐之中并在其中转变了形式：但伟大的音乐并没有消溶于它们。通过刺激和表现的多样性，其伟大之处显示为一种综合的力量。这一音乐的综合不仅保留了表象的统一性，防止它解体为散漫的调味要素，也在这种统一性中、在个别要素和展开的总体之间的关系中保存了社会条件的形象，在这一形象里，在那些个别的幸福要素之上的东西可不仅仅是表象了。在史前史结束之前，音乐在部分的刺激和总体之间的平衡，在表现和综合之间的平衡，在表面和基础之间的平衡，仍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供需平衡一样不稳定。启蒙的乌托邦和滑稽歌曲的欢乐在《魔笛》中珠联璧合，这是它自身的一个要素。《魔笛》之后，已不复可能把严肃音乐和轻音乐强行捏合在一起。
但是从形式法则中解放出来的，不再是反叛常规的创造冲动。冲动、主体性和亵渎，这些唯物主义的异化的老对手，现在向它屈服。在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的反神话的音乐酵素密谋反对自由，当初它们可是为了自由而结盟才被禁的。反对极权主义图式的代表成了见证商业成功之权威的见证人。这一要素带来兴奋和欢乐的外表成了听众免于思考总体的借口，总体的要求被包含在高尚的收听当中了。听者沿着他抵抗最小的路线，被转变为默认的购买者。部分的要素不再致力于批判总体，相反，它们中止了这一批判，而成功的审美总体性用这一批判来反对有缺陷的社会总体性。统一的综合被它们牺牲掉了，它们不再生产出自己的综合来取代物化的综合，而是向物化的综合献媚。孤立的欣赏要素和艺术作品的内在构成不相容，无论作品中有什么超越了它们并感知了本质，都被它们牺牲掉了。它们本身并不坏，但是它们的消遣功能是坏的。在“成功”的帮助之下，它们放弃了它们具有的不顺从性。它们就孤立的要素能为“孤立的个人”（尽管他们很久以前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了）提供的一切达成了秘密协议。在孤立中，神秘的魅力减少了，而提供了熟悉的模式。不管谁投入其中，都和古希腊思想家曾经对待东方的耽于声色的态度一样，充满恶意。魅力的诱惑力量只存在于否定的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在“不和谐”中，在拒绝信仰“现存和谐”之幻象的“不和谐”中。在音乐中，禁欲主义的观念本身是辩证的。一旦禁欲主义以反动的方式打倒了审美的要求，它在今天就成为进步艺术的标志：确切地说，不是通过老掉牙的吝于手法的方式（显然是贫困而匮乏的），而是通过严格排斥任何调味的快感，那种寻求即时消费的“为快感而快感”——好像艺术里的感觉并不携带着某些（只能在总体中而不能在孤立的主题要素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因素似的。艺术否定地记录着幸福的可能，今天，只偏爱积极的幸福期盼却灾难性地反对着这种幸福。所有“轻松”和快乐的艺术已成为幻觉和谎言。用快感范畴构成的审美表象再也不能带来快感，而一度成为艺术之定义的“对幸福的允诺”也荡然无存，除非在虚假幸福的伪面具被撕毁的地方才能找到。享受依然局限在肉体的当下存在中。在享受要求审美表象的地方，它从美学标准上讲是虚假的，同样也欺骗了从中寻找快感的人。只有在它缺乏表象的时候，才保持了它对它的可能性的信念。
大众的音乐意识的新阶段，可定义为“快感中的不快”。它很像对体育或者广告的反应。“艺术享受”一语听起来很滑稽。勋伯格的音乐像通俗歌曲的地方，如果不是别的，就在于拒绝被享受。不论谁还为舒伯特四重奏的美妙乐段、甚至为亨德尔大协奏曲那刺激的健康食品感到兴奋，他就会蝴蝶收藏家一样居于文化卫道士之列。判处他为“美食家”的，也许并不是“新”的东西。街头民谣、顺嘴小调和俯拾即是的各种凡俗形式，早在资产阶级时代的发端就使人们感觉到了它的力量。原先它攻击的是统治阶级的文化特权。但是今天，当那种凡俗的力量延伸到整个社会时，其功能就变掉了。这一功能变换影响着所有音乐，而不只是轻音乐的领域，在轻音乐中它可以足够安心地变得无害。音乐的不同领域必须放在一起思考。某些文化卫道士热切地探求它们之间的静态分割——极权主义的广播接受了任务：一方面提供好的娱乐和消遣，另一方面培育所谓文化产品，就好像还存在好的娱乐似的，就好像文化产品没有被他们的管理变成恶魔似的——音乐的社会力场的整齐划分，是虚假的。
就像自莫扎特以来的严肃音乐的历史是脱离凡俗的航程一样，这也以相反的方式反映在轻音乐的发展轮廓中，所以今天，在其主要代表那儿，它解释了哪怕在绝对无辜的轻音乐中也出现的恶兆。只要假定有一个连续体，让进步的教育可以安全地从商业的爵士乐、流行歌曲通往文化商品，那么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方向，并掩盖两个领域之间的分裂。犬儒主义的野蛮和文化上的不诚实同样糟糕。较高层次上的“消除幻觉”所完成的工作，就这样被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意识形态抵消了，这样它就美化了音乐的底层世界：这个底层世界已经很久没有支持被文化排斥的那些对立物要求找到表达的愿望了，现在只能靠上层传给它的东西来苟延残喘。
偏好轻音乐、反对严肃音乐的社会幻象，建立在大众的消极被动性的基础上，这种消极性使得轻音乐的消费和消费它的人的客观利益相矛盾。据说，他们实际上喜欢轻音乐，听高雅音乐只是为了社会声望的原因，但是熟悉了一首流行歌的歌词就足以揭示这一真诚的认可对象能起的唯一作用。音乐的两个领域的统一，因此就是一个未解决的矛盾的统一。它们不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底层成为高层的民间源泉，高层可以通过借用底层来更新自己失去了的集体力量。把分开的两半放在一起，是拼不出总体来的，但是在两者之中——尽管相隔遥远——都出现了总体的变革，仅仅在矛盾中运动的变革。如果远离凡俗的航程成为决定性的，如果严肃产品应其客观要求而把可销售性降低为零，那么在底层水平上，成功的标准将意味着它再也不可能沿袭旧的风格了，而只能模仿这样的风格。在不可理解和不可逃脱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情形实际上已经两极分化了，而两极是相通的。在两者之间没有“个人”的容身之地。后者的声称，无论它们仍然出现在何处，都是虚假的，是从标准中复制出来的。个人被清算，是新音乐状况的真实签名。
如果音乐的两个领域在矛盾的统一中被搅混了，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就改变了。高级产品弃绝消费。其余的严肃音乐作为消费品而发布，根据成本确定价格。它屈服于商品听觉。官方的“古典”音乐和轻音乐在接受上的区别，已不再有什么实质意义。它们仍然仅仅被可销售性的理性操纵。流行歌曲的追捧者必须确保他的偶像对他来说并不太高贵，就像爱乐音乐会的观众那样确认着他的身份。行业越是努力地在音乐各部类之间竖立藩篱，就越是令人怀疑：要是没有这些，居民们就会过于轻易地达到理解。托斯卡尼尼，就像一位二流的乐队指挥，被称为大师，似乎带着些讽刺。而在托斯卡尼尼借助广播之力成为空中大元帅之后，一首流行歌曲《大师，请来点音乐》立刻风靡一时。
音乐生活的世界，也就是说，从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沃尔特·唐纳森（Walter Donaldson）——“世界上最好的作曲家”——经由格什温、西贝柳斯和柴可夫斯基，再平滑地延伸到舒伯特的B小调交响曲（题名为“未完成”）的作曲事业，是一个拜物教的世界。明星制成了极权主义。听众的反应似乎和音乐的演奏毫无关系。相反，他们似乎参照了累积的成功，而就本身来说，这些成功不能认为完整保持了听众过去的自发性，而要追溯到出版商、有声电影巨头、广播业主的命令。明星不只限于是名人。作品开始扮演同样的角色。畅销品的神庙已经建造。节目在缩减，缩减过程不仅仅是去掉中等的作品，什么样的古典作品被接受，面临的选择与品质无关。在美国，贝多芬第四交响曲是稀有品之一。选择的自我复制导致一个恶性循环：人们最熟悉的是最成功的作品，因此被一次又一次播放，结果变得越来越熟悉。标准作品的选择，是根据它对节目吸引力的“效果”来进行的，根据的是由“轻音乐”决定或者被“明星指挥家”允诺的那些成功的范畴。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高潮部分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慢板乐章中可怕的圆号旋律被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旋律最终被归结为8拍子的对称的高音部旋律。这被登记为作曲家的“创意”，人们认为可以把这个创意装在口袋并带回家，仿佛它是作曲家的私有财产。对于有建树的古典音乐而言，“创意”这个概念是极其不合适的。其主题材料，大多数是分割的三和弦，根本就不属于作者——就像罗曼蒂克歌曲不属于作者那样。贝多芬的伟大之处表现在偶尔的、私人化的旋律要素完全从属于形式的总体。这并不妨碍人们带着对财产权的热诚信念去抓音乐盗窃罪，用创意这个范畴去检查所有的音乐，甚至是借用了《好心骑士》的最重要主题之一的巴赫。这样一来，乐评家的成功最终和“音调侦探”的头衔牢牢拴在了一起。
文｜阿多诺
译｜夏凡
责编｜莲灿
相关推送｜
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第二讲
导读布洛赫《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卢卡奇《问题在于现实主义》、布莱希特反驳卢卡奇的笔记
入门
表现主义论争
本文沿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脉络，讲到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不可忽视的中介：卢卡奇。抽象已经成为统治，资产阶级写下了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说，我们要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兑现，但是阶级斗争的实践遭到了挫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起源于这一挫败。工人为什么不革命了？先要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意识”。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背后，其实是两个哲学理念——总体性与碎片性的对峙。卢卡奇认为，文学艺术要表现社会的发展趋势，即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而布洛赫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那种反映“总体”的现实主义太过虚假。在“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的立场上，布莱希特也像卢卡奇一样认为只描写颓废心理的文学是不符合现实的，但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文学艺术要消灭物化意识，让无产阶级认识到社会的总体性，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要介入；而一些现代主义的形式，如拼贴和内心独白，也能够为功能服务——这个立场后来遭到了阿多诺的批判。
01｜工人成了贵族，成了小资，于是就不革命了。
02｜武林称雄，挥刀自宫。即使自宫，未必成功。
03｜左翼作家面临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艺术来作为左翼艺术的表现形式？
04｜艺术达不到当初所许下的诺言。
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精编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