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基于2016年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进行的“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中导读福柯的部分，共有两讲，分别关于福柯的《性经验史》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第一讲将分为三篇推出，这里是第二篇。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颠覆了“人类的安睡”和人类中心主义，而福柯则宣告了“人之死”，即作为现代知识型支点的“人”的死亡。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生命”和“生活”是互训的。让生命成为艺术品，是理解到生命政治的现实后，对现实进行的超越与克服，它是以康德意义上绝对命令的形式说出的。“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后续讲稿将在院外陆续推出。

第一讲｜让生命成为艺术品（02）｜2016

本文8000字以内｜接上期

4 尼采与福柯的第二次相遇

经过了以巴塔耶为中介的尼采哲学、结构主义、巴士拉等人的科学史研究这样三个理论支撑点，《疯癫与文明》集中考察了作为他者的疯癫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命运和意义，从而对理性至上的西方现代文明展开了他的批判性思考。从《疯癫与文明》开始，福柯开始了他的考古学时期的学术生涯。那么从1961年（《疯癫与文明》出版）到1966年这一段，福柯继续从事他的人文科学史研究，他的成果就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也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福柯的文学时期。因为这一段福柯和泰凯尔小组之类的文学先锋派的机构来往甚密，包括布朗肖（《文学行动》的作者）。这时候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文学评论。有本台湾人杨凯麟写的书，叫作《分裂分析福柯》，那里面基本上写的是文学的部分，什么“褶子”，越界。我们就不谈福柯的文学的部分了，我们还是继续来谈他的知识考古学的研究。

《疯癫和文明》之后的第二部书从特殊的精神病学走向了对一般的医学的研究，这是逻辑上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临床医学，在英语和法语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词，clinic——不仅有医学的意思，还有诊所的意思。因此现代权力的运行，不仅依赖于一定的医学、科学话语，也依赖于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话语、空间。要有诊所，医院，一个固定的、密闭的空间来实施医生的权力；而不是说医生跑到每个病人的家里来看病这样一个实践。《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疯癫与文明》的姊妹篇。《疯癫与文明》追溯的是现代精神科学，或者说心理学的起源；而在这里探讨的是现代肉体的起源，医学和生理学的起源。一个是精神、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生理学。从时间上看，《疯癫与文明》主要描述的是中世纪、古典时期、现代社会这样一个谱系，而《临床医学的诞生》集中考察了现代性的起源，也就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上半叶这么几十年的历史转折期。福柯的研究越来越焦点化，越来越走向现代性的诞生这样一个问题。《临床医学的诞生》并没有做时间那么长的一个叙事，而主要看18、19世纪。最重要的是，他考察的话语对象，从异质性的体验和话语，即“疯癫”，转向了现代西方社会、理性社会的主流话语，也就是医学这样一个科学话语。他的主角就是医学这个科学话语。从方法论上来说，他现在还是处于结构主义时期之中，我们就不去多聊具体的内容了。

在这里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是1964年7月福柯在一次尼采的研讨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名字非常有名，叫《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三个怀疑论的大师，他们就像哥白尼的革命一样，颠覆了人类中心论。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福柯在这篇论文中对整个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建构。福柯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法国的批判思想正是借助于马、尼、弗这三个人（按照时间顺序排序）来反抗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和流行思潮。当然，首先是超越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然后又超越了结构主义。我觉得这篇论文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福柯的思想。

福柯认为马、尼、弗三个人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去中心作用，这三个人都抨击了起源的观念，使用某种方法使思想摆脱了一种组织原则和创始原则。也就是说，从一个中心点开始建立等级秩序，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一样从一个公理开始推导出一个定理体系。现代科学话语基本上都是这样以几何学为原型的。这三个人则不一样，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和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弗洛伊德关于欲望和对梦的解释，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和永恒轮回，这三种方法都否定了绝对的有控制力的符号或者说象征（拉康所讲的象征界）。他们其实是对现代性的文明的符号颠覆。

在马、尼、弗三种价值观里面，理性或者说意识失去了王冠。比如说，弗洛伊德揭示了无意识，这对意识的中心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样一些理论之后，对于以政治、思想、上层建筑为中心的历史观，那种帝王将相的历史观产生了颠覆，因为经济才是根本问题；在尼采那里更不用说了，重估一切价值，他对基督教道德产生一种颠覆。因此，马、尼、弗这三个人都受到了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也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那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的是什么呢？它认为历史是连续的。这是福柯后来最反对的，所谓的历史的同心圆的叙述。就是说，我们的历史是什么呢？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到辉煌，从一个里程碑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是这样一个同心圆的、连续体的叙述。历史是连续的。这种叙述其实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就是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福柯称之为同心圆叙事，同一个中心，像涟漪那样慢慢散开；这里面没有断裂，没有转折。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福柯认为，对于主体来说，历史是一个栖息、确定、可调和之地，是一个安睡之处。就是人类可以沉睡在历史中。你看我们有几千年辉煌历史，我们今天会怎样，明天会更好。连春晚的小品都是这样，昨天、今天、明天，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叙事。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反对这种人类的安睡。在《词与物》里福柯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人类学的安睡，或者人类学的睡眠。人并不是这样一种历史的主体。在马克思那里，人不是表现为安睡，而是表现为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当然后来还有心理异化；在弗洛伊德那里表现为欲望，就是说你的本能是被压抑的；在尼采那里则表现为一种权力意志的摇荡。都体现为永恒的冲突。这就是福柯对三位怀疑大师的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阐释。

西方文化中对人的主体性和真理性有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自恋，“人是万物的尺度”，包括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用抒情诗般的美丽语言讴歌人性：“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万物之灵，这是莎翁对人性的赞美。那么福柯认为整个现代性就是人的自恋，而马、尼、弗恰恰打破了这个自恋，认为道德啊、金钱啊、疾病啊都是暗示着深层关系的符号。也就是说，在象征界、符号界背后，其实是某种其他更深层的东西的症候。所以说，重要的不是表层的这些符号。你当然会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表层的符号，很多道德的、励志的、成功学的话语，包括我们来读书，会看到很多科学的、艺术史的、历史的话语，都会向你呈现出从胜利到胜利、从辉煌到辉煌的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历史叙事。但福柯认为，这只是表面。而在背后，它的深层是什么？这是他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所要拷问的问题。这些表面的符号所做的事情就是掩盖“褶子”。比如说一张纸，你把它攒成一团，这个纸当然就皱了，如果你把这个纸团放在这儿，你看到的是纸团；但是符号一来之后，等于又把它摊开了，抹平了，那么你看到的只是很平的一张纸。当然，如果你仔细看，纸面根本不平，里面有很多褶子。但是一般人都告诉你不要在乎那些褶子，更不会告诉你这张纸曾经被折过，皱得不成样子，然后又被抚平过，他会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所以那些日常的权力冲突都被掩盖了，不许说。你只能在这张平面的白纸上，该写字写字，该画画画画，这张纸的历史就不要追究了。一张白纸，好描最新最美的画图啊。这是日常冲突的权力的一种神秘化。

在马、尼、弗三个人中，福柯首先推崇的是尼采。因为他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可以被实体化的。显然马克思最后落实到阶级斗争、政党、国家这样一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弗洛伊德就不要说了，落实到临床的治疗，精神、心理医生给你话语治疗。唯独尼采，只有尼采，only尼采，他的天马行空的思想是没有办法实体化的。因此只有疯癫才最接近于绝对知识吧。这其实是对整个西方的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话语的一个彻底的颠覆。绝对精神与绝对知识是黑格尔的一个概念，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是绝对知识，在福柯这里他认为疯癫体验（尼采后来疯了嘛）才接近于绝对知识。

5 人类学的沉睡与人之死

到1965年，福柯在考古学阶段最重要的书就出来了，就是《词与物——事物的秩序》。这部书里面，福柯最重要的口号，一个slogan就提出来了，这就是“人之死”。人死了，简单说。大家知道尼采的口号叫“上帝死了”。而在福柯这里，人死了。他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不要表面的理解。其实很简单，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个形象。按照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神的形象其实是人的形象的一种投射。既然这个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死了，他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做什么都行了。没有上帝，人什么都可以干。杀父也可以干了，大家可以去看《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没有了上帝，这个世界没有基础了，所以上帝死了之后，人就死了。过去人是有信仰的，活着干了什么好事，死后就升天堂。神圣的秩序是存在的，包括新教伦理，所以人要拼命劳动；当无神论出来之后，礼崩乐坏之后，道德就没有任何的基础了，所以人就死了。而按照我们之前介绍的福柯，所谓“人”不过是我们现代发明出来的一种人类中心论的科学话语。

这部书稿，福柯一开始取名为《世界的散文》。因为跟梅洛-庞蒂的一篇遗著同名，所以出版社就让他改个名字。被迫改名。福柯又想了两个名字，一个叫《事物的秩序》，一个叫《词与物》。他本人倾向于叫“事物的秩序”，但是这回又重名了，所以法语版本就叫《词与物》。《词与物》的副标题叫“结构主义考古学”。这本书有中译本了，复旦大学莫伟民教授翻译的。1966年的《词与物》是福柯的成名作。之前福柯在法国思想界默默无闻，这本书之后他一下就火了。1970年出版了英文版，结果还是重名了，英语世界里已经出过一本《词与物》了。福柯又被迫改名，把书名改为《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顺便说一下，在英美学界，很多书名的颜值很高，如果是颜控的话很容易上当。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好名字都被人用了。那么多博士要拿学位都要写书的。所以，看脸的世界也不能光看书的颜值去买书。）

所以，这本书的法文版叫《词与物——结构主义考古学》，英文版叫《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而中文版叫什么呢，《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事实如此。英文版和法文版是福柯和社会共同商量好的名字，但中文版是译者就这样翻译了。不过，把“结构主义”去掉是很符合福柯原意的。但这本书很符合结构主义的特点。他的历史总是断裂的，本来是这样，然后突变成那样，又突变成另外一样。三个结构之间不可通约，也没有什么历史的过渡，什么发展，不像辩证法说的那样，不是什么否定之否定；就是三个结构的突变，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跳跃。

福柯这本书讲的是生物学、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三个现代的主要人文学科，分别以生命、语言和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他研究的不是这三门学科本身，而是以它们为例，揭示现代性的科学话语是如何诞生的，他要探究的是这些表面话语背后的深层规则。这是他的考古学的方法论，他要去考察文化的基本代码，或者说知识无意识。福柯把这种知识的无意识，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背后的这种构型规则称为“知识型”，或者说是“认识型”。简单说来，知识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的规则系统，它是某个时代的所有话语陈述的前提和规则，因此它是该时代各学科共通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很多人会提出，福柯的知识型概念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两者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在库恩的范式中，科学中的范式遭遇到危机，需要革命。旧范式怎么被新范式替代？库恩给出的解释令人哭笑不得——人死了。这和福柯的“人死了”没什么关系，就是说信仰新范式的人慢慢增多，而信仰旧范式的人慢慢老死了，死光了，自然淘汰。而福柯是受结构主义影响的，他不解释、也不认为需要解释过渡问题。他也无法解释，所以他才要继续往后研究嘛。

三个认识型，其实我们从《疯癫与文明》便已能够看出了，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认识型、现代认识型。简单说一下三个认识型的特点。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书，但是福柯的书我们是看不懂的，跟常见的专著论文不太一样，它是一篇大散文。大家想想这本书的原名是什么，《世界的散文》。我认识的很多学界的人其实是读不懂福柯的，他们老是想去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是没有的。看上去是有的，其实是没有的。《词与物》还是相对比较讨好科学界的，相对比较好懂的。

简单来说，文艺复兴知识型的规则是相似性。我就不具体展开了，大家自己去看书吧。因为这本书里还讲到一幅画，如果我要用小资的讲法的话，应该从那幅画开始讲，里头各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如果你们搞艺术史的可以用那个来提高你的逼格。但是我不讲这个，我只讲他的主要思想，就是相似。

后来相似性知识突然崩溃了，就变成了再现，或者叫表象（presentation），这就是古典知识型。这时能指、所指就出现了。我们看到一个文本、或者一幅画，都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着什么。代表和再现其实是一个词啊，presentation，三个代表。（我刚才介绍那么多书名不是八卦，是为了帮助你进入这个书啊。《词与物》啊，《事物的秩序》啊。事物的秩序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是词的秩序建构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候词的秩序就再现了物的秩序，就像摄影一样，你觉得这张照片不是PS的，就是对物的再现。你信仰词的秩序，你也就觉得物的秩序是存在的。词的秩序跟物的秩序是一一对应的，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中介。这就是古典知识型。也就是说，对自然史、财富分析和一般语法（这里讲的还不是现代的，而是早期的一种符号）。比如说货币就是对财富的一种再现、表征。货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金、银等贵金属，而是来自于其在交换和流通体系的功能。包括语言学中词的意义，都来自于语法学，主谓宾。从拉丁语发展出来的西方语言，主谓宾，语法是非常严谨的。举个例子，我爱你，意大利语都说Ti amo，为什么不说我，不说Io amo ti呢。很简单，每个动词都要变位。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复数，六个变位。所以只要amo出来了，肯定是第一人称单数。所以只要说amo，就是我爱了，不可能是你爱，他爱，我们爱。这种严谨性，汉语是未曾梦见的。这个是再现功能。我们不能深说了。

18、19世纪之交，古典的这种再现的认识型或者说表征的认识型已经无法包括人类的自由、意志等等东西，这时候它就衰落了。这时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以居维叶为代表的生物学、以葆朴为代表的语文学或语法学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认识型的真正诞生。在现代认识型中，人占据着中心位置。这就跟前面的相似性或者说表现型、再现型不一样了。在表现型中，词是占据着中心位置的，表征、符号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到了现代，现在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历史的连续性取代了那种共时性、同时性的秩序。历史出现了，人出现了。这是现代知识型的诞生，人成了词与物关联的中介。词与物的直接性的、再现的表征关系消失了，人成了中介。比如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古典知识型把财富、货币看成是价值的一种表征，是交换流通的产物，而在这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生产领域的问题，不是流通领域的问题。价值不是货币交换的比例关系，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大家不要以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发明的）。所以这里面生产理论胜于流通理论，也就是说物物交换的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和物的关系。生产是最重要的，作为生产活动的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来源。劳动被放到了价值的中心位置。或者用我们用哲学的话说，主体性。其实就是人的劳动。那么这样一来，劳动、货币、财富、商品这样一个平面的流动交换关系，就被一种深层的思想架构所代替。你是看不见价值的。价值不像货币，是看不见的。到后来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之类的，就更复杂了，我们就不多谈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福柯的考古学时期，后面还有他的好多时期……

在《词与物》里，最重要的论断是“人之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宣布人类生物体或者人类文明的死亡，而是作为现代知识型的支点（中心）的“人”被福柯宣告死亡。先有人之生，后有人之死。其实《词与物》大量篇幅是在讲人之生，讲人之生的考古学，从政治经济学、生物学到语法学、语言学。有了人之生，才有人之死的预言。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既然人可以生，按照常理，那它便有结束。唯有天经地义的、没有生的东西，比如没有大爆炸之前的宇宙，它便没有死，那就是永恒。马克思也是如此预言资本主义，从起源学的考察，它是从跟它不一样的社会来的，便可以预言它会死。（这样预测很不受大家的欢迎。就像一个小孩刚出生，便去说他要死，会被人乱棒打出的。）所以福柯预言了第四个未来的知识型，那里人不再是认识论的中心了。人之死，仅仅是这个意思。

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中，人其实都不算什么。唯有到了现代认识型，“人”才同时成为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我们都知道培根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在西方语言中，这句话跟“知识就是权力”没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要了解你，为什么要认识你？为什么以前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这个学科很火，而现在就没有苏联研究这个学科了，但中国研究和阿拉伯研究很火？我要研究你，就是为了要控制你，要统治你。如果不是为了统治你、支配你，我为什么要了解你？我爱一个人，为什么要了解他，很显然我是为了支配他。所以知识就是权力，人成为知识对象这件事其实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生命政治，生命成为了治理的对象。简单来说，现代科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是以人的秘密为基础来构想的。所以福柯说现代知识型处于人类学的沉睡当中。

这种人类学的沉睡从康德开始。因为康德有很著名的三个问题，真是什么？善是什么？美是什么？三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康德的三个问题分别对应于他的三大批判：“真是什么”对应《纯粹理性批判》（纯粹，是说跟任何经验都无关，即先验的；这是认识论批判，讨论的是认识如何可能），“善是什么”对应《实践理性批判》（经验的理性，不纯粹的理性；这是关于道德的批判），“美是什么”对应《判断力批判》。人类学的沉睡是由康德开创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而尼采是第一个把人文学科这个名词提出来的。其实福柯说的人类学就是人文科学，人文学科（humanity）；不要误读成社会学、人类学的那个人类学（anthropology）。按照福柯的说法，尼采宣告的上帝之死等于同时宣告了人之死。人杀死了无限性的、绝对的上帝，不得不第一次面对自己的相对性、有限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自己的无根性。It's up to you. 现在一切都全靠你了，你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了。死亡、疯癫各种奇谈怪论就这么来了。那么因此福柯对未来还有一些展望，但已经不再重要了。比如他对拉康又吹了一通，展望能够取代现代人类学沉睡的未来知识。

所以，“人是一个晚期的发明，它或许正在接近其终结，如果说以前那些知识既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那么我们可以断言”，福柯老师最有名的话，“人将会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幅面孔一样被抹掉”。

文｜夏凡

责编｜姜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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