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尼采与瓦格纳之争，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回溯思想史可见，无论卢卡奇与非理性主义之论战，还是本雅明和阿多诺之争论，俱发端于此。从追随到反对，尼采对瓦格纳态度的转变，绝不只意味着两者私人关系的变化，而是内在地包含着现代美学的根本问题和核心争论：面对生存的虚无和恐怖，艺术到底是因循日神精神来逃避或许以欺骗性的救赎，还是选择直面深渊而纵情于酒神精神式的狂欢？基于此，回到这段公案并探究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显得至关重要。2016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美学与生命政治”教授辅导课上，做过一场题为《尼采与瓦格纳：两种现代性之争》的讲座。本文正是由此次讲座录音整理而来。“院外”将分四次推送本次导读内容。

尼采与瓦格纳：两种现代性之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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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我们过了，就到了17世纪。17世纪英国就先起来了，因为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展是有地理周期的，先在10万人口数量级上，威尼斯，热那亚，家庭作坊手工业。后来，荷兰是第一个搞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是荷兰是“海上马车夫”，这是一个百万数量级的资本主义。后来资本主义不断生产，不断再生产，生产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荷兰也装不下了，怎么办呢？就到了英国，千万数量级的。（顺便说一下，后面英国也搞不定了，就跑到美国，亿数量级的。到现在，亿也不灵了，就开始到十亿数量级，所谓“金砖国家”，中国印度。资本主义越来越大，但市场不够，所以要扩张。）这时候的英国接替了荷兰，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心。这时候，有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洛克的《政府论》，这是启蒙现代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本。但是这个启蒙现代性里面也暗藏着反启蒙的因素。因为《利维坦》讲的是人民本来是自由的，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是自由的，就会出现“人对人是狼”，出现野蛮，就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的，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一个世界。这样不好，大家都觉得这个自然状态不好，因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要建立这样的秩序。大家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一部分给国家，牺牲一部分自由。“让渡”是一个财产的概念，从英文讲alienation，跟后来的异化是同一个词，就是大家牺牲一部分自由，我把我的权利给一份国家，当然国家跟人民是有一个契约的。这是“社会契约论”，就是国家也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这个我们（指人民）也放弃一部分自由。比如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除了美国，人民是不可以拥有自己的枪的，诸如此类。其实我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要有交通规则，各种规则，整个启蒙现代性建立起来，政府开始管理你们，城管出来了，警察什么的就出来了。这是我们为了我们，两害相争取其轻，我们让渡一部分（自由）。洛克的《政府论》就更明白了，不是君权神授，不是上帝给了天子、皇帝以神圣的权利，而是“天赋人权”。其实关键词都是祛魅。天赋人权的英文很简单，natural law，自然法，因为在德语里法跟权利都是一个词，Recht，就是right。翻译到英语就很难翻，英文的right这个词，没有“法”的意思，law这个词又没有“权利”或者“正当”的意思。洛克的《政府论》讲的就是天赋人权。大家想，社会契约论（其实上面讲的都为卢梭做准备），既然国家它不是神圣的，是契约的产物，那如果国家毁了约，不保护人民了，那么人民就有一个天赋权利——革命，推翻政府，建立新的国家。社会契约论就留了一个尾巴。这两个东西不能截然分开。所有启蒙现代性的正面建构过程中，总会隐藏着反启蒙的要素。

而到了1776年，18世纪，这一年往往被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元年”，year zero。为什么这一年是元年，有两个标志性文本。一个是亚当·斯密的《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书名太长了，一般简称《国富论》，怎么使国家富强，怎么增加国家的GDP。这时候话题就转移了，不再谈论什么政治、宗教，因为祛魅，一层层祛，洋葱一样一层层祛，祛到最后是什么？就是宗教的也祛了，艺术的也祛了，道德的也祛了，现在政治的也祛了。祛到最后是钱。搞国家是干嘛的？为了钱，发财。意识形态的元年就来了，大家都知道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当然斯密还有《道德情操论》，他认为社会可以分两个领域：在市场经济领域，国家什么都别管，放任自流，让它们自由竞争。他的名言是“看不见的手”，就是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最后整个经济就自然好了。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所以叫意识形态，因为如果真的不干预市场，只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好。那么另一个文本，比这更有名，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相信所有的男人都是平等的”，这是第一句。里面出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华盛顿，同学们自己看吧。我就是趁机介绍一点背景知识。主要还是讲启蒙现代性的正面建构，虽然里面有反面的东西。

浪漫的现代性

反启蒙的现代性，或者说浪漫的现代性真正的起源标志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卢梭1750年在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讲科学跟艺术能不能淳风化俗，能不能使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大家都去征文，说“能”并开始论证。卢梭唱反调，说“不能”。卢梭是1712年生，所以1750年才38岁，虽然到后来的《论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更有名，但是这个文本也非常重要，《论科学和艺术》，这样一来揭穿了启蒙的一个基本设想。我们希望用理性建构社会，把市场经济搞好，国家让大家都很幸福，很自由很民主很科学，等等。但他说，越这样搞，整个社会越堕落，伤风败俗什么的。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讲莫尔的《乌托邦》就有了。这就回到开头，温克尔曼和康德美学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要回到古希腊去？回到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去？德国是一个晚发的国家，在经济上绝对是远远落后于它的邻居法国，更不要说英国。这种心态大家可以参考中国人民，在1840年前后，突然看到一个船坚炮利、技术上无比先进的国家的心态。当然有人会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更多的人的心态是，“我们物质文明不行，我们足球不行，但是我们精神文明行，我们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3000年，有人说夏朝是不存在的），我们有多少文化可以拍电视剧，一辈子都拍不完呢”。就是这种心态，虽然法国英国经济好，但是精神上没有德国好，我们德国直接通向文明的根，我们的艺术、音乐和哲学跟古希腊是直通的。其实是德国要为此作论证。另外也是因为德国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反对（的态度）。大家都知道，法国大革命1789年，就是一种恐怖。小资（指德国人）就有这样一个特点，你让他搞革命，他说好啊，搞啊，激进的话当然会说了，革命嘛很酷。但是第二天一看，真搞革命，千百万颗人头落地，流血了，我不要啊，这太恐怖了太野蛮了。小资一般就是这种状况。我还是搞搞艺术好了。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反应：怎么克服法国大革命这种现代性的开展？现代性的开展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的东西发展之后，它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像卢梭说的，道德也堕落了，政治也很恐怖，其实就还是专制，就像莱辛会讲，市民的专制，它和以前的专制是不一样的，但还是专制。要怎么克服？就是大家对要解决的问题的认识是一样的，但是怎么克服，大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解决方案，就是温克尔曼、康德这一派的方案：审美教育/美育方案。以前的人是有魅的，有总体性的，是很完整的，但是有了这个（指现代性）之后，就不完整了，就成了碎片。这也是后来的尼采的一个主题。人为什么成了碎片，因为工人在流水线前，比如说汽车来了，工人在岗位上的任务就是拧紧每个汽车相应部位的螺丝，一天有几百辆几千辆汽车下线，这个工人就同样的动作重复几百遍几千遍。整个汽车虽然是他生产的，但他不生产一部汽车，从引擎到底盘全是他生产，那是以前鞋匠做鞋的做法。现在鞋的做法我也不太清楚，当然也是跟汽车差不多了。这样子人就成了碎片了。这个工人，就算会听歌剧，会背波德莱尔的诗，对工厂来说也毫无意义，工厂只需要你拧螺丝。所以我干不了这个活，就像马克思1862年去铁路事务所求职，最后说字写得太潦草，不行。于是马克思一怒之下在家里写《资本论》了。你再伟大，干不了我这活，就是不行。所以人成了碎片了，总体性就瓦解了。后来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写，“我提着灯笼在街上找，没看到人，只看到残肢”。因为你在干活，只有手，拧螺丝的手是有意义的，你的脑袋、躯体都没有意义。就像足球运动员，只有脚是有意义的，手是不存在的，还碍事，会造成手球。可是人没有手，平衡都保持不了。而打字员就只剩下手。手是有意义的，脚是没意义的。总之，人的整体没有了，只有残肢。祛魅的结果就是这样，要克服这个东西，就要返魅。怎么返？通过美育，是其中一条路径，通过艺术。这其实大家蛮熟悉的，也是艺术史的一个主流。大家在学习里面也是在这条路径上，接触艺术作品，陶冶情操。

另一条路径，就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很显然是对现代性，更确切地说，对启蒙的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的不满产生的。这时候，他们就会提出，要回到古希腊，但不是回到温克尔曼的那样一种古希腊，而是要回到狄俄尼索斯，回到酒神。用诺瓦利斯的话说，就是一种“放荡不羁的忧伤精神”。那么就引出了话题，森佩尔的彩绘之争。按照他们的理解，古希腊的雕塑，每个学美术的、画素描都要画的那种石膏像，根本不是什么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是一种悲哀，是一种残酷。大家看，这个事情就搞大了，完全反了，而且反的不是一点，整个就是upside-down，整个事情都颠倒了。颠倒了之后怎么办？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看上去维纳斯是美的。怎么把美解释为悲哀、残酷的东西？此处应有里尔克的诗：美是恐怖的第一表象，那时它平静地不忍毁灭我们。这是里尔克在20世纪写的诗，美和恐怖的关系，真是一个好奇怪的主题，美是恐怖的第一个表象。为什么？就是说，生存太恐怖了。这就是西勒诺斯问题。大家看《悲剧的诞生》，可以翻到尼采写的第三节，中译本第10页上。一个国王在树林里找酒神的伴护西勒诺斯。这个精灵落到国王手里，国王问西勒诺斯，“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的”，然后精灵就拒绝回答。后来被逼无奈，最后说，用人话来说，“最好的东西就是不要出生，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第二好的是什么？马上就死。”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知识点，西勒诺斯。

很久之前，有人在微博上问一个问题，说“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怎么破。很多人会劝别人要结婚生孩子，反正他不管说什么，都会说“我是为你好”。我想这个体验大家都有。那么听到这句话怎么破。我很严肃地回了，他们觉得我在搞笑。就是请你妈来反驳一下，“最好的是从没出生”。次好的是马上去死，我还没敢写。你是为我好，可你就连这个（“对我来说什么是好？最好的是从未出生”）都反驳不了，你怎么敢说什么是为我好？

《悲剧的诞生》就是说，人活着就是一场悲剧，最好的东西是你得不到的，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了。我们的课题是美学与生命政治，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主题。那么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那么唯一的哲学问题就是什么呢？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又是一个希腊人，西西弗斯）第一句话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是自杀，即人是不是值得活着”。因为假如最好的是从不出生，因为生活太苦了，太残酷了，活着真累，不想活了。天天干活，一天拧8000个螺丝， 第二天也是8000个，第三天监工说你怎么才拧8000？配额不够了，我们的配额调整到10000，否则要扣工资。干不完的活，用当年学院的黑话说，天天滚粪球，滚30万字超级无敌大粪球。所以你会想到，我有第二好的东西，马上就死。那人为什么还要活着？一般人不想这些事情。但我们要多想一点，子曰，再思可矣。三思而后行太多，再思，想两次就可以了。你第一个念头是不想活了，但第二个念头，活着试一试，说不定有什么好玩的呢。生存的恐怖和可怕，其实我们已经进入《悲剧的诞生》文本了。我们讲生存的恐怖和可怕，因为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也就是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差的时候，人是很惨的。在座的各位都有20多岁了，在古代这是高寿了。穿越到古代，要么是胎死腹中，要么是几岁夭折，要么是饿死，得个疫病死了。活到20岁就很不错。还有各种战争，朝不保夕的生活，好不容易长大，成了孟姜女的老公，就修长城去了，去搬砖。总之有各种死亡的原因等着你。生产力很糟糕的情况下，活着干什么呢？国王也没什么好吃的。不像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就很低，国王天天担心别人谋权篡位，杀死他。所以生存都很恐怖。所以古代才有神话。德国浪漫主义就有了一个很奇怪的命题：希腊审美艺术源于恐怖。包括《俄狄浦斯》、《普罗米修斯》、《美狄亚》（因为老公出轨而把孩子杀掉，作为报复），这是三大悲剧，是美和恐怖的关联。首先是生存的恐怖，天天活着就是活见鬼，在艺术里面还见鬼的话，那我还活不活啦。这时候艺术是逃避，现实太可怕了。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要艺术。艺术是美的。也就是说，美就与存在的深渊拉开了距离。存在的深渊跟尼采有关系。卢卡奇在骂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的时候，尤其是阿多诺，用了一个词，叫“深渊大酒店”，包括尼采也属于其中。有部英国电影叫《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如果我们去住酒店，有什么VIEW是很重要的，包括房地产的海景房。尼采的思路一般就是：你到大酒店，问有什么风景啊？回答说，这个房间好好，推开窗子一看往下就是深渊，深不见底。尼采就会很开心地住进去。他的名言，当你盯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盯着你，就是虚无。现代性造成虚无、深渊、无底洞。天天挖煤，天天搬砖，看不到未来。张艺谋余华的《活着》，从小羊变成小牛，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放羊娃娃也要结婚生娃，生了继续放羊。这是一个死循环。这时候就会想活着干嘛呢，所以卢卡奇批评他们说“深渊大酒店”，是不好的。我们恰恰从尼采这里看，他就是要凝视深渊的，就是要有酒神精神。前面说的用美来逃避恐怖，在尼采的命名里叫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我们的造型艺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都是日神精神。当然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不是形而上学的对立，到最后尼采讲什么是悲剧，就是用日神精神的形式来装酒神精神的内容。酒神节，从古罗马就有，就是纵酒狂欢，嘉年华，这样一种群魔乱舞，就像万圣节。为什么大家需要狂欢，在现代性需要狂欢就是因为压抑得太重了。要去释放一下，去剁一下手也是一种小规模的狂欢。双十一购物，剁手也是酒神精神，狂欢。否则要得抑郁症。1790年，图宾根大学里，三个有名的年轻人，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偶像），在学校里面种下了一棵树，叫“民主之树”。图宾根的革命之神，就是狄俄尼索斯，是酒神。整个德国，把狄俄尼索斯当成革命之神。

文｜夏凡

责编｜莲灿

未完待续｜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