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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家买房的担子,女孩终于卸下了 | 人间

吴问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3


我认定自己如同金智英一样,那相似的牺牲并没有让我生活得好,也没有让我母亲生活得好,反而促使她充当家庭的“打手”,对我变本加厉地剥夺。


配图 |《春潮》剧照





2017年大三暑假,我在家乡省会的电视台实习,无论怎么努力和勤奋,也是被晾在一边“玩手机”。当时想着,不能够再混下去了,试着往之前心仪的实习岗位投了简历,有一点意料之外,竟然得到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的offer,来到北京,毕业后顺利转正,留在那里工作了3年。工作,攒钱,给家里买房,让弟弟以后上学无忧、结婚无忧、买房无忧,这是父母曾经传达给我的愿景,也被我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家乡县城,除开非常好的地段,3000多的房价,攒个30来万就能顺利买下一套房——这可以将笼罩在家庭头顶上的阴云驱散,让父母低了一辈子的头抬起来。我曾在下班路上,和父母、奶奶打一通通长长的电话,大言不惭地将这个目标向他们反复描摹。尽管父亲有时也会让我“不要想那么多”,但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盖世英雄。现在来看,一切本可能不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曾经也有机会不用扛起“买一个新家”的责任。在搭“移民搬迁”政策的便车时,母亲和奶奶的关系异常焦灼,外加她和外公矛盾重重,所以她毅然决然地要将房子定在姨婆所在的镇,以此来摆脱从嫁进这个家后就从没和谐过的婆媳关系。姨婆的那个镇,同我家的小镇子一样,也被大山包裹着,可好在它有一大片平坦的盆地,街道店铺直直地立在平地上面,不像我家那儿,被外地来的人戏称为“一个大洗脚盆子”——街道至少是45°,斜斜地从高处插下来,四面八方统统都是这个样子。下雨的时候,街道上冲刷下来的水,下水道往上冒出来的水,都会汇聚到镇子最低洼处的一条河里。我的初中就在这条河边,饭堂抽河里的水让学生洗碗用,零花钱最窘迫的时候,我还趁洗碗时偷偷喝过大肠杆菌超标的河水。我家就在这条河的下游,小的时候,去河里玩,可以捡到各式各样的垃圾,它们都被我像收藏宝物一样拖到河滩上藏着,或者拿回家,再被父母扔掉。我至今仍记得中考后那个仿佛没有尽头的暑假——因为去哪儿都摆脱不了我弟。姨婆家那个镇有条河流穿镇而过,上游的旁边是白花花的水泥路,我站在那里,当时的天空也是浅灰白色,闷热,汗水会从额头的发缝里渗出来。水泥路离河底大约40米高,深绿、茂盛的矮植下,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粒粒分明、均匀圆润的白石子,只到膝盖的河水,铺平了大概30米宽的河道,河里喧嚣、闹腾、快乐。4岁多的弟弟大夏天感冒了,不能下水,我牵着他热乎乎的手,时而往下望,时而往上望——往上是一连片直切下来的山壁,石缝里连草都稀少。石壁一直往前延伸,直到同山道一起消失在景色深处,切面真像一把菜刀。我没有问姨婆这山是不是自己长成菜刀的,自顾自闷闷不乐,姨婆猜我是因为不能去河里玩,所以不开心。那个夏天,是我第一次明确地知道了母亲“重男轻女”的事实,并且承认了它。我熬了一整夜写下了一篇字里行间都是控诉的日记,那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熬夜到天明。姨婆那时年纪已不轻了,但颇能扛热,大中午还经常在地里忙活。我们去时正值夏季农闲,可除了带我们出去玩,她从没闲下来过。中午酷热,姨婆要带着我们去镇上的景区之一,一个溶洞——前一天去的是渔场。对于那个溶洞,我起初听说的时候带着几丝期待,到了,却只看到一把生锈的大锁和一幅草草立着的广告牌。既然进不去,我和母亲就只好在溶洞下的水渠给矿泉水瓶子灌水,灌完一瓶,喝完大半瓶,再继续灌,再喝完小半瓶。水冰冷刺骨,挺好喝,又省钱。接着就是把手脚都伸进去淘洗。姨婆也在喝水、洗手,还对我们说:“农夫山泉的人说要来这里开厂,下头的人不愿意。这个渠要给下头的稻田灌水,冷水稻,米好吃,但产量没得我们那蓄雨水的池塘(浇灌出来的稻子)高——乡政府还不愿意。”老家直到去年才被提溜出贫困县行列,之前为了保护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对开工厂口头上管得极严。但实际上化工厂也不少,县城那条河最近10年才被治理好,水泥厂没搬迁时都是直接向河里排污。闺蜜毕业后在这个水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刚工作那年坐直达家乡的慢速火车,半夜下车后去她那儿借宿了一晚,天亮了,看见厂子里树叶上满满都是灰。我以为那次暑假只是去姨婆家玩,没想到其实那就是母亲决定新家地址之前的考察。之后的很多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能听到母亲和姨婆讲没完没了的电话,她们有共通的苦难:夫妻、婆媳矛盾,父女龃龉。我没有作为妻子、媳妇的经验,对这种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常常只有窃喜——我可以暂时不被母亲指挥着干活,好好看一会儿电视,或者假装写作业,看提前藏着的言情小说和杂志。




母亲有了弟弟,房子修在外地,家里的大小事,所有人好似默认我自然就会明白,亦或者我真的只是一个多余的人。定下房子地址那一年的除夕夜,家里从晚上7、8点钟一直吵到凌晨2、3点钟。我坐在门后的椅子上抹着眼泪,听完了前因后果——父母又不满意修在那个镇上的房子了。吵架声响彻整个小村子,邻居长辈赶过来劝架,只有住在我家房子背后的爷爷奶奶装听不见。屋子中间立着的烧柴炉子,火很旺,农村讲究除夕夜不能断火。吵架间隙,他们还记得去“放天星(凌晨12点放鞭炮、花炮)”,还记得去给舅舅画个圈烧纸。母亲还一直在磕着瓜子,瓜子皮不断地从她嘴里吐出来,和着一大串陈年旧账,哔哔啵啵,满满一地。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房子,爷爷奶奶之前也和父母吵过很多次架。“爱我”的奶奶,“永远对我不满意”的母亲,“躲清闲嫌吵”的父亲,这是我家吵架时的扮相,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戏码——还有爷爷,他前10年下重力伤了腰,后10年与拐杖为伴,严重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吵架,就是在自家院坝的水泥地上就地卧倒、打滚,也会哭,吵完架,爬起来回后面的屋子里继续躺着睡大觉,间或绝食几顿,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会爬起来吃饭。直到奶奶最近几年吵不动了,而我又远远离开了家乡,这一切才暂时消散在我耳边。但它们又确实一直存在着,父母、奶奶偶尔的电话里会给我说说进度。去年下半年,母亲骑摩托车逞能,要从家门前的高坎子骑上去,结果车子太重扶不住,她人连着车一起摔下去,腿断了,车子摔瞎了一只灯,刚出院没多久,就和奶奶吵架。父亲打来电话,既尴尬又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妈又和你婆吵了一大架。”我问:“你没劝?”他回答:“我哪里敢劝。”我又问:“为啥吵?”父亲还是笑:“我把两个死鸡给扔了,你妈想留到吃肉。你妈吵我,你婆就吵她。”他继续笑着说这一切,我一面觉得他是因为可能真的觉得好笑(或许只是烦),常年生病的人讨厌高声嚷嚷,我以前同母亲吵架的时候,他从来不讲理,通常会下命令让我闭嘴;另一面我又觉得他肯定也在为两个女人为他吵架窃喜——最近几年,他发现奶奶在生活中需要大量依靠他后,就一改往日的唯命是从,开始在七八十岁的奶奶面前耍小孩子脾气,对着自己的母亲颐指气使、挑挑拣拣。我又和奶奶通电话,奶奶当然向着自己的儿子,又把我母亲拉出来数落一通。在处理家庭矛盾这方面,我同父亲很相似,这个结我解不开,只好同时当着3个人的情绪垃圾桶,间或是扎向母亲的那把刀。我曾经有一年问母亲要生日祝福,她回复我说:“你知道吗?‘儿奔生来娘奔死’,你的生日就是我的受难日。”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委屈到没办法反驳。后来很多年的生日,母亲都极少送来祝福,我有时候赌气,也假装忘记她的生日,不说祝福,也不送礼。后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家乡那边,女人要生了第一个娃才会被婆家正式接纳进家庭。我想,母亲可能在生我的时候,确实带着极大的期待,以为婆家会因为我的到来而认可她。我家并不算重男轻女,奶奶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女儿。可母亲没有得到婆家的认可,于是我的出生就成为了她一生不幸的开端。我的成长里充斥着她和奶奶的相互怨怼,我不记事的那几年,估计是傻乎乎地伤她心最狠的时候——在我后来与母亲吵架吵得最凶的时候,她会说漏嘴提几句,但是我现在再问,死活都撬不开口了,她说太痛苦了,不想说了。而在奶奶的陈述里,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描述是——冬天下雪,母亲把我扔到外头雪地里,说:“你让她冻死。”除此之外,再难有更多过分的场景了。不过奶奶对我的态度好很多,母亲在家整天骂骂咧咧,凶,关心的话也带着质问的语气,小的时候,我害怕感冒咳嗽被她听见,每当憋不住的时候,就跑得远远的再咳;所以母亲也经常忽略我的变化,我从初中就近视,直到高二被老师上课逮到,质问我“看不见,为啥不配眼镜”,我自己才迫不得已用生活费配了最便宜的眼镜,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后。我因为贪恋“温柔”,本能地依恋奶奶,这可能进一步伤害了母亲。母亲在我9岁时生下了弟弟,这恐怕是她第二次希望被婆家接纳的尝试,但是现实继续泼了她凉水,奶奶依旧没有认可她这个媳妇,她发现自己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一路艰难地往前奔。所以,房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人生里“硬气”了一回的象征,但收场也颇为惨烈。




2014年,那套房子在他们的吵吵嚷嚷中还是交付了,它成为了外公外婆从大山里搬出来后住过的唯一体面的新家,也是外公的丧命之地。在搬进那套房子前,外公就坚持要从住了大半辈子的、没电的深山里搬出去,所以便在离县城不远的另一个镇的村子里暂住。他节俭省钱,舍不得租楼房砖房,即便是手头上挺宽裕,依旧选择住土墙房。他也勤快,在那个村子里租了不少地,邻居都会羡慕他稻子种得好,收成好。在县城里上高中时,我会隔三岔五地去外公外婆暂住的村子里过周末。外公外婆没有一刻会闲下来,地里家里,不停地转,变着法儿地挣钱。他们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对只要能稍微看得起他们一点儿的人,都掏心掏肺地回报——这也是外公和母亲龃龉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好的人,大多在十里八乡的风评极差,背后对我母亲和我家都极尽嘲讽。外公和我母亲因此冲突频发,直到外公辗转搬到我家新房子里后喝闷酒把自己给送走了。现在那套房子成了外婆一个人的家,她很爱那个家。外公活着的时候,对她动辄打骂,现在成了守寡老人,她却收获了这辈子难得的平静。父母和奶奶常常对我说,“你外婆最有福气”,可那福气是挨打半辈子换来的。


奶奶的5个孩子里,只有我家最不争气,还在泥巴里头滚。父亲有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吃药不见好,在皮革厂打工10来年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现在在家务农;母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被迫开始外出打工,她身体底子差,受不了气,所以一年有半年全职在家,因为弟弟马上要读高中。2019年之前,我很少去想这个家的问题根源。如开头所说,我爱打肿脸充胖子,觉得一切困境都是我的担子,我得扛起来。除了逢年过节给钱,我还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讨好所有人,做更多的事,过年时工作依旧繁忙,也得抽出时间备菜。父亲和弟弟闲着坐在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重复看无聊的春晚,母亲也不会叫他们帮忙,我拒绝还会被甩脸色。“大厂”的工作并没有听起来那么风光,我起薪要得低,后面即便涨了也不高。在北京的房租、生活费,还之前借朋友的钱、助学贷款,刚毕业需要置办东西,都是开支。刚刚工作半年,手里余下的钱,在春节时几乎全部都交给了家里,借着信用卡交了下一季度的房租,后面又花了半年才还清。即使是这样,母亲还是觉得我的钱给得不够。父亲在我同母亲回嘴的时候,让我“不要吵架”,弟弟只会不断地要这要那,偶尔打来的电话也是命令语气:姐姐,我要这个;姐姐我要那个。房子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母亲坚持认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未来必然是要卖掉的,她和奶奶的矛盾冲突也未停歇,她不想背井离乡,不是在自己家里的镇上买房,就是一定要搬去县城。房子成了这个家的一块心病,上学的时候,放假回家必定要吵;工作后再回家,必定要找到由头狠狠骂我一顿。2019年夏天,我为领一个在大学时就考好了的证书,请了一天年假加周末又回了趟家。在家里只待了短短两天,即便这样,返回北京前的一天下午,母亲还是寻了由头吵架,要求我一定得承担起买房的责任,起码给她一个确定的承诺。她说:“你看看你老子的体子,病恹恹的,他还能活几年?不为你弟弟也要为你老子吧。你老子为了你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老了连新房子都住不上。”我当时很愧疚,一直在哭,但也有争辩:“要不是因为你们把房子修在上头,我们家现在至于还住在危房里吗?我过年才知道,房子修在了上头。”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反反复复怪自己,从没想过那副担子其实可以卸下来。直至2019年年末,“金智英”在国内各个互联网平台上火了起来,我看到每一篇关于这个名字的书和电影的文章下面,都有着无数个相似的女性在讲着她们的故事。虽然之前我也看到过性侵、家暴、职场歧视、同工同酬、产假等等的稿子和新闻,但我很难切身体会到,也未曾想我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也看了电影,电影最后一幕,金智英选择了在饭桌上写作,可她仍旧摆脱不了双重责任的困境,甚至也不可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的工作是“运营”,除了在各个网站铺我们自己的内容以外,也要去关注社会热点。我亲眼看着一次次“重男轻女”的讨论,也反反复复去留言陈述自己的故事,但我找不到自己处境的解法,也找不到同母亲关系的解法,每一次通电话都是一次争吵。我认定自己如同金智英一样,那相似的牺牲并没有让我生活得好,也没有让我母亲生活得好,反而促使她充当家庭的“打手”,对我变本加厉地剥夺。我也认定,善良、听话、孝顺,这些最传统的美德,让我成了家庭秩序里的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来剥夺我的一切,感情、金钱、时间。现在想来,这恰恰是解开我和母亲的“结”的开端。




2020年春节,宏大的叙事是“新冠肺炎”。村子封了,没办法离家,我也被困住,远程办公。气愤、悲痛、感动,情绪来来回回过山车一样。微小的叙事则关乎我自己——在我明确知道了母亲“重男轻女”后,和她吵过很多次架,但吵过之后,一切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我讨好,她控制。而这一次,我的反抗第一次在实质意义上获得了反馈。正月里某一晚洗脚,弟弟脱了袜子,水还很烫,就将两只脚搁在洗脚盆沿上。农村洗脚都是用一个橡胶或者不锈钢的大盆子,全家人一起用一盆水,我家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正在低头认真洗着脚趾缝,他拎着袜子笑嘻嘻地伸到我的脸旁边,很臭。他让我洗完脚把他的袜子洗了,神情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往常逆来顺受的我,那一刻真真切切感觉到了巨大的屈辱。以前我若有点情绪,都会被父母亲以“是非”堵回去,然后继续默默做事情。在过去的23年人生里,我为家里人洗过无数东西,碗、衣服,包括内衣裤,尿布,然而我的脏衣服只有母亲洗过——仅仅在我去学校后——痛经不舒服的时候,烧热水也要洗。日常里的农民形象,往往停留在男性身上,被隐去的沉默的女性呢?一个农村留守妻子,她要承担农活、家务、育儿、养老等等无数的责任,经济拮据,没有任何人可以转嫁,婆媳关系不顺,这一切都是一肩扛。除却上学的日子,寒暑假,节假日,在我稍稍能够到灶台的年纪,煮饭、洗碗、洗衣服,下地帮忙,哪怕做得很糟糕,也要被逼着去做。母亲惯用的规训是:“你不学,以后到了婆家人家看不起你。”可是她学会了一切,并且努力超额完成目标,也没赢得这个家任何人的尊重。弟弟出生以后,母亲充当父亲的角色,家里的地、山场,所有的活她都要干,我则成为母亲的角色,一切家务我都要做,还要带弟弟,奉献讨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规训着我成为一个听话的女儿。过去的很多年里,弟弟会在我洗衣服时,把他的脏衣服扔到盆里。那一晚,我很生气,但到最后也只是求助于父亲的权威教训弟弟。我自己好似说不出来一样,迫切地想找个代言人,本能地觉得自己的话语没有任何分量,没有人会听我的。或许这不能称为第一次反抗,但是它是我真正反抗的催化剂。正月里,我每天都要工作,疫情来势汹汹,给我们带来了更繁重的工作任务。长假提前备好的稿子都不能用了,我整日整日守在电脑前,等着即时的稿件出来,上版发送,没有中断过一天。家里有父母和外婆3个闲着的人,我每天和领导同事对接工作,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指望着我去煮饭、做家务,倘若不能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帮忙,还会被甩脸色——尽管不会有人把难听的话说出口,但是一张张黑脸明晃晃的。那一天恰逢村里停电,为了继续工作,我带着电脑去了镇上母亲为了陪读租的房子。我问过她,弟弟已经去学校寄宿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租房?母亲说,那是为了让你弟弟不想住学校的时候就能回家,还能应付危房检查。我又问起为什么我读高中的时候不租房,母亲搬出“你奶奶不愿意照顾你”的借口。实际上,奶奶也不见得愿意照顾弟弟。当天,弟弟闹着要一起去陪读房,我没有拒绝他。年前,家里刚刚用我给的钱置办了一辆摩托车,父亲终于摆脱了他那辆从上个世纪结婚时一直骑到现在的“二八大杠”。那车的零件都换过了好几轮,但他仍旧很爱护这辆陪伴他多年的老物件,擦洗干净后停放在房子后面堆木料的小屋子里。一开始,我以安全为理由反对弟弟骑车,但现在我也只能指望他。当天中午,我们到了镇上,从1月末回家,一直被闷到2月中旬,出门的时候,还都挺愉快的。此时我已经有了一小笔存款,可以随意地让弟弟选择方便速食对付着吃饭。疫情时期,街上没有饭馆营业,我们用泡面解决午餐,于是我的情绪彻底爆发在一碗鸡蛋面上。我终于赶完了工作,定完稿子的发布时间后,想着自己做饭——工作后,周末自己在出租房也常常做饭,但是三脚猫的厨艺水平,在家里的电磁炉和锅底坑坑洼洼、受热不均的炒锅上彻底暴露。我做完饭,喊打游戏的弟弟来吃,直到我吃完,他才嫌弃地尝了一口:“这面腥气,我要泡方便面吃。”第二天早上,我把前一晚弟弟只吃了一口的面继续热了——长久以来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想浪费粮食。我正在吃面,弟弟又开始嘲讽:“我吃剩的你还吃,你做的面腥气那么大。”那一瞬间,怒气立马冲上头。但我没打他,只是把他推到了房间门外,想冷静一下。母亲租的房子是一个大通间,房主是修来做门面房的,但在这里做生意的没几个成了的,后来就租给母亲这样来给孩子陪读的农村人。没过几分钟,弟弟拿着钥匙开门进来了,说:“诶嘿,你没想到我有钥匙吧?”我那一口怒气还没下去,脱口骂道:“你以后爱去谁家吃去谁家,我不伺候你了,爷爷(上面劝架的长辈)爱伺候你,妈爱惯你,以前她煮的那么难吃的饭,我都吃了,到你了,你金贵得很,我伺候不起!你爱找谁伺候,找谁伺候,上初中的人了,衣服袜子不洗,鞋不洗,留到爸给你洗,你丢不丢人?你是我们屋里的活宝!”此前,我们姐弟俩极少撕破脸皮,前一年过年,因为痴迷打游戏被母亲训,他的手机被摔了,母亲把所有责任都一股脑怪在我头上,我也没还嘴,默默收起手机不再玩游戏了。见我发火,我弟就躲到大通间后面玩手机,我继续去吃那碗面。回家路上,又因为弟弟走了冤枉路,我们到家又是一顿大吵。好像过去很多年,憋憋屈屈的情绪头一次有了出口,我直白嘲讽劝架的父母:“你们这是给自己养个大爷,仙人,惯!以后有你们受的。饭不爱吃可以闭嘴,自己不做,就少插嘴!”我自己没哭,我弟倒哭得很凶。全家齐上阵地去安慰他,父母来指责我,要我让着他。然后,睡觉踢被子、人能睡到换个方向的我弟,又一次感冒了,这像是一个运算BUG,每次我回家带他去镇上,或者他执着撵路,一定会生病,父母也一定会把病的原因算在我头上。我想,这些执着地将儿子犯的错算在女儿头上的父母,大抵是要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吧。直到离家的那一天,我和他们的关系也没缓和。在火车站,母亲非要拉着我拍照,我以为她多心疼我呢,后来却在她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我们母女合影的后面跟着她在超市买衣服的长视频。现在想想,她真的是不太在乎,不在乎才可以随意伤害,之后又出来粉饰太平,妄想一切都没发生过,而我太在乎,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妄想能够讨回这些债,陷进去就出不去了。从春节过后,我基本上处于单方面跟家里断联的状态,非必要就不再和家里任何人讲长电话了。断联,是很多人遇到这些问题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也选择了这种。我的枪口那时尚且无法向外,所以只能扎回自己身上。




2020年6月,工作内容调整,一天下午2点,我正在焦头烂额,母亲发来了一段模模糊糊、只能隐约看出一个病床的微信视频。我问她谁生病,她不说,先讲了一大段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我以为她只是又一次通过扯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控诉我不买房,但又觉得不对劲,问:“你是不是生病了?”她的扯东扯西终于说完了,转到正题:“你一点都不关心你娘,我的死活,我这辈子命苦,都是你害的。医生说我子宫脱垂,生你的时候子宫撕裂,那个产婆没管,生你弟弟的时候,医生也没处理。打个喷嚏都漏尿,还是一个在药店认识的朋友说我这可能是子宫脱垂,我来检查,医生说我来太晚了,严重得很,要住院割子宫。”我看着那句你“你害的”,特别生气,放往常,我肯定又再一次指责自己。我生气回复:“是我让你怀孕的吗?你啥都能怪到我头上,你生娃给我生的?”“我最近没钱,你取家里头那张卡的钱用。”“哪个欺负你,你当面去跟人家吵,别给我说,给我说没用。”当时占据我脑海的主要情绪,不是心疼,而是愤怒。工作上的焦虑和“你害的”两相叠加,我完全感觉不到心疼。当时,正值“节育环”的展览和文章大量在互联网上曝光,我才知道“节育环”是通过引起子宫炎症来避孕。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一直都在治疗妇科病,她藏着掖着的东西,在我认识了足够多的字以后,一件一件都展开了。可我还没来得及去询问母亲,她已经失去了子宫,也不用再考虑取环的事情了。等当天工作结束以后,我隐约起了一丝心疼,但很快就消散了。回到北京的日子里,我还读了《厌女》,书里有一个观点:“母亲会嫉妒女儿。”我觉得母亲恨我,是我让她的人生变得糟糕;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没见到她真心喜悦过;送给她的生日卡片,被随意地扔在桌台上;她也从没关注过我的上班时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都可能接到她的电话,有一次,在上班的下午4点,她一个电话打来:“我手机坏了,你给我买个手机。”做手术需要禁食一天,母亲一边禁食一边给我微信播报情况,直到手术结束被推回病房。我一边看着她的微信,一边用学到的理论去抵抗她字里行间对我的指责,我知道那些文字,都是“厌女”的表现,她给我诉苦:“你爸,我去上厕所起不了身,让他等两个小时再走,他这都等不住,急到跑回家忙地里头的活。你弟弟,我让他帮我叫个医生,跑出去半天,医生没叫来,隔壁床的看护帮我叫的,后来一问,他坐车回去了。”我看着文字,又莫名觉得好笑,回道:“你自找的。”从这开始,我学会了枪口向外,但是逃避依旧是常态。我和母亲的每一次以颇为正常的沟通开始的对话,都会以歇斯底里的谩骂结束,我们甚至也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不想听到她的声音,她估计也不想听到我的声音。我们在微信上吵架,我发大段大段的文字质问她,她连发几个60秒的语音谩骂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听到她的语音都会条件反射地紧张、心悸、喘不过气。养完病两三个月,她下四川打工,又来让我给她买票,票买了,照常吵架,无外乎还是那些,买房、婆媳、夫妻问题。以前,我还真心实意地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但经过小半年,越发觉得她像跳梁小丑,怎么那么多错,算来算去只能等于“都是你的错”。今年过年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回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也没有觉得报复到了谁,我们互相发了一个红包,就结束去年糟糕的一年。




我和母亲变成了“非大事不联系”的状态。她又找了个活儿,自从她在我大学时外出打工以来,换了不下10余份工作,我和父亲都一致认为她,不安分,不好好学技术。

这种状态保持到了今年4月,爷爷去世了,缠了奶奶11年,一家人像是解决了大麻烦一样喘了口气——上一个大麻烦是外公。

父亲给我打的电话,我在微信上和母亲确认了这个信息。父亲来火车站接我的时候,也像是卸下了担子一样,我感觉他还有一丝开心。有时候,我觉得父亲不管苦笑、假笑、真心笑,都有一点不合时宜,充满了尴尬的意味。其实我自己也像他,不知道何时笑是正确的,只好统统不笑。

父亲陪伴我成长的日子集中在4岁之前,但我没太多关于他的记忆。除了冬天一起在炭火上烤并不好吃的面包片,我们父女俩的相处就是互相喂大道理,谈政治、经济、国家大事,彼此附和,不怎么会产生分歧。父亲会认真地听我的见解,奶奶觉得我是在说“不好”,他倒觉得“确实是”。而在母亲的叙述里,我4岁以前,父亲超级爱我,我甚至能感觉到一丝嫉妒的味道——但我确实完全记不得了。

葬礼就是一个靠着死人联络活人的大型社交场,我永远记不住亲戚们的辈分。我在路上也想装看不见,但在葬礼上,一切都得打起精神来应付。

我以为葬礼加上守夜,熬了3天,把爷爷送上山就结束了。可葬礼后,母亲同样也没放过我,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追问我回来之前说的、最后一晚去同学家留宿的事情:“你要去哪个同学家里?名字是啥?住到哪里的?”还有,“我听说你去你大爹那里了,你送了东西也不让我知道。”

一边嫌弃我,一边控制我。从小到大,我只去过一个女同学家里留宿,后来母亲给弟弟陪读遇到那个女同学的婶婶(非常计较的一个人),整天在母亲旁边说我在女同学家吃饭的事,母亲因此帮了她不少忙,直到她搬走。其实饭是女同学奶奶做的,和她婶婶没什么关系,但此后只要逢我去同学家,这事就会被母亲拉出来一遍又一遍地讲,无论我解释了什么。

我到底也没告诉她我去找过哪个同学——其实只是和闺蜜在逛景区,送给大爹家的水果只花了不到50块钱,但母亲不在意价格,只在意我没告诉她这件事情。这次之后,我们又吵了一次架,我发了一段“父母要学会放手”的文章,收获了一段追溯到结婚彩礼钱被我奶奶坑了的语音谩骂。

她那次的语音,我没有听完,受不了。


转过头,我在6月离开了“大厂”,微信也拉黑了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才又把她拖出来,也不知道她在那段时间有没有试图联系过我——5月,她再一次南下打工,在我和弟弟关系稍稍好转以后,他告诉我的。我和弟弟也同样断联了一年,除了过年发红包。今年他刚好中考,以前父母担心让孩子知道太多家里的情况会不好,但我生气的时候一股脑把家里的种种全部倒给他了。4月爷爷葬礼上见面的时候,他确实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整个人沉了下来。中考之前,我试图去问他情况,他因为担心考不好而焦虑,于是就聊天破开了一个口子。我安慰他,和他又聊起了家庭,父母对我的亏欠,我不知道他向父亲传达了什么,后来父亲还给我打来电话道了歉。我不知道弟弟和母亲有没有聊这些,但他确实比我会讲贴心话。虽然我经常嘲笑他的话过于“鸡汤”,他总反驳说我“太现实”。好在我们都闯过了人生好难好难的一个关口。中考出成绩以后,他是我们小镇的第一。上初中以后,再没考过几次第一,让他挫败得很。我给他发了红包,他给我发来好几个视频,问“帅不帅?”后来,他也和我抱怨:“妈给我说,想让我跟她去当学徒,不要念书了。”我想起中考结束时,母亲也这么对我说过,或许她觉得我们读太多书也给她造成了太大的负累吧,我大学毕业也没赚到大钱,估计也打击到了她。




前段时间,母亲主动来找我买票,她又要换去深圳了,我向她确认买票信息,她问我工作的事情,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把房子的“炸弹”搁置到了一边。我嘱咐她要把工资算清楚了再走。一年多来,我和母亲第一次没有以互相质问、谩骂结束聊天。后来,当我找工作找到崩溃的时候,本能地再一次向母亲倾诉痛苦。她安慰我时,我主动提起了“房子”,却发现她对房子的态度也没那么“逼人”了。我好似也突然理解了她:这些年频繁地换工作,是她爱惜身体,只要不舒服和感觉受了气就会坚持离开——一个农村妇女,能赚多少钱呢,在哪个岗位的区别也不太大。我开始向她坦诚我的近况,但我保留了自己到底存了多少钱的事,因为要为下一份工作做准备。我和她聊她读过的书,聊她认识的阿姨,也聊婚姻、彩礼、养老,我说:“婚姻就是一个‘吃女人’的机制。”也愿意好好给她一个承诺:“你们老了我单身,能好好照顾。”我与母亲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我不是讨好的姿态,她也不再试图控制我,我会把每一个她试图“剥削”我的事情展开来给她讲道理,我和她说:“我得保留财产,才能好好给你们养老。”“现在哪有媳妇愿意和婆婆一直住在一起,你考虑得有问题。”“我的彩礼,最终也到不了你手上。”她竟没有再反驳我,只担心我老了怎么办。我和她,也好似闯过了一个大大的难关,度过了母女关系最糟糕的时候。现在想来,我以前心中似乎一直对母亲有一种完美形象的幻想,我相信她一定会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爱我,而现实生活里她呈现出来的复杂的面相,是我始终无法坦诚面对的。我脑海中的完美母亲由谁塑造呢?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一起完成了“她”。曾经我很反感“第一次当妈妈”的辩解,赞同“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的指责。恰恰是通过一次次心理认同,把自己再一次架上舞台,也把母亲架上舞台,让自己和她继续去扮演想象中的美好角色,再在完不成的时候惩罚自己、怪罪她。现实是,她扮演不了完美母亲,我也扮演不了完美女儿。要承认、接受她和自己的那些脆弱、复杂、妥协、算计、小心眼,不爱就是不爱,真假参半就是真假参半。现在,我终于能和母亲平心静气地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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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问

写到我能写到的

最真实的程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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