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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这个中国女人就是俄罗斯远东的带货女王丨人间

李东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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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山丘


沿着这一条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线,她们追着赊货的商贩,公司从绥芬河开始,经乌苏里斯克,再经涅留恩格里,最后到雅库茨克才落下了脚。


配图 |《莫斯科行动》剧照


前    言

2019年春节,我到尼日利亚探访好友晓慧。

在晓慧位于拉各斯的餐厅里,我偶遇了她的老友柳箐——尼日利亚某奶饮料生产企业的董事长。后来的日子里,柳箐向我讲述了自己80年代在老家徐州当个体户卖女装,90年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雅库茨克当“国际倒爷”,千禧年后来拉各斯办工厂,30年穿越三大洲的打拼经历,我也在往后的多次接触、采访中,逐渐还原出了这位中国女掌门的江湖故事。人过中年,眼前这位衣着低调而又讲究、身材苗条、依然长发披肩的董事长如此波折起伏的经历,如今看来,的确实难复制。


越过山丘丨连载01




柳箐,60后生人,从小跟着父亲在青岛的北海舰队里长大,母亲带着姐姐弟弟留在老家徐州。柳箐至今还记得,当年部队大院里周末都要放露天电影,同学都爱跟她套近乎,好让她带他们溜进大院里看电影。高中毕业后,柳箐进了徐州一家机械厂,成为油漆工,专给自行车喷漆。那时公司规定“上12小时班,连续休息2天”,这样的工作节奏让柳箐很喜欢,因为可以有非常充足的私人时间。十多年的知识禁锢之后,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城里、厂矿里办免费学习班蔚然成风,英语班、理发班、家电维修班和裁剪班随处可见。柳箐自幼喜欢绘画、做手工,便进了剪裁班。她的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余下时间还能帮帮小她2岁的同桌包丽。那几年风靡全国的日本电影《追捕》、电视剧《血疑》,让柳箐对日式女装很入迷,大半工资都用来买日本的服装设计书。1987年春,徐州的新百货古彭大厦开业造势,举办了一次服装设计大奖赛。经不住包丽的鼓动,柳箐也投了稿。“最后竟然得了二等奖,奖金有800元,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呢。”说起那次获奖,柳箐至今都十分骄傲,毕竟这也改变了她一生的轨迹。


获奖后,个体服装商贩徐阳看中了柳箐的作品,想与她合作。徐阳在二府街服装市场有两个柜台,专营女装,从上海进货。她希望柳箐设计、制作的服装都能交给她来卖,柳箐欣然应允。那以后,一到休息日,柳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做衣服,每天能出货五六件,除布料钱外,再加了2到5元的工钱费,之后全部都卖给徐阳。柳箐设计的日式女装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直到后来,柳箐发现徐阳的卖价是她供货价的3到4倍,她才决定,干脆自己租个柜台好了。问题是找谁来守柜台呢?彼时“商品经济”刚起步,有门路的人都奔着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去了,只有那些没法子进入体制的“困难户”才会去干个体户。柳箐在国营机械厂,舍不得放弃。包丽在国营橡胶厂,也不愿意,便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包楠。包楠比柳箐大2岁,是返城知青,在出租汽车公司的小卖部工作——这个“大集体”性质的企业允许停薪留职搞经营。大家一拍即合,柳箐出资租下了二府街服装市场的柜台,包楠负责守柜台卖。几个月下来,两人的确赚了不少,可柳箐却要快累垮了——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赶天赶夜制作服装,喷漆的工作也不能丢。再跟徐阳的店一比,还是跑上海拿货来卖赚得更快些。于是,柳箐也开始在休息日坐火车到上海拿货,连夜再坐火车赶回来。“时装设计师”的眼光,让柳箐进的货立刻得到顾客的青睐,很快,二府街服装市场上的同行们都跟风学起柳箐挑选的款式来。也有不少人想和她套近乎,好一道去拿货,可柳箐就像个独行侠。那时候,柳箐已经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了——既然自己抽空搞设计制作几件都能卖到好价钱,“为何不可以自己来设计,再搞个厂,做出真正的服装品牌呢?”——这个梦想,时至今日仍让她念念不忘。服装的生意越做越好,柳箐和包楠又租下一个5柜台的商铺。每天一大早,商铺的卷闸门刚拉开,顾客就蜂拥进来。有时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元,没多久,柳箐就变成了“万元户”,这在那时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90年代后,商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柳箐只得去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更远的厂家进货,去一趟来回至少要一周。那时候,店里一天赚的已经比她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了,柳箐终于下决心辞了职,全心全意做自己的生意。每次到石狮去进货,柳箐都十分感慨——那里的一个个小作坊都能成行成市,整合成巨大的制衣城。而徐州却没这个条件——想有自己的品牌服装,她还需要继续积攒启动资金。1992年初,柳箐结识了在哈尔滨做服装批发的秋姐,秋姐劝她改做批发:“批发能赚大钱,零售做来做去,最后赚的只是一堆货。”柳箐其实也考虑过。彼时,牟其中空手套白狼“倒飞机”的故事,已在全国大街小巷里传颂开来——他用几十车皮的罐头、热水瓶、服装等,去俄罗斯倒回了4架图154客机,卖给了西南航空公司。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抓住某一次机会而一夜暴富,人人都在四下打听类似钢材这样的物资的上下家信息,都想成为倒卖物资获取暴利过程中的一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的确如此。到了夏天,秋姐又给柳箐透露了一个消息:哈尔滨火车站的地下商品批发市场正在招租,一个柜台年租3000块,未来这里一定是哈尔滨最大的服装日用品批发市场,机不可失。柳箐终于按捺不住了——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深圳股市的热炒,十万大军南下闯海南的喧嚣,跨国公司加大投资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她自认为,自己一定要走出徐州,参与到这样闯世界的潮流中去。柳箐找到包楠商量 :“到哈尔滨租几个柜台搞倒货、搞批发,这可能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赚了我们就回来搞服装厂做品牌。如果不行,再回来做零售。”包楠说:“听你的,反正我跟着你干。”




为了抢到好铺位,两人匆匆了结徐州的生意,带上没卖完的货物飞往哈尔滨。租下两个柜台,先把徐州的货拿出来卖。然而,3个月过去了,期待中的火爆行情并未出现。连她们从徐州带过去的货都没卖完。东北人对服装的喜好跟江南人的完全不一样,柳箐对女装的敏锐嗅觉在这儿完全失灵了。钱只出不进,柳箐每天都焦虑不已。也有几家在绥芬河做边贸的公司想要柳箐的货,但需要“赊货”——等他们拿走货卖出去了,才能付款。柳箐起初一口回绝了,这样风险太大。可又熬两个月后,还是不得不把货赊给了绥芬河的公司。1993年新年后,市场仍然没有一点火爆的迹象,包楠也开始埋怨柳箐。想着不能再坐以待毙,柳箐让包楠留下见机行事,退了档口,自己坐火车去绥芬河要钱,然后回徐州重头再来。那时的绥芬河还只是一个几万人的边陲小镇。走出火车站,柳箐踩着泥泞的街道,经过一排低矮平房,突见一栋崭新的5层大楼立在小镇中央,楼前人流车流拥挤喧嚣,大楼正中写着4个大字“青云市场”。柳箐走进市场,看见密密麻麻的俄罗斯、中亚商客挤在商铺前选货、挑货,手里拿着货物,跟店主你来我往不停地砍价,计算器在双方的手里传来传去。不少的商铺堆满了货,店主都只能站到货物上向商客吆喝。如此火爆的场面让柳箐十分震撼,连赊货的店铺都没去找,就直奔市场管理处,当即交了1万9千元,订了一个柜台位,然后打电话把包楠叫到绥芬河,做起了边贸批发生意。起初,两个人是看到别人什么货好卖,就跟着进什么——牛仔裤、玩具、窗帘、鞋子、帽子、杯子、灯具等等,柳箐学得快,悟性高,总能在市场里很快找到更好、更便宜的货源卖给客户。生意虽然火爆,但赊货的问题还是迟迟无法解决。生意做得越大,货就赊得越多。她俩既兴奋又惶恐,最后不得不一路追着赊货的商贩和公司,沿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线,从绥芬河开始,经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再经涅留恩格里(Neryungri,旧称涅林格里),最后到雅库茨克落下了脚。


1994年的初夏,雅库茨克的气温仍在0度上下,站在冷冷清清的列宁广场上,柳箐和包楠只感觉阵阵地冰冷刺骨。面对这陌生的周遭,能给柳箐带来些许温暖的,可能只有面前这座熟悉的列宁塑像——列宁屹立着,挥着他的大手,在凛冽的寒风中,激励着人们向前,再向前——这样的景象让柳箐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儿时在北海舰队的大院里,最渴望的就是得到大哥哥们颁发的“列宁勋章”。柳箐和包楠要去的露天市场在勒拿河边的空地里,两人拉着满载货物的小拉车,在露天市场入口硬梆梆的泥土地上,把编织袋平铺好,再把货物倒在上面——牛仔裤、鞋、帽、包和芭比娃娃。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戴眼镜的俄罗斯中年男子走过来,指指芭比娃娃问多少钱?“1万(旧卢布)。”(按当时的汇率,约为27元人民币)中年男士嘀咕着,走开了。“回来回来,8千。”中年男士听到后,乐呵呵地折了回来,一口气买了8个芭比娃娃。柳箐接过这6万4千卢布,捏在手中,心里异常踏实,不再是拿着赊货凭证那样的惶恐了。不到1小时,货就全卖光了。几天下来,就赚了几万人民币。当地有个俄罗斯小伙子,比她们赚得更多。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苏联时代在政府开车,如今出来租了个洗衣店做生意。他到柳箐这儿来拿便宜的牛仔裤,回家自己把牛仔裤扔进加了漂白粉的锅里,再拌上碎砖头,煮几个小时,再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迹、图案,烘干后贴上“西部牛仔”的牌子,看上去就跟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差不多,价格随之也翻了倍。这个夏天,柳箐不停地返回绥芬河去进芭比娃娃,过海关前打成压缩包,从乌苏里斯克坐3000公里的火车到涅留恩格里,再转汽车回到800公里外的雅库茨克,把这些芭比娃娃带到那露天市场里。芭比娃娃在市场里一直火爆到圣诞节后,以至于整个市场里的人都叫她“人口贩子”——专门贩卖芭比娃娃的“人口贩子”。这样面对面的买卖过程,很快就让柳箐感悟到俄国人喜欢、需要什么样的商品,敏锐的商业眼光又回来了。很快,她又成了“玻璃杯女王”、“壁纸女王”……她曾经销过的一款带手柄的啤酒玻璃杯,在这个市场上整整火了一年。不过,将这些东西运来并不容易。这款玻璃杯是从乌苏里斯克批发过来的,往返两地有3000多公里,途中时常状况不断。有一次柳箐押着两车玻璃杯回雅库茨克,途径涅留恩格里时遇上大雪,公路旁的排洪沟全都被盖满了。两辆车的司机是俄罗斯的兄弟俩,哥哥在前面开车,弟弟跟在后面。车行驶在寂寥的西伯利亚公路上,拐过一个山间急弯后,哥哥忽然把车靠边停了下来,这时天色已暗下来了,柳箐就问道:“怎么啦?”司机告诉她后面的车跟丢了,要等一等。20多分钟过去了,一辆货车的司机告诉他们后面那辆车翻了。两人赶快把车掉头开回去,看见他弟弟的车侧在路边。后轮掉进被雪盖住的排洪沟里了,车身严重倾斜但还没有侧翻。哥俩一商量,只能把货卸下来,才有可能把车拖出来。“那就搬吧!”柳箐说完就把皮衣脱掉,跟着哥俩一起一箱一箱地往雪地上搬货。这一箱装32只杯子,有十多公斤。对于体重不到90斤的柳箐来说,搬起来实在过于费劲。但天一黑尽,这一带就有黑熊、野狼出没,如果不把车拉出来,再死了火,即使不被野兽咬死,也熬不过这零下40度的漫漫长夜。货卸完后,哥哥开车把弟弟的车慢慢拉了出来,发现车子还能开,大家又赶快把货重新搬上车,当天夜里就送进了雅库茨克的仓库。




那时的俄罗斯经济正在“休克疗法”,生活用品一度极其匮乏,人们手里拿着卢布,却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商场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的。为了买到好一点的内衣胸罩,女人可以排2公里的长队。像柳箐这样的“国际倒爷”在赚钱的同时,确实也给他们带去了生活的急需品。经过2年多在露天市场的打拼,柳箐在雅库茨克的北郊租了一间1000多平方的仓库,把它改造成仓储式的建材超市,取名“安成”。柳箐说,“安成超市的建成,张部长帮了很大忙”。“张部长”原是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对外联络部的部长,1992年在鞍钢买断工龄后,就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来做“国际倒爷”。从绥芬河开始,他的公司就是柳箐的最大赊货客户。张部长和当地的人脉关系很广,他引荐给柳箐的物业主,是一个当地官员的父亲,大家一起合作,把物业主原来的木材仓库改造成了“安成建材超市”。柳箐分给这位老父亲5%的股份,年底分红,又把张部长和他的一个朋友拉进来做小股东。依托着他们的人脉关系,柳箐也打开了很多政府和企业的市场。当时,“安成”的主要畅销品是金属锁、玻璃杯、壁纸、壁灯、吊灯等等。国内进货10多元的壁灯,在“安成”有时可以卖到100多元。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柳箐最得力的助手,包楠留在“安成”里看店。柳箐则奔波在黑龙江绥芬河、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和雅库茨克之间,负责采购运货。经朋友介绍,柳箐在乌苏里斯克找到了供货更快的供应商,电话上都已谈妥,但按照自己的习惯,柳箐坚持要见面考察过后再付钱拿货。当时雅库茨克没有直飞乌苏里斯克的航班,柳箐只能先飞抵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再坐火车到乌苏里斯克。但不巧的是,那天她乘坐的飞机晚点了,没能赶上去乌苏里斯克的末班火车。出了机场,同行的几位雅库特人(俄罗斯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境内最大的行政区萨哈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朋友打算在当地找个旅社住一晚,天亮再坐火车去乌苏里斯克。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就在这条去乌苏里斯克的路上,刚发生过抢劫凶杀案——2位朝鲜族“黑出租”司机杀了5个去乌苏里斯克进货的中国商贩,凶手至今还没抓到——谁都不敢这么晚了打出租车去乌苏里斯克。柳箐是一行人中唯一的女性,大家把的士副驾位留给了她。柳箐实在不甘心,她怕住一晚要白白耽误两三天的发货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80年代末从深圳传出来的口号,一直很能引起柳箐的共鸣。她的做事风格也是“立刻、马上,今天事今天毕”。再说了,赶夜路不安全,但身上带这么多钱,住旅社就安全吗?柳箐偷偷观察了一下出租车司机,觉得是一位面善的“二毛子”(90年代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对俄罗斯籍朝鲜后裔的俗称,称俄罗斯人为“大毛子”或“毛子”,称雅库特人为“雅库墩”),就问他现在去不去乌苏里斯克。司机说可以去,但得先回一趟家给老婆说一下。柳箐心里踏实了——深夜跑长途要先跟老婆打招呼,人应该是靠谱的。她转身问朋友,有没有人跟她一起去,大家都摇摇头。一阵沉默后,柳箐让司机把他的驾照和执照给她看,她从手提包里拿出笔和便签,把上面的信息抄下来,转身交给一位朋友,告诉他们如果几天后还没她的消息,就把这个便签交给“安成”的人。朋友下车后,柳箐换到了后座,横躺在后座上,头枕着装钱的手提包,断断续续地睡着。司机开得又稳又快,5个小时就开到了乌苏里斯克。等第二天夜幕降临,货都快要装完了,柳箐才看到那帮雅库特人从火车站里走出来。吃过晚饭后,柳箐就要跟货车返回雅库茨克了,又是3000多公里,要开4天3夜。


转眼到了1998年的夏天,“安成”的生意越做越好,名气越做越大,连雅库茨克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安成”在哪儿。柳箐一有空就会一个人在超市里转,她能很快地察觉出顾客对商品的喜好,然后提前调整她的采购方案。她也暗自庆幸自己放弃哈尔滨来到了俄罗斯——国内丰富的商品供应能力,让她总能轻松找到便宜、对路的商品。身处满满货架的商场里,柳箐满脑子盘算的都是,怎样跟房东洽谈商议把这超市左侧扩建出去,再进更多品种的商品来销售。然而,她不知道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却在悄然逼近。




1998年8月17日那天早晨,柳箐还没从床上下来,她的财务经理、高中同学刘冬便狂敲她的门,进来就说:“完了、完了、完了,一夜间卢布贬值了50%,怎么办?”“怎么会这样?!”柳箐完全没有明白,怎么睡了一觉就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此前,叶利钦政府一再向民众保证过,卢布并不会贬值,大家都信了。而这还远不是终点,20天后美元汇率从6.5变成了22(这时已按1998年1月1日实行的新卢布计,1新卢布换1000旧卢布,但新老卢布都可用,一直到2002年)。俄罗斯国内哀声四起,一片混乱,“安成”超市一夜之间就没了顾客。柳箐不相信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她仍然抱着“经济还会很快好起来的”的希望。整个10月,她都泡在乌苏里斯克、绥芬河和哈尔滨,想找些更加价廉物美的东西。她的确也找到了不少,但回到“安成”转了几圈后,却发现都是徒劳,市场根本没有起色。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刘冬急匆匆地告诉她:“包楠姐跟法列特‘私奔’了。她说她不回来了。”“啊?怎么又这样了?”柳箐顿时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明明说好了一起打拼的。”这一年,是柳箐和包楠一起从徐州出来的第6个年头了。这几年,两人相依为命,一直吃住在一起。一天忙到晚,确实也没什么时间和外面人接触,更没有什么恋爱的时间,但包楠如此迷恋法列特,柳箐还是想不通。法列特是圣彼得堡人,在涅留恩格里市生活了几十年,以开“黑出租”为生,专门接送往返于雅库茨克和涅留恩格里的中国商贩。柳箐和包楠常坐法列特的车回雅库茨克,熟悉了之后,法列特也找借口开车拉着包楠去雅库茨克周围游玩,慢慢地,包楠爱上了这个已经成家的法列特。大概在1年多前,两人的关系被法列特的女儿察觉到了,法列特的妻子很生气,跟法列特在家里大吵大闹,还专门把包楠和柳箐叫过去“谈判”,在此之前,柳箐对此包楠的事一直一无所知。虽然法列特的确勤快能干,一个人就能在空地里把房子搭起来,还做得一手好菜,但这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包楠,也实在不该去当第三者,“真是想结婚,也该回去徐州找啊”。那次“谈判”完,柳箐把神情恍惚的包楠从法列特家里接出来,一路上包楠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跟着柳箐往火车站走。柳箐建议她回徐州去休整一下,把这事忘了,又塞给她一笔钱:“你先在徐州把服装搞起来,给我们以后的品牌服装打个基础。”等到1998年春节假期,包楠的生意并没做起来,钱也亏得差不多了。柳箐便又把她接了回来,负责一个新开的小店,没想到,这才回来没几个月,就又跟法列特厮混上了。“法列特老婆有说什么没有?”柳箐问刘冬。“没有,法列特已离婚了,是净身出户的,包楠姐说的。”刘冬告诉柳箐,包楠也跟他聊过,说自己“都快40了,再不结婚,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柳箐明白刘冬的意思,她也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大概也不多了。可这么多年,却始终没人让她动心。




打拼近10年,柳箐一直习惯独来独往,尤其是采购。她低调、警惕,从来不与陌生人搭话,一直是长发披肩加上一副大大圆框眼镜,瘦瘦的身形让外人总把她当学生。这样的好处是让她无意中避免了很多危险,她曾说:“在雅库茨克的中国人,有90%的人不是被抓进监狱就是被抢过,而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1998年的圣诞节前,“安成”库存的壁纸终于卖完了。柳箐又一次自己上了路,决定去乌苏里斯克采购。这次她选中的壁纸是一对哈尔滨来的父子俩经销的。他们在乌苏里斯克的北郊长途公路旁,有栋二层楼房和一个简易的仓库,首层是商铺,二楼是宿舍,宿舍里除了父子俩的家和员工宿舍,还有两间单独装修来接待采购商的客房。柳箐选好了货,联系好货车司机,准备第二天装货发车后就飞回雅库茨克。那天,她刚从批发市场回来,老板儿子就跑过来叫着:“柳总、柳总,您的朋友找您,就那辆车。”柳箐正发愣,就见小伙子指着的那辆越野车前门打开了,出来一个1米8几的大个子,墨镜、寸头,抖了抖披在身上的皮大衣,踩着黑色大皮靴,朝她走了过来。柳箐一看这架势,心里明白,碰上传说中的黑社会了。“你就是柳箐?”大个子走近后问道,东北口音。“我不认识你。”“我们找你很久了。”大个子狠狠地说,“明天上午9点,到市场管理处来一下。”“管理处在哪里?”柳箐装糊涂。“来市场一问就知道了。记住,9点。”大个子说完就转身回到车里。车冒着一串的白烟开走了。所谓的“市场管理处”,其实并不是什么正规机构。90年代初,一些中国过来的商贩与乌苏里斯克政府合作租了块空地,慢慢形成了一个中国商品的批发和销售市场。当时俄罗斯的税收体系混乱不堪,政府只是向市场管理者统一征收定额税费,再由市场管理者去向商贩平摊收费。这就给市场管理者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也给黑社会渗入进来带来了机会。卢布大贬值后,黑社会活动便更加猖獗。柳箐知道,要跑是跑不掉的,她听说不久前有个雅库茨克的中国商贩拉走了货,却没给这帮黑社会保护费,结果硬是被人追到雅库茨克,打断了腿,还倒给了3000块人民币的保护费。第二天一早,柳箐便准时赶到中国商品批发市场2楼上的市场管理处。她推门进去,看见灯光下烟雾缭绕的房间里,6个光着膀子、手臂上刺着青龙的壮小伙子抽着烟,正围着火炉打着扑克。柳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了一下:“你们头儿在哪儿?”她身边的小伙子抬头瞟了她一眼,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里面的房间。柳箐走过去推开门,就见昨天那大个子坐在办公桌上。柳箐问道:“你们找我什么事?”“我们找你很久了。”大个子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到沙发上坐下,挥手指着柳箐的脸问道,“你从我们这里拉走了多少货?你从来没有给我们交过管理费!”“没有,我没从这儿拉过货。”“没有?那你的货是怎么运到里面(雅库茨克)去的?”“我从哈尔滨进的货,他们就包运过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货运进去的。”其实,大个子昨天去找她时,问过那老板这两天她有没有装过货,那老板说没有。因为柳箐的安排的确是今天装货。大个子也没抓住什么把柄,就对柳箐狠狠地说:“现在我告诉你,以前不知道,看到你是个女的,就一笔勾销。从今天开始,你从乌苏里斯克拉走一粒大米,都要交管理费,记住!”“那没事我就走了?”“你走吧。”柳箐从市场出来马上赶回供应商处,看着货车装完货开出后,立刻让老板的儿子开车送她去机场,飞回雅库茨克,从此再也没去过乌苏里斯克。


等到1999年的新年刚过不久,柳箐去莫斯科办事,刚下飞机不久,就收到张部长被打劫的消息——前一天下午,张部长去银行兑换了1万多美金,刚回到宿舍楼,就被尾随而来的五六个蒙面的壮硕男子用枪抵着后腰挟持进了房间。他们个个身着迷彩服、脚蹬军用皮靴、手持消音手枪。跟在后面下班回来的刘冬和张部长妻子,也都被挟持进了张部长的房间。这帮劫匪一进门拿用乙醚毛巾就往张部长的嘴上捂,张部长马上闭住呼吸假装晕倒在地,偷偷看着这伙人对房间进行了系统的搜查,把所有的钱,包括人民币、卢布、美元全都抢走了。还把护照一个个核对后,整齐地码在地板上。柳箐对黑社会的威胁尚惊魂未定,又听到张部长的遭遇,更为震惊。想来从前在雅库茨克,很少遇到俄罗斯人抢劫中国人的。即便有命案发生,也都是中国人圈子里谋财害命的。眼下,连“特种部队”都蒙着脸出来抢中国商人的钱了,“这地方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但离开俄罗斯,自己又能去哪儿呢?(未完待续)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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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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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地纪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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