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里，那个坚持要起诉丈夫的女人 | 人间

Original 走水人间theLivings 2022-10-02

收录于合集 #我们这里是精神病院 17个

我接来一杯水递到巴婶儿跟前：“医生应该跟你说过很多次啦，出院的话，只要家人同意，医生不会……”

“不行！”她挥手打翻了水杯：“我一定要出院，把那个杀人犯绳之于法！”

配图 | 《疯人院》剧照

我们这里是精神病院丨连载

我曾经听过不少精神病医生的问诊，发现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常聚焦于“是什么”，对于“为什么”则一笔带过——医生更关注患者的症状表现、开始的时间、和之前的区别等等，而对患者为什么会这样、病情期间心理的发展轨迹等甚少主动了解。随着工作时间愈久，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医疗资源根本上还处于紧张状态，医生日接诊满负荷是常态，所以治疗要讲求实效，追本溯源相对于及时治疗来说意义不大；其二，也是非常无奈的一点，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千人千面，大多数时候根本理不清。张哥是我前辈，2006年就到我们医院工作了，他曾给我讲了一个病例，让我印象很深。文章是张哥的自述。

我们医院是市里为数不多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单位。这项工作平时由施主任负责，有业务的时候，他便在几个大科负责人里挑选成员，组成鉴定小组。鉴定案例多是附近法院委托的公诉案件，实事求是给出结果，就算完成任务。2009年的冬季，临近元旦，施主任接到了一个不能称之为委托的委托：巴婶儿——女病房一位长期住院的患者，要求鉴定她自己。医院只当巴婶儿是在胡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但巴婶儿不吃不喝，屡次在卫生间跃跃欲试地要上吊，闹得实在太厉害，所以院领导临时决定由担任心理治疗师的我和施主任搭班，先在鉴定室“摸摸情况”，也算是安抚一下。那天，在鉴定室里，披着病号服的巴婶儿不愿意坐下来：“我绝不是精神有问题，我要出院。”施主任说：“你的情况怕还不能出院吧？”“今天就要结果！”巴婶儿甚至还踩在了凳子上，“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你们不能把我一直关着，这是违法的！”施主任望着我，我接来一杯水递到巴婶儿跟前：“医生应该跟你说过很多次啦，出院的话，只要家人同意，医生不会……”“不行！”巴婶儿挥手打翻了水杯：“我一定要出院，把那个杀人犯绳之于法！” “谁？谁是杀人犯？杀了……”施主任的声音里透出警觉。 “辛安！我老公！”巴婶儿几乎是喊出来的，“他杀了我的女儿，辛朵朵！” 听到这个答案，施主任没有立即回应，我也很懵。大约是几秒，才说：“先让护士带你回病房，等通知吧。”“那我……”施主任没有让巴婶儿把话说完，就按响了桌上的铃铛，屋外等候已久的两位护士推门而入，将巴婶儿半拉半拽地拖走。我问施主任：“医务部怎么想的，这不明显是精神症状发作吗？弄来这里干什么？”施主任没有回答，只说：“明天还是先去病房看看”

看病历，巴婶儿这时刚35岁，怎么也当不起别人称一个“婶儿”，但她的模样看起来起码50往上。发团胡乱而蓬结，看不出是长是短，两颊的皮肤从无神的眼，扯向干薄的嘴，垮成几道弯。只是说起话来还算有些光彩。巴婶儿住单间，最靠近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她的床靠着门对角的最里面，第二天我们过去的时候，她窝在床头，背靠着墙壁，双臂环抱着一个用床单裹起来类似襁褓的东西。施主任坐在床的另一侧：“还记得我吗？昨天见过。”巴婶儿把头深埋在襁褓里，没有回答问题。施主任屁股蹭进一大步，脑袋伸了过去，“这是……”“啊——”巴婶儿忽然提起嗓子一声尖叫，使劲把怀里的襁褓抛出去，正砸在施主任脸上。襁褓顺床侧弹到床下，她扒在床沿边，像对着一个万丈深渊一般喊：“朵朵！朵儿啊！”施主任连滚带爬闪到了门口，隔壁办公室几声响动，住院医生廖医生往里探了两眼：“干嘛呀，施老师，她才调整完药物稳定一点。”“稳定个屁！”施主任大力拍整衣服，“就这样？你们胡闹呢？”我和廖医生面面相觑。“得找她老公。”

辛安的电话不好打，要么是一直都打不通，要么接通了就说自己在忙，说几句“麻烦你们了”、“一定抽出时间”之类的片汤话。“怕是个麻烦哦，”施主任电话里听完我的汇报，“干脆让小廖搞点狠手段（加快病情稳定），趁早送出去。”他话是这么说，事儿不敢这么干。巴婶儿在病房闹也罢，家里人放着不管也罢，但她总归是来看病的患者，治病救人是必须做的事。施主任天天问我打电话的进展，可最后也被辛安的“敷衍”磨得没了脾气。“不管了，反正钱照交，她家里人都不急，我急什么。”转眼就是元旦，城市渐渐慵懒。我们医院跟当地的大学有合作，一些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孩子会趁放假前的十来天到我们这里见习，寻一些“情况尚好”的患者，做做团体治疗之类的活动练练手。以往能参加治疗的都是“固定班底”：住院时间久，有眼力，不惹事。做完活动，学生们也会送一些手帕、糖果饼干的小玩意儿表表心意。分到我们科室的学生姓何，之前我去给他们讲过课，对这个本地姑娘我印象深刻，咋咋呼呼。正式见习的第一天上午，她递了一册计划书在我面前：“老师，计划和名单在这儿，我自己下病房点人了啊。”我看这计划书，扯出名单那一页，在巴婶儿的名字上画个叉，“这个拿掉。”“不行。这个人我要做，很有案例价值。”“你搞不来。”“搞得来。”

一周后，某个早班，小何见到我就说：“老师，那个巴婶儿，问题很大！”“你按计划做不就行了？”“不行。”小何告诉我，她这几天都跟固定的几位患者一起，挨个做“心理剧”（注：心理剧是常用的团体活动模式，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固定情景，二是自由发挥。无论哪种形式，都会给参与者足够的自主性，治疗师不多做干涉。主要目的在于让参与者表达平时难以表达的情感，或是重现某些场景，勾起创造力，相互学习与自我发觉，从而进入深一层的自我认知。这种形式对一般人的情绪、人际困扰、失眠等问题，还有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都很有效果）。“这个巴婶儿，情况有点特殊，老师你必须跟我去看看。”“心理治疗的原则忘了？你考虑清楚，要是关于患者的私人问题，你最好保密。”我有点恼怒。小何却依旧很坚定：“你自己去看，肯定有问题。”病房里没有治疗室，小何拿一间空置的房间当场地，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几张凳子，大概是当作了道具。她让护士将巴婶儿带来，轻声哄道：“乖啊，我们昨天演到哪儿啦？”巴婶儿紧了紧怀里的襁褓，往我身上上下打量。小何热情地拉着巴婶儿：“今天换一下，我演你老公，你演辛朵朵，别怕哈，这是医生来的（我带着口罩），要看看你的情况。”“真的？”巴婶儿的眼神兴奋了很多，“那你要好好看啊，我真的没问题！”来之前的路上，小何跟我讲了大致情况——情景很简单，是巴婶儿的老公，辛安与辛朵朵的一段互动。巴婶儿伏在小何（扮演老公）的怀里小何手掌虚握（模仿拿着一个娃娃），逗着怀里的巴婶儿。巴婶儿跟着小何的手摇头晃脑，咯咯地笑。猛然间，小何手往前一甩，把“娃娃”扔了出去。“啊！”小何攀在桌子（模仿攀附阳台），往下惊恐地尖叫。巴婶儿缓缓地委下身子，像从高处跌落一般，快接触到地上的时候，猛地摊下去，头还在地上蹦了几蹦。我看向小何：“没了？”“没了。”她严肃地点点头。我径直往病房外面走，没有理会她，小何赶忙追上我：“老师，你不知道她女儿死了吗？”我将她拽出门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看啊，巴婶儿的女儿死了，对不对？是坠楼，对吧？”我甚至有点不敢看她，其实我之前侧面去了解过，巴婶儿的女儿确实是坠楼。见我不说话，小何立刻说：“那就对了，凶手就是她老公。”我低喝道：“保密原则，你记不记得！”“保密什么啊！涉及法律问题，可以不遵循，我记得。”“那中立原则呢？不干涉原则呢？收起你的正义感，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儿！”“这是害人呐！万一是真的，岂不是......”“可以了。你不准再找她了。你再找她，就提前回学校，见习报告也别想要了。”

司法鉴定室内，我把在病房见到的一切告诉了施主任，包括小何的猜想，但我没有提在门口与小何的争论。“这小妮子不错啊，比你强。”施主任竟然笑了，“明天，让那个辛安必须来一趟，万一真是……那我们这儿就管不了了。”我知道施主任的担忧。巴婶儿这段时间除了参与治疗，就是缠着廖医生给自己做鉴定，我们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应付了。但现在看来，就算巴婶儿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虽然她提出自己鉴定自己不太符合程序，但万一她所说的确有其事，不管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这里作为医院，都不能隐瞒。至少不能沾上一个知情不报的责任。施主任想了一会，给辛安拨了电话，电话好不容易打通，施主任抓紧把说巴婶儿的情况讲了一遍。两个人在电话里吵架般讲了好一会，然后突然戛然而止。我知道，应该又谈崩了。想了想，我拿起电话重拨了过去。“喂，又打来啊，我确实是抽不出时间，再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她呀，她父母也不在了，你看……”“她是孤儿？这个情况您没有跟医院说过吧，病历里没有。”话筒里顿时没了声音。“你们到底想干嘛？”辛安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我实话跟你说，你老婆要求做司法鉴定，按规定是不合程序的，但这咱们先放到一边。因为这几天我们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你最好来一下。”电话那头起先还在躁动，说警察也去过他家了。过了许久，才终于安静下来，施主任这才又继续说了他的看法——辛安的描述跟病历初诊记录的出入太大，而且现在又涉及到法务问题，那辛安本人必须来解决，至少要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就只能移交给相关部门。电话对面沉默了。

在司法鉴定所的家属接待室里，施主任坐在辛安对面：“我俩就是简单跟你了解一下情况，是吧，别紧张。”“呵呵，我要紧张什么，真是没时间，刚把事情都丢给下面了。快点吧，要赶紧回去。”辛安靠在沙发上，尽力表现得不紧张，但无论是我还是施主任，都能看出他有些不自然。施主任笑眯眯的，但不说话。辛安肉眼可见地透漏出紧张感。“你们到底想干嘛？”辛安挺起身子，“我老婆住院，你们不去治病，来折腾我们家属？”施主任收起笑容，掏出烟递过辛安。他摆摆手，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还是“和天下”。“你快点问，我没时间跟你们瞎耗。”辛安把烟点燃。施主任语速很慢：“几个事儿，你得解释一下。第一，她病历上的信息，你还隐瞒了多少，第二，你跟我解释一下，你女儿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默默翻开本子，准备记录。辛安把刚抽几口的大半截烟戳到烟灰缸：“信息我没隐瞒啊，可能是当时太匆忙，我忘了说。她爸爸妈妈去世得早，本来有个弟弟，我们孩子出生后不久出了意外就……这也不算隐瞒吧，再说，很重要吗？”施主任回头看看我，又继续问：“第二个问题呢，你接着讲。”辛安眉头皱起，很不耐烦：“警察来过，那不关我的事儿，你们可以去查啊。再说，这个跟你们医院有什么关系？”“嗯，行。”施主任又沉默下来。“不是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又病历造假又问我女儿的死，我不是电话里说得很清楚吗？这是我的家事，怎么，医院来审我？这都是有记录的，警察局有记录，福利医院也有记录。”“福利医院？什么福利医院？”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辛安立刻闭住了嘴。“你的意思是，你老婆在福利医院住过院？病历上可说她是首次住院，怎么又有福利医院的记录？”辛安想了一会，很无奈地说：“产后抑郁，她弟弟又突然走了，越来越严重，就送到福利医院看了一下。”我偷偷看了看施主任，他也在看我，眼神里有些忧虑——辛安明显隐瞒了很多事实。就在我犹豫着要怎么接着说时，施主任开口了，“那我跟你说清楚。第一，你老婆要求做司法鉴定，证明自己不是精神问题，至少不是严重的精神问题，然后出院，告你谋杀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我们在没有家属或者其他机构授权的情况下，无法私自做精神鉴定，考虑到你老婆所提供的资料，还有你隐瞒太多事实，这都超过了医院的处理范围。所以，我们要求你接你老婆出院，自己去解决，或者说，让司法介入，通过一些手段，在彻底搞清楚或者有明确的上级指示下来之前，我们也不接受你老婆在这里继续住院。”辛安的紧张愈发掩盖不住。施主任又补了一句：“你不用考虑什么其他的办法，医院确实没有权利拒绝患者住院，但是这也是有前提的，比如，涉及违法犯罪之类……”“你不能乱说，”辛安突然说，“女儿是她扔下去的，跟我没关系。”听到这一句，施主任跟我都愣住了。

“哎，你们这是揭我的伤疤呀。”辛安靠在了沙发上。他告诉我们，巴婶儿是个工作狂，本身有轻微的抑郁，生孩子后，弟弟忽然去世，抑郁更加严重，长时间不吃不喝，把自己和女儿裹进被子，拉上窗帘关在房间里。他把巴婶儿带到福利医院，诊断是产后抑郁，考虑到巴婶儿已经有明显的行为异常，医院建议住院治疗。但是巴婶儿不同意住院，怕没人照顾孩子，辛安拗不过，让医生开了些药回去吃。“哺乳期不能服这种药，医生不会不告诉你吧？”施主任皱眉。辛安回答：“那有什么办法呢，再不治孩子都给她捂死了。”可能是母性使然，巴婶儿没有拒绝服药，但情况却没有好很多。她不再把自己和女儿关在房间里，但是还不准其他人接近孩子，包括她的老公。巴婶儿成天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多数时间是在阳台上来回晃。“你是不知道，我心惊胆战啊，万一她一个想不开，抱着孩子往……我不敢去做事，在家里盯着，但长时间下去怎么行，谁养家？我只能让我姐来盯着，但你说，怕什么就来什么，那天隔壁邻居冲来公司找我，我还不信，她怎么就把孩子扔下去了。”辛安说到这里，满是哀愤。他说，那天巴婶儿并不是一个人在家，还有辛安的姐姐也在他家。要不是姐姐死拖住巴婶儿的腰，巴婶儿也就跟着跳下去了。警察当时来了，知晓了福利医院的诊断，也再次对巴婶儿进行鉴定——产后抑郁伴有明显的精神症状，“失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责令家属严加看管和治疗，就离开了。之后，巴婶儿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辛安只得把她送来住院治疗。辛安说完后，明显轻松了很多，恭敬地给施主任和我递烟：“我现在不求别的，只希望她健健康康，以前的事不要再影响到她，日子还要过。”施主任没有再问什么，辛安和我们简单客套两句，离开了。关上门，施主任举着辛安敬来的“和天下”，翻来覆去看，然后忽然问我：“这是个有钱人吗？”“不知道。”我品着这一百多的好烟，没有细想。施主任又问一遍，语气加重：“我是说，他像不像个有钱人。”“那还用说，一百多的烟呢，没钱谁抽得起。”

我把与辛安的谈话挑挑拣拣地跟小何讲了一遍。我很明确地告诉她，不要再管了，这是别人的家事。“那病历呢，你怎么解释？她老公绝对有问题，咱们医院就不管啦？”“什么咱们医院，你还知道这里是医院？你就一个学生，任务是读书，想查案等你考了警察再说。”小何被我瞪住，“不要再说了。”接下来的一周，我把手上的两个案例交给了同事，每天跟着小何下病房。巴婶儿日日参与小何的团体治疗，表现得很积极，每次结束后，她都要来问我：“你看，我没问题，让我出院吧，真的。”我已经练出一套对付她的话术——“出院要你家属和医生同意”、“我只管治疗来的，出院我没办法呀”、“护士要发药啦，你快过去。”除了小何怨恨的白眼让人不舒服，我觉得一切如常。两周见习期满，我欢天喜地地在小何的见习报告上签了字，亲自把她送上了车。

年后上班，我在办公室门口又一次见到了小何，“哎？你怎么来了，学校不上课？”“我申请来这儿实习半年。”小何神气地站起来，抢先一步钻进办公室，挡在我身前，“我还要继续跟巴婶儿。”过了几天，元宵节就要到了，按照医院的惯例，男女病房要组织患者搞一个晚会，会上还要发元宵。宣传科提前两天就安排人到各个科室布置会场。我也一直忙着安排病房患者的节目，没时间盯着小何。某日，小何堵上我，又是满脸严肃：“老师，那个巴婶儿，有问题！”“你又干了什么？”我很恼怒。巴婶儿的事，施主任写了一份报告，按照领导的态度，反正辛安的解释“言之有理”，也“有迹可循”，医院就不要再“越俎代庖”紧追不舍了。小何却大声说：“我怀疑巴婶儿吸过……”“进来！”我一把把她拉进办公室，不准她继续往下说，深吸几口气，沉下心，“吸什么？你想清楚，话要谨慎。”小何揉了揉胳膊，皱着眉：“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怀疑她吸过笑气。”我又沉默了。如果巴婶儿真有过，医院的检查问诊不可能查不出来，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小何判断错了，要么巴婶儿是很久之前吸过，后来强制戒除了，而且辛安向我们隐瞒了这段事。我问小何：“你怎么发现了，她跟你说的还是你在臆测？”“不是，巴婶儿绝对有过。”小何很笃定。她告诉我，宣传科拿气球到科室，布置完后发现数目不对，有两个气球不见了（气球属于危险物品，精神病患者可能会误吸入气道），四处排查，发现是巴婶儿拿了。小何描述说，隔着观察玻璃，巴婶坐在房间里，把气球吹胀，又吸进去——这跟学校里面的戒毒警示视频上一模一样。我脑子跟团糨糊一样，十分烦躁，对她说：“听我的，不要再管了，这不是你一个学生能处理的。”

住院大楼外，我犹豫很久，还是没有去病房找巴婶儿。我拨通了施主任电话，把小何的发现讲了一遍。施主任沉默了一会，说：“确实不能再管了，你去通知小廖，这个女患者最好尽快安排出院，这个事情你先报告医务部，按照流程处理。”按照流程，辛安隐瞒了很多巴婶儿之前的治疗史，就算不是吸笑气，我们也必须往上报告，待所有事情搞清楚后，再制定治疗方案，至于是不是在我们医院继续治疗，那要看巴婶儿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同时也申请了将小何调离临床科室，去往行政科室实习。小何对此也没有异议。过几天，医务部调查结果出来——巴婶儿确实在福利医院住过院，而且是在物质依赖科——她的确有过某种“上瘾史”。知道消息的当天下午，小何跑到我的办公室：“我就说吧，我就说吧，这里面肯定有事，咱们快去找辛安，他肯定是……”我不客气地打断她：“关你屁事，治疗有医院，查案有警察，你算鸡毛啊？”她愣了一会：“她……明明是有些问题，她老公肯定做了点什么！”“这不是你一个学生该管的！我已经算是跟你讲过了，”我大呼一口气，“实习报告我不签字，你看你拿不拿得到毕业证。”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巴婶儿是不是吸过笑气，也不管是谁给她的，跟她女儿的死有没有关系，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医院的处理范围，更何况小何只是一个学生。

通过医务部，我拿到了巴婶儿之前的资料，上面显示她确实父母早亡，留下了她和弟弟两个人。巴婶儿之前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生意做得很大，在我们市有不少房产。资料上说，巴婶儿生孩子后，弟弟死于溺水，她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还有一个描述，说巴婶儿去福利医院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急性精神障碍发作（把女儿扔下楼），一个是成瘾史，且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看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小何说的有可能是对的。巴婶儿为什么会在产后抑郁后，染上某种致瘾的东西。这到底跟她老公有没有关系。我也把我的疑问跟施主任说了，施主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跟辛安谈话那天，我问了你什么。”“有钱人？”话说完我就愣住了，难道施主任的意思是说，辛安是为了巴婶儿的钱故意设计？这怎么可能呢。我打断自己的猜想，“弟弟死于溺水，她得了抑郁，不知怎么吸的笑气，又不知怎么的正好在阳台上，又把孩子……这哪像安排好的，那也太假了啊。”“我没说是安排好的。但你想想，如果一根绳子上面捆着一坨金子，将断不断，你又正好看到了，手里有把剪刀，你剪不剪？”我猛然明白了施主任的意思。这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不对啊，如果真的是她老公在里面使坏，去福利医院查的时候就会露出马脚啊，人家最起码会问笑气是哪里来的吧，总不能是巴婶儿自己去找的渠道吧？”施主任说：“我要是辛安，只要别人拿不出证据，我就一口咬定是。”“他X的！”我愤骂一声，“你这推断太主观了！”施主任拍拍我：“小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一个母亲，会抱着自己的亲生孩子，要一起死？”我震惊地望着他，说不出话。“绝望。”

巴婶儿的事，施主任又写了份报告。他向医院建议，把巴婶儿和辛安一起请到司法鉴定室，将双方所有的细节拿出来当面对质，形成一份报告。无论结果如何，都移交给司法机关。报告上午递上去，下午院办打来电话，说要开会研究，让我们等结果。但就在等结果的第二天，出事了。确切地说，小何出事了。辛安把电话打到施主任的手机上，说小何到他的公司“找麻烦”，大放厥词，说他害了巴婶儿，搞得“鸡犬不宁”。施主任没有上报，带着我开车往辛安的公司赶，一路上我焦躁不安，担心她一个人出事。辛安的办公室在市中心的一座写字楼里。我们赶到的时候，小何正叉着腰站在入口，对着里面喊骂，两个保安把她围着。我冲了上去，两手把保安推开，把小何护在后面。大约有十几个穿着员工制服的人堵在门口，辛安在最里面。他垫着脚往我这看了几眼，顺着人扒了出来：“哎！你们今天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不然我就报警了。”“你报……”身后的小何又要窜出去，我右手往后使劲一搂，指着辛安：“你报，现在就报警，你老婆的事，这姑娘的事，咱一起说。”辛安瞪着我，过了一会，他向后面挥手：“走走走！X的，精神病院的一群神经病！”我跟小何坐在车后，一路上我都摆着老师的架子，苦口婆心地“细数”她这样做的危险性。小何摇头晃脑，心不在焉地一路“嗯嗯嗯”敷衍。我也没有再对小何“遮遮掩掩”，而是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说了。“难怪呢，我问过他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的老板原来是巴婶儿，辛安以前是给她开车的，真有本事啊，泡老板，把老板变成老板娘，我估计啊，他肯定……”“算我求你了好吧，”我止住她，“这都是没证据的事，不管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咱都没证据。再说了，咱们是医院，不是警察局，没权利去管这些。”“医院怎么啦？医院的职责也是保护人民！”我哑口无言。施主任在前面笑得好大声。

回去后，我就申请把小何调回我们科室，让她天天跟着我下病房。我实在是怕她又去搞点什么“新手段”。一连几天，医院也没有说这个事到底要怎么办。施主任给院办打电话，院办说，这些事都是患者自述，再加上我们的片面了解推测的，贸然要求家属来对质，万一还是抓不到“鸡脚”，怕会惹上麻烦，医院毕竟是单位，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这个事就这样陷入一个死结。其实我没有放弃。我试过很多次单独去找巴婶儿，每次信誓旦旦要去“发掘发掘”，可次次都很无奈——只要我一提到辛安，巴婶儿的情绪就无法控制，要么是害怕地缩在床角，抱住襁褓发抖，要么是愤怒地四处捶打。就在这不断地鼓起动力又失望而归的循环里，我跟小何和施主任的话也越来越少。可是，偏偏事情就出现了转机。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是辛平——辛安的姐姐。

一个周末，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自称是辛安的姐姐，说有些话要跟我说。“我本来是想找你们领导，但还是先找你，因为我怕直接找领导事情就……”我们在医院对面的公园见了面。辛平看起来约莫四十岁，穿着一套灰色的女士正装。见面后，她没有跟我客套，直接递给我一个灰色的金属罐子。我翻看几眼，心里有数，但还是问：“这是什么？”她回答：“打笑气用的罐子。”“哪儿来的？这私人拿不到。”“不是我的，我在……在我弟弟（辛安）公司车的后备箱找见的。”我毫不客气：“那还不是你弟弟的公司吧，你到底想跟说什么，我只是个治疗师，不是……”“我不说不行啊，他快要把我逼死了——”辛平忽然就崩溃了。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告诉我巴婶儿弟弟的死，不是意外，“准确点说，是一场不是意外的意外。”辛平说，辛安娶了巴婶儿后，从一个司机逐渐升到了公司决策层，直到巴婶儿生完孩子，在家休养，辛安便顺理成章地彻底接管了公司。那时候，巴婶儿的弟弟多仔已经大学毕业了，巴婶儿没有跟辛安商量，直接安排弟弟做了他的副手，要辛安“事无巨细”地好好教导多仔。“对于这事儿，他（辛安）有点不高兴，但我也没想到事会到那个地步。”辛平叹口气。巴婶儿的公司业务很广，有一个项目是跟近海的渔民合作，要实地考察，辛安就借这个机会把多仔带了过去，说是要带他去出海。就在出海的时候，多仔溺水了。“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有点疑惑。“本来是有的，”辛平有些心虚，“当天气预报说要刮风，但是多仔非要辛安带着他出海，说是就在附近转，很快就回，谁知道最后就……”警察事后搜寻，还好出海的地方只是个小湾，在附近礁石处，发现了多仔的尸体，身上没有任何救生装备。辛安告诉警察，起风后，他们控制不住船，多仔却很兴奋，趴在船沿上大声呼吼，结果被一个浪打到了水里。辛安拿起船上的救生圈抛下去，但是没抛中，只能眼看着多仔被水卷走。警察将辛安和船夫一起带走调查，船夫也说，确实看待辛安在尝试营救落水的多仔，但是浪太大，他也不敢下水，准备找救生圈救人的时候，辛安一把就把救生圈拿起扔了出去，但没扔中——这跟辛安的叙述是一致的。我听到这里，问了一句：“你一直强调救生圈，又说这不是一场彻底的意外，你是不是说，辛安是故意把救生圈……丢歪？”辛平被我问得愣住了，她支支吾吾：“本来，本来我也没想到这些，后面才……”她说巴婶儿对弟弟的死，反应很剧烈，她本来就患有产后抑郁，弟弟去世，她的情况更加严重。辛安彻底放下了公司的事，天天陪在巴婶儿身边，“害怕她走极端”。“不是，她没有对弟弟的死表示什么疑问？”我又忍不住问。“她当时都很癫了，又有个孩子，哪会想到这些。”辛平说，当时辛安的家里一直是处于又压抑又癫狂的气氛，巴婶儿捂着孩子跟自己，稍不留神就把房间门锁住。过了一段时间，辛安怕公司久了没人管运行不下去，就把自己的姐姐请到家里盯着巴婶儿，自己每日两头跑，“死死撑住”。讲到这里，我觉得要切入重点了，举着罐子问辛平：“这个，是不是辛安故意给他老婆吸的。”辛平点了点头。她告诉我，过了段时间，她忽然发现，巴婶儿的情绪稳定了很多。确切说，是状态稳定了很多。笑气最早是用于牙科领域，有轻微的麻醉作用。现在多是作为食品添加剂，但属于管制物品，私人是购买不到的。适量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它有成瘾的危害，在短时间内反复吸食，是有可能造成中枢神经受损的，长期下去可能会有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精神障碍的危害。“本来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去问过做医生的朋友，适量的吸食没事的，但是辛安几乎是……”“无限供应，是吧？”我接上话。辛平沉默了。我忽然想起施主任举的例子，不管辛安之前是不是故意将救生圈丢歪，导致多仔溺水，但他给巴婶儿“无限供应”笑气，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他故意拿起了“剪刀”，要剪断巴婶儿摇摇欲坠的神经。

随后，辛平这里话锋一转，说起她和辛安的成长。她告诉我，辛安跟她都是农村长大的，父亲走得早，母亲是外嫁而来，在本家四处寄人篱下，受尽欺负，辛安跟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辛安为了追巴婶儿花了很多心思，自己这个姐姐也在里面出了很多力，本来巴婶儿怀了孕之后，辛安很兴奋，“但是没想到，生了个女儿，就……”“就没办法顺理成章把人家的变成自己的，”我又接上话，“是吧。”辛平低下头。“女儿也是自己的孩子啊，他想要个孩子可以再生，有什么必要这样？”我有些气愤。辛平语气也急了：“她不愿生啊，还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这间公司是留给弟弟的，让我们不要打主意。”其实听到这里，我心里越来越明朗。我问她：“那你发现之后，你做了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肯定是要劝他收手啊！”辛平很激动。某天，她到公司把辛安拦住，当场质问，包括有关多仔的死。辛安当然极力否认，但是辛平十分害怕，便威胁辛安，要去报警。辛平跟我解释：“最起码他给自己老婆吸笑气是违法的，这个事爆出来，也能让他停手。”可是辛平没想到，辛安拿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辛平的儿子威胁，如果辛平敢去报警，他就要“全部一了百了”，“他见我怕了，又跪在地上求我，说什么让我安心，以后什么都是我们老辛家的，他不会亏待自己这个亲外甥的……”
辛平说不下去，我也没有理她，而是继续提问：“那辛朵朵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跟辛安做的？”“不是啊！真不是，是她自己！”辛平一连三个短句。她说，那段时间，巴婶儿对笑气越发依赖，状态也越发不正常，像是一个飘忽的灵魂。辛安怕出事，就把笑气停了。可巴婶儿一经停止吸食，戒断反应很明显。“整夜整夜不睡，浑身汗涔涔，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越来越不像个人。”辛平这样描述，“辛安当时也害怕，变得暴躁易怒，时不时就跟我诉苦，告诫我千万不要把真相告诉巴婶儿。”“可你还是说了，是吧？”辛平哭诉：“我能怎么办？那里像个牢一样把我困住。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也有自己的家啊，我得逃出去啊。”她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巴婶儿，原以为，巴婶儿会鼓起勇气，振奋精神，跟辛安“自己把事解决了”，她装作一个“毫不知情”人，能顺利脱身。只是她没料到，巴婶儿的精神状态早已经破碎不堪。“她就笑了一下，慢慢走到阳台，”辛平举起双手，做出一个抛物的动作，“一下就扔了下去”。其实听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了，看来此前辛安说的也是事实，警察已经定性。但我还有一个疑问——辛平来找我，讲这么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没有思考那么多，而是直接问她。没想到，我正想着，辛平竟直接朝我跪下了——她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有些奇怪的请求，希望我 “帮帮忙”，控制一下辛安现在的状态。辛平挪到我身边，近乎哀求：“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物质依赖科，专门治这种吸毒的人，他毕竟是我弟弟，你能不能……”“不要说了。”我赶忙往后躲。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想从我——所谓的“专业人士”这里找到“某种针对吸毒人员”的方法，暂时缓解现下的状态，辛平很急切：“多少钱都行，你卖给我，多少都行！”我语气坚定：“我没有办法，医院更不是法外之地，你只能报警。”辛平站起来，一把将我手里的罐子夺走。“你就当我没来过，我什么都没说。”说完她就要离开。我脑子里闪出施主任说的那句——“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位母亲才会抱着孩子一起死”。我大声喊住辛平：“想想你儿子！”辛平停住了，背影在剧烈地颤抖。她慢慢地回头，对着我点点头，转身加速离开。

后记

这个故事，是张哥在球场告诉我的。张哥已经步入中年，打了几个来回就喘气，坐在球场一边的水泥地抽烟。我记得他讲到这里，烟也抽完了，场子要散了。我追着他问：“那后来呢？”后来辛平的确去报案了，辛安也被抓了，警察还来医院了解了巴婶儿的情况，最后辛平将巴婶儿转到其他医院去了。张哥把烟踩灭，叹口气：“哎，转到其他医院了，估计是得……”我知道他的意思，照这个情况看，巴婶儿已经是事实上的无亲无故了，不管她愿不愿意出院，以前的生活都回不去了，未来的生活，估计她也很难挺起勇气面对。球场星星点点，灯都快灭完了，张哥骑上电驴要回去了。我忽然意识到，怎么张哥描述这件事情时，一提到小何就格外来劲，赶紧几步赶上他的车：“哎，我记得咱们医院那个心理门诊，是不是有个女治疗师，中级，好像……姓何来着？”张哥戴上安全帽，样子很是神气：“什么女治疗师，那是你嫂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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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水

刚入行的心理医疗师，

医院里工作，医院外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