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男不女，那又怎么样，我不就是想做个女人，我自己老老实实的，行不行？你越护着我，他们越瞧不起，懂不懂啊傻小子。”
阿贵年纪其实不大，30岁。清瘦，背有点驼，不知怎么的，须发有点泛白，病房里没有像样的刮胡刀（因为算危险物品），脸上总是刮不干净，人看起来就老了。第一回帮阿贵出头，是2017年的春末，我刚刚调到“大院（患者日常活动场地）”不久。一位年轻的癫痫患者“刺毛儿”扬着一件衣服跑，阿贵在后头跟着。刺毛儿年轻力壮，跑跑停停，诱着阿贵上来，阿贵体弱，刺毛儿停了他也停，叉在原地怒斥。“你……你……拿回来！”“来拿喂！”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院子里鸡飞狗跳的。我扔下东西去拦，和刺毛儿撞了一满怀。“又惹事！”我把刺毛儿胳膊架着，“又想关几天？”“哎……哎！不是啊，你自己看。”刺毛儿顶了一眼，把衣服塞我怀里——一条女士内裤。我仔细审视了一会，瞪回刺毛儿：“偷谁的？”他胡乱指着停在几米外的阿贵：“屁呢！不是我！他！”我望向几米外的阿贵：“你……偷的？”他不做声，往后缩了几步。刺毛儿撇开胳膊，从我指尖抢走内裤绕扬起来，大声说：“什么呀，这就是他的内裤，女士内裤，有花呢！”阿贵杵在原地，像个颤抖的柱子。“滚蛋，该干嘛干嘛！”我把刺毛儿推开。他也识时务，见我发恼，放下东西灰溜溜逃了。阿贵还杵在原地，我叫也不是，不叫也不是，眼睛往四周巡一圈，看热闹的自觉散了开。“嘿嘿，你家里太马虎了，内裤都能拿错。”我笑了两声，绕着他打量，“这尺码也对不上呀。”原本以为阿贵能会意地笑一下，没想到他却只勉强扯扯嘴角。见我不说话了，试探着从我手里拽走内裤，捂在怀里，转身跑了。“大院”的管理员老乌讲，阿贵在我们这儿大概有5年多了，“家里剩一个老娘，好像家境还行，不然也住不了这么久”。“媳妇跟娃儿呢？跑啦？”老乌把烟弹出窗户，把头别到一边，大概是嫌我问得多余。我查了阿贵的资料，独生子，没结过婚，也没有小孩。住院的原因是精神分裂症，具体的病史上面没有记录，每日的查房记录也是千篇一律——换一句话说，自他住到我们这里，情况一直很稳定，早可以出院回家的。我不断往下翻阅着阿贵的信息，一条备注跳出来：年少时，他曾经在其他医院有过“性别识别障碍”的诊断。性别识别障碍，指对自己的自身性别的行为与自己真实生理特征相反，如男性行为女性化，持续否认自己身体有男性特征，甚至厌恶自己的生殖器官。性格识别障碍多发于童年期或者青少年期，极大可能会伴随终身，一般治疗效果不好，预后欠佳。它与同性恋最大的区别，在于性格识别障碍者不接受自己的性别，追求异性装束或者变性，而同性恋者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别，性亢奋对象为同性。阿贵的诊断明确是精神分裂症，但病历上为什么要标注“性别识别障碍”？究竟是不是阿贵的某一任医生有意为之？我不得而知。回想起阿贵扭扭捏捏的模样，还有他非要夺回去的女士内裤，我好像抓到了什么，却又不敢大胆地握紧。没过多久，医务部打来电话，说阿贵已经很久没有缴过住院费，通知过他母亲，但是他母亲说什么都不愿意来。医务部希望我们派一个心理治疗师，协助他们去一趟阿贵的家里，问问具体情况。去的当天，趁中午下班，我和医务部的典主任在路边嗦粉。他使劲往碗里撇辣椒酱，嘴里絮絮叨叨：“就两件事，要么把住院费要回来，要么劝她带儿子出院。”以阿贵现下在医院的状态，出院去适应社会生活，是对他的病情更有好处的。我拿舌头小心试了试味道：“最好是能劝出院，大老爷们，家里还有个老妈呢，再住下去就废了。”骑着电驴几经寻摸，我们找到了阿贵的家。见了阿贵的母亲，我才知道他的家境可不是老乌所说的“还行”而已——在我们这儿最大的交易市场，阿贵家里有个3层的门脸儿，专卖玉器。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老太太立在柜台后面。店里来往询问的客人挺多，她不厌其烦，一件一件拿东西出来给他们过眼。门口等了十几分钟，我有点不耐烦，准备上去“客气”地开场，但她立即往我们这儿不善地扫了一眼。典主任倒是很有耐心，熟门熟路地从门口饮水机下面的柜子里翻出茶叶跟杯子。“坐着吧。”他小心翼翼吹开浮叶，“好茶呢，喝，平时尝不到。”等了快两个小时，茶叶都泡得没了颜色，店里终于安静下来。典主任抬抬眼，背着手慢慢踱过去。“生意好啊，梅姐。”他拄在柜台上，“难怪老是说没空呢。”“又让你来追债？”老太太——也就是阿贵的母亲梅姐，眼也不抬，一件一件地擦着柜台里的玉器，“我待会就去银行取钱。”典主任咧开嘴傻笑，搜不出词儿。我更是不敢看这位梅姐，低头在柜台里假意四处欣赏。这时候典主任做了件我始料未及的事——他一把把我拽到老太太前面：“这是你儿子的医生，他特地来有点事跟你说。”梅姐停下手里的活，点了一根烟，抬头打量了我几眼。我的苹果肌微微抽动，不用看镜子都知道笑得很丑：“梅阿……梅姐姐，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您看，阿贵的病情早就稳定下来了，尽快办理出院吧。”“嘁……呵。”她蔑笑一声，戳熄剩下的半截烟，“他住他的院，我守我的店，待会你们谁跟我去银行，医院我不去了。”典主任保持拄着柜台的姿势，深深叹口气：“你就这一个儿子，难道让他一辈子住医院啊？”“儿子？他也算个儿子？哪儿来的呀你，出去！”“出哪儿去，来就是……”我有些躁了。“走走走！”典主任拽着我往外扯。走到门口，他又回头腆笑着：“梅姐，明天再……”“滚！”第二天，梅姐还是将住院费转来了，还专门给医院打电话：“住院费我以后按时结，叫你们那个矮胖子别再带人来了！”我猜阿贵根本不知道母亲欠住院费的事儿，有一次又跟老乌聊起阿贵时，颇为不忿地掸掸烟灰。老乌鄙夷道：“熬吧小子，我守‘大院’十几二十年了，什么病人什么爹妈没见过，一个一个的，你怄得过来？”老乌告诉我，自从阿贵住进来，梅姐来的次数屈指可数，来了也就是交住院费，从不到病房去看儿子，甚至都不跟医生打听病情，“跟个后妈似的，儿子也不像个爷们儿……哎，算了”。转眼就到盛夏，“大院”活动时间改为下午4点，日头缓和，院子里能稍稍站住人。北边的草坪一般是被女患者占据，一堆一堆地坐在一起，聊些闲话。南边的球场和东边的花坛一般是男患者扎堆，奋力打球的，偷摸抽烟的，互不打扰。工作人员躲在北边的屋檐下面，只要患者不闹事，也不上去讨嫌。阿贵哪儿都融不进去，就坐在病房铁门的楼梯口，铃声一响就躲开，等大伙都排队进去了，他才跟着尾巴回病房。他怀里总是抱着一团东西，有人路过时就紧紧身子把它护在怀里，仔细看看，又是内裤。我有时候想去问问清楚，但老想起老乌的一句话：“你管不过来的，就当没看见吧。”一个周五的下午，刺毛儿又去惹阿贵。他悄悄绕到阿贵的后面，伸手从他怀里一掏：“哟，新品种哎，蕾丝儿！”阿贵扑上去要抢，被刺毛儿一脚踩住手。阿贵埋着脑袋发抖，刺毛儿越发得意：“看喂，大老爷们穿女士内裤。”我把掏出半截的烟揣紧就要冲过去，老褚却（一位住了20多年院的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威望颇高）站了出来：“小王八蛋你干嘛！”刺毛儿扬起胳膊：“滚，关你屁事，啊？”老褚身子明显地抖了抖，他往后偷偷瞥了一眼，看见正在过来的我后，放心地背过手，挺直身子，中气十足：“你怎么能在大院里欺负其他患者呢，我看不过去，赶快放开他，诚意地道歉。”“我道你X个……”刺毛儿侧头看了一眼，正对上我的眼神，嘴里的脏话吞了回去。他把腿抽回来，假装要扶起阿贵的样子：“哎呀，不小心踩到了，阿贵阿贵，对不起啊！”“哟，小赵老师啊。”老褚“恰好”回头，像忽然发现了我，“小矛盾，都解决了。”他紧踱两步，扛开刺毛儿，弯腰准备将阿贵扶起来。快接触到阿贵时，又止住身子，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将那条蕾丝内裤捻起来，轻轻甩到阿贵怀里，然后眼巴巴看着我：“我去给花浇水了啊。”刺毛儿躲在阿贵的后面，也想溜。我把他拽到大院的一边，低声呵斥：“你别老找他麻烦行不行，让我休息一会儿。”“没有啊，嘿嘿。”我料想到他不会白白地给我面子，朝着老褚努努嘴：“有种惹他们，去挑有本事的搞。”刺毛儿甩开我的手，大退一步：“嚯嚯，那几个老东西，私底下比我骂得还难听，说什么男不……”我大致能体会到阿贵终日小心翼翼躲着人群的压抑，只是没想到忠善的“老褚”们，原来也不接受他。走到浇花的老褚旁边，我思忖了好久才开口：“褚老师，问个事，听说……老哥儿几个私底下也嚼阿贵舌头？”老褚专注着眼前的一盆百日红：“我不知道喔，还有人干这种事？”“刺毛儿说你领着头呢。”老褚“啪”地一把将水盆掼在窗台上，愤愤地骂道：“那个小王八蛋？呵！我就着掺了两句……你不信就算了。”我看着老褚坐到球场边，掏出随身带的书呼啦啦翻来翻去，刺毛儿钻到了花坛那儿，从人家手里抢过半截烟，眯着眼睛嘬。阿贵重新把内裤抱回了怀里，坐在铁门边的楼梯，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那段时间，主任总是爱找我们刚来的治疗师“谈心”，扯闲的话说穿了，就只能提工作的事儿，催我们做“个案”。可能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无动于衷太久，主任下了通牒：“一个月，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个案’报告给我。”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阿贵。阿贵住院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但这明显只是“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虽然阿贵不愿意显露，但他的“异性”特征还是十分明显，因此而受到男病人们的“排斥”。阿贵究竟是如何从性别识别障碍一步一步变成了一个需要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觉得是个值得去搞清楚的事。我献宝似的将想法报告给主任，他却批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你他X做‘个案’还是查案呢？这么好奇去考警察啊！”我不敢争论，老老实实地将阿贵的个案目标，改为：增进与人交流，改善社会功能。自我帮阿贵出两次头，大院里的病人们对他稍微客气了一点，至少不会再有人当着我的面故意上去撩拨。阿贵也不再一直缩在阶梯上，偶尔会起来走走，但走不远，只往球场侧边的石刻棋桌稍稍靠近一些，伸长脖子看别人玩棋。看样子，他喜欢下棋。没有犹疑，一次“大院”时间，我带着一贯的厚脸皮，一屁股坐在阿贵身边，端出一副黑白棋：“来？”“嗯嗯嗯！”阿贵挪开屁股，比我还兴奋。也就下了三四把，我就发现在阿贵面前，自己完全是个臭棋篓子，他套路之熟、思考之快，我根本赢不了。“过几天再玩吧，不要再让啦，呵呵呵。”连赢我几把，阿贵终于是不好意思了。“行，就这个点儿，明天早点来！”我气呼呼地把棋盘搂起来，第一回觉得阿贵平静的脸这么“可恶”。输棋归输棋，正事还是要做的。我预想的是，先让他跟我交流交流，再找机会跟别人交流交流，至于怎么让别人愿意去跟他交流交流，我一直没想出办法——但事情却出乎预料的顺利，老褚碍于上回跟我“闹翻”，屡屡地凑上来找机会修补一下关系——在我又一次连输五把之后，我拉过一旁急得喷沫的老褚，指着阿贵：“跟他下，我他X还不信了！”有老褚带头，愿意跟阿贵下棋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放心地把五子棋保管权全权交与老褚，只叮嘱了一句：“别让刺毛儿那些人捣乱就行。”但我还是高兴早了。过了大半个月，我休完长假，刚回来看“大院”，发现阿贵又一个人抱着内裤坐回了楼梯槛儿。我四处搜寻老褚的身影，想把他找出来问问，老乌拉着我进办公室，端出黑白棋：“拿回去吧，以后别干这种事，都要打起来了。”“啊？”刚点着的烟被我一把戳熄，“谁呀？阿贵？老褚？”老乌心疼地把烟捋直，讲：阿贵下棋很较真，除了老褚能偶尔赢一两次，其他人都赢不了。有一回，老邓（另外一位长时间住院的老患者）跟阿贵下，输急了眼，死不让位置，惹得看棋的人骂了起来。气氛一紧张，话头就乱。棋篓里有几颗子儿颜色没染均匀，半黑半白，老邓眼看着要输了，一口咬定是阿贵偷了他的子儿。阿贵笨嘴拙舌，骂不赢盛气凌人的老邓。老邓得势不饶人，踹翻棋盘，“怕不是还有多少不黑不白的子儿被塞裤裆了，跟你一样，不男不女！”阿贵攥着一把棋子儿，先是低头大口大口吸气，猛扑上去顶翻老邓，攥着他的下巴把棋子儿使劲往他嘴里塞。“当时你是没看见，别看那小子瘦，加上我，几个护士都没拉开。”老乌把捋直的烟重新点燃，“以后别再随便给病人东西了，不是怕他们乱搞，是怕他们争，争出事儿来，你也有责任。”我认真地点头，一言不发。老乌其实是好意，私下里把棋还给我，说明他没往上报，不然，领导的一顿狠批是少不了的。原本预想跟阿贵下一些时日的棋之后，我再找机会拿一些量表测测他，收集一些“好结果”，一份像模像样的个案报告便可以托盘而出。只是老邓和阿贵这么一闹，所有的事都付诸东流。我有心随意写一份报告交差，但绕不过心里的坎——总不能睁着眼睛编吧。就在我绞尽脑汁要如何重新接上阿贵的“个案”时，典主任告诉我一个消息：梅姐住院了。“我是想啊，借这个机会劝她让阿贵出院，孤儿寡母的，总要有个人照顾吧。”电话里，典主任语速很慢，“我不好再去了，你先跑一趟，最好能谈出点苗头，我们这儿再拿方案。”从心底来说，我是不愿意去的。毕竟我只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按医生开的医嘱还有主任的指示做事，阿贵的家事无论如何也与我没什么关系。但我早已经和阿贵建立了联系，算半个朋友。我在去与不去之间挣扎，急需有个人给我建议，于是，在一次下“大院”的时候，我问了老乌。我原本以为“见多识广”的老乌会骂一句“卵仔”，叫我别管，但他却很坚定地讲：“应该去一趟。”“啊？”“小子，老典没说错，你就是年轻，好像懂不少，其实狗屁不懂。”老乌甩了根烟过来，“在精神专科，哪个医生护士身上没点‘故事’？个个像你这样明哲保身，事儿做了一半打退堂鼓，我看不如别干了。”“谁说我不干？”把烟点燃，我使劲抽了一口，“下班就去。”为了给梅姐一个好印象，我特地买了一个小果篮。但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是先给我道了个歉。“小伙子，上回是我不对，你别记恨。”梅姐从床上立起来，笑得很讨好，“小贵儿要是在医院惹祸了，我出院去教训他。”梅姐说什么也是长辈，我实在不适应她这样刻意的卑谦。我拆了一个火龙果，剥开个角递到她手里。梅姐没有接，望着我递去的手，眼睛眨巴眨巴，像埋了碎玻璃。我慌了神，四处掏口袋，想抓几张纸巾出来。梅姐接过水果：“其实，他跟你应该差不多大吧。”说完，她拿被子擦了擦脸，跟我慢慢说起了她跟儿子的事。梅姐出身贫苦，家里九个孩子，她排行老七。她的老公，或者说前夫，是一个同性恋，跟梅姐结婚的原因，只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而梅姐愿意嫁给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城里人。“那时候谁还想感情不感情的，我一个农村妹娃儿能嫁到城里，还有什么求的。”梅姐轻轻把火龙果搁在桌子上。她是个对自己很“狠”的人：前夫是个同性恋也好，对她和儿子不管不顾也好，甚至让她滚也好，她都能接受。“但我接受不了他带人回来乱搞，竟然让我儿子看门！”梅姐指天发狠。她当机立断，跟前夫离婚，带着儿子“跑了”。关于离婚后的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的奋斗史，梅姐讲得很简略：去工厂里点螺丝，在火车站卖假烟，帮黑旅馆拉客人，最后发现还是“打擦边球来钱快”。她认识了个在边境倒腾翡翠原石的男人，两人一来二去“搭上了线”，梅姐便把母亲从乡下接上来照顾阿贵，自己跟着商人跑边境挣钱。“只是我没想到，日子过好了，怎么我的儿子又成了同性恋？”听到“同性恋”三个字，我意识到，阿贵可能不只是个简单的性别识别障碍，中间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所以我忍不住插了句嘴：“梅姐，同性恋跟性别识别障碍还是有点区别的，我看过阿贵的病历，上面说他曾经只有过……”“我知道。”梅姐示意我停下，“从发现小贵儿有性别识别障碍以来，我不知道问过多少医生，你说的我都懂，只是没想到他会遇到一个……哎，不说了。”梅姐把被子掖了掖，缓缓躺平。我摸不清她的路数，只能委婉地把典主任的意思复述一遍：“梅姐，我希望您还是考虑一下阿贵出院的事。这对他对你都是好的，他还年轻，您又……又年纪大了，一直下去是不行的。”“我考虑下。”梅姐瞟了我几眼，又回到我第一次见她的冷淡模样。我只好简单地告别两句，轻轻出了病房。还没出医院大门，我就拨通典主任电话，将情况简单描述了一遍。他听完，叹口气：“哎，形式比人强啊，老太太是服软了。你再想个办法吧，怎么把阿贵劝出去。”我对着电话大喊：“不该是医务部拿方案吗？再不济你找病房啊？”“我的方案就是你来拿方案。”典主任说完把电话挂了。“老狐狸！”我暗骂一声，早知道先跟他把果篮的钱要回来。但转头想想，我又非常理解典主任——作为一个医务部主任，没那么多精力一直放在一个患者身上。可阿贵又是个必须解决的事，近了来说，他在这里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亲人(梅姐的亲戚都不在这个城市)，母亲身体不好，他有义务去照顾。远了说，阿贵的人生还长，一直住在医院里，总不是个办法。像阿贵这样一直住在精神专科的人，我们这里有很多，排除病情不稳定等因素，他们不出院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细究下来，根本原因就一个——长期的疾病，让他们已经适应不了正常的家庭社会生活。直接让阿贵办理出院，没有家人的引导或者支持，无异于将一只家养许久的羊扔到一群狼里。所以，必须找到一个过渡的地方，让阿贵暂时能适应一下社会生活。我想到了医院附近的日间康复中心。这家康复中心是市残联和我们医院一起筹办的，主要接收一些比较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集中定时定点做些手工艺、洗车、缝补等简单活儿，间或穿插一些治疗活动，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患者进去之前，需要进行完整的风险评估，证明患者有基本的自理社交能力——这一块阿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按照规定，这里只接收附近的居家患者，而且需要监护人（一般是家属）接送——但阿贵可是个住院患者。我又一次拨通了典主任的电话，将问题阐明。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评估这块，我能帮你解决的，但是协调阿贵的接送问题，可能得你跟病房……”“什么意思？”我赶紧插嘴，“你是说，我来接送？！”“嘿嘿嘿。”老狐狸又笑起来，“反正看‘大院’又不是你一个人，接一下送一下有什么？梅姐那边我去沟通，病房你去——就这么样吧，啊？”病房答应得很勉强，但碍于我将医务部“抬出来”，只能答应。李护长（男病区护长）千叮万嘱：“按时接送，不要出岔子。”但偏偏就出了岔子。在阿贵去日间康复中心的第15天下午，护士打来点电话，嘴里像含了开水：“赵……赵啊，那个阿贵跑了，你赶紧来一趟，先别上报啊！”我赶到康复中心时，她正在门口跺脚，一见到我就赶紧把我拉到外面：“半个小时前，跟他一起上厕所的说，他往马路对面跑了，你赶紧去找一下。”我不等她回答，立刻拔开腿跑了起来——马路对面只有几家酒店跟一个小公园，剩下的全是人行道。酒店阿贵肯定不会去，况且今天是周一，公园里面的人不多，我得赶紧抓紧时间先去找一圈，免得阿贵跑远了。没几分钟，我发现了穿着病号裤的阿贵，他正在公园进门不远的溜冰场，扒着往里面看。溜冰场是一个铁网和钢架撑起的笼子，两个脸盆大的功放架成对角，电音声擂得人燥热又冲动。阿贵脚跟悬地，五指扒着铁网，我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双眼流光溢彩，兴奋、渴望，充满朝气。我学他也扒在铁网上，双眼四处抓取：“真带劲！阿贵，等你出院咱们来玩吧？”“溜冰！”阿贵使劲晃着铁网。“对，溜冰！”“溜冰！溜冰！溜冰！溜冰！”“对，我一定带你来。”我按住他鹰爪般手掌，“咱先回去吧，医生护士好担心。”场子里的音乐戛然而止，大概是时间到了。一群半大的孩子，拿着饮料叼着烟，三五一堆往外走。阿贵甩开我，舞起双臂迎上去：“溜冰！溜冰溜冰溜冰！”孩子们缩在一起，好奇地望过来。我紧跟上去，左臂死死扣住阿贵的腰，右手掏出手机拨通了病房的号码。“公园！”我对着话筒大吼，“溜冰场！溜冰……阿贵！让他们拿绳子啊！”一个孩子恍然大悟：“叫人啰，走啦，对面医院跑出的疯子吧？”“叫人啦，叫人啦！”阿贵在我臂环里上蹿下跳，“叫多点，围住他们，干死他们！”过了两天，我去看阿贵，他锁在单人间，约束带固定了四肢。病房说，他现在“招不得”，不知道哪个人哪句话点一下，他要么就趴在地上不起来，哭喊：“别打啰，别打啰，要打死啰！”要么就跳上桌子，拿起手边的口杯牙刷四处扔，大叫：“干哪！干！照头打！”“X的，发得个什么卵颠！”李护长嘴里咒骂，指着远处换床单的年轻护士，“动作快点快点，等会儿就要发药了！”我讨好地“嘿嘿”两声，小心退到一边，给一路跑过来的护士让位置。不怪李护长大发肝火，毕竟当时让阿贵去日间康复中心是我出的主意。医院严厉批评了我，但是碍于医务部（主要是典主任力保）也参与了，最后只让我做了书面检讨。我考虑着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梅姐，但是典主任劝我不要去：“大不了就是再想想办法呗，你这一去说，万一老太太主意又改了怎么办，你真以为她还能熬几年？癌症！”“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知道，阿贵确实该出院。阿贵没有被关多久就放了出来，住回了以前的床位。病房里说，阿贵自从跑出去一次，性情大变。他不再对自己穿女式内裤的事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穿上，外裤也不穿，在病房大院四处撩人。护士强制他穿上裤子，但一转眼，他就把裤子脱下来扯烂。而且，只要阿贵出现，刺毛儿那些人就上去撩拨，摸屁股摸脸蛋，阿贵也不恼，甚至在原地拗造型，跳舞给他们看。我几次想去制止，都被老乌拦住：“由他去吧，不管是正常人还是精神病，谁没点伤心事，总要发泄一下。”我原本以为，时间总会让阿贵慢慢归于正常，但阿贵对于显露自己的“另外一面”越发热衷，有时候甚至故意贴到其他患者的身后，四处抚摸。无论是刺毛儿还是老褚，都开始害怕阿贵。在又一次被阿贵袭身之后，刺毛儿跑来告状：“赵老师，他这完全不正常了啊！”我十分烦躁：“你不是挺喜欢撩他吗，现在怕了？”雨季来了，一连快一个星期都放不了“大院”，我们只好带着器材去病房里给患者做治疗。做治疗的时候患者都集中在大厅，有时候是带他们唱歌，有时候是带他们做操。阿贵成了最“难搞”的一个，他时常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忽然就从后面抱住某个人，要脱人家的衣服。“阿贵，你够了啊！再这样绑你了！”在屡次制止后，我实在忍不住，大声喝住他。“来呀！”他把自己的上衣撩开，“脱光了绑一起，有意思得很哟。”我浑身漫起一股寒颤，老褚不知道从哪里又站了出来：“不男不女的你，爹妈不教的啊，嗯？”阿贵安静了下来，他一颗一颗地把扣子扣好，像一面镜子。他指着老褚：“褚老师，呵，老褚，文化人呐，总是揣着本书，也没见你翻过几页。女病区那个老太太，不就是死了老公吗，成天跟人家眉来眼去，都看着呢。加起来快二百岁，要点老脸吧。满嘴假道德，浑身伪仁义，咱俩都不是好东西，您说是不是……”我从没见过阿贵这手术刀一样的语言攻击，老褚面红耳赤，哼哧哼哧说不出话来。阿贵又走到刺毛儿旁边，“啪啪”拍着他的脸：“你！小王八蛋，连毛带肉不到四两，学他X作威作福，搬弄是非，你也配？10岁住到20岁，家里都不要你啦！你没人要，懂不懂？”刺毛儿瞪大眼睛四处乱瞟，不敢直视他。阿贵四处望了望，所有人都不敢做声。他又走到我身边，笑了笑：“你呀，你呀……我说你什么好。我是不男不女，那又怎么样，我不就是想做个女人，我自己老老实实的，行不行？你越护着，他们越瞧不起我，懂不懂啊傻小子？”我料想不到他会直白地说出来，涨红了脸：“阿……阿贵，过分了啊，我跟他们不一样的。”“不一样？”阿贵仰天大笑，“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奸淫掳掠了？我到底跟你们哪里不一样？”说完，他冲到厕所旁边的洗漱台，撅断了一根牙刷，猛地要往自己裆里刺去。我跳过拦路的桌子扑倒了他，断茬没有刺中，只划在了他大腿内侧，内裤一片血红。阿贵又转进了单独病房，只是这回没绑起来，护士说他安静得很。他自伤的事，医院是不能隐瞒的，电话里，我简单地把事情跟梅姐讲了一遍。她听完叹了口气：“这个事儿不能怪你们。”梅姐住进了环线外的疗养院。疗养院是我们医院跟其他机构一起合作的，经常派我这样的治疗师过去，带着老人们做活动。我不知道梅姐是不是特意地选择了那里，但我每次去，她都会出现在参加活动的老人里，找到机会一定会跟我聊几句，话题无外乎是阿贵最近如何。但对于阿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梅姐似乎不是很愿意启齿，我也不问。中秋节，我带着医院准备的月饼去疗养院慰问，去之前，我给梅姐的月饼里夹了一张贺卡：“妈妈，祝你中秋快乐。小贵儿。”我做完活动，骑车准备离开，梅姐忽然举着月饼冲出来：“等等！小赵！等等！”她一路小跑，到我跟前又慢了下来：“这个…不是小贵写的吧？”“是他啊，我专门去……”“你不用哄我。”梅姐扒开月饼盒，拿出纸条，“他很久没喊过妈妈了。”梅姐靠着停车场的柱子，我没有问，她却说了很多。阿贵从小几乎是一个人长大的。外婆年老体衰，家里孩孙多，只能时不时来照顾一段时间。童年的阿贵不断辗转于各个亲朋的家庭，没有父母，没有朋友。小学二年级时，阿贵的老师找到梅姐，说孩子上厕所老往女厕所走，不愿意去男厕所。可无论梅姐怎么教育，阿贵依然不改，他也不愿意跟男孩交往，只混在女孩堆里。初中后甚至发展到不愿意穿男孩的衣服，还偷梅姐的内衣内裤穿在里面。梅姐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带他到当地心理专科检查，确诊了“性别识别障碍”。“我一开始只以为他是调皮，没想到是出了问题，都怪我呀。”梅姐擤了把鼻涕。性格识别障碍的治疗手段多是心理疏导配合行为矫正，慢慢引导，效果大多不好。不缺钱的梅姐送阿贵去了很多地方，但一直收效甚微。“磨人呐，得绝症也比得这种病好。”说到这儿，梅姐一屁股瘫坐地上。到了初中，阿贵的同龄人都进入青春期，有了性别意识，阿贵的异常模样，自然让他逐渐成了异类，他慢慢地与“朋友”这个词绝了缘，甚至与“人”绝了缘。我非常理解梅姐的绝望。我见过各种各样人格障碍的孩子（性别识别障碍是人格障碍的一种），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带来的各种社交死亡、性格扭曲。这种扭曲在人的成长中往往会越刻越深，最终变得难以扭转。阿贵也是这种情况。即便梅姐愿意为他付出所有，他还是往“扭曲”的方向去了——他不跟任何人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房间里研究女装。梅姐在希望和失望里来回起伏，最后只能劝自己接受：“人总还活着吧，活着就有希望。”一个人的出现，给阿贵带来了转机——确切地说，是一个男孩的出现。梅姐说：“大概是高中？有段时间，小贵儿放学后总是很久才回家，脸上还有笑容，哎呀，我觉得全世界的花都开了。”梅姐以为儿子是突然某根筋“通了”，疾病自愈。但她想错了——阿贵确实交了朋友，但是，是男朋友。“寒假，我出国，他一个人在家待了十好几天，等我回来打开门，床上两个小伙子光着身子……唉。”梅姐使劲地揉着眼睛。梅姐完全无法接受——她曾经也这样抓过自己的“前夫”。在她心里，还是愿意相信儿子终究有一天会“醒悟”过来，哪怕跟前夫一样，“完成任务”也好。但是她万万没想到。阿贵的行径跟“他爸如出一辙”。梅姐讲到这里，拳头砸在自己心口：“他这不是拿刀戳我吗？”那次，梅姐揪着那男孩，逼他去找来自己父母，阿贵一掌将梅姐推到地上，男孩趁机跑了出去。梅姐和阿贵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争吵。梅姐说，她从没见过阿贵这样坚决，甚至不惜“斩断所有”的架势。梅姐苦口婆心地劝，凶神恶煞地威胁，阿贵不为所动，坚持要和那男孩谈恋爱。只要梅姐出门，阿贵就从家里跑出去“约会”。后来梅姐停了一段时间生意，专门在家里看着儿子。阿贵就趁梅姐睡着时从窗口爬出去。“他还到处打听安眠药，八成是想偷偷给我吃，要不是楼下药店的老板提醒我……”梅姐知道，就算自己觉得他们的恋情“再恶心”，那个男孩也是唯一能接受儿子“异样”的人。自己终究只是母亲，代替不了儿子生命里要遇到的其他角色。“接受吧，不害人就行了。”梅姐停下了讲述，在身上四处掏着。我知道她是想抽烟，便掏出了一根红河递给她：“闻闻味儿得了，别抽吧，您这身体……”梅姐攥着烟翻来覆去看，笑了：“小贵儿唯一劝过我的，就是让我少抽烟。”母亲的本能，让梅姐能舍了一切，觉得只要儿子过得好就行，哪怕他们之间的沟壑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但是，出了意外。阿贵又一次偷偷跑出去跟那男孩约会。两个孩子晚上去溜冰场，柔弱的阿贵被一群古惑仔欺负，男孩上去出头，被人失手捅死。这件事深深刺激了阿贵。梅姐跟我说：“男孩的家里来闹，揪着我儿子打呀，骂呀，我能怎么办，护着他吗，还是不管他？错了呀，都是我的错呀……”说到这儿，梅姐对着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膀，然后艰难地撑着柱子站起来，朝远处望着。她说后来阿贵因为无法释怀，彻底将自己跟世界隔开，也有过数次自杀的情况。一开始是诊断重度抑郁，治疗效果不好，后来发展到抑郁所致精神分裂，喜怒无常，自言自语，到处住院，直到住进我们这里。梅姐最后说：“我给你说的这些，你别告诉阿贵，多一个人知道这些，阿贵心里多一份负担。”从疗养院出来，我心里知道，阿贵怕是要多待不久的时间了。接下来这段时间，阿贵依然“我行我素”，女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我知道，这样的状态，他是很难真正回到正常生活中去的。我也曾跟几位医生聊过阿贵，天真地设想，像阿贵这样的人，是不是变个性就好了？但他们都很鄙夷地质问我，上学时到底认真没认真听老师讲课。他们说：“变性不是整形，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巨大的花销，漫长的评估，以及终身的药物适应等实际问题，都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强大而稳定的心理，可以承受自身变性、他人目光等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适应问题。2019年，我们单位准备要修新大楼，住院部大部分病床都挪了出去，但老的男病区没有拆，一些住久的老病号还留在里面，阿贵也在。原本以为他会继续住着等大楼修好。没想到，典主任说梅姐病情恶化，阿贵必须出院了。阿贵出院那天，我急匆匆地赶到老病房，想把黑白棋送给他，可惜我到时，他人已经走了。我只好把棋送给老褚。我不知道阿贵未来会面对什么，以及他要怎样面对。微信小程序【人间·阅读】火热上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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