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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娶上媳妇的民工阿庆,死了丨人间

燕子坞 人间theLivings 2021-05-09


在我的老家,男孩如果不念书,早早就出去打工了,无一不是为了盖房子、攒彩礼。相比之下,女孩则省心多了,即便离了婚,照样有人上门说亲,不愁嫁。


配图 |《三峡好人》剧照





20多年前,我爸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做监理,妈妈做杂工。还在上中学的我常去工地找他们,一来二去,工地上的人我见过不少,阿庆大概是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阿庆是个普通的水泥工,大家懒得记他全名,只叫他“阿庆”。他身高不到1米7,短发像鬃刷一样竖立着,黝黑的枣核形脸上摆着两条细长的眯缝眼,好像总是睡不醒。因为胡子拉碴的,看着挺显老。我第一次见阿庆时,他刚和我打照面,就不自觉地低下头。看我要走开了,才微微偏过脑袋,用眼角余光偷偷瞄我一眼。旁边的民工打趣说:“阿庆,你这小家子气的毛病再不改改,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阿庆也不恼,只是“嘿嘿”傻笑两声就走开了。那时,阿庆已经快30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听说亲戚帮他牵过几回线,可姑娘们不是嫌他家只有几间土坯房,就嫌他长得不好看、性格木讷、头脑不活络。工地厨房的胖大婶安慰阿庆:“你呀,现在什么都别想,先赚钱把家里的房子修好,栽得梧桐树,才能引得金凤凰嘛!”在农村,修房子是头等大事,阿庆对胖大婶的话深信不疑,于是越发把日子过得抠搜。他捡别人扔掉的、摔扁了的铝饭盒,敲敲打打,弄平整了继续用;一辆老胳膊老腿儿的永久自行车,骑上去啷当作响,他也没舍得换。我妈觉得阿庆心眼实在,性格又软弱,有些可怜,于是偶尔会把我爸的旧衣服送几件给他穿。就是这点东西,都让阿庆感激得不行。


一个周末,妈妈打电话让我送衣服去工地,顺便一起吃午饭。我一进工地大门,就直奔厨房,妈妈正帮胖大婶生火——民工们都是本地人,每天自带米菜,用铝制饭盒装着,得用大锅灶蒸熟。“今天带的米不够我们3个人吃,门口新开的小面馆还不错,等我帮他们蒸好饭,叫上你爸一起去吃面。”我妈一边在炉灶前烧火,一边对我说。没多久,我就听见妈妈跟胖大婶抱怨,说烧火的木头都让雨淋湿了,她早叫民工把厨房漏雨的角落遮一下,但没人肯动。胖大婶问她怎么不叫阿庆,妈妈有些为难:“每次都找他帮忙,我不好意思再喊了。”“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除了他这个好拿捏的,别人谁愿意没事找事做啊?”胖大婶并不在意。午饭时间到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厨房领饭盒,胖大婶一见阿庆就吩咐他去修葺厨房。阿庆埋头往嘴里大口地扒饭,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没有别的话。我和爸妈吃完面条回工地,老远就看见阿庆踩在梯子上,往厨房的顶棚盖彩钢瓦。等我们走近时,他已经盖好了,正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王师傅,顶棚盖好了,要是还漏雨就跟我说,我再弄一下。”我爸看了看,对阿庆说“辛苦了”,阿庆憨憨地笑:“一点小事而已。”背起梯子就走。那天,阿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色棉毛衫,腋窝处破了几个小洞,军绿色的迷彩裤明显不合身,裤脚挽了好几层,解放鞋也磨破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妈感慨道:“等他再熬些年,家里盖了新房,娶个媳妇帮忙拾掇,就不至于这样邋遢了。”




工程结束后,我爸所在的监理公司很快给他安排了新工作。一天晚上,阿庆拎着一只五花大绑的老母鸡,敲响了我家的门。进屋后,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粗糙的双手在膝盖上摩擦,犹豫了片刻才像下定了决心似地说:“王师傅,听说你现在去了新工地,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还要不要人?”我爸问他怎么没跟着之前那个包工头,阿庆说自己不想去外地,怕自己去了没人照顾家里的老爹。那时候,阿庆的几个兄弟都在外地打工,毕竟外面的工资比县城高多了。我爸爽快地答应帮忙,阿庆细长的眼睛顿时燃起了喜悦的光:“果然找你是没错的,工地上的人都说王师傅你是个好人呢。”说着,他把脚边的老母鸡往前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自家养的土鸡,你们一定要收下。”我妈笑着推辞,阿庆的态度却很坚决,一番你来我往地推让,老母鸡最终还是被留下了。阿庆“嘿嘿”地笑,从我家门口一路道谢到了楼梯拐角处。后来,我爸就一直带着阿庆干活,辗转好几个工地,等阿庆的兄弟们陆续从外地回来定居,老父亲有人照顾了,他才离开县城。自此,我家就很少再听到阿庆的事。有一次,外地归来的工友带回了阿庆的消息,说他头几年还安分守己、省吃俭用,后来被工友带去洗脚屋,看上了一个洗脚妹。之后他三天两头往洗脚屋跑,给那女人买吃买穿,花了不少钱。老乡劝阿庆要留几分心眼,说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可阿庆像着了魔,不仅听不进劝,还一心想把那个洗脚妹娶回家。老乡哭笑不得:“阿庆那个傻子,这是打了几辈子的光棍啊。”


2013年正月,我和妈妈在县城老街上买东西,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王师母,过年好!”我寻声望去,是阿庆,他的身边跟着个三十多岁、染了一头酒红色长发的女人。“是我在外面认识的女朋友,叫惠惠。”阿庆一边介绍,一边“嘿嘿”笑。在外面打工几年,他似乎开朗了些,又或许是有了女朋友的缘故,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得意。“找到女朋友了啊,真好。”我妈看着惠惠,连连点头。惠惠个子不高,但身材丰满,圆圆的脸上敷了粉,高挑的纹眉下,是一双丹凤眼。她也扯开嘴角冲我们笑,算是打招呼。我妈问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阿庆的脸涨得通红:“快了,家里的新房一直在修,等好了就结婚!”他话音刚落,惠惠便含羞带怯地挽住了他的胳膊。“好好,到时候记得通知我们啊。”我妈热情地说。告别了他们,妈妈微蹙眉头,拉着我走出了好一段路才开口说:“我觉得阿庆这女朋友面相不太好,眼神里透着算计呢。”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没等我回话,妈妈又自言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那年过完正月,惠惠说要回家跟父母商量结婚的事,就带着阿庆给的3万元彩礼走了。工友们知道了,都说阿庆被骗了,让他想开些,可阿庆倔得像头牛,一有空就给慧慧打电话,可连续打了3个月,没有一次接通。这次“爱情陷阱”使阿庆愁眉苦脸了好久,不过也使他彻底断了找外地女人的念想。他开始新一轮的攒钱,准备找个踏实的本地媳妇过日子。




我一直以为阿庆的事只是我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离我们的生活挺远。没想到2017年春天,我和父母一同去参加小红表姐的订婚宴时,发现阿庆竟成了我的表姐夫。我妈有几个亲妹妹,大妹妹一共生养了3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小红最不让人省心。小红年轻时还算漂亮,所以总想嫁个有钱老板做阔太太,但她没能如愿,最后只嫁了一个外地的普通男人。因为婚后好吃懒做、没有生育,没过几年就离了婚。离婚后小红回到娘家,和父母住在一起。几年前,大姨家盖了新房,但一直没钱装修,还是个毛坯。大姨父懒,身体也不好,一直在家闲着,全家仅靠大姨的一点退休金生活。为了攒钱装修房子,大姨在自家楼下开起小卖部和棋牌室,小红却从不帮忙,每天就在楼上玩电脑。亲戚们私下里讲起小红时,都纷纷摇头,村里人也开始指指点点。大姨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四处托人给小红介绍对象。媒人问小红有什么要求,她说:“还是想嫁个有钱的,岁数大点也无所谓。”在我的老家,村里有不少男光棍,大都是因为家里穷。因为要想娶老婆,光有房子还不够,彩礼得8万起步,最好还要有辆车。村里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男孩如果不念书,基本都早早就出去打工了,无一不是为了盖房子、攒彩礼。相比之下,女孩则省心多了,即便离了婚,照样有人上门说亲,不愁嫁。一年又一年,小红40岁出头了还没遇上一门让她称心如意的婚事。大姨慌了,主动降低标准,说只要男方年纪相当、有门手艺、老实肯干就行。阿庆有个工友和小红家是同村,听到这个风声,就想起了阿庆。那时,阿庆刚回乡,家里的3层小楼已经盖好了,他的性格完全符合大姨的要求。两人见面,阿庆对小红一见钟情,觉得她看着年轻,有福相。可小红却不满意,她嫌阿庆没钱,长得也不气派,直到他允诺帮她家装修房子,并给6万块彩礼的时候,小红才勉强点头。在小红的订婚宴上,我们一打照面,阿庆惊得手足无措——他也没想到会和我家做亲戚,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大姨在一边提醒:“论辈分,要叫姨夫姨母。”阿庆这才羞涩地跟我爸妈打了招呼。他那天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许多,头发也有些花白,只有腼腆的笑容没有变。我妈问他这几年在外面怎么样,阿庆连连点头:“还好,反正到哪里都一样辛苦,不过外面的工资是不错的。”我爸问他以后还出不出去,阿庆的笑容有点羞涩,他看了一眼未婚妻,说:“不去了,订婚以后想在老家这边安定下来。”不远处,描眉画眼的小红身穿大红色的裙子,正和身边的姐妹们聊天。似乎感觉有人在看自己,她也似笑非笑地回望了一眼,眼神却没什么温度。




为了实现给女方装修房子的承诺,阿庆订婚后搬进了小红家。小红说两人还没领证,不愿意同居,阿庆就住在隔壁的空房间里。一开始,大姨给了阿庆1万多块钱作为装修费,可这笔钱很快就见了底。阿庆不好意思跟未来的丈母娘开口要钱,于是自掏腰包补贴。他本就是水泥工,很多活儿自己就能搞定,连请工人的钱也省了。大姨逢人就炫耀:“我女儿离过婚怎么了?不照样有人要,还能给家里带来这么多好处呢。”几个月后的端午节,大姨请亲戚们去她家吃粽子,妈妈带我去了。小红家的红砖外墙已经抹上了水泥,往日破烂寒酸的客厅也焕然一新,墙面刮了“大白”,再配上新买的大圆桌和家电,终于有了新房子的感觉。“这房子修得挺好。”我妈边看边夸。“都是阿庆自己弄的,家电也是他买的。他倒是挺能干,我这房子邋遢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模样了。”大姨给我们倒茶,笑得见牙不见眼。“你们家这女婿挑得不错,阿庆以前在工地上就是个老实肯干的,虽然相貌不起眼,但过日子嘛,做人实在才最要紧。”我妈认真地说。大姨在旁边坐下,叹了口气:“就是我家小红一直对阿庆不太满意,嫌他总是脏兮兮的。”“这事你要劝劝小红,弄得一身脏还不是因为要干活,洗个澡换身衣服不就好了。”我妈打抱不平。大家正聊着天,阿庆突然从侧屋闯了进来,他手上拎着个滚筒刷,头上戴个鸭舌帽,衣服、帽子上到处都是干了的腻子粉。大姨亲热地招呼他:“阿庆啊,去洗把脸,到楼上叫小红下来吃粽子。”阿庆赶紧摘下帽子,去屋外洗了把脸,掸了掸身上的灰,又扯了扯皱巴巴的衣服才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跑,结果正好遇到下楼的小红。“小红,妈让你下来吃粽子。”阿庆说。小红瞟了他一眼:“知道了。”坐下后,阿庆剥开一个红枣馅儿的粽子递给小红,小红不但没接,还嫌恶地说:“我不爱吃红枣的——你说你这手怎么就洗不干净啊?”阿庆窘迫地缩回了手:“我、我再去洗洗。”亲戚们在旁边看得面面相觑,颇为尴尬。那天,阿庆送大家出村时,我妈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阿庆啊,小红从小就被父母宠坏了,娇纵过了头,她有些话说出来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的,丈母娘也跟我说了,小红脾气不好,说话直,但没什么坏心眼。”阿庆露出了他惯有的憨笑,“师母你放心,我都快50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上个媳妇,我会对小红和她们家好的。”


在阿庆的努力下,大姨家的毛坯房终于装修完毕,焕然一新。阿庆提出领结婚证,却被小红一口拒绝:“房子是修好了,但6万块钱的彩礼还没给呢。”这事被我妈知道了,她愤愤不平:“阿庆给她们家弄房子都是自己出的钱,这钱怎么就不能算在彩礼里面了?”“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只是亲戚,不好插手她们家的事。”爸爸怕妈妈去找大姨说理,忍不住提点。




自从房子装好了,大姨就经常喊姐妹们去她家做客。到了中秋节,她又在家里大摆筵席款待亲戚。几个月不见,阿庆比原来更黑更瘦了,我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小红说:“你可没照顾好你未来老公啊,看他这脸瘦得都没二两肉。”小红的面子有些挂不住,辩解道:“他这么大个人,还要我照顾吗?”我妈正色说:“话可不能这么讲,既然和他结婚,你就要有个妻子的样。”小红把一张白脸憋得通红,阿庆见状赶忙过来打圆场:“师母,这可不怪小红,我生来就是这黑瘦猴子的模样,没办法的事。”席间,有个表姐问小红准备什么时候领证办婚礼,小红一边说一边瞥旁边的阿庆:“早着呢,他还有彩礼没给。”阿庆笑着低下了头,气氛一时有点僵,我爸不忍心,便转移话题:“阿庆,听说你去了西郊的工地,还好吧?”“挺好,只是这个工程小,很快就要完结了。”阿庆有些遗憾。我爸安慰他说,以后要是有认识的包工头招人,会帮他介绍。阿庆很高兴,小红却翻了个白眼:“这没前途的泥水匠,看来你是想做一辈子了。”


阿庆装修房子期间,他父亲没人照顾,就被兄弟们接走了。少了牵绊,他便像入赘女婿一般,挑起了小红全家的生活。因为大姨和姨父都不喜欢干农活,房子后面有一大片田地荒废了许久。阿庆把这片田开垦出来,种了青菜、番薯、花生、甘蔗……有时他还会去江边捕鱼,给家里添菜。阿庆感念我爸妈当年的照顾,常会在出门上工时绕路,送来蔬菜和鱼虾。我妈问起他的婚事,他总支支吾吾,后来终于忍不住说,当初自己存下的一点钱都补贴给丈母娘修房子了,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不但要支付老父亲的赡养费,还要给丈母娘伙食费,给小红一些零花,所以很难存下彩礼钱。我妈忍不住了:“阿庆啊,你也太老实了,直接跟他们说这彩礼算在装修房子上不就行了?”阿庆慌忙摆手:“不行不行,小红会不高兴的。我都快年过半百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上门亲事,哪里还敢去丈母娘面前说三道四?我辛苦点没关系,这6万块钱彩礼肯定能攒上。”可是,眼看一年又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等来阿庆和小红结婚的消息。




2018年年底,阿庆去柬埔寨打工了。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在国外了。我父母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钱没那么好挣。大姨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他自己要去,我们也没道理拦着。听说去那里一年能赚十几万呢。”每隔几天,阿庆就会给小红打电话,说他在柬埔寨还干老本行,工资待遇不错,就是天气热,有点不适应。他一再承诺,等干满一年,攒够了钱就回来结婚。一年后,阿庆回国,没人知道他在外面吃了多少苦,我只觉得他看上去又老了一些,脸上的沟壑明显深了不少,连背也有些佝偻。当他把大红纸包好的6万块彩礼郑重地交给大姨和姨父的那一刻,表情庄严,似乎这沓钱是一块砖,即将填满他人生中的那一处遗憾——订婚2年多,他终于和小红领了结婚证。婚宴上,穿西装的阿庆容光焕发,不停地给大家敬酒,咧开的嘴就没合拢过。而新娘小红却很淡然,只浅笑着招呼客人。那天,阿庆双手端着酒杯给我父母敬酒,颤抖着说:“王师傅,王师母,我今天娶媳妇了!”有个喝多了的亲戚不小心撞歪了阿庆的新郎胸花,他赶紧放下酒杯,认真地把胸花摆正,那样子像个虔诚的信徒。婚后,小红说去阿庆家住不习惯,还想住在娘家,我妈却觉得她是怕过去要照顾公公。阿庆的兄弟们不乐意了,指责阿庆像个倒插门的,不但照顾不了父亲,还白瞎了自家修好的房子。阿庆左右为难,最终还是不惜得罪兄弟们,顺了小红的意。用他的话说,老爹没有自己,还有其他儿子,“我活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才娶了个老婆,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阿庆的人生只差个孩子就圆满了,可婚后他才知道小红患有不孕症。阿庆很失望,但又不敢在小红面前表现出来,只能背地里唉声叹气。大姨看出端倪,提议他们领养个孩子,阿庆一想也行,他兴致勃勃地跟小红商量,准备等过完2020年春节就去办。谁曾想2020年初,疫情让人措手不及,小红家所在的村子也被封了路。亏得阿庆在屋后种的那些菜,家里才不愁吃的,只是不能外出打工,阿庆没了收入。小红很不满,听说武汉建方舱医院招募建筑工人,薪水可观,她天天鼓动阿庆去武汉。向来对小红唯命是从的阿庆第一次拒绝了:“不,我不去!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别人都能去,你怎么就去不得?就算感染了,也是国家免费治疗,又不用你掏钱!”小红愤愤地说。见阿庆态度坚决,小红又拉上大姨做说客,可是任凭母女俩怎么说,阿庆就是不点头。大姨给我妈打电话抱怨:“你说阿庆这个死脑筋,这种时候难得有赚钱的机会,而且薪水那么高!还说什么过完年要领个儿子回来养,这养孩子不得花钱啊?”我妈劝道:“他不肯去也正常,武汉疫情严重,一般人都会害怕,你们就不要逼他了。钱嘛,以后再慢慢赚吧。”




县城解封后,各个工地迟迟没有动工的消息。已经待业几个月的阿庆急得不行,每天骑着小电驴出门,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打听。出事的那天早上,阿庆临走前还说回家后要去江边捕鱼,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傍晚时分,交警队给小红打来电话,说阿庆出了意外,等一家人赶到现场时,路边停着一辆半挂车,阿庆的小电驴被撞得七零八落,他半个脑袋都没了,躺在血泊里,早已没了呼吸。大姨念在我妈身体不好,没敢把事情告诉她,还是其他亲戚不小心透露了消息。据说,亲戚们去吊唁时,小红坐在灵堂里,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朋友讲电话,说自己最近皮肤不太好,想去做个面部护理。亲戚听得心里发寒,觉得她太冷血了。后来,大姨来我家做客,忍不住把阿庆的事说了出来。我妈拍着胸口念了几声佛,大姨嗑着瓜子,反倒安慰她:“姐,你也别太难过。你们都说阿庆是个老实人,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没那么老实,有很多事情都骗了小红。当初我们问阿庆有没有交过社保什么的,他说交了。只怪我们一家太老实,没让他把凭据拿出来看。他人走了以后我们去查,社保局竟然查不到他的信息,这也叫老实?”“还有啊,他跟家人关系都不好,这人没了,兄弟们为了给老爹争赔偿款,跑来跟我们吵架,骂得可难听了,后来就再也没来过。丧事都是我们家在操持,小红可受累了。”听了这些话,我爸妈冷着脸沉默了。我妈后来告诉我,她觉得阿庆没交社保是舍不得花钱,“他辛苦半辈子就为娶个媳妇,结果炕头还没焐热,人就这么走了”。我爸问交警队最后是怎么判的责任,大姨说阿庆闯红灯,半挂车超速超载,双方都有责任,事情还没处理好,所以赔偿款也没拿到。最后,她还怜惜地感叹:“这些事现在都要我家小红一个人跑,也是难为她。”这番话不带一点人情味,把我妈气得够呛。从此以后,她就渐渐和这个妹妹疏远了。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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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子 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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