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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大半生,怎么净在当“扶弟魔”丨人间

林中溪 人间theLivings 2019-11-14


“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


配图 |《欢乐颂》剧照





我大弟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1985年大一寒假,我回到家里,看到在镇里高中上高二的他从学校带回来了一堆的书:既有《哲学研究》、《研究生学报》之类的学术期刊,还有《百年孤独》、《变形记》这样的文学名著。我顿时头大:“你马上就高考了(当时教育改革,高中刚开始改为三年制,乡镇还保持两年制),当务之急是要学好课程。到了大学,什么书读不到?”他低头不语,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自己错了——这是他一贯的样子。他小时成绩不错,老师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有些飘飘然。可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没了管教和约束后,他愈加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成绩一年不如一年,期间还留过级。最后,高考成绩出来,他才考了200多分,连最低的中专录取线的一半都够不到。他想复读,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时家里除了我和他,下面还有大妹、小弟、小妹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经营那十多亩地,着实辛苦。“我让你们几个都上学。你上到高中毕业不错了,要是分数差个几十分,我还能让你复习,这差得跟王豁子嘴样,你又不下劲学,整天胡日派,再复习八年也是枉然!”母亲抱怨道。将近19岁的大弟拗不过母亲,便回家帮着干农活。过了一年多,母亲又托人给他说媳妇,东挪西借给他盖房子娶了亲。成了家的大弟,并不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脚踏实地——麦收大忙季节,人们都起五更睡半夜抓紧午收,他就躺在床上睡大觉。母亲气急,拿手臂粗的木棍打他,棍都打断了,他就是不起床。大弟不以为意,总想着能跳出农门。过了两年,倒是真来了个机会。村子里来了一个歌舞团演出,大弟毛遂自荐说自己会唱歌,经人家考核同意,带着母亲给他置备的崭新缎被、棉衣,跟着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去了。得知消息后,我心怀希望:他若能在这方面闯出一点名堂,哪怕参加喇叭班,能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演出,也是一条出路。然而,一个多月后,我便在宿舍楼下见到大弟。正值冬天,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你怎么在这里?不去唱歌了吗?”我赶忙带他到食堂吃饭。“干不下去,每天饭都吃不饱。”他皱着眉头说。“这才多久?人家都能坚持你就不能坚持?”“挣不着钱,风餐露宿的,坚持下去也没什么前途。”我问他既然不干了,为什么不把铺盖、棉衣那些物什带回来,那可都是钱买的。他说自己是偷着出来的,背着大包容易被人阻拦。我不信他的话,他就是不知物力艰难,图自己轻快而已——就像高中毕业时,母亲磨破了嘴皮子,说家里经济困难,置办东西不容易,让他把宿舍里用的被子、胶鞋带回来,他死也不肯去。不去唱歌的大弟,便又回到家里务农,习性仍然不改,日子勉强能过。




1991年,我在老家县城粮食局下属的饲料厂工作两年了,结婚一年多,刚怀上孩子。一天中午,大弟来了:“听说你们厂里在收玉米?”玉米是饲料加工的主要原料,厂里时常要收购,我便答道:“是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见村里的一个人收玉米来这里卖,能赚钱,我也想干。”我怀疑他的能力:“人家有门路、有经验、有资金,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收?质量你能把握住吗?保证不了质量别说赚钱了,弄不好还亏本呢!”他笑道:“你不是化验质量的吗?差不多你开单子不就行了吗?”“我也不能乱开,那是有化验依据的。再说,质检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科长把关呢。先别说质量了,收粮食要大量的资金,你哪有钱收?”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我咬着嘴唇沉思:他若真能干这个,挣点钱贴补家用也行啊。


答应大弟后,我再三告诫他要保质、保量:“一项出了差错,别说赚钱了,亏都够你亏的。咱们可没钱。”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有一次,他拉了一车货,卖完之后,兴奋地对我说:“这一车赚了不少钱,比以前哪一次赚得都多。”我也替他高兴,问是不是他买得便宜,所以差价高。但他却说发现了一个“窍门”:那时计量是随机抽几包,按最少的计算每包的重量,但是“漏包”(麻袋有破洞)不抽。他就在漏包上做文章,在收购点时不把漏包装满,按实际重量结算,来到了饲料厂后则按包算。我责备他:“这样投机取巧,万一被发现了,全部按最少的算,你不亏大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赚个差价稳当,不要想歪点子。”可我后来发现,他的歪心思,还不止这一个。那时仓库记录包数的方法还很原始——“发签”。每到卸货时,保管员就把一些竹签交给货主,每卸一包,货主递一只竹签给卸货的人,卸货人接过来把签交给保管员,或者丢到保管员身边。最后,数竹签的数量,来计算总包数。大弟熟悉了这个流程后,就动起了心眼。一次,卸货结束,保管员数完签,他脸色阴沉地说:“不对啊,怎么少了一包?”保管员说:“这不都在这儿吗?你在家拉的时候会不会少拉一包?”大弟说:“不会,可能是少发了一个签吧?”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我慌忙过来帮着保管员数签,数来数去,真是少一个。保管员提醒我们再往旁边找一找。大弟东找找西看看,又蹲下四处瞅,最后俯趴在地上,从磅秤下面掏出来一个竹签,微笑着交给保管员:“哦,原来是蹦到这磅称底下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事后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竹签是他趁人不注意,卸货前故意塞一个在磅秤下面的,这样能多算一包玉米。我瞪他一眼——但也不能拉他去把多拿到的钱还了惹一身麻烦,只能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下次不能再犯。


饲料厂这样大量收购也就一两个月,满仓后,便通知停止收购。大弟那次赚了1000多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所以,当他听说城里的一家酒厂收购红薯干,便赶紧催我给他联系熟人,他想如法炮制。我只好找到酒厂干会计的同学帮忙引荐,人家很快就同意了。这活儿不算累,只是卸货时,要货主自己把卸下来红薯干一包一包地倒在仓库里。几次以后,我发现大弟居然从家里带两个人来给他“倒包”。我知道了很生气:“也不知你一趟能赚几个钱,居然还雇两个工人,又不是让你从车上(把红薯干)扛下来,只是倒一下,你有必要又雇两个人吗?还没挣到钱就雇人干,真是大老板做派!”他只一句话就堵了我回来:“我自己倒包太累了!”大弟交售的红薯干质量还不错,验质、开票、取款都还顺利。只是有时酒厂资金不到位,须等上几天,才能拿到钱。这天,他又运来将近5吨的红薯干,成本在3000元左右,数目不小,酒厂叫他等几天再来拿钱。过了两天,会计让他还回家继续等着,说厂里正在想办法。他无奈回到我这儿,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头:“家里收购点的店主逼得紧,非要钱不可,我自己的钱全都垫付了。”“你难道不会跟人家解释,以前都及时给钱了。这次不过晚几天的事,就把你愁成这样?”我生气。他就站到院子里仰头望着天,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就像个望天猴一样,一副拿不到钱就不走的架势:“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我回去先给人家,不然人家又逼我。”我气得没办法,真想劈脸掌他:“你怎么就这样磨合人呢?”我和丈夫上班两三年,经常要帮衬双方家里,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总共才1000多,只得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了大弟才算完。后来酒厂资金到位,他把钱取回,给自己的小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只字不提还钱的事。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他不耐烦地说:“钱早晚都会还你的!”




90年代初,粮食系统是众人向往的好单位,许多人托关系,想方设法想进入其中,人员逐年增多。为了让这么多人有活干、有饭吃,我们局里要求各下属单位搞多种经营,开源增效。饲料厂在城郊,搞养殖得天独厚,于是在场院往西买了几十亩土地,轰轰烈烈地建起养鸡场、养猪场、屠宰分割线、冷库,并调配了相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负责各个项目。我因为专业对口,也从1992年开始负责养鸡场的工作。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我这时想到,可以让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的小弟来干这份差事,也好存点老婆本儿。小弟虽然没养过鸡,但我可以不要老板的报酬,无偿给他技术指导。谁料大弟知道这个消息后,非要取而代之:“我早就想到城里找事干,不想在家养猪了。”那几年,他倒腾玉米和红薯干之余,还盖了几间猪舍,养了两头母猪和十几头育肥猪。“你来城里打工,家里那些猪怎么办?小王(弟媳)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还要种地,怎么干得过来?”他说生猪行情时好时坏,不想再干了:“小猪喂出来,有时还不够本钱,白费劲。母猪下崽的时候,整夜都不能睡觉,辛苦得很,不是个好活。”“花那么多钱建的猪圈,还有那些猪,就都不要了?”劝他都是白费口舌,只要他不想干了,再说也没用。他执意把高价买来的母猪稀屎烂贱地处理掉,白搭了好些钱。如此,我只好让他去那家私人养鸡场了。没多久,他媳妇也要来城里,在我家,她责怪大弟说:“把家里一扔,拍拍屁股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里外外弄不过来,那老板不是还要一个帮忙的吗?我来一起干好了。”“那你家里的地,还有孩子上学怎么办?”我问他们。“小雪让咱妈看着,她上二年级,给吃就行了;小毛蛋还不够(上学的)年龄,我们带着,不耽误干活。”于是,他们两口子把家里的地无偿分给亲戚种,带着儿子住在了养鸡场里。好在他们干得还算不错,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指导,因此老板给的工资也不错,我就松了一口气。


一段时间后,他们觉得女儿小雪在家上学也不是长久之计,便打算把女儿转来城里上小学。听说直接转学比较困难,若是能从一年级开始报名比较容易。于是,弟弟便让我去找熟人,让小雪从一年级重新上。“小雪开学就上三年级了,再从一年级开始,不是白白耽误两年时间吗?”“小雪年底出生,在家里上学又早,就算从一年级重新上,也不算大。”“你俩现在干得还不错,有工资有住处。但万一有什么变故,这鸡场干不下去了,怎么办?”“能有啥变故呢?真不干这个了,再想别的办法,就是卖个青菜也比在农村强。反正是不回家种地了,地都送给别人了。”见他这样说,也考虑到侄女的教育问题不能松懈,又想到小弟刚结婚不久,母亲和他们小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也容易闹矛盾,我就托熟人在附近的小学给小雪报了名,从一年级重新上。可好景不长,养鸡场开张一年多后,那个老板看别的项目更赚钱,便改行不干了,大弟两口子也就失业了。他们倒没惆怅,大弟说他也不愿干这又累又脏的活儿,还说已经考察了市场,看人家卖青菜投入少、赚钱多。很快,他们两口子就在城郊租了一处房子,一家四口住在一起,买了三轮车,置备了各种家伙,做起菜贩子来。两个月后,大弟听说有一家人靠着自己泡豆芽这个小生意,在城郊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他心动了,说干就干。备好泡豆芽用的大缸以及所需要的设备后,大弟就让母亲趁农闲来帮他们。因为没有经验,起先买的豆子不符合要求,泡出来的豆芽粗大,不好卖,损失了不少;泡豆芽需要每天换水多次,天气热时如果换水不及时,豆芽就要“烧缸”,弟弟懒惰,经常偷懒,几缸豆芽都烂了。那段时间,弟媳每天一早就到市场去卖豆芽,中途让大弟去市场送一次豆芽,以免卖完了续不上。可是,大多时大弟就是不愿去,弟媳只好收摊自己回家去挑,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生意。时间长了,两口子三天两头吵架。一置气,弟媳也不出摊卖菜,税收、市场管理费白交了不说,好好的豆芽也白白扔掉。母亲气得发昏:“看你们干一点事,八个老几(很多人)帮着你。我每天给你们洗衣做饭,你还不上劲干。一家几口人,地不种,生意也不好好做,指望啥吃!”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母亲又找到我,让我想办法让大弟来我鸡场里当饲养员:“都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不成款(不成器),气死人,唉!”我心生怨愤,但也只得把4个饲养员辞掉1个,让大弟填空,月薪200多——我总不能让他们一家在城里饿着,他们没饭吃,我还得给他们钱吃饭。当时我家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宽裕。由于政策影响,粮食市场放开,整个系统效益下滑,厂里已经慢慢陷入停产状态。各个产业鼓励员工承包,我便承包了下了养鸡场,还能勉强维持一些效益。而我孩子的爸爸1994年因故去世,再婚后的丈夫带来2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家庭负担着实不轻。




2001年春天,才在养鸡场干了一年多的大弟,又不愿意干了:“凭着这样打工,什么时候也发不了财。”他想租下养鸡场后面的那块地种菜:“在菜地里搭个简易工棚,一家都搬过来住,一节约了房租钱,二不耽误种菜,一举两得。”我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没想到他动作倒快,很快便找到农户谈租地的事。那块地总共5亩,分属于3家农户,人家张口就要租金每亩900块——那时农村租地不过200块一亩,他像租不到地似的,连价都不还,直接应了。初步谈了意向之后,他就来找我。我极力反对:“你自己家里十多亩地不种,在这里花高价租地种,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家离城里远,卖菜不方便。”他抠着手指说。“村子旁边就是集市,怎么卖菜不方便?”他说那集市太小,“吸收不了我的菜”。我压着火气给他分析,种菜要挣钱,就需要种些反季节菜,既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要专业技术。他便回我,“我就种当季菜”。 “种当季菜?等你的菜上市了,大家都上市了,卖不上钱。再说,那么高的租金,你种龙肉估计都回不了本,甭说当季菜了!你们两个人,给人打工,一年也挣好几千,只要出力就行了。你干这个,出力花钱不讨好——再说了,你的钱从哪来?不会从一开始就想着问我借吧?”“当然得问你借,不问你借,我哪有这么多钱?”他理直气壮。我气极了:“没钱你就不干,借钱我没有!你要是有钱,随你怎么折腾,别找我!”


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也难怪,农户们私下损他:“傻X一个!种菜能赚钱,我们自己不会种还会租给你?神经病!”搬过来后,大弟才发现这块土地没有合适的水源,还需花上两三千在地里打井。另外,种子、菜苗,都是实打实的投入,他完全掏不出钱了。他又来问我借钱,虽在意料之中,但我仍然气得没办法:“我没钱借给你,一分也没有!”“合同签了,租金也给了,还能不干吗?你借给我几千块钱,我打井,再买些必须的东西,尽快种上菜,还能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你明知道自己没钱为什么还租那么多地?少租一点,先试试不行吗?”我气不打一处来,依着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他最好趁早撤伙不干,干下去只会赔得更多,“你还签了5年的合同,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你如果能干满1年,我爬给你看!”他坐在我家的简易沙发上不吭声,又想跟以前一样,不借钱给他就不走,而借走的钱从来没还过。“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他又默默坐了一会,仰天叹了一声,气哼哼地走了。第二天,大弟带着母亲从乡下来了我家,母亲说:“看他们两口子这次干劲怪大的,你就借给他,让他先干起来。要是不干了,那花出去的钱,不就白费了吗?”“借给他都是害他!他没钱干不起来,还少赔些!”母亲无奈地说:“他们两人一头的劲,就让他们试试呗……”“你还不知道他们?试试?那试的都是钱!”大弟就在一旁坐着,默不作声,看样子,不给他钱他就不打算走。我只能赌气把留着买饲料的几千块钱拿给了他,嘴上数落他:“我还是那句话,你若能干满1年,我都爬给你看!当然了,你借钱根本就没打算还。”




弟弟拿着我的钱,搭了一个简易大棚,种了点西红柿、辣椒、豆角之类的大路货。租的地还没利用一半,剩下的就白白闲置长荒草。正当他的菜快要上市的时候,电机抽不出水了,到处检查也没发现原因,他顺着电路查看,原来电被人从养鸡场墙头那里掐断了。弟弟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电断了。我毫不知情,就找到饲料厂管后勤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正要跟你说呢,你弟弟偷接厂里的电,要罚款400元,让他快交上来,不然就要报警。”原来,是有人向领导举报,说大弟在养殖场后面种菜,一天到晚浇水,从厂里偷电,于是办公室领导让电工给他把电掐断了。“鸡场是我承包的,他从养殖厂里接的电,算在我的成本里。怎么能说是偷厂里的电呢?”我据理力争。主任说:“不打招呼就从厂里接电,不是偷是干什么?你们养殖场的电不都是从厂里接的吗?”“要不让他直接把电费交到财务上?不要罚款了。”我只好服软。主任说:“不行,厂里又不卖电。罚款就是惩戒的意思。”我心想,厂里从1998年开始处于停产半状态,好多空仓库租给外人做加工厂,欠的电费多少万都不去要,还要公司里继续给他们垫付,不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呢!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我通知大弟按时交罚款,否则就让派出所去抓他。他没有钱,我只好替他交了几百元的罚款,还落个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我真是气得想摔头还找不着硬地。


没了电,就没办法抽水浇菜,眼看菜就要干死。大弟又来问我要钱,说要买一台柴油机发电,需要2000多块。“我再没有钱给你了,单位里大半年没发工资了,哪儿有钱给你?你另外想办法吧。你看看,我都快成甲虫了!”接下来他的话能把我气死:“你成卡夫卡更好!没有钱你去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菜已经两天没浇水了,现在天又热,总不能眼看着那些菜干死吧?”没有钱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这话我太熟悉了。我歪着头大喊:“你明知自己没本钱,不让你干你非要干,凭什么没钱就管我要?”这时,他发怒道:“你当初就不该上这个大学,就应该让我去上!”我目瞪口呆:“怎么我不该上,就该让你上?是咱们同时考上了,没让你上还是怎么的?”他振振有词:“你上了大学,给家里中什么用了?姊们几个谁沾你一点光了?你帮着谁什么忙了?”“还要我怎么帮你?以前哪一次没帮你?不都是白扔钱?”我怒不可遏。“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我惊愕得下巴快掉地下了。他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说那些了,你看怎么办吧!我那些菜眼看浇不上水快干死了,你不借钱给我买柴油机,就眼睁睁看着我的菜干死?”“你那些菜,就是到最后也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卷旗收兵,还少亏一台柴油机钱,还少费几个月的功夫。”“买了柴油机继续干,以后不就挣着钱了吗?”实在被缠得没办法,只得又给他几千块。




这年端午节,天气炽热,想着小雪姐弟俩跟着这样的父母真是受罪,我便买了些肉和菜,送到他们的庵棚里。大热天,大弟两口子在太阳底下侍弄蔬菜,看着倒也辛苦。他们住的庵棚里像蒸笼一样,小雪姐弟俩就睡在大床下面,以图一点阴凉。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他们两口子指望着那片豆角能卖上个好价钱,可是,上市前,豆角生了许多腻虫。大弟买了农药打了两次,怎么也控制不住。眼见辛苦劳作成果就要白费,他仰天叹道:怎么干什么事就这么难呢?两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又想撒手不管了。


9月初,农户们又来要下一年的地租,大弟争辩说:“交了一年的钱还没干半年,怎么又要下年的钱?”对方说:“必须提前给,不给不行!”大弟没钱,又不会跟人家讲理,就把新买的柴油机抵给人家,然后就撤伙不干了。我很是生气:“既然不打算干了,为什么还要给人家柴油机?买这机器,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你倒好,宁可给人家。你交了一年的钱,还没种半年,你走了也不耽误他们接着种秋季庄稼!”母亲也气得要命:“这样不长脑子的人有啥法……”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上万块扔出去了,大弟毫不在意,一走了之到南方打工去了,完全不像一个36岁的人。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母亲和我善后。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弟媳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低矮的平房。我和母亲趁夜里帮着她从菜地里搬了家,怕农户知道了追要下一年的租金。没多久,弟媳让母亲在出租屋里操持两个小孩上学,自己也去大弟打工的地方了。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我只能经常给钱给物,维持母亲和小雪姐弟俩的生活。




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大弟两口子在南方起初是怎么谋生的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很久以后,他们在一个夜市摆摊卖一些玩具百货之类的,生意还不错。 一晃到了2008年,有一次,大弟给我打来电话,听声音似乎他心情不错:“咱妈一辈子受苦,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打算给咱妈专门存一个存折,每月往里面存一定的钱,回去后给她,也让她高兴高兴。”那几年应该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我想,真难得他还有这份孝心,只希望他越来越好。可他到底还是个不安分的人,老想着当老板挣大钱,没多久又说要开厂子生产加工廉价的背包袋。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又是老样子,老找我借钱:“生产加工这种背包袋子,一个就能挣几毛钱,我请几个工人,一天能加工上千个。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能发大财。”我告诉他,账不是这样算的:“你有组织人员生产的能力吗?你有销售渠道吗?杂七杂八地算下来,还不如你老老实实摆摊卖货的好。”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当时正值金融危机,我在股市里的钱以每天万元的速度在缩水。反正钱在股市这样损失也不是办法,在他反复缠磨下,我割肉卖出一些股票,给了他几万块。后来,他又因手头资金周转不过来,三番两次地缠着我借钱,说给我一分的利息,每月打过来。我只好陆续又给了他几万。利息只给了我几个月,后来就没有给了,说本息一起给我。可是一晃几年过去了,本钱也没有还,再见时,大弟的人已经在传销窝点里——2012年春天,我在北京打工,他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说他生意要扩大经营,请我去给他帮忙搞管理,我听信了他的话,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了之后,才知道他在搞传销。我本来对传销是极力排斥,但是经过他们组织内的强大洗脑攻势,我竟然也鬼使神差地相信了。一年后,我们幡然醒悟,出来后,都元气大伤。后面几年,大弟再没怎么和我联系。我也去了外地打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我以为传销的事儿后,他应该懂得脚踏实地,不能再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了,毕竟,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




今年春节期间,听说大弟于去年下半年在南方某地包了一块山头,搞养殖,饲养土鸡,卖土鸡蛋。弟媳说,他这几年打工,每次都不长久,钱花完了找地方干两三个月,随后又辞职。他总说:“打工再怎么样也发不了财,我就是要饭也不愿打工。”我心中起疑:按说,他这种情况怎么也不可能攒下钱的,怎么突然就能包山头养鸡呢?但转念一想,这些年,他没还钱给我,但再也没问我要钱了,或许他也知道他大姐我这些年过得也并不如意吧。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我本想关心他一下,毕竟,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想跟他说不要瞎折腾了,踏踏实实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至于借我的钱,我也没打算这时候要他还,多半就是做慈善了。可我拨通他电话,还没问他近况如何,他扑头就指责我:“那时候,我在你养鸡场后面种菜,你要是多支持我点,我也不会到现在这样……”我气得要命,挂断电话,把手机摔在床上。我以为他会反思自己,吸取教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想到他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没帮他到位造成的。


今年4月中旬,晚上下班回到宿舍,我看到舅舅的未接电话,还有一条微信:“有急事,速回电。”电话打通后,舅舅急切地说有网络借贷平台的人给他打电话,说大弟在他们那里借了钱,现在找不到人。而大弟在平台上留的是舅舅的电话。“这个孩子,怎么会留我的电话给人家?”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他养鸡和种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放下电话,我从鼻子里笑出声来。我没去深究,也不想再过问——外孙女都上幼儿园了,大弟还是这样不切实际,估计这辈子都改不了。只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再不想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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