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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出国打工梦,在爸爸身上碎了丨人间

曹不停 人间theLivings 2019-04-05

爸爸一拍脑门,赶紧把门口的破旧被褥拿到屋里来,在最里面掏了好久,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万块钱:“老板说,汇率太低了,就这么些钱了。”


配图 | VCG





2010年,我刚上初中,我们村所在的山东西南部县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刮起了一阵“出国风”,县城街边的店面招牌,好多都换成了“出国劳务咨询”,传单铺天盖地。

村里最先响应的,是一些闲在家中的十八九岁的男孩子,隔段时间,就“消失”一两个。大人们都说,他们出国挣“老婆本”了。

“万紫千红一片绿”,这句话在我们那里,并非是形容花团锦簇,而是指讨媳妇的彩礼——1万张5元钞票和1千张100元钞票,放在堆成一片的绿色的50元钞票上面——这些钱,加起来有多少,没有人具体去算过,但没有这么多些钱,男孩子就娶不到媳妇,父母们就抱不到孙子,老人们就寝食难安。  

然而,普通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去买一套房、一辆车,账户里再存上一笔“万紫千红”的彩礼呢?这就逼着很多人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快的挣钱方式,也就有了我们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通过中介去了外国打工。这个人回来时神气了不少,积攒了一部分压箱底的钱,解决了婚姻问题。

这让乡邻们都很眼红,大家都觉得出国打工就意味着有钱。当然,想有钱的并不只有那些适婚男青年。我妈的好朋友、她早年在县城打工时认识的宋姨,也是很早便加入出国打工的行列。

宋姨的第一个丈夫是得白血病去世的,治疗时每天都要输血,把家里耗到贫困潦倒,最终放弃治疗。宋姨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第一个丈夫临死前那不甘的眼神,一直让她失眠。

后来宋姨在城里又找了一个丈夫,安了家。她带了两个孩子,怕丈夫一个人挣钱太委屈,自己就想着法子挣钱。就在2010年,她通过中介去日本打工两年,回来时带了有20多万,而且人也变得开朗洋气了好多。

从日本回来后,宋姨一心也想着让妈妈去日本打工,我在里屋听到她对妈妈说:“趁着婷婷还不算大,出去两年呗,比家里挣钱多了,还不累。”

我扔到手中的笔大喊:“我不让我妈妈去!我们老师说以前日本人特别坏,我们不做卖国贼!”

她们两个听过后哈哈大笑,尤其是宋姨的笑声格外刺耳。

此时,出国风在我们当地比两年前更盛。我们家底微薄,在不大的村子里算是中下游水平,但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听村里人说,一旦签了几年合同,真就像人间蒸发一般,也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这也是妈妈一直犹豫不定的原因。不过,被“衣锦还乡”的宋姨一劝,我妈便下定决心了。




在我家,我妈当家,她脾气倔,决定的事情谁都不敢说个“不”字。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隔日一大早,妈妈就和宋姨一起去了中介,回来后心情好像有些沮丧,我一问才知:出国劳务有年龄限制,18到35岁——当时妈妈已经38岁了。

我暗自欣喜,却听到宋姨小声给妈妈出主意:“我和那边那个经理的关系还算不错,要不然这样,你去借个年龄小的身份证,我帮你蒙混过关。”

妈妈一拍大腿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都说我和对门那家媳妇长得像,她今年32,我借她的就正好啊。”

对门婶婶家有四口人,听说她丈夫很能赚钱,还在市里已经买了房,一双儿女过得像公主少爷一样,只是偶尔回来住。村里人对身份证的重要性都没什么概念,我妈趁婶婶回来时,稍微一提,就借到了。身份证到手,我妈便在宋姨的指导下,进入出国打工的备战状态。

第一步,得先去泰安上封闭式培训班,学3个月日语。临走前,妈妈去学校看我,给我买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说到最后,我们两人都眼泪汪汪。妈妈从来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们3个月过,还抛下3岁大的弟弟。我想着周末回家看不到妈妈了,也顾不得面子,回到教室就大哭起来。

上培训班的妈妈也不好过,许久未学习的她,比起那些20多岁的小姑娘,记忆力不好,经常被老师点名批评,只能打着手电学习到半夜。偶尔在电话里说起这些,加上惦念我和弟弟,妈妈的声音里就带着疲惫和哭腔。

3个月学习回来,妈妈的成绩勉强合格。接下来体检、填写资料、面试、交押金。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但就面试完的第三天,对门婶婶家出了事情——她丈夫因为偷盗,被判刑5年。这对于其他乡邻来说,只是八卦,而对我妈妈,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听到风声的中介,很快就来电话,让妈妈去现场确认消息。妈妈去了一天,回来后眼睛红红的,我不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听她给宋姨打电话,才了解了一些情况:中介说,不可能将一个劳改犯的妻子送到外国打工的,妈妈听闻后,一时嘴快,说她是借的身份证,这一说不要紧,成了欺骗了,两万押金都不给退了。

妈妈只好先回家给宋姨打电话,让她找找关系。宋姨在电话里埋怨妈妈不会办事:“去不了就去不了呗,回头我们再想办法,干啥把身份证的事说出来呢……”

妈妈苦恼地说:“培训也坚持下来了,这村里大家也都知道我要去出国打工了,这半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钱也花了不少,我当然不想就这样放弃啊。”

宋姨让妈妈等通知。这一夜妈妈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第二天,宋姨一早打来电话:“我好话都说尽了,人家说押金可以退,但是当时有3个人在对吧,你得给人家钱啊,一个人2000,再给经理2000,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这样可以退回1万2。”

妈妈认栽,也不能去怪谁。可她没有去成外国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小村子,妈妈交代我说:“谁要是问你我怎么没去外国打工,你就说姥爷病得厉害,妈妈抽不过身。”

小村子里的人,看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呦,你妈不去外国啦?你妈教给你说外国话了吗?”

我按着妈妈让我说的话,一遍遍地给看热闹的人解释情况。时间一长,倒是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可出国这件事,还是像藤蔓一样,在妈妈的心里越爬越深,伺机而动。

两年后,已经在出国劳务公司做中介的宋姨又找到我妈:“最近刚刚出来一个项目,对男的年龄要求低,不超过50岁就行,你问问老六(我爸)想去不?”

妈妈本来半仰在床上,听到这话猛地坐起,急忙问道:“是真的吗,宋姐?做什么工作啊?去哪个国家?不用问他同不同意,我让他去他还能敢不同意!”

 “做建筑工人,你家老六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这多好的机会啊,一年20多万,签两年的合同……”

爸爸从18岁开始就是建筑工。在80年代,村里辍学的男孩子一般都去做建筑工,从小工做起,干了20多年,爸爸算得上是一个有经验的大工了。那时,爸爸在北京给一座房子打地基,工作刚刚稳定,妈妈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一直听她话的爸爸,就直接辞去了工作。回来后紧接着去咨询和报名,这次妈妈谁都没告诉,想着把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再说。

爸爸这次去的还是日本,不过不用培训。

体检的前一天晚上,村里有人邀爸爸去聚聚,想着体检没有特殊规定,爸爸就去了,喝了点酒,但没有喝多。结果,第二天爸爸的体检没通过,说是血压高。

妈妈觉得都是喝酒惹的祸,数落了爸爸两天。爸爸自己知道做了错事,那天晚上轻轻地问妈妈:“那我还去吗?我不能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啊。”

“去去去,你心里到底想不想去啊?故意喝酒是吧?血压这么高你能去哪,一天到晚就想喝点猫尿,让你不喝不喝,非得喝出事来……”

这两天妈妈重复的也一直都是这些话,爸爸不吭气,过了一会又探头问:“要不然再问问宋姐?”

妈妈白了一眼爸爸,边拨号边说:“天天麻烦人家,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喂?宋姐啊……哎呦,别提了,前天晚上喝了点酒,血压高得不行,你看看能不能补救补救啊?”

隔天,和宋姨通完电话,妈妈说:“宋姐说两个月后还有一次机会,但不是去日本。试试不?你这俩月就别出去了,就在我们镇上先找个活干着,还有这俩月别吃的太油腻。”爸爸急忙点头说好。




爸爸要去的国家叫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天气常年炎热,这次也不用培训。

宋姨说:“这次是我们中国人在那里当老板,工资给的还多,3个月打一次钱,一次打5千美金,哎,婷婷算一算5千美金是多少啊?老板说了,那里的黑人都是给我们当小工呢……”

我拿手机查了查,5千美金相当于3万多人民币呢!我拿过去给妈妈看,妈妈露出一丝悦色。宋姨说:“以防万一,我和领导说好了,老六体检就不去了,不去也给你合格。”

妈妈给爸爸使了个眼色,爸爸谄媚地笑着:“麻烦宋姐了,今天带着孩子一起,我请客咱们一起去吃个饭。”

那时我已经上高一了,正在准备期末考试,也没有精力去关注爸爸即将去的这个国家。一个月后,爸爸收拾好东西走了,我在学校也没送他。后来听爸爸讲他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我不懂怎么看那个字母,都就坐人家的位置上了,还是一个姑娘领我找的地方……”

我脑中浮现出拎着大包小包的父亲拿着票找不到位置的样子,操着一嘴方言也不知怎样开口去问别人,异国他乡,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心酸得流下眼泪。

爸爸走时,拿的是我的键盘式手机,手机上的字母都被我磨没了。大约过了一个月后,爸爸才打电话来,由于我们离得太远,声音要两三秒之后才能听到,经常是我们这边还没说完,那边声音也开始响起,断断续续,还夹杂着噪音。话费也很贵,打了有两分钟就挂断了。

不过好歹我们知道爸爸稳定下来,也就放心了。


3个月后,爸爸发来信息,让妈妈办一张卡——老板要发工资了。工资很准时地打到了银行卡里,妈妈带着我去县里取钱,3万2千零20,妈妈拿了个袋子装着钱,一路上看谁都像贼。

回到家再去镇里,妈妈把钱存到家里常用的卡里,给爸爸回了个短信:钱已收到,一切安置妥当,你辛苦了。

妈妈很少对爸爸说“你辛苦了”这种话,这次收到这么多钱,也让妈妈感觉到了爸爸的重要和付出。

不过,这种愉悦的心情并未持续多久。

从一开始的一个月一个电话,到一个月一次短信,到后来的两个月一次电话或短信,到最后,我们和爸爸几乎要断了联系——关键是,钱也断了联系。

宋姨捎来话说:“那边穷乡僻壤的,信号差得很,老板说了,3个月打一次钱太麻烦了,那边查的也紧,以后半年打一次,少不了的。”

经过断断续续的联系得知,爸爸换了个新手机——老板把用过的旧手机给他了。我给他申请了一个QQ号,让他试试能不能和我们视频,结果手机没有前置摄像头。我就让他站在镜子前面,画面很模糊,网也很卡,我只看到了爸爸的光头和一身的泥土。

我鼻子一酸,胸口像是积压了一股气,一阵疼过一阵,忍不住说:“让爸去那么远干嘛啊?累死累活的,都成什么样子了。”

妈妈不喜欢我的抱怨:“你以为我想让他去?我们没钱啊,你知不知道你小时候我们家的土房子,一到下雨天都会哗哗漏雨的,翻盖了房子之后,我们连个家底都没有……”

我知道翻盖房子用钱,我知道我从小体弱多病用钱,我知道上学用钱。可是我心疼我爸。他才40来岁,脸上皱纹就一大堆,手掌上全是厚茧。他有一次像讲了个笑话似的对我说:“爸爸手上这个鸡眼还动手术了呢?我看着医生给我用刀子割下来的,打麻药了,不疼。”




爸爸和我们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最长的一次,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联系,钱也再没打来,老板让宋姨别急,宋姨让我们别急。

家里没有爸爸的日子很难过,特别是打理地里的庄稼。庄稼娇气得很,旱了要浇水,有时候刚浇过水又下大雨,要一点一点地排水。到了时节,还得收割麦子和玉米,这些都是大工程,是妈妈一个人扛下的。

有一次,掰了一天的玉米,妈妈刚到家准备洗澡,这时后街的一个大爷找上门来,说是妈妈掰错了玉米,掰走了他家的。妈妈特别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可玉米都掺在一起了,也不知道哪一些是他家的。大爷摆摆手说:“算了吧,唉,我家倒霉,就这一块地的玉米粒饱满。”

可大爷似乎还没说过瘾,第二天,村里人就都知道妈妈把老人家的好玉米掰走了。妈妈坐在沙发上喊:“明明是我们家的玉米好,我拔草,施肥,打药。他家可没我那么尽心尽力吧,怎么还埋怨起我了?”说着,妈妈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在外面剥着玉米,嗓子眼像卡了一块馒头,噎得我喘不动气。

十里八村都在说,爸爸去了外国挣大钱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弟弟偷偷对我说:“姐姐,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有人跳进咱家的院子了。”

“怎么回事?” 我的心咚地一声。

“还好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堂屋门在里面杠上了,我们睡着觉就听见‘哐’一声,然后有人推我们家的门,还敲窗户,妈妈搂着我不让我说话。”

我想起这个场景就浑身战栗,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一开始埋怨妈妈不知道心疼爸爸,可妈妈也做了好多事情,也很辛苦。


高三那年,我成绩很差,总是静不下心去学习,我变得有些极端,动不动就发脾气。本来爸爸是要在我高考前一星期回来的,可眼见要到日子了,却连个信都没有。我经常在想:爸爸是不是变得像黑人一样黑了,是不是瘦骨嶙嶙?

宋姨曾信誓旦旦说,老板也是我们中国人,不会骗人。可这两年来就打了一次钱,现在连爸爸都杳无音讯了。

宋姨也开始有意躲避妈妈的电话。




两年的期限即将到来,爸爸终于发来了信息,大致上就是说:“老板拖欠着不给工资,我们罢工了,有的人受不了整天无所事事,就先回家了,不过我还得在这里等几天。”

妈妈唉声叹气,我知道我们遇到了大麻烦,爸爸有很大可能被骗了,没有钱,两年的时间也打了水漂。

那几天爸爸的信息几乎是一天一条:

“今天老板娘也说了,老板正四处筹钱。”

“我们在这里磨菩提子呢,磨出了好多小葫芦,三天磨一个。我手巧着呢!”

“婷婷高考考试得咋样?我也没回去,爸爸给你加油!”

“老婆,老板说汇率太低了,可能一共能带回1万块钱。”

“今天老李受不了这里了,回家了。我也想回家,看看孩子,看看你。”

“要是真不给钱,我们几个就半夜砸了老板的家。”

……

妈妈看着信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老是念叨着:“你爸这是被骗了啊,这老板不是中国人吗,怎么还骗我们这农民工呢?你爸可别做傻事,那老板认识的人多,在这穷乡僻壤的,人家找人捅了你,你都不知道去哪告状去。人家杀个人就像杀只小猫那么轻松。”

听爸爸说老李回来了,妈妈就要了老李媳妇的电话。过了几天,妈妈给老李媳妇打电话:“嫂子,听说你家哥回来了,给钱了吗?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那女人抽泣着向我妈诉苦:“一分钱都没有拿来,人变得黑瘦黑瘦的,这不刚一回家吃了一顿家里的饭就开始上吐下泻的,人都脱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得住半个月的院。你说这是造了什么孽,他走这两年,不知道我们娘几个怎么熬过来的……”

妈妈听着她的话,也跟着簌簌地掉眼泪,两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握着手机哭个不停。

我把头压进臂弯里,高考考得不好,妈妈也没有时间顾着我,爸爸的事够她心烦了。我在想,如果爸爸真的回不来了咋办?现在就只希望爸爸能平平安安地回来,有没有钱都不重要。


6月底,爸爸终于要回来了,这次是真真切切地回来了。那天我去姥姥家了,下午回来时爸爸已经在屋里了,我看了一眼门前的被褥,破旧得不成样子了,爸爸还给背回来了。村里的人都笑嘻嘻地对我说:“婷,回家看看去。你爸回来了,挣了一麻袋钱。”

我进了家门口,爸爸出堂屋门,我跑过去,一下子抱住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放声大哭的力气都没有,心像被石头一下下地撞击着。

我妈在旁边抿着嘴抹眼泪,爸爸轻拍我的肩膀:“好了妮,好了妮,进屋,进屋。”

爸爸的声音沙哑得像个老爷爷,我进屋端详着他:眼睛红肿,嘴唇干裂,皱纹像是刻在他脸上似的,怎么舒展都舒展不开。黑了瘦了是在意料之中的,衣服还是走时的那一身,本来是棕色的,都洗得发白了。

爸爸一拍脑门,赶紧把门口的破旧被褥拿到屋里来,在最里面掏了好久,掏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万块钱:“老板说,汇率太低了,就这么些钱了。”

还好爸爸没像老李那样一回来就生病,妈妈从一开始还是心疼,后来就变成数落了。妈妈给宋姨打电话,想告那家老板:“当我们是傻子啊,汇率低?婷婷说了,汇率再低一块美国钱还相当于六块多人民币呢!”

宋姨劝妈妈就这样算了吧,人家是老板,这官司打不赢的。

妈妈不甘心,问老李家,老李刚刚出院,不想再浪费钱打官司了,老李媳妇对妈妈说:“大妹子,我们就自认倒霉吧,人回来就好了,好不容易带回这1万还用来打官司啊。”

爸爸也劝妈妈:“就当这两年我啥也没干,我还年轻着呢,能再干个十年不成问题。”

妈妈骂爸爸没出息,自己吃了亏,连个屁都不敢放,突然,她把话题引给我:“婷,你怎么说?”

我想了想低下头嘟囔:“要不然就……算了吧!”

妈妈把水杯摔在地上:“一家子的窝囊蛋!”


一天我半夜起床去厕所,经过院子,发现有火光一闪一闪的,我吓了一跳,走近才发现是爸爸坐在石阶上抽烟,我说:“这么晚了,你不睡觉在这干啥?”

爸爸的脸黝黑,灰沉沉的月光也照不清他的表情,他吐了一口烟问我:“妮,你觉得爸爸没出息吗?”

烟头忽明忽暗,我竟然看到父亲的脸上挂着眼泪,我说:“没有,回来就好。”

我跑着回了屋,我怕多待一秒钟就会陪着他一起掉眼泪。




妈妈好面子,不能让外人知道爸爸没挣着钱就回来了,她让爸爸摆了一场酒席,又给爸爸添置了几件新衣服,打扮得干干净净,叮嘱我说:“都别说漏了嘴,让人家以为咱有钱是好事,以后你弟弟也好娶媳妇。”

摆酒席那天,村里人都惊动了,我们家族大,爸爸订了4桌500元一桌的饭菜,买了几箱子好酒,穿得板板正正,笑得彬彬有礼,满屋子都是羡慕和谄笑的声音。我和妈妈坐在这边的桌子上,看着爸爸不停地敬酒喝酒。

席间,有女人扯着尖厉的嗓子问:“说实话,这次老六带回来多少钱?”

妈妈“谦虚”地说:“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不过也对得起我家老六在外面受的苦。”

“还不肯说呢,几十万总是有的吧。”

要不是爸爸拿着酒杯的手一直在颤抖,要不是妈妈不肯正视大家的目光,连我都差点相信我家是真的发了大财。

那天的饭从中午吃到晚上,男人们酒后的喊叫和女人们三五成群的窃窃私语让我感到疲倦,满屋的酒味和烟味使我一阵恶心。我到现在还觉得那是一场盛大的闹剧,我们家正是那场闹剧的主人。

人都散了,爸爸倒头就睡了,我和妈妈收拾着残羹剩饭,妈妈一会揉揉眼睛,一会吸吸鼻子,我问她怎么了,我妈面露苦相:“这次吃饭花了不少钱。”

如果一个谎言定了型,那就没有了改正的可能。爸爸出国打工这事在我们家是条伤疤,可在外人看来是个天大的馅饼,他们一心想看看里面的馅料有多少,不停地提起这事,父母一遍遍地扮演着有钱人的角色,这虚拟的钱虽不算多,但也足够有面子。

爸爸送给我一串手链,有20个菩提子磨成的小珠子,每一个都是正圆正圆的,中间穿了孔——这是他在罢工的一个多月磨出来的,我不知他在磨菩提子时会想些什么。

有好多人都问我爸“外国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爸爸没有经历过稀奇的事,也没有去过那边的城市,只能反反复复地讲那边的黑人有多黑,都不穿鞋,天气有多热之类的话,把自己手机里的那几张黑人小孩子合影的照片给人家看。两年来,他经历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我高考成绩不好,去了一个海滨城市,爸爸又和村里人一起外出打工,只不过黑皮肤像是印在了他脸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很黑。我每次看到他,就能想起他受了两年的苦,虽然他从来不说,却时刻地鞭打着我的心。

家里生活也步入了正轨,妈妈不再想出国的事,和宋姨也断了联系。妈妈想了好久说:“你宋姨那人,也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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