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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拳砸碎了自己的法院铁饭碗 | 人间

2017-11-01 金木 人间theLivings

《信号》剧照


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前言

2008年夏天,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命运,被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大量企业不景气,工作职位剧减,就业压力前所未有。因此,报考公务员成为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为了找一个饭碗,隔壁宿舍的兄弟半年之内参加了九次公务员考试,最后落脚贵州,被我们赠予“八府巡考”的头衔。

我缺乏“大丈夫四海为家”的勇气,只报了上海、浙江(我的老家)、江苏(女友老家)三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最终被江苏某市地方法院录用。

和兄弟们喝完整夜的大酒,当年9月,我拖着箱子跟女友来到那座苏北的四线小城。我那时以为,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但没想到,几年以后,因为一记冲动的拳头,我不得不从法院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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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考入法院的五个人只有我一个男性,所以我“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法院执行局报道:这里的工作就是强制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出差多,经常外出拘留被执行人,对抗性强,当然男性更适合。

那时执行局每年要办理7000余起案件,近七成涉及民间借贷,这里面,基本有六成以上是高利贷。有时同事间私下开玩笑自嘲说,我们可以被称为“官方专业追债师”,工作的权力包括合法地限制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通过官方公文让银行干涉被执行人的资金等。

刚到进执行局时,我做书记员,直接上级是副庭长林峰。林峰是全局业务最强的老资格法官,比我大十岁,西南政法科班出身,一身书卷气,不仅是局里业务骨干,还是同事公认的笔杆子,材料写得非常好。他热爱法律工作,听说多年以前,市政府办公室曾来指名挖他过去,但他竟然拒绝了。那个代替他调动过去的人,现在已经是市府办主任。

林峰待我如兄弟,从工作到为人处世,事无巨细都是手把手地教我。

除了林峰这样的良师,我也结识了几个聊得来的朋友。一个叫吴昊,在刑庭,是个富二代,家里的别墅离法院步行只要一刻钟。他父亲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吴昊考上公务员时,觉得儿子的保时捷卡宴太过高调,给了换成了一辆“代步”的奔驰E。不过吴昊没有纨绔子弟的样子,只喜欢哲学。

一个是经济庭的郭健,山东人,来自农村,家境平平。读了研究生,考上公务员,沉稳低调,踏实肯干,领导很喜欢,是重点栽培对象。

最后一个是跟我一起在执行局的王观。他是本地人,早我三年考入法院,上班才半年时上级中院领导来视察,召开座谈会讨论法院建设,本来王观只是被安排去凑人头,他却不按照规矩来,当着众人面,主动要求发言,痛斥法院弊病,呼吁解决本法院法官“五大遗憾事”:工资太低、工作量巨大、晋升奇慢、职业风险高、太没尊严。领导见他频繁参加其它公务员考试,心收不住,干脆把他“发配”到了执行局。

 

2


A城不大,人口不过四五十万,可民间借贷盛行,产生大量的借贷纠纷案件,在我们局,一个执行法官一年要办两三百件案子,工作量是中西部同行的四五倍。师傅林峰手上同时在办的案子有近百件,手下的助手,就我一个。我们办案外出时的公车,需与其他三名执行法官共用。

我们时常调侃自己,“干不好执行法官的法学研究生不是好销售。”作为“专业追债师”,我们面临巨大的绩效考核压力,考核指标上百个,核心指标二三十个,跟高中期末考试一样,每个月还要被厚厚一沓的“名次表”鞭策。我们的任务还包括写论文、扶贫、扫大街,加班是家常便饭。

正式成为执行法官之前,我的工作日常是这样的:将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纠纷双方)——拿着查询通知书,去商业银行查询被执行人(欠债人)的存款——用“冻结裁定书”,冻结资金往来频繁的账户。

欠债人很少会在自己名下账户存钱,通常查几十个案子,也就一两个案子有存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马上制作“扣划裁定书”,并送达银行,扣划存款。

这些,都是师傅在做,我跟在后面。

当然,更有效率的办案手段是,以“拒不履行”为由,拘留被执行人,可案子这么多,被执行人几十上百,我与师傅二人根本应付不过来。这时,往往申请人(也就是那些要钱的债主)就会派上用场,充当我们非正式的“盯梢线人”——我们没有精力盯梢,他们没有权力抓人,合作起来,就不一样了。

申请人的“举报电话”时常在清晨或者夜里打过来,我们接到电话,就要立即赶去“带人”(拘留),师傅、我、开车的司机三人,开车出去一趟,动辄两三个小时。司机对这种突击行动抱怨很多,我也劝过师傅,下班时间就别接举报电话了。但师傅的回答是:“这年头申请人也不容易,打赢官司拿不到钱。加会儿班说不定就能搞掉一个案子。”

在一线工作时才知道,在大多数不讲理的债主看来,来了法院就该拿到钱,甚至有人把法院视作银行和保险公司,认为法院应该先付钱。他们在放贷时不去考虑借贷的风险和自己把控的责任,却认为国家财政应当为个人的损失买单。

师傅林峰办案时追回欠款的“到位率”最高,但光鲜的成绩的背后是“费力不讨好”的心理阴影: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有一阵子,每个周一的下午,都有一个很瘦的女人,来到执行局大厅,对师傅破口大骂,脏话词汇量刷新了我的认识,她情绪激动时,还动手扯坏过师傅的制服衬衫。

这个女人叫周红,是师傅手上一个交通肇事案的申请人。这起案子的被执行人叫王建,一个22岁的无业青年。案子很简单,王建偷偷骑他舅舅的摩托车,结果出事故撞死了周红的丈夫。法院判王建本人除了刑事责任外,还要赔受害者家属45万。可王建家徒四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些情况周红都知道,可她只要钱,被执行人拿不出,她觉得就是法官没有尽到责任,一直纠缠。

领导要维稳,面对的这些复杂情况,指示“忍无可忍,重新再忍”。我有时看不过去,气愤地对师傅说,“这种人,你还让我加班给她准备司法救助的材料,她配拿救助吗?”

师傅无奈又担忧地看着我说,“这年头哪个做法官的不挨骂,你气性这么大以后怎么办?”

 

3


在师傅刚进法院的那个年代,要想从书记员升法官,至少六七年,但我则只用了三个月——因为我入职那年,有7名法官离开了A城法院,人员不足,案件却井喷式爆发,于是我被火速提升,开始独当一面。

执行法官的工作,颠覆了我曾经对司法工作很多书生气的想象,开始了解了现实社会。当时,法律上允许的民间借贷利息,大致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也就是月息两分左右。但实际上,高利贷远超这个水平,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曾经调侃郭健说,“你们经济庭总支持高利贷可不行啊!”郭健白我一眼,反问,“换成你,你怎么判?”

我承认,换了我,也得按证据判,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我带走过的一个被执行人小李,是父母溺爱的家中独子,高中毕业后,不上班工作,在家啃老的同时,频繁约会女网友,买奢侈品讨好她们。小李借了4万元高利贷,8000元利息折现,拿到手3.2万。但是,借贷方会利用小李急于借钱的心理,让他打了一张本金12万的借条,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偿还利息——“4万变12万”的操作手法并不难,双方去银行伪造了转账借款凭证,放贷人先把12万打到小李账户,然后押着小李去ATM机上把12万现金取出,留下实际借到的3.2万,交还给借贷方8.8万。

但最终上法庭时,证据只能是本金12万的借条,拿走3.2万的小李,要按照借条上的规则,还20多万的债务。

当然,法院认定借款事实,也并不是仅凭借条,针对这点,放高利贷的人也会升级手段,在借钱时,就做好全部证据链,欠条、借款用途、转账的凭证一应俱全,借款人迫于各种原因,只能配合。遇到这种情况,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判决。这种情况下,所谓打击高利贷,已经是无从谈起了。

小李的案子,最后庭外和解,他的父母老泪纵横,还是还了放高利贷的人12万。我逼问小李,当初为何要签12万的借条,为什么有12万的转账凭证。他支吾半天,最后喃喃自语说了实话:“借的时候根本没想还。”

我一时竟无语。

也有那些真正值得同情者,小店的业主,工厂的老板,为了周转,不得不饮鸩止渴。有一个名叫胡利的被执行人,本来经营一家制衣厂,接外贸单,生意红火,08年金融危机后,订单锐减,收入大跌,不仅拖欠工人工资,工厂日常运营也无法维持。他先找了银行,但拿不出合格的抵押物,只好铤而走险,头脑一热,找放高利贷的人借了10万,月息1角。一年时间后,10万滚成22万。“债权人”来法院起诉胡利,也是22万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一应俱全,法院不得不判决支持。最终胡利关了工厂,自己卖车还债。

高利贷这个江湖的运行,完全绕过了法律,这令我又恐惧而困惑,在纷杂的现实里,我觉得自己身处某个法律精神深刻隐微之处。

 

4


最终,我也被工作上的两难拉得粉碎。

2009年的一个案子,我办了整整一年。这是一起抵押借款案,也跟高利贷有关。被执行人是一对60多岁的退休夫妇,他们向银行抵押自己唯一的房子,借款一百多万,然后将钱全部给了放高利贷的人,月息三分。

正常收息五个月之后,放高利贷的人跑路去了迪拜。银行借款到期,老俩口拿不出钱,银行要收房子,向法院申请强制腾空拍卖。老俩口几乎每天都来我办公室,先是苦苦哀求,然后变成撒泼、谩骂。老俩口希望法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驳回银行的申请执行,不要拍卖他们的房子。

他们贪婪、无赖、无礼,但每日在我眼前颤颤巍巍的佝偻身影,又一次次触动我心底那些柔软之处。

他们的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发现求情行不通后,老两口居然又搬来了老母亲的灵位,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展开新一轮“道德”攻势。那些受人敬畏的习俗,也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道德”攻势没起作用,他们又以死相逼。老两口在自家房门处放了汽油桶,扬言要与房子同归于尽。

最终,法院出动30余人的队伍进行强制腾空——这样的行动,在人力稀缺的法院,每年至多做一二次。执行那天,30余个人分成5组,两组负责外围安保,阻止被执行人亲友冲进来,两组分别负责一个被执行人的拘传,剩下一组人员的职责才是组织搬家公司搬运。期间,还有派出所、居委会和公证处的人员见证。两位老人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两天的强制腾空结束,这个案子的耗时已经接近一整年。

离开时,我没再看他们的眼睛。

 

5


在这个苏北小城,高利贷的烈火还在延烧。

汽车租赁行的经理刘行,改做了放债业务,不到一年的时间,座驾就从马自达6变成了奔驰,还买了别墅。刘行妻子过30岁生日,凡是参加的人,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红包回礼。在人们眼里,他的“投资”稳健而热门,若想要把钱给他拿去放贷,往往还要托人找关系。

暴利吸引来了更多的逐利者。一些小企业主也不再安心经营,而是以企业的名义吸纳大量资金,加入高利放贷冒险,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引发连锁反应,企业就会破产血本无归,引发大量三角债务,供货商的货款,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又形成更多的案件,这些源源不断的起诉汇聚到了法院,案件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此时,欠债人大多已山穷水尽,还款艰难,法院执行的温和手段,已不能满足放高利贷者急切需求。法院最严厉的手段也只是,每年将被执行人拘留15天。

于是,暴力追债上场了。大量的高利贷催生了各种讨债公司,他们采取公司化运作,主动拓展业务,从债权人手中低价收买债权,一边借助司法力量,一边则是非法的暴力威胁。浙江铁笼沉尸案,山东于欢辱母案,只是非法拘禁暴力追债的冰山一角。

2010年初的一天,快下班时,我接到举报电话,说被执行人周新出现了,就在他工厂的办公室里。周新原来办砖厂,生意一直不错,后借钱在江西投资石矿场,因没有理顺当地政商关系,不久,项目失败,欠债200余万,债务越滚越多。

我和书记员迅速赶到现场,却惊异地发现,打电话举报的人就是周新自己。周新连声哀求,“法官赶快把我带回法院,赶快把我带回法院!”

原来,他的办公室内外,有10多个人社会人员盯守着他。

我立即打电话向领导请示,动用两辆警车、5名警察,才把周新从厂里带出,送到了拘留所,周新在车上连声感谢。被关了15天,周新一分钱也没还出来,“法官,我欠的不只是这200万,真就这一笔,我砸锅卖铁也还。我也是没办法。”

后来,周新作为被执行人的案子,果然又来了更多。据说他后来扔下老婆孩子,逃去了海南。

 

6


转眼间,我在A城已经三年,虽然工作有各样的不是,但也没想过要放下这个铁饭碗。未来的岳父岳母对我照顾周全,三天两头做了好吃的招待我。二老还在小城边买了块地,准备盖栋房子给女友和我做婚房。

但没想到,就在2010年,小城市平淡惬意的生活,连同我执行法官的职业生涯,都突然因为一个女人结束了。

她叫杜君,是我的一个系列案的被执行人,半年多里,共有12个人申请对她强制执行,标的总金额500余万。同样作为被执行人的还有她的前夫王宇,王宇曾是一名公务员,头脑灵活,交游广阔,他虚构了一个投资项目,先从亲友入手,然后是同事,最后是高利贷,大约借了四五百万。忽然一天,王宇卖了房子,辞职,离婚,卷钱离开了小城,不知所踪。

于是,所有的债务,都扔给妻子杜君。

由于之前大量债务人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在相当长时间里,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得非常严格,一般只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即使只有一方签字,也会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随着办案深入,我觉得杜君应该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些钱。她是小城最好中学的老师,31岁,与我姐姐同龄。因为债务,杜君的情绪时常崩溃,变得歇斯底里,总是尖叫、怒吼、流泪。这是一个令我心烦而头痛的被执行人。

有一天,又一个债权人找到我,要我一定去拘留杜君。来到她家里,只有杜君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小男孩很懂事,小心翼翼地端了一杯开水给他妈妈后,便坐在妈妈旁边。每次看到这个小男孩,我心里都有点难受,我的外甥跟他同岁,但这孩子眼神看人小心翼翼地,一点儿不像五岁的年纪。

和杜君的谈话还是老一套,还钱,制定还钱方案。杜君的情绪又开始歇斯底里,这时,小孩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希望把水端给他的妈妈。忽然间,杜君拿起手边的报纸,狠狠地抽向孩子的脸,水洒了一地。

我怒了,对她吼道,“你干什么?!这是你亲生儿子,他才几岁!”

杜君开始哭闹,“他跟他的死鬼爸爸一样,怎么不去死?放着好日子不过,把这么多债给我,都是讨债鬼!都是讨债鬼!”

小男孩还是木木地立在旁边,不敢动也不敢哭,看来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这是他儿子,也是你儿子,是你亲生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你叫他要怎么承担这些东西?你是他妈,当妈就要承担责任,你总不能这么伤害他。”

杜君还是情绪很失控,半坐在地上,哭着说,“我被毁了,被毁了!一辈子被毁了!”

那天,我没有如申请人所愿拘留杜君,因为我知道,如果拘她15天,她将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劣迹”被学校辞退,那时,这母子俩就真毁了。我不想做那根压断他们生活的稻草。

我再三向债权人解释,“拘了她,丢了工作,更还不起钱!”但愤怒的债权人不管不顾,只要我拘留她,先是软磨硬施,继而恶语相向。毕竟被骂是已是工作常态,我一如既往忍着。

忽然,债权人开始用土话骂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拘留她,你跟她有一腿!”

“你XXX再说一遍!”我带着怒气站了起来。

“你跟她有一腿!所以不拘留,我要去投诉你,还要去你家,你别以为我XXX的不知道!”

我一拳挥过去,世界安静了。这一拳不只是打他,也是打向这份工作带来的压抑、无力、郁闷。

 

7


被我打了的申请人一直不停地投诉我。一气之下,我向法院提交了辞职报告,心想:老子不干了!

师傅林峰比我还焦急,不停地上下奔走,拿回了我的辞职报告,扔在桌上说,“你怎么这么冲动?说什么不干了?我去跟领导商量下,给你调换个岗位。”

“师傅,别折腾了,我是真不想干了。我学了七年法律,考了司法证,可拿的是什么收入,每天面临的是什么的工作环境?我这辈子挨的骂都没这几年多。我累了,我不干了,没意思。”

师傅沉默了,我们都明白自己的处境。

临别时,跟师傅喝酒,我流下眼泪,“师傅,我走了,我是逃兵,是懦夫,我对不起你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师傅只是沉默不语。

后来,我去了上海当律师。今年春节,我陪妻子回小城过年,吴昊组局,以前在法院的几个死党聚到一起。王观终于在34岁那年选调到邻市的行政执法局,郭健考到了省直实权部门,娶了一个漂亮的医生。只富二代吴昊留在了法院——当年,我们一直调侃,他的人生结局应该是继承家族事业。

酒酣耳热时,问起我的师傅林峰,吴昊说,因为要进行员额制改革,林峰重新从法官成为了法官助理,几个月前,他也辞职了。

(编者注: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按照案件数量、人口密度、法院设置等因素来确定法官人数,集中行使国家审判权。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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