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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啦,只是请各位传销大佬喝个茶丨人间

隔壁张叔叔 人间theLivings 2018-09-16

后来看他们的学习笔记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喝茶”已经写在了“高级管理课程”里,他们在笔记里还说:“政府通过XXX的方式,考验我们对行业的忠诚度。”


配图 | 《反黑》剧照






2012年来F市之前,我只是北方某一个小单位里搞文宣抄台账的小内勤,除了坐出了个大肚腩,连一个警都没处过。后来,因为个人原因调到西南某省F市的一个小镇派出所,做了外勤民警后,我才深入了解了传销。

对付传销可是门技术活。一是程序上,搞不好就要捅娄子;再者就是实际操作上的事儿,除非有师傅教,或者有靠谱的情报,否则也只能望洋兴叹。

在当时,所里只有两个人有关于传销的确切情报,一个是宋哥,另一个就是我。




宋哥的情报,最初源于他在传销窝点的“卧底三日游”。

宋哥说,所长刚调到这里时,只带他一个人。因为他与所长的特殊关系,我们都管叫他“副所长”。

有天宋哥处警,警情是在镇上某小区附近的一个饭店,有两人酒后打架,他和某干警把当事双方抓回后,为了让他们尽快醒酒,按照惯例拿水龙头一顿喷,两人酒醒之后,“空调开22度做笔录”。

其中一人十分配合,交代两人是传销组织“1040工程2007年出现的新型传销组织”内的上下级,他发展不到“伞下下线”,想要钱走人,他的“伞上上线”请他吃饭,希望他继续留在“行业”内发展,随后,两人一言不合就上演了全武行。

宋哥说,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治安案件,打算拘留几天了事,但所长敏锐地抓住了机会:通过他们,或许可以打入“行业内部”。

所长提出要求,那个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至于那个“伞上”,所长警告他:“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明早就把你送进去,以后你也别想再出来继续干行业了!”

宋哥人黑瘦,长得很像黑社会,在那二人的保荐下,他毫无悬念地打入了组织内部。他说,进入传销组织的第一天,压根没人带他去参观“行业”里固定的几个景点,也没人跟他打亲情牌,更没有行业内的“女业务员”跟他套近乎,而是几个人给他轮流上课洗脑,讲解“五级三阶制”。

就这样过了3天,一个“讲师”跟宋哥摊牌:“要么交69800元做行业,要么赶紧滚蛋。”

宋哥说:“没钱。”

他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出来,当天晚上,所长组织专人,不声不响地对那个“行业据点”来了个一窝端。人抓到之后,同事们连夜讯问、做笔录、走流程。

程序很快搞完,剩下的就是等他们找关系、谈个价钱了——“货”,当然是宋哥代收。

这次行动十分成功,“体系”里的大A们(大经理级)被所长送了进去,在所长的扶持下,之前打架被我们抓到的二人在传销组织内顺利“升A”。因为他们按时“交货”,所长认真办事,直接间接帮他们打掉了很多“竞争团队”,让他们得以顺利吸收其他派系(如“1040阳光工程”、“1040国家扶持工程”等)那些被遣送但当即返回的“新人”。

“伞”越来越大,没几个月他们就成功“升总”(到达业务员经理的位置,意味着退出传销体系,按照宣传上说的,交69800,“升总”后分1040万,这意味着坑了不下上百人),退出了“1040”行业。




至于我搞到的传销情报,实属偶然。

有一次,分局领导交代我一项任务——“亲情走访”,顺便“留意下那群搞传销的”,为市里即将开展的专项行动收集些情报。

我欣然接受。每天早上7点,同事们还没起床,我就在派出所后门等待分局派下来的协警。我们带好文件和材料,按照名单上的100多个小区和单位,每天走访几个。我本来不知道如何区分走访对象是不是搞传销的,在分局协警的指点下,慢慢掌握了些规律:

首先是察言观色,他们一般都有着十分迷离或极度亢奋的神情——这是长期被洗脑的结果。

其次是言语交流,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一般来说,当我们询问他们是来做什么时,他们的应对话术都是“考察、旅游、探亲”三大类,如果继续追问下去,诸如考察什么、亲戚是谁、住在哪、做什么职业、电话号码多少等等时,很多人就会答非所问。他们虽然在“职业话术培训”时有如何应对警察盘问的课程,但因为很少会真的碰上警察,因此很多人完全不当回事,还有一些情商堪忧的传销佬甚至会试图给我们讲“国家扶持”、“西部发展又一极”、“体验经济”之类的鬼话。

最后是看房屋摆设,“南派传销”一般不控制人身自由,而且会给“伞下”营造出一种“家的温暖”,只是这个“家”一般空空如也,家具少得可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每户都备着很多小塑料凳——这是“晨训”、“上大课”、“开分享会”的必备,八九不离十,这就是传销A级经理的房屋了。最多的,我曾见过一个“大A”家里有上百个小板凳。

最初,我在排查时遇到传销上大课或者开分享会,就打电话请示领导,一般得到的答复都是“先记下来”。

在领导的支持下,两个月后我们的有用情报超过了100条。




2013年中秋节那天下午,我和另一个老同事负责处警,司机却临时换成了宋哥。开车时,宋哥一直抱怨大中午的,“晒都晒死”,还要跑去市里给上级领导送“过节费”,自己却一张都没捞来。

他十分不爽问我们:“要不要赚点外快?”

我以为又是去扫场子(抓赌),欣然同意,问:“去哪扫?”

“扫个XX啊!我教你们点有用的。” 

那天出发时,宋哥配了一把64式手枪,枪里空包弹一发、实弹两发,我则拿着防爆枪,里面橡胶弹三发。宋哥把警车开到某高档小区楼下,故意停在一辆奔驰侧边,骂道:“贱人开奔驰!”他杀气腾腾,一面大步流星地进了电梯,一面对我们说:“这里有个‘大A’,到时候你们别说话,看我怎么做。”

我们到了“大A”家门口,宋哥“咣咣咣”地踹门。一会儿,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将门打开,虚掩着,看到宋哥枪口对着他,开了门。

我们进去后,那个男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他老婆在厨房收拾东西,一个老太婆在扫地——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

“你俩去搜搜看。”宋哥说。

我们在他家里翻箱倒柜地找证据,可是找了半天一本传销书都没有,“没有啊!”宋哥又叫我去查下电脑。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转账记录、银行开户记录、名单名录、大课的PPT、讲师讲课话术、分享案例、甚至“升总会”的视频记录,整整占了一个盘。

“大A”看到这些,只是简单说了句:“我跟你们走。”

我作势要把电脑搬走,宋哥制止了我,他说先把人带回去,电脑回头再搬也不迟。

我们三个坐在车后座,“大A”被我和老同事夹在中间,快到所里的时候,“大A”总算说话了:“这大过节的,能不能通融下?”

没等我开口,宋哥就接上了话:“你叫我通融你,我领导那边怎么通融?谁通融我?”说着,他把车速降低,停在了路边。

“大过节的,三位警官也不容易,我这有点小意思,希望你们能跟上面说下,帮忙通融通融。我妈身体不好,我怕我这有点啥事她心脏病犯了;我媳妇儿身体也不好,咽喉癌,您看这样行吗?”他不知从哪拿出了三个红包,递给宋哥。

宋哥生气地把红包扔在副驾驶上,接着对他一顿骂。骂了半天,最后对“大A”说道:“看你那么可怜份上,我回去给你通融下。不过如果让我知道你跑了,我二话不说把你送进去!你听懂了吗?不过我们领导那边什么意思,那就看你造化了。你要会做人,我们就会做人!”说完,宋哥把车发动,掉头将“大A”送到离他小区不远的路口。

“别他妈的让我再看到你或者听到你的消息,否则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宋哥骂道。

“大A”点头哈腰地应了两句。

宋哥迫不急待地把车开走,开了一会儿,把车停在路边,将红包扔给我们。

老同事不敢收,宋哥骂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小心所长知道了搞死你!”老同事只好哆哆嗦嗦地收了红包。

“老张,你学会了吗?”他问我。

“差不多吧。”

宋哥十分严肃对我说:“老张,你别回去乱讲啊!”

我打开红包一看,里面有500块钱。




如果说,宋哥算是我的入门师傅,那么杨伟就是我的毕业老师——他是被所长亲自调到这个所里的。

现在回想起来,杨伟来所里没几天就主动跟我套近乎,大概是因为知道我手头有料。

一开始,他主动请我吃宵夜、吃烧烤、喝茶,还时不时跟我倒苦水。他说所长把他调过来,他虽极不情愿却还得给所长送“几个数”;还说自己在市里买了套每平米物业费都要8块钱的豪华公寓,小孩上外国语学校,老人还有慢性病,如何如何。每当他说这些,我都转移话题,说我是死肥宅、单身狗,租房子住,不上班就打游戏。

所长安排我固定和杨伟一组接处警。有天夜警,我们例行公事地巡逻了两圈,他就请我去一个卖藏茶的小店喝茶。

喝了几杯茶后,他开门见山:“听说你那有料?”

“有啥料,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我装傻。

“老张你再装,继续装!——传销的料!”他笑里藏刀地说道。

“你听谁说的?”

“宋哥。”他审问一样地看着我。

“他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他能没有?”

他又开始絮叨,小孩上学多么费钱,择校费多么黑,物业费多么贵,出去撩妹多么花钱。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有。不过你要有什么活动,我必须一起去。你跟所长喝酒,那我就不去了。如果是要喝茶,就我和你,好茶喝,凉茶也喝!”

杨伟当时没有表态,我们喝了几杯茶也没买单,就开着警车接着巡逻去了。

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杨伟突然问我:“现在去吗?”

“去哪?”

“你知道的,所以你说,最好是去喝好茶。”




结果,我和杨伟的第一次“行动”,就差点摆了个乌龙。

我选的是某小区某栋的701,情报显示,这户住着个女“大A”,山西人,行业是“1040工程”,“伞下”有上百人

停好车后,杨伟面无表情,年近不惑的他爬楼梯却十分迅速,一步三四个台阶。我肚腩太大,上了7楼后就气喘吁吁。杨伟不紧不慢地敲门,一个穿着背心短裤的中年男人开了门:“你们找错了,是对面!他们天天开会、上课,治安隐患啊!”

“你哪个单位的?”杨伟怀疑地看着他。

那个人趿拉着拖鞋回到卧室,拿出工作证,是司法局的。

“原来是领导!这么说你一直对对面视若无睹啊!”我问他。

他马上回我:“我说这位同志,你知道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道理吧?再说,我家有老人和小孩,我得为他们考虑啊!”接着,男人说了一句“多谢”就把门关了,接着是门反锁的声音。

接着,杨伟开始敲702的门,并用手指堵着猫眼。我则端起防爆枪站在楼梯边,他见了十分不悦地骂道:“你有病吧!”说着把我的枪口推开。

没一会儿就有人开了门,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出来,瞬间表情一变,之后又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家里包的芹菜馅儿饺子,你们坐一会儿,等下煮一起吃啊!不用换鞋了!”

我们没理她,她自顾自地包饺子。家里面还有三个人,一个小孩,一个老太婆,一个中年男人,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一身的面粉,照样无视我们。

“四个,没错。”杨伟一边点人头一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问女人:“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嘛?”

“知道。”女人有条不紊地包饺子。

“身份证、手机拿出来!”杨伟收了他们夫妻的身份证和手机,我拿着出警记录本假装登记身份证号码和其他信息。接着杨伟哥说:“叫你小孩和老人去卧室,锁好门。”

她丈夫把小孩老人安顿好后,站在一旁观望。

杨伟对我发号施令:“你去找找看。”没几分钟,传销书籍、名册、会议记录、内部学习文件、银行卡、手机搜出一大堆。

“否认吗?”杨伟问。

“不否认。”女人回答得很干脆。

“有塑料袋吗?”我问她丈夫。她丈夫二话不说就去厨房拿了一个黑色垃圾袋,我把东西都扔到袋子里。

“你老公也是你带进行业的?”伟哥问女人。

她没有回话。

“你妈也是?每个人69800,你家挺有钱啊!”

她还是装聋作哑。

“XXX女士,我们正式通知你,我们接到群众报警,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报警人现在在我们所里,证据确凿,我看你是不是要换件衣服跟我们走一趟?”杨伟说完,女人很识趣地进了卧室,换好衣服拿着包出来了。

“我也要去吗?”她丈夫问我。

“你想去也可以啊,欢迎!”我讥讽他。

女人跟我们上车之后,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从“国家政策”、“西部大开发”讲起,但她说上半句伟哥就能对上下半句,她自觉没趣就不再继续了。

离所还有两条街时,杨伟故意放慢了车速。

“这事能商量吗?”女人问。

“你觉得能商量吗?”杨伟反问她。

“我觉得吧,能!”


我们把女人送回家之后,她问我们:“能告诉我是谁举报的吗?”

杨伟轻车熟路:“我只能跟你说,男的、新来的,你自己想去!”

离开小区,我问杨伟:“我们这样做好吗?”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各行各业都有它的潜规则,大家都这么做。老张啊,亏你干这行这么多年了,你要想在这儿混下去,就要学聪明点!”

分好“货”后,杨伟带我去一个小摊吃烧烤,顺便把女“大A”送我们的饺子煮了。那个卖烧烤的摊主杨伟以前抓过,出来后改邪归正,因为有杨伟这层关系,当地的“社会人”对摊主都敬个三分。我们吃了200多,最后老板只收了100块钱。

回到所里,杨伟十分开心,说道:“改天我们继续去‘喝茶’!”

我有些纠结:“这样不好吧,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只是淡淡对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




杨伟带着我喝了不少次“茶”,每次情况都大同小异,基本上按照剧本来,我们轮流唱红脸和黑脸,大多数“经理”们也很配合。

后来看他们的学习笔记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喝茶”已经写在了“高级管理课程”里,他们在笔记里还说:“政府通过XXX的方式,考验我们对行业的忠诚度。”

有次我们去一个河南籍“大A”家“喝茶”,那天这个“大A”出去买东西了,他老婆在家。我叫她把小孩带回房间,扭头却发现她在偷偷摸摸发信息,于是就把她的手机收了——她发了条短信息给老公:“有警察,千万别回来。”

几分钟后,我用她的手机回了条信息:“走了,回吧。”

我站在门口等“大A”,杨伟则坐在女人旁边,“大A”一开门,就看到我拿着枪杀气腾腾地站在旁边,瞬间吓跪了,我似乎还闻到了尿味。

我瞬间爆发,作势要打人,那女人吓得尖叫了起来。

杨伟觉得我有点表现过了头,便出面缓和他们的情绪。聊天了解到,女人已经退出了行业,在冻鱼厂打工;男人打算去卖大饼,他说他宁愿被我们抓进去:“自作孽,活该被抓!”

杨伟自觉难以收场,于是打起了小孩的教育牌,希望他们彻底离开“行业”,不要害人害己,让小孩变成同学口中的“传二代”。杨伟对他们承诺,回所之后对“报案人”说他们已经搬走,这才把这场闹剧画上个句号。

几天后,我们不放心,又突击了一次这家,发现男人真的退出了“行业”,去市场卖起大饼。

事后,杨伟给我起了一个“奥斯卡影帝张”的称号,还时不时叫我“张影帝”。 




有天,我和老史在一个小区内连续处了几个电驴电动车被盗的警,我顺口说,这个小区住着一个“大A”。老史建议去看下,我们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那个“大A”的家。

我们刚敲一下门,门就开了。不大的客厅里整整齐齐坐着30多个传销人员,一个讲师正在黑板上写板书,板书上画着金字塔结构,写着“新人管理”、“亲情”、“家的感觉”等等。

他们看到我俩表现得十分淡定。

我和老史短暂惊讶后,他掏出了手枪,我也端平了防爆枪:“把身份证和手机拿出来!”

他们十分配合,纷纷掏出手机、身份证。老史指了指茶几,我随便找了几个垃圾袋,把一茶几的身份证和手机都扫了进去。

突然,讲师开口了:“你们车够坐吗?”

“不够,只能坐五六个。”老史说,“你们来几个跟我们走!”他话音刚落,真的有几个人主动站了过来。

“谁开小车来的?”我问他们。

有4个人举手。我叫他们每人搭几个,剩下的骑电驴。出发前我俩清点了下人数,30多个人搭乘5辆汽车、几台电驴,居然组了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往所里。我们已经有了路上跑一半的心理准备,但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一个没少地都到了所里。到所里之后,我叫他们在操场蹲好,老史去值班室拿了矿泉水,每人一瓶。

这时,所长从值班室冲出来,对我说:“你们搞什么,抓旅游团啊?”




因为接触了太多被传销搞得家破人亡的案例,我自觉“喝茶”行为是在助纣为虐,便决定还是不要再搞这些歪门邪道的事了,免得晚上睡不着。

一旦接到传销求助的警情,只要是我处警,我都会把报案人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市汽车站,让他们赶紧买票离开,有几次甚至是我自掏腰包。虽不能减轻之前多次大半夜“喝茶”的罪恶感,但是我自认为也算是做了点好事。

直到一个奇葩的警情,让我彻底对他们改变了态度。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我自认为我的微薄力量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有天,我和老史同时接了几个警,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是邻居投诉隔壁吵架打架扰民;一个是一个中年女人报警说要自杀;最后一个则是一对小两口,说他们的妈“发神经,不仅砸坏了茶几、冰箱和电视,还追着打他们”。

我俩本来认为这又是一起家庭纠纷,可到现场一看,却发现不对劲。

我们首先联系了那对小两口,他们骑着电驴到了楼下告诉我们房间号,并说报警时声称要自杀的是男方的母亲,但他俩就是死活不愿意跟着上去。

于是我和老史两人只好自己找到那间房。这是一户一室一厅的小居室。我们到时房门大开,茶几玻璃碎了一地,电视被砸得不成样子,冰箱也横在门边,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坐在沙发上。她看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民警同志,是我报的警,我搞传销,我骗人!你们一定要抓我,不抓我我就自杀!”

老史咕哝了一句“神经病”,接着走过去跟她拉家常分散注意力,我悄悄从她身边拿走剪刀,顺便把厨房的菜刀也藏了起来,开始清理碎玻璃。

可不管我们怎么做思想工作,中年女人就是不停地念叨,“我搞传销,你们一定要抓我,不抓我我就自杀”,老史看我把碎玻璃扫干净了,房间里也没什么尖锐物品,就问她:“你叫我们抓你,总得给我们个理由吧。”

“我做传销,你们一定要抓我……”

“你把谁传来了!”老史吼了一句,她被镇住了。

愣了半天,她说:“我……我把我自己传来了!”

“那你说,是谁叫你过来做行业的?”

“我自己来的。”

我们这边跟她“鸡同鸭讲”,那边她儿子就打电话过来了,大意是她神经病叫我们不用理她,直接送进精神病院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她儿媳又打电话过来,说要我们先安抚住她,一会叫亲戚过来接她。

可安抚了半天,她却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时碰巧有个自称是这个女人“老妹儿”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正在骑车赶来,我们就借口下楼倒垃圾准备溜之大吉。

我俩拿着几大袋垃圾刚走到楼道口,她就“咣当”把门一关追了上来。

“你们去哪?”她问我们。

“去倒垃圾,顺便买几瓶水,要不你去?”我作势要把垃圾给她。

“你们会回来抓我的吧?”她十分诚恳地问我们。

“会的会的,我们倒完垃圾就抓你。”电梯一开我们赶紧跳了进去,狂按1楼,一到楼下赶紧把垃圾随手一扔,老史马上发动车。这边车刚启动,她儿子儿媳就看到她穿着拖鞋走了出来,就赶紧跳上车,急匆匆地对我们说:“快走快走。”

我们车刚走,她就看到追了过来。

我俩有点心酸,问他们:“你妈病得不轻啊!我们就这样走了,她咋办?”

他儿子说:“我姨快到了。”

开车的时候,他们夫妻俩一开始默不作声,后来经过某某路的时候,开口了:“你们知道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西部大开发经济扶持’政策吗?你看,全国只有我们这的路是按照省份命名的。”

我直接怼过去:“胡说八道。”

虽然一路上我们都在反驳他们,但他们一句话都没听进去,最后我们也就懒得多费口舌。

快到地方了,我问他俩:“谁介绍你妈从事行业的?”

她儿子说:“我啊!”

“那你呢?”

“我姨啊!”



后记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少数同事的歪风邪气,离开了原单位,重操动笔头搞宣传的老本行。我走后,听说所长和宋哥、杨伟他们被省里下来的专项调查组调查问责,被双规了。而后来在省里、市里对传销人员“零容忍”的打击下,传销人员已经被抓得差不多了。 

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觉得悔恨莫及。我时常自省,做人做事不能没有底线,正因为很多人都是抱着“大家都这么做”的心态,才会有那么多不正之风。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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