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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捷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吴捷，美国文科叫兽，豹隐于市。

《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美国这台巨大的机车，颠颠簸簸，喘喘咳咳，几次险些出轨翻车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多数人大概都希望它允执厥中，向前直行。当此时，盍返其本，重读美国十八世纪末的一本政治学经典，重温当时岔路口上的徘徊。

书名为《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其实写作之时，并无党派，只是一群意见相近者的自我称呼），主要作者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麦迪森（James Madison）实在是奇怪的组合。

汉密尔顿出身卑微，锋芒毕露，麦迪森家境优裕，少年老成。他们都精通法律，而且都比较矮：汉密尔顿五呎七吋（170厘米），麦迪森五呎四吋（163厘米），是美国最矮的总统，至今无人打破纪录。话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十三个州很快发现，他们本想维持的那个松散的邦联在行政、税收等方面都困难重重，遂于一七八七年召开大会，最后制定出新宪法。拥护宪法的人与反对者激烈辩论。汉密尔顿等在报纸发表八十五篇文章，向两极分化的民众解释，为何建立强有力的代议制中央政府既有必要又不会侵害各州和个人的权利。文章结集出版后堆了上百册卖不出去，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命运，但不影响它成为美国历史上重要政治文献。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将对人性、政府这些永恒话题的讨论与时事结合，力图从制度上避免少数人或多数人的暴政。传记作家Ron Chernow在《Alexander Hamilton》中说，汉密尔顿终其一生都想在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美国缠绵病榻的今日，读读这不幸言中的一句:“滥用自由与滥用权力一样，都可能危及自由……前者在合众国更值得担忧。”（第六十三篇）美国抗疫一塌糊涂，岂非与大量民众我行我素，无视公共利益有关？美国今日的左右撕裂，是因为“野心、贪婪、私仇、派系对立及许多更糟的动机”，但“政治就像宗教，想用剑与火迫人改变信仰是荒谬的。”（第一篇）

其实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纲领都不完美，因为人就是不完美的， “一切经集体讨论制定的方案必然是各种意见的混合体，带有每个人的错误和偏见，良知和智慧。”（第八十五篇）但“如果人类非要等到政府每一部分都完美无缺后才达成共识，社会将很快陷入混乱无序，世界会成为荒漠。”（第六十五篇）

每个选民的想法也相当复杂，他可以支持民主党对移民的政策，同时赞同共和党的外交手段。然而不分红蓝的中间路线和并不黑白分明的声音却被传统的二分法忽视、掩盖，无所不届的媒体则公开并放大了原本秘而不宣的立场和观点，为二元对立推波助澜。

当今美国内外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大多是住在小镇、农村和山区的红脖子—rednecks，没文化，见识浅；民主党支持者则代表了大城市里高学历的知识经济群体。这样的城乡对立图景以及给人贴简单标签的手法其实含有不少误解和偏见，还有点对劳动阶层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得克萨斯州85%的居民住在城市（美国人口最多的十一个城市，得州有其四），近半个世纪以来却一直是共和党的大本营。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如政府极少干预市场、控制政府开支、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地产税，广受欢迎。二零一六年至今，得州一直与加州争夺全国出口第一的宝座，近二十年人口增长全国领先，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州的移民。而佛蒙特传统上属于“蓝州”，州内却都是农场和森林，最大城市Burlington人口不到五万，二零一八年人均GDP在全美排名第三十三。

我差不多走遍美国五十州，在所谓的红州、蓝州和摇摆州都长住过，认识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有大城市的白领，也不乏只有中学学历的人，大都善良本分。其中有个名副其实的红脖子是法院的法警，后来成为我的好友。他没上过大学，每天看Fox News，将碳酸饮料当水喝。几年前三位中国留学生在当地车祸遇难，父母来料理后事，他对几位家长百般照顾，他们回中国后他还寄去礼物。

将人标签化，会抹杀人性的复杂，无视对方的诉求并拒绝沟通，结果就是日益加深的隔阂。

应当思考为何特朗普获得了相当多的民众选票—上次六千四百万张，这次七千万有余。七千万是什么概念？奥巴马在他吉星高照、声望如日中天的二零零八年也只获得六千九百多万张选票。

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常被黑化为Trump supporters，然而七千万人的复杂诉求，岂是一个消极的标签就能抹去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感美国的“政治正确”，它已违背其保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利益、促进社会公平的初衷，压制了言论自由，限制了各群体的自我批评、相互批评和反思，使社会改革无法进行。

譬如今夏美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有些地区发生打砸抢的混乱，然而公开反对这种极端行为的人，包括特朗普，常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族群间的矛盾却被挑拨、激化，留下的只有伪善掩盖下的撕裂。

英国学者John Elliott在《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中指出，因为地理、历史、宗教等原因，西班牙治下幅员辽阔的拉丁美洲各殖民地有很多共性，而美国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就产生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

但我感到，每当党派纷争、岔路徘徊之时，总有一种求同存异的力量——华盛顿、汉密尔顿、林肯等人代表的具有常识和良知的美国人——使各群体彼此做出妥协，这正是顶级的智慧。

奥巴马早在《The Audacity of Hope》中写过，要换位思考，寻找中间路线和人性中相通之处，也承认做到这些并不容易。不能指望总有圣贤带领我们在岔路口做出抉择，而要反求诸己，像罗素在《The Value of Free Thought》里说的，要成为思想独立的人，就是将自己从传统的拘囿、他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偏执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回答《联邦党人文集》开卷第一篇的问题：“一个好的政府是否能经由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创造，抑或永远注定要靠偶然和强力来决定。”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17日香港《大公报》，经作者修改后授权予渡十娘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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