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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没出汉奸,张伯苓说:“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沈诤 高山流水 2022-09-09

(▲被日寇炸毁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废墟。 图片来源: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



抗战胜利后,南开校友报告:“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张伯苓十分欣慰:“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南开因爱国抗日受到日寇疯狂报复,成为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张伯苓苦心经营的半生心血毁于一旦。这是南开巨大的损失,更是南开永恒的荣耀。同时激起中国教育文化界空前团结,也获得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人士的声援。


《申报》在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即刊文指出,日机轰炸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毁文化机关”。燕京大学美籍校长司徒雷登说,“日军的暴行说明他们承认南开校园里有旺盛的爱国主义。”


7月31日,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一文,义正辞严地正告日寇:“尽管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7人,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毁灭南开之暴行,要求“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


8月5日,茅盾、郭沫若、巴金、郑振铎、胡愈之、金仲华、周扬、阿英、萧乾、钱亦石、艾芜、胡风、夏征农等56人,致函张伯苓等:“日寇夺我平津,摧残文化机关,南开、女师惨遭轰炸,继以有计划之烧杀屠杀,同人等无任悲愤,谨电慰问。”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联合国所属文化合作委员会主席墨莱致函《泰晤士报》称:“日本军队摧毁中国教育机关,可谓野蛮之极,吾辈为文化与人道计,特请足下加以谴责。”


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教授90名,致电教育部长王世杰称:“日本军队轰炸中国城市,摧毁学校,吾等闻讯之下,为之发指,谨以阁下表示最深切之同情并声明将竭尽所能,以敦促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置,制止日本侵略行动。”(魏宏运《从南开被炸看张伯苓精神》)


南开被炸毁后仅两周,61岁张伯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8月14日,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南京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殉国,年仅26岁。


蒋介石为免他过于悲痛,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噩耗。直到1937年9月初,张伯苓抵达重庆南开中学后,才将锡祜殒命的消息电告。张看完电报,递给三子锡祚说:“你看看,老四殉国了。”又沉默一会说:“你看和你娘说吗?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伤心。”


他的脸上红涨,涨得发紫,两眼湿润,但是竭力压抑着,不让一滴泪水流出来,接着又慢慢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48-49页)


据张伯苓孙女张媛贞回忆,当时家人就告诉奶奶说:“四叔出国了。”战时当兵的儿子长期“出国”,永无音信,张夫人后来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她对丧子之痛坚韧克制,很了不起。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奶奶为此事在家里哭闹过,而是自己默默的忍受着,从此地再也不提起四叔,也不再要求见四叔的未婚妻。奶奶的这种坚强,我也特别佩服,也是全家人所称颂的。”(张媛贞《对祖父张伯苓的怀念》)


张伯苓决不屈服的抗战意志不仅强烈鼓舞了南开校友,也有力激励了全国军民士气。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社评以《南开精神》为题,说:“六十二岁的老人,三十四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并号召“全国同胞要发挥张先生讲的南开精神”。


1937年10月,规模不大、学科不健全但声誉良好的私立南开大学,与两所顶尖的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再迁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翘楚和奇迹。1939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工作。1940年,重庆建立南开小学。


重庆南开中学曾遭日机三次轰炸。最烈的一次是1940年8月,日寇轰炸机投了30多枚巨型炸弹,校舍损失甚重。张伯苓随即命人修理复原,学生课业照常进行。有人忧虑道:“日机再来轰炸,怎么办呢?”他坚定地回答:“再炸!再修!”(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52页)


早在1938年,他在重庆南开中学更名典礼上就对全校师生和校友演说:“日本人炸得毁我们的校舍,炸不毁我们的爱国心。”


张伯苓常驻的重庆南开中学,成为战时南开大本营和陪都教育重镇之一,美名远播国际,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吴努率领的缅甸访华团前来参观。


威尔基回国后,在《天下一家》书中称赞张:“他的气宇轩昂,有学者严肃沉思的风度,但又具有一种温爽的幽默感”;“无论我们谈到印度、战争或者美国的大学,他的知识和判断,在美国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第56页)


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以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为国造士,特颁一等景星勋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勋章,奖励他抗战时公而忘私,不惜家庭、学校付出巨大牺牲。


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中央通讯社编辑部主任唐际清致辞:“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


3月19日,张伯苓返津,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十分欣慰,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09】。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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