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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点将:“请派蒋南翔来”

山水微言 高山流水 2022-09-09

(1938年3月,全国学联党团书记蒋南翔在武汉筹备和主持召开“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图为蒋南翔参与创立的武汉青年救国团献给大会的贺幛。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真实的“潜伏”比电视剧《潜伏》还精彩。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转移爱国进步青年,保留革命火种是当务之急。北平市委指定蒋南翔、杨学诚、黄诚负责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8月初,蒋南翔在南长街老爷庙十八号召开部分北平学委和学联负责人会议,明确要求“平津学生不能丢给日本人,都要撤走”。


  参加此次会议的何礼回忆,平津学生有三个主要流向:一部分人留山东工作;一部分人以李昌为首奔赴山西;大部分人以蒋南翔为首去了南京。蒋南翔帮助“平津流亡同学会”撰写《上政府意见书》以后,便离开南京去太原,办北方局刊物《火线》。


  抗战初期,蒋南翔参与并领导遍布全国的青年学生抗日宣传队工作,协助刘少奇编党内刊物《斗争》。1937年12月,参与创立武汉青年救国团。创办和主编畅销杂志《战时青年》,负责撰写社论及主要文章,但不公开出面,这份杂志发行6000多份。


  1938年3月25日,全国学联党团书记蒋南翔在武汉筹备和主持召开“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地73个学生团体、123名代表出席,一度消沉的全国学联复活。


  会议规格很高,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陈诚等到会祝贺,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徐特立、林森、邵力子、陈诚等为大会题词。大会报告《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卫文化中的责任》,先由蒋南翔起草,经长江局书记王明提议,由凯丰在大会前一夜熬夜完成。


  1939年1月16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由于青委缺负责人,请派蒋南翔来”。经中共中央同意,蒋南翔去重庆任南方局青委书记,在周恩来领导下,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政策,保存和发展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其间,最辉煌的业绩之一是慧眼识人,向周恩来推荐熊向晖。


  真实的“潜伏”比电视剧《潜伏》还精彩。熊向晖1936年12月在清华秘密入党。在他的回忆录《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书中,讲述潜伏胡宗南身边的原委。周恩来得知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


  针对胡宗南的特点,周恩来提出筛选条件: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蒋南翔推荐熊向晖,周恩来、董必武了解熊的情况后认为合适。


  果然,不满19周岁的熊向晖,在武昌接受胡宗南集体面试,表现极其出众,唯一一个姓名被胡划了四个圈。当天晚上,胡宗南与其个别谈话,邀请熊父餐叙,夸熊“少年英俊,才识超群”,向其父保证“一定要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才”。


  熊向晖很快成为胡宗南信任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潜伏12年,也成为周恩来直接掌握的秘密战线精英。1947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他提供大量情报,保护中共中央安全。1949年7月,周恩来称赞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后三杰”。


  1941年2月,蒋南翔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在撤回延安的途中,他为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改名。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在重庆和南方局工作的同志转移到延安。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允许出发到延安。这支队伍大约有100多人,蒋南翔和李鹏都在其中。


  据《李鹏回忆录(1928-1983)》记载,有一天,两人在住宿的地方聊天,蒋南翔对李鹏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建议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李鹏同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从此,李远芃改名为李鹏。


  离开清华后,蒋南翔一直关注母校。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39名清华同学成立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蒋南翔被选为总干事。1943年,蒋南翔和会长曹葆华代表分会致函问候梅贻琦。


  蒋南翔长期从事青年工作,从学生领袖逐渐成长为青年运动领袖。抗战胜利后,他先后任辽北分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哈尔滨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市教育局长、东北局青委书记。1949年1月重返中央青委工作,筹备主持全国第一次团代会,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任书记处书记,主持创办《中国青年报》。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肯定“一二·九”运动,指出“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是在全中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再一度的开始表现出来了。”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说:“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之后,又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称赞:“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话》)


  蒋南翔和他的战友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推动青年觉醒,推动民族觉醒,而且为中共注入新鲜血液,储备青年人才。“红区党”干部的革命资历主要看长征,走完二万五千里,无人不服;“白区党”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资历,往往溯源“一二·九”运动。“中国青年学生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确确实实地一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赵石《致何炳棣》,转引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2017年8月8日01:10,【山水微言·167】。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青运篇,连载第11节。连载第6-9节“抗日救国?读书救国?”暂缓发布。原创《监察法草案17条修改建议和说明》,7025字;“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红专篇《“大清治国”的密码》,33592字。即将连载,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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