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围绕王安石变法写点东西，期间也看了很多材料，有这么一封书信，出自于与王安石势同水火的司马光之手，十分精彩。说起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其实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不贪财、不好色，理论知识素养极高的人物。神宗上位前，两人曾多次共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二人都在包拯大人的手下打工；嘉祐年间（1056年到1063年），二人更是与韩维、吕公著取得了“嘉祐四友”的美名。追本溯源，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冤家，曾经也是生活、学习、工作上相互关心的好友。不过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神宗朝时，熙宁年间的一场变法，成了二人分道扬镳的起点。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初，司马光借着为神宗赵顼草拟《赐参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的机会，以“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等刻薄话激怒了王安石，意求让王安石停止改革。对于司马光的黑料，王安石当然不会照单全收，在他“抗章自辩”后，神宗赵顼亲自向他道了歉，王安石继而愈加坚定的推行改革。二月二十日，司马光又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猛烈抨击改革，但神宗赵顼并未予以采纳。于是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下定决心，给昔日好友的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这也就是后来颇为有名的《与王介甫书》。这封《与王介甫书》写的非常精彩，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反对改革的代表作，也是他保守思想的集中体现。为了让读者能够更轻松的去读一读这封信，我抽取掉了信里大量的典故，保留行文逻辑，把这封信嵌套在了《换个形式看王安石变法》下的那场“熙宁年间的公司改革”当中。大家好，我是五分侠，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封来自司马光的书信。亲爱的Jeff：您好。许久未见，甚是想念。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我没有才能，够不上委屈您当作朋友。但从相识以来的十多年里，多次在同一部门共事，也不能说没有一日的交往。虽然我有愧于闻见不广，但起码我很正直，也很诚实，至于谄媚奉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亦或者夸夸其谈的对待朋友这样的事，我是从来都不干的。从前，跟您讨论起公司的事儿，咱俩意见老是相左，对此，不知道您已经察觉到了没？即便如此，我对您的向往与倾慕之心却始终没曾改变过！据我私下观察，您独享美名已有三十多年，您的才能出众，学识丰富，然而却难于起用，易于引退。咱们公司的人，不管您认识不认识的，都说Jeff您不起用便罢了，一起用就会立即求得公司太平，全公司上下都会受到你的恩泽。老板因此起用您参与集团治理，这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众人所厚望的您身上吗？然而，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上至管理层，下至集团员工，没一个不责怪您的，甚至还把罪责推给您，不知道您可曾听到过这些？您知道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吗？我认为，您的那些个称赞颂您功业的下属，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情况通报给您。不是您下属的人都说：“Jeff因为受到老板信任而专断公务，不要触犯他而自取其祸，不如坐等，不出二三年，Jeff必将失败。”象这样的人不仅是不忠于您，也是不忠于公司。如果您真的坚持公司改革，等到二三年之后，公司势必积重难返，到时候想救都难了吧？我和这两类人不同，我不怕您愤怒，我要好好和您说道说道这里面的问题。现当今集团上下十分厌恶您的人，他们对您毁谤、污蔑，所有的坏话都用上了。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很不恰当的。您本来是大贤人，要说您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您太过用心了，自信心也太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成功的公司的治理之道，不过是使管理层都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委派任务以令其取得成功；他们养员工的办法，不过是重义轻利，讲究的是一个“仁”字。您认为这些都是迂腐儒生的老生常谈，不值得去做，而一心想做前人所不曾做过的事情。于是，大肆安排机构改革，设立改革办，聚集能文善墨、通晓财利的人，让他们去大谈功利。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还鄙视他，认为他不知道礼、义、信，何况现在您扣的是那点蝇头小利？要知道，假使您手下的这些人是真君子，就本来不应该讲利；假使他们真的是小人，则本来就要刮尽民财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此这般，想要满足公司财务上的需要，又怎能如您所愿呢？就说咱公司的改革办吧，这是最不该设置而设置的了，您又在机构中不按常理出牌，不按正常办法用人，让有些人一下子就得到好的职位，于是功利之人都捋起袖子，自卖自夸，各个都争着“进步”，不惜斗智斗勇，拿公司既有的规章制度作文章，这大概是得不偿失的吧？他们只不过是别出新意，意图为自己求取功名罢了。这还没完，您又委任特派员四十多人，使他们在集团各个分公司推行改革。起初是搞员工贷，接着想使每个员工都掏免于值班的钱，后来又想再制订出基层开拓业务的办法而加以推行。您所委派的人虽然都是有才之士，但这其中也有侵犯分公司领导职权、骚扰职工的轻浮、狂躁之徒。于是，管理层不服气，员工们也丧失了他们的利益，以至于整个集团谤议纷纷，叫苦连天。这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您坚持推行公司改革！孔子说：“君子求诸己。”您也得好好想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哪，别单单归罪于全公司的人。说到侵夺原有分公司管理人员职权的事了，这么干只能把公司秩序给搞乱，您反而以为这是治理集团的优良办法而率先实施。您放贷款收利息，这是卑鄙，您反而认为这是有利于员工而竭力推行；值班制度打从前开始都由基层员工负担，您反而打算征收免值班费，而让公司雇人代为值班。这三项措施，普通的人都知道不适合，您怎么就这么坚信它可行呢？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您的见识比不上普通人，而是特意想要建功立业以致忽略了常识。孔子说过：“道之所以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明智的人实行得超过它的限度；愚蠢的人却够不上标准。道之所以不能被人们认识的原因，我知道了：有德行的人要求过高，没有德行的人又要求太低。”您的智慧与德行都超过了一般人，等到失误的时候，竟然跟愚蠢的人相当，这是为啥呢？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心过了头。自古以来，作为人臣中的圣者，没有谁能超过周公和孔子的。然而即使周公、孔子也不是没有过错。您虽然称得上咱们公司的大贤，可比起周公、孔子来，就有差距了。现在您居然自以为：我的见解，全公司的人都没有谁赶得上，人们的议论跟我相合就赞许，与我不合就嫌弃，这样一来，君子怎么能进用，小人怎么能疏远？就这个样子您还希望一切事情都处理的得当，美名远扬？未免也太难了吧！都说听人劝是一种美德。这不光是人君的美德，其实对于人臣来说也是这样。之前有好些个有名的CEO所以能够功成名就，那都是由于喜欢听取直言极谏，不忌讳自己过失的原故。反之，失败的例子也数不尽数。您是文化人也是聪明人，您对这些个事一定本就了解，想必本来不用我来说您就都是知道的。孔子认为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那大概是‘恕’字吧！您素来刚正耿直，每每在老板办公室谈论治理公司，就如同朋友争辩一般，从不收敛您那盛气凌人的态度。这会导致什么呢？您的下属就只能迎合您以求您以礼相待！但凡不这么做的人，您总是勃然大怒，或谩骂或PUA，要么就去老板那里告状，给人逐出总公司，连让人把话说完的机会都不给。您看老板对您是如此宽容，而您竟是这个样子，这恐怕够不上“恕”吧？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心太过。我从前跟您做朋友，知道您爱读书，尤其喜欢孟、老的学说，现在您既然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又得到了CEO的位置，有机会实行自己的抱负，自然应当首先推行您认为是好的吧？孟子说过：“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老人家还曾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使百姓辛辛苦苦，整年劳动，还养不活自己的父母，还得借贷来凑足粮税，这在哪一点上象做人民父母的样子呢？当前您执掌公司，首先建立改革办，大谈功利，又委派下属在江、淮分公司搞什么员工超市，推行改革，您这是想要全部剥夺别人原有的利益。您还分派人去各分公司大搞员工贷创收，这让基层忧愁、痛苦不堪！这难道就符合孟子的学说吗？老子曾说：“天下是个神圣的东西，不能按哪个人的意志去摆布它，强行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治它必定会失败，抓住不放反而会失掉它。”他老人家还说过：“我只管无所作为，人民自会服从教化；我保持清静的态度，人民自己会在正道上生活；我只管无所事事，人民自会富足；我没有任何欲望，人民自会变得淳朴。”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现今您治理集团，尽改规章制度，完全不讲规矩，您这样整天折腾，不但搞得自己身心俱疲夜不能寐，还让全公司一同与您一样惶恐不安，压根没办法安居乐业。这难道就是老子的意愿吗？您读了那么多书，到了现在掌管公司，您非但丢了自己学到的东西不说，怎么还听上浅薄之徒的馊主意了呢？曾经那些成功的公司，有大事就群策群力，孔子说：“执政官听取下面的话，下面的人就遵行他的措施；执政官不听取下面的话，下面的人就不遵行他的措施。”从以往的大数据来看，就没有一意孤行、违反众议还能成功的事！假使您连孔子的话都不能相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您相信孔子说的话，那您又怎么能弃而不顾呢？现当今您仅仅相信几个人的话，而抛弃圣人的道理，违背人心，您要想这样来治理好公司，不是很困难吗？近来，分公司中有说员工贷不合适的，老板拿出他的email让管理层看，您就怒气冲冲，托病往家里一躺。我按老板的意思起草文件，见到员工们惶惶不安，可您却想着辞职离开公司，这恐怕不符合老板提拔您的本意吧？我在文件中直叙其事，用大义来责备您，本意是想促使您尽快出来把公司改革当中不利于员工的措施革除掉，从而造福于集团。尽管文件写得直了点，但是我也没有捏造事实吧？我听说您对我的用意不能鉴察，大加责备，并且去老板那为自己辩解，以致逼得老板亲自给您致歉，这才出来办公。您出来办事的确是对的，但您应当立即改正错误，让员工们得到宽慰，这样才能报答老板的恩情。可您现在不是这样。您更加愤怒，推行公司改革也越发急迫。有人说员工贷不合适，您就反过来责问他，还要他说出批评改革的基层管理人员都有谁。有基层管理人员没有搞员工贷，您就找老板告状要求彻查。您难道是想跟全公司的人都分个胜负？这样不顾是非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近来老板赏识我，给安排了个职务，为了报答老板的知遇之恩，因此我才敢向老板建议撤除改革办，调回特派员。老板心里装着您，他对我的建议没有听从。我想老板对您一定十分亲近和器重，这是全公司上下这么多口人，没人比的了的。老板只相信您一人，您说声改革可罢，全集团的人都会蒙受您的恩泽；您说改革不可罢，全集团的人都会跟着您倒霉。集团安危、员工福祉，全都凭您一句话，您又于心何忍呢？人嘛，谁没有过错？君子有过错再正常不过，只要下决心改过，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您要真能向老板进请求罢去改革办，调回特派员，公司就会恢复常态，这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损失呢？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正好跟您的意见又相反了，可即便明知道不合您的心意，但我与您的目标难道不是相同的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这就是我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涵意。因此给您写这封信，这是咱俩的情谊，至于您采纳与否，那就看您了。您收到我的信后，倘若您不嫌弃，希望您跟忠于您的下属商量商量是否可行，但您可别让那些个谄媚之徒看见，因为他们必不会承认我的话是正确的。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依附您，正是想借助您的力量作为进升的资本，一旦撤销推行改革机构，他们就象鱼儿离开了水，这也是他们拉着您不走直道的原因。请您千万想想公司大计，别被拐到茄子地里去了。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伪善面貌，仁德就很少了。”那些忠信的人在您掌握大权的时候，意见跟您不合使您感到厌恶，在您失去权势之后，必然可以慢慢得到他们的帮助；阿谀奉承的人在您当权之时，的确会使您感到顺从舒适，一旦失去权势，必会出卖您来谋取利益。对此，您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您接受也好，还是拒绝也罢，又或者是责骂侮辱我，向老板告状什么的，怎么都行，我等候命令就是了。言不尽意。再见。光王安石在接到司马光的长信后并未马上回信，紧接着司马光又写了两封信，于是王安石这才写了封很短的《答司马谏议书》，当作对《与王介甫书》的回答。

这几天在琢磨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历史上，对于这场改革的评价可谓是云泥之别。其实不单单是评价上的两极化，历史对其中人物的定性也十分割裂。在读这段历史的过程当中，当初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改革为什么反过来松动了大宋的根基？带着这个疑问，在反复梳理了事件线索、参阅了大量史料后，我决定抛开繁复的人物关系线索，换一个最便于理解的形式来去讲述王安石变法。故事要素对照表出场人物事件变法事宜纲领宋神宗赵顼、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赵顼、王安石大宋集团改革员工贷、值班制度、员工超市等述职报告大家好，我是专注于讲述历史故事的五分侠，现在，就让咱们把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的北宋当成一个集团公司，一同去看看王安石操刀下的这场集团的改革吧！注意看。这个男人叫赵顼，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富N代。赵顼家境优渥，但他既不追求奢华，也不贪恋女色。非但如此，赵顼打小还特别勤奋，常常废寝忘食的琢磨学问。赵顼是公司未来的接班人，接班人就得有个接班人的样子，具体来说，就是忧患意识强烈，责任心爆棚，这点上说小赵十分符合。那年，老赵走得很匆忙，赵顼一跃成为了赵总，顺利接管了大宋集团。刚刚走马上任的赵顼一腔热血，下定决心要干下一番事业，于是就召集管理层开会，讨论下一步公司的战略走向。大宋集团公司的管理层不断的告诉赵顼：咱们大宋是个业务规模大、公司文化传统向来优良的企业。为了大宋好，就尽量别和同业公司产生业务重叠，也别没事老刺激前台员工去开拓市场，只要守好咱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专心务实的经营好公司就好了。然而事实真的如管理层所言吗？财务总送来了报表，难看的数据揭穿了管理层的谎言。原来，大宋确实有着丰厚的营业收入和庞大的资产规模，但公司营销与管理费用两项支出金额巨大，听说，这都是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市场行情。是的，近些年来，大宋一直饱受同业欺凌，市场份额也不断地被同业蚕食。即便家大业大，赵顼心里明白，长期的财务赤字问题最终定会把大宋拖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当然这还只是战略层面上的，其实表面下的问题更多。比如，大宋前台员工业务营销水准逐年下降，而理应对此负责的管理层却一直不温不火，这也是让赵顼十分恼火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小赵究竟应该如何力挽狂澜，重振公司的往日的雄风呢？两个字：改革。其时，几乎所有的管理层都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当老板赵顼真正启动了改革后，事态的发展其实远超预料……其实，赵顼考虑的问题，老赵不是没有考虑过。老赵还在的时候管理层也常常讲要开源节流，裁撤员工，加强公司利润等等，但这些政策最终也没起到什么特别明显的成效。反倒是每当公司推出新政策时，大家都是信心满满，然而一番操作下来，却常常搞得灰头土脸。有些人私下里抱怨太折腾，这不是什么秘密。可不折腾能行吗？显然不行。公司要生存，员工要吃饭，照这么亏损下去，再大的家业也扛不住。赵顼十分清楚，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财务问题不解决，还没等同业打来，公司自个儿可能就先分崩离析了。赵顼要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战略局面，而这一切，说到底就是：搞钱！搞钱！搞钱！不过，钱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具体怎么搞钱，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赵顼左问问右问问，耳旁除却一些空洞的大道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采纳的。为此，他开始在集团上下广泛物色起能够辅佐他完成这一目标的人物。这时，王安石走进了他的视野。想当初王安石还是小王，秋招的时候本来还是那届应届生的第一名，但因为笔试环节有些话说得不妥，所以没给他第一。不过这并不重要。王安石曾私下跟人说过，其实第一不第一的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干一番事业出来。多年以来，在小王变老王的过程中，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奋斗在基层，众多分公司业绩提升的背后都有着他的身影。在赵顼眼里，王安石是一个有理想，重实干的人。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赵顼都特别喜欢王安石。还记得早年间老王做过一篇述职，集团上下为之震撼。述职报告里，王安石直指公司存在着生存环境恶劣、同业竞争压力巨大的问题，并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人才。当时王安石的述职报告是这么说的：公司想要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继续做大做强，进行大的战略部署，首先就要把人才配置到位。而现在公司里的都是些什么人？要么贪要么懒，要么就是没能力。这是因为公司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存在较大问题。为了配合战略改革，解决问题，人才战略就要先行。第一，要善于培养人才。对于人才的培养方面，要着重于打造全面型人才，懂后台管理的必须懂前台营销，前台营销的也必须具备管理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才成为一个有大局意识、配合战略部署的优秀人才。第二，要加强对人才的管理。保证好必要的薪资福利待遇，才能让人才安心工作，顺利成长。如果不重视薪资的保障，贪污腐败定会在公司内部盛行，这也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但同时，公司要加强人才的道德意识，也要加强公司的条例制度建设，要严格把控人才的生活、社会交往和礼仪规范。对于敢于伸手的人，公司要让他们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第三，要善于提拔人才。不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人，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认定选拨过程，否则难以辨别真假，更难区分优劣。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认定选拨过程，那么培养和管理都会失去根据。第四，加强对人才的任用。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这样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才能体现人才真正的价值。如果不加以细致的考虑，随意安排工作，不但会使人才发挥不出本来的特质，甚至还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以及管理起到相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和对庸才的放纵上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打破论资排辈和频繁调动工作岗位，同时加强公司的绩效考核。王安石的这篇报告，让赵顼每每读起时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也成为了日后集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赵顼说，这么好的人才，咋就没上公司的管理层呢？当时的意见分为两派，大体上就是，这一派也不同意，那一派也不同意。为什么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人太狂。当然，狂，有狂的资本。有个词说得好，这叫恃才傲物。在管理层看来，王安石的性格存在很大缺陷。虽说他的确很有才，但是他做事向来一根筋，而且听不得别人劝，更容不得他人的意见。管理层们纷纷担心，假设这个人来主导改革，那怕是要鸡犬不宁。但这在赵顼眼里并不是什么问题。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要拿的出可靠又可行的方案，有点小脾气又算什么呢？于是赵顼力排众议，大力启用了王安石。当时的公司管理层的情况是：生、老、病、死、苦。除了赵顼和王安石外，管理层里要么是年龄大的，遇事模棱两可，不轻易发表意见；要么是因循守旧，见老王主持改革便喊着要病退；还有的干脆就反对改革，不过这人没多久也就翘辫子了；另外的一个看赵顼和王安石一腔热血，暗地里大吐苦水。不过，这些并不妨碍两人一定要把公司做大做强，再续辉煌的决心。很快，王安石拿出了一套系统化的执行方案出来，总的来说，无外乎三个方面：即，增加公司营收，提高营销人员综合素质，强化培养管理人员。公司有些高管找到赵顼说，这可不行，这万万不行。赵顼说，哪里不行呢？高管就说，大概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赵顼说，那具体点，怎么才能行呢？高管支支吾吾的说了一通高大上却然并卵的大道理，在赵顼看来，又是空话。关于怎么改的问题上，王安石十分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有计划有步骤，但反观提出反对意见的这些个高管，他们除却一直告诉赵顼自己不想要什么之外，并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两种意见相较，处于改革必行的大共识之下，赵顼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赵顼一边为王安石压制了反对意见，一边为他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了新的集团班子。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和对改革的急迫，从此可见一斑，王安石当然也十分给力，大刀阔斧之下，没过多久，公司的账面上就有了余钱。这让赵顼和王安石喜出望外，毕竟这是集团的开门红！然而很多人却愁眉苦脸。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认为王安石的刀，实属杀富济公！王安石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做大蛋糕！搞创收！举几个例子：比如，员工没钱了，之前都要问别人贷款，现在不用了，由公司出面借给你，利息原本你要交给别人，现在交给公司就好了。又如，员工平常里什么吃穿用度，什么针头线脑的，也没必要在外面买了，公司直接开个员工超市，一站式解决，反正不管怎么着你都是要买的。再如，员工本来周末有义务值班，轮到值班的日子不想值班也没问题，交点钱意思意思就是了。其实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好的，既给大部分员工提供了福利，又让集团多了些收入，可为啥大家都苦哈哈的呢？执行环节出了问题。比如，公司是借给员工钱了，不过这有个前提条件，得拉中高层来给员工担保。员工还不上了，就得拿中层开刀。又如，员工们在员工超市买东西是方便了，不过这可苦了中高层那帮子的亲戚了，人家本来指望着公司里的员工照顾点生意，现在可到好了，直接给挤没了。再如，轮到值班的员工们确实是可以花点钱买个双休了，但要知道中高层在这项制度实施之前原本没有啥值班义务，可现在还凭空多出来了点开支。其实如果单单是这样，也到还能忍，毕竟在那么大一块蛋糕里，小小的切去一部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毕竟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可核心问题是，负责搞创收的那帮子人，有的为了讨好集团管理层，竟然变着法的给自己加码绩效考核！之前明确是以福利为目的的，现当今都变成了以盈利创收为目的。比如，今天小李他们部门借了十万，不行，明天我得让小张他们部门借二十万，而这一切，都要拉着中高层来做信用联保，但凡基层员工的收入因为个什么不可控原因降低了，还不上贷款了，那么请问最终谁来买单呢？其实不仅如此，为了把绩效搞得更美丽，本来是给基层员工发放的贷款，到最后为了能放的更多，就开始强迫不需要钱的中高层人员去贷款。集团的中高层是看在眼里，疼在肉上，痛在心间！其实也并不只是中高层难受。一年，受环境影响，员工们的收入大幅下滑，但是各级分公司并没有停止搞创收。这帮子人并不在意员工们今年收入降了多少，是不是有钱吃饭，等等这些问题。他们只关心去年欠公司的员工贷什么时候能够还上。要知道，起初还款这个事上是有很大的弹性的，可到了执行环节上，除了逼着卖车卖楼还贷款之外，他们似乎有意忽了视这条弹性条款。最终呢？月光族的员工只能玩起人间蒸发，让他们找不着，大宋的中高层又哭了。这还没说其他的那些个问题。负责开超市的部门也不闲着，东西卖得是一天贵过一天，假使还有苟延残喘的超市在竞争，那也得等我先卖了再轮到你。值班这个事，就更离谱了。据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网点员工说：唉！今天好不容易交了点钱，休了个双休日，想着开开心心回家过周末，前脚刚到家，后脚就收到了人力部门的邮件，说什么以后工作日也必须得值班了，这么一来，频次比周日值班不知道要高上了多少，真是钱没少花，力还得多出，简直是离谱的母亲给离谱开门，离谱到了家了！本来出于做大蛋糕的举措，搞得大宋集团从上到下鸡飞狗跳。至此，集团内部开始议论纷纷：王安石改革才不是什么做大蛋糕，不过是王安石自己拿着这把快刀，把本应分给员工的蛋糕切给了公司，这种做法无异于与员工争利，是典型的公进私退！这么来看，其实主要还是在于对蛋糕的定义问题。在王安石看来，原先过了集团手的蛋糕才是蛋糕，没过集团手的蛋糕，怎么能叫蛋糕呢？但反对老王的人当然不这么认为：经不经过集团的手不是重点，蛋糕就是蛋糕，王安石不过是打着做大蛋糕之名，行切蛋糕之实罢了。就这么着，这一来二去的，改革创收的问题上王安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不过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执拗。非议越是多，他就越是兴奋。孟子的一句名言是他的座右铭：虽千万人，吾往矣。王安石很明白，任何一场改革都不会让所有人满意，改革道路上出点小插曲也是纯属正常。只要大的逻辑没错，期间，即便以牺牲点人为代价，也是难免的。毕竟从根本上看，只有集团好了，大宋从上到下才能真正的都好起来。这有错吗？没错，只是没人想成为那个代价，这是人性使然。因此，王安石不仅自己坚定无视大宋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甚至说服赵顼也要坚持到底，这无疑是把理性反对的人推到了感性的墙角。一场出于理性的改革渐渐的变成了感性的产物，一群绝顶聪明的人开始各自站队，大宋集团内部至此变成了两派：支持集团改革的改革派和不支持集团改革的保守派。这其实才是大宋集团真正的大麻烦。不过，老板赵顼其实还是有些手腕的。在赵顼的管理之下，双方其实一直都处于隔空打嘴炮的状态，赵顼的铁腕治理让大宋集团还是完成了最初的既定目标。但赵顼和王安石都没料到，大宋真正的大麻烦其实才刚刚开始。集团内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唇枪舌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一刻未停，两派纷纷揪着对方的软肋持续输出。混乱的种子就是这么埋下来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大宋的改革派得势，就会痛揍保守派，而保守派得势了也会痛揍改革派，大宋集团改革与否，成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滑坡谬误与泛道德化的攻击也大行其道：改革派：你们保守派反对我不过是因为我动了你们的利益，你们家大业大，现在集团有困难，不过是拔点你们的毛，我有什么错呢？保守派：你这是与员工争利，真的想为集团公司好，就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古人常常讲君子就是要重义轻利，依照你现在的做法，无疑是个小人！改革派：我哪里小人了？我的目标是纯粹的，所以我从里到外都是对的，是道德的，你反对我，你才是小人！保守派：你小人，你全家都是小人！……类似的争吵在后面的几十年里愈演愈烈，几乎没有人真心的在乎大宋集团的改革了，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对方，把对手揍趴下，就是最高目标。最终大宋集团在这场拉锯战当中，元气大伤。假如小赵和老王有在天之灵，他俩一定会感到诧异：明明集团改革伊始是为了大宋好，明明双方都是一群聪明绝顶的人，为什么会搞成如此局面呢？其实答案就在王安石当初的那份《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当中五分侠2023年3月11日

“辫子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辫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头发的故事》、《风波》与《阿Q正传》中都对辫子展开了相当多的描写。一条辫子，怎么会变成了问题？大家好，我是专注于讲述历史故事的五分侠，今天我们来聊聊：谁在抵抗“剪辫子”。什么是“辫子问题”？辫子，其实只是是一种发型。有明一代，汉人和满人在发型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汉人蓄发而满人剃发留辫。汉人蓄发，其实早有传统，头发之于汉人来说，意味神圣。一方面，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毋敢毁伤”之说，头发被视为汉人“行孝”的标志；另一方面，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还会披着一头散发、一边胳膊露在外边，与夷狄没什么分别。汉人脑袋上的头发早在春秋时就和“文明”与“野蛮”画上了等号。而满人的“金钱鼠尾”本是为了适应生活环境、方便穿梭行动而起，其实就同汉人最初开始蓄发一样，只是一种社会习俗，并不具有什么政治上的含义。随着满人对明朝的征战，一切都变了味道。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克抚顺，收降抚顺守将李永芳，并剃其及近万明军发须，据载应是满人强迫汉人剃发留辫之始。自此之后，汉人的剃发留辫就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意味着是否归顺满人政权。顺治元年，清军占领北京后随即发布“剃发令”，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再次强调了剃发易服的重要性。为了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甚至发生了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惨案，“剃发令”一度让这些地区血流成河。这就是“辫子问题”的始。有始就有末。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一片喊打声中土崩瓦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告《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其实早在孙中山的《剪辫令》发布前，“剪辫运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最初是清政府在海外的留学生，因为受不了洋鬼子“pigtail”的嘲讽，剪去了发辫，后来这股浪潮传入了国内，康有为甚至上书光绪陈情要求剪辫，但随着戊戌变法的终结，此事也变得不了了之。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剪辫运动”才算是正式在中国大地开花。按照常人理解，满清政府垮台，受两百多年压迫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剪辫子一事应该坚决拥护，全国都该一片中欢天喜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一帆风顺。一面是“剪辫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行，一面是相当一大批民众的抵抗。很多学者提起此事，往往简单粗暴地以“奴性”二字对民众进行抨击，然而，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想要客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况，首先就要抛掉偏见，从“剪辫运动”的开端入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两天后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发布了《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其文第八条罪状就是“辫子问题”，“剪辫运动”随即展开。军人、学生是最先响应剪发号召的。军政府把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走到大街小巷进行宣讲。在各个城门要道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对于没有剪辫子的人，一律不得通行。宣讲团还配有剪辫队，遇到没剪辫子的人当即剪掉。剪辫队还上门服务，可谓是深入到了千家万户。军政府同时还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子就没收工作证，军人不剪辫子就不发军饷，学生不剪辫子不得进入学堂。随即，“剪辫运动”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行，热烈如湖北、湖南、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重庆、四川，都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推行措施。然而积极推行的背后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如火如荼的“剪辫运动”初期，剪辫团体内掺杂利益复杂。当时的社会上大致有三类群体，一类主动剪辫子，积极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这里面有留学生，有军人，也有知识分子；一类反对剪辫子，大多是清朝遗老、保守士绅以及偏远乡村的人们；然而还有一类，数量其实也颇为庞大，就是对剪不剪辫子犹豫徘徊的人。而这第三类人群，大多来自不容忽视的平民群体。平民反对剪辫子，与第二类人群并不相同。他们反对剪辫子并不包含强烈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对粗暴的剪辫手段的恐惧和对剪辫后可能遭遇风险的担忧。平民群体中有因暴力推行继而抵抗的人。在“剪辫运动”伊始，有军人手持剪刀，看见留有发辫的平民就剪，平民多是被迫剪发辫，因此也引发了大量暴力事件与命案，相关的新闻并不鲜见，矛盾冲突十分尖锐。如1912年，上海南汇区武举人樊培生聚众抢劫，扬言要将剪辫子的人进行杀害；镇江、湖口、湘潭等地也均因剪辫子发生过命案，其中最出格的当数山东昌邑县的“五·一八惨案”（农历时间）。在昌邑县的县衙门口的宣导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两位乡绅的辫子，到了夜晚，劣绅传令各商户壮丁巡逻打更，造谣说接到了宣统皇帝的来电，要杀“秃子”。第二天一早，昌邑县城隍庙内钟声大响，之后就发生了惨案，二十七名剪了辫子的人惨遭杀害。平民群体中也有心思颇为“活络”的人。有的人为了拿军饷，剪辫投军；也有的人拿起“剪辫子”这件政治正确的事趁机攻击其他不愿剪辫子的人；还有人甚至强迫他人剪辫子只是为了将发辫卖钱。在这股狂热的浪潮下，“剪辫运动”在底层的执行情况大有变形之势，这固然与底层民众无法理解革命的纲领与意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民众最为关心的生存问题，辛亥革命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民众的诉求是要个安稳的生活，革命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大，满清政府垮台后，革命党人并未施行轻徭薄赋，激发了反对摊派捐款的矛盾。革命政府未能妥善地解决好国家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这也是“剪发运动”遭遇抵制的一层原因。不过辫子终归是要剪的，革命政府既要剪辫子，也要维护社会稳定。面对民众的暴力反抗，革命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对“剪辫令”进行了调整：1911年12月29日，沪军都督府颁布了《禁止强迫剪辫告示》，明令禁止强行剪辫。1911年12月31日，安徽芜湖的一个剪辫队闯入怡和洋行强行剪掉了中国雇员的辫子，遭到了洋行老板的抗议。芜湖军政府随即发出告示：禁止实行强制性剪辫。虽然1912年3月5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中有“凡未去剪者于令到三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尽净有不遵者违法论”之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真正推行。所谓的强制《剪辫令》此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自由度，李喜所在《‘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肯定道：“比起清初的血腥的留辫运动是莫大的进步，表明人们的自由观念在有限度地提高。”面对“剪发令”的艰难推行，1912年10月28日，《剪发议案》又提出了三条“剪发辫法”：第一，凡为中华民国之民，须一律剪发辫；第二，凡未剪发辫者，停止公权；第三，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于蒙古、西藏、青海得以教令展缓施行之期。《剪发议案》的核心是以“剪辫”为基础，与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全面挂钩，对于不剪辫子的，就不能算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自然也就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诉讼权的相关权利。面对“以最微末之发辫停止最重要之民权”的情况，袁世凯旋即通令：议员“选举法”等“均无未剪发者应停止选举权之明文”，因此不应剥夺留辫者的公权，同时也指出，剪发虽为民国政令所关，但不能强迫施行以免造成祸端。袁世凯的政令在客观上让“辫子问题”得以与政治问题脱钩。辜鸿铭1921年，溥仪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标志着满清的“辫子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虽然仍有如辜鸿铭一样留着辫子的人，但并没有人给他扣上政治上不合格的帽子。辫子，终归是消失了，但须知，这并不是单单是依靠“运动式”的推动来完成的。其实所谓的“辫子问题”，本质上是国力与民生的问题。怎么解决复杂的“辫子问题”，比起“运动式”的嘲讽、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时代中的热血青年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多一些理性。对于欧美的所谓潮流，也要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最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去看待“辫子运动”时，也应该意识到一点，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脑袋后面的那根辫子，而是在于辫子上的脑袋。正如辜鸿铭所说，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五分侠2022年11月18日

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共十五年。在这一阶段中，西汉王朝的战略目标是夺取河南地、河西走廊，寻求匈奴主力决战，摧毁对方的军事力量。第二阶段是汉匈双方休战阶段。时间从元狩五年(前

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类难题想必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孕妇难产，大夫问家属：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又如：“我和你妈掉到河里，你先救谁？”其实古代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元代人郭居敬编写的《二十四孝》中收录了一则故事叫作“为母埋儿”。故事讲的是汉代有个人叫郭巨，家中十分贫穷。郭巨有一个儿子，年三岁，老母亲十分疼爱。郭巨的母亲为了孙子能吃饱常常自己忍饥挨饿，把食物分给孙子。郭巨对妻子说：“家里太穷了不能供养母亲，儿子又分了老母亲的食物，何不把儿子埋了？儿子可以再有，母亲却只有一个。”郭巨的妻子不敢违背。于是郭巨挖了一个三尺余深的坑，突然看到有一罐黄金，上面写着“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故事的最后评价到：“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读了这则故事，请问各位小主作何感想？想必同小侠一样，第一反应一定是愤怒。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郭巨的“为母埋儿”与其说是“孝”，不如说是“愚孝”。可是如果我们遇到“孝”与“慈”的冲突时，又会作何选择呢？大家好，我是五分侠，在这里小侠先表达一个立场，本文的目的绝不是为郭巨的所作所为平反，小侠的初衷是让大家心平气和的探讨下：如果你是郭巨，你会怎么做？书归正传，咱们展开分析。一方面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历史悠久，版本颇多。据考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刘向的《孝子图》。《孝子图》目前已散佚，但《孝子图》的这则故事被收录在了宋代《太平御览》一书，除此之外，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对此也有记载。内容上，各个版本虽有细微差别，但故事主线内容基本一致，本期对此暂不做深究。另一方面，这则故事在大量传播的同时也遭到历朝历代文人的许多诟病。历史上，不论是对郭巨本人，还是对类似郭巨这样“杀子奉母”的行为，持批判态度的人非常多，如韩愈、朱元璋、宋代、清代大批学者等等。远的不提，郭巨的“为母埋儿”也给鲁迅先生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写到：“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历史上，大咖们的大多数观点集中在“愚孝”上，他们认为“郭巨埋儿”一事太过残忍，就算老母亲因此活了下来，倘若问及孙儿去处反而会伤心而亡，这才是最大的不孝。但是却少有人分析郭巨面临的两难困境：保母还是保儿？我们不妨先从郭巨遇到的难题入手。郭巨的家庭情况如上文所述，非常贫穷，生存问题在当时已经变成了郭巨一家的当务之急，而摆在郭巨面前的有三种选择：要么任由母亲把食物分给孙子，结果就是母亲被活活饿死。要么保全母亲，结果就是牺牲年幼的儿子。又或者，什么都不做，结果就是母亲和儿子都难以保全。有小主可能会说，郭巨可以想办法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又或者自己多多努力等等。这里小侠想说，但凡问题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解决，郭巨一定不会生出半点杀子的想法。毕竟都是爹生娘养的人，哪个做父母的不疼惜自己的孩子呢？然而在母亲与儿子保谁的问题上，郭巨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呢？为了便于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道德的制高点爬下来，设身处地做一番思索。身为郭巨，他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善善冲突”。在“郭巨埋儿”这一故事中，两个“善”分别指的是救母亲与救儿子，当两善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时就是所谓的“善善冲突”。郭巨是如何解决这种冲突的呢？虽然郭巨嘴上说着“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实则是“以孝之名”，为自己的残酷行为披上了“孝”的外衣，藏在郭巨内心深处的其实是另外一番盘算：如果保全母亲，母亲作为成年人，虽然年老体迈，但或多或少可以对家中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如果保全儿子，儿子才满三岁，距离能够下地务农，帮助郭巨一家应对经济困难还为时尚早；如果什么都不做，母亲和儿子的性命都难两全。这番盘算背后，“功利主义”才是支撑郭巨决策的根本逻辑。所谓“功利主义”，指的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不同于其他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言而简之，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对于郭巨而言，眼下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也因此，此时他不会再去考虑母亲得知孙子被埋时的反应，因为“活下去”就是当务之急。历史评价说郭巨短视也好，“以孝废慈”也罢，郭巨的选择结果就摆在那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保哪头可以有实际的功效。也是出于此番考量，在这场“善善冲突”的情况下，郭巨最终选择保全母亲。聊到这里，咱们不妨再来看一道伦理实验题。“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下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拉杆？”没错，这就是经典的“电车难题”。试问各位，如果你的手中掌握了这个拉杆，你会怎么操作？这里为你提供三种情况：第一种，主观上你选择对人数多的一方施救。造成的结果是你拉下拉杆，拯救五个人，杀死一个人。那么你的道德决策底层逻辑就是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本质上讲，在你决策拉下拉杆的时候，你和郭巨并没有区别。第二种，主观上你认为一条命也是命，选择让电车笔直地压过无辜的五人，从而保全那一个人。这类人就是功利主义批判者，这类人认为一旦你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因为你牺牲了另一个人。第三种，主观上你选择什么都不做，听之任之。可一旦你做出了这种选择，立刻又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对你进行批判。这类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有所作为，不作为就是不道德。问题来了，是养儿还是奉母？这其实就是郭巨遇到的“电车难题”：保母亲，骂你残忍，损失了“慈”。保儿子，骂你不孝，丢了本分。听之任之，骂你是个傻子，不作为。登封启母阙郭巨埋儿（东汉）拓片对郭巨而言，似乎这个问题怎么选都不对，请问此时的郭巨应当如何选择呢？郭巨最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最小的代价成就最大的幸福。某种层面上来讲，他是勇敢的。不过好在刘向的《孝子图》最终也没有让郭巨背上“杀子奉母”的罪名，而是安排老天出马，救了郭巨全家。然而历史上类似的悲剧却没能全部换来老天的怜悯，否则又怎么会出现“易子而食”、“人相食”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呢？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应当从道德的梯子上爬下来，而不是摆出一幅居高临下的态度对“郭巨们”进行道德的审判，因为最该反思难道不应该是悲剧发生的原因吗？与其无止境的指责被迫做出选择的人，我们更应该思考为何“他们”被推入了没有标准答案的深渊。最后，小侠想说：人性永远不该被考验，但愿这个世界从此不存在“电车难题”。五分侠2022年10月5日

前几篇文章中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宦官、外戚、士族的斗争，窦武想要诛灭宦官，阳球也是，包括后来的外戚何进。史料提到宦官大多嗤之以鼻，这当然与其所作所为脱不开干系。但是宦官真的是无恶不作之徒吗？要知道中国的最后一个宦官是孙耀庭（1902-1996），此时已距离东汉政权灭亡已近一千七百年，假若宦官真的如此不堪，为何东汉之后的历朝历代也离不开宦官？大家好，我是五分侠，今天咱们聊一聊为什么历朝历代离不开宦官。开头咱们先讲一个人：襄楷。襄楷是东汉著名方士，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为人正直。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襄楷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两次谋诛宦官。先说第一次。桓帝时宦官专权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延熹七年（166年）襄楷借天象不祥上书，说桓帝听信宦官谗言，杀害贤良，因此没有子嗣。书报呈请上去后，桓帝没有理睬。十几天后襄楷再次上书：“我听说殷纣王好色，所以出现妲己；叶子高好龙，所以真龙在庭院里游荡。如今黄门、常侍，都是被上天谴责遭受阉割的人，陛下宠爱他们，超越普通人数倍，陛下之所以没有子嗣，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奏章呈上之后，桓帝马上召其进宫，襄楷直击问题核心：“古时候原本没有设置宦官，汉武帝末年曾多次宴游后宫，这才开始设置。”宦官们坐不住了，立刻向桓帝诬告：“襄楷的言辞都是些歪理邪说，请交由司隶校尉，认定罪过，收入洛阳监狱。”桓帝认为襄楷所言激烈却均是出自天象，遂不肯诛杀，只判了他两年徒刑。第二次，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平五年（188年）。襄楷仍不心死，借“天象不利于宦官”与陈蕃的儿子陈逸、冀州刺史王芬进行密谋。计划是这样的：河间地区是灵帝的老家，这年灵帝准备回趟老家看看老宅。三人计划联合当地的豪杰以黑山叛军作乱为由发兵，借机绑架灵帝再诛杀宦官，另立新帝。不过计划遭到了曹操等人的反对，灵帝也察觉了端倪，于是以王芬弃官自杀为告终。可以看到的是，襄楷从开始委婉的提出宦官问题，再到二十二年后意图武装劫持灵帝诛杀宦官，这里不论言论还是方法，一次比一次激进。与之对照的是宦官专权的愈加猛烈。在这个专权升级的态势过程中，从士族陈蕃、李膺到外戚窦武、何进，包括上期我们讲到的阳球，朝堂内外对宦官的憎恶达到了极致。宦官犹如过街老鼠，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既然如此，为何宦官制度仍可在接下来的历朝历代当中屹立不倒呢？要想解答这个疑惑，还要从三个方面说起。第一，宦官与宦官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宦官，又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奴仆。宦官在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在宫廷内侍奉君主即其家族的宦官悉数使用经过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性充任，也是从这个时候宦官与阉人画上了等号。中国的宦官制度起源久远，约在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后世宦官的角色，这便是中国宦官制度的雏形。当然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宦官制度并非中国独创，古代如希腊、罗马、埃及、土耳其、朝鲜等国也曾实行过宦官制度或役使阉人的历史。不过，要论数量、时间、制度而言，中国远超世界水平。宦官制度的正统性其实还是在历代得到了广泛认可，甚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为了论证宦官制度生存的必要性提出了种种观点。即便东汉时社会层面对宦官制度产生了大量反思，外戚、士族及民间采取了一系列努力，但是仍可以看到，当时的反宦官活动主要集中在人，而非制度。举个简单的例子：窦武当时与陈蕃合谋要尽诛宦官时真的是要变更宦官制度吗？并不是。如《资治通鉴·孝灵皇帝》所写：窦武、陈蕃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县令。窦武奏准将黄门令魏彪免除官职，任命所亲信的小黄门山冰顶替。随后由山冰出面，弹劾并逮捕长乐尚书郑飒，送去北寺监狱囚禁。如果窦武要终结宦官制度，那么作为窦武亲信的宦官山冰，怎么可能会做出配合呢？因此，东汉时期对宦官问题的反思，更多集中在宦官作为个体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而非制度本身。大体上，从先秦到明清，不论宦官对社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历朝历代对宦官及宦官制度的存在还是持肯定态度。一方面，宦官带来激烈的社会问题在历朝历代都肉眼可见，另一方面，统治者却竭力维护宦官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历史中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这就不得不提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宦官？原始社会前期，人类社会的婚姻形态处在乱婚制、群婚制及对偶婚制阶段，婚姻关系混乱，且无独占性质。自从父系氏族和私有财产出现后，婚姻形态才过渡为一夫一妻制及一夫多妻制。如《周礼》所说：“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君主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虽然数量上在历代王朝各有差别，但规定确是大同小异。有了后宫，自然就要有人服侍。但是宫女因为体力上的弱势，并不适合分摊所有宫内杂役。因此对男性服侍人员的需求就诞生了。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正？身为君主，为了保证子嗣的正统性，决不允许后宫妇女容他人染指。而预防血脉受到“污染”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绝宫廷女性的性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根源上斩断宫内其他男性成员带来的的生育风险才使得“阉人”这一角色的出现。除去体力劳动中男性的优势大于女性和断绝了生育能力之外，“阉人”能为后宫带来的好处颇多。比如辅佐幼君。永宁元年（120年），刘保被立为皇太子。邓太后诏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伺候皇太子读书，曹腾入选。太子特别与他亲近，饮食赏赐，与众有异。及刘保（汉顺帝）即位，曹腾由小黄门迁中常侍。又如交通内外。《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提到：“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主持朝政,政事纷繁,朝臣议处国家大事,没有办法进内宫参加谋划,下达诏令,不超出皇后所居的地方,因此,不得不任用宦官,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宦官身上。”太后临朝称制时，宦官担任起了沟通内庭与朝廷的工作，这也使得东汉的宦官直接参与到了政治事务的管理当中，因此宦官的权力加重，变得“手操封爵大权,口含王法诏命,不再只是担任宫廷、永巷的职务”。同时，我们前面多期曾讲述到东汉的小皇帝们是如何通过宦官来摆脱外戚的专权，这也使得宦官变成了稳定皇权的重要力量，其地位更加变得不可动摇。宦官的制度的“创新性”发明，除了保证血脉纯正之外，又在诸多方面有着极大的作用。对统治者而言，宦官制度甚至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这才使得宦官制度得到了皇权的背书，成了历代王朝的不二之选。因此，不仅东汉摆脱不了宦官制度，甚至后续的一千七百年间，不论皇位谁来坐，都传承并维护了这一制度。如此看来，宦官制度如此优秀，理应受到大家的认可，然而现实却是饱遭诟病。原因呢？惑乱朝纲。这就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宦官为什么要惑乱朝纲？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群体，最主要的生理特征就是阉人，丧失了生殖器官与生殖能力的他们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正常男性之处。除了“无须”之外，由于阉割时造成的尿道受损，造成了一系列生理状态变化。而生理变化的背后带来了心理状态的变化，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屈辱感、自卑感、团体意识和发愤意识。先说屈辱感。宦官被阉割后，身体惨遭伤害，精神蒙受摧残。在重视宗法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古代，“阉割”这一行为，上辱祖先，下绝后代，遭阉割的宦官饱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大众的排斥，继而产生内心的痛苦与屈辱感。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宦官这一群体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再说自卑。这一情感较易于理解。在非于常人的情况下，宦官的遭遇会促使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平和驯顺，安分守己，另一种则是喜怒无常，多利己主义。宦官的自卑感，很大程度的对其心理状态造成扭曲，继而产生了残忍、虐待、狂热等一系列变态行为。虽然丧失了性能力，但是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宦官通过结对食、娶妻妾、收养养子来达到对自我的补偿，更有甚者也会进行嫖娼等行为。这一系列的补偿行为其实均源自于自卑感带来的补偿心理。其次就是团体意识。统治者的性欲越强，后宫的数量就越为庞大。大量的嫔妃、宫女就又会催生对增加宦官数量的需求。举个例子，桓帝时，宫女数量达到五六千人之众，到了唐玄宗时，甚至有四万人之多，这无疑都增加了宦官群体的基数。有了团体基数，又具备共同生理缺陷特征，且均生存在一个特定范围，就会产生一种认同意识。尽管宦官内部也会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如上期我们讲到曹节在看到王甫的尸体时发出了“我们可以自相残杀，野狗凭什么舔我们的血呢？”的感慨，但在面对外戚、士族的共同排挤时，宦官们因共同的遭遇和生存环境，还是可以缔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这个团体意识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结党营私，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宦官政治集团。如窦太后把持朝政时，面对窦武的威胁，宦官们歃血为盟；又如何太后把持朝政时，东汉宦官以“我曹种族”为号召，反杀何进。再聊聊发愤意识。在被阉割后，宦官们整体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万念俱灰，只满足于眼前利益，变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在此情况下，对于后世的事情不再过多思虑，只把眼前的得失作为自己的目标；另一种则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蔡伦（改进造纸术）、郑和（促进中外交流）等，在经历了强烈的精神痛苦过后，加深了对人生意义的理解，继而产生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意识，在文学、科技、对外交流等方面创造了极大的价值。宦官作为历史长河之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仅生理上与普通人存在较大差异，心理上也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种种所作所为，其实都与生理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变异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在分析史料上宦官群体的评价时我们需要充分的考虑到一点：宦官其实才是宦官制度的最大受害者。而宦官制度的需求，才是造成种种悲剧的源泉。最后，中国历朝历代真的离不开宦官吗？答案是否定的。封建皇权制度下，统治者对性与权的需求才是历朝历代离不开宦官的根源。宦官制度，只是皇权的遮羞布罢了。所以，如果要论为什么历朝历代需要宦官这类问题，其实偏离的问题的核心，因为真正不合理的不是宦官与宦官制度本身……而是皇权。五分侠2022年9月2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