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抵抗“剪辫子”？

“辫子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辫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头发的故事》、《风波》与《阿Q正传》中都对辫子展开了相当多的描写。

一条辫子，怎么会变成了问题？

大家好，我是专注于讲述历史故事的五分侠，今天我们来聊聊：谁在抵抗“剪辫子”。

什么是“辫子问题”？

辫子，其实只是是一种发型。

有明一代，汉人和满人在发型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汉人蓄发而满人剃发留辫。

汉人蓄发，其实早有传统，头发之于汉人来说，意味神圣。

一方面，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毋敢毁伤”之说，头发被视为汉人“行孝”的标志；另一方面，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还会披着一头散发、一边胳膊露在外边，与夷狄没什么分别。

汉人脑袋上的头发早在春秋时就和“文明”与“野蛮”画上了等号。

而满人的“金钱鼠尾”本是为了适应生活环境、方便穿梭行动而起，其实就同汉人最初开始蓄发一样，只是一种社会习俗，并不具有什么政治上的含义。

随着满人对明朝的征战，一切都变了味道。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克抚顺，收降抚顺守将李永芳，并剃其及近万明军发须，据载应是满人强迫汉人剃发留辫之始。

自此之后，汉人的剃发留辫就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意味着是否归顺满人政权。

顺治元年，清军占领北京后随即发布“剃发令”，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再次强调了剃发易服的重要性。

为了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甚至发生了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惨案，“剃发令”一度让这些地区血流成河。

这就是“辫子问题”始。

有始就有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一片喊打声中土崩瓦解，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告《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

其实早在孙中山的《剪辫令》发布前，“剪辫运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最初是清政府在海外的留学生，因为受不了洋鬼子“pigtail”的嘲讽，剪去了发辫，后来这股浪潮传入了国内，康有为甚至上书光绪陈情要求剪辫，但随着戊戌变法的终结，此事也变得不了了之。

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剪辫运动”才算是正式在中国大地开花。

按照常人理解，满清政府垮台，受两百多年压迫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剪辫子一事应该坚决拥护，全国都该一片中欢天喜地。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一帆风顺。

一面是“剪辫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行，一面是相当一大批民众的抵抗。

很多学者提起此事，往往简单粗暴地以“奴性”二字对民众进行抨击，然而，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想要客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况，首先就要抛掉偏见，从“剪辫运动”的开端入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两天后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发布了《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其文第八条罪状就是“辫子问题”，“剪辫运动”随即展开。

军人、学生是最先响应剪发号召的。

军政府把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走到大街小巷进行宣讲。在各个城门要道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对于没有剪辫子的人，一律不得通行。宣讲团还配有剪辫队，遇到没剪辫子的人当即剪掉。剪辫队还上门服务，可谓是深入到了千家万户。

军政府同时还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子就没收工作证，军人不剪辫子就不发军饷，学生不剪辫子不得进入学堂。

随即，“剪辫运动”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行，热烈如湖北、湖南、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重庆、四川，都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推行措施。

然而积极推行的背后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如火如荼的“剪辫运动”初期，剪辫团体内掺杂利益复杂。

当时的社会上大致有三类群体，一类主动剪辫子，积极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这里面有留学生，有军人，也有知识分子；一类反对剪辫子，大多是清朝遗老、保守士绅以及偏远乡村的人们；然而还有一类，数量其实也颇为庞大，就是对剪不剪辫子犹豫徘徊的人。

而这第三类人群，大多来自不容忽视的平民群体。

平民反对剪辫子，与第二类人群并不相同。他们反对剪辫子并不包含强烈的政治色彩，更多的是对粗暴的剪辫手段的恐惧和对剪辫后可能遭遇风险的担忧。

平民群体中有因暴力推行继而抵抗的人。

在“剪辫运动”伊始，有军人手持剪刀，看见留有发辫的平民就剪，平民多是被迫剪发辫，因此也引发了大量暴力事件与命案，相关的新闻并不鲜见，矛盾冲突十分尖锐。

如1912年，上海南汇区武举人樊培生聚众抢劫，扬言要将剪辫子的人进行杀害；镇江、湖口、湘潭等地也均因剪辫子发生过命案，其中最出格的当数山东昌邑县的“五·一八惨案”（农历时间）。

在昌邑县的县衙门口的宣导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两位乡绅的辫子，到了夜晚，劣绅传令各商户壮丁巡逻打更，造谣说接到了宣统皇帝的来电，要杀“秃子”。第二天一早，昌邑县城隍庙内钟声大响，之后就发生了惨案，二十七名剪了辫子的人惨遭杀害。

平民群体中也有心思颇为“活络”的人。

有的人为了拿军饷，剪辫投军；也有的人拿起“剪辫子”这件政治正确的事趁机攻击其他不愿剪辫子的人；还有人甚至强迫他人剪辫子只是为了将发辫卖钱。

在这股狂热的浪潮下，“剪辫运动”在底层的执行情况大有变形之势，这固然与底层民众无法理解革命的纲领与意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民众最为关心的生存问题，辛亥革命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

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

民众的诉求是要个安稳的生活，革命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大，满清政府垮台后，革命党人并未施行轻徭薄赋，激发了反对摊派捐款的矛盾。革命政府未能妥善地解决好国家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这也是“剪发运动”遭遇抵制的一层原因。

不过辫子终归是要剪的，革命政府既要剪辫子，也要维护社会稳定。

面对民众的暴力反抗，革命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对“剪辫令”进行了调整：

1911年12月29日，沪军都督府颁布了《禁止强迫剪辫告示》，明令禁止强行剪辫。

1911年12月31日，安徽芜湖的一个剪辫队闯入怡和洋行强行剪掉了中国雇员的辫子，遭到了洋行老板的抗议。芜湖军政府随即发出告示：禁止实行强制性剪辫。

虽然1912年3月5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中有“凡未去剪者于令到三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尽净有不遵者违法论”之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真正推行。

所谓的强制《剪辫令》此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自由度，李喜所在《‘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肯定道：

“比起清初的血腥的留辫运动是莫大的进步，表明人们的自由观念在有限度地提高。”

面对“剪发令”的艰难推行，1912年10月28日，《剪发议案》又提出了三条“剪发辫法”：

第一，凡为中华民国之民，须一律剪发辫；

第二，凡未剪发辫者，停止公权；

第三，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于蒙古、西藏、青海得以教令展缓施行之期。

《剪发议案》的核心是以“剪辫”为基础，与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全面挂钩，对于不剪辫子的，就不能算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自然也就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诉讼权的相关权利。

面对“以最微末之发辫停止最重要之民权”的情况，袁世凯旋即通令：议员“选举法”等“均无未剪发者应停止选举权之明文”，因此不应剥夺留辫者的公权，同时也指出，剪发虽为民国政令所关，但不能强迫施行以免造成祸端。

袁世凯的政令在客观上让“辫子问题”得以与政治问题脱钩。

辜鸿铭

1921年，溥仪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标志着满清的“辫子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虽然仍有如辜鸿铭一样留着辫子的人，但并没有人给他扣上政治上不合格的帽子。

辫子，终归是消失了，但须知，这并不是单单是依靠“运动式”的推动来完成的。

其实所谓的“辫子问题”，本质上是国力与民生的问题。

怎么解决复杂的“辫子问题”，比起“运动式”的嘲讽、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时代中的热血青年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多一些理性。对于欧美的所谓潮流，也要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

最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去看待“辫子运动”时，也应该意识到一点，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脑袋后面的那根辫子，而是在于辫子上的脑袋。

正如辜鸿铭所说，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

五分侠

2022年11月18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