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忝为学者，不能不参加学术会议。见得多了，忽然悟得，学术会议本身就值得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好好研究一番。因此，请动笔墨，将一鳞半爪的观察与思考记录下来，其间不免掺和进不少以偏概全之见。文不见佳，意有所偏，读者寓目于此，不可不察。▍鸡肋式学术研讨学术研讨会，学术最不重要。没有人，为了学术目的搞一次研讨会。搞研讨会，是因为有一笔会议经费需要花掉。经费多，就搞得规模大些，来个豪华版，钱没花完，不行就再搞一回。有的研讨会，是国家机关与学术单位联手搞的，这种研讨会，与机关的业绩挂钩，为了领导的成绩单有好看的一笔，就搞个研讨会，营造出“咸与改革”的气象。学术研讨会，在哪里开很重要，去开会随便旅游一番，会议主办方给报销往返交通费，免费提供食宿，外加旅游，功德就十分圆满。学术研讨会，能见到哪些与会的人，也很重要。大家多日不见，借此机会彼此握手言欢。年长者可以直观了解彼此还健在，初出道者拜见一下大咖，留个好印象，将来评职称和参评各种学术奖项，也好得个照应。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很受欢迎，有的人来套近乎，顺便打听一下自己投的那篇稿子是否能被采用，为以后发稿子蹚蹚路，做些铺垫。没有人，为了学术目的而参加研讨会。参加学术研讨会，大多是为了捧场。大咖去参加研讨会，算是给面子；有头有脸的官员参加研讨会，算是撑场子；初出道者参加研讨会，是为了增加露脸的机会，随便替会议主办方凑个人气儿，履行“完形填空”的大任。学术会议，研讨的话题令人敬畏，绝对是主题重大，叙事宏大。会议进行中，大家郑重其事，仿佛军国大事都是通过这类研讨会议决的。在有限而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很多学者聚集，有泰斗焉，也有漏斗焉，在会议进行中，有顾盼自雄的，也有正襟危坐的，有不苟言笑的，也有表情丰富的，“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的”，与会者老是那些熟面孔。猗欤盛哉！一次又一次会议参加下来，虽然不知研讨出来个啥，但是会议的形式还是很庄严的。闲来无事，将学术研讨会的生态作一番描摹，似可为局外人留下一份剪影，意义不可谓不非凡。会议上发言，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发言。没人管你学术上有无创见，声望到了，自然有人安排你发言，不发言的，可以点评(如今学台湾逐渐改叫“与谈”了)，既不发言也不点评的，就主持一下。发言、点评与主持，早就变成了一种资格、一种待遇。偶尔遇到自己提出什么都不想做、只来参会的大咖，大家觉得怪对不住人家似的。到域外开会，就颇不适应。人家要求写出论文，并根据论文内容决定谁有发言的资格，郑重其事，很不利于心理健康。我们自己搞研讨会，脑子与耳朵都可以放家里，只带一张嘴来，发言时间一到，就按主持人安排说上一嘟噜话，时间过了，就住嘴。吃会议饭的时候，这张嘴还有大用场。会议印有日程，大家按议程行事，丝毫马虎不得。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除了议程表外，还有座次表，拍照位置表，赶上有研讨会论文集的，更显得十分正式。每人发言限定时间，会议还是以超时为常态。主持人强作幽默，实则俗套，会场时时有尬笑，掌声很廉价，代表着一种礼貌。鲁迅曰：“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会议大厅坐一天，说与不说，听与不听，都挺累，坐两天，就更累。累了下来，发现不知都研讨了些啥。反正觉得会议大厅，更像个犯罪现场，被谋杀者间杂着自杀者(无端浪费自己时间的)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那时间，那卧姿，那血泊，谁都看不见。▍羞于称学者法律界的研讨会，既有学者，也有实务部门的与会者，学者往往是主角或者座上宾。对于学者发言，可以多一份期待。毕竟，学富五车，倾倒四座，高屋建瓴，一语中的，这一类美好词汇，都可用来形容学者的高谈妙论。学者之价值得以展现的机会，一是讲台，一是学术研讨会，深厚的知识土壤，能够长出妍丽的思想之花。笔耕的稼穑，舌吐的莲花，怎不令人期待？初次涉足学术研讨会的雏儿，得瞻学者的丰神，更是满怀期待，希望学术研讨会是一场思想的盛筵。多次与会，我曾留心观察，想感受学者比实务部门的与会者发言，有何高明之处。观察的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学者的发言，大多未能展现学者的学术专长，其见识未见得比实务部门的与会者强多少，学者的角色，不具有无可替代性，有他与没有他与会，有他与没有他发言，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形式上的差别是有的，有学者充门面，壮声势，让很多学术研讨会带着学术气息，尤其是著名学者前来赏光捧场的学术研讨会，看与会者名单，已觉功德圆满，不必听他们玉音放送，已可用兴奋之笔为会议礼赞。当学者轮流发言，已经准备了满满一胸怀的敬意也就慢慢消逝了。听其发言，大话套话者有之，陈词滥调者有之，信口开河者有之，思想贫乏、逻辑混沌、语言乏味者兼而有之，从中找不到打动人心的表达，更不见启发心窦的思想，除了有发言的形式意义，并无表达的实际价值，侧耳倾听，谋杀的都是彼此的时间。究其实，当今学者满坑满谷，虽然顶着学者的头衔，其实并无多少真实学问。学术研究之创见，本应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如今之学术界，对于学术原创性并无严格要求，所谓学术研究成果，属于真正有知识增进的不多，自然就有许多无学之人混迹其中。即使有些学者对于有的学术问题有所心得，也不是一通百通，什么都懂，在各种研讨会上就各种问题发言，自然力不从心。学者缺少真实学问，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不重视新知识的获取，缺乏书卷气，是当今许多学者的通病，学者本应为“书淫”，如今的学者却似乎读书量不足，殊不知学者主要的知识来源是书籍，但许多学者自断源头活水，不肯花时间读书，知识贫瘠，学问云乎哉！二是思想上懒惰，即使博览群书，凡事不去用功精研究，也没有自己的创见，转述别人的思想，并非学者的价值所在，但是真要思想，又恐于精气神有损，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有些人，临睡稍一思想，就会失眠；另有些人，清醒时胡思乱想，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没有艰苦探索，哪来的独到见解？三是缺乏学术研究的刺激源，学术研讨会上没有热闹的学术争议，更没有激烈的学术交锋，其乐融融，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心照不宣。学术圈充满混碗饭吃的家伙，学术研讨会上，大家相见会心微笑，都知道没有几个人在学术路上披荆斩棘，半斤八两，同侪尊重，谨遵缄默法则，不必说破。当学者本身并不尊崇学问的时候，学术研讨会就成为学问的荒漠。叔本华曾言：“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知识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就是何以他们决不可能写出传世佳作的原因。因为若要如此，他就必须把知识作为目的来追求”。论文、专著，只是评职称或者评奖的工具，达到目的就好，谁管那里面有没有真实学问。学者无学，言之必然无物。除了很多研讨会重复来重复去的议题，可以将上次复上次的发言重述又重述，若轮到自己对于素乏研究的议题发言，自然就要扯淡。美国学者哈里·G·法兰克福就曾尖锐指出，当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话题侃侃而谈假装很懂的样子，扯淡就开始了。学术研讨会上偏多这种扯淡，好在大家都不计较，毕竟，会议的形式大于实质，认真做甚？说到认真，恰是解决各种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研讨会的不二法门。可惜，我国的民族性格中恰恰缺乏“认真”这一味药，学术研讨会的鸡肋化遂成为当今学术界一种坚忍不拔的现状，无足为怪也。“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本文首发《法制日报》，为传播而发，特此注明！

这些年，有关民国学人的治学一直是个热点，我们之所以回望民国学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国学人是活在学问中，而不是活在千奇百怪的课题中。他们的出名都是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独到的研究，为他人所不及。

罗志田（1952年—），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必记本”注：本文为《学术月刊》编辑张洪彬与罗志田教授关于博士生培养的一次访谈，原载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特节选以供分享。○

俞吾金(1948年6月21日-2014年10月31日)，复旦大学教授

高永平，首师大教授1883年，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张福贵（1955年11月—），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的一种生存状态，更是知识分子和人类的精神诉求。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最终将使学者和学术都失去社会的公信力。但究其根本，学术不平等是造成当下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症候。第一，官本位意识导致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学术不平等首先是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本应确立一种学理意识和学术平等的共识。在一个学术群体中，有着不同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地维护和坚持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权利上的平等原则。在具有“官本位”和等级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中，学术身份往往与社会身份乃至政治身份混淆，甚至常常以后者作为前者的评判尺度，从而造成行政权力越界，扩大或者置换为学术权利，最后导致学术权利和价值评价的不平等。学术不平等体现在资源配置、报奖评优等一系列程序中就是不公平。当下，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换和混淆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这里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有时候也包含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还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第二，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学术不平等还表现为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强调“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引导下，急功近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导向和社会潮流。没有着眼于未来和人类的基础学科发展的现实策略是没有前途的，都去服务现实，谁去服务未来？都去服务社会，谁去引领社会？都去服务地方，谁去服务全国和世界？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活动最终产生的只是工具性价值，而不会成为人类的思想资源。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和应用技术就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是，受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当下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极度量化的时代。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由于量化促进了学术界和高校的学科发展，也由于量化又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问题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焦点。目前这些指标不仅是学术地位的标志，也是教育经济的增长点。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国家学科理念的成熟，这一评估体系终究要被淡化。在评价体制上，由于学科的性质不同，自然科学有完整而比较成熟的量化程序和科研评价体系，而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甚至不得不按项目经费的额度来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和研究人员的津贴等级。近年来，人文科学的量化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到了极致。在中国当下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已经成为一种组织性的公共活动。自然科学的世界性标准早已成为我们认定并且梦寐以求的尺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标准一直是令人怀疑的，其实也很难有世界性标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中没有一种世界性、人类性的意识。至少，研究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不能与人类性意识相悖，要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积极性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注重外在的社会评价转向内在的学理评价，由注重静态的结构评价转向动态的功能评价，由注重短期的量化指标转向长久的价值指标。第三，学术主体性缺失导致创造性严重不足。学术不平等还表现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受中国古代“述而不作”（“必记本”注：语出《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注疏传统和当代体制文化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理论已经成为不可证伪的前提，已经具有了先验性，而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其加以阐释和论证而已。于是，在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权威人物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看，实质上研究者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判断置于研究对象之下，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学术伦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学术判断的能力。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标准的核心，是通过主体批判意识而形成的独到的思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培养人的思想能力，除了专门性的史料整理之外，材料只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项研究成果的所有思想都是原创性的，但是至少核心观点中应该包含个人独到的思考。这也是学术品格的主体性原则。另外，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对于自己学术品格的坚守，即学术道德的“守贞”。学术腐败不只表现在抄袭和剽窃等浅层次问题上，更表现在学术理性和操守的丧失等深层次问题上。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不确定性，致使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权威的敬畏或利益的诱惑，缺少学术操守，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像某些股评师一样，充当“诠释者”和“解说员”的角色，甚至成为某些学术理论的“托儿”，使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研究者本身失去信任。在国家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今天，决策层越来越重视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越来越依靠和信任专家学者意见，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学术和学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根治长期积累的结症。人文社会科学不能成为权威与利益需求的论证表态者，而要代表社会的良知，成为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库。“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本文首发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陈平原（1954年—），北大中文系教授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必记本”注：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怎么办？只好和光同尘。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必记本”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韩国电影《举报者》，改编自2006年韩国干细胞造假风波是不是太悲观了？这可是“与国际接轨”。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必记本”注：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问题在于，此举影响深远，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矩。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最为重要。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本文首发人民日报，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何怀宏

罗志田（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撰文论及学术会议的仪式化，但该文写就后未及发表，适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于是有同事误以为我是在说那会。这是个误会。拙文实先已写就，不过发表稍晚，恰出现在会议之后而已。若一个人自己做着某事，又对此事表示不满，虽可以托辞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终有些不地道。在民国早期，倒真曾见类似的现象。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撰文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却并不以其掌握的权力改变这政策，可谓史上奇观。但那是士与大夫分离之后读书人向知识人过渡时代的特殊现象，不易重现。近年也曾见退下来的大学校长和副部长谈教育弊端。尽管他们和章士钊一样选择不在任上解决自己看到的问题，到底还是退而后针砭。学者不能连官员也不如，一边开会一边批评会。虽说一人可有多重认同，若身份转换太迅捷，仍难避虚情假意之嫌。以此视我者，或也有点不仁者见不仁。其实我是希望以学术会议为例，说明我们的学术呈现一种日益程式化的态势，有可能变成被程序控制的仪式和表演。前文刊发后，最近回看电脑，竟然先有“学术仪式化”一文的半稿在，说的正是学术会议。可知我心中存此思虑，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今日各类学术程式中，学术会议的确是一个重要成分，现在几乎已到没有学术会议就不是完整“学术”的程度了（如有的历史系就曾规定研究生不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不能毕业）。在一些重要的科研单位，每到年底，可谓放眼皆是学术会议（因为当年开会的任务要完成，当年的经费也要用完）。而学术会议本身，也越来越仪式化。不仅前述的报告和问答逐渐行礼如仪，其他很多方面，也往往带有“

teachers?）作者通过研究研究质量和教学质量的关系，发现一个反常现象：顶级学者（“必记本”注：leading

李零（1948年6月12日—），北大中文系教授最近我老琢磨一个怪问题，即古代的“现代化”。我总觉得“百家争鸣”和紧随其后的秦汉帝国，在思想气氛上和社会组织的设计上都有点象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所以我愿意读点福柯，特别是他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两本大作。我很感谢北成、远婴（“必记本”注：即刘北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远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感谢他们把我那本“束之高阁”的《规训与惩罚》(英文本)翻成中文，并把此书的姊妹篇《疯颠与文明》(亦英文本)也一并译出，让我和其他中文读者知道，在这样一个世界还有这样一个人，他吃着“现代化”，喝着“现代化”，但并不感恩戴德，也并不心悦诚服，冷水泼得你一头冰凉。福柯是个大名鼎鼎的“怪人”，一位专门跟现代文明抬杠的“楚狂”。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发明史”(他常用“发明”一词指下述组织”和“技术”的诞生)。它既不是讲先民作弓矢网罟渔猎，从百草中选育五谷，从万兽中驯化六畜，埏埴陶冶制器，服牛乘马致远；也不是讲现代人引为自豪的电灯电话，飞机战舰，火箭、电脑、避孕套。它讲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技术”(“必记本”注：“权力技术学”或“权力经济学”)，即人怎样把活生生的人任意改造，当作可抟之泥，可塑之器，可以“到处生根发芽的种子”，可以“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的牛羊。甚至还能把他们标准化、格式化、数量化，编为程序，组装成机器，只要电钮一按，顿时一片轰鸣；或者摘心换脑，使你习焉而不察，积非成是，达到指鹿为马的地步。福柯的《疯颠》是讲现代精神病院的“发明”，《规训》是讲现代监狱的“发明”。书中有年代序列，有文献考据，据说也算严格的史学著作。可是他不写这不写那，单单挑中疯人院和监狱，专从这类“权力关系”来讲现代社会的演变轨迹和基本设计，拿它们当现代社会的缩影或象征，这却颇有庄生寓言的味道(书中术语也往往带有隐喻的色彩)。福柯的书乍读令你惊讶(似乎危言耸听)，继而让你害怕。仿佛身在阳光之下，心在恶梦之中，“过去”与“现在”可随意切换，“自己”与“他人”也时有混淆。“权力关系”像一张大网，紧张和压抑憋得你透不过气。也许是孤陋寡闻吧？这样的书我还是第一次读到。福柯的“发明史”，重点是讲现代。他说他没有兴趣“从现在的角度来撰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而只想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必记本”注：《规》29页)《疯颠》一书，时间跨度有六百年。话题是从“疯人”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谈起，即中世纪末随着麻风病的消退，疯人开始取代麻风病患者，成为社会排斥和隔离的新对象。然后是历述这种排斥/隔离机制的各种变形：文艺复兴时期(十四——十六世纪)是用“愚人船”放逐他们(就像舜投凶顽于四裔)；古典时期(十七世纪)是把他们当“社会垃圾”，和罪犯、盲流一起关进收容所，叫“大禁闭”；启蒙时期(“必记本”注：十八世纪)是把他们当“瘟疫”来隔离，叫“大恐惧”；终点是十九世纪，即把疯人与罪犯分开，当病人看待，与“正常人”隔离，实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这样才形成现代的精神病院。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同样，《规训》也是讲类似时段里的类似变化。它的聚焦范围虽然窄一点，主要是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刑罚制度的转变，即从菜市口杀头那样的“公开处决”到围以高墙深院的“隐蔽执行”，从五花八门的酷刑设计到形式单一的“统一惩罚”(只有“咔背儿”即死的极刑(如绞刑、斩刑、枪毙、坐电椅)和按罪行轻重递为增减的量化徒刑)，但终点相同，强制改造之中也寓有“挽救”之义(“必记本”注：通过“感化”和“反省”等等)，由此发展出以“规训”为特点的现代监狱。福柯讨论的时段同《资本论》大体相同(书中多次引用此书和马克思的其他书)，焦点也是十九世纪，十九世纪以前的“血泪史”是被当作现代社会的“史前史”。十九世纪以后，马克思没见，福柯也没讲。这不是他的忽略。因为在他看来，本世纪仍是十九世纪的直接延续(“必记本”注：书中提到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的法国监狱暴动)，并非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读福柯的书你会发现，他的风格不仅是“出奇制胜”，喜欢讲偶然，讲断裂，讲意想不到的变形，其实他还有个特点是专爱“揭老底”，喜欢讲“万变不离其宗”，讲“换汤不换药”(后者和他的价值判断关系更大，并对“打通古今”很有用)。人家越是说“进步的不得了”，他越要说“退步也不少”。比如从中世纪的麻风病院到现代的精神病院，从车裂达米安(“必记本”注：Damiens，刺杀法王的凶手)到现代监狱，前后的反差已足够强烈了吧？但作者的用意却根本不在“忆苦思甜”。他反而是想提醒读者：“权力机制”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它的形式已经面目全非，但类似的“发明”总有功能的连续。总之，在福柯眼中，这不过是大毛虫变成了花蝴蝶。人类社会组织并不就是人力的集合(“团结就是力量”)，其功用也未必在于对付自然灾害或狼虫虎豹。在福柯看来，它的一切精巧设计(哪怕是最文明的设计)，主要都是为了对付“人”——我们这些聪明固为众灵之长，凶残实亦超过猛兽的“裸猿”。人对付人的办法一向很残酷。比如在古代，有一项至今还让我们自豪的发明是名曰‘蹴鞠”的足球。据马王堆帛书《十六经》，黄帝杀蚩尤，剪其发做旌旗，剥其皮做箭靶，充其胃做足球，腐其骨肉做肉酱，令天下尝之，以儆效尤。传说最早的足球竟是用人胃制成。那时的人对虐杀同类，甚至吃掉同类是并不感到脸红的(“必记本”注：《水浒传》中的英雄也往往吃人)。酷刑的延续相当长，废止相当晚，而且至今不能彻底。尽管古代的“肉食者”早就有人从吃牛羊而想到自己，终于“不忍其觳觫”而“远于庖厨”，“除秦苛法”(？)的汉代也有过“除肉刑”的壮举(“必记本”注：参看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的《刑法分考》五)，但它作为一种制度受谴责而废止，离现在可非常近。比如福柯讲车裂达米安，那种撕筋裂肉、死去活来的场面，二百年前在欧洲还是家常便饭。我一度曾在赛克勒/弗利尔美术馆做研究，曾从该馆收藏的《The

“必记本”注：林毓生，著名思想史家，专攻中国思想史，生于1934年8月7日，于2022年11月22日去世，享年88岁。林毓生生于沈阳，14岁时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必记本”注：赵利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三月中旬，赵利栋接到所里通知后，与瞿老联系访谈事宜，瞿老愉快的答应了。在三月下旬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赵利栋第一次见到当时已九十八高龄的瞿老。到瞿老家时，瞿老已在书房等。赵利栋就瞿老的成长经历，工作与研究的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与体会进行了访谈，后又有多次的访谈。访谈稿是在三次瞿老寓所的访谈和两次电话访谈的的基础上写出。访谈稿经瞿老审阅。▲

邓晓芒（1948年4月-），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离开武汉大学，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必记本”注：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必记本”注：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

1、写文章和说话没有中心论点。无论600字还是1000字的文章、1分钟还是10分钟的发言、考试中的作文还是平时作业，都是如此。在文章和发言中，他会东扯西拉地举例子或讲道理，但全篇毫无次序。

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讲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此之后，大学建设若强调人才之重要，必冠冕堂皇引之；若再谈大楼之谓，便似乎矮了三分，底气严重不足。加上“非”“有”更似强调非此即彼的关系，令今人常易生误读，以为大学之大，纯靠大师，与大楼无关。于是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常有一种错觉：办大学，我们大楼的条件已经足够了。甚至如今很多地方投入巨资推动“双一流”建设，大都规定经费大部分用于人才引进，基本不能用于基建、设备等用途。因此，颇有必要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的关系，以对当下一些误入歧途的办学实践起到一定的匡正之功。1、不可割裂来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今人易对梅贻琦的话有所误读，乃在于不了解当时此话的背景。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前一年，即1930年，前任校长罗家伦已委托清华校友杨廷宝所领导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华的规划，建成了生物馆、气象台、明斋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作“又一四大建筑”，且和清华原有建筑一样，采用西洋古典建筑的布局，恢宏大气而又有象牙塔之风。梅贻琦回国担任校长时，大楼已成，且经费充足，又面临着当时国家政治中心南移而导致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他认为学校经费更多应投向延揽人才，才有“大师之谓”之说。在梅贻琦当日的演说中，讲“大师之谓”之前还有一段话。原话是：“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因此，梅贻琦实质上是将大楼和大师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的，只是为了防止当时清华校园大兴土木之风的思想蔓延，更加强调人才之难得。而且，所谓“大楼”，不仅指的是建筑，还应包括仪器和设备等，是大学办学硬件的泛指。而且，从历史实践来看，梅贻琦也并非不重“大楼”建设。他发表演说当年，便委托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展清华园的建设和规划，在延揽“大师”和建设“大楼”上是齐头并进的。沈理源被称为中国现代建筑开山鼻祖，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清华化学馆、机械工程馆、航空馆和静斋宿舍楼等建筑都出自其手。当然，这些建筑风格的背后也显然有着梅校长“大楼”理念的影子——风格朴实谦和，立面简洁去装饰，融合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其后也成清华老建筑之经典。追溯历史，其实当时清华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大楼之谓”的优势，延揽了很多“大师”：当时清华校园建筑和设备基础非常好，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资金支持可以带来优厚待遇，再加上当时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好，所以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引进了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园，既有大楼之基，又得大师云集，可谓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期。2、重新审视身处现代性之中的大楼和大师因此，在当今大学办学实践中，引经据典固有好处，可以不时提醒主事者应有高远之理念。但若言必称希腊，则有本本主义甚至教条主义之虞，容易误导实践。如今离梅贻琦执掌清华之时已将近百年，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冲击和改造，我们必须对“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重新予以时间维度的审视。梅贻琦发表这篇经典演讲的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性浮现并开始涨潮的年代。其标志性的背景即是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无比热情地拥抱象征启蒙的“科学”和“民主”。彼时的现代性焦虑，是中西文化冲突之间的焦虑。尽管当时时局不稳，但在中国的知识界，很少有经济焦虑。尤其是作为精英高等教育年代的大学教授，普遍享有较好的薪水待遇，基本可以做到“读书不为稻粱谋”。但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学教师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内部环境上，高等教育早从以往的精英时代转入大众化时代，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教师也从象征着象牙塔的知识精英，转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种大众化职业身份。大学教师群体的数量也大量膨胀，其精英色彩更趋消退。而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所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处于一个不断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历程，长期的转型使得现代性焦虑更加突出。尤其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国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感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普遍附着了更多的“经济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房价问题：如今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房价畸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价，让收入最多跻身于中产阶级层次的大学老师常只能望房兴叹，更别说刚刚博士毕业的“青椒”，而这些一线城市又恰恰是集中了最多大学的城市。因此，这个时代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早就从文化焦虑转变成了一种经济焦虑，这种经济焦虑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毫无二致。因此，当我们讨论“大楼”与“大师”，必须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而非一味缅怀过去。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多元化与扁平化，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大楼所象征的硬件条件，在百年前的清华不成为问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却成为一个时代命题。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吊诡，但却具备现实合理性：如今已经进入一个需求多元的年代，大楼不再是少部分人的权利，而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需求甚至刚需。在需求范围更广泛和需求层次更高的今天，“大楼”还将长期作为大学办学中一个重点问题存在，而且问题的程度因区域、校情不同而不同。而包括住房在内的“大楼”条件的改善，正是化解当前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让这个群体平心静气做学问，产生未来“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也需要用现代性逻辑重新理解“大师”：如今不少学者的学术水准若作直接比较，可以说超越了民国的很多大师，但是人们总吝于冠之以“大师”之称号。为什么？由于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爆炸，每个人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言说都是速朽的。显然，无论我们是否情愿，公认“大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非要重提“大师”，应将定义放得更为宽泛：在如今专业主义盛行的年代，将“大师”理解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可能更为务实可行。3、如何通过空间的改善来涵养大师对于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的关系，需要从时间维度进行历时性和发展性的认识。而对于在当下的实践上如何求得“大楼”与“大师”的相得益彰，则要从“大楼”的属性出发，从空间维度来思考如何通过空间的改善来培养“人才”，进而涵养“大师”。一是在空间资本化的背景下增加人才的空间资本现代性之下的“大楼”，是资本空间化的后果。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城市空间生产理论，他研究了空间范畴的演化逻辑，并扬弃了把空间当作场所或容器的僵化观点，认为资本运作模式已经由生产空间中的事物变成生产空间本身。资本创新导致了空间资本化，迎来了全球性的空间生产，其表现形式便是全球性的城市化以及城镇化。而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住房的空间资本化，如今的住房除了满足居住需求之外，兼具资产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现在福利分房政策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有条件的大学最直接的方式是建设廉租房。如今很多大学“青椒”连周转房都没有，已经成为大学延揽人才的一大困境。因此，增加大学教师空间资本的最直接方式，是空间再造，为人才提供基本条件的公租房，为其安心教学科研提供基本保障。有些地区或学校限于条件，也许难以提供足够公租房，则可以采取间接方式——发放货币补贴。发放货币补贴的一般做法在很多地区和大学都有实行，但其额度相对稳定而且偏低，很难跟得上房价市场发展的步伐。这需要有条件的地区和大学作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比如广东省在2017年初出台的《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采取直接发放人才补贴的方式，颇显力度和创新——省级财政对新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发放150万到350万的购房补贴，还加大实施广东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支持力度，对入选者每人发放50万到120万元的生活补贴。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尤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思维和人才观的转变。在以往人才观里，谈“名”似乎还比较理所当然，但谈“利”便似乎不好意思。但事实上，科研人员也与普通人一样，安居才能乐业，只有给其创造在如今空间资本化下起码不至于连生存都举步维艰的环境，才能有更多的心思投入到学术科研中去，创造更大价值。二是通过空间文化的建设来涵养大师之所以说我们如今“大楼之谓”仍然缺失，乃在于国内大学虽近年来在硬件设施上不断提升，但对空间文化的思想认识却还十分落后甚至匮乏。因此，未来“大楼”之努力方向，乃在于空间文化的建设。一方面，通过校园建筑的空间文化来涵养“大师”。北方的清华、北大，南方的厦大和中大，都有着古典并富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建筑群，亭台楼榭，古树参天，都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空间文化。而这些大学长期以来人才辈出，大师延续不断，可见，“大楼”与“大师”从来都是相得益彰的。朱永新先生曾经描述过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他认为研究院贯彻了冯骥才“把大自然请进校园”的理想：院内建筑利用空间、环境、结构、材料及光影的独特处理，强化了现代审美与传统意境的融汇，表达了研究院的文学气质与文化情怀。他由是感叹研究院正是通过空间文化的探索将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引进大学的成功案例。笔者所供职的大学，前段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空间改造，侧重打造知识共享空间功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受到师生热捧。整个改造花费不过三百万元，也许还不够引进一位高层次人才，但却惠及所有师生，图书馆使用率和好评度大大增加，更多未来的“大师”说不定会因此而产生。另一方面，重视教师办公室文化建设。如今要谈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教师办公室文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首先来自于观念认识：很多高校在整体规划时便缺乏教师办公室的规划和设计，尤其是大学城和新校区，基本没有教师办公室的考虑。或者就算有，通常也是好几位老师或一个教研室合用一间办公室。由于缺乏独立的空间，难以专心科研和备课，于是很多教师就只能把办公室安在家里。另外，即便是有办公室，但却缺乏教师办公室独有的文化气息。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办公室的功能一是为教师提供独立科研的空间，二是方便教师接受学生关于教学问题的咨询。比如美国大学教师的办公室门上经常贴着接待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办公时间，更莫说英国牛津、剑桥这样有着悠久导师制传统的大学了。具有这样的规则和文化，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才更融合，不但有利于培养“人才”和涵养“大师”，也更是大学区别于科研院所，甚至企业车间的重要文化表征。一言以蔽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既要以时间之维来辩证认识，更要从空间之维来助益实践——以空间资本的改善和空间文化的建设来涵养“大师”。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绝非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并列甚至互为支撑的关系。无论中外之一流大学，大师与大楼，皆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大师因大楼而育，大楼因大师而名。因此，为今人更准确理解梅贻琦校长之经典名句的真正含义，斗胆对原句略改两字：“所谓大学者，谓有大楼之谓也，更有大师之谓也。”“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本文来源光明日报，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什么叫做休息？好好休息个周末？好好出去旅游一下？但事实上，往往越休息越感觉累。为什么呢？也许我们对休息存在误解，“必记本”推荐的这篇文章或许会帮我们分析究竟该如何休息。为什么你睡了11个小时仍然觉得疲累？为什么你花了好几万去岛国度假并没有增加生活的热情？都说要去KTV，去夜店，去游乐园就能忘掉不快，更带劲地开始新的一天，但是尽兴归来心里只剩空虚？我们真的明白休息的含义吗？我们休息对了吗？你理解的休息是什么？一个饱觉？一阵疯玩？到KTV释放饭后的一串饱嗝？休息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恢复疲劳，放松神经，当你重新投入工作与学习的时候觉得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新人。如果你的休息方式并不能为你带来这些，那么，无论这些活动的名字听起来有多轻松，看上去有多High，它都是一种错误。抛弃它们，来一场休息革命！首先，来看看我们对休息有哪些误解。1脑力劳动者，补瞌睡对你没什么用你写了一天的文案，主持了一天的会议，当一切都结束了，你叹到：太累了，这一天我要睡个好觉。我们的常识使得我们对疲劳的第一反应就是“去躺躺吧”。但这是一个陷阱。睡眠的确是一种有效的休息方式，但它主要对睡眠不足或体力劳动者适用。对体力劳动者来说，“疲劳”主要是由体内产生大量酸性物质引起，如果十分疲劳，应采取静的休息方式。通过睡觉，可以把失去的能量补充回来，把堆积的废物排除出去。如果不是很累，也可以在床上先躺一躺，闭目静息，让全身肌肉和神经完全放松后，再起来活动活动。但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大脑皮层极度兴奋，而身体却处于低兴奋状态，对待这种疲劳，睡眠能起到的作用不大，（“必记本”注：除非你是熬夜加班，连正常睡眠时间都达不到）因为你需要的不是通过“静止”恢复体能，而是要找个事儿把神经放松下来。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周末两天不出门依旧无精打采，而只需下班后游泳半小时就神采奕奕。2不必停下来，只是换一下既然睡觉不能帮助我们休息大脑，那什么办法才可以？答案是不停止活动，而只是改变活动的内容。大脑皮质的一百多亿神经细胞，功能都不一样，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成各不相同的联合功能区，这一区域活动，另一区域就休息。所以，通过改换活动内容，就能使大脑的不同区域得到休息。心理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做过一个实验，为了消除右手的疲劳，他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让两只手静止休息，另一种是在右手静止的同时又让左手适当活动，然后在疲劳测量器上对右手的握力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在左手活动的情况下，右手的疲劳消除得更快。这证明变换人的活动内容确实是积极的休息方式。比如你星期五写了5个小时的企划案，最好第二天去给你的盆栽们剪枝而不是睡到太阳晒屁股。还有一点，当你无法选择由脑力劳动转入体力劳动时，你不妨在脑力劳动内部转换。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讲过他的心得：“我本不是一个生来适于研究学问的人，因为我用功的时间稍长一些就感到疲倦，甚至我不能一连半小时集中精力于一个问题上。但是，我连续研究几个不同的问题，即使是不间断，我也能够轻松愉快地一个一个地寻思下去，这一个问题可以消除另一个问题所带来的疲劳，用不着休息一下脑筋。于是，我就在我的治学中充分利用我所发现的这一特点，对一些问题交替进行研究。这样，即使我整天用功也不觉得疲倦了。”所以，如果你有好几个问题要处理，最好交替进行，而不要处理完一个再开始第二个，那样会很快被耗尽。3最好的休息，是让你重燃生活的热情。我们的疲惫主要来自对现有的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厌倦。所以最好的休息项目就是那些让我们重新找到生活和工作热情的活动。如果你干完一件事，能够幸福地感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那这件事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恢复热情，调节情绪的方法。但可惜，我们缺乏对“休息”的想象力。我们能想出来的休息方法不是痴睡就是傻玩。我们给你开了下面一些活动清单，基本思路是以“做”来解决“累”，用积极休息取代消极放纵。当然，最适合你的方法还是要你自己探索。事实上如果你觉得打扫卫生比坐过山车是更好的放松，那么就去吧，别管世界上的其它人都在玩什么。也许你可以：1、用看两小时让你开怀的漫画或小说代替去KTV唱那些一成不变的口水歌。2、试着放弃在周六晚上去酒吧，10点入睡，然后在7点起床，去没有人的街上走走，或是看看你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的早间剧场，你会发现这一天可以和过去的千百个周末都不相同。3、不要再去你已经去过无数次的度假村找乐子了。找一条你从没去过的街道，把它走完。你会发现这个你感到腻味的城市，结果你确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它的妙处。4、旅行，而不是换个地方消遣。去一个地方对那个地方本身心存好奇，对自己这趟行程心存美意，感受自己经验范围以外的人生样貌。而不是坐了5小时飞机，只是换个地方打麻将，换个地方游泳，换个地方打球……5、从这个周末起学习一项新的技艺，比如弹电子琴，打鼓……每周末练习1小时以上。6、去社交。不要以为它总是令人疲惫的。虽然和看书比起来，它稍有点令人紧张，但也能让你更兴奋，更有认同感。你必须每周有两三天是和工作圈子和亲戚外的人打交道。它让你在朝九晚五的机械运行中不至失去活泼的天性。女性朋友们尤为需要走出去和朋友聚会，这些时刻你不再是满脸写着“效率”的中性人，而是一个裙裾飞扬的魅力焦点。7、做点困难的事，如果你是精神超级紧张的人。心理学家发现解除神经紧张的方法，是去处理需要神经紧张才能解决的问题。曾经一位精神即将崩溃的总经理找到一位医师给出治疗建议，结果他得到的处方是去动物园当驯狮师。一个月以后完全康复。所以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可以为自己再找份工作，但不要是和你职业类似的。比如去孤儿院做义工，或者去一个复杂的机械工厂从学徒干起，或者做一道超级复杂的数学题。往往珍惜生命的人，会不顾任何代价，去求得一个休息。休息十天、半个月，他们回来了。再看呀，是多么神奇的一种变化！他们简直是一个新生的人了。生机勃勃，精神饱满，怀着新的希望，新的计划，新的生命憧憬，他们己消除疲劳，获得了从新起航的动力——燃料。花些时间休息，可以使你获得大量的精力、体力，使你取得从事任何工作，应付各种问题的力量，使你对于生命，能有一个愉快正确的认识，天下还能有其它时间的投资对于你更加有利吗？当听到有人说，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休息，觉得这个人有些反常。或是他的能力不够应付他的业务，他的工作缺乏系统性；或是他不善于支配他的员工，以致自己离开时事业就无法运行；或是他生性就太吝啬，没有部下或团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肯牺牲。当然，假如他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系统，本人一离开岗位，一切事务就要无法运行的话，他自然不能休息了。但是假如他是一个有组织协调能力的人，假如他的工作有系统、有计划，适度休息，这正是业务中的有利投资，因为休息回来，他的精力会更加集中、精神会更加饱满。由此他的生命会延续的更长。人生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与发挥。每一个人都应该抛弃只顾工作不顾休息的念头。那种“生命不止，奋斗不休”的观念是错误的，应立刻从脑海中消除掉。否则，你还没有走完你应走完的生命旅程你就长眠于地下了。到那时你的理想、前途、事业不就都成了泡影了吗？因此舍不得时间休息的人，绝对不是一个聪明人。从人性的立场上来说，休息一事，利大于弊。古语说得好：“在患病的时候，任何人都是坏人。”即使是心底最善良的人，在身体疲惫不堪、神精衰弱的时候，也会变得不通情理、脾气暴噪。因此，当需要休息的候，你应该休息。不然的话，你的行为正如导师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也许受美国校园电影的影响，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大学充满free的感觉：开放式的课堂、各种社团活动、没有通宵学习的压力、各色社交party。也许真正去到美国融入校园生活才能体会到，美国大学生活也不是很轻松的。来，“必记本”和各位一起听听亲历者怎么说。在去美国读研究生院之前，我想大部分国人和我一样认为，美国的教育都是人性化的教育，教育方式和观念都以人为本什么的。感觉美国的教育都是让学生一边玩，一边学，一点也不痛苦，学生有很多课外业余爱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素质教育，我们是应试教育。而在好多人眼中，美国人都不怎么爱学习，学习很次，中国是个人去了就可以称王等等。到这里学了以后，发现以前感觉的完全是扯淡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中国还应试，美国的学生平均学习刻苦程度是中国学生不能比的。1.做作业这件事在我的观念里，到大学，作业是可做可不做的，严格说是不会的可以不做的，老师不收，大家在家只要努力做了，做不出来没关系，第二天老师会在课上讲。所以作业都是良心活，好学生都自觉完成了，实在不会的就放着。我开始还是拿这个观念去对待美国老师的作业。当时看完书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要上这门课，我本来认为估计老师上课对对答案，有问题问问就可以，估计没做完也没事。不过我还是凭着国内学习养成的老师给的良心活必做的习惯，坚持把题做完了。写到了半夜2点半多，其中好几次想放弃睡觉算了，不过最后还是写完了。我当时还说第一周就写到半夜两点半，当时觉得以后不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罢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上课，老师就真都把作业收了，亏了我把卷子都写完了，否则就傻眼了。当时老师说收的时候，我心想还真收啊？后来逐渐才明白原来美国作业是计成绩的，每次作业都会给你按照对错打分，记出成绩，最后和所有平时考试期末考试一起算最后的总成绩。而且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题你要是不会做，你不写，或者写错了，你就不得分，最后就会影响你的总成绩。在中国是，平时允许你犯错，允许你不会，你不会可以空着，听老师讲，最后考试时会做就可以。因为从高中以后学得就比较难了，作业有不会做的很正常，老师是允许的。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老师每周都会给你留一大堆作业，你在下周上课前要交上来，如果有不会的，你要在交作业前去自己去问老师，老师不会在课上给你讲的。如果到交作业时还没有问老师，因为不会不做或者做错了，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老师不会因为你实在不会就手下留情的，你的作业就会被扣分。每次作业老师都会记录的，最后会一起给你算总成绩的。这样每周的作业都相当于一次考试，因为得的分数直接影响你最后的总成绩。我这学期学选了3门课，分别是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最痛苦的是第一次计量经济学作业。计量经济学是我们这里面最难的课，基本就是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且这门课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国内教得很浅，以至于我一直认为统计学是门比较好学的课程。但是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在论坛经常听他们说外国的经济学要求数学非常高，其中最难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还有统计学。数学和统计学最好申请，因为太难，外国人没人去学。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统计学这么难学，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老师用了一堂多课就把前4章讲完了，前四章就涵盖了我本科学的最难的一元线性回归和假设检验的所有内容。然后就留作业了。到快交作业的前几天，我才拿到课本，于是赶紧做。因为这一部分本科没有学扎实，为了做作业，用了几天把本科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又看了一遍，感觉还是没怎么看懂，然后就做作业，一点一点抠到凌晨5点多，实在做不下去了，然后就交了。后来发了作业，20分满分得了16分。来说说美国研究生科目的成绩是怎样算出来的？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第一次期中考试占20%，第二次期中考试占20%，期末考试占20%，平时作业占40%。最后总成绩按照ABCD给你评分，90-100评A，80-90评B，70-80评C，70以下D或者不及格。而且硕士研究生毕业有一项成绩要求就是每学期平均分不能低于B，否则下学期你就留校察看，如果再不行就被开除了。也就是硕士研究生的及格分数是平均80以上。如果是十分简单的学科考80分以上不算很难，关键是现在学得都是非常难的，作业和考试很难。所以如果保证所有科平均80以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估计了一下，难课程如果都保持80分左右就不错了，所以最后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大部分都是B，然后如果都是B的话，只要有一科是C，那么平均就是

何怀宏，北京大学教授“大学老师是些什么样的人？”现在还有人对这一问题感到神秘、甚至感到兴趣吗？现在的大学老师犹如“过江之鲫”，他们不是和校园之外的人差不多吗？而且这一职业也早就失去了昔日的光环，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职业都经历了一个“脱魅”的过程，在中国这一变化则更加激烈，从“臭老九”到“叫兽”的称谓反映了这一过程的一个侧面，虽然这也不是变化的全部。美国一个教授作家约翰·威廉斯的小说《斯通纳》，写了大致20世纪上半叶一个大学老师的经历。斯通纳是美国中部一个农民的儿子。上世纪初，他父母在日渐贫瘠的土地上艰辛劳作，生活艰难，他从小也就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母干活，到19岁的时候已经就有点驼背了。他也就可能像他父亲一样度过农民的一生了，但是，有一天父亲和他谈了最长，虽然也就几分钟的一次话，说他“琢磨着”要让他上大学，斯通纳也就这样带着家里赊来的25美元，来到了密苏里大学农学院，一边读书，一边寄宿在附近一个亲戚的家里干活挣取食宿。然后，可能是一个文学课老师触动了他，他大二停了农学院的课，开始主要上文史哲的课程，还学会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他幸运地留校做了助教，出版了一本书之后，又获得了终身教职，但直到退休前夕也还不是一个正教授。他也成家生女，虽然和妻子长期不谐；介入了校园政治，和一位系主任也长期不对付，他有过几个好朋友，也有过一次铭心刻骨的外遇。教学也越来越吸引学生，甚至变成一个言说的传奇，但也仅此而已。变成文字出版了的有价值东西可能影响人们许多年，但授课所产生的感染则往往是人走灯灭。他到他六十多岁退休的前夕，发现了癌症，他走了，人们也就渐渐把他忘了。他是一个凡人吗？可以说是，但又不是。他既不是那种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也不是道德高尚的圣徒，或者说在各方面都能为人师表，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人，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也不是特别智慧。但是，我们从他身上，还是能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很适合做大学老师的特质。约翰·威廉斯与他的第一版《斯通纳》在大一的课堂上，当他的英国文学概论老师斯隆朗读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第73首的时候：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每年的这个季节黄叶或尽褪，或三三两两……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但是，当老师问他这首诗的意思，他只能结结巴巴地反复说“意思是……”，却再也说不出什么了。但他的内心一定有了某种深深的感动，才导致他后来弃农学而转向人文，不然不会作出如此的选择。但他那时还只是被感动，尚不能清晰地表达这种感动，更不要说去感动别人，他后来是通过更多的学习和体悟、更多的训练和实践才渐渐获得了一种通过授课也能感动别人的能力。所以说，作为大学老师——抱歉，我这里是指真正的大学老师，他们在大学中一定要达到某一数目，并且处在比较中心的地位，一所大学才配称得上一所大学——第一，他们有一种被感动，乃至也感动别人的能力。首先，他们能够发现和欣赏具体知识或作品后面的美和真，其次，他们能通过口头或书面的语言把这种感动传达给别人。这不一定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独特创造，但他们至少能够理解这种创造。他们有的还能通过创作感动别人，如这本小说的作者威廉斯；有的却还主要不是通过创作，而是通过授课来感动别人，如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斯通纳。第二，他们还有一种对教师工作、研究工作本身的热爱，就像斯通纳的文学老师斯隆说的：“前提是你得发自内心喜欢这种事儿。”

有人问：你是做什么？同学们一般会答：我在某某大学读书。但许多同学没有认认真真读几本好书就毕业了。没有读几本好书就毕业了，就容易是残次品。倘若是残次品，保不准未来有一天是会露陷的。

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一九三二年，我考上了燕大社会系研究生，导师是吴文藻先生。虽然念的是社会学课程，但我特别对人类学、民族学感兴趣。民族学与社会学是关系密切的姊妹学科。吴文藻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时，虽然主修社会学，但他也就学于美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鲍亚士（F.Boas），具有深厚的人类学、民族学造诣。吴先生指导我学习社会进化论课程时，相当广泛地涉及到人类学和民族学材料。他介绍我读了鲍亚士、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等国外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一九三五年，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来华讲学，我担任他的助教，进一步增长了我对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见识。然而，我也深深感到，自己没经过系统的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的科班训练，很希望能进一步深造，弥补这个不足。一九三六年，吴文藻先生赴美出席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校庆时，与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商妥，获一项奖学金，派我赴美学习人类学专业，并攻读博士学位。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得偿夙愿的良机。

我敢说，全世界也找不出与我和我哥哥同名的人。我出生在1966年。在那个红色的年代，父母往往给女孩子起名叫红、华、梅……，男孩子则往往叫兵、军、刚……，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烙印。我和我哥哥的名字却大相径庭。哥哥叫张益唐，我叫张盈唐，字面和读音上非常相像的两个名字，都出自我那才华横溢的爸爸。爸爸姓张，妈妈姓唐，哥哥名字中的“益”与“一”谐音，寓意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也暗含了父母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是家里第二个孩子，爸爸妈妈认为两个孩子足够了，“盈”寓意着满足。还有父母的朋友的诠释：“你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你爸爸笑盈盈地看着你妈妈”，一句话把我家的生活日常勾勒得淋漓尽致。张益唐（后排右一）与爸爸、妈妈、妹妹我出身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都在通信行业从事科研工作。哥哥比我大十一岁。我一直很不理解，父母生我哥哥的时候，还是二十五岁正当年，却为什么又在长长的十一年后，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龄的三十六岁，生下我这个女儿。直到现在，我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也许冥冥中父母早已料到，一个注定要为事业献身的儿子，是不能指望他在父母身边扇枕温衾的，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女儿来承欢膝下。我的哥哥张益唐，从小就是个数学天才。为追求他心目中的数学之美，他默默耕耘三十年之久。在美国历经坎坷曲折，倾尽一生最好的年华，痴心不改。终于，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次成功证明了弱版本的孪生素数猜想。其证明存在无穷多对素数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论文

吴小如（1922—2014），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必记本”注：吴小如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于194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著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跟随俞平伯45年。吴小如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吴小如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等，译有《巴尔扎克传》。）我从小爱杂览。六七岁时，第一部寓目的旧小说是《施公案》，接着读金批《水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阅了“三国”、“西游”、“封神”、“说唐”、《七侠五义》（包括正续《小五义》）……然后开始读近、现代武侠小说，再读谴责小说和社会小说，更读言情、侦探之类的小说……一九三二年自东北随祖母迁居北平，开始读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入初中后，才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最早读的是《呐喊》和《彷徨》，也似懂非懂地翻阅了初二集《胡适文存》。由于爱好诙谐幽默之作，老舍的小说一度曾手不释卷。同时，茅盾和巴金的长短篇小说也在我网罗之列。但从这之后，兴趣却逐渐被新体散文所取代了。那是从读鲁迅杂文开始的。我有个习惯，读书首先考虑的不是有无兴趣或能否理解，而是以求全为主。比如读鲁迅的书，直到他逝世后《三十年集》出版（那已是抗日战争伊始了），我又重新从头读过，才感到心满意足。就连读南向（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北赵（赵焕亭）的武侠小说，读李涵秋、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也是尽量搜求，力争全备。当时自不免挂一漏万，但若干年后，只要从前读过此人的大部分作品，后来遇到未读过的一本两本，也还是要补齐了才算了却一桩心事。如老舍的《猫城记》，就是后来补读的。当《鲁迅三十年集》尚未读完之际，亡友高庆琳兄对周作人、沈从文两家的散文、小说至感兴趣，于是我也找来披览。这一下子把我吸引到另一条路上去了，不仅对周氏的娓娓清谈感到亲切，而且对沈先生的《八骏图》《记丁玲》（正续），尤其是《湘行散记》和《边城》，更是入了迷。自周作人下而及于废名、俞平伯，一本又一本，愈读愈有味道。与此同时，许多散文名作如冰心、徐志摩、郁达夫、梁遇春、叶圣陶、朱自清、丰子恺乃至萧乾、钱钟书、林徽因、何其芳、陆蠡、丽尼等人的专集，也都尽量阅读，却总不及周、沈二家和废名、俞平伯的文章那样使人魂萦梦绕，爱不忍释。这就决定了我一生治学问和写文章的“家法”的路数。四十年代初，我在天津有幸拜谒了林宰平老先生（“必记本”：名志钧），他是林庚先生的尊人，但我从林庚师受业却在认识宰老之后。宰老是沈从文先生的恩师，我从宰老处得知沈先生的身世经历，于是对沈先生的作品感情上更贴近了。到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复员，沈先生回到北平，我在林宰老的寓中（当时宰老已迁回北平）第一次遇到沈先生，随即专诚趋访，并向沈先生汇报我多年来读他作品的心得体会，先生很快就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了。至于俞平伯先生，我是自一九四四年随高庆琳兄到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听课（实际是“偷”听）时见到的。及一九四五年，我冒昧地给平伯先生写了封信，请他接纳我做学生，并附上一首拙作五言律诗：“向晚坐花阴，摊书成独吟，言情平伯细，讲义废名深。碧落空无际，昏鸦乱入林。俄看月东上，香意涤烦襟。”平伯先生很快回了信，信上有“以鄙名与废名作偶，甚可喜”及“说废公那个‘深’字很恰当”等语，我随即款门问业。当时平老对我感到满意的有三件事：一是我读过平老所有的著作，二是我这年轻人居然会写几句旧体诗，三是我曾为平老用二王体小楷写录了一通他的长诗新作《遥夜闺思引》。因此平老直截了当地收了我这个门人。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我立雪俞门四十五年。及平伯师病逝，他外孙韦奈曾亲口对我说：“外公常说，他一生只承认吴伯伯一个人是他真正的学生，也是最有出息的学生。”一九四六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沈从文师嘱我为他主编的报纸副刊写文章。我寄给从文师的第一篇习作是综合书评，题为《废名的文章》，内容是对废名先生的每一本书都做出评价，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话。后来我去拜访废名先生，先生说：“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你能把我写的书都读了，这很不容易；可惜有的地方你没有读懂。”意思是说我有些批评是不中肯的。但先生并未因此对我有成见，相反，他对我一直很爱护、很关心。在先生的课堂上，我备受青睐。至一九四九年我离开北大前，我在废名先生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好学生。我一生坎坷。但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做学问或写文章，主要是靠几位老师的提携和培植。而几位老师之所以能对我一见如故，则由于我在受业以前已遍读他们的著作，初见面便能声入心通，彼此引起思想共鸣。在老师方面觉得这个年轻人算得上知音，而自己则通过读书对老师已有了较全面、较深细的理解，其崇敬景仰之心是由衷而发的，不存在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如果说我同上述这几位老师有缘分，那么，遍读诸家著作乃是先决条件，更是我求师的不可缺少的桥梁。“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

王汎森（195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院士什么时候我们研究学问是最快乐的？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做研究最痛苦的时候。第一就是校对，尤其是完成一篇文章，然后要重读，并且不断更改的时候。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位老师的名言是：「时间永远是不够的」，这句话当我年纪越长，我越有体会。我这个人不怕读书，不怕写论文，但我最怕的就是校对，首先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加上我这个人有坏毛病，看到不对的地方就会更改，甚至有一本书放了十年才出版，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怕校对。但是我有两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就是要限定自己在一个时间内把事情完成，好比我，我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会限定自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一定要把文章完成，让时间成为你的压力，让你能够总是在限定时间中完成事情。我以前在哈佛大学读书，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一大堆很聪明的学生汇集在此，但是有超过一半你过阵子就看不见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学期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跟一位同学一起去逛超级市场，遇到了他的导师，老师跟他说：「许个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把积欠我一年的报告交出来」。这是第一个，在决定时间把事情完成。第二痛苦就是书写障碍，有的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研究，但他做完研究之后就会觉得，这有点复杂，不会写出来。事实上，这也是有解决方法的，一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边看书边写，我知道有很多学者跟我很不一样，你们都是用计算机写文章，我还是在用笔写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拿着一大堆书，边看边写，我做不来，我觉得那样也不是很好。论文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像是一个生物，你必须让它自然、协调，互相论证，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每一天一段一段写，永远不要一口气写完，这样你会发现文章有条理，而且不会内容跑掉。第二就是花时间去「呈现」，这是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它们都是数据，很简单的就可以呈现。但我们不同，英文的论文如果你用词稍一有问题，人家立即给你退稿，除非你的文章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用60%的时间做研究，但用40%的时间写东西，而不像有些人只用10%。写论文时要做的事情第一，有创造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让你无法正常工作、思考；这个压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让你没有感觉，所以我说这是创造性的压力。第二，要有责任感以及罪恶感。你对自己的进度、学问、论文，当你怠惰了，当你没有以往那么专注了，要有罪恶感，督促你回到轨道上，而对你所处理的事务也要有责任感。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曾经说过，写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与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顶多有意义的问题多花费几成的时间。有意义的问题，才可以使你做学问，做得有兴趣，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他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他学问，往往其他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第四，材料要适当的集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现在姑隐其名，他现在任教于台北的某大学。他硕士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很有意义，题目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魏晋南北朝某个时期北人南来还是南人北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可以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一个人跟他说，我也是北方南来的，你别忘记我了。这就是材料必须相对集中的意义，这才不会让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时间找数据，把你搞得半死。第五，别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现在信息很方便，以前我们要翻档案，花二十年，但现在花几秒就可以找到一大堆数据，尤其一大堆汉籍电子数据库，简直是太方便了。但是，千万别停留在材料上，你必须将视角拉高，想想这些材料代表甚么？而非一股脑地钻进去研究「里头」的东西。第六，随时注意新领域。投入新领域通常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我们看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人，而后来加入这个领域，并且顺利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因此，随时注意新领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万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很「拥挤」了。有的学问在国外都已经发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进去，实际上收获并不会太大。第七，问题要分多个层次看。我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在解释历史现象，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尽量多分好几个层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搞得复杂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第八，形成清楚的论证。当你着手撰写论文，要形成清楚的论证，最好是对整个题目有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开始写，别太仰赖数据库以及一大堆数据，要尽量有自己的想法。第九，写的时候就要有出版的决心。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抱着一颗出版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决心够充分，认真把事情做好。第十，研究、读书、著述是三回事。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辈子就是看书，而且是每天看，但却很少著述，有时候去“中研院”餐厅吃饭，遇到他总会问说，最近有甚么好书可以看？他会丢个几本书给我，我再去找找。你说他有学问吗？有，这就是西方说的移动式的仓储、百科全书，我要告诉各位，研究、读书、著述三者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没有一个可以偏废。第十一，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写论文时应避免做的事第一，避免眼高手低。中国近代人物里面，有一位叫做黄侃（“必记本”注：曾任北大教授、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的学者。他认为当时的学者都不如他，甚么胡适、傅斯年，他认为人应该要把大体、细节都掌握清楚了，然后再开始写东西。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读书」，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没想到同年就去世，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个例子，人空有学问，但没有作品，评价就会不高。第二，要克服心理障碍。例如前面提到的写作障碍。第三，别一直做准备。不要老是花时间看数据、找数据，然后一直打转，一事无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师(“必记本”注：即姚崇吾教授)有一句名言：「骑马要骑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里」，意思就是说想到就要去做！第四，要知道在哪里舍弃。我以前在哈佛读书，最聪明的就是一位荷兰同学，每个教授都夸他多好多好，对哪个领域多专精这样。但是后来她写出来的博论，却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她太了解每个东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细节，总是要计较A，又从A追到B，B到C，C到D，他的论文到最后成为一种片段问题的总集合。写论文要能够掌握大概，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别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说要知道在哪里舍弃。第五，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记得是1980年秋天，那时的我还是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一天上午从宿舍去图书馆，只见学校大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门墙上张贴着的一张校长办公室发布的布告，布告非常简洁，只有几行字：匡亚明校长因病外出休养一段时间，现在基本康复，已经回校视事。全校任何教师、职工和学生，有任何同南京大学有关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匡校长反映。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张布告让我终生难忘。布告中“视事”两个字是公文用语，现在已很少用，不过想想倒也准确、简洁、传神。尤其难忘的是布告中的三个“任何”，做领导的恐怕大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有这样自找麻烦的？南京大学的校长，谁要见都随时可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汇报？我见过的布告多了，这样措辞和风格的布告，我之前没有见过，以后也再没有见过。我想这布告一定是校长亲拟，秘书是不敢这样写的。匡校长的布告出来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正式拜访了匡校长，那是1982年春末的一个下午，目的是向校长“告状”，请校长帮忙。20世纪80年代，用房是南京大学的头等难题，引发过多少矛盾和纠纷。那时南大只有鼓楼一个校区，且位于市中心，难以扩展，教学区北园加上生活区南园，总共才700多亩，无论教学、办公用房还是师生宿舍，都十分紧张。校部机关就设在几排简陋的平房里，拥挤不堪；图书馆门口，每天一早会聚集许多学生背着书包读英语，大门一开即蜂拥而入，抢一个座位占据下来，这半天就有了学习的地方；至于住房就更是拥挤，学生的集体宿舍，本科生8人一间、研究生6人一间。青年教师许多是三代同堂，住20平米的一间。每到饭点，筒子楼的走廊里烟雾缭绕混合着饭菜香，这些都是南大那时特有的风景。就是匡校长自己，当时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他调来南大后，住在青岛路紧靠校园的一幢小洋楼里，那本是南大的校长寓所，小院里草木繁茂，幽静美丽。“文革”开始，他被“造反派”赶出小院，住进南园集体宿舍；“文革”结束，他恢复了校长职务，但拒绝搬家。他说：“只要我是校长，南大的住房问题不解决，我就按兵不动。”于是，一校之长就在老旧的筒子楼里又住了几年。我读研究生时住在13舍，对面14舍二楼最东头的几间房就是匡校长的家，透过窗户有时可以看到匡校长的身影。我常暗中发问：那楼里一层只有两间公厕，匡校长已是高龄，住那里方便吗？匡校长恢复职务以后，十分重视解决南大的住房困难，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给教师一间书房！”他也实实在在做了一件振动南大、传遍全国的事：学校在北京路2号新村造了两栋宿舍楼，每套三室一厅60多平米，是南大当时最好的家属宿舍。有一次，匡校长出差，房子还没有造好，就按照图纸被分掉了。匡校长回校以后，看了分配方案，发了脾气：“怎么大半分给干部、不给教师？教师要备课和做研究，需要一间书房，应当得到照顾。”但是这个分配方案已经正式通过了，怎么改？匡校长提议：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且把省委书记请来参加，重新讨论和制定分配原则。最后的结果是原来的方案硬是被推倒重来，那两栋宿舍楼大部分的房间都分给了教师。匡亚明校长题词不久以后，《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匡校长在学校常委会上的发言。在“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始、大家正饱受住房紧缺之苦的时候，“给教师一间书房！”这个口号震撼、也温暖了多少南大、以至全国教师的心！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对我来说，真正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还是近20年后的事，那时的我不但不可能有一间书房，而且几乎陷入没有立足之地的窘境。1981年年底，南京大学一、二两届硕士研究生同时毕业，其中100多人留校任教，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但是又碰到一个难题：学校宣布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三年内不分配住房。我们那批研究生绝大部分都已经成家，一部分家在外地的读研期间也把家属调到了南京。我也是如此，妻子和孩子调来住哪里呢？最初是“打游击”，也在教研室住过。到我们两届研究生毕业，宿舍空出不少，我们这些没有住房的就一人占了一间。虽然吃喝拉撒睡，全在这20平米里，但一家三口总算团聚，倒也自得其乐。可是好景不长，我们住了没几个月，就看到校产科贴出一张布告，大意是：新一届研究生即将入学，往届生毕业后占据的研究生宿舍必须尽快让出，供新生使用，违者予以纪律处理。我们要在南大无立足之地了，只有另找出路。那一阵，我们去到南京多所大学，还有党校和研究所，看看有没有愿意收留的。当时研究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想要的单位不少，但是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有空房的学校就很少了，加上调人要一级级审批、办手续要时间，看来一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人人心急如焚。就这么离开南大，也实在不甘心。走投无路之中，我们突然想到个办法：找匡校长去！匡校长在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都说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对学生和教师总是亲切和蔼。而且，他布告上说过谁都可以找他，也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而我们只要一间住房！其实，此时匡校长已经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而是转任名誉校长，还担任着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家也搬出了南大，住进省里分配的寓所。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我们也没有预约，那天下午几个人就直接去了高云岭匡府。秘书把我们领进客厅，匡校长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见到自己的老校长，我们也顾不得寒暄，七嘴八舌满肚子的委屈倾诉而出。匡校长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脸上的表情也严肃起来。他缓缓地说：“这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南大一时不能做到，但也不能让教师流落街头吧？”我们告诉他，学校规定对我们三年不分房，他很生气：“三年不分房？谁说的？这三年住哪里？这不合理，也行不通！”听说我们想调走，匡校长更是生气：“为这事你们就要调离南大？我很不赞成，国家和南大招研究生，是下了大决心的，你们拿到学位刚留校，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怎么能说走就走？有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他想了一会儿，提出两点：“我会把这事向南大提出，我不是校长了，还是名誉校长，有这个责任。你们也应当写信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应当引起注意。”他最后特别强调：“写信反映问题一定要署真实姓名，写匿名信不好，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嘛！”这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心里有底了，高高兴兴离开了匡府。我不知道匡校长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此后没人赶我们走了，三年不分房的事也没人再提了。不久，校方专门拿出南园的17舍，进行了简单改造，每层辟出几间共用厨房，分配给我们这些毕业留校的研究生和一些青年教师。一定是匡校长为我们说了话，否则问题不会这么顺利、圆满地解决。我深深地感谢匡校长，因为他，我有幸进入南大读书，并在南大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本文节选自杨正润《“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到美国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频出人才的顶尖大学，我们往往认为其原因在

美国目前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创新大国、强国：世界上70%的专利出自美国，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人数，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数目，美国都遥遥领先。更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很多重大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科研成果都来自美国。它们不一定都是由美国土本学生创造的，实际上，更多是由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从事研究后而创造出来的。美国高等教育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不妨研读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必记本”注：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歇根学院院长倪军在对比研究中美排名前十位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后写成）。这些入选的高校包括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耶鲁以及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学生质量、教学设施、办学经费，师资队伍、管理体系、办学理念……在这些“看得见”的分类里，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相比，究竟“输”在哪里呢？同样搞科研，创新机制截然不同从创新机制来看，中美大学间的区别非常大。中国的大学基本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比如，中国现在有16个重大科研专项，很多科研经费也就顺着这些项目拨过去了；而在美国，大部分的创新还是以个人兴趣为导向。这样，从资源分配来看，中国的科研经费实行的是国家拨款，且拨款方式比较集中。16个重大专项，每个都是上百亿资金投入。而美国实行的则是分散性投资。再从组织结构方面看，中美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别。在科研上，中国的高校一般是大团队、大梯队；而美国都是小梯队、小组，但这些小组又可以动态组合成无数个新的队伍。不妨举例来说。比如交大的机动学院有差不多300位教授，我们300多位教授捆绑在十七、八个研究所里，具体的科研基本上也就是这十七、八个单位来做。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系，教授、副教授、助教加起来总共60位，但他们却有60个创新团队，再经过排列组合后，可能会出现的创新小组超过100个。也就是说，在美国虽然只有60个科研人员，但创新性研究的点可能不止60个;而在中国，科研项目往往就局限于十多个科研院所，因为一个所里往往集结了一个学科带头人、所长，还有几个正教授，若干副教授，一批博士后和一大批学生。底下的教授、副教授、博士生，这些人的研究方向、任务都是由所长从上到下指派过来的。尽管中国科研的目的导向是创新，为了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国家集中队伍突击，各方面的力量可以协调，由此很高效地达到攻克某些技术指标的目标。比如中国就可以很快地派飞船登月，但这里也有局限，那就是所有的资源都局限在某个点上。如果国家有16个重大专项，那么很多钱就砸在这16个领域里面。但必须注意的是，以创新兴趣为驱动的知识创造，其结果不一定马上就能应用，一般来说，重大科研突破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就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创新环境，二是创新机制，三是创新基础。首先，中国的创新环境基本上是对接国家需求的。原创性研究不一定可以和美国相比，但完成某些国家的科研项目、任务，比如国家863项目等，则可以非常高效。但随着创新型社会逐步建立起来，中国以后不能只是局限于跟踪研究，即国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中国一定要推出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这就是第一个挑战。第二，在创新机制上，中国大学要学会在科研大团队模式和动态协作的众多科研小组模式上实行两者兼顾，既不能完全依靠大梯队，也不能像美国，都靠个人小组。从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讲，高校既要有科研大团队，也有鼓励若干创新型小组甚至个人，鼓励教授自己带学生一起去进行创造。第三，从创新基础来说，未来10年，中国大学很可能要经历一个大的变革。目前中国高校做的很多科研，还是工业界应该做而不能做的事。而这种水平的研究在美国基本上已经由大公司自己的研发队伍来做了。今后，一旦中国有更多企业都能够像华为那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研发队伍，那么就不会继续依靠大学来解决它们的问题。所以，中国高校一定要在基础创新上往前走一步，谁走得早，谁就领先。缺淘汰制度，博士生质量“差太多”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创新人才。不言而喻，如果大学教育体系跟不上，就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中国前10位大学，其本科生源质量一点不亚于美国前10名大学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在数理化方面的功底很好。但仔细对比一下，中国学生的质量还是“很一般”。因为美国学生有很多方面的优势。最典型的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中国学生解一个方程式，他能解得非常巧妙、非常快，在这方面美国学生绝对不如中国学生。但是美国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比中国学生强很多，他们更善于的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方程式。客观来看，中国大学培养的硕士生，其实要比国外好。国外读硕士很快，如在美国读工科硕士，学生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读10门课；第二种是读8、9门课，再做一些研究；第三种是读7门课再做一个论文。在前两种情况下，美国培养的硕士在能力上比中国本土培养的硕士要差一些。因为中国读硕士需要两年半时间，而国外只要一年。中美大学教育差异最大的是博士阶段，国内培养的博士生水平普遍不如美国前10位大学培养的博士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淘汰制度。而在中国，一旦进入博士班，几乎还没有什么淘汰机制能把不合格的学生淘汰掉。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很高。以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系的研究生培养为例，有一年共有1200多个学生申请攻读这个系的研究生，最后只有180个人被录取，但这只是一个“入口”。180个学生进来后，必须在修完两个学期的课程后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在机械系，第一次考过的学生不超过入读学生人数的一半。比如20分是满分，考14分的学生可以通过。但考到12、13分，甚至11分，还会给第二次机会。两次考试加起来，只有65%的学生可以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不通过怎么办？赶快再读点课，拿个硕士毕业走人。第二是开题报告，在国内很少有博士生开题报告通不过的，但在美国，有可能10%的教授觉得选题太差，那个博士就被刷掉了。博士生在答辩时也有通不过的情况发生。因为美国大学的答辩委员会认为，如果给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博士学位，让他毕业，就等于把学校品牌给他了。所以他们非常慎重，宁缺毋滥。就算一个人读了4、5年博士，7万美金一年，如果通不过答辩，那么40多万美金就浪费了，但是答辩委员会不会愿意让不合格的学生毕业。否则别人会质疑说“这样的人也能拿到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生学位？”学校的声誉会因此受到损害。很多外国跨国企业，比如GE、福特公司到中国来招人的时候，他们喜欢招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硕士生。一些人事主管感慨，好的博士生有时候也能遇到，但总体感觉跟硕士差不多。而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可以闯过一道道关卡并拿到学位的，一般是很不错的。课程改不改，到底谁说了算大学对人才的学习和培养，如何来评估？其实，有效的人才培养并不是指把学生的课时压满就够了，而是要看学生是否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系最近20多年来，排名始终保持在全美前五名，本科生排全美第二，研究生排第四。机械系很大，船热、流体力学、材料、控制、动力都有，一共有近60位教授。最近，机械系又在酝酿工程教育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不断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新知识提出的挑战。高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用人单位希望毕业生所具备的能力都有了新要求。对比二、三十年前，一个大学毕业生所学的知识，够支持他一辈子的职业生涯。而现在，大学毕业生每5年就需要充电一次，因为知识的更新太快了!在知识爆炸的社会里，很多新知识大家都希望学，但是学时有限，怎么办？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Just

杨念群（1964年1

王乃学（1962年12月—），法学博士，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广西大学党委委员、常委、书记。非常荣幸，来和处级选调生学员做一个交流。我看到，这个班50个人，一半以上都是“985”高校毕业的，一半以上都是博士，一半以上都有十多年工作经历，所有的同志都是处级以上。既是选调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非常好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处级中层干部，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其他老师都讲了，所以我就从选调生，或者说年轻干部如何更好地成长，从我个人的体会和我这么多年来工作当中经历观察到的年轻同志的成长过程，从自治区厅局工作的感觉和到地方工作的感觉，厅领导希望自己厅内的处长是什么样，市领导希望自己的县区书记、县区长或局长是什么样，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作一个交流。也不一定对，但是我们聊一聊。我琢磨归纳了一下青年选调生容易进入的十个误区，或者说容易犯的十个毛病。这个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全，但是我们就交流一下。再谈谈，选调生和青年干部要打好人生事业的根基。选调生容易出现的十个误区一是停止学习。认为自己实际经验不足，下到基层一线东奔西忙，从此就忽略了理论学习。可能在座的处级同志们身上不是很明显，但是年轻的、刚来的，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进机关干了两三年就觉得我要下到乡镇去，补自己的实际经验不足这门课。下基层对不对？肯定是对的。特别是对于选调生来讲，确实是你基层经验不足，不了解基层情况，很难说把那些实际性的工作做好。关键问题在哪里？就是你到基层以后，怎么想？怎么做？这个是关键。你以为到基层学到的那些实际经验，抽烟喝酒征地拆迁这些东西，你觉得这就行了，那是不够的。你下到地方去，必须带着选调生，博士、硕士这强大的理论基础，再去跟实践结合。你光去学实践，忘了你是选调生，忘了你的理论这个专长，就成了狗熊掰苞米，捡一个扔一个。你本来是两条“腿”，一个是你的理论水平，第二是你的实际能力，你去强化实际能力，就抛弃理论的那条“腿”，最后只剩下一条“腿”，照样也走不远。所以下地方以后，一定是要继续强化你的理论水平。现在我们好多选调生怀着一腔热诚，下去以后跟人家去拼征地拆迁、拼抽烟喝酒，这正是我们选调生的弱项，你下去了就简单化、表面化地照着乡镇干部学，好的没学来，都学一身毛病，回来等于一事无成。现在我们判断干部，比如说我们说哪个乡镇长、村长水平高？你用什么指标衡量的？那就是哪位村长、镇长、镇书记能抽烟、能喝酒、能征地拆迁、能对付那些村匪恶霸，别人摆不平的他去就能摆平，这个人水平最高！那你要说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商务厅哪个干部水平高，你用什么指标衡量？还说他能不能抽烟喝酒吹牛吓唬人？不是这个指标了。而是谁的眼界更宽，思想更深，理论更扎实，谁能写，谁能说，谁办事周全，谁协调能力强，这才是厅局里的好干部、能干部。到中央机关就更是这样了。你看中央机关出去的那些当部长的，哪个不是写出来的，都靠笔、靠理论出来的。越往上走，对理论水平要求就越高。越往下走，对实际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当然你既懂实际情况，又有理论水平，就可以担当更大的重任，自然是更好。所以，很多选调生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觉得到基层去，从那个地方干起来。但去了以后不学习、不看报、也不读书了，天天东奔西忙，最后这个人就毁了。一般来讲，本地乡土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没有受过那么高的教育，是从农村长大的，他只能这么走。但是，选调生还这么走，就肯定有问题。选调生到下面去当镇官、村官的时候，不是叫你去拆几户，征点地，或者去跑关系拉多少资金。我们下基层后一方面要学习实践经验，同时更重要的要像毛泽东当年似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候，搞《寻乌调查》，之后搞了《井冈山土地法》，解决了中国革命最根本的动力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到基层去是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如果毛泽东当年去了就停留在打几家土匪、打几个土豪，打十家土豪有什么用？你分田地，累死能分多少田地？但是毛泽东下农村工作的价值就在于他去湖南调查、去江西调查，调查完以后，跳出了基层工作，上升到理论了。所以从选调生、博士生、硕士生来讲，最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一腔热血到基层去当个村长、镇长，当个县长都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国家把你培养成博士，让你在县里头当一辈子县长，恐怕也浪费了。或者你在农村工作四五年一点理论思考和成果都没有，也是荒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选调生到地方以后的最容易出的一个误区，是怀着一腔热血、怀着一腔报国热情，但是没有真正的发挥自己的宝贵价值。就是说你不能放弃学习，不能放弃了理论。要有更高的要求，更大的贡献，更长久厚重的后劲。二是急于表现、急于求成。在长跑的路上，不停地冲刺，容易跌倒、露短，不见成效，又灰心丧气。这个毛病也很普遍。这也不光选调生或者年轻人，包括从北京和各地来挂职的，都有这个心理，急于求成、急于表现，来了就恨不得一下成明星。其实你到一个地方以后，你是新人，人家是老人，你不了解各种现象背后的历史和原因，人家了解。你还没摸清情况的时候，就大发议论，简单拿外地情况类比，说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好像很有眼界和观点。但是往往你说十件事，九件事都对，就那一件不对，人家就抓住那一件，觉得你说大话空话。所以不能心急，你越想成事，越成不了事。急于干事，做出成绩，初衷是好的，但不能急躁。革命事业是个长跑，不用着急在哪里冲刺一下。昙花一现，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就是积累，不停地积累，从理论上、从实践上、从各个方面去积累，厚重自己。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想憋都憋不住。真正轮到你说话，让你去干事的时候，你要有充分的知识准备、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把它干成。那个时候被人认可，才是一个持续的认可。所以，急于求成、急于表现这也是一个毛病。三是迷信关系。一门心思拉关系、走门路，进入庸俗的关系学。关系有没有用？肯定有用。有人帮你打招呼，重视你，提拔你，肯定有用。但是，有的时候也起反作用。比如说，在市委书记的手下，各个县区、部委办局的班子里，谁怎么样，市委书记都大致有个了解。你非得剜门子盗洞去找个比他大的人，找他打招呼替你说情，他首先就对你特别反感。你在这些处级干部里面表现好不好？你表现的排位排到二十位、三十位还排不到你，你找别人打招呼，施压力，首先就很讨厌。有这个必要一门心思走旁门左道吗？你要真有才干，组织自然会发现你、器重你。你要德不配位，才不任能，一时得逞也容易栽跟头。我们都是读书人，你那个气节、那个品质在哪里？读书人那种高洁不能忘。天天走关系、拉门路，搞邪门歪道，这是为读书人所不齿的。但是很多人迷信这个，不是用心去干事，而是去找关系，找路子。还有的人习惯什么事都找人，本来这个事你就去办就完了，也去找人，这个毛病很多人身上有。四是自视过高。自以为是，不做小事又不懂细节，说起来什么都懂，做起来一事无成。我听说过好多博士到厅里边也好，到地方也好，老觉得自己是博士，觉得这事还得让我干啊？老想找个“大事业”去干，觉得他应该干这个，干别的都亏了，都屈才了。小事不做，大事你肯定做不成。哪一个厅局也好、地方也好、县区也好，你不对那些业务了如指掌，亲力亲为都经历过，你怎么可能把全局的事做好呢？一个厅里面有二三十个处，你老想当厅长，可是你具体处里的那些业务都没有搞懂，让你当你能管的了吗？你得从小事做起，先从打杂做起，先从给领导写个小材料、小总结、小调研报告开始，你才能写出大文章来。像经济一样的，你得先给人家搞加工贸易，先搞来料加工，学好了，你才能去搞独立的品牌。五是不进入角色，不接地气。活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里，团队能力、行政能力太差。很多人包括到了处级，到了市里边各部委办局的局长层次的人，也是博士选调生什么的，还是不接地气，还是进入不了角色，就是他不懂行政规矩和行政程序，书呆子。行政工作需要程序和团队，首先要请示、汇报、沟通，这是做行政工作最重要的东西。平时也不汇报，哐当一个事，弄得领导定也不是，不定也不是。行政能力很差。对上不能成为领导的有力助手，对自己范围里，本处室、本园区、本县区、本部委办局，组织大家、带队伍、带班子的能力差，不接地气。那一个单位都让他搞得死气沉沉，或者说磕磕绊绊，不能够把一个团队给带好。所以，这个地气要修炼，要琢磨，要按照行政程序请示、汇报、沟通、协调、组织。你是组织团队里的一环，不是独立大队。六是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和忠告，一条道跑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他就觉得他那个对，旁边人实际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下级也好，对于哪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经过几个事，打几个照面，基本上都能了解，你有什么毛病大家也都看清楚。有时候有的人就善意的提醒一下你，提醒以后好多人觉得别人说的不对，然后又到处去找关系跟人家说，诉苦抱怨，他就觉得整个社会都得为他改变。他不想到自己应该适应环境，根据大家对他的评价和反馈来修正自己，固执。七是虚荣争名。总强调个人知识产权，写点东西到处说，啥啥是他写的。这个在选调生当中经常有。我已经遇见过好几个这种人了，也确实写了一些文章，然后就到处经常见到人说，哪个领导的什么什么是我写的，书记主席哪个讲话哪段是我写的。老说这个干啥，是不是。你要没在你那个单位里，在厅局也好，县区也好，市区也好，那个工作，领导长期的提示、指示、交代你任务，让你去写，你能写出来？你倒是写一段跟你工作毫不相干的东西呀，你写的东西还不是你自己工作上的内容吗？工作上内容就是集体的大家的智慧，你只是在这里头提炼一下。而且就算你写了，也没必要去强调那个知识产权，而且那个知识产权也没法确定是你的。你要像季羡林老先生，人家写的“吐火罗语动词的用法”，这是他的，谁也不懂，吐火罗语都没人说了，语言都消灭了，但是他还能研究出那动词的说法，全世界独一份，谁也不能说这知识产权不是他的。但是你说广西开放的思考、广西交通的思考、广西财政的思考，那不就是工作吗？还有的人是把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都拼凑，拼凑以后自己也写文章了，就在那里赌有一天这个名词会被书记、主席、自治区提出来，然后他好说：“你看，我提的。”这些时髦的东西，像现在什么大湾区啊，什么自由贸易岛啊，然后他就开始了，说广东搞个大湾区，北部湾也应该搞个大湾区，搞一个跨境大湾区。海南搞个自由贸易岛，就说广西也应该搞个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区。就是类似这样的，道听途说的往上搬，搬了以后，稍微有人提一点，就开始说那个是我先提出来的。这有什么意义呢？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八是心术不正，嫉贤妒能。同事好了，他说人坏话。下级好了，他就打压，生怕自己的前途受威胁受竞争。这种作风坚决不能有。同事也好，同级也好，下级也好，人家的成长你挡不住，只有他好你也好，互相说好，这样才能好。有的人喜欢偷偷摸摸地在底下使坏，两个处长，其中一个可能要提拔副厅，考核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搞一封举报信，造点谣，就开始使这种坏。这种事抓住都要严厉打击。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不能这么走，一定要走正路，这次轮不到你，说明你不行，下次会轮到你。这是政治品德，非常重要。九是缺乏强项，一无所长。到厅局就淹没在厅局，到市县就淹没在市县。昏昏沉沉，没有生气。很多人是博士、硕士，“985”“211”毕业，考试时候行，在校园里非常行，但是一到工作单位，没有所长。博士、硕士也好，你一定得有一招吃饭的。人家会的你都会，人家不会的你也不会，平平常常，叫你写个东西，你也写不好也写不坏，出差跟着走，办事你也办不好也办不坏，这个就不行。你一定要炼成一招，你说你外语好，领导见外宾你得能当翻译，光会不行，会到能翻译就变技能了。有一次自治区领导讲，当年在中组部的时候，有个老同志，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著的东西就跟活字典一样，大家写稿的时候说到哪个事是马克思说的，你说个意思他就马上给找到一句原话，这个人就变得大家离不开，写大文章就缺不了他。那你到底啥行？你一样都不行，就很难说有本事、有前途、受重用。十是目光短浅、心浮气躁、见硬就回、乱换频道。很多人缺乏大志向，缺乏大谋略，都是小聪明。要有宏图大志，这不是虚话。我们读到博士、硕士，选调生进了机关，你真是要把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当成自己的追求。首先，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后面。然后，以这个大的使命为目标，自己踏踏实实的干，这样才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家庭、无愧于自己。好多人没有什么宏图大志，都是眼前利益，干一两年，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啥前途，我得换个单位，就想换了。为什么换呢？觉得在这个地方没显露出来，能不能再换个单位干。你都不知道你在这为什么没显露出来，换一个单位你仍然显露不出来。老是换频道，这个厅不行，想尽办法认识另一个厅长，调那去。那个厅不行了，认识哪个书记、市长，再调到哪个地方去。换来换去，哪个窝也没弄懂。就像我们打乒乓球，输了就去换球拍、换胶皮，实际上是你没把功夫练到，功夫使偏了。这十个毛病，我也是接到了任务以后，匆匆琢磨大致理了下，不一定对。但是我想，多多少少也许能对上号，作为一种共勉和警示。选调生要打好人生事业的根基我们看同样一年来到机关，来到一个单位的同志，五年以后谁行谁不行就能看出来了，十年以后有的人就已经提拔了，而有的虽然是博士、硕士，还原地踏步。到20年以后有的人提厅长、市长了，有的人还当科长呢。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你的后劲足不足、你的工作路子对不对、你的功夫到不到决定的。所以刚才就说这是长跑。现在选调生来了，博士们工作两年就定级副处了，但你如果根基不厚，路子不对，也可能一辈子只是副处了。这种高低上下的区别，就在于你是不是坚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坚持走正路。你在那里天天琢磨拉关系，人家在那里加班加点、看书学习、做笔记写文章。在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市也好，领导给你两次机会都搞砸的话，第三次肯定不会找你了。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日常积累，我们应该在工作、生活、品德修养这些方面，打好根基。根基厚重，就能有无限发展空间。主要就是德、能、勤、廉四个方面打好根基。第一个字是“德”。德首先就是政治品德，就是要为党为国家，无私奉献，高尚正派，以国家和人民为己任，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事业忠诚，是一个踏踏实实、朴朴实实的干部。一颗红心，报国为民，这种政治品德。第二个要有政治行政情商，就是要懂规矩，做政治工作，做行政工作，在政府机关一定要懂规矩，懂规矩首先要尊重你的领导，你在这个单位，连你的领导你都不尊重，你这个政治品德肯定就是差。尊重领导，多请示，多沟通。尊重同事，多交流，多互鉴。做事一定要按程序，不按程序做，不组织团队去做，那个工作就算做成也不是一个好工作。一个机关、一个单位，是一个团队，不是讲个人英雄主义。每一项工作，既把它搞成了，又让这个团队能够进步，这才叫好的工作。另外就是不要把自己当回事，这也是政治情商。好多人把自己看得太重，领导说一句，好大的压力，耿耿于怀。或者自己一个什么意见，领导没采纳，耿耿于怀。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太把自己当回事，你那个建议可能对，但领导有更全面考虑，他不采纳肯定有他不采纳的道理，你不要把你那点建议当做宝，别把自己太当回事。第三就是人性品德，人品一定要好，要团结厚道，争千秋万代而不争一时的风光。团结的能力，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政治素质，如果你不能搞好团结的话，你这一辈子做不成大事。一定是善于团结、会团结才行。团结就需要有胸怀，需要有修养，要会团结。如果你做一把手的话，做处长也好，县区长也好，就要团结好你这个团队，要有胸怀，要能受委屈，要听不同意见。你要是副手的话，就要团结好你的领导。我现在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单位发展不行，换一把手；这个单位团结不行，换二把手。一个地方发展不起来，就是你一把手的责任，水平差，不能把整个发展的谋划搞起来，带动大家干起来。但是这个地方团结出问题，就是二把手的毛病，或者副手的毛病。我多次批评过好多人，我说组织是信任那个一把手的，信任那个处长的，组织任命他在这个地方当处长，当你们处的法人代表，你是副处长，你要配合好他，你不要跟他作对，这才能风清气正。也有人说过，老大是老二维护出来的。你这个单位的老二老找毛病，这个老大他也没有威信，整个单位都没法做。这种团结的素质、团结的品德，无论你是当一把手，还是当副手，还是当成员，都是一个团队里面最重要的。不能当害群之马。不团结就是出于私利，就是一种个人的小算盘，这必须刹住。第四个，要服从分配，不挑不捡，往长远看，每个岗位都是宝贵的经历，这是种品德。现在工作30多年来回头看，哪一个时刻调到哪里去，放在哪个岗位，都是好事，都是宝贵的机会。像中央机关里有的人从大学毕业进中央机关就管汽车，从科员到副处长到处长到司长都管汽车。看似手头有权，实际是很不利于成长。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个岗位上就把它做好，同时组织上把你调到哪，你就高兴地去，不必有任何想法。等你过去，几年后回头一想，都是非常宝贵的，多亏给你换了个地方。这方面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想不开，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有权。在厅里面有的处有权，有的处没权，有的人就贪这个权。有的时候说市里的这个部委办局权力大，那个权力小。有的说我是学工科，你让我搞党建，或者搞什么文化，我又不懂，不愿去。这些都不对。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多一些岗位，多一些经历，等到组织真正要提拔你的时候，你那些多岗位的东西，不知道哪个段儿它就起作用了，因为你有那个经历，所以那个地方缺人的时候就想到你，而多岗位的经历也有助于更宽的知识、更多的经验、更大的工作能力。这也是品德的一方面。第二个字是“能”。一是要有一技之长。一个厅局百八十人，一个市里面处级干部也上百人，凭什么提拔你？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自己应该提拔，而且每一个人的习惯都是自己看自己比别人看自己的估计要高，总觉得自己很好。但在人家眼里不是这样的，人家觉得其他人比你还好。所以你到底有何德能，就要有能够展现你特长的能力，不要做油条干部。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上肖灼基老师课，他问我为什么来读博士？大家都说在国家计委挺好的，为什么来读博士呢？后来我就跟他说，在国家计委工作十多年，我体会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蒙混过关。比如说，我不懂农业，我确实也不懂农业，但是混成“油条”了，很容易蒙混过关，办法是什么呢？你给黑龙江省发改委发函，说国家发改委王处长要来调研农业问题，请你们准备农业的情况、问题、建议形成书面材料，然后开座谈会。你去了，人家就说国家发改委处长来了，坐一屋子人，跟你汇报。黑龙江省农业现状是什么，情况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政策是什么，跟你讲。你啥都不懂，就跟他说最近锦涛说了什么，家宝说了什么，你没提他姓，人家不知道以为你们很熟呢。然后你又给吉林省发函，国家发改委王处长要来调研农业问题，请你们准备书面材料。你到那里，他说的还是这些问题。你就用黑龙江讲的那些问题跟他们聊。然后你再给辽宁省发个函，到辽宁你就不用他们讲了，你拿黑龙江和吉林省听到那些问题问辽宁人，辽宁人被你问得一愣一愣的，对你佩服的不得了。但是，农业到底在国民经济中是什么位置，我们到底怎么来发展农业却心中一片空白。所以说我们不能当这种油条干部。自治区厅局的处长到市里面我们都高度重视，认认真真跟你汇报。你不能老拿玉林、百色的问题问北海。所以不能当油条干部。你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真能在哪里，哪种是假能，你所在的单位给你赋予的一个光环，那个能是假的，你沾沾自喜那个光环，以为是真能，那就完了。二是接受任务独立完成，不要反复请示。其实请示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请示也有毛病。比如说，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搞个现代农业示范区，一会你就回来请示，我想引进几个企业，问书记市长行不行，你说行我就这么干了。一会又请示搞了广告行不行，你说行我就这么干。这个表现让人觉得你能力差。就像打仗现在叫你把那山头拿下来，你就把它拿下来。你不要说司令员，前面有条河，我想架个桥，你看行不行，行我就架个桥。前面有个小树林，我在里面隐蔽前移，你看行不行，行我就这么干。不要搞这个事。叫你把山头拿下来，剩下怎么干，怎么能把山头拿下来就怎么干，这是你的能的体现。请示报告是对的，但不是这么细细碎碎反复请示。特别是处长、县区长，一定要注意。三是接到任务后不要再去分包。领导说了哪个处长把我们今年全年的工作写个年终总结。你这个处长拿到任务以后就去做方案了，列了目录，列了几个大的方面，全年以来的政治工作情况由厅长负责，今年的开放方面由张副厅长负责，今年的项目方面由李副厅长负责，你们都给我提供一些素材，完了我把它们凑起来，组织一帮人，在一个饭店，写两天。不是这么弄的。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写完，不要再去二批发，让人觉得你能力差。四是要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就是看到别人好的地方，马上反思到自己，变成自己好的地方。看到别人差的东西，你马上反思到自己，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要马上改掉。广西话把这叫“灵醒”，这个一定要有，这是一个能力。好多人很迟钝，人家反复敲他，说哪有毛病，还是改不了。所以要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你看到哪个处的处长为什么老是干得好，你要马上研究明白。还有哪个处为什么老是做错事，你要赶快借鉴。这种反思的能力非常重要。五是要有自我规划的能力。选调生都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那你的一生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想的，也要有一个自我规划。你在五年内怎么样？十年内怎么样？十五年内怎么样？为了这个目标应该做哪些准备和积累，要有自我规划的能力。这实际上也是人生的一种设计，这个设计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迷茫，不会说看有人到公司去了，一年年薪拿个三四十万，你就羡慕、心慌。一看别人怎么又提拔了，你又心慌。你设计好了你的路径就踏踏实实去往下干，不能盲头乱撞，不要凭命由天。你要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发展和自治区的发展和你们单位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才有更顺畅的发展。第三个字是“勤”。刚才讲了为什么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同一年来的变化就大了呢。实际上很大的方面就取决于下苦工，你的苦功夫到不到，你的勤奋够不够。勤奋决定一生。有很多例子，我以前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写前商务部副部长、中国WTO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文章介绍：十年之前，中联部想要进大学生，因为中联部是负责对外联络的，就想要找根红苗正的人，后来就找到最贫困的省——贵州，在贵州师范大学找学习好的，根红苗正的，就把龙永图给要到了中联部。到那以后，龙永图天天在办公室里加班。每天自己定任务把参考消息上的两篇中文文章翻成英文，再把英文翻成中文，再和参考消息上的原文对照，看看有哪不对，天天这么干。后来有一天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联部部长方毅，但是翻译已经下班回家了。当时家里面也没有电话，再找那个翻译来的话又来不及。后来人家就说，楼上有个新来的大学生叫龙永图，天天晚上在那里看书，不行把他叫来得了。后来就把他叫过来翻译，结果一翻特别好。后来方毅就很重视他，把他送到伦敦经济学院去学习，学完回来后又去美国南部学习，后来又到了商务部。你说要是那个时候把龙永图叫来一翻，翻得乱七八糟，那这一辈子可能就没什么太大机会了。所以说什么叫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后来有一年我在商务厅的时候，龙永图部长来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我请他吃饭的时候就问他这段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是这样，当时翻译是分层级的，谁给处长翻译，谁给司长翻译，谁给部长翻译都是分级别的。新来的大学生你只能给处长翻，都没资格给司长当翻译，他说那轮的话肯定轮不到我。然后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辈子两次翻译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美国回来就从中联部调到了商务部，是在国际合作司任副司长。那时候一出差到哪个省去，下了飞机，一起去的有实权的司的人就被直接用车接走去吃饭了，没权的没有人理，就只能回饭店看书学习。这倒好，他说有时间看书学习，心也静。后来李岚清调到商务部当部长，当时中国要恢复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总干事是美国的南部人，说话口音重没人能听懂，就像夹壮似的，谁也听不懂。李岚清要见他，外事司的司长担心李部长刚从天津调来，万一翻译听不懂美国南方话翻错了影响工作，就请龙永图帮忙出面去翻。因为他在中联部的时候到美国南部学习了五六年，那些土话他全都翻的特别好。翻译完了以后，李岚清就问他是哪个司的。结果过一两个月人事司就通知他到世贸司当副司长，后来当司长，再后来就当了世贸谈判总代表。说龙永图这个例子就是说，勤，是你这一辈子能够顺利发展的最重要保障。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勤是立身之本。要养成终身读书的习惯，要对自己狠一点。知识就是力量。你要真正想要有发展的力量，有竞争力，有对工作的贡献力，就去勤奋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当年曾国藩在清朝里面的八个部当过六个部的正部长，靠的就是勤奋。他年轻的时候老自己反思，给他弟弟写信中说，我这一辈子一事无成，总立志也坚持不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立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读史十页，练二百个字。一生坚持下来了。后来他跟他那几个理学大师朋友们聊完天以后，又立志每天记日记，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记录下来，一辈子也没停。后来皇上听说了，就说你拿几本来我看看。就是对自己非常的狠。前段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书《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汇编》，就是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几次讲话和报告，《愚公移山》就是那几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毛泽东在七大的那些讲话，主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写的。他在七大里面脱稿，做《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把建国以后我们的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外交问题、教育问题、党建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十三四个问题全部讲清楚了。我算了一下毛泽东当年多少岁，刚52岁。人家那个知识的厚重，所以毛泽东为什么叫“伟大导师”，为什么能够带领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是知识的胜利。所以要勤奋学习，特别是我们这些选调生们，博士、硕士，“985”的，停止了看书，停止了学习，你就停止了进步。二是要写文章。“文章报国、诗书传家”。文章是你最好的介绍人，是你不用求任何人的东西。现在这个风清气正的大环境，我们这些读书人，不要老想着求人，不要老想着走邪门歪道，就是靠自己。靠自己靠什么？就是靠你的知识，靠你的眼光，靠你的本事。你的本事在哪里体现，一方面是干事能力，一方面就是写文章。写文章越到底下的时候就越有非议，好多人他写不出来文章，他一看你写文章就嫉妒你，说你又不是研究院你写什么文章。还有的说写什么文章啊，干就是了。干是没问题的，粗活靠猛打猛冲可以干，但越是复杂的，关系重大的工作，越没那么简单。就好像一个人脑子里长瘤了要给他开刀，你说搞什么研究啊，打开摘出来不就完了么。我问你脑子里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血管怎么走的，你了解么？你研究过么？只有对大脑有长期深入的理论实践研究才可能有成功的把握。越是前沿的、繁杂的事越不是仅凭热情和愿望就能搞成的。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问题，最近开的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怎么发展，城市怎么发展，对外开放怎么搞，南向通道怎样才能够给广西带来最大利益，你没有研究怎么干？写文章的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的研究思考，目的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宽的视野和更透彻的理论实践上推动具体工作。所以，我们这些选调生，博士、硕士，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实际工作一定要干好，同时把实际工作上升到理论，在用理论指导更加理性地做好实际工作，如果没有这条，你就没有大的后劲，也不能说明你行。第四个字是“廉”。廉就是我们要活的有品位，要活的有品格。选调生，博士、硕士，一定要品格高洁。过去说有不良行为的“六过”：爱好过俗，交友过滥，生活过奢，私事过多，口气过大，读书过少，这“六过”毛病就一定要杜绝。不要交那些烂朋友，不要有那些低俗的爱好。把人生的第一个扣子扣好，同时要顶得住生活的压力。处长也好，还没到处长的也好，年轻人也好，生活压力都比较大。机关里面工资收入确实太低了，你现在又是上有老下有小，没准还得生个二胎，生活压力很大。这个时候一定要顶得住。好人和坏人就一念之差。好干部和贪污犯就一念之差。有人来给你送卡，就200块钱、500块钱，正好家里的小孩的奶粉没了，弄200块钱、500块钱，买两桶进口奶粉正好，就收了。收了就出事了，出事你就完了。好多时候，实际就是一念之差。你在那个时候一定要顶住。脑子里要有一个钟在那，关键时刻它得报警一下，激灵一下你得回来。顶住压力，抵住诱惑，顶住那个关键时刻。在你想要收钱，想要收物的那一刻，你停下来，你就过关了。那个时候一大意你就完了。说这么多大道理没用，你就记住，关键时刻一定要顶住。时刻都要守住廉洁的底线，守住政治底线，守住生活作风的底线。把底线守住，这样保证一生平平安安。穷是穷点，苦是苦点，但是我们就为了一腔报国热情，就这么平平淡淡，艰苦奋斗，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选择了这条路就得无怨无悔。使我们能够不辜负党的教育，不辜负国家的培养，不辜负亲人的希望。做好工作，过好一生。我就说这么多，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必记本”注：本文为2018年5月30日，时任北海市委书记王乃学在百色干部学院为广西第三期选调生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所做授课讲稿，节选自广西发展战略研究会，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我在北美读书，不断有小朋友问我学习和申请的事情，不回答不好，回答吧，又好像我有以教人似的。经验教训谈这种东西最不靠谱，别人的事情，也就是看个热闹，该自己奋斗的还是自己奋斗。我终于写了这一篇，写得很费力，时间太紧迫，为这个搁下了要紧的任务，代价代价。生活残酷，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得看长远的将来的目标，尽量不让一日闲过啊。只要看看身边牛人，学术超人，就觉得自己该狠狠摸爬滚打，而不是这样向后看（自抽一下）。

搞科研、发论文，这些对大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来说并不陌生。不管他们平时工作有多忙，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论文。有学生曾为自己老师说话，“我导师每天几乎凌晨两三点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白天开会、指导学生等各种忙碌，晚上还要继续伏桌想论文写论文，我看着都累。”为何如此？大概是因为两个字——职称！大学老师评职称必经的“拥堵”之路职称对青年老师来说就像是山，不仅要翻一座又一座，而且一山还比一山高，一起翻山越岭的人数还不少。等最后最后翻过这一座座“大山”之后，在年龄上可能早已不能算是青年教师了。北京一高校曾介绍它们获得副教授参评资格的门槛：近五年内主持75万科研经费；发六篇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的SCI；每年完成72小时教学任务。还有副教授评教授的门槛：近五年主持150万科研经费；发表10篇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的SCI，其中两篇本领域顶级期；每年完成72小时教学任务。难吗？其实拼一拼还是可以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门槛，是一个评定的资格而已，要真正评上并不容易。没办法，僧多粥少，符合条件的可以有很多个，但真正评上的只有那么一些。此外，共青团北京市委曾对北京高校的16738名专任青年教师进行调查，调查显示，按照专业技术职务来划分，正高级有199人，占1.2%；副高级有2363人，占14.1%；中级有10360人，占61.9%；初级有2321人，占13.9%；未定职级有1495人，占8.9%。整体情况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这也说明职称晋升的拥堵现象严重。搞科研、发论文有多难？在高校，教师的收入与职称相关，职称越高，收入也相应更高。也因此，更多的青年教师会努力搞科研，评职称。而搞科研就得发论文，对所有需要靠论文来实现晋升的老师，过程都是艰辛的。辛辛苦苦做课题、做实验、写论文，满怀期待投稿后要么杳无音信，要么残酷被拒，要么几位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编辑返回意见后反复大改，过程相当曲折。人文社科老师要找到新颖的、有研究价值的选题其实也不比做实验简单多少。除了缺乏资金强有力的支持，随着计算机网络、激光打印的发展，论文数量急速膨胀，想找热点来写，思来想去终究觉得少了亮点，泯然众人矣；想剑走偏锋，发现能深入挖掘的东西太少，写到一半逻辑出错、思路不清，只好作罢。眼看着职称评定的时限不多，该发的论文一篇还没发，面对“非升即走”、考核不达标扣工资这些制度，不少老师会愁得茶饭也不思了。究其原因，毕竟期刊数量有限，僧多粥少。且当其以为自己要做的只是保障论文质量，而残酷的现实又会给人当头一棒。发表论文也存在许多小细节，稍不注意，一些老师甚至会实实在在坑自己一把。例如，论文错过了发表时间。发表的论文从正式发表的日期开始生效，评定材料上交后才刊登出的论文，不仅本次职称评定用不上，对下次更高一轮职称评定也无效，对为了晋升而发文的老师来说，就产生了一次资源的浪费。于是，“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引发教师群体共鸣。不少大学教师也在吐槽为了职称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枸杞加红枣：加班，可劲的加班，不对，我就没有下过班，应该说熬夜，可劲的熬夜，熬到头痛欲裂、头发脱落、天昏地暗。压力山大，但依然心甘情愿。@蜜汁有颜值：贡献！贡献版面费，贡献时间，贡献生活，贡献睡眠，贡献脑子，甚至贡献精神。而且就算贡献了这么多东西，也可能没有太多的收获。@鼠标大人：为了职称一直在拼，我把职称当追求，但职称就知道用科研和论文来“虐”我。现在为了职称我做到最大的努力大概就是活着！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为了规范职称评审，2017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就曾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要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监管。同年11月，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再次明确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是大势所趋，这进一步增强了高校的自主权。《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曾明确高校需按照中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部署，结合学校发展目标与定位、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操作方案等。这意味着，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从政府主管的相对统一的标准转变为具有高校特色差别的多样化标准，以适应高校差异化的发展需求。高校要充分考量教师队伍内部的多样性，把握学科、类型差异，制定适应本校教师队伍实际状况的评审标准，避免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建构教师职称评审的标准。这也是为了保障高校规范、有序地行使职称评审权。随着相关政策落地，不少高校进行了职称改革。过去高校常有“唯论文、唯科研”一说，很多高校有重科研的现象，但近些年“教学型”教授逐渐出现。前些时间，南京林业大学公布了2019年职称评审结果，从教33年的理学院蒋华松老师如愿评上了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教学专长型”教授。南京理工大学教师黄振友，凭借自身教学实力及成绩，2018年成为该校第一位“教学为主型”教授。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发布《教学型教授职称评定工作实施方案》，决定设置教学型教授岗位……有教师对高校出现“教学型”教授这样评论：“教学型”教授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专注教学的教师打了一剂“强心剂”，提升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教学型”教授名额更少，要求也不够量化，压力一样也不小。对比之下，不少教师可能依旧会选择以科研、写论文为主的晋升之路。不过“教学型”教授的出现至少说明了如今高校唯论文现象不再那么严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进步。相关：晋升之路，莫要忽视教师的心理上面说到，很多高校教师在评职称上有“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的心理。搞科研、发论文本就给高校教师一定压力，加上高校职称名额有限，每年没有获得晋升的教师比比皆是。此外，很多高校还有“非升即走”的规定，让高校教师压力之上再添压力，而这伴随着的可能是高校老师心理问题的滋长。链接：2018年对大学教师现状的研究发现，“科研或论文发表要求”（70%）成为最主要的压力来源。第二和第三位因素为“学校的制度和官僚主义”（60%）和“工作量”（57%）。“人际关系（21%）”“跟上IT技术步伐（13%）”“工作稳定性（9%）”等因素产生的压力相对较小。长期从事高等教育诉讼服务的华盛顿师安·H.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保证，科学对我们人类来说，再多也不算多。但在现实中，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什么算是科学？是那些科学论文吗？如果科学不以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为标准，那还有什么能算是科学呢？但如果以科学论文作为科学的标准，我们发现，整个科学界正在被自己所产出的科学论文所淹没。现在研究人员每年所制造的各种论文，早已超过了研究人员能够消化的能力。根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调查，当前科学论文每9年就增长一倍。如今学术出版已经发展到了没人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科学期刊，现有的数字仅仅是估计，大约有3万多。这3万期刊每年大概要发表2百万的文章。这当然仅仅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如果再加上网上发表，学术文章发表量还要增加。美国生物交流网-

后学术时代的来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感觉到，但至今尚未有人给以明确的定义和理论上的阐发。这个事实本身反讽地证明了后学术时代特有的暧昧性，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的退场甚至“死亡”。后学术时代的首要特征是，学术不再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成为服务于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活动；成功的文人不再是那种白首穷经，以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一鸣惊人，在某个学术领域中做出贡献的学者，而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资本，奔走于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之间，在与后者的博弈和交换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那一类人，对于这些介于学者、商人和官僚之间，或者集三者于一身、难以定义的文人，暂且名之为后学者，以与后学术时代接规、配套。后学者们不做传统意义上的“坐板凳的”的学问。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费时费力而又费脑的活动，自会由他手下的低职称或无职称的学者或准学者（“必记本”注：博士生或硕士生等）去完成。后学者们做的工作主要是找市面，抓信息，奔走于朝野之间，周旋于资本与权力的夹缝中，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争项目，争学位点，进而从后现代资本中分得一杯羹。后学者们对学术项目的操作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原则和流程进行，他们能根据欲申请的项目的缓急程度和论证的难易程度，在数天或数月之内迅速拼凑起一个课题小组或写作班子，并能按照项目设定的时间，完成从设计论证到实际操作的全部过程。并非从比喻的意义，而是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后学术时代的后学者就是学术包工头，其包工项目的重要性及规模的大小，则视其所掌握的文化权力资本的大小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学术包工头比当建筑包工头容易得多，因为前者的资本是政府或企业买单的，没有任何投资风险，而后者则不得不时刻盘算着如何付息还贷，以最小的投资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众所周知，随着民工法律意识的普遍觉醒，建筑包工头再也不能拖欠民工工资了，但是后学术时代的学术包工头，只要他愿意，却可以明目张胆地不付工钱，因为他手中有着诸如学位授予权、职称审批权等文化权力，而这一切足以影响到他手下的“民工”未来的生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学者手下的那些高学历的“打工者”的境遇并不比建筑包工头手下的民工好多少，他们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唯一的希望是有朝一日上升到后学者序列，成为新一轮的学术包工头。后学术时代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结果并不重要，项目就是一切。只要不要做得太烂，出现低级错误，即所谓的“硬伤”，最终成果大多都能通过，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得奖。这是因为，项目的审批人和最终成果的评价人基本上是同一批人。评审、评奖活动本来就是后学术时代文化权力博弈的场所，权力的博弈最终自会取得某种平衡。结果自然是心照不宣、皆大欢喜，比如，这次项目给你上了，下次奖就归我得了。这样，后学术时代的“写”书或得奖，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学术意义，而成了一种显示其“作者”掌握的文化权力的表征行为，和增加其文化权力的法码、以便在下一轮博弈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工具。国际文化资本的加入是后学术时代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参数。生活于全球化时代的后学者们深谙个中三昧：没有国际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不能算真正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国际学者参与的项目很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没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不算真正的学者。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因此，后学者们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后学者们的结交上。尽管为数不少的国内后学者基本上不懂外语，或只懂一点点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自己的博士生自告奋勇的协助下，出席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发表一些大而无当、不痛不痒的学术观点；进而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文化权力资本组织几场上规格上档次的国际会议，邀请一些过气的国际知名学者或海外后学者，在五星级饭店里做几场有影响的学术报告，就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论题开几场圆桌会议，最后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于是一本装帧漂亮、合于国际学术潮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就此诞生。主编者往往是国内后学者和国际后学者联合署名，借以显示国际性和世界性。借此，国内后学者们就从国内知名学者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学者，而来自第一世界的国际后学者也在吃到可口的中国菜的同时，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入了第三世界。这样“双赢”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可以期望，在后学术时代后学者们之间的权力博弈下，在层出不穷的重点项目的设计、分派、评审、评奖等一系列貌似“公正”、“严格”、“科学”、“客观”的学术评介体系和评审程序的规训下，在中国后学者与海外和国际后学者们心照不宣的互惠、双赢的合作下，在一次又一次国际会议觥杯交错的狂欢中，21世纪中国的学术事业将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得到后现代意义上的全面复兴。“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本文来源后学术的二次方，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科研工作的成绩十分显著，但问题同样突出，呈现出的局面是矛盾的，由矛盾引发的困惑也是多重的。具体来看，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国科技投入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并越过占GDP2%的门槛，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多年位居世界第二、被引用次数居世界第四，其中高校的贡献率都在80%以上。尽管如此，我们显然还不是创新型国家，科技转化率低，成果对社会的作用不高，高端论文出口转内销现象严重、国际合作的论文比例下降等情况为人诟病，2013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平均被引用每篇7.57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05次。二是高校争取科研项目、经费，发表论文、获奖的冲动十足，显示出活力。但与此同时，科研工作重立项、轻过程，经费使用重物轻人，由此产生套用、挪用科研经费的“跑冒滴漏”现象严重。三是高教界提倡专心治学、内涵发展、十年磨一剑。但现实运行中，成果评价数量化、资源分配行政化倾向严重，导致寻租现象、逐官现象增多。当今的学术诱惑太多，“官”教授、“大”教授们有着太多的展现舞台：团队带头人、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各种称号、高峰论坛等。而“官”教授是成为“大”教授的捷径，虽然一个个“大师”著作等身，可回头望去：实验不是自己做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著作是挂名主编的，学术讲座是空洞的时髦话语。造成上述成绩与问题相纠缠局面的原因，是对权力、金钱、学术三者无边界的“通吃”现象。权力、金钱、学术本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它们的运行规律不同。权力遵循效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以位置取胜；金钱遵循利益原则，价值规律起根本作用，以利润取胜；学术遵循平等原则，尊重知识发现优先权，以智力取胜。而现实的“通吃”构成了对学术的伤害，也是对现代社会分工原则的极大破坏。根源在于我们的学术逻辑错误当今高校的科研问题，已经不是光靠经费就能解决了的了，而与学术制度有关。而制度的基础，是逻辑思路的问题，涉及科研导向、用人文化、评价方式、经费用途等方面。首先，是科研导向的逻辑问题。做研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表论文、取得知识发现权而赢得同行的承认，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和改进人民的生活品质。前者是学者的逻辑，后者是国家的逻辑，我们错在用学者的逻辑代替了国家的逻辑。写论文是大学科研的表象而非本质，是教师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其次，是用人逻辑的问题。高等学校看人准但用人不妥，导致大量人才偏离了学术发展轨迹。当前高校人才发展的潜规则是：各级领导重视和爱惜人才，因此“提拔”重用人才有所担当而成为“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由此人才潜移默化出“官气”；人才当然还要出成果，因此需要成立课题组，搭建队伍完成任务；那些还没有成为“人才”的学术人员，会有意无意加入到“官”教授的队伍。最后，“官”教授硕果累累而晋级为“大师”级人物，也有部分手下成长为新的“人才”。几家欢乐几家愁，也就因此而衍生出许多学术江湖恩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去行政化”。第三，是评价逻辑的问题。学术界是以聪明才智取胜的地方，研究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真正的学术评价是同行的专业评价。可现在，我们的研究是计划性的，评价是可量化的，反映的是学术评价的外行性。一般而言，行政追求的是效率，标准清晰但结果可能模糊；而学者追求的是声誉，标准可能并不确切但结果却是明晰的。当前是以行政的逻辑代替了学者的逻辑，而行政必将导致量化，量化必然产生浮躁。更可悲的是，行政赋予作为一种外部承认，能够带来资源和声誉，学术界也由此开始追求起外部承认来，如各种称号、头衔、奖项、职位、荣誉，“标签”文化盛行。“标签”文化不会催发优秀的学术文化，而是为避免出问题一般会选择中等偏上水平的人和成果。因此，学术看上去虽然繁荣，但真正的创新却鲜见了。第四，是项目管理的逻辑问题。项目经费使用重物轻人，成果重形式轻内容，一切看似合理却效果不好，因为这种方式的最大的受益者是相关负责人，助长了学术的“官本位”现象和资源的浪费现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许多项目从评审、立项到检查、验收都追求形式上的光亮，表格、文字材料、光盘声像等，非常烦琐。谁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呢？当然是有很多下属和助手的“官”教授更占优势。其实，学术人员更希望把经费和精力用在有实质需求的地方。重建科研学术秩序制度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激励。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侧重了释放发展的活力，当前的依法治国则需要建章立制，用制度保障活力。高校科研管理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就必须重建科研学术秩序。那么，如何重建呢？在学术方向上，科学研究要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其实已不用赘述。但是，多年来我们把科技水平等同于论文发表却产生很大问题。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创新，科学无国界、技术有壁垒，科学是技术的支撑、技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技术关乎人民生活质量、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日本在“二战”后就是先经由技术立国战略，走向复兴，而后才开始实施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的。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其实也是研究型大学成长的重要道路。如美国以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为代表，把研究当作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催发出了密集研究型大学。对于我国高校而言，社会对其有同样迫切的需要，就看高校如何调整思路走到这条道路上来。在宏观管理上，增强高校自主使用项目经费的力度。本世纪初，瑞士有关方面决定加大对巴塞尔大学的经费支持，为此需要先评估其原有经费使用是否合理，于是请了独立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结论是：再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学校现在的资金利用更有效的了。英国的科研拨款按学科评估但款到后学校可以打通使用，即所谓的“一揽子”拨款。按照英格兰拨款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英国的科研拨款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其以占世界1%的人口和3%科研经费，发表了占世界7.9%的学术论文，引用率为11.8%。因此，我们需要增加学校自主使用经费的统筹权，更进一步说是真正落实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在内部治理上，加强学者共同体评价机制建设。同行评议制是被国外大学检验认可了的有助于创新的学术制度，有利于改变我国当前重“量”轻“质”的行政化评价方式。其实，大学在产生之初就是行会式的学者共同体，这即是“教授治校”的本来面目。后来，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职能的扩展，教授治校遇到困难。带来的新的问题是，大学在产生之初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你现在让它没了，那么现在的这个机构是否还能称之为“大学”？所以，我们需要务实地构建学者共同体的实现模式，使学术评价的实施从外行转向内行。如在院系层面设立有决策地位的教授会，在基层真实构建教授共同体的现实模式；高校内部可实行学院联邦制的学术治理模式，创造性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校学术委员制衡院系的治理机制。在拨款科目上，适时调整项目支出内容。目前，财政部对中央部门的预算核定方式为：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一般而言，基本经费有相对稳定的标准，为了获得更多经费就需做项目的文章。结果是项目越来越多，成为工作的抓手，产生弊端。改革的方向一是把一些重要的项目支出及时转化为基本支出，这样既可以保证工作的重点，又不破坏高校的自主办学；二是停止那些已完成历史使命或过时的项目，根据新情况设置一些新的项目，保证项目的活力和对工作的推动。在经费比例上，由对物的投入转向对人的投入。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科研其实比的是人的智力、努力和创造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资金要投向最有效的地方。美国的科研经费设计，包含一部分的附加管理费和人员经费，管理费由学校掌管用于支付办公、公共设施利用甚至工勤人员工资等，人员费可支付科研人员及助手、研究生的部分工资，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在项目设计上，加强非指向性科研基金建设。这其实是一种按成果进行资助和奖励的办法。对那些已取得一定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全职学者，特别是高水平大学的年轻学者，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精力最旺盛和最有创造力的时候给予必要的资助。这样，既可以较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火花，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也可以抑制一些有身份的学者“跑”项目，挂名、转包、发包，低水平重复现象。同时，各种奖励可以学习诺贝尔奖的评选方式，以资深专家公开推荐的方式提名开展，减少学术寻租和过程烦琐的状况，这其实也是对推荐者和被推荐者学术声誉的双重检验。在制度规范上，要确立明确的边界。当前，在高校教师的工资结构中，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部分所占比例不大，越是收入高的部门工资所占收入比例越小，这无形中加大了个人自筹收入的欲望。改革的办法一是加强学校组织行为，变国家统一的职称职务为本校的职称职务，学校对有关经费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有一定的自主使用权；二是明确政策边界，科研项目开支中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必须十分清晰。既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保证学校的统筹权和科研人员的劳动付出，又要确保公私分明。而项目预算分割明晰的前提是政策清楚，因此需要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政策调研工作。同时，要坚决打击对科研经费的套用等腐败、违规现象。

浙大新校长杨卫在接受《大学周刊》访问时，对大学发展，谈了些相当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大学生毕业典礼上因大量使用网络“潮语”一炮走红后，很多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都纷纷效尤，一时间，“哥的犀利”、“姐的狂放”、“让子弹飞”、“童鞋们”、“有木有”、“泪牛满面”、“给力”、“神马”、“浮云”、“伤不起”成了校长们毕业典礼致辞的常用语，“根叔”、“晓红哥”、“纪宝宝”成了最叫座的艺名。我看了李培根先生去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大量使用网络“潮语”，贴近大学生心理，迎合大学生胃口，总之，使尽一切招数来煽情，据说十几分钟的演讲，博得了毕业生几十次掌声，赚得了毕业生无数的眼泪，获得了毕业生极其窝心的称呼——“根叔”（“必记本”注：即时任李培根校长）。不知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李培根校长闯出一条迅速“走红”的终南捷径。这么轻易就在中国教育界“走红”，让中国许多大学校长“眼红”，于是从最牛的北大校长周其凤、清华校长顾秉林到普通大学的校长们在毕业典礼上都竞相用“潮语”，竞相“扮小”“装嫩”，竞相与毕业生套近乎、拉感情，好像谁能挤出毕业生的眼泪谁就有本事，谁能赢得更多掌声谁就是好校长。套用萧统《文选序》（“必记本”注：南朝梁）的话说，“踵其事而增其俗，变其本而加其厉”。我原来以为只有通俗作家喜欢媚俗，没想到一些著名学府的校长也热衷媚俗，而且媚俗的样子比通俗作家更难看。2010年“根叔”的毕业演讲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诸如“母校是自己可以骂几十遍，但不许别人骂的地方”，明显是以煽情赚眼泪。一个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就像一个正要出嫁的女儿；前者往往对母校依依不舍，后者对父母更一往情深，尽管平时对父母常有怨言，对母校更常常牢骚满腹，但要离别的时候却容易肝肠寸断，这个时候如果像“根叔”那样一煽情，那些多愁善感的女孩子肯定泪如泉涌，那些容易激动的青年学子肯定掌声如潮——这是典型的投其所好和哗众取宠。如果说2010年“根叔”的毕业演说还只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2011年“凤哥”、“纪宝宝”等人东施效颦的毕业演说就让人反胃，古人说“一之为甚，岂可再乎”？稍懂点古代文学的人就明白，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对象，要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调，在毕业典礼上发嗲，既浅薄又俗气，校长降格，听众肉麻。由于自己是大学里吃粉笔灰的教书匠，我偶尔也看看我国过去大学校长、西方和日本著名学府校长的毕业演讲。这些演讲内容不同，风格各异，但其主旨基本都是献身学术，其风格基本都很庄重典雅，都具有一种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我们国内大学“根叔”、“凤哥”、“纪宝宝”这类毕业演讲，从内容到风格都俗不可耐。其实，我并不讨厌通俗文学，也喜欢听通俗歌曲，有时也看一下进口的肥皂剧和冯小刚那些搞笑电影，那些追求商业利益的文学、歌曲、电视，它们必然要迎合大众口味，必然要看重票房价值，它们通俗和媚俗都可以理解，但一个著名高等学府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发嗲和媚俗，却叫人难以接受，更叫人无法认同。记得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任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和学子要立志引领美国和世界的科技潮流，麻省人要对学术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类负责。这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期望自己的毕业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成为科技界的领袖和精英，他强调的是一个著名学府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精神和学术雄心。2002年哈佛大学校长H·萨默兹毕业典礼的演讲题目是《从“拿”到“给”，走向独立》，他说毕业生正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即将从社会“拿”和“吸收”，转变为向社会“给”和“奉献”；从依赖家庭和老师，转变为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萨默兹校长演讲的主题是“独立”与“奉献”。在他通篇的演说辞中看不到一句“哥的犀利”、“姐的狂放”这类轻佻的字眼。自从大学创立之日起，法、德、英、美、日、俄大学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通常都非常庄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绝不会用“哥的犀利”、“姐的狂放”、“让子弹飞”、“童鞋们”、“有木有”、“泪牛满面”这类网络“潮语”来赚得毕业生的泪水和掌声，就像这些大学校长不会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参加毕业典礼一样。一位耶鲁大学校长说，耶鲁人明白自己肩负的学术重任，请求校友和社会贤达不断批评耶鲁的错误，督促耶鲁人奋进。他说自己常常回顾耶鲁的过去和思索耶鲁的未来。可是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却说：“母校是自己可以骂几十遍，但不许别人骂的地方。”什么人都可以媚俗，但一个大学校长不能媚俗，因为一个国家的顶尖学府，代表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高度，引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每一个民族都有俗文化和雅文化，雅俗之间最好取得某种平衡。不过，只有雅文化才代表这个民族的文明水准，象牙塔里那些发明创造才代表这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一叶落而知秋，看看世界著名学府校长的胸襟、志向和眼界，再看看我们这边校长们的做派、谈吐和趣味，我们能对自己的大学有什么奢望呢？人家的大学校长是顶尖科学家、著名教育家，我们的大学校长是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你叫“哥”如何“犀利”？让“姐”如何“狂放”？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肉麻！2011．7．6于华师南门剑桥名邸枫雅居“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北大教授，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我与胡适先生的关系，得从我所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说起。我十四五岁上高等小学时，从一个教员那里看到《胡适文存》，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胡先生的名字。那时学校里没一个人对新文化运动有所理解，我对这方面的内容也很茫然，所欣赏的只是《文存》中的《尔汝考》、《诗三百篇言字解》等。直到1923年我考入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才对新文化运动稍微知道一些。第一师范不是山东的最高学府，但它在参加新文化运动方面却走在全省前面。那时，翻译过易卜生戏剧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潘家洵在那里教英文，郭绍虞（“必记本”注：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复旦大学教授）也一度教过国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校长王祝晨，他在我进校时已编辑出版了一本新文化运动论文集。王祝晨（“必记本”注：山东教育事业的先驱者、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很重视教员的质量，他邀请教员的原则，凡英文教员总是要请上海或南方某大学毕业的，教教育的是东南大学毕业的，而哲学、国文一类的教员则一定是北大毕业生。王祝晨还不断聘请北大教授讲演。胡适在我入校的前一年曾来讲过学制改革问题，我没赶上。不过，我听过周作人、沈尹默、王星拱的讲演。因此，我一入这所学校就受到了北京大学的影响。当然，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在学校里也有反映。比如我们班的国文教员时霁云就是梁漱溟的崇拜者，他让我们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说梁怎么怎么深沉，说这种功夫很难做到。于是以李广田为首的一些人受他影响，要做梁的信徒，每晚烧香，静坐，搞禅宗那一套。另外还有一派，以臧克家为代表。臧的家里有人在外地读书或工作，能了解些外边的情况，在他周围集合了一些喜欢文学的同学。上述两派我都没参加，因为我跟不上，入不了流。但是，我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这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书报介绍社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刊，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样，我就了解了不少新文化方面的情况，可谓得风气之先吧。一次，我在新创刊的《语丝》上看到孙伏园的文章说到鲁迅，说他在绍兴上学时有个化学老师，因为忘记带什么东西，离开课堂一会，走时叮咛同学不要乱动东西，可有人还是动了，结果引起实验用具爆炸。孙伏园说这位教师就是无人不知的鲁迅先生。我看了很奇怪，“无人不知”，怎么我就不知道？于是、我就有意找鲁迅的文章看。《胡适文存》第二集也是这个时候出版的，王校长还要求我们能买的都买一部。那时，我对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物的派系的分歧还区别不出来，但对新文化运动、对胡先生的了解，则从这里开始了，并且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1926年秋天，我读后期师范一年级第一学期时，山东督办张宗昌把王祝晨校长撤了，换了一位冬烘先生作校长，他找了些清末举人当国文教员，第二年秋同学们为此举行罢课。我那时是最高年级的级长，当教育厅长王寿彭委派来查学潮的人找各年级的代表谈话时，问为什么罢课。我说我们只是要求换校长，虽然罢了课，但还是维持着秩序。这人立刻拍着桌子说：你们还要公开造反怎么的！接着说，你们现在，第一，复课，第二是听候处分。处分的结果就是开除二十多人，我是第一名。这样，我就离开了山东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培养小学教员的，所学功课不利于升学，所以直到1930年冬天我才到北京准备考北大，但1931年没有考取，我便考入了辅仁大学。那年，辅仁大学请周作人作学术报告，每周一次，共六次，每次我都做有记录。六次讲完后，我把记录送给周先生看过之后，经杨晦先生把它交与人文书店出版了，书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先生曾告诉我，他把出版的第一本送给了胡适之。其时，已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先生对改革新生考试制度有一个新建议，据说与吴晗转学北大没成功有关。过去北大的制度是想转学得先随同参加新生入学考试，合格后再参加转学考试。胡先生认为既然是转学生，单考转学的课程就行了，同时他还主张文科、理科在入学考试时应有所偏重。我记得他当时新定考试的成绩是：英文占全部分数的百分之四十，国文占三十，史地占二十，数学占十，但四门中有一门是零分就不考虑了。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我才得于1932年考入北大。入北大前，我就旁听了胡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中古这一段，我对他讲课的印象，第一是条理井然，第二是有充分准备。入北大后，胡先生还讲这部分，所以我前三年没有选他的课。到第四年，提倡写传记的胡先生开“传记文学习作”，我因想写南宋思想家陈亮的传，就选了这门课。选这门课的都是毕业班的学生或研究生，共十二三人。胡先生平常不上课，想上课时就出个布告，课上讲的大多是较大的问题，如怎样收集材料等。他曾告诉我们要会剪裁，说美国做衣服的店铺里最要紧的是剪裁师，一剪子下来就是多少套衣服。他说：你拿到了料子，就等于拿到了人物传记的资料，但你不会剪裁就不行。这里讲的是方法上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这期间，我与胡先生私人接触还不多，不过师生间关系很融洽，如八月节他请我们到他米粮库四号的家里吃月饼，是他夫人做的馅，送到点心铺去做皮。陈亮的材料比较少，但我从1935年动手，到1936年就写出了大约十二三万字。胡先生看后吃了一惊，给我打了95分。他还给了一个很好的批语，第一句是“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胡先生对我说：陈亮与辛稼轩是很好的朋友，而你对辛稼轩反映的不够。其实，我也看过梁启超写的《辛稼轩年谱》等，但都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本是想借胡先生这个东风，经他之手把我的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以他指出的问题我就非重视不可。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在我毕业后，胡先生把我留在了北京大学。留在北大后，有件事使我与胡先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了个通告，说除了继续资助原有机关外，也补助社会科学研究。胡先生是中基会秘书长，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胡先生曾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作学问应当受鼓励，三十岁以后作学问是本分，因此鼓励我申请。接着，他问我想搞什么题目，我说想搞《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胡先生说这件事梁启超兄弟做过，并举出了梁氏昆仲所写的那两部书。实际上，梁启超的《辛稼轩年谱》是他逝世前住医院时写的，故参考书用的不多，同时他只写到1200年就绝笔了，后面还有八年没写。至于《稼轩词疏证》，则是梁启勋用了他哥哥的材料写成的。由于梁氏兄弟的名气大，所以胡先生说：你得写篇文章，表明你的本事能超过梁任公兄弟才行。按照这个建议，我写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辩正》，刊在《大公报》社所编刊的《国闻周报》上。胡先生看了说写得很好，还告诉我陈寅恪先生看后还到处问作者是谁，是傅斯年告诉他作者是我们学校刚毕业的一个学生。1937年春，中基会批准了我的申请。这时，有位郑先生，是1930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的毕业论文是写辛稼轩词注和年谱，导师是梁任公的另一个弟弟梁启雄。直到1937年，这人还在搞它。他看了报上的消息，就拿了七八本稿子来拜访胡先生，说他对辛稼轩已经做了这样多工作，请胡先生审查一下，如果行，希望替他介绍出版。这已是六月的事了，胡先生正急着去出席庐山会议，他要我帮助他看。胡先生说：这个人做这个题目已整整七年了，又送了那么多材料给我看，估计你的题目要改了。我当时心里也有些慌，于是拿了稿子先看自己拿手的部分。结果看一条他没有，再看一条他还是没有，我踏实了。然后，再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对每条我有材料而他没有的，我都做了笔记。我的结论是，他用的都是梁任公等人的材料，没有自己创获的东西。后来胡先生对那人说：这稿子是我的一个学生邓某人看的，他虽然还没有开始这个工作，但从他阅读你书的笔记中看得出他已掌握了许多材料。胡先生还说：现在搞辛稼轩的传记，好坏的标准就看谁的材料多。那人听了这话，就要求看我的笔记。胡先生说：你们都搞同一个题目，我怎么能没得到他同意就给你看呢？那人又提出要见我，胡先生就在他的名片上写了几句，抬头称我为兄（这张名片一直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而且早就忘了。不料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抄我家时就把它抄出来了，这成了我的罪状）。那人找到我，劈头就说：我希望你不要做这个工作，我已经搞了七年，要完成这桩事，你在报上的文章，和写进笔记中的材料，我用时都注明白，但是你不要做了。我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要问胡先生，因为这事是中基会批准的，要改也得通过中基会。事后，我征求胡先生的意见。他说：你照做，这个人甚陋，我给他看你的笔记，他随便翻了一下，就问这些书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告诉他邓从北大刚毕业，他家里不会有藏书，他看的书不是北大图书馆就是北平图书馆的。胡先生还说：你开出了书名，他还不知道到哪儿去看，你看他陋不陋？你做你的，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通过这件事，胡先生知道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不久，抗战就爆发了，胡先生到美国作大使，我除了去昆明前给他写过一封信外，抗战时期没有与他再有联系。胡先生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回国前由傅斯年先生代理校长。傅先生对我的业务很关心，1938年我没有完成中基会的资助项目，是他批准我延长一年。1939年暑假，也是他叫我到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去作助教，后来还要我跟史语所一起搬到四川李庄。正因为我到了李庄，才能利用史语所的图书写些东西，其中《宋史职官志考正》由陈寅恪先生作序，给了我很高的评价。1943年，傅先生又介绍我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5年秋季，他又叫我回北大，我回北平的机票都是他事先办好的。1946年5月7日，我到北平，第二天进校长办公室时，傅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的正好，这里一个帮我的人也没有。说罢立刻叫工友搬张桌子放在他的办公室。这样，我就尽义务帮忙，人家都称我是校长秘书，其实我并不是。7月上旬，胡适先生从美国回来，傅先生去上海迎接他前对我说：你在这儿帮了我的忙，胡先生来了你就退了，怕不好说。我立刻表示愿意继续帮忙，这样，我还是没有名义的校长室秘书。胡先生在北平一直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我也和他住在一个大院内。那年9月，《大公报》要胡先生主编《文史周刊》，胡先生找郑天挺、唐兰、张政烺、周祖谟和我，在大厅里谈这件事。因为我在校长室帮忙，就推我具体主持此事，以后我在校长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这个周刊。我不是校长秘书，所以行政上的事我都未参加。编《文史周刊》时，一次胡先生交来他的两篇稿子。一篇是从《三国志》勾稽出来一些材料写成的论述曹魏“校事”制度（即特务制度）的，另一篇是与卢慎之讨论《水经注》的通信（“必记本”注：即《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误——答卢慎之先生》）。我想，“校事”制度是新提出来的，而与卢的通信说的是赵戴公案，因此我把“校事”制度的文章编在前面。报纸出来后，胡先生说不应这样处理，他认为与卢慎之的信是讲方法论问题，而“校事”制度不过是一段笔记。这件事本来不大，没想到上海进步作家看到“校事”制度的文章后抓住辫子了，说胡先生为蒋介石搞特务政治造舆论。这条“罪状”，说来也是我给胡先生弄来的，他自己本来就认为那只是篇札记。我在校长室的工作主要是给胡先生帮忙。有些人来拜访，我替他接见；同时也替他写了许多回信，这些信都是他自己签名的。有些事真奇怪，我没有学过胡先生的字，可有人接到回信后大吃一惊，说想不到你（胡适）能亲笔给我写回信。胡先生也曾说我的字有点像他的，为什么像，他说大概是用的都是同样的毛笔吧。这样，我一直跟着胡先生，直到1948年12月他离开北平。关于离开北平一事，胡先生本来没有走的意思。他曾反对迁校，认为我们学校是因为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这时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至于说胡适是因为战犯名单上有他才走的，这是没有根据的传言。当时还有些传言，说共产党要他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表示怀疑，说：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1948年12月14日，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报，说派了专机到南苑接他，要他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全家一同南来。他接到电报立刻给清华打电话，那边说陈先生已经进了城，去哪儿不知道。吃中午饭时，胡先生问我能不能找到陈先生，我估计陈先生是一家人进城，只能住在他大嫂家。午饭后，我先到黄米胡同找到俞大缜，问明陈先生大嫂的住处，到那里果然找到了陈先生。当时，陈先生说11月陈雪屏就叫他走，他说他不能坐国民党的飞机走，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陈先生还说：我就走，等我睡了午觉后就搬到东厂胡同去。我回来说了这情况，胡先生有点着急，因为不知道陈先生要睡到什么时候，而这时专机已经到南苑机场了。哪知说这话时，陈先生家就来了。于是，马上就走，可是城门紧闭，车子到了宣武门出不去。胡先生给傅作义打电话，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着，只好折回东厂胡同。当晚，胡先生跟傅作义联系上，傅说：你们明天到中南海司令部来换我的车子，否则你们的车出城后也回不来。当时，胡先生说：明天要走不了就不走了。胡先生的稿子有些就放在他住的那间房子里，他对我说他最主要的稿子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可这稿却放在书库里，仓卒间找不出来，所以能带走的只有有关《水经注》的稿子，这说明他事先绝对没有走的准备。第二天、胡、陈二先生到傅作义那儿换了汽车出城，当天飞到南京。陈先生后来在上海见到谢国桢说：我这次走，多亏了邓恭三。原因是，陈先生当时也没想走，临行前还表示他这次离开北平很苦恼，说：胡先生跟政治联系太密切，我跟政治又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不愿意我的女儿跟搞学生运动的人搅在一起。胡先生离开北平前，齐白石曾拿了他的一些材料和画来，要胡先生给他作传。胡先生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稿子，我觉得与齐白石来往的人很多，应当再找些材料，他就让我去找。我除了找黎锦熙外（“必记本”注：齐在湖南湘潭时曾在黎锦熙家里做木匠），自己也补了一些材料。其中一条可能齐白石看了很不高兴，这就是齐曾拜王闾运为老师，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这条材料是我从《王湘绮日记》中抄下来的，胡先生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并在这条引文后明白表示了这一意见，但齐白石对王湘绮是崇拜的不得了的，他屋子里就永远挂着王写的一条横幅。从王的笔下接受到这样一句苛薄评语，他总会觉得不光彩的。这部稿子到胡先生走时刚刚完成，我的夫人和大女儿两个人赶着抄，但抄好时胡先生已到了南京。我把稿子寄去，胡先生在南京找了几幅汪亚尘所存白石老人的画配在里面，一起交给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印了出来，这就是《齐白石年谱》，署名是胡先生、黎锦熙和我。书出版后，胡先生向商务印书馆说不要稿费，只要一百本书。他自己留下五十本，给我寄了五十本让我酌情处理。我留下五本，其余都送给了齐白石。我与胡先生的关系，到此就完全结束了。胡先生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绝对不是搞政治的人，因为他不会讲一句假话。比如开国民大会要选总统时，事先蒋介石放出空气说总统要给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这等于暗示要由胡先生做。当时周炳琳与多少人都竭力劝胡先生不要去参加国民大会，学生们也到东厂胡同一号劝阻，可胡先生就是不答应。当时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代表转到我的屋子，说：胡先生太奇怪了，一点不说敷衍的话，他只说电报都发出去了，亲戚朋友明天都要去接他，所以不能改变。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会说假话的人。胡先生一生选择的方向就是作学问。台湾出版的王世杰日记，记载说蒋介石让他告诉胡，让胡当总统，胡先生一直未予考虑。国民大会开完后，胡先生回来跟我们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作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更可以安心搞学问。这说明他满脑子想的是搞他的学问。胡先生任驻美大使也是万不得己，他给夫人写信，说这次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为的是救国家，但回国后还是要回到教师的岗位上。胡先生一生忠于学术，说他与共产党争青年，没这么回事，他就是希望青年人在学问上有所成就。说他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其实也没有这个动机。陈源等人都不同意他整理国故，认为以他的身份，应当领导学生干些大事。胡先生不以为然，他总说易卜生的一句话：“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他对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也不考虑，1932年千家驹毕业后是胡先生介绍他到陶孟和的社会研究所去，陶先生说千家驹是共产党啊，胡先生说：你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就看他在你这里做工作行不行。后来千家驹说他在思想上与胡适完全是两回事，但在学问上则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胡适。胡先生本人博学于文，他不但关心中国的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很关心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当北大校长，一心想让北大的学术跟上世界的学术，他建议把搞核物理研究的人才集中到北大。在全国，他主张重点发展五个大学，可见他关心的不只是北大，也关心全国的大学，他所关心的是全中国的科学事业。他死的那天，主持中央研究院招待留美院士酒会，席上谈到有四代人，胡先生是第一代，饶毓泰、吴健雄第二代，吴大猷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第四代，当时他很高兴，结果一高兴就送了命了，这说明他很关心科学，很想使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现代化。胡先生过去说“全盘西化”，后来因这个名词不恰当改成“充分世界化”，今天看来，用最确切的话来表述他的用意，就是现代化。胡先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他自己没有总结过，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有人说，胡适既然整理国故，怎么能同意全盘西化？我认为：整理国故，就是要使国故现代化。《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是使国故现代化的尝试。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就是使书面文字现代化，而它在我国学术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中国文化的提高，接受外来文化，都是通过白话文的翻译进行的，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用部分，也用的是白话文。不论是宏扬传统文化，还是接受外来文化，白话文都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这个作用没有法子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在一般青年人中，表面上看胡先生的影响在逐渐变小。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尽管如此，我认为胡先生的影响或作用，不能专在有形的方面作估计，有些不是能用计量学计算出来的。

“作恶的技巧”指的是在知道自己是作恶的前提下，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不要把坏事做绝、不要把屎盆子使劲往自己身上抗。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职场中的执行角色、中间职位，很大程度上自己做不得主，不得不执行上级命令，在命令或法律与良知的选择中发生冲突、左右为难，这样的一种缓和措施就需要技巧，聪明的执行者往往会留有余地。这既是一种自救，又是一种抵抗。虽然这种抵抗属于一种消极的抵抗，然而这种“消极”总比一味的往前冲、送死强。当然，这种“作恶的技巧”是在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恶”时才会考虑，也就是说这种作恶的技巧只对那些还存有良知、还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才会起作用，对于那些鬼迷心窍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来说，例外！

“必记本”注：赵俪生出生于1917年4月25日，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早年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曾获得胡适赞誉，1947年应聘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解放后，赵俪生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在编译局他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信，结果被另眼相看，最后只好辞职。当时中科院编译局要求他在五天内全家搬走。万般无奈中他向艾思奇求助，在艾思奇介绍下，1950年秋到长春，在东北师范任教授。同年冬又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57年夏，赵俪生奉命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教课、发表文章等权利。很快，兰大文科下马，赵俪生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到山丹县农场接受“改造”。赵俪生的处境非常困难，不仅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当他收到兰大江隆基校长让人发给他的电报，回到家中时，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如果不是那份电报，他有可能埋骨戈壁，见此情景，一家人抱头痛哭。赵俪生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后，担负起中国通史的讲授。尽管讲课任务非常重，但赵俪生却丝毫没有懈怠。数千年的历史，仿佛活了一样，诙谐风趣，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江隆基校长曾经说：“赵俪生讲课的水平最高。”听赵俪生课的人非常多，那时他们在前面坐，学生的后面则是老师们。据说，秦晖当年考研时，由于“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录取阻力颇大。作为导师的赵俪生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赵俪生1991年离休，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在兰州逝世，享年91岁。赵俪生（1917年4月25日——2007年11月27日），教授，历史学家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落叶》，“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茵梦湖》，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但郭沫若、陈伯达不在院部学习（郭在中南海与周总理一起学习，陈伯达在党校学习），所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非接触不可的机会。但我被指定同局长们一起列席院务会议。只是列席，不发言，也没有表决权。但这就赋予了“静观”的机会。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赵俪生文革中被退职后，与夫人和两个女儿合影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社，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噼里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复信分两段，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说您向我们爽直地反映了科学院领导同志的一些作风问题，我们很感谢。后一段就厉害了。“但是，”（一个“但书”，主席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說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这封复信被抄走了，不然我一定把它影印出来，“立此存照”。最有代表性的大报的编辑室，表的就是这样的态，对自己的成员不惜用威慑别人的口吻予以保护，而且在此后历次运动中也都是一贯地保护积极分子，打击提意见者，这个传统才造成了此后一直是“一言堂”的传统。我这个匹夫小子，在开国之初，不过是初试锋刃罢了。另外一件冲突是为了一篇文章。当时，叶丁易和我合编了一个《光明日报》上的副刊，叫《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有一天，叶说请你们院长写一篇文章吧。我就找个机会对郭老说了，他反应很痛快，一口答应了。而且没隔几天，就把稿子交给了我。题目是《蜥蜴的噩梦》，文内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也不点名地骂了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已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叶和我商议，郭老是大人物，他的文章我们不宜改，于是叶说：“你就近问一问，是否由郭老自己改一改？”我问了，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好家伙，大人物的架子我是感受到了。我和叶商量，没有其他办法，“原样照登”就是。这件事使我憋了一口气，在脸色和语气上都可以觉察出来。杨局长察觉到了，就问：“你和谁生气啦？”我憋不住了，就“竹筒倒豆子”通通说了，而且是在办公室说的，于是被“听者有意”的正处长关肇直听去了，就连忙向党组汇报。适逢周末，我去打开水，遇见副局长恽子强了（他是革命先烈恽代英的弟弟），他说：“到我家坐坐不？”我敏感到党组书记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就立马去了。果然，恽十分温和地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好不好？办公室里人杂，传来传去，会产生影响的。”这一下，我就完全明白了。赵俪生先生和他的嫡传弟子——“七只九斤黄”，右三戴眼镜者为秦晖，其余是杨善群、白文固、霍俊江、马明达、葛金芳、杨木。我的气越憋越厉害。《人民日报》的复信叫我憋了第一口气，关肇直打的小汇报叫我憋了第二口气，当时我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时去留的事是依靠组织安排，已经没有“辞职”这一说了，可我还是走老路了，辞职。要辞职，第一找杨局长，第二找副局长恽子强，但我都没有找，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的院长室交给秘书的，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在我的第三份辞呈递上去的中午下班时，编译局的女秘书姚舞雁同志（她是姚蓬子的妹妹，姚文元的姑姑）交给我一张“中国科学院便条”，上面写着：“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最后特别提醒，为提高青年教师和博士的学术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必记本”将会在寒假定期推出“学术训练营”，每期15人，敬请后台留言报名或添加“必记本”助理李博士（微信：xixiaiypf）报名。

来自法国的艺术家Julien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另觅他处。”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

法国雕刻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美，在生活中随处可见。Yener

徐贲，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心灵鸡汤”这个词在中国刚出现时，就有调侃、揶揄的意味。从话语形式来说，心灵鸡汤包括那些励志、鼓舞的格言警句，感人至深的小故事，或是一些发人深省的箴言，它们的温馨和“智慧”总是能安抚人的心灵。

1995“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群福利包括500位社会、文化、历史、传播、艺术等知名人士的不定期学术分享，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王波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01亲戚合作的烦恼最近听家人谈人生感悟，他们反复谈到一点，那就是：亲戚之间千万不要合伙做生意。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毕竟从直观上来说，把工作交给熟悉的人仿佛更可靠。但是在交谈中，我听说了几个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例1：我的老家在一个城郊的一个小村庄。近十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和开发区建设，小村庄面临着土地征收和周围开发区项目建设，于是催生了大量工程和项目。村里有一个人，姑且叫他老王，看准时机，打算依托他姐夫的人脉资源，两人合作购买挖掘机承接周围的工程项目。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由于老王比较尽职尽责而大姑父对工作不上心，最后变成老王全权负责人员联系和现场监督，而他姐夫则在家坐等收益，也从不去现场监督机器作业。最开始，因为工程不断，收入是不错的，两人合作并没有很大矛盾。但是随着周围工程陆续完工，挖掘机的收入开始锐减。于是他们俩的矛盾逐渐显现。老王抱怨姐夫不帮忙联系工程、寻找生意，还照样分红；而老王的姐夫则认为收入锐减是老王故意隐瞒收入，从中获得好处。他们围绕这事反复争吵，最后搞得不欢而散。例2：村里有另一年轻女子，我们姑且叫她小田。小田三、四年前承包周围工业园区一家食堂，出于帮助亲戚和“家人更可靠”的想法，雇佣了自家的三婶做食堂的员工，负责切菜和打扫卫生。这位三婶五十多岁了，长期在家赋闲，没有正式工作。本来食堂服务员的工作不难干，但是她就是干不好。她不仅切菜速度慢，而且做的不好还不许别人批评。小田一说她，她就反驳说：我好歹是长辈，你怎么能对我大呼小叫！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吵到最后，三婶就和小田斗气，谁也不理谁，食堂常常陷入尴尬的沉默中。最后小田实在受不了她的低效率，把她辞退了。于是这位三婶各种纠缠胡闹，到处抹黑小田，说小田不尊重长辈，有钱了就不认亲戚了。三婶还威胁说，要是辞退了她，让她没面子，她以后就不认这个亲戚了。最后双方也是不欢而散，关系一落千丈。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近些年我还听说了不少类似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最开始抱着一颗相互友好合作的心、决心一起好好工作的亲戚，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呢？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亲戚之间不要合伙做生意”的经验呢？我想作为个人烦恼的问题背后必然存在某种普遍性的原因。我们不能将原因归咎于某个人的性格或者为人处世的方式，而应该看到，亲戚之间不要合作的经验说明亲情与生意不能混杂之外，更有时代变迁的因素在起作用。02合作的社会变迁在回答为什么亲戚之间不要合作之前，我们首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难道原先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嘛？显然，他们之前是有合作的。那么我们接着问为什么现在不行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来对比一下不同时间下的合作形式的变化。家乡在十年间因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短时间发展了巨大改变，也导致了合作形式的改变。在征地建设之前，村庄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每家每户基本以农业为生。这个时期的合作是互帮互助式的，讲究相互的义务和责任。亲戚一词意味着清晰、统一的道德义务和实际帮助，并且各种行为得到了村庄舆论的监督。这个时候的合作是相对简单的，要求往往比较简单。比如亲戚之家相互帮助割麦子、办理丧事。个人不需要专门的才能，人力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成为了核心的因素。这个时候大家的合作是讲究道义、强调人多力量大的，因此个人劳动素质的高低不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察。因此舆论普遍对热心肠而不是有能力进行赞扬，有时候在场就表示一种支持。对于能力不足但是热心帮助的亲戚，大家都表示好感。即使某人做的差，大家也不能过度批评，要给他留面子。而且，这种形式的合作更多是非功利性的，相互的合作往往成为沟通感情的重要方式。所以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合作是基于熟人社会的情感和道义进行的简单合作。这种合作讲究亲戚之间的情分、面子，在亲戚之间斤斤计较是会得到大家排斥的。如今，村庄周围项目增多，部分资源涌入乡村社会，工作机会增加。机会增多的同时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转变。现在大量的工作，不论是合作承包工程还是开餐馆，区别于互帮互助式的合作。新的工作是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任何经营行动都是工具理性驱动的，也就是追求工具的有效性和效率的最大化。在这种目的下，必然要求专业分工。简单来说就是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情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时合作的逻辑不再是按道义进行的情感逻辑，而是按功能有效、效益最大的工具理性逻辑。按一般来说，参与合作的人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陌生人。他们和雇佣者的关系是金钱与岗位或者是金钱与工具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考虑工作的效益最大化，最大程度排除了情感涉入，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如果老板觉得不满意员工，可以换一个能力更强的人，而被解雇者大不了换一个工作。比如一个工程中，村里老王雇佣了一位货车司机，结果那司机态度极差。老王直接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开始很嚣张的司机第二天就疯狂赔礼道歉。换做是亲戚，绝没有这种效果。总的来说，新雇佣关系以专业化和较少的情感涉入为特点，比较适应现代社会工作的要求。而与亲戚合作则让情况变得复杂。亲戚合作的工作中存在情感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冲突。经营的逻辑在于效益的最大化，寻找最合适的人员。但是合作的亲戚未必能很好胜任工作，这让工作面临损失。在雇佣陌生人的情况下，合作双方可以大方说出对方的缺点；但是在亲戚合作的工作中，在情感和道义的要求下，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一般很难直接指责。一边是理，一边是情，换做谁都难处理。拿小田三婶的事情来说，她作为长辈，在工作中不能接受被作为小辈的小田大呼小叫，也不能接受过分指责她的不足。她显然是将亲缘关系的相处模式带到了以分工和职能实现为导向的工作中去了。她体验的是亲属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与工作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巨大倒转，也难怪她不平衡。同时，“亲戚知根知底，值得信任”的观点也站不住脚。亲戚合作涉及到金钱交易和利益分配，难免会相互猜疑，这种猜疑让双方的隔阂加深。原先相互信任的亲人容易在合作的猜疑中变成相互攻击的陌生人。亲戚合作的矛盾在于，本以为可以实现亲情和事业双丰收，但是实际上是两者皆失。一方面，在事业中，本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是因为情感涉入，使得本可以被取代的人员变得不可取代，让工作效益受损；另一方面，本想着有钱一起赚可以加深情感。但是在工作中非人格化的交往积累的矛盾被带入了亲缘关系中，原本亲密的关系在一起处事的种种矛盾、猜疑中变得岌岌可危。合作双方想要营利则往往要触及代原有的亲缘关系的相处模式，而想要维持原有关系必然牺牲掉工作效率。这二者极其难以平衡。亲戚合作的矛盾本质是工具理性和情感涉入双轨并行造成的混乱。这两个领域的逻辑完全是相反的，混合在一起必然存在大量的角色混乱和预期错位，身处在其中的人往往左右为难，最后弄得双方都不开心，只能不欢而散。03两难选择亲戚合作的困难在情感涉入和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在这个阶段集中爆发，甚至给人一种是必然会发生的感觉呢？当我们聚焦到社会转型下的个体的视角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对于选择是否和亲戚合作这一点上，个人往往面临着两难选择。在资源涌入的过程，村庄关系基本维持原有关系，但是部分人的生计模式却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对于不多的资源来说，有能力争取到资源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决定了少数人首先脱颖而出，改变生产方式，甚至积累一定财富。但是原有的亲缘关系及其规范要求这少数人带动能力较差的其他家族成员参与资源竞争。这时如果能力强者不带领弱者发家致富，那么从道义上，前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从农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往往缺乏专业的知识和寻找专业人员的能力，最初也只能依靠亲属进行合作。可以说，最开始的合作既是道义需要也有实际考量。和亲戚合作成为了最初进入陌生领域的无专业技能农民的最好选择。但是随着合作的进行，上述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时候最早的创业者面临真正的两难选择：不与亲戚合作面临道义上的谴责，而与亲戚合作往往面临着事业的不如意和亲戚关系的淡化。创业者的困难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他们对工作领域的熟悉，或者自己掌握专业的生产知识和管理知识，或者掌握了寻找专业人员信息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在对亲属关系带来的虚假的便利感到失望之后，他们也可以很畅快地摆脱亲属关系的束缚，大胆与非亲属进行合作。他们或许可以想清楚，与其合作之后将关系搞僵，还不如最开始拒绝。那样或许只会引起其他人小小的不快，而不会在无尽的具体矛盾中将这种不快转化为关系的彻底崩溃。04时代的阵痛我们透过亲戚之间合作产生的矛盾，看到了背后角色混淆和不同逻辑的混乱，同时我们也看到背后时代变迁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说，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了不同场景的出现和重叠。现代社会是一个逐渐分化的社会，原有村庄和家庭综合性的功能正在逐渐剥离。村庄不再是生计、教育、情感和交往的综合体，而越来越萎缩成仅仅具有情感依托的场所，家庭也是。单位、学校等地方越来越发挥经济、教育等专门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不同的角色要求和期待。而在这剥离的过程中，将不同的场域的角色要求混杂就会导致角色冲突和逻辑混乱。这也是亲戚合作冲突的根源。从冲击-反应的模式来看，乡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合作方式。这种刺激下，乡村社会的反应是充满惯性的。它只能调动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试图去面对，但是在专业化、营利化的趋势下，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必然难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农村社会率先抓住非农工作机会者，由于短时间缺乏正确的现代职业观念、现代职业技能和管理方式，不得不求助于亲缘关系，这种左右为难的被迫选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亲属合作的矛盾可以看作是时代的阵痛，是在社会转型中的不成熟的但是必要的尝试。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责任要求在解体。一种道义主义的道德追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变得不合时宜，相反，各类目标和评价标准出现。而在新的标准（“必记本”注：比如说发财）与原有标准（“必记本”注：比如说互帮互助）发生冲突时，个人将面临了巨大的内在紧张。是做个“强人”还是做个“好人”成为很多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版权声明文章来源新乡土，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Bar-Am“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群福利包括500位社会、文化、历史、传播、艺术等知名人士的不定期学术分享，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

“必记本”注：文章以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５年公布的１９５７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高端学术人才的成长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长江学者性别比例悬殊、学科训练背景单一、工作变动较频繁、大部分人担任过行政职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平均成才时长为１５年，自然科学领域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明显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江学者。大部分长江学者有国外留学背景，留学对其成长成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以出生江、浙两地的长江学者为多，存在明显的地域文化影响现象。国家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我国为培养高端人才启动了一系列计划，１９９８年启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速高校创造性人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本研究以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５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１９５７人为样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着重进一步了解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成长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高端学术人才的培养提供实证依据。|研究对象与方法本研究对象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公布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共１９５７人，通过各大门户网站、数据库、传记书籍、新闻报道、搜索引擎以及其他途径收集其资料信息，并对其中存在矛盾和有问题的数据信息进行比对和确认。收集的信息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基本情况、工作经历、成长成才的影响因素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履历分析法，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资料信息进行变量化处理，这些变量包括性别、担任行政职务、工作变动、教育程度、留学状况、毕业院校、学科专业、出生地分布、专业训练背景、成才时长（即获得最后学历到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的时间间隔）等，可将其归为三类变量：基本变量（性别、出生地）、教育变量（毕业院校、专业、教育程度或学历、留学状况）和工作变量（行政职务、工作流动性、研究领域、成才时长）。将这些变量信息录入ＳＰＳＳ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林杰、晁亚群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原题为“师门对研究生发展的影响——基于非正式组织理论的质性研究”，首发于《研究生教育研究》。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指导在研究生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在导师的主导下，研究生师门开展多种学术与非学术活动，其组织结构灵活、组织技术多元。与院系等正式组织和培养方式相比，师门表现出非正式组织的特征。由于师门是由研究生和导师构成的初级群体，交往频率与社会支持程度远较正式组织更高，因此对研究生的学术与人格发展起到直接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生在师门中的人格发展、社会资本积累等问题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师门作为非正式组织，带有自发性与随意性，研究上存在难度。但是，近年研究生师生关系矛盾、师生利益冲突等问题的突显，不仅是个体现象，也是群体现象。因此，将师门作为组织现象来研究，分析研究生师门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特征，探讨师门对研究生全面发展的影响，对于厘清研究生在师门中的发展机制，进而改进师门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问题

这是一组来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老照片，让我们有幸见证风华绝代的容颜，也唤醒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眉似远山不描而黛，唇若朱砂不点而朱。那个没有PS的年代，比起现在的网红脸，不知要美上多少。拍下这些照片的是一名犹太摄影师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