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
记得是1980年秋天，那时的我还是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一天上午从宿舍去图书馆，只见学校大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门墙上张贴着的一张校长办公室发布的布告，布告非常简洁，只有几行字：匡亚明校长因病外出休养一段时间，现在基本康复，已经回校视事。全校任何教师、职工和学生，有任何同南京大学有关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匡校长反映。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张布告让我终生难忘。布告中“视事”两个字是公文用语，现在已很少用，不过想想倒也准确、简洁、传神。尤其难忘的是布告中的三个“任何”，做领导的恐怕大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有这样自找麻烦的？南京大学的校长，谁要见都随时可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汇报？我见过的布告多了，这样措辞和风格的布告，我之前没有见过，以后也再没有见过。我想这布告一定是校长亲拟，秘书是不敢这样写的。匡校长的布告出来一年多以后，我第一次正式拜访了匡校长，那是1982年春末的一个下午，目的是向校长“告状”，请校长帮忙。20世纪80年代，用房是南京大学的头等难题，引发过多少矛盾和纠纷。那时南大只有鼓楼一个校区，且位于市中心，难以扩展，教学区北园加上生活区南园，总共才700多亩，无论教学、办公用房还是师生宿舍，都十分紧张。校部机关就设在几排简陋的平房里，拥挤不堪；图书馆门口，每天一早会聚集许多学生背着书包读英语，大门一开即蜂拥而入，抢一个座位占据下来，这半天就有了学习的地方；至于住房就更是拥挤，学生的集体宿舍，本科生8人一间、研究生6人一间。青年教师许多是三代同堂，住20平米的一间。每到饭点，筒子楼的走廊里烟雾缭绕混合着饭菜香，这些都是南大那时特有的风景。就是匡校长自己，当时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他调来南大后，住在青岛路紧靠校园的一幢小洋楼里，那本是南大的校长寓所，小院里草木繁茂，幽静美丽。“文革”开始，他被“造反派”赶出小院，住进南园集体宿舍；“文革”结束，他恢复了校长职务，但拒绝搬家。他说：“只要我是校长，南大的住房问题不解决，我就按兵不动。”于是，一校之长就在老旧的筒子楼里又住了几年。我读研究生时住在13舍，对面14舍二楼最东头的几间房就是匡校长的家，透过窗户有时可以看到匡校长的身影。我常暗中发问：那楼里一层只有两间公厕，匡校长已是高龄，住那里方便吗？匡校长恢复职务以后，十分重视解决南大的住房困难，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给教师一间书房！”他也实实在在做了一件振动南大、传遍全国的事：学校在北京路2号新村造了两栋宿舍楼，每套三室一厅60多平米，是南大当时最好的家属宿舍。有一次，匡校长出差，房子还没有造好，就按照图纸被分掉了。匡校长回校以后，看了分配方案，发了脾气：“怎么大半分给干部、不给教师？教师要备课和做研究，需要一间书房，应当得到照顾。”但是这个分配方案已经正式通过了，怎么改？匡校长提议：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并且把省委书记请来参加，重新讨论和制定分配原则。最后的结果是原来的方案硬是被推倒重来，那两栋宿舍楼大部分的房间都分给了教师。不久以后，《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匡校长在学校常委会上的发言。在“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始、大家正饱受住房紧缺之苦的时候，“给教师一间书房！”这个口号震撼、也温暖了多少南大、以至全国教师的心！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对我来说，真正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还是近20年后的事，那时的我不但不可能有一间书房，而且几乎陷入没有立足之地的窘境。1981年年底，南京大学一、二两届硕士研究生同时毕业，其中100多人留校任教，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但是又碰到一个难题：学校宣布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三年内不分配住房。我们那批研究生绝大部分都已经成家，一部分家在外地的读研期间也把家属调到了南京。我也是如此，妻子和孩子调来住哪里呢？最初是“打游击”，也在教研室住过。到我们两届研究生毕业，宿舍空出不少，我们这些没有住房的就一人占了一间。虽然吃喝拉撒睡，全在这20平米里，但一家三口总算团聚，倒也自得其乐。可是好景不长，我们住了没几个月，就看到校产科贴出一张布告，大意是：新一届研究生即将入学，往届生毕业后占据的研究生宿舍必须尽快让出，供新生使用，违者予以纪律处理。我们要在南大无立足之地了，只有另找出路。那一阵，我们去到南京多所大学，还有党校和研究所，看看有没有愿意收留的。当时研究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想要的单位不少，但是在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有空房的学校就很少了，加上调人要一级级审批、办手续要时间，看来一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人人心急如焚。就这么离开南大，也实在不甘心。走投无路之中，我们突然想到个办法：找匡校长去！匡校长在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都说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对学生和教师总是亲切和蔼。而且，他布告上说过谁都可以找他，也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而我们只要一间住房！其实，此时匡校长已经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而是转任名誉校长，还担任着江苏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家也搬出了南大，住进省里分配的寓所。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我们也没有预约，那天下午几个人就直接去了高云岭匡府。秘书把我们领进客厅，匡校长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见到自己的老校长，我们也顾不得寒暄，七嘴八舌满肚子的委屈倾诉而出。匡校长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脸上的表情也严肃起来。他缓缓地说：“这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说过要给教师一间书房，南大一时不能做到，但也不能让教师流落街头吧？”我们告诉他，学校规定对我们三年不分房，他很生气：“三年不分房？谁说的？这三年住哪里？这不合理，也行不通！”听说我们想调走，匡校长更是生气：“为这事你们就要调离南大？我很不赞成，国家和南大招研究生，是下了大决心的，你们拿到学位刚留校，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怎么能说走就走？有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他想了一会儿，提出两点：“我会把这事向南大提出，我不是校长了，还是名誉校长，有这个责任。你们也应当写信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应当引起注意。”他最后特别强调：“写信反映问题一定要署真实姓名，写匿名信不好，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嘛！”这话引得我们一阵大笑，心里有底了，高高兴兴离开了匡府。我不知道匡校长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此后没人赶我们走了，三年不分房的事也没人再提了。不久，校方专门拿出南园的17舍，进行了简单改造，每层辟出几间共用厨房，分配给我们这些毕业留校的研究生和一些青年教师。一定是匡校长为我们说了话，否则问题不会这么顺利、圆满地解决。我深深地感谢匡校长，因为他，我有幸进入南大读书，并在南大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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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杨正润《“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追忆匡亚明校长》，载《传记文学》2022年第11期，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