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邓广铭：读书做人忆先生

我与胡适先生的关系，得从我所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说起。

我十四五岁上高等小学时，从一个教员那里看到《胡适文存》，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胡先生的名字。那时学校里没一个人对新文化运动有所理解，我对这方面的内容也很茫然，所欣赏的只是《文存》中的《尔汝考》、《诗三百篇言字解》等。

直到1923年我考入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才对新文化运动稍微知道一些。第一师范不是山东的最高学府，但它在参加新文化运动方面却走在全省前面。那时，翻译过易卜生戏剧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潘家洵在那里教英文，郭绍虞（“必记本”注：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复旦大学教授）也一度教过国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校长王祝晨，他在我进校时已编辑出版了一本新文化运动论文集。

王祝晨（“必记本”注：山东教育事业的先驱者、民国初年“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很重视教员的质量，他邀请教员的原则，凡英文教员总是要请上海或南方某大学毕业的，教教育的是东南大学毕业的，而哲学、国文一类的教员则一定是北大毕业生。王祝晨还不断聘请北大教授讲演。胡适在我入校的前一年曾来讲过学制改革问题，我没赶上。不过，我听过周作人、沈尹默、王星拱的讲演。因此，我一入这所学校就受到了北京大学的影响。

当然，社会上的各种思想在学校里也有反映。比如我们班的国文教员时霁云就是梁漱溟的崇拜者，他让我们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说梁怎么怎么深沉，说这种功夫很难做到。于是以李广田为首的一些人受他影响，要做梁的信徒，每晚烧香，静坐，搞禅宗那一套。另外还有一派，以臧克家为代表。臧的家里有人在外地读书或工作，能了解些外边的情况，在他周围集合了一些喜欢文学的同学。

上述两派我都没参加，因为我跟不上，入不了流。但是，我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这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书报介绍社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刊，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样，我就了解了不少新文化方面的情况，可谓得风气之先吧。

一次，我在新创刊的《语丝》上看到孙伏园的文章说到鲁迅，说他在绍兴上学时有个化学老师，因为忘记带什么东西，离开课堂一会，走时叮咛同学不要乱动东西，可有人还是动了，结果引起实验用具爆炸。

孙伏园说这位教师就是无人不知的鲁迅先生。我看了很奇怪，“无人不知”，怎么我就不知道？于是、我就有意找鲁迅的文章看。《胡适文存》第二集也是这个时候出版的，王校长还要求我们能买的都买一部。那时，我对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物的派系的分歧还区别不出来，但对新文化运动、对胡先生的了解，则从这里开始了，并且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

1926年秋天，我读后期师范一年级第一学期时，山东督办张宗昌把王祝晨校长撤了，换了一位冬烘先生作校长，他找了些清末举人当国文教员，第二年秋同学们为此举行罢课。我那时是最高年级的级长，当教育厅长王寿彭委派来查学潮的人找各年级的代表谈话时，问为什么罢课。我说我们只是要求换校长，虽然罢了课，但还是维持着秩序。这人立刻拍着桌子说：你们还要公开造反怎么的！接着说，你们现在，第一，复课，第二是听候处分。处分的结果就是开除二十多人，我是第一名。这样，我就离开了山东第一师范。

第一师范是培养小学教员的，所学功课不利于升学，所以直到1930年冬天我才到北京准备考北大，但1931年没有考取，我便考入了辅仁大学。那年，辅仁大学请周作人作学术报告，每周一次，共六次，每次我都做有记录。六次讲完后，我把记录送给周先生看过之后，经杨晦先生把它交与人文书店出版了，书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先生曾告诉我，他把出版的第一本送给了胡适之。

其时，已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先生对改革新生考试制度有一个新建议，据说与吴晗转学北大没成功有关。过去北大的制度是想转学得先随同参加新生入学考试，合格后再参加转学考试。胡先生认为既然是转学生，单考转学的课程就行了，同时他还主张文科、理科在入学考试时应有所偏重。我记得他当时新定考试的成绩是：英文占全部分数的百分之四十，国文占三十，史地占二十，数学占十，但四门中有一门是零分就不考虑了。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我才得于1932年考入北大。

入北大前，我就旁听了胡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中古这一段，我对他讲课的印象，第一是条理井然，第二是有充分准备。入北大后，胡先生还讲这部分，所以我前三年没有选他的课。到第四年，提倡写传记的胡先生开“传记文学习作”，我因想写南宋思想家陈亮的传，就选了这门课。选这门课的都是毕业班的学生或研究生，共十二三人。胡先生平常不上课，想上课时就出个布告，课上讲的大多是较大的问题，如怎样收集材料等。

他曾告诉我们要会剪裁，说美国做衣服的店铺里最要紧的是剪裁师，一剪子下来就是多少套衣服。他说：你拿到了料子，就等于拿到了人物传记的资料，但你不会剪裁就不行。这里讲的是方法上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这期间，我与胡先生私人接触还不多，不过师生间关系很融洽，如八月节他请我们到他米粮库四号的家里吃月饼，是他夫人做的馅，送到点心铺去做皮。

陈亮的材料比较少，但我从1935年动手，到1936年就写出了大约十二三万字。胡先生看后吃了一惊，给我打了95分。他还给了一个很好的批语，第一句是“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胡先生对我说：陈亮与辛稼轩是很好的朋友，而你对辛稼轩反映的不够。其实，我也看过梁启超写的《辛稼轩年谱》等，但都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本是想借胡先生这个东风，经他之手把我的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所以他指出的问题我就非重视不可。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在我毕业后，胡先生把我留在了北京大学。

留在北大后，有件事使我与胡先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出了个通告，说除了继续资助原有机关外，也补助社会科学研究。胡先生是中基会秘书长，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胡先生曾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作学问应当受鼓励，三十岁以后作学问是本分，因此鼓励我申请。接着，他问我想搞什么题目，我说想搞《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

胡先生说这件事梁启超兄弟做过，并举出了梁氏昆仲所写的那两部书。实际上，梁启超的《辛稼轩年谱》是他逝世前住医院时写的，故参考书用的不多，同时他只写到1200年就绝笔了，后面还有八年没写。至于《稼轩词疏证》，则是梁启勋用了他哥哥的材料写成的。由于梁氏兄弟的名气大，所以胡先生说：你得写篇文章，表明你的本事能超过梁任公兄弟才行。按照这个建议，我写了《〈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辩正》，刊在《大公报》社所编刊的《国闻周报》上。胡先生看了说写得很好，还告诉我陈寅恪先生看后还到处问作者是谁，是傅斯年告诉他作者是我们学校刚毕业的一个学生。

1937年春，中基会批准了我的申请。这时，有位郑先生，是1930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的毕业论文是写辛稼轩词注和年谱，导师是梁任公的另一个弟弟梁启雄。直到1937年，这人还在搞它。他看了报上的消息，就拿了七八本稿子来拜访胡先生，说他对辛稼轩已经做了这样多工作，请胡先生审查一下，如果行，希望替他介绍出版。这已是六月的事了，胡先生正急着去出席庐山会议，他要我帮助他看。胡先生说：这个人做这个题目已整整七年了，又送了那么多材料给我看，估计你的题目要改了。

我当时心里也有些慌，于是拿了稿子先看自己拿手的部分。结果看一条他没有，再看一条他还是没有，我踏实了。然后，再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对每条我有材料而他没有的，我都做了笔记。我的结论是，他用的都是梁任公等人的材料，没有自己创获的东西。后来胡先生对那人说：这稿子是我的一个学生邓某人看的，他虽然还没有开始这个工作，但从他阅读你书的笔记中看得出他已掌握了许多材料。胡先生还说：现在搞辛稼轩的传记，好坏的标准就看谁的材料多。那人听了这话，就要求看我的笔记。

胡先生说：你们都搞同一个题目，我怎么能没得到他同意就给你看呢？那人又提出要见我，胡先生就在他的名片上写了几句，抬头称我为兄（这张名片一直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而且早就忘了。不料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抄我家时就把它抄出来了，这成了我的罪状）。那人找到我，劈头就说：我希望你不要做这个工作，我已经搞了七年，要完成这桩事，你在报上的文章，和写进笔记中的材料，我用时都注明白，但是你不要做了。我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要问胡先生，因为这事是中基会批准的，要改也得通过中基会。

事后，我征求胡先生的意见。他说：你照做，这个人甚陋，我给他看你的笔记，他随便翻了一下，就问这些书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告诉他邓从北大刚毕业，他家里不会有藏书，他看的书不是北大图书馆就是北平图书馆的。胡先生还说：你开出了书名，他还不知道到哪儿去看，你看他陋不陋？你做你的，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东西来。通过这件事，胡先生知道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不久，抗战就爆发了，胡先生到美国作大使，我除了去昆明前给他写过一封信外，抗战时期没有与他再有联系。

胡先生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回国前由傅斯年先生代理校长。傅先生对我的业务很关心，1938年我没有完成中基会的资助项目，是他批准我延长一年。

1939年暑假，也是他叫我到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去作助教，后来还要我跟史语所一起搬到四川李庄。正因为我到了李庄，才能利用史语所的图书写些东西，其中《宋史职官志考正》由陈寅恪先生作序，给了我很高的评价。1943年，傅先生又介绍我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5年秋季，他又叫我回北大，我回北平的机票都是他事先办好的。

1946年5月7日，我到北平，第二天进校长办公室时，傅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的正好，这里一个帮我的人也没有。说罢立刻叫工友搬张桌子放在他的办公室。这样，我就尽义务帮忙，人家都称我是校长秘书，其实我并不是。7月上旬，胡适先生从美国回来，傅先生去上海迎接他前对我说：你在这儿帮了我的忙，胡先生来了你就退了，怕不好说。我立刻表示愿意继续帮忙，这样，我还是没有名义的校长室秘书。胡先生在北平一直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我也和他住在一个大院内。

那年9月，《大公报》要胡先生主编《文史周刊》，胡先生找郑天挺、唐兰、张政烺、周祖谟和我，在大厅里谈这件事。因为我在校长室帮忙，就推我具体主持此事，以后我在校长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这个周刊。我不是校长秘书，所以行政上的事我都未参加。编《文史周刊》时，一次胡先生交来他的两篇稿子。

一篇是从《三国志》勾稽出来一些材料写成的论述曹魏“校事”制度（即特务制度）的，另一篇是与卢慎之讨论《水经注》的通信（“必记本”注：即《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误——答卢慎之先生》）。我想，“校事”制度是新提出来的，而与卢的通信说的是赵戴公案，因此我把“校事”制度的文章编在前面。报纸出来后，胡先生说不应这样处理，他认为与卢慎之的信是讲方法论问题，而“校事”制度不过是一段笔记。这件事本来不大，没想到上海进步作家看到“校事”制度的文章后抓住辫子了，说胡先生为蒋介石搞特务政治造舆论。这条“罪状”，说来也是我给胡先生弄来的，他自己本来就认为那只是篇札记。

我在校长室的工作主要是给胡先生帮忙。有些人来拜访，我替他接见；同时也替他写了许多回信，这些信都是他自己签名的。有些事真奇怪，我没有学过胡先生的字，可有人接到回信后大吃一惊，说想不到你（胡适）能亲笔给我写回信。胡先生也曾说我的字有点像他的，为什么像，他说大概是用的都是同样的毛笔吧。这样，我一直跟着胡先生，直到1948年12月他离开北平。

关于离开北平一事，胡先生本来没有走的意思。他曾反对迁校，认为我们学校是因为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这时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至于说胡适是因为战犯名单上有他才走的，这是没有根据的传言。当时还有些传言，说共产党要他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表示怀疑，说：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

1948年12月14日，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报，说派了专机到南苑接他，要他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全家一同南来。他接到电报立刻给清华打电话，那边说陈先生已经进了城，去哪儿不知道。吃中午饭时，胡先生问我能不能找到陈先生，我估计陈先生是一家人进城，只能住在他大嫂家。午饭后，我先到黄米胡同找到俞大缜，问明陈先生大嫂的住处，到那里果然找到了陈先生。

当时，陈先生说11月陈雪屏就叫他走，他说他不能坐国民党的飞机走，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陈先生还说：我就走，等我睡了午觉后就搬到东厂胡同去。我回来说了这情况，胡先生有点着急，因为不知道陈先生要睡到什么时候，而这时专机已经到南苑机场了。哪知说这话时，陈先生家就来了。于是，马上就走，可是城门紧闭，车子到了宣武门出不去。胡先生给傅作义打电话，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着，只好折回东厂胡同。

当晚，胡先生跟傅作义联系上，傅说：你们明天到中南海司令部来换我的车子，否则你们的车出城后也回不来。当时，胡先生说：明天要走不了就不走了。胡先生的稿子有些就放在他住的那间房子里，他对我说他最主要的稿子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可这稿却放在书库里，仓卒间找不出来，所以能带走的只有有关《水经注》的稿子，这说明他事先绝对没有走的准备。

第二天、胡、陈二先生到傅作义那儿换了汽车出城，当天飞到南京。陈先生后来在上海见到谢国桢说：我这次走，多亏了邓恭三。原因是，陈先生当时也没想走，临行前还表示他这次离开北平很苦恼，说：胡先生跟政治联系太密切，我跟政治又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不愿意我的女儿跟搞学生运动的人搅在一起。

胡先生离开北平前，齐白石曾拿了他的一些材料和画来，要胡先生给他作传。胡先生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稿子，我觉得与齐白石来往的人很多，应当再找些材料，他就让我去找。我除了找黎锦熙外（“必记本”注：齐在湖南湘潭时曾在黎锦熙家里做木匠），自己也补了一些材料。其中一条可能齐白石看了很不高兴，这就是齐曾拜王闾运为老师，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这条材料是我从《王湘绮日记》中抄下来的，胡先生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并在这条引文后明白表示了这一意见，但齐白石对王湘绮是崇拜的不得了的，他屋子里就永远挂着王写的一条横幅。从王的笔下接受到这样一句苛薄评语，他总会觉得不光彩的。

这部稿子到胡先生走时刚刚完成，我的夫人和大女儿两个人赶着抄，但抄好时胡先生已到了南京。我把稿子寄去，胡先生在南京找了几幅汪亚尘所存白石老人的画配在里面，一起交给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印了出来，这就是《齐白石年谱》，署名是胡先生、黎锦熙和我。书出版后，胡先生向商务印书馆说不要稿费，只要一百本书。他自己留下五十本，给我寄了五十本让我酌情处理。我留下五本，其余都送给了齐白石。我与胡先生的关系，到此就完全结束了。

胡先生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他绝对不是搞政治的人，因为他不会讲一句假话。比如开国民大会要选总统时，事先蒋介石放出空气说总统要给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这等于暗示要由胡先生做。当时周炳琳与多少人都竭力劝胡先生不要去参加国民大会，学生们也到东厂胡同一号劝阻，可胡先生就是不答应。当时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代表转到我的屋子，说：胡先生太奇怪了，一点不说敷衍的话，他只说电报都发出去了，亲戚朋友明天都要去接他，所以不能改变。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会说假话的人。

胡先生一生选择的方向就是作学问。台湾出版的王世杰日记，记载说蒋介石让他告诉胡，让胡当总统，胡先生一直未予考虑。国民大会开完后，胡先生回来跟我们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作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更可以安心搞学问。这说明他满脑子想的是搞他的学问。胡先生任驻美大使也是万不得己，他给夫人写信，说这次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为的是救国家，但回国后还是要回到教师的岗位上。

胡先生一生忠于学术，说他与共产党争青年，没这么回事，他就是希望青年人在学问上有所成就。说他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其实也没有这个动机。陈源等人都不同意他整理国故，认为以他的身份，应当领导学生干些大事。胡先生不以为然，他总说易卜生的一句话：“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他对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也不考虑，1932年千家驹毕业后是胡先生介绍他到陶孟和的社会研究所去，陶先生说千家驹是共产党啊，胡先生说：你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就看他在你这里做工作行不行。后来千家驹说他在思想上与胡适完全是两回事，但在学问上则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胡适。

胡先生本人博学于文，他不但关心中国的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很关心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当北大校长，一心想让北大的学术跟上世界的学术，他建议把搞核物理研究的人才集中到北大。在全国，他主张重点发展五个大学，可见他关心的不只是北大，也关心全国的大学，他所关心的是全中国的科学事业。他死的那天，主持中央研究院招待留美院士酒会，席上谈到有四代人，胡先生是第一代，饶毓泰、吴健雄第二代，吴大猷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第四代，当时他很高兴，结果一高兴就送了命了，这说明他很关心科学，很想使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现代化。

胡先生过去说“全盘西化”，后来因这个名词不恰当改成“充分世界化”，今天看来，用最确切的话来表述他的用意，就是现代化。胡先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他自己没有总结过，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有人说，胡适既然整理国故，怎么能同意全盘西化？我认为：整理国故，就是要使国故现代化。《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就是使国故现代化的尝试。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就是使书面文字现代化，而它在我国学术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中国文化的提高，接受外来文化，都是通过白话文的翻译进行的，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用部分，也用的是白话文。不论是宏扬传统文化，还是接受外来文化，白话文都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这个作用没有法子用什么东西来衡量。

在一般青年人中，表面上看胡先生的影响在逐渐变小。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尽管如此，我认为胡先生的影响或作用，不能专在有形的方面作估计，有些不是能用计量学计算出来的。

　　                                                         闻黎明根据1994年6月16日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