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订阅方式微信订阅即日起，您可通过微信跨年订阅《新闻与写作》（2023年8期-2024年7期），订阅价204元（含60元快递费，两个月寄送一次，一次寄送两本，此方式无法开具发票）。请扫描下方微信付款码，直接输入金额。付款成功后，请将微信交易单号的后6位数字，连同个人快递信息（收件人姓名、地址、手机号）一起发送给“新闻与写作小助手”微信客服。收到“新闻与写作小助手”确认回复，即表示您已订阅成功。需要购买个别期数的读者以及新疆、西藏的读者请先致电010-85201321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新闻与写作小助手”，说明情况后再订刊。小助手在线时间：工作日09:00-17:00邮局订阅您也可以前往当地邮局自行订刊，或通过中国邮政微邮局线上订阅（点击前往）。订阅时，请注意查询好《新闻与写作》的邮发信息——国内邮发代号：2-673国外发行代号：M03090刊号：ISSN1002-2295（国际）

isolation）使得长期缺少社群陪伴的人群遭受心理健康的挑战，有可能造成更高的精神焦虑风险。有美国学者的研究指出，青少年长期和同龄人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阅读准备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17年，该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进而成为全球性的公共理念，表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认同和采纳获得了普遍的正当性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渐成为被广泛认知和普遍认可的规范性理念和实践性方向，其内涵正在持续不断的阐释、对话和实践中被丰富。从国际传播的话语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以包容、容纳所有民族国家的世界本身为中心、为本位，即世界中心／本位主义的世界主义思想，而且是一种以（全球）（内在）关系为本体、（世界）（双向）生成论（建构论）意义上的新世界主义思想。”它包容并且超越了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竞合关系为主线的现代国际关系格局，致力于以共生、依存、共赢和互惠为前提，挖掘和孵化新式的、超越性政治主体及其关系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规范性理念，国际传播从理论到实践具备了超越以往从发展传播到媒介帝国主义再到全球主义的传播范式的潜力，为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想象性框架。本文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相互建构的知识轨迹入手，结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加速的数字化和平台化传播新语境，探讨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规范理论，反思和创新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路径，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作为现代国际关系表征而建构起来的国际传播理论是历史的、具体的、变迁的学术话语。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以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国际秩序便主导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走向，也使得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化、建制化传播形态的国际传播成为可能。20世纪初以来，作为现实主义哲学取向指导下的传播实践，国际传播被紧密地整合进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国际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中。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国际传播所服务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竞合诉求也随之变化，并在新的政治、经济、技术环境中显现出流变的理论脉络和实践思路。比如，隶属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格局内围绕国际传播的民主化目标持续进行着边缘抵抗和话语斗争。作为传播主体，它们既是这一国际格局变动的参与者和助推者，又是不断进行反思和调试的变革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方面基于自身革命实践发展出第三世界理论为代表的斗争性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基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实践也推动着国际传播的多边化和民主化进程，在助力“全球南方”崛起的同时，以另类且自主的现代化挑战着二战以来国际传播话语秩序的资本主义元叙事，为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面结合了东亚礼乐秩序（如“天下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学术棱镜。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开展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一棱镜折射出来的融合式理念，也蕴含着国际传播规范理论进一步去西方化和再国际化的创新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源自政策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了成为21世纪国际传播新规范理论的实践基础和知识内涵。一、国际传播的知识轨迹——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表征虽然从字面上来看，任何跨越物理和虚拟国界甚至是主体的国家身份的信息传播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国际传播”，在日常的政策和实践话语中，国际传播也往往和全球传播乃至跨文化传播混用，但严谨的历史回顾和严肃的理论关怀时刻提醒着我们，以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单一政治实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才是掌控国际传播的深层结构和权力逻辑，显性或隐性地反映着国际传播的根本诉求，影响着各类传播主体的战略策略。因此，针对国际关系不同类型的讨论是进入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提。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文化游牧与疏离自我：博物馆参观者的意义生产实践——基于河北博物院的田野研究

Frontier）中，构想了一个人可以通过脑机接口进入并沉浸其中，获得真实感官体验的虚拟世界，被认为是“元宇宙”概念的思想来源。1992年出版的尼尔·斯蒂芬森（Neal

如何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如何及时准确地判断出信息的价值？让《新闻与写作》助你一臂之力！当今世界，互联互通信息时代，求生存、谋发展你需要具备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具备判断信息价值的眼光《新闻与写作》汇聚新闻与传播前沿研究成果着力提升读者的理论水平和媒介素养《新闻与写作》关注媒体改革创新和业务实践力求拓展读者视野，增强业务能力《新闻与写作》邀请高校名师、业界精英传授写作经验和技巧助力读者提高写作水平在自媒体时代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滑动回顾2022精彩封面欢迎订阅2023年《新闻与写作》！订阅方式01微信订阅即日起，您可通过微信订阅2023年《新闻与写作》（共12期），订阅价204元（含60元快递费，两个月寄送一次，一次寄送两本，此方式无法开具发票）。请扫描下方微信付款码，直接输入金额。付款成功后，请将微信交易单号的后6位数字，连同个人快递信息（收件人姓名、地址、手机号）一起发送给“新闻与写作小助手”微信客服。收到“新闻与写作小助手”确认回复，即表示您已订阅成功。需要购买个别期数的读者以及新疆、西藏的读者请先致电010-85201321或微信添加“新闻与写作小助手”，说明情况后再订刊。02邮局订阅您也可以前往当地邮局自行订刊，或通过中国邮政微邮局线上订阅（点击前往）。订阅时，请注意查询好《新闻与写作》的邮发信息——国内邮发代号：2-673国外发行代号：M03090刊号：ISSN1002-2295（国际）

阅读准备可编程城市过去的3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和城镇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城市空间不断扩大、资源流动加速......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也面临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短缺、基层管理混乱等系列问题。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城市治理开辟了新路径，现代城市的运行都架构在软件和代码之上，尤其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人们进出任何场所都要扫码，健康码对人员流动管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数字治理的典型实践。有学者将软件代码系统支撑的城市称为“可编程城市”。可编程城市的要点在于，代码软件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工具，它常常隐匿于某个数字系统或治理手段背后，形成了一种“技术无意识”，即绕过了人们的感知而发挥作用。如此，软件代码正颠覆性地重写着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本文以媒介视角的可编程城市为聚焦点，立足当前中国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并进一步将其看作城市的基础设施，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新型媒介文明。引言：打破“人的尺度”“现代城市存在于软件指令的迷雾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实践都以代码为中介。”这个二十年之前的论断，仿佛就是当前城市运作活生生的写照。当代都市人只需假想脱离移动网络生活仅几个小时，就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软件代码系统已然成为最重要的媒介，渗透在当前都市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学者将软件代码系统支撑的城市称为“可编程城市”，这与媒体-城市的过往形态如印刷城市、影像城市等有何不同？很显然，媒介技术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软件通常以微妙和不可见的方式嵌入到对象和系统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技术无意识’。”所谓无意识，即是针对人的意识而言的，数字技术绕过了人类的感知而发挥作用。如果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这种技术与城市勾连的方式迥然有别于大众媒介，最根本的区别可谓打破“人的尺度”，即数字技术已经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可编程城市对于“人的尺度”的突破，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和后现象学早已指出，人这个物种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没有技术的人类生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人与技术早已形成了共生关系，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技术都可以理解为人的外化。在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中，所谓打破“人的尺度”的特殊意义在于，数字技术造就了人、媒介、城市的新型连接及转换关系，这与大众传播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立在印刷和电子模拟技术基础上，大众媒介主要依赖于两种方式达成人与城市的连接：信息内容影响受者意识，信息方式改造人的认知尺度。大众媒介成为整合现代性城市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城市模式中，媒介技术创造的符码是诉诸人类的感知器官，大众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连接是通过人的感知和行动实现的。数字技术的不同在于，它采用二进制这个用于计算机软件系统识别的符码，创造了人与机器对话的语言，如此，人与机器的连接不再依赖于人的感知，即所谓技术无意识。在这种城市模式中，人和万物夷平、齐一，汇聚到数字技术系统中。人的尺度，转变为人与机器耦合的新尺度。其二，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著名论断。据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所概括的，西方思想分三种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聚焦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聚焦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聚焦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人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这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针对神权垄断，重新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希腊思想，确立了以人而不是上帝为中心的理性精神，开启了启蒙主义传统，确立了人之主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里程碑式的解放意义。但正如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所批判的，西方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理性成为替代神的权威。二战后，“人文主义理念受到极大质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诸如女性主义、非殖民地化、反种族主义、反核武器、和平主义运动等新生的社会运动和青年文化推动下，反人文主义的行动主义标识逐渐形成。”人文主义受到的最大质疑是预设理性的人作为历史和宇宙的中心，将自然视为与人类主体对立的客体，这种观点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思潮、后人类理论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力量。哈贝马斯评价说，后人类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焦虑。兴奋，意味着开启了崭新的思考面向，焦虑则在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编程城市在这个层面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人类主体的界限，重置人与环境、技术之关系，将主体的疆域拓展至赛博人、人工智能，可编程城市成为一个包容多元非人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彼得·伯克指出，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布洛克认为，这体现了城市异质人群汇聚的活力对于人文主义传播的作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探索人的个性。12现代性的城市社会对于人的刷新，是确立了人作为理性的主体及宇宙中心的地位，建立了人与物的主客体模式，开启了启蒙时代。当前可编程城市对于人的再造，则在于打破现代性建立的这一“人的尺度”，重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调适人与技术、机器、环境、自然的多重关系。沿着上述思路，本文以媒介视角的可编程城市为聚焦点，立足当前中国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将软件代码系统视为媒介，并进一步将其看作城市的基础设施，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新型媒介文明。文章在可编程城市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媒介的视角，以三个层面——使用层、软件层、基础设施层为框架，描绘媒介视野中可编程城市的基本涵义，探讨可编程城市如何创造了媒体-城市的新形态。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权利与权力的重大议题，以二维码历史与应用、疫情期间社区沟通等本土化实践为经验，展示软件代码系统呈现的可编程城市权利和权力的新样态。结语部分以软件代码系统创造的新型时空，展现可编程城市作为媒介文明的一种崭新状态，进一步阐明人与技术系统耦合的新尺度，既构成了当前的历史事实，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智慧及自主性。可编程城市：软件代码系统连接人与物“可编程”一词的出现，同现代计算机的发明直接相关。在20世纪中期以前，英语中只有“program（程序/编程）”这个单词，而没有“programmable（可编程的）”或“programmability（可编程性）”。自17世纪起，program主要指“公开的通知”或“描述性的计划”，直到195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兴起，才开始被用来表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自动执行的编码指令”，并逐步作为一个动词（to

阅读准备新移动范式移动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当下数字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流动，催生了许多新的移动方式，如外卖、快递、生鲜配送等，生活服务业态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移动中的社会关系。2006年以来，厄里、谢勒尔等学者共倡一种

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处于资讯爆炸的时代虽然各种各样的知识触手可及但也让我们茫然与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焦虑不已或许您可以试试暂时离开电子屏幕静下心来重新感受纸质阅读的魅力如果一个月只有读一本书的时间那《新闻与写作》绝对是最佳选择尽管纸张印刷成本压力不小2022年《新闻与写作》仍然维持原价每期12元

阅读准备传播研究中的“身体”今天你点外卖了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方便快捷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色蓝色的制服、头盔和电动车组成了我们对外卖骑手的统一印象？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外卖小哥”，而少见女性外卖员？为什么明明技术正在展示它取代身体的诸多可能，我们却在深夜抢菜约不到骑手时发现，身体的在场依然是技术系统得以运转和维持的重要前提？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身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在传播研究史上，身体一直是一个沉默的存在。长期以来，主流传播学更加强调意识主体而将忽略作为媒介的身体。随着新型传播技术的崛起，技术（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场景、人机互动界面等）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身体经验中，而既有的传播理论对新技术及其传播实践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学者们开始重新关注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将外卖骑手从那通“您的外卖到了”的简短电话背后带到我们面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们，用他们的身体支撑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它既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工具化的肉身使用，也是平台生产商业化数据的重要来源。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平台语境下，孙萍、李云帆、吴俊燊将展示外卖骑手的“身体如何成为平台媒介的延伸”。新技术为身体和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我们拥抱新技术的同时，还需要保持对于这种改变的批判与反思。一、引文2022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急速膨胀的订单数量和足不出户的隔离要求，使外卖骑手成为链接城市运转重要的“肉身基础设施”。2022年4月，整个上海约有一万名骑手急速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用自己的“肉身流动”维系着这座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运转。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缘起。在数字化急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传播学研究中一个有趣的悖论，即一方面我们不断地确证技术延伸、取代身体的诸多可能与未来想象，而另一方面却又发现当下的社会生产依旧离不开身体的在场和参与。可以说，技术制度所强调的“离身性”与社会生产所依赖的“具身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既往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有力地阐释了劳动者的工作实践、劳动权益和参与情况，但是，作为参与主体的劳动的“身体”却很少出现在学者的描述之中。劳动的身体是理解社会的一种渠道，也是构成社会生产本身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近些年“身体”在传播研究领域的“再出场”和平台零工经济的崛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看到劳动的具身性和身体的在场。本文将以平台语境下的数字劳动为例，探究数字劳动人群的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化的基础设施，成为平台自身合法化与规制化的重要基础。当然，这里的“身体”概念不仅仅指代肉身，也指向社会文化、技术意义上的关系性身体。人类学家莫斯提出了“身体技术”的概念，认为“身体技术”先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的工具技术，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生产最基础的工具。在后续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会按照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来掌握使用身体的方法。在本文的论述中，身体不仅指代“身体技术”，更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其中展现了平台资本、劳动者个体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关系如何以身体为场域，进行权力关系的互动、协商与抗衡。平台零工的强势崛起依赖大量的“身体在场”，据人社部统计，当下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亿人，而物流配送等平台就业人员已超过千万人次。以外卖、网约车、代驾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正在形塑当下中国最具可见性的“肉身基础设施”。由智能技术和中介机构交互而成的物流平台，正在引导着成千上万零工劳动者庞大而又精确的流动、迁移、停滞与沟通。流动化的身体支撑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具象语境下劳动人群对于时空、病痛、技术和个人抗争的意义生产。麦克卢汉讲，“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智能平台的语境下，我们将展示“身体如何成为平台媒介的延伸”，通过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下的流动、交互与挣扎，来形塑数字劳动的基础设施特性。具体来说，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平台化劳动的语境下，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形塑与平台规则、时间、空间等因素的交互？作为基础设施的身体展现出哪些特点？“以身为媒”对于我们回应当下的基础设施研究有何理论扩展的空间？二、文献综述（一）以“身”为“媒”传统的大众媒介研究强调媒介的工具性、功能性与客观效果，将媒介性质框定为社会与国家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媒介”其定义因此具有了强行业性和强边界感，它通常被认为与符号、知觉、心理要素紧密联系，却很少与承载这些内容的身体发生关联。“去身体化”作为主流传播学的一个基本预设，不仅遮蔽身体的存在，更将身体视作需要被克服的障碍。随着近些年媒介化研究外延的扩展，媒介的定义呈现出包容、敞开的趋势，功能性、领域性的媒介逐步演变为讨论媒介变革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性关系。这为媒介概念实现其丰富性、反身性提供了理论想象的指引，也为媒介突破行业边界、容纳更为丰富的讨论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所要尝试论证的是身体的媒介化过程，即身体如何作为一种媒介，成为参与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梅洛-庞蒂、莫斯、福柯、布迪厄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过身体的中介、连接作用。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身体是一种基本位置图式，他主张以身体为核心建构一个连接时间与空间的情景世界。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他用身体图式（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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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冲浪的网络达人或许已经发现，一个新兴的热词如今正高频率地出现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谢谢姐妹，我的互联网嘴替终于出现了。”“会说话就多说点！互联网嘴替说出了我的心声。”......人们开始用“互联网嘴替”来形容那些能够帮助大家直接流畅地表达出相应观点的网友。他们对待大事小情总是愿意激情开麦，用天衣无缝的话术输出自己的态度与想法，也使得不少“哑巴网友”直言找到了救星。一般而言，“互联网嘴替”出现在两种情境中：其一，当我们想要表达却言语匮乏时，“嘴替”总是能够直击重点、头头是道；其二，当我们试图提起一些敏感话题却又害怕让人尴尬时，果断利索的“互联网嘴替”们也能够不顾颜面，帮我们说出那些可能会让人难为情的话。「一时兴起的“互联网嘴替”：换汤不换药的人造新词」在娱乐明星常年霸榜的热搜上，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互联网嘴替”已经成为了最新的凹人设利器。在不同平台输入“嘴替”，分分钟能发现包括但不限于“乔欣嘴替”“孙怡不愧是我的互联网嘴替”等热门话题。综艺节目中，当男嘉宾说出缓解失恋的最快方法是认识新的女生时，孙怡不留情面地利索回怼：“去哪儿认识这么多新的女生？除非你之前就有备胎。”当主持人问到“女生会喜欢白痴帅哥吗？”的时候，乔欣则活泼轻快地回答道：“这么帅，还无脑，刚好！”（网友汇总的一些乔言乔语）在朋友问及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过之时，毛不易也一反常态、以摆烂的心态说出了“等死”两个字。（综艺节目上的毛不易发言）不难发现，成为一名“互联网嘴替”的门槛其实并不算高。它并不要求我们在涉及一定学科门槛的话题中头头是道——这是专家和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其受众范围也往往有限。在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中，直白大胆地回应自己的爱与恨，一名“互联网嘴替”便诞生了。在“嘴替”还没有成为网络热词之前，说出这些内容的明星往往被冠以“人间清醒”之名，当“互联网嘴替”成为了新的人设标签，我们在惊讶于有人“带上了我们的嘴”之余，或许还有一份欣喜，来自于陌生人之间的心有灵犀。（网友评论）他可以是在封闭式对话中突然闯入、把握方向的第三人；可以是评论区疯狂开麦、直击重点的热心网友；也可以是在节目中敢想敢说、直言不讳的流量明星。当我们尚未组织好语言与措辞时，当我们面对互动性强的话题却无法开口时，“互联网嘴替”的大胆开麦确实节省了不少普通网友思考话术、敲字回应的精力与时间。而我们对“互联网嘴替”的追捧，则更多地来自于群体认同，以及在其观点中对你我情绪的照顾与顺应。这使得我们无需动脑与开口，就能舒出郁结之气。“互联网嘴替”的出现，或许也进一步加快了我们网络冲浪的速度。一次次的点赞献给了这些金句频出的陌生人，我们不必再煞费苦心、遣词造句，将自己好不容易琢磨出的评论投入汹涌泛滥的电子海洋。然而，在享受由“互联网嘴替”带来的方便之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网络失语症”的患者队伍正在变得更加庞大，也更加透明。「从“互联网文学”到“互联网嘴替”：看见网络失语者」闪亮登场的“互联网嘴替”，已经早早将此前层出不穷的各类互联网文学抛在了脑后。无论是以漫不经心的方式秀出自己优越感的凡尔赛文学；让话说了就像没说一样的废话文学；还是试图打破枷锁的不被定义文学和在爱情中卑微的舔狗文学......尽管这些互联网文学在逐渐泛滥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抖机灵、找乐子的产物。但创作它们的本质，还是需要网友们结合自身所思独立造句。唯有大家一同参与进来，才能够为互联网文学的繁荣添砖加瓦。（废话文学）然而，横空出世的“互联网嘴替”，却让我们发现，如今网络冲浪的成本一降再降，甚至连连独立创作的行为也不再必要——毕竟，总有热心的“替身网友”来帮助我们思考与表达。随意点开一条博文，面对获得高赞的评论，我们只需要承担起“歌颂者”的角色。“真是绝绝子啊！”“怎么又带上了我的嘴说话！”诸如此类的评论成为了大多数网友表达的方式。手指划过屏幕时点出的赞，则代表了我们的态度。（网友评论）网络冲浪时，比起成为参与者，我们更像是一个围观者。可能是因为害怕在公共空间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单纯地不想在输出观点上浪费时间，倾听与旁观成为了我们最普遍也最常用冲浪方式。而“互联网嘴替”的出现，则更进一步地简化了我们在网络上交流的过程。毕竟，沟通意味着双向表达，遇到意见相左的对象也是常有的事。而选择拥护“互联网嘴替”，则意味着所有指向明确的观点与发言全权由“嘴替”本人负责，不再需要点赞的你我去多做解释。然而，长久的沉默不仅让渡了我们的表达权利，也使得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惯性懒惰。文字失语，从“懒得说”演变为了“说不出”。在豆瓣“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小组中，有30多万人正在尝试通过练习摆脱自己的文字失语症。（豆瓣“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小组）而表达的核心诉求，其实并不是说出的内容需要多么的精彩绝伦，也不是在自己的文字中想方设法堆砌辞藻。我们的每一次发声，只是为了能够说出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而这些表达，既不同于固定框架下的“互联网文学”，也不同于沉溺于他人金句的“互联网嘴替”。「被泛化的“互联网嘴替”：什么是理想化的交流？」事实上，当“互联网嘴替”的梗逐渐出圈，其含义也在网友的普遍应用中更加泛化。有理有据、清醒扎心的发言不再是成为“嘴替”的条件。能将人怼出花样来，也成为了“互联网嘴替”的特征。（从“嘴替”到“互怼”）说话的艺术逐渐演变为了怼人的艺术。我们不再要求“互联网嘴替”们能够头头是道、以理服人。同样是顺应情绪，一场直截了当的骂战反而更加简单粗暴，可以快速释放积压已久的不满。“嘴替侠”的出现，本是为了帮助在交流沟通中患上“文字失语症”的人。然而，越来越多以吵架、对骂为主要内容的“金句”，成为了“互联网嘴替”们所不断输出的新内容。（网友评论）原本只因“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侠义之情，在“正义”的旗号却逐渐成为了言语暴力的“免死金牌”。在一声声“怼得好啊”的喝彩中，我们得以抱团、情绪互相感染。在“嘴替侠”的英雄光环下，宣泄愤怒的行为也不再受到阻拦。参与者开始口无遮拦，围观者也迷失在情绪释放的快感中，逐渐忘记了我们之所以需要“互联网嘴替”的初心。事实上，在一声声“互联网嘴替”的夸赞中，我们看不见键盘背后活生生的人，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或犀利或无厘头的评论与观点。在无需遵循现实社交规则的虚拟世界，试图让人们跳过活生生的人，而直接去尊重由人所写下的观点与评论，或许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这，也正是为何“互联网嘴替”会从金句频出逐渐变得“口吐芬芳”的原因。陌生的昵称难以赢得素昧谋面的网友的尊重，说出发泄情绪的话也再不需要多加思索。（网友评论）在不少“互联网嘴替”的输出内容中，火药味儿越来越浓。这也让本就稀缺的真诚沟通更加可贵。理想的交流，或许并不要求对情绪的绝对释放、对立场的完全认同。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在内容中绞尽脑汁、引经据典，也不是一言不合、怼天怼地。表达，是为了让自己和对方都能听见互相的心声。就算“互联网嘴替”能将我们的想法诉说得多么天衣无缝，这终究不是我们渴望看见的表达。而盲目地去追随“互联网嘴替”的发言，就如同追逐一阵风。看似让我们在点头称赞之余收获颇丰，但又会一次次在需要沟通时陷入文字失语的死循环。当一次次真挚的发言只能得到充斥着网络热梗的回应时，理想化的沟通并不成立，心与心的距离也随之拉远。唯有发出声音，也包容每一种声音，才有可能找寻到一种平衡的交流方式。而这些声音，可以笨拙，却不需小心翼翼。▼点击下方文字链接，了解详细订阅方式▼欢迎订阅2022年《新闻与写作》投稿请登录https://xwxz.cbpt.cnki.net/订阅纸质刊物请致电010-85201321商务与广告合作请致电010-65595210

从“数字化生存”到“永远在线、永远连接”的连接化生存，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由具有高度连接性的信息传播技术构成的平台化媒介生态系统之中。在这样一个网络化的移动媒体技术无处不在的“媒介世界”（mediapolis）之中，人与媒介技术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性的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相反，我们就存在于媒介“之中”。这种高强度的媒介化的连接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上，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默认的基本事实，无时无处不在的移动连接性（mobile

25年前的今天，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也吸引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目光。在众多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最别致的一篇，作者没有写交接仪式现场多么庄严，也没有写欢庆回归的人们多么激动，而是描写了末代港督乘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撤离香港，更加突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这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新闻特写，获得了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还选入了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就让《别了，不列颠尼亚》带我们回到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重新感受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赏析学习这篇经典之作。报道原文别了，不列颠尼亚新华社记者周树春、胥晓婷、杨国强、徐兴堂在香港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香港礼宾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了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再有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了。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军营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一百五十六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海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个月零四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报道赏析首先我们先来辨析一个概念：特稿和新闻特写。《新闻写作教程》中对新闻特写是这样定义的——特写是以描写为主要表现手段，截取新闻事实中某个最能反映其特点或本质的“片段”“剖面”或细节，作形象化的再现与放大的一种体裁。《新闻学大辞典》对特稿是这样解释的——特稿就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特稿（FeatureStory）特写（FeatureArticle）所用的手法相似，都会借鉴文学的写作手法，加入记者的情感和判断。特写更注重事物的某一方面、特征，是“事件局部的放大”，而特稿会完整呈现事件全貌，包括前因后果等内容，是“整个事件和当时环境”。这篇特写聚焦在英国在香港的两个标志物：国旗和游轮，用这两个物体的特征和变化来反映英国在香港的统治的终结。特写将镜头对准了在下降的米字旗和远去的邮轮“不列颠尼亚”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时间线索清晰，镜头感强烈01本篇特写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时间线索非常清晰。文中“晚6时15分”“7点45分”“0时40分”这些时间点，让读者仿佛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同时，辅以镜头化的场景描写，使读者置身其中。时间会过去，事情会结束，但是每每读到这段文字，那段时光、这件事情又历历在目。文中还多次以闪回的方式组织材料，比如写港督府告别仪式时，加进对港督府历史的追述：“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写广场告别仪式时，加入“156年前一个英国舰长占领港岛，升起英国米字旗”，“今天一个英国士兵在这里降下米字旗”。像电影中的闪回一样，将历史与现实用镜头方式交错出现，画面感极强，突出了英国在香港156年统治的终结。选取典型事物和典型场景02本文由四个主要场景构成：第一个场景：下午4点30分，末任港督告别港督府，降下港督旗帜；第二个场景：晚上6点15分，在添马舰军营东面广场举行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第三个场景：子夜时分，举行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第四个场景：1997年7月1日零点40分，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离开香港。通过对四个特定的场景的描述，真实地再现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这一历史时刻，几个特定场景中着重描述了几次升旗与降旗。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与标志，英国米字旗的降下象征着英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的结束，五星红旗的升起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作者郑重地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含蓄地表达了一种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的庄严与喜悦的心情。烘托气氛，形成对比03“蒙蒙细雨中”、“雨越下越大”是天气状况的实写，但两处用笔，写出过程，对仪式的气氛起了烘托的作用；“面色凝重”，是对港督彭定康表情的实写，但在这里做交代，对“告别”仪式的氛围起了点染的作用；至于“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的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则将“新”与“旧”、“撤离”与“交接”、“终结”与“新生”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节描写形象可感04“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广场上灯光渐暗”、“‘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等描述性的语言使描述对象生动、形象、可感。细节的交代，如“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代表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志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将于1997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把事情的因果、始末交代得具体、清楚。这样一个旷古未有的仪式，可描述的细节很多。但作者只从“告别”切入，将目光聚焦于“历史的终结与开始”这一主题，所有的细节均服务于这一主题，不枝不蔓，清清楚楚。语言耐人寻味05这篇文章语言庄重，却在含蓄中包含了很多言外之义，非常耐人寻味。文章标题“别了，不列颠尼亚”，字面上看是写查尔斯王子和末任港督乘坐游轮“不列颠尼亚”号离开香港，消失在茫茫南海夜幕中，这是现实的场景；另一方面，“不列颠尼亚”号的离去，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的终结，中华民族的一段耻辱被洗刷。标题寓虚境于实境，独具匠心又不留痕迹，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结尾“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这一特殊的视觉文化形式尚无法被视作一种普遍历史。在文字书写的文明史中，“观看”就构成了一种所谓“劣等”的知觉。作为视觉的两种活动，“观看”（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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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你有没有被一句话洗脑：“有请潘周聃！潘周聃，29岁，硕士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这个梗其实是出自学霸潘周聃，在参加《最强大脑》第七季节目时，特殊的出场方式，被网友们疯狂玩梗。之后，#学霸走路模仿秀#话题登上热搜，并逐渐开始“人传人”。这场“狂拽学霸模仿秀”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依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这让我们不禁陷入深思，“潘周聃”“你是我的神”之类模仿秀，是如何一次次在社交平台掀起浪潮的呢？“潘周聃”为何成为热梗掀起模仿浪潮？1.模仿热潮：独特的起身姿势引发社交媒体的二创传播节目中当主持人念到“有请潘周聃”的时候，只见他扭头、侧身、甩肩，一整套丝滑的动作后，在观众和选手的注目下，旁若无人地大踏步向台前走去，惊煞观众。就是这段两年前的“魔性”出场，不知为何被翻出来，一夜之间爆红网络。此时的潘周聃已经演变为一个“媒介奇观”，在网络上出现了各种二创视频，瞬间万物皆可潘周聃。刚开始只是人传人：然后从人传到了狗狗：再然后是水杯：化学实验仪器：麻将：鼠标：订书机：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阐明，需要将算法置于网络内容经济的增值过程中，才能实现对算法的解码和祛魅。平台积极利用算法组织内容生产过程，调整供给结构，定义传播扩散规则，从而建构起服务于内容变现的算法规则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公共议题的传播环境。鉴于此，相关治理应以分析算法在平台经济中的规则建构能力为基础，将算法的设计初衷和商业功能、平台的责任规避主张、内容经济的组织架构、平台风险社会化的倾向纳入考量，据此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2021年8月以来，国家各部门密集出台了涉及智能算法的治理举措。中央网信办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应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荐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算法开展监管。该部门在打击“饭圈”乱象中，要求“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中宣部等五部门则联合就文艺评论工作发文，要求“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这些举措释放了网络算法治理的一种信号：与单纯依赖事后监管不同，监管主体开始尝试从算法设计目的出发理解其运行实质。在互联网经济扩张和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算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算法乐观主义到算法伦理反思再到算法功能治理，是从算法赋魅逐渐走向算法祛魅的过程，也伴随着治理思路的变化调整。然而，由于现有的认识论仍主要将算法视作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和神秘黑箱，忽视了平台在利用算法建构一整套内容经济规则中的主动性，因而以往的治理实践往往亦步亦趋、被动应对社交软件的迭代，缺乏规律性、整体性的治理思路。随着算法日益成为平台内容产业的内在驱动和规制力量，对算法在内容经济中扮演角色的系统性研究变得日益迫切，这正是以往相关研究所缺乏的视角。本文将梳理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的相关文献，并通过对来自五家内容平台（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微信公众号、映客直播）的主要业务部门（如算法部门、内容部门、产品部门、广告营销部门）、网络内容营销机构以及传统媒体旗下的新媒体内容部门的共计13名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廓清算法在内容产业增值中的规则建构作用，并尝试探讨更具针对性的算法治理思路。一算法认识论及其治理进路”对人工智能革命性力量的热切期待和警惕构成了算法认识论的一体两面。从乐观的技术-民主期待到审慎的伦理价值反思，从对内容的规管约束到对算法产品功能的关注，算法认识论始终与治理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耦合性。根据对智能算法的功能和外部效应判断的不同，其认识论和治理思路大致可阐发为以下三个视角。（一）算法乐观主义与生产者治理的局限如同其他互联网技术所承载的变革期待，智能算法同样承载了平台从业者和诸多研究者的技术和社会想象。张一鸣曾公开主张，“马车和汽车不可能同时跑在同一条道路上”，以表明算法对以往技术的超越性。算法乐观主义者通常持有以下观点：一方面，用于算法演算和决策的数据并非来自个体的主观体验，而是来自对既往事件的信息收集和编码，因而其数据和决策必然更加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另一方面，随着无监督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普及，黑箱将能够实现摆脱人为干预的自我进化和自动决策。换言之，其认为算法能够以其中立性超越主观观念的偏狭，以其自我进化独立于社会发展的逻辑，因而能够真正为其使用者实现赋能和赋权。这种理想化、概念化的算法赋魅话语延续了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乐观主义的认识基础，为互联网行业奠定了相对宽松而友好的责任分配基调。技术乐观主义要求对人工智能给予足够的创新保护，以避免伤害其生产力价值。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保护创新和被动治理成为算法治理的常见原则，这在内容治理领域集中体现为“避风港原则”的运用。该原则最早由1998年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正式提出，后被各国政府所借鉴。根据该原则，由网络平台所提供或存储的内容，如果平台能够证明自身并无侵权恶意，并且及时删除侵权链接或者内容，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故“避风港原则”又被称为“通知+删除”规则。“避风港原则”体现出两项显著的权责主张。一是聚焦生产者责任的治理视角。该原则认可平台的内容审核能力是有限的，以致无法对网站内容进行全面审查，因而可以通过通知后删除来避免承担侵权责任。而内容本身的侵权责任主体则主要为内容发布者。二是事后监管思路，即根据内容传播造成的负外部效应（构成的社会影响或侵权事实），要求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删除内容、封禁账号等常见的监管举措主要是针对内容生产者加以规管，即对其行为失范加以警示或处罚。基于此治理逻辑，在精准推送或热搜内容呈现中，平台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及时删除或下架相关内容，而算法在平台内容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并未纳入责任界定的讨论之中。生产者治理的视角凸显了算法乐观主义对技术中立的保护和确认，并倾向于为算法提供免责选项：避风港的侵权认定，承认代码和平台的中立性和侵权非故意，因而其无需直接为侵权内容负责；数据筛选和收集过程被视为法律保护的商业机密，以避免被外部力量获知和质询；认可算法决策是自动化行为且难以界定其对人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因而无须为与用户行为相关的负外部效应负责。然而，随着算法的系统性歧视倾向和伦理风险日益暴露，研究者开始对上述逻辑假设加以反思并提出了基于设计者的治理思路。（二）算法伦理反思与设计者治理的困境缺乏对社会公平、终极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关怀是研究者对算法的主要批判之一。依据该思路，算法伦理的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算法的价值负载及其系统影响。与技术中立论不同，该观点认为，算法数据的选取和收集、设计和解释均依赖设计者的主观判断和理解，甚至包含偏见和歧视。而这种价值负载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影响权力运行，进而产生政治和社会效应。如陈昌凤等指出，新闻推荐算法的设计者和运行团队自身的新闻价值观和数据理念，对于算法能否彰显人的价值有着显著的影响。奥尼尔则指出，选择性数据及其算法对不同社群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影响，以致会进一步弱化中下层群体的力量。换言之，算法的数据基础和运行过程均无法避免其主观属性和系统性歧视。因而，抽象认定算法的普惠性，从而将涉及权力结构和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问题简化为技术合理性的问题，可能会回避真正应触及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研究者强调算法的设计和优化会削弱个体用户的协商和抵抗能力，进而侵蚀人的主观能动价值。有研究表明，在系统结果面前，人们往往倾向于服从而并非去寻找替代性选项，这在搜索引擎对人的信息判断的影响中得到了验证；同时，随着用户数据积累的增多，智能算法能够通过动态调整无限趋近人的倾向，从而影响用户感知，削弱人的独立裁量权和判断力。有学者将该问题归纳为“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与算法技术产生的经验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建议“重新唤回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关于算法技术伦理和人本价值的反思主要聚焦如下场景：算法设计者依据自身理解编写代码，并经由代码对受众施加影响。因此，如何引导算法设计者的价值观从而避免算法的负外部性，即基于设计者的治理成为一种应然之策。该思路强调人本价值的重要性，能够在理论和价值层面给予人工智能设计以启发，但却忽略了代码得以编写、运行、调整的关键环境和基础设施，即作为内容经济核心主体的平台。平台作为算法工程师的雇主、智能算法的拥有者、算法运行的管理者、用户协议的拟定者、内容经济的获益者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其自身在算法权力体系中扮演的支配性角色。因此，忽略算法与平台经济的深度互动而孤立地去谈设计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会陷入舍本逐末的困境。事实上，新近的算法治理已经要求对算法的商业功能加以限制，并开始关注到算法在内容经济中的规则性作用。（三）算法规则权力与产品——功能治理的转向研究者已逐渐关注到平台支配下的算法所产生的规则效应和权力影响。莱辛格的经典论述“代码即法律”强调，在网络世界中，代码具有近乎法律的能力和效力。该观点虽然从一般性层面阐述了代码的规制能力，但受限于实践发展的情况，其并未对代码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加以经验性概括。有法学学者在此基础上建议，人工智能的法律研究应当转向“生产性思路，即理解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平台企业变得更智能（或者平台本身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体）”。事实上，平台在算法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已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担忧。在系统结果面前，普通用户往往难以抗拒算法对其施加的决策，而内容生产者的反抗也只能带来微乎其微的改变，平台甚至拒绝为分享经济的劳动者提供改变系统结果的渠道。即便不满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内容劳动者也只能选择遵守平台规则，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在游戏中取得成功的唯一手段”。这种认识论的深化正是源于算法权力边界的扩展。在平台内容经济领域，从新闻内容生产和复制（如自动化新闻、网络新闻聚合）到内容和用户的识别和监管（如违法信息删除、用户画像）；从介入内容生产流程到主导内容的公共呈现（以开屏、热搜、精选、热门、榜单、弹窗为代表的排序和榜单产品）；从影响力的公开交易（如广告、直播、补贴、分成、打赏等）到一系列灰色产业（如自动化账号、虚假刷粉、账号交易等）；从对受众的行为引导（如粉丝打榜、政治倾向性推送）到劳动规训（如推行自媒体生产规则）……算法实质性介入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的价值链，支撑并驱动着内容产业的运转和增值过程。换言之，平台配置、呈现和使用内容要素的策略衍生出不同的产品功能，从而带来了相应的正/负外部效应。在此背景下，新近的监管实践尝试突破生产者/设计者治理的思维，从算法产品及其功能的视野施加限制。这种限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禁止算法用于特定传播功能，如取消明星排行榜单，以及不得设置歧视性或偏见性用户标签。二是限制算法在商业活动中的过度应用。如不得诱导用户沉迷或者高额消费，不得自我优待和不正当竞争等。三是弱化算法决策的支配性和决定性角色，增加人工干预要素。四是要求提供拒绝或修改算法服务功能的基本选项，以及为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算法治理向产品——功能视角的转变意味着治理对象从生产者、设计者转向算法的所有者——网络内容平台。在此思路下，算法已经不再被视作纯粹理想化、概念化的中立技术，也不再被视作呈现设计者价值观念的代码作品，而是内嵌在平台内容经济中的治理对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对算法规则作用和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认识和研究，现有的产品-功能规制手段仍然有着显著的局限性。首先，现有措施只是针对特定主体和行为（如粉丝应援）开展规管，而缺乏对算法角色的规律性界定。如此一来，治理对象很容易改变其形态而继续存在，使得监管陷入到“打地鼠”的被动境地。其次，算法运作从未彻底排除过人工干预。相反，在平台经济领域，人工干预和算法共同决定了将传播优先权赋予哪些内容。因此，以增加人工干预的方式施加监管，其前提在于了解人工干预以何种方式存在，以此明确需要施加的是何种人工干预。再次，关于提供拒绝和修改算法的选项的举措，事实上高估了用户甄别算法的能力和拒绝算法的意愿。在尚未打开黑箱的情况下，片面讨论拒绝和修改黑箱恐怕并不具备可行性。这些局限性凸显了关于算法研究尚未讨论和亟待深化的层面，即需要对算法在平台内容经济中扮演的规则建构角色开展整体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算法黑箱进行解码和祛魅。首先，要超出个别案例，对算法的商业价值和规制作用进行整全概括。平台遵循其盈利逻辑开发代码，并对内容生产者、传播渠道、传播扩散过程施加规制和引导，这是理解内容算法的基本切入点。识别算法对传播的影响，不能仅仅观察其外部效应或从设计者的角度理解其价值负载，更应该将算法置于内容生产—赋值—匹配扩散的整体过程中，了解网络平台如何“引导和控制个人信息流并将之转化为利润流”。其次，要从平台商业逻辑的视角实现对算法黑箱的解码。尽管黑箱有其动态性和隐蔽性，但平台算法部门所遵循的绩效评价体系却具备高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见性。当代码呈现为平台产品的某种功能并服务于其盈利模式时，人们必然可以通过解读其盈利预期来获知算法的价值导向。或曰，代码并不具备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平台意识形态的实践者。即便监管者无法窥见黑箱内部的结构，但仍可以通过考察其用户协议和商业模式的合法性来解码其运行机理。因此，挖掘算法技术表象背后的规则属性和商业增值功能，才能真正明确其中的社会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以网络内容经济的增值流程为分析基础，从算法在内容生产—内容赋值—内容匹配扩散中扮演的规则建构角色开展讨论，进而实现对网络内容算法的祛魅。二内容生产：人工智能筛选和规制生产要素”算法不仅是平台的技术支撑，更承担着对内容经济流程加以规制和引导的作用。代码一经撰写并在平台上运营，必然对附着于该平台的用户及内容生产者产生影响。代码设计的核心目标就在于通过算法调动网络空间的各类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内容产品的增值。这一点，在算法对内容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中显得尤为突出。首先，算法介入对内容生产者的筛选和内部定级。基于一整套包括阅读量、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粉丝关注和增长量在内的代码，平台首先将用户划分为不同级别的传播主体（如大中小V和各级别会员）。此后，平台将为不同级别匹配不同的服务体系和权限。如为行业内的大V建立专门的QQ群或微信群，并在群中匹配专门的内容运营人员。一旦这些意见领袖发表了相关内容，运营人员则可以快速通过后台算法优先制定或推送这些内容。例如，平台会“为每个垂直领域设置了内容运营人员，每天这些内容运营人员将会选择该垂直领域的热门内容，帮助他们去推广。如果这些人是我们的金V，我们肯定会优先推送这些人的内容。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会排在金V、其他大V之后进行发布”。其次，算法用于培训内容生产者。对平台而言，数量有限的大V并不能保证内容的稳定产出，将一批中小意见领袖培养为内容后备军至关重要。为了使内容生产者按照平台的需求“成长”为中小V，今日头条、百度百家号、一点资讯、新浪微博等平台普遍开发了“新手期”算法。新手期的内容生产者没有任何收益权利或仅有微薄的分成，只有在获得平台的官方认定后才开始具有分成资格（如微信公众号或腾讯企鹅号需要在关注量达标后并获得“流量主”资格之后才能分成）。新手“转正”算法一般要求内容满足原创度、满意度、活跃度、垂直度、互动度等指标，达到一定的入驻时间和关注人数，并不断积累积分以提高自身星级；如果在新手期内发布内容不达标，积分和级别会相应降低；如果持续积累达到特定等级（如网易号要求从0星涨到3星），则可以获得收益权限、曝光资格和现金补贴。受访者表示，一些内容生产者可能会长期无法度过新手期因而始终不能实现分成，只能通过免费劳动不断积累得分。“我的新手期已经2个月了，发了60多篇文章，阅读的情况也不错，但是我始终没有转正，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有的朋友比我还惨，新手期已经6个月了，每天都在平台上写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正，一分钱也拿不到”。而那些“转正”的内容生产者付出了大量的沉没成本，因而也会更加努力地创作和发布内容，以期尽早弥补此前的投入。最后，算法用于组织和规制内容生产活动。近年来，为了在管理内容生产者的同时规避其中的劳动和版权风险，平台开始积极倡导通过网络内容中介（如MCN机构、直播公会等）组织内容生产。这些机构与内容生产者签约，并以公司的名义与平台和广告商对接商业合作。他们不仅负责为内容生产者提供技术培训，还负责审查违规内容、防范内容侵权，因而大大化解了平台面临的管理风险。为了便于中介机构开展管理，各平台纷纷为他们开通了后台系统。借由后台算法，内容中介可以即时获取旗下内容生产者的传播数据，为其匹配不同的商业资源，甚至可以达到上万人的管理规模。可以说，代码及其特殊的商业模式创造了新生产渠道，使价值得以超越传统产业组织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产生。在以往技术乐观主义的描述中，平台及其人工智能为作为内容创作阶层（Content

智能传播时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算法推荐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但随之成为隐忧的，还有信息茧房效应。本文阐释了当前对信息茧房效应的片面解读，并基于信息效率的工具理性扩张和技术反思的价值理性回归视角，丰富了信息茧房效应的概念维度。一、引言：重新发现“信息茧房”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我的日报”（The

年武汉战疫惊心动魄的过程中，以

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同时也是各大主流媒体展示融媒新技术、新理念的实践场。自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来，各大主流媒体积极部署全媒体传播格局，稳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媒体深度融合成效初显。2022年，各大主流媒体进一步发掘前沿技术潜力、创新智能互动模式、创新融合报道语态，以更具时代使命与开放包容的姿态展开两会新媒体报道。综合而言，2022年全国两会报道有效呼应我国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与趋势，在整体融合报道中展现出虚实融合、交互共生、语态创新的鲜明特点。重塑与发展：5G、AI、元宇宙赋能两会报道的虚实融合内容科技的迅速更迭为创新重大主题报道提供了强大动力，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全国两会的新媒体报道正逐渐展现出智能传播、虚实融生的特点。以5G、AI、元宇宙为代表的技术基础，成为今年两会新媒体报道深化技术与内容全面融合、革新形式与内容组成架构、再造生产与播发底层逻辑的核心要素，有效赋能两会新媒体系列报道，呈现出虚实融合的发展现状。2022

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处于资讯爆炸的时代虽然各种各样的知识触手可及但也让我们茫然与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焦虑不已或许您可以试试暂时离开电子屏幕静下心来重新感受纸质阅读的魅力如果一个月只有读一本书的时间那《新闻与写作》绝对是最佳选择尽管纸张印刷成本压力不小2022年《新闻与写作》仍然维持原价每期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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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从诸多维度拓展了新型社会形态，增强了边界模糊的时空拓展性、高度沉浸的感官延伸性、人机融合的思想迭代性，引发了“概念先行、产业随后”的传媒产业革命。在关键技术底座的支撑下，元宇宙产业呈现螺旋式上升、集聚性扩散、梯度化发展的产业特点，重构了传媒行业的时空观，具体表现为新闻采编发迎来升级机会、广电行业占据内容与设备先机、社交平台更需关注时空创意思维、数字文娱得益于感知有用性易用性驱动。同时，“类乌托邦”元宇宙生态版图构建过程中还需直面

2010年代，中国老年人的城乡比例才基本持平。但是，在春晚舞台上，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城乡比例差分别为21.2%和37.2%，2010年代超过八成是城里人，城乡比例差超过

2021年是传媒业不平凡的一年。建党百年以及国内其他重大事件的策划报道亮点异彩纷呈，彰显了主流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5G、AI、区块链等技术加速渗透，在航空报道、数字文创、公共大屏等领域融合创新，使传媒业焕发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媒体生态也变得愈来愈复杂，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加强对行业发展的指引。社会方方面面对媒体报道的事件持续关注，形成的舆情及应对引人深思。本文所列举和点评的传媒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21年传媒业态现状。一、中央主流媒体引领建党百年宣传报道，众媒体多视角立体式展示建党百年恢宏画卷事件回放：2021年1月1日零时，人民网主页优化升级，正式拉开人民网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序幕。围绕建党百年，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开展大型全媒体采访，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有价值的内容。随后，新华社新媒体产品《送你一张船票》登场，用动画长卷的形式配合精致的画面、动人的音乐，展示了党领导人民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等新闻产品，拉开党建百年主题宣传的序幕。点评：在建党百年的宣传报道中，中央主流媒体行动最快，力度最大，全媒体运用娴熟、精彩，在全国媒体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各地、各类媒体都把建党百年作为2021年宣传报道的重头戏来抓，既有宏观气势的重大主题报道，又有动人心弦的故事细节描述。各媒体还运用大数据挖掘的成果，优化用户体验，把握住了内容的“言值”和形式的“颜值”，实现党史文化的有效传播，推动党史教育出新、出彩。二、主旋律正剧《觉醒年代》获年轻人热捧，树立传播党史故事新典范事件回放：正值建党百年，主旋律献礼剧《觉醒年代》火热出圈，受到年轻人的大力追捧。该剧凭借演员精湛的演技、制作精良的画面、深入人心的细节及鲜活的历史故事人物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被网友称作“年度最值得观看的电视剧”。点评：《觉醒年代》的热播，打破了以往“年轻人不爱看正剧”的标签，为创作和传播红色文艺作品提供了宝贵经验。该剧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塑造鲜活的人物性格，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第二，摆脱一面式、说教式的讲述，客观完整地呈现，给予观众思考的空间和判断的权利；第三，把握时代精神内核，营造出“他们即我们”的共情共感，唤醒古今青年理想和使命的共鸣和传承。三、全球首位数字航天员亮相，“数字记者”开启太空报道任务事件回放：2021年4月24日，新华社发布“数字航天员”计划，与腾讯互娱NExT

曾几何时，“饭圈”是时尚的代名词，是诸多年轻人引以为豪的身份标志和认同来源。但近年来，“饭圈”干涉正常信息秩序、挑战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的事情屡见不鲜。“饭圈”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饭圈”乱象形成原因的错综复杂。绑架和强化粉丝情感，并努力创造情感变现的方式成为维系“饭圈”的核心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扮演着重要角色。平台既是联系明星和粉丝的中介，又通过产业链延伸参与到明星产业之中，成为“饭圈”生态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一方面，平台是偶像的秀场，通过“表演”激发粉丝情感；平台也是粉丝狂欢的夜场和数字劳动的工场，通过消费和消费性生产表达情感；平台还是粉丝聚集成“饭圈”的广场，是“粉丝经济”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的规则和秩序影响着流量明星和粉丝之间利益和情感的交换方式。另一方面，明星产业利润丰厚，吸引平台通过资源和资本优势，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参与到明星生产和粉丝活动中。平台反客为主，占据了“饭圈”生态的重要位置。因此，强调平台在“饭圈”治理中的作用逐渐达成社会共识。平台在“饭圈”治理中负有重要责任正是本文的逻辑起点。但是，责权相当、责能匹配既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责任得以落实的有效保障。在“饭圈”治理中，平台究竟要履行哪些责任，以及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保证责任的履行，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通过“饭圈”乱象形成机制的分析，剖析平台的角色和功能，并据此界定平台责任的内涵和边界，提出保障责任落实的机制。“饭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平台的开放性、参与性、社群性和公共性特征，“饭圈”乱象与当前平台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密切相关，探索“饭圈”治理中的平台责任可以为规范平台发展提供经验。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平台、不“饭圈”（一）平台是流量明星诞生的“土壤”纵观媒介发展和明星变迁的历史，不难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制度塑造了不同的明星生态。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制片厂是电影生产的主力，那时的明星在银幕上是正直的英雄形象，银幕之外被称为“谦逊、质朴的模范电影工作者”；大众媒体时代，媒体的关注度是成为明星的关键，而媒体资源极为有限，因此电视台更青睐于选择优秀的作品来维系收视率。进入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传播、参与式文化、双边市场模型和私有资本的主导彻底改变了明星生态，为流量明星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大大降低了对媒体产品专业性的要求，越是简单的、碎片化的，甚至断章取义的内容越容易传播，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对明星艺人实力和功底的要求，明星艺人的知名度越来越脱离其艺术实力，与粉丝互动反而成为明星艺人工作的重要内容。互联网平台缩短了明星与艺人的距离，粉丝有较多机会参与到内容创作、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明星与粉丝数量成为很多平台保持活跃度的重要来源，每增加一个明星就可以吸引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粉丝的参与，平台的价值就会无限放大，这加剧了平台对流量明星的“渴望”。以2020年肖战音乐作品销售为例，歌曲《光点》在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三家平台创造了首日7300万元的“销量神话”，平台约可从中获得三到四成的音源收入。2018年范丞丞在微博上发布一条带有付费照片的微博，当晚有8万“粉丝”为他开通了微博V+功能，使微博平台直接获得了480万的会员付费收入。此外，为了持续吸引粉丝和扩大影响，增强对产业的控制力，一些平台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流量明星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以“创造营”系列选秀综艺节目为例，腾讯利用自有视频平台资源和专业的内容制作能力进行资本叠加，掘金偶像产业。大肆“造星”并积极推动明星与粉丝的黏合，成为平台价值提升的重要举措。由此看来，平台是流量明星的兴起和“繁荣”的土壤。（二）平台使粉丝黏合成”饭圈”“个体无害，群体有毒”是“饭圈”的常态，“饭圈”的种种失控行为都与群体盲目性和非理性有关。布鲁默的集体行为形成理论认为聚众中个人容易相信谣言、产生扩张性感觉和非理性行为，循环反应理论将符号互动论融合进集体行为生成机制中，并强调聚众的形成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循环反应（circular

2018年，第28届中国新闻奖首次增设“媒体融合”奖项，迄今4届获奖作品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媒体融合发展取得的长足进步，在树立精品标杆、探索创新方向、引导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这4届获得媒体融合类奖项的194件作品梳理分析，发现主流媒体在内容融合生产方面的得失，以探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专业内容生产的创新趋向。

过去，新闻与传播是报纸上大字印刷的头版头条是七点准时响起的新闻联播现在，新闻与传播是你手机时常响起的推送声是你发的每一条微博用过的每一个表情包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我们从未如此重视获取、分析、传播和综合使用各种信息的能力它正在成为资源、成为财富、成为生产力如今海量资讯唾手可得无论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娱乐我们空前地依赖着媒体也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无从选择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知乎豆瓣我们开始学着当一个更好的传播者传播效果却不尽人意，不得要领也许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坚持阅读和学习《新闻与写作》日积月累，聚沙成塔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和理论水平让你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生活还有你所感兴趣的——News

学界对传播学的反思从未停止，其中最关切的问题便是传播研究的内卷化。传播学因交叉而生，但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聚焦媒介效果的经验性研究成为主流，研究范式由此归一，导致传播研究的内卷化。内卷化有四大表现，包括问题的封闭性、理论的内衍性、方法的失衡性、学科的边缘性。为了摆脱内卷化的困境，传播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突破，即调整经验研究、激活批判学派、强化学科对话、扩大社会影响。01问题的缘起新闻传播业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被称誉为“第四权力”，因其扮演了时代瞭望者和社会监督者的重要角色；以百度、腾讯、Facebook

点击蓝字关注新闻与写作2021年，传媒江湖风起云涌，门派林立，英雄辈出，有牢牢占据一席之地的各派宗师、单枪匹马意气风发的剑客高手、也有初出茅庐跃跃欲试的少年侠客。在江湖上行走，无论是稳扎稳打还是剑走偏锋，想要立于不败之地，都需狠下苦功夫。有一本在江湖上流传了三十多年的秘籍，名为“新闻与写作”，据说，得此秘籍，勤加修炼，化身高手指日可待。是否跃跃欲试了？伸出手指下滑，即有机会解开秘籍封印，助你笑傲江湖。传媒江湖的秘籍宝典在这里你将读到：传媒江湖最新动态；学术大咖理论成果；“宗师”华山论剑，各展所长；“门派”实战秘籍，高手过招；写作招式分解，人笔合一。全国新闻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扩展期刊每期112页，5大栏目干货放送新闻与写作2021最新精彩封面秘籍解锁方式微信订阅●《新闻与写作》全年订阅价为204元（含12期刊物+快递费，此方式无法开具发票）；从即日起，通过微信订阅刊物的读者，可选择跨年度订阅（2021年8期-2022年7期，订阅价204元，含6次快递费），或联系新闻与写作小助手购买单期刊物，感谢大家对《新闻与写作》的关注与支持！

4.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的节目《唐宫夜宴》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并引起粉丝观众的追捧。作为地方主流媒体推出的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视频节目，《唐宫夜宴》从平台、技术、受众与审美四个方面努力破除与大众文化间的圈层壁垒，并且藉助于数字技术的支持，在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有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2021年2月12日，一条名为#唐宫夜宴#的视频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并迅速在B站、抖音等多个网络社交平台扩散转发，引起大众热烈讨论。《唐宫夜宴》为2021年河南卫视春节晚会节目之一，全长6分钟。该节目由14位女性舞蹈演员组成，其服饰妆容以现存唐佣为参考资料，并选取唐朝乐师进宫奏乐为场景主题，从乐器准备、敛容整衣、穿廊入殿、夜宴演奏等各个阶段详细刻画中国古代社会的宫廷乐舞生活场景。与以往强调统一化、标准化的传统歌舞类节目有所不同的是，《唐宫夜宴》通过特写镜头，长镜头的交替使用，拍出演员极富现代感、活泼性甚至有诙谐之趣的乐舞者形象，从而让观众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感受体验。正因如此，《唐宫夜宴》全网累计播放量已超27亿次，广获好评，人民日报也以《郑州歌舞剧院千年舞韵，何以走红》的发问称赞该节目新颖的创意。近年来，“文化出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但相关研究多以青年亚文化现象为主，关注饭圈、COSPLAY等小众化、边缘化的二次元文化如何破圈，向主流文化靠拢，以使其在保持内部团结的同时扩展自身影响力以吸纳更多的群体成员，获取更广泛范围内的社会认同。其实，当代文化的“出圈”不仅体现在小众化、边缘化的二次元文化破壁出圈，向主流文化靠拢。社会主流文化其实也在寻求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内容呈现形式，以获得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广泛认同。《唐宫夜宴》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出圈”的典范，该节目努力破除自身的文化圈层和壁垒，在坚持传统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引入更有吸引力的叙事策略，以年轻化、娱乐化、趣味化和市场化的节目形态赢得更广泛的观众。本文以《唐宫夜宴》系列节目为例，深入思考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多样化的创新实践打破圈层壁垒，进而实现文化价值的有效引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和娱乐需求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01平台破壁：地方节目的“跨媒体传播”《唐宫夜宴》首播于2021年2月10日的河南卫视春节晚会，但其播出当天并未受到特别关注，甚至有网友评论“谁又能想到这台春晚连省内很多人都不清楚。”直至2月12日这一节目被上传至微博平台，经由网民与网络大V的多级传播与转发评论才使其点击量在短时间内不断攀升，并跃至热搜第一。其后原视频由于版权限制被重新剪辑后才在抖音、B站等视频平台上进行“片段式传播”。随着河南卫视对版权的开放，新一轮的平台传播得以正式开始。河南卫视在2020年就成立了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该中心是集图文、音频、视频、多媒体于一体的广电全媒体宣传平台。全台各频率频道广告资源、各类新闻的发布、活动举办相统合协调，实现‘融媒体统筹、新媒体首发、全媒体跟进’的运作模式。”所以，跨平台、新媒体和全媒体的传播是《唐宫夜宴》成为爆款的重要原因。正是借助不同微博、B站和抖音等平台，《唐宫夜宴》迅速得到了传播。尼克·斯尔尼塞克这样论述平台兴起的重要意义：什么是平台？从最普遍的层面来说，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平台不是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市场，而是提供基础设施来调解不同的群体。平台是基础设置，有了平台，短视频的节目产品便有了展示空间，并且只要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相互有协议，同样的产品就可以在不同平台上得到展示和传播，也就是可以获得不同平台的消费者关注。平台之间的壁垒一旦打破，一个好的创意产品迅速走红也就不奇怪了。作为一个地方春晚节目，如果仅仅是在传统的电视节目上播出，《唐宫夜宴》恐怕很难被河南地方之外的观众所熟悉，但通过“平台破壁”，《唐宫夜宴》很快就得到了全国各地观众的注意。当然，要想破壁，《唐宫夜宴》的推出方河南卫视也要有打破自身圈层壁垒，跟其他平台进行对话、交流的勇气。“伴随电子尤其是数字媒体的使用，空间区隔及其相互间的连接会不断翻新，空间因此处在不断的重构或再生过程中。可以说，数字化生活的一大特征是空间的叠加和交织，前、后台的区分难以固定，中心与边缘相互渗透并颠覆。”现代社会在数字媒介的催化下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麦克卢汉的预言，即人类社会在进入电子文明之后将会回到“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的世界。部落化的形成帮助各类群体成员识别自我身份，尤其是以“Z世代”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年轻“网络原住民”，他们往往以共同趣味为基础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自身的文化圈层。一个个社交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个文化部落，这些部落往往都拥有自身的文化趣味，例如B站就曾经是“二次元”群体大量聚集的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唐宫夜宴》这样的视频节目要想获得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认可也并不容易，打破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壁垒，就需要不断改变自我，积极与其他圈层的对话与交流，而不是固步自封。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提出：互联网将会“使组织走向扁平化，使社会走向全球化，也会使控制去中心化，同时还将使人群变得更加和谐。”中心与地方、平台与平台的圈层壁垒被网络技术消弭，主流媒体的权力被分散至互联网平台，相较于国家级媒体凭借政治经济及公信力优势率先实行跨平台扩张，如新华社等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的开通与运营，地方媒体在相对弱势的媒体生态环境下不得不顺应“去中心化”的传播趋势，最大限度上破除区域和自身平台的局限性，以跨平台、多端口、全媒体的方式传播。《纸扇书生》其实，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巨大反响，反过来也会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影响力。《唐宫夜宴》基于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为河南卫视积累起良好的声誉，也圈来了无数粉丝，巩固了自身媒体的影响力。《唐宫夜宴》出圈后，河南卫视对元宵晚会计划进行了相应调整与补充，在短期内重新制作了《元宵奇妙夜》《纸扇书生》，并且继续利用微博、快手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跨平台的联动和传播，如#唐宫夜宴舞者打卡郑州地标#、#河南卫视为回馈网友重新拍元宵会#、#河南元宵晚会是实景拍摄#等话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02技术破壁：传统文化的“当代性呈现”数字时代，借助数字技术开展文化传播早已屡见不鲜。可以说，技术破壁是文化出圈的重要手段。B站“二零一九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便是应用AR技术对虚拟偶像“洛天依”进行了具身化再现，使之与现实空间中的表演者和观众进行互动，在唤醒受众集体记忆的同时促进青年亚文化群体认同的巩固。《唐宫夜宴》系列节目也是借助VR增强现实等先进的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潮’起来”。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唐宫夜宴》的舞台转换及《元宵奇妙夜》的串场特效实现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互与融合。唐朝乐师们穿梭在古代的千里江山、亭台楼阁和莲鹤方壶、妇好鸮尊、贾湖骨笛等国宝文物中，“将‘穿越’这一现代性叙事情节编织进古代的宫廷背景中，用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现了我国文化艺术遗产的古风韵致。”“新媒体所承诺的赛博空间和虚拟生活之地……我们只需跨越新技术边境即可到达。”媒介制造感性幻象，这种幻象又通过调用受众感官而被接受和认同。《唐宫夜宴》系列节目虽以历史情境为基础，但其叙事风格与人物行为刻画都带有现代日常生活的烙印，如唐朝乐师们上一刻在嬉笑打闹，进入宫殿后则立刻呈现严肃的精神状态，情绪的前后对比被大众戏称为“唐宫女子上班图鉴”。正是在时空交错的过程中，技术优势得以被最大化展现，为传统文化的“当代性表达”提供新的思路并具备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可能。虚拟空间的具象化生产一方面为受众营造身临其境的视觉享受，另一方面则将难以触摸的情感氛围进一步烘托，由此也表现出技术赋能的另一维度，即赋予受众想象的能力。“李斯特等人提出了‘技术的想象力’问题，在他们看来，正是新技术使得人类对未来的各种‘乌托邦的愿景’能够在现代技术理性主义中复活。”以水池特效为表演基础的“月下思乡”情节辅以古典音乐，将唐朝乐师在阖家团圆之际却远在皇庭的细腻情感进一步放大，随后“宫门大开”AR场景则以其真实感和临界感促进受众对传统文化的“深度体验”。而数字技术也并非一味营造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世界，在《元宵奇妙夜》中河南博物院、郑东新区、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洛阳明堂、登封观星台等六地的实景录制与清明上河图等虚拟景观相互穿插，演员们身着盛装跳舞的同时展现郑州东站、郑州大剧院、“大玉米”（千禧广场）、黄河风景名胜区等地标性建筑。《唐宫夜宴》姊妹篇《水月洛神·芙蓉池》中节目组也将镜头从城市全景切换到明堂殿内，并跟随演员们的舞蹈将“盛矣美矣，皇哉唐哉”的明堂铺陈在受众面前。可见，“技术破壁”并不意味着媒介奇观的打造，更在于让那些被视为一成不变的传统世界焕发新的生机。在技术的帮助下，“传统”变得可感可亲可近。《唐宫夜宴》的总导演陈雷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万物皆可融，用新技术、新手段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产生出迎合时代的作品，是一定能够被时代接受的。”传统以符合当代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复活”。在数字时代，资本与消费主义的扩张为青年亚文化生产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符号资源”，御宅、恶搞、COSPLAY、动漫、鬼畜等“二次元”文化的流行使中国传统文化少有年轻人问津，但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运用则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和当代性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得“传统”能够以一种更加新颖的视觉方式呈现，年轻人也更容易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近和了解传统。当然，传统文化借助技术破壁出圈、得到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喜爱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分依赖技术，一些炫耀性、夸张性的技术手段的大量使用所制造的媒介奇观，有时不仅无助于传统文化的当代性呈现，还会因为技术手段的滥用而导致传统文化内涵受到破坏。03接受破壁：用户“参与式”的文化实践文化节目的制作与传播都离不开受众。互联网时代，受众不再是单向的接受，如果仅仅是单向接受，文化传播的效果往往都是有限的。当下，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其实为受众多样化的参与实践带来的新的机遇。孙玮在讨论短视频这种媒介表达形式时就特别强调用户参与和实践的重要性：媒介过程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中主要表现在表征层面。在全球文化工业中，我们看到的是物的媒介化。——当媒介作为表征（绘画、雕塑、诗歌、小说）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它们的意义。当媒介变为物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只有操作、没有解释的工具性的世界。我们更多地“做”它们，或是用它们来做事，而不是“读”它们。在全球文化工业中，“体验”取代了文本的“阅读”“观看”，成为最重要的媒介文化运作方式。用户以文化实践的方式具体参与到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当代城市生活中，形成线上线下的实时呼应，《唐宫夜宴》系列节目对城市地标与历史古迹的实景拍摄所激发的线下“打卡”行为是很值得关注的。《唐宫夜宴》引起大众关注后，网民们也迅速通过打卡、创作表情包等方式参与其中。“这才是景区的正确使用方法”“我要去旅游”“河南卫视穷但是有实景”等网络留言不绝于耳，部分网友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晒出自己打卡同款地点的游客照，甚至身着汉服留念以进一步贴合节目场景，完成身体在场的时空想象。传统文化依托现代媒介技术叠加了历史和当代、虚拟和现实，大众又通过具身的文化实践参与和延续节目生产，从而拓展新的文化空间。詹金斯根据米歇尔·德塞杜的理论提出了“参与式文化”理论：电视粉丝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迷”，而是积极的创作者和意义的操控者，他们积极参与文本的阅读、重写、创作以及批评，是“积极挪用文本，并以不同目重读文本的读者，把观看电视的经历转化为一种丰富复杂的参与式文化的观众。”从《唐宫夜宴》系列节目可以看出，单向传播与被动接受已不再是文化实践的主要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多维互动为主导的“参与式文化”。在数字化时代，网民对视频文本的解读方式不一而足，充分表现出大众作为独立个体对接受信息的“自主性”选择。《唐宫夜宴》系列节目在播出过程中被受众与其他以唐朝为主要背景的影视作品，如《妖猫传》等进行横向比较，以及借用古诗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等进行评价，种种文本的介入与连接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受众于虚拟空间内的“主体性”在场与具身召唤，企图借助文字对自我的赛博身体进行留存。詹金斯曾引入“游猎”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在多样文本间穿梭的文化实践，“媒体粉丝文化，就像其他流行文化消费一样，并不该理解成对某部电视剧或文类的排他性爱好，相反的是，媒体粉丝十分乐于在大范围内的媒体文本之间建立联系……他们游猎于不同的文化文本与圈层中，将某个所爱的文本材料和其他文化材料的文本并置。”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网民针对视频文本再创作的手段也更加丰富。常见的有表情包、漫画、同人文、短视频剪辑等文化实践，即詹金斯所说的“文本盗猎”，也有继《唐宫夜宴》系列视频出圈后而产生的唐宫夜宴手绘、唐宫夜宴仿妆、唐宫夜宴表情包、唐宫夜宴输入法动态皮肤、唐宫夜宴同款舞蹈等多重文化实践，甚至有面人、陶俑等传统技艺的视频直播。至此，很多再创作的文化作品实质上已与《唐宫夜宴》节目本体并无关联，而是根据“盗猎”唐宫夜宴的文本符号激发受众创作与开发自身偏好的周边产品，以实现文化的物质增殖与多样化传承。以线上与线下相互联动为主的“参与式文化”实践作为突破传受关系的重要步骤，所呈现的是一个不再沉默的当代用户群体。视频节目如何完成自我“出圈”、现代性转型和当代性呈现，答案并不在于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简单勾连，而在于以积极接纳的态度拥抱受众的各类互动反馈与再创作，从而破除“接受壁垒”，让传统文化以更加新颖的、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和传播。04审美破壁：媒体融合下的“数字人文”传统文化并非是“沉睡的文化”，也并非只有少数精英人士人才能欣赏的“高雅文化”。这样的“高雅文化”往往束之高阁，离普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很远。即便是在电视等媒体上展示，往往也是以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方式呈现。尽管媒体会一再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美，但束之高阁、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呈现和表达方式也往往让普通大众和年轻人望而却步。在这样的情景中，普通大众和青年人也会因为抵触情绪而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归为“陈旧腐朽”的意识体系中，并视其为“老古董”。优秀传统文化和普罗大众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审美代沟”其实是亟需打破的。《唐宫夜宴》系列节目的“审美破壁”恰恰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呈现一改以往严肃、正统的叙事风格，将传统文化以年轻化、趣味化和现代性的审美方式进行幽默诙谐的文化展演，从而贴合青年群体的文化实践与审美偏好。图像文化“常常调度人的听觉和视觉……同时对方方面面的情绪、情感和观念等产生影响。”《唐宫夜宴》中的舞蹈演员为了模拟唐朝女子丰腴体态而穿上海绵连体衣，特意描摹的月牙型妆容则再现历史时尚潮流“斜红”，种种艺术表现形式打破了以往传统歌舞节目对女性舞蹈演员身材体貌需纤细优雅的“统一标准”。节目对史实的还原与尊重，促使传统借助新的数字技术手段复活，甚至用“原汁原味”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的“陈旧化”特征。虽然演员红绿搭配的衣着搭配和过于艳丽的妆容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批评，认为这样的装扮并不符合时代审美，但这种装扮恰恰还原了唐代乐舞少女的真实风貌。《唐宫夜宴》既强调节目的文化表演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没有一味迎合观众而对传统文化的内核进行随意更改，由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才会有更深层次的交流和碰撞。阿多诺特别反对“严格区分高级与低级艺术的二分法”，他认为“现有大量作品属于低级的商业化艺术领域，这或许是由于某种公式化的随意偶然性所致，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过于潦草或过于陈旧，或许是因为它们摒弃了艺术性的表现或阐述，臆想立竿见影，藉此制造一种直接的影响。”在阿多诺看来，区分雅俗的关键在于是否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矫揉造作。《唐宫夜宴》系列节目作为河南卫视的代表性文化作品，并没有拘泥于以往歌舞类节目“合家欢”的表现形式，也并非单纯的利用舞蹈将各个文物进行炫耀式的串联摆设，而是在展示本土风貌的同时将数字人文关怀和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及审美意识融入到媒介展演中，其舞蹈编排包含游子思乡、友人相伴等多个故事内容，并通过精心的舞美设计，将这些故事以符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视觉方式讲述出来，从而得到了现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认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除了文化界定与再认识问题以外，还需面对电子媒介所带来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其使得“公众话题日益撤离公共空间”，消费文化“积极地追求市场价值和鼓励直接消费”，“二次元所衍生出的COSPLAY等青年亚文化实践则冲击了主流文化所建构的价值体系。”现代审美对人类身体的严苛要求与规制也使得身份的自我认同面临着匮乏与迷失。由此，现代文化与审美的价值偏误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其进行锚定和校正。阿多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媒介技术对现代人感知的影响和异化，“人的感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出现，即资本主义对人的整合首先从最富有审美气质的感官（眼睛和耳朵）开始，然后对它们各个击破——让眼睛处于流动不息的画面观赏之中，让耳朵处于仿佛陌生其实熟悉的音乐听赏之中，从而使它们同时粗鄙化、表层化，然后丧失凝神专注、反思判断的能力。”甚至部分情形在当下资本逻辑支撑的大众娱乐时代已经成为很多人沉迷媒介如“抖音一分钟，人间三小时”等行为的真实写照。阿多诺批判了媒介技术整合对人所有感官的再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官退化、麻木感以及愉悦的幻象，认为庸俗的艺术“会一味迎合人类的欲念……是肯定这个世界的，而不是摆出一种反叛的姿态。”马科库塞亦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提出了“个体感官的解放”，即审美的感性解放，企图把人从发达工业社会造就的“单向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彻底消除异化、建立自由世界。虽然阿多诺和马克库塞对审美解放的渴望仍处于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但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已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向前逐步迈进。《唐宫夜宴》系列节目以“传统为内涵”的多元化呈现于根本上是对审美壁垒破除的勇敢尝试，其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开放式融合构建起新的“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05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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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偶像作为新技术引领下的新兴事物，其传播展现了延伸、替代、融合和接纳的媒介化逻辑，在整个过程中带来了媒介形式和社会属性的发展变化。本文通过可供性视角下的“情感三层次”理论，分析了虚拟偶像的情感价值和传播逻辑，并对其“破圈”渠道和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01圈层化：虚拟偶像是情感与关系逻辑下缔结圈层的新型媒介（一）连通：虚拟偶像作为媒介产品，具备实现圈层化传播的属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广泛连接性使作为渠道的媒介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涵。渠道、介质和场景的产品化都指向了媒介产品化。这一逻辑实际上表明了作为产品的媒介与圈层化传播的连通，通过媒介产品自身的价值定位，在其传播过程中便以隐性的方式目标和圈层中的目标受众相结合。2020年11月，由央视主办的选秀节目《上线吧！华彩少年》中的AI实习生“翎”再次引起社会对于虚拟偶像的关注。从爱奇艺发布的《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中看到，全国已经有3.9亿人，要么已关注虚拟偶像，要么正在关注虚拟偶像的路上。虚拟偶像作为新技术引领下的新兴事物，学界和业界并未对其有明确的定义标准。在呈现方式上，它可以存在于图片、视频、漫画等平面媒体中，也可以存在于3D立体形式之中，甚至可以进行在线交互；在形象展示上，它可以是虚拟人物、漫画角色、虚拟舞者等等。如今，技术的快速进步是虚拟偶像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如3D建模技术、AI技术、全息成像技术，这些都为构建虚拟偶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物质条件。凭借着这些技术支撑，虚拟偶像已经可以与粉丝进行互动交流、建立强关系，甚至参加真人选秀。这种自带关系属性的强连接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特定群体的精准传播，使得围绕虚拟偶像形成的用户圈具备圈层化演进的趋势。偶像泛指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崇拜者的人，甚至在日本文化中是一种从事演艺事业的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虚拟偶像是一种职业，是被崇拜和追随的客体；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虚拟偶像则是“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虚拟偶像背后的技术依托的是人工智能和数字艺术的发展，在AR/VR等虚拟现实技术和5G技术的发展下，虚拟偶像将同其他广义传播媒介一样，是连接用户与产品之间的桥梁。对虚拟偶像产品的开发一方面包括生产者本身的经济利益驱动，即通过传播手段和传播属性，进而调节用户的情绪和消费动机，最终影响其购买行为；另一方面虚拟偶像内部的用户在通过这一圈层实现基于虚拟偶像产品的互动，圈层内部信息的良性循环和有效沟通由此而产生。（二）象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虚拟偶像本身即象征着不同的文化圈层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圈层内部的个体形成了以兴趣、专业为基础的情感联系，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紧密度。圈层可以看作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独特传播环境。从媒介化的角度而言，虚拟偶像作为一种关系媒介，其自身属性和特质的差异已成为圈层中的核心用户，寄托着圈层内部个体的情感归属。不同的虚拟偶像聚拢了不同的粉丝部落，可以将本为陌生的人际群体因为共同喜欢一个虚拟偶像而聚拢，形成各种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虚拟偶像是一种具有特殊性和区分性的文化符号，不同的虚拟偶像象征着不同的文化圈层。与此同时，虚拟偶像伴随着媒介的发展脉络，凭借着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帮助产品快速渗透到圈层的个体中，为其增加内容价值，同时也让用户更加愿意接受与自己虚拟偶像相关的内容和产品，“手办”“表情包”“主题生活馆”等多种多样的公共生活空间和媒介样态，丰富了现有的传播渠道，使得虚拟偶像的经济价值得到拓展。作为文化符号的虚拟偶像的传播展现了延伸、替代、融合和接纳的媒介化逻辑，并在整个过程中带来了媒介形式和社会属性的发展变化。（三）情感：“锚定效应”与“期望扭曲”或能强化虚拟偶像的圈层壁垒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虚拟偶像已经显露出惊人的商业价值，但国内的虚拟偶像仍然处于二次元文化圈层之中。相较于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国内的二次元依旧处于亚文化圈层体系，尚未从“小众”走向“大众”，也并未被社会公众广泛熟知和接受，虚拟偶像的“破圈”机制仍存在深入探讨的可能。“锚定效应”是指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判断与决策的结果或目标值向初始信息或初始值即“锚”的方向过度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虚拟偶像业是粉丝经济带动的产业，当粉丝群体不了解与偶像相关产品的价值且准备进行价值评估时，首先会有一个“起锚”的过程。根据市场的供需规律，理应只考虑产品本身对于消费者的价值来确定，然而在“锚定效应”下，粉丝通常会以个人情感为基点，以虚拟偶像对于自己的价值为“锚点”进行评估。当粉丝以“偶像对于自己的价值”为“锚点”进行评估时，这个“锚点”已经偏离理性的轨道。而社会上的普通个体在尚未深入了解虚拟偶像之时，并未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更多的会聚焦在产品价值本身来进行理性化的决策，圈层内外情感因素的差异使得虚拟偶像的“破圈”传播存在难度。此外，与虚拟偶像伴生而来的粉丝与偶像间的“供养”关系强化了“期望扭曲”的情感差异机制。圈层内部个体对虚拟偶像其和相关产品抱以高期望，不管这些期望究竟来源于何处，都会受到个体的高度重视，愿意为之支付额外费用。而位于圈外的普通公众由于与虚拟偶像的黏性尚未得到加强，并没有产生高期望带来的相关行为。与真人偶像相比，支撑虚拟偶像现实呈现的虚拟现实技术能提升粉丝的沉浸感,使其身临其境地与虚拟偶像置身于同一空间,给粉丝带来更加优质的感官体验,实现虚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的高度连接，经过技术加持的虚拟偶像延伸了个体视觉、听觉、触觉等综合感官体验，更易强化个体的心理沉浸和生理触动，其非理性的情感唤醒机制被加强，阻碍了圈层外部分理性公众的进入和虚拟偶像对于该群体的触达，从而加深了圈层壁垒，导致了虚拟偶像“破圈难”的困境。#02可供性视角下的“情感三层次”理论：虚拟偶像的传播逻辑与“破圈”路径虚拟偶像作为与人建立强关系的客体，其在发展和传播上体现了情感化设计的重要特征，它以受众喜欢为基本，同时链接了消费者的精神关怀。因此虚拟偶像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在其发展和传播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情感三层次”理论是面向广大受众的，但是在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下，不同的用户需要不同的情感满足，需要个性化情感定制，个性化虚拟偶像也需要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情感诉求。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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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动物符号，也是主流媒体极力打造的国家形象代言。本文基于人民日报（1949-2019年）以大熊猫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分析，探究官媒对大熊猫媒介形象建构的演变历程。一、问题的提出：大熊猫的媒介遐想2020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就旅居荷兰的大熊猫“武雯”喜诞幼崽互致贺信。习近平和彭丽媛在贺信中表示：“熊猫幼崽是中荷友谊的美好结晶，是双方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的重要成果，值得庆贺。”威廉-亚历山大和马克西玛在贺信中表示：“大熊猫幼崽诞生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新生命是荷中关系成果丰硕的象征，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贡献。”这被视为在全球抗疫的非常时期，我国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熊猫外交”。可以看到，保护和关爱大熊猫已经成为世界共识，而且大熊猫早已成为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情感纽带和友谊见证，在国际外交舞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熊猫被誉为动物界的“活化石”，它憨态可掬、惹人喜爱，是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又受到全世界的关爱与保护。夏勒（Schaller,

点击蓝字关注新闻与写作2021年，传媒江湖风起云涌，门派林立，英雄辈出，有牢牢占据一席之地的各派宗师、单枪匹马意气风发的剑客高手、也有初出茅庐跃跃欲试的少年侠客。在江湖上行走，无论是稳扎稳打还是剑走偏锋，想要立于不败之地，都需狠下苦功夫。有一本在江湖上流传了三十多年的秘籍，名为“新闻与写作”，据说，得此秘籍，勤加修炼，化身高手指日可待。是否跃跃欲试了？伸出手指下滑，即有机会解开秘籍封印，助你笑傲江湖。传媒江湖的秘籍宝典在这里你将读到：传媒江湖最新动态；学术大咖理论成果；“宗师”华山论剑，各展所长；“门派”实战秘籍，高手过招；写作招式分解，人笔合一。全国新闻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扩展期刊每期112页，5大栏目干货放送新闻与写作2021最新精彩封面秘籍解锁方式微信订阅●《新闻与写作》全年订阅价为204元（含12期刊物+快递费，此方式无法开具发票）；从即日起，通过微信订阅刊物的读者，可选择跨年度订阅（即2021年5期-2022年4期，订阅价204元，含6次快递费），或联系新闻与写作小助手购买单期刊物，感谢大家对《新闻与写作》的关注与支持！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写作》专栏“锦言妙语”作者。2020年9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广东的南方农村报社，就是这种运营模式的成功实践者。2020年，面对严重的疫情，南方农村报社逆势而上，涉农项目做了200多个。全报社营业收入达1.78亿元，比2019年增加2800万元，增幅为18.6%；实现利润1480万元，比2019年增加142万元，增幅为11%。在当下，“农”字类媒体有这样的收益实属不易，更为重要的是其为“农”字类媒体参与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行业报的南方农村报，以自己的成功实践走上了成为主流媒体的道路。从“相对主流”的提出到主流地位的确立对主流媒体，国内外并未有一个统一的非常确切的定义，但有基本的看法和指向。主流媒体，在欧美国家是指高级报纸（或称严肃报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这些报纸的报道严肃、深入且社会地位很高。①后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主流媒体也指那些有较高收视率、较多的广告营业额以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电子媒介。②在我国，从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及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流媒体指的是与党和政府关系最直接、与政务工作最密切、紧紧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具有强大的党和人民喉舌功能的媒体。包括新华社、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机关报及党刊、广播电视台，还有具有强大党报功能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上媒体延伸出去的重点新闻网站(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也被称为主流媒体。不在以上系列中的媒体，有的由于坚持走主流化道路，具有强大的公信力、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被民众和政府部门所认可，也被一些学者和业界人士称为主流媒体。南方农村报社副主编麦倩明于2009年提出媒体的“相对主流”的理念认为，南方农村报虽然很难与那些强大的综合类的主流大报相比，但可以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在相关领域实现主流化。从“相对主流”的提出到主流地位的确立，南方农村报社是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的。南方农村报源自1963年1月1日创办的南方日报农村版，“文革”期间停办，1980年2月2日复办时更名为“广东农民报”，1994年又更名为“南方农村报”。当年创办南方日报农村版时，其定位就是南方日报在农村报道中的补充，所以很难称得上是主流媒体。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介生态，给“农”字类媒体带来挑战，也迎来机遇。南方农村报社不甘于“边缘化”，在“相对主流”的理念下，提升纸媒品牌，再延伸到新媒体领域，成为了实际上的南方农村传媒系，不仅通过服务农村基层形成了强大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而且参与了政府的涉农政务工作。他们的“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成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主流舆论力量。南方农村报社从“农”字类的专业媒体、行业的小报发展到今天熟练把握“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的主流媒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传统媒体时代坚定的市场化道路。在那个年代，传统媒体的经营模式主要靠广告。南方农村报社始终把生产优质内容放在首位，带来的结果不只是赢得农业投入品市场主体的认可、拉动了广告，而且发行量在上世纪80年代曾高达56万份，发行本身就有利润。第二阶段，转型期的坚守与创新。南方农村报社的转型基于两个背景：许多农村往城市化转型，使“农”字类纸媒陷入迷茫；互联网快速发展给传统纸媒带来新的挑战。面对迷茫和挑战，南方农村报社经营者坚信，城市化并非以弱化农村和农业工作为代价。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决不能固守在传统领域。传统的版面刊发广告模式陷入困境之后，他们打通上下游产业，搭建行业对话平台，以重度垂直、专业细分的营销方式开辟新的经营路径。2007年起，南方农村报社从线上走到线下，举办一系列产业主题论坛。比如，“罗非鱼危机与产业整合研讨会”、草鱼论坛、虾王大会、北运鱼论坛，通过“网住”头部企业，连接养殖户、经销商，将分散的“小众市场”聚合成“大市场”。他们还开展南农科技下乡直通车项目，通过农技培训、农产品营销、乡村旅游、品牌培训四大业务的资源整合，探索打造业务闭环，创新内容影响力变现的方式。第三阶段，介入政务后的主流媒体地位的确立。前两个阶段为向主流化转型打下了基础，尤其是重度垂直和专业媒体的打造，在涉农细分领域积累了丰富资源和提升了市场服务能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字类纸媒在萎缩，有的改名、有的停刊，许多综合类的权威大报也把报业市场竞争集中到了大都市。南方农村报社主编陈永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大好机遇，我们抓紧补上他们腾出的空间，挑起涉农宣传和为农服务的大梁，成为农村‘三农’建设的坚强的一翼。”在涉农领域，南方农村报社以专业服务做出了包括一些综合大报在内都未做到的事。2009年，他们举办了商业性会展——华南（广州）农资博览会暨特色农产品博览会。政府部门未参与，完全按市场要求办会，创收500多万元。之后，他们把这类专业展会延伸到外省并取得理想效果，这引发他们的思考：除了按市场需求独立办会之外，能否介入政府的各种会展和活动，并将政务项目与商务活动结合起来。这样做，既符合政府意图，也因市场作用使政务项目更接地气。2013年，南方农村报社承办了政府出题目、市场化操作的展会——竞标成为第十二届广东种业博览会总服务商。就这样，从无须政府拨款的项目开始，引发政府部门的关注和信任，逐步承接有经费的项目。2015年，承接了世界银行贷款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果落地推广与宣传的300多万元经费的项目。2016年，承办了有政府项目经费支持的广东现代农业博览会。从此，南方农村报社的政务项目接踵而至。南方农村报社从“相对主流”的提出到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可从三方面考量：一是紧紧围绕国家的“三农”工作部署展开舆论宣传和做好服务，并取得重要成果，在“三农”领域政界、学界、产业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向平台化方向发展，提供乡村振兴服务，成为对接全省农村的入口、聚集各种涉农资源的平台，包括互联网企业、数字农业企业在拓展三四线市场上时会找他们对接资源；其三，在全国多家“农”字类行业报刊中处在领先地位。数字化时代，南方农村报社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在深度融合中打破城乡边界、区域边界、产业边界、传播边界，大步迈上主流化道路。南方农村报“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类型发展农村经济、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新农村建设，都是重要的政务活动。2013年正值南方农村报创刊50周年之际，明确提出该报社“独特价值的‘三农’综合服务商”的新战略定位，坚持新闻理想与产业抱负的双重追求。随着媒体往深度融合的推进，南方农村报社介入政务活动和项目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会展、论坛、会议等活动类项目。2018年3月，南方农村报社参与了首届广东茶叶产业大会部分服务工作，继而承办了第二届、第三届。之后的广东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北运菜产业发展大会、水稻产业大会、南药产业大会又相继中标。2019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推进会在广东省江门市召开，也由南方农村报社帮忙组织、策划与宣传。为了继续推进广东农村经济的发展，广东省领导提出举办“重大农业”项目投资开工仪式，南方农村报社临时受命，参与协办会议，积极做好服务工作。随着南方农村报社的市场公信力的提升，各地政府都纷纷上门寻求合作。第二，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南方农村报社积累了4000多家农产品采购商资源，每年都帮助各地政府举办100多场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政府和采购商都满意。他们配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形成了一套农产品营销的方法论——“农产品12221市场营销法则”，即针对某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挖掘“1”个营销大数据；培育“2”支采购商队伍：产地采购中介队伍和全国各地销区采购商队伍；做好“2”个市场：产区市场和销区市场；办好“2”场活动：采购商走进产区考察活动和农产品走进销区品尝推广活动；收获销量增加、品牌提升、农民增收等“1”揽子目标。到2020年底，利用这个法则已帮助近百个县市政府解决100多个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滞销问题。南方农村报社还善于运用社会化营销方法，打造现象级产品。2020年，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南方农村报社策划了荔枝营销系列：“广东荔枝”上飞机、进高铁、上大屏；组织2000多名采购商到产区举办30多场产销对接会；通过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传播荔枝营销话题，仅微博上就产生了近3亿阅读量。全省荔枝鲜果产值超180亿元，数百万农民实现增产增收。南方农村报社助力广东荔枝营销的漂亮一仗，得到了省领导和基层民众的赞扬。第三，农业主题馆、农业产业园、农业公园的设计类别。2019年承接广东蕉岭县美丽乡村建设主题展馆和平远脐橙文化馆后，已陆续承接南药文化馆、茶叶文化馆、农耕文化馆等项目，还承接了甘肃酒泉种业文化博物馆项目。馆的建筑物是外壳，农业及其文化才是内容。同样，各种农业公园、产业园的规划和设计也是对农产业及文化的理解，这也是涉农媒体的优势。南方农村报社已参与新会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茂名市（荔枝）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四会沙糖桔现代农业产业园、东莞济丰农业公园等30多个农业产业园和农业公园的规划设计，提供文化创意、品牌宣传的服务。第四，智库类。政务活动中,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解决，政府部门期望第三方提供真实、完整的数据和客观、公平的分析。比如，田间窝棚的脏乱差和安全隐患突出，根据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南方农村报社派出记者明察暗访，写成内参提供给政府做决策时参考，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南方农村报社于2017年成立广东乡村振兴服务中心，2018年该中心被列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十大智库之一。2018年，南方农村报社提出“打造强大的三农信息输出港，建设有全国影响力的三农智库”的战略定位。当年，广东省肇庆市开展乡村振兴绩效评估，需要第三方介入，省农办推荐南方农村报社参与。取得经验后，南方农村报社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智慧服务往深度发展，在全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一套科学机制，以专业服务打造出“南方评估”品牌。2020年，南方农村报社共开展3次省级评估、4次地市级评估和25次县级评估，其员工共走访12000多条自然村。“南农模式”的几点思考与启示南方农村报社对自身有明晰的定位，那就是媒体定位。无论怎样转型都不忘媒体的职责，坚持以内容为根本，并通过输出和延伸内容，形成“新闻+政务商务服务”的运营模式。在实施中，既不忘记市场的作用，也不能只当作眼前的权宜之计，而是要以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夯实发展后劲。这既是“南农模式”实践者的思考，也对同行有所启示。第一，“新闻+”，就是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这里所说的“内容”包括新闻内容和泛内容。泛内容就是除新闻之外的其他内容，比如各类活动和项目的创意方案就是泛内容，实际上是做新闻内容的延伸。坚守新闻本业，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职责，是媒体声誉品牌打造所必须依赖的重要前提，也是连接政务的重要的基础工程。做好新闻不能只靠传统纸媒和渠道，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新媒体当作主战场。2015年，南方农村报社进行新一轮改革，重构采编流程，推动往全媒体转型。他们强化评论引领、重视进驻各类平台、积极进行直播探索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方农村报社强化了线上线下的共融，线上的直播迅速铺开，通过创新赋予直播更多内涵和新的视觉。2020年，共完成了1000多场直播，几乎每天3场，直播活动全网点击超10亿人次。第二，介入“农”字类政务项目，也必须像服务商那样贴近市场。服务农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最终要落到实处，对农民来说就是要增产增收。因此，南方农村报社介入项目时非常重视按市场化进行操作，服务到位，让农民满意。2020年，在“脱贫奔康·粤来粤好”——广东“助力脱贫攻坚·共建美好时代”扶贫助农系列公益活动中，南方农村报社邀请地级市领导带队直播，省相关领导连线。这种“市长县长直播+网红助力+线下采购+电商培训”服务模式，使直播流量转化为助农致富能量，活动直播全网点击总量超过2亿，点赞数逾千万，线上销售与线下销售取得良好效果。第三，“南农模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长远策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南方农村报社把解决当下的问题与着眼未来相结合。他们逐步从解决眼前转型中的问题，发展到规划未来“南农”传媒的发展蓝图。“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模式也从“小打小闹”，发展到集中力量“打大仗”拿大项目。2020年下半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拿下了广东省乡村振兴文化服务产业园、广东特色优势农业品牌（六大水果品类）宣传推介及品牌运营两大项目，获得2.5亿元项目资金。2020年广东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实体化、建设功能性现代农业产业园启动，南方农村报社成为广东省乡村振兴文化服务产业园牵头实施主体，服务全省160个产业园。这些举措将南方农村报社介入涉农政务服务推上了新的高度，也为南方农村报社在转型中做大做强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注释：①邵志泽：《关于党报成为主流媒介的探讨》[J]，《新闻记者》，2002年第3期。②周胜林：《论主流媒体》[J]，《新闻界》，2001年第12期。（本文原载自《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3期，学术引用请以纸质内容为准。未经授权，严禁转载）▼点击下方文字链接，了解详细订阅方式▼欢迎订阅2021年《新闻与写作》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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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为什么需要风格？美国作家史蒂芬·平克总结过三种原因。一是风格确保作者清楚传达信息（这可视作准确的风格带来的好处）。二是风格赢得信任（作者注重风格，说明作者对自己要求严格）。三是风格给世界增加美。

王志，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主持人，《新闻调查》记者、主持人，《面对面》记者、主持人、制片人，云南省丽江市副市长。2012年7月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现任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王志三十年的从业经历，这个词无疑是“采访”。从湖南电视台到深圳电视台再到央视，王志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其独树一帜的质疑式采访风格在大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非典”期间做的一系列深度报道，广受好评。2012

混剪视频体现出詹金斯提出的文本盗猎的特点，也反映出作为游戏的传播性质，其内容许多都涉及到身体消费，混剪视频作品中包含的亚文化充分体现了对主流文化的抗争。上述特点都指向混剪视频传播中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贯穿在生产者、传播者、媒介、受众和反馈等诸多传播环节之中，共同构成了混剪视频的传播心理机制。互联网的兴起正在迅速拆解传统的传播权力观、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传播正日益变得高度自主和高度互动，甚至成为一种我行我素的游戏方式，传播主体意识日益凸显和高涨，混剪视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01崭露头角的混剪视频作为短视频的一种重要类型，近些年来混剪视频开始在各种网络平台中出现和流行，并开始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在诸如哔哩哔哩弹幕网站（下简称“B站”）出现的混剪视频中比较受欢迎的类型主要包括：影视剧混剪、明星混剪、动漫混剪、同性混剪、CP（情侣配对）混剪、游戏混剪等，这些类型的混剪视频都拥有大量的受众。截至2020年9月15日，“B站”中一则关于赵本山春晚小品的混剪视频达到了6782.6万播放量，点赞数达到287.3万，评论数达到11.4万，弹幕数量达到51.4万条；另一则“漫威/DC/踩点”的混剪视频达到了2262.7万播放量，点赞数达到131.3万，弹幕有5.7万条。播放量上千万的其他类型混剪短视频还有很多，有的被观众称为“镇站之宝”，甚至被收录到“入站必读”目录中。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维基百科将混剪视频定义为“将多个预先存在的视频文本根据并不明显的关系组合成完整视频的类型”。从本质上来说，混剪视频属于二次创作的短视频作品，创作者借助一定的视频剪辑工具，结合自己的创作思路和意图，把收集到的一些原始视频素材重新组合，赋予这些素材全新的意义和价值，以完成创作者的再叙事，这些原始素材大多截取自影视剧、综艺节目、舞台表演等场景中。混剪视频具有的一般性共同特点包括：（1）主题突出。一般而言，混剪视频的主题简洁而突出，创作者根据自己的想法截取具有某些相关性或者类似性的视频素材进行重新剪辑，借此突出主题。简单明了的主题有利于受众理解作品，受众无需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得观看上的愉悦感。（2）创意独特。流行度比较高的混剪视频大多有着独特的创意，由于混剪视频的素材都是基于原创作品，因此要想博得受众喜爱就必须借助于全新的创意对素材进行重新组合；这类创意往往出人意料，引人注目，创作者大开脑洞，通过对原有素材进行重组加工，最终产生奇妙的效果，令观众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优秀的创意是混剪视频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3）节奏鲜明。混剪视频的节奏往往轻快激昂，能够有效激发受众情绪，刺激受众视觉感官，创作者通常会借助一些流行动感的背景音乐，添加富有感染力的台词和旁白，通过奇妙的剪辑手法和镜头转换技巧来实现这一效果。比如“B站”中，大量的混剪视频都运用踩点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类作品将背景音乐和人物的表演巧妙地融合在同一频率的节奏之中，动感十足，令受众乐此不疲。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混剪视频由于主题突出、创意独特和节奏鲜明，更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满足受众碎片化的娱乐需求；混剪视频种类繁多，受众很容易从中找到符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受众固有的逆反和反抗心理也常常促使他们沉溺于混剪视频和鬼畜视频等混剪作品中，借此去发泄愤懑，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除了具备上述一般性特征外，混剪视频还具备文本盗猎、传播游戏、身体消费以及亚文化反抗等更为本质的属性和特征，它们贯穿于混剪视频生产制作、传播、接受和社会反馈等各个环节之中，这些因素既是混剪视频能够应运而生、迅速流行的受众心理原因，也是混剪视频能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心理因素。混剪视频的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其传播心理机制。02文本盗猎：混剪视频的生产本质法国学者米歇尔·德赛都和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研究粉丝文化时就提出“文本盗猎者”和“文化游牧民”等概念，他们借用“盗猎”“挪用”等概念去描述现代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过程，认为读者阅读其实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们总是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去阐明新意、创造新知。在新媒体环境下活跃着为数巨量的粉丝，他们认为粉丝群体具有非常高的能动性，与普通观众相比，粉丝群体对文本的创作和传播有着更明确的目的，因此参与意愿和主动性都更为强烈；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单纯地接受有关偶像的信息和文本，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盗猎”就是必然使用的手段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群体一方面实现与偶像的虚拟互动，完成对偶像的构建，另一方面则陶醉于自身对于偶像的想象，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德赛都认为“观众不是受文本或文本创造者控制的文化笨蛋，而是能够控制自己解读关系的人”。他把受众截取原有文本并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重新组合的行为称之为“盗猎”“偷用”。他认为受众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生产者，而不是局限于固有的原始文本麻木被动地接受。在德赛都的观点里，“读者是没有固定位置的游牧民，他们在不同的文本间挺进，挪用新的材料，读者的参与是一系列的前进和撤退，玩弄文本的战术和游戏”。混剪视频是新媒体时代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也体现了新媒体时代文化产品的再生产方式特点。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更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个性更为自我，更容易坚守自己的观点，他们不会甘心只做单纯的信息解码者，而更愿意从自己的兴趣、个性和观点出发，借助于新媒体平台，赋予文本全新的意义。混剪视频的创作者虽然并非全部属于粉丝群体，但也表现出鲜明的参与式文化特征和“盗猎者”的身份特征，他们在收集和利用文本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盗猎者”的角色，它印证了詹金斯和德赛都关于“文本盗猎”和“意义盗猎”的理论观点。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事实上，“盗猎”的过程正是读者和作者对于文本意义的攻和守。在混剪视频这一领域，创作者们表现出了德赛都笔下“游牧民”的特点，他们以一种怀疑和不妥协的心态阅读和观看现有文本，然后以“盗猎”手段对原有文本进行挪用和再创造。他们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想法，从已经公开的作品中到处“盗取”自己所需的片段，之后利用全新的剪辑手法和思路把原本分散的素材重新连接在一起，完成与原始文本完全不同的故事和意义表达。“文本盗猎”体现了混剪视频再生产方式的本质特点，最为常见的是拼贴和戏仿，这也是混剪视频的创作者经常使用的创作手法。拼贴是指创作者把原有素材的顺序打乱进行重组，并且结合文字、图片、音频等多种文本形式进行再创作。这种生产方式只是借助了原有素材的表征符号，而忽略了其在原文本中所携带的意义。在新作品中，原有的人物关系、时空顺序、情感倾向甚至性别都被打乱重塑。例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在“B站”出现了一种混剪视频，创作者截取了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客栈掌柜佟湘玉劝阻众人不要吃野味的片段，将其与打击野味市场、抗击疫情的片段剪辑在一起，表达了对吃野味者的愤怒和对疫情的关注。另外，各种风靡“B站”的CP混剪视频也都是利用了拼贴的创作手法，在这些视频中，角色原有的情感关系被拆除，创作者根据自己和观众的意愿随意为角色添加满意的情感线。这些混剪视频的素材全部来源于创作者的“盗猎”行为，而最终的意义却与原本的意义完全不同。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戏仿”是混剪视频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创作手法，这种方式多指利用戏谑、搞笑的技巧对原本具有严肃风格的素材进行改造，由此产生一种荒诞和不协调感。这种创作方式的典型作品包括近几年比较流行的鬼畜视频，创作者多利用一些经典场面素材进行重复、押韵并配以频率相近、比较魔性的音乐，营造出一种荒诞的效果。比如“B站”中最为经典的鬼畜视频——利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影视剧台词“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进行“鬼畜”，风靡全网，引发极大关注。还比如动画片《小猪佩奇》的各地方言版也曾引发流行，这类混剪视频都是利用了“戏仿”的手法，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同样，通过“戏仿”所制作的混剪视频其本质仍然是创作者对各种原有文本的“盗猎”。03作为游戏的传播：混剪视频的游戏特征混剪视频的创作、传播和消费还体现出游戏的特征。1968年史蒂芬森出版《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提出大众传播其实是一个受众高度参与其中的游戏过程，受众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偏爱去选择和使用媒介，甚至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去理解和创新创造媒介内容，受众的主观性发挥着关键作用。史蒂芬森认为，传播就是一种主观性的游戏，也是一种分享、参与、体验的过程，受众在其中获得快乐，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才是传播的主体，受众不过是在利用传播进行自己的游戏，并在游戏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和价值，体验生命存在的快感。这一理论颠覆了以传者为中心的传统效果理论。史蒂芬森将传播分为两种形式，即游戏性的传播和工作性的传播。在他的理论中，游戏性的传播被认为是一种愉悦的、能够自主选择的并且具有非功利性特征的过程。人们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没有太多压力，只是基于纯粹的获取快乐和传递快乐的目的进行传播和分享；而工作性的传播则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具有功利性的过程，这种传播过程同时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因为人们无法自主选择，往往会由于个人的生存需求而被动进行工作性传播。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对混剪短视频的传播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看者都带有明显的主观游戏特征。很多创作者只是觉得好玩才把原始素材进行整合、重新剪辑，而观众也只是觉得好玩，能够从中获得快乐才去点击和观看，这种心理与传播的游戏观不谋而合。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看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我愉悦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创作者们处于完全自由的选择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需求自主选择所需要的素材，采用自主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往往也是非功利性的，大多时候只是出于创作者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观众是否选择观看也同样是自由的，在观看的过程中，也是基于一种非功利性的享受。受众观看的目的一般只是娱乐，想要从其中获得简单纯粹的快感，和他们从游戏中获得的快感一样。在观看“B”站的一些混剪短视频时，观众同时会以弹幕的形式与创作者进行互动交流，这无疑也促进了他们“游戏”的体验。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大量由粉丝制作的明星生日祝福视频和许多喜剧作品的混剪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比如赵本山的小品混剪、德云社的相声混剪、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武林外传》等混剪。为明星偶像制作生日祝贺混剪视频是粉丝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视频大多数是由粉丝自愿创作的，视频素材主要来源于明星出道以来精彩的舞台瞬间或经典的影视剧角色，素材的选用也完全由创作者自主决定。质量上乘的混剪作品能够很快得到其他粉丝的认同，并且产生点赞、弹幕、转发等参与和传播行为，经过广泛传播的视频有时可以引起明星本人的关注，引发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从而造成新一轮的狂欢。例如，在“B站”中粉丝为杨幂制作的一则生日庆贺混剪视频就引起广泛关注，视频选取了杨幂出道以来饰演的经典古装角色，回顾她的演艺生涯，整个传播过程收获了大量粉丝的点赞、评论、弹幕，犹如在互联网中进行着一场大型游戏，无论是视频的创作者还是受众都在参与和分享中收获快乐，在彼此互动和游戏中获得认同感，个人的娱乐最终演变为群体的狂欢，这种类似于游戏性的传播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参与者获得的是纯粹的快感和满足。喜剧作品的混剪视频则把传播游戏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类混剪视频的创作者通常把充满笑点和笑料的素材剪辑在一起，使受众在观看和传播过程中捧腹大笑，从中获得快感。比如名为《家有儿女》的混剪视频，通过拼贴刘星饰演的经典角色，集中展现所有搞笑场面，制造出密集笑点，受到大量观众的喜爱。04身体消费：混剪视频对身体幻象的满足“视觉转向”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一大显著特征，文化正在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媒介和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或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当下视觉文化对身体和外观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如今，身体消费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这一趋势也迅速蔓延到混剪视频中，混剪短视频中充斥的大量身体形象不但满足了人们对身体幻象的追逐，同时也拉动了身体消费，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消费市场。混剪视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节奏鲜明，很容易激发观众的情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创作者往往会选取比较经典的影视剧镜头素材，而美好的身体形象素材通常会得到创作者的青睐，并在作品中被反复使用。在“B站”，一些广受欢迎的混剪短视频都包含着大量极具感染力的身体形象，体现出身体消费的倾向和趋势，仅从标题就能够窥见一斑，例如“西游记美人群像”，“你对xx的美貌一无所知”，“颜值暴击，盛世美颜”等标题都是聚焦人物的身体形象，以此吸引受众，这些视频大多获得了较高的播放量，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鲍德里亚认为：“身体已经取代了灵魂以及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救赎的对象，成为最美的消费品”。⑥随着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羞于承认对美好身体的追求，因此，美好的身体往往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关注，进而成为日常消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B站”的混剪视频中，大量内容均取材于明星群像的混剪，例如古装美男子混剪、偶像舞台表演混剪等，其诉求的核心都是身体形象，混剪视频中姣好的容颜、完美的身材、动人的仪态令观者赏心悦目、思绪飞扬。与此同时，各类身体器官的混剪视频也大量出现，长腿、美目、马甲线、腹肌、肩颈线、手脚唇齿等身体器官都能够成为创作者的素材。比如网友评出的港剧四大经典美人镜头，即朱茵眨眼、林青霞喝酒、王祖贤穿衣、张敏回头等等，因其扮相绝美，形象酷炫而为人称道，人们从其中获得轻松和愉悦。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在琳琅满目的混剪视频中，身体已经成为一种日常审美性的展示，其肉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被不断发掘和消费，观众在欣赏美好身体的同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同时也通过凝视他人的身体，将对美的渴望投射到自身，反过来促进消费，各类健身混剪视频即为典型例子。在“B站”中，诸如“现实版国外网红健身混剪”“肌肉女神健身混剪”等视频都收获了上万的播放量。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精彩的健身类混剪视频都是由专门健身机构制作发布的，混剪视频已经成为他们盈利的一种手段，而美好的身体则成为被展示的消费品。比如一则名为“精神氮泵/当我力竭时，今天的训练才刚刚开始”的混剪视频就是由某健身机构发布，在“B站”有20多万播放量。这类视频通过呈现美好的身体形象激发受众潜在的欲望本能，而受众对美好身体形象的向往反过来又进一步带动了消费。身体的审美价值并不简单地局限在肉体层面，而是进一步延伸出符号意义。在消费社会，身体早已经突破单纯作为肉体的局限，成为文化、权利、身份、意识形态和种族等的象征。身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资本，成为个人获取成功的推动力，甚至出现了“颜值经济”的概念。身体样貌作为一种商品，正在通过混剪视频等作品被人们观看和消费。另一方面，身体甚至成为个人价值观的表征，反映出一个人生活态度和信念。比如一些女明星通过健身获得良好的身材被视为是努力敬业的象征，许多健身类的混剪视频作品主角也被贴上励志、成功和热爱生活的标签。在“B站”中，以“女性健身励志，健身的妹子最好看”“健身，励志/自律的人生有多可怕”“总要有人赢的，那为什么不是我？”“彭于晏：励志人生”等为标题的健身类混剪视频层出不穷，这类混剪视频的标题往往选取正向激昂的词句，内容主角大多通过努力改变身材进而改变人生，这些视频作品赋予了身体符号更深层次的意义。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混剪视频正在开启人们深层次的消费欲望，并使得身体的基本特征发生异向转变。在消费型的社会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两种气质开始融合，中性气质也开始备受推崇，男性和女性不再被局限于自然生理性别的框架之内。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中出现的中性气质的选手都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他们在节目中的精彩镜头大多会被创作者作为素材融入相关的混剪作品中，比如跳舞时的甩头发、回眸、“眼神杀”等，之后被更多人熟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个性的解放，有的凭借着姣好的容貌和鲜明的个性还获得了广告主的青睐。他们代言的商业产品往往被粉丝所追捧，产生巨大的销量。身体消费的转向也表征出当今社会男性和女性权力的竞争态势。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其可以大胆表露自身对于美好身体的热爱；男性也可以为了追求美而化妆，化妆这一行为已不再被视为是女性所独有的权利，大量男性美妆博主的出现，大量男明星代言奢侈化妆品牌的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权力的扩散也进一步促进了对身体的消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身体的价值正在被最大限度地呈现和利用。05亚文化与抗争：混剪视频的隐形心理反抗混剪短视频中所内含的动漫文化、粉丝文化、同性文化、二次元文化等都属于亚文化范畴，展现出与主流文化不同的特征。这类亚文化的创造者和拥趸者大多是青年群体，他们通过混剪短视频这一形式表达了对主流文化的抗争，表达出争取自身权利的隐形心理反抗，抗争的焦点体现在文本解释权、表达权和话语权等领域。1.文本解释权。也可以称为文本所有权，即文本生产出来之后解释权到底归谁所有，观众是否必须按照原作品作者所设定的情境和线索去理解文本，还是有权赋予文本完全不同的意义？罗兰·巴尔特认为文本应当是可写的，即作者在文本生产完成之后其任务就已经结束，解释权应当归于受众。甚至有人提出“作者已死”的观点，认为受众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境和自身喜好来解释文本的意义。混剪短视频的一大特点是，创作者大多时候都并未按照原作品赋予的意义去理解原创文本，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思路重新拼接素材，赋予新作品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其实体现了对原创文本的反抗，是一种争夺文本解释权的社会行为。剧情类的混剪视频就体现了观众对于文本解释权的争夺。这类视频的创作者大多对影视剧的原本剧情走向和人物关系发展不满意，通过混剪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赋予文本全新的解释意义。比如一些制作者利用电视剧《甄嬛传》中的原始素材，根据自己的不同喜爱和价值取向，去重新诠释甄嬛和皇帝的感情。那些认可二人真心相爱的创作者往往刻意选取富有正面和积极价值的情感素材，通过重新调整故事发展的时间线，营造出二人彼此相爱的故事情节和氛围；那些否定二人真心相爱，认为他们之间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创作者则往往选取否定性的素材，通过突出二者相互猜忌、彼此折磨等大量消极情节来完成自己的再叙事。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消解了原有文本的含义，实现了对文本解释权的争夺和占有。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2.表达权。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各种丰富多彩的亚文化开始出现，但并不是每一种亚文化以及相关群体都能够获得充分的机会去表达自己，混剪视频由于其独特的创作特点逐渐成为某些亚文化群体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混剪视频大多由个人独立创作完成，个性鲜明突出，许多隶属于某种亚文化的青年群体逐渐意识到只有不断发声，才能够被看到；只有被看到，才能被重视，才有可能获得平等权利，创作者希望通过制作这类视频实现自我表达。混剪短视频作为一种抗争方式和抗争渠道，实现了一种对文化实践空间的争夺，同时也通过符号组合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形式，粉丝文化中形成的许多独特话语符号都包含着隐形心理抗争的意蕴，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够理解。近年来，同性恋群体不断发声，表达自身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诉求，哔哩哔哩网站中大量的同性CP（情侣配对）混剪视频都成为这一群体表达意愿的方式和途径。同性恋群体及其文化长时间来在我国都被禁止传播，随着社会进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该群体的表达渠道仍然十分有限。由于“B站”对于同性恋文化有着较强的包容性，与此相关的混剪视频随之蓬勃发展，逐渐成为该群体发声和抗争的重要方式。在“B站”有许多up主（哔哩哔哩网站创作者的称呼）专门制作同性题材的混剪视频，科普相关的问题，破除大众对该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积极为同性恋群体发声，让人们更了解这个群体。截至9月15日，一则“男/历史上的CP们”视频达到222万以上播放量，“我们用生命追过的80对同性CP名场面混剪”视频播放量达到150万以上，类似的混剪视频层出不穷，反映了少数群体抗争的心理和对于权利的争夺。图片素材来源于b站3.话语权。话语权与表达权不同，追求话语权的群体往往是处于边缘地位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群体。他们的表达渠道相对而言虽比较丰富，但却不受重视，经常被一些自视主流的群体所轻视和挤压，这类群体因此产生反抗不公的心理，进而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争，争夺自身话语权，这种隐形心理反抗也发生在混剪视频领域。例如，混剪短视频创作者通过“戏仿”手法制作的鬼畜视频往往会消解原始文本所携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将严肃和庄严转化为戏谑，以实现自身话语权的提升。而最为典型的是近些年来平权意识觉醒的女性群体，他们也通过混剪视频的形式表达自身对于平等权利的要求。在“B站”中一则“政界女性群像”混剪视频把世界范围内卓越的女性政治人物剪辑在一起，表达了女性平等从政、经世济国的呐喊，抒发了女性不输男性的心声。另外一则“性别平权/沉默不是我的选择，永远别妄想将我置于无声”的混剪视频，通过截取女性参军、争取投票权、反对性暴力、成为外交官、争取平等受教育权等影视片段，展现了女性为实现性别平权所进行的努力，也体现了女性对话语权的追求。06总结：混剪视频发展的心理动因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时尚的流行都具有相应的心理动因和心理机制，混剪短视频之所以能够在最近几年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在互联网传播平台上雄霸一席之地并受到千万网民的追捧，同样由传播环节中的多种心理因素和心理力量促成。首先，从文化生产的心理层面来看，混剪视频是一种基于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文化再生产，个人电脑以及PR等视频剪辑软件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传统影视节目生产制作的技术门槛、设备门槛和资金门槛，使得影视制作平民化的时代终于到来，千千万万普通网民无需掌握复杂技术，无需拥有昂贵设备，无需怀抱亿万资金就可以轻易进行影视节目的后期制作，实现视觉艺术的自我表达，包括利用原创视频作品进行混剪视频创作，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互动性传播，这是制作技术和传播技术带来的变革。另外一方面，由于媒体技术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空前释放了信息产品的生产的巨大能量，各种信息产品，包括影视剧在内的视觉产品变得空前丰富和盈余，这使传统文化生产领域中的“文化游牧民”和“文化盗猎者”如鱼得水，在视觉文化产品领域大显身手，大量网民开始利用影视剧等原创视频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形成了混剪短视频这类新的视觉作品类型，“文化盗猎”成为混剪视频再生产的本质特征，这符合经济学中的成本最低化原理，也是驱动诸多网民进行混剪短视频操作的心理动因之一。其次，传播是一种权力，通过传播实施社会控制和心理控制是传播最为悠久和强大的传统，但是媒体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急剧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引发了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再分配。互联网传播的基本特征不再是直线、线性、点对面、中心化的强制性传播，而是点对点、面对点、面对面、互动性、去中心化的传播，其本质特征是去权力化。正是基于这种剧变，与传统的传播权力观相互对峙的传播游戏观被大大激发和强化，混剪视频的出现体现是传播游戏观持续强化的一种表征，网民通过制作和传播这类作品，反客为主，根据自己的重组原创作品，完成自我精神愉悦和提升，同时在传播过程中，彼此呼应，以假乱真，实现自我，这种传播游戏一定程度上削弱和瓦解了传统传播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是混剪视频传播的重要心理动因。第三，从某种角度来看，互联网时代是“读图时代”，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最为活跃、吸引眼球的符号表达是视觉表达，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视觉转向”已经成为事实。视觉转向实质上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消解，是向人本主义、本能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同样伴随着强烈的心理驱动力量。传统理性主义诉诸的是事物本质、历史规律、逻辑推理和形而上学等宏大叙事，它关注的是人之外的抽象事物；相反，人本主义、本能主义以及消费主义将目光聚焦到人自身，聚焦到情绪情感、感受体验等具体可感的东西。以混剪视频为例，这类视觉文化尤其关注身体自身，混剪视频的身体表达不仅仅包括明星偶像，还包括大量的明眸皓齿、朱唇玉体、婀娜身姿等纯肉体符号，这些明星偶像和肉体符号是人们厌弃了理性主义之后向人自身的回归，是网民人本主义、本能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真实表达，正是这些隐蔽的心理力量推动了混剪视频的制作和传播。第四，社会结构的复杂和社会阶层的细化不断衍生出众多亚文化群体，这些亚文化群体一般都具有共同职业属性和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趋于一致，这种共同性又不断强化着他们所隶属的亚文化特征。在当今中国不断出现的亚文化群体包括驴友、影迷、游戏玩家、宠物族、考研族、农民工、打工族等众多类型。一般来说，亚文化总是与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比较紧张的关系，在传统传播时代，亚文化群体的边缘性地位决定了这些群体的声音更不容易被主流群体和社会听见，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为亚文化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带来了契机。在混剪视频中各种亚文化群体围绕着文本解释权、表达权和话语权进行博弈，驱动他们博弈的是获得他人认可的权利意识，这是一种对平等权利的追求，背后同样是一种心理力量的博弈。互联网的兴起正在迅速拆解传统的传播权力观、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传播不再仅仅体现为权力控制，不再是信息的单向传递，也不再是一种被束缚的日常仪式，传播正日益变得高度自主和高度互动，甚至成为一种我行我素的游戏方式，传播主体意识日益凸显和高涨，混剪视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无数网络游牧民以文化“盗猎”的方式进行着视频作品的二次创作，生产出体现自身主体意识的短视频作品，在互联网平台上以高度互动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深深契合了青年群体，尤其是一些亚文化群体的心理需求。[柯泽：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二级）、硕士生导师，长安学者、陕西省“百人计划”人才项目入选者；云向军：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11期，原标题为《混剪视频的传播心理机制——以哔哩哔哩弹幕网站为例》▼点击下方文字链接，了解详细订阅方式▼欢迎订阅2021年《新闻与写作》扫描二维码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与写作》“国明视点”专栏作者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所谓传播革命，就是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新的传播现实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范式与之相匹配。在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常常犯的错误大体上有两类：一是“菜鸟式”的错误——由于缺乏必要的学习，犯了别人已经犯过一百次、一千次的常识性错误，正所谓“菜鸟死于常识”；二是“老将式”的错误，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在大势已变的情况下，固守老一套做法，以不变应万变，这就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因此，解放思想、把握大势、终生学习、不断创新，这是未来传媒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一、大势判断的基准线：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四大基本维度1.政府规制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规制对于传媒业的发展影响深刻而重大，它同样会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逻辑和运作方式。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借势而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中国发展的大势之一，传媒业尤其如此。所谓“风口”，其实不仅存于市场产业发展的逻辑中，也包含在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逻辑中。2.市场产业在中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方针之一，就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产业对于媒介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市场是一个具有高效率的、敏感的、响应机制的东西，市场产业发展的不同逻辑、不同阶段，对于何者为优势资源、何者为最有方向性的“风口”意义重大。中国的传媒业虽然特殊，但其属性中仍带有明显的产业属性，因此，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传媒业而言也不能例外。3.技术革命就技术而言，改良型技术和革命性技术对于媒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前者引发结构要素、作用机制、运作逻辑的完善与调适；后者导致发展目标、基本构造、运作逻辑的根本性再造。就现实发展而言，技术革命是近十年来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生性动力因素。4.社会安全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安全状况也是让传媒业的逻辑、目标、机制、布局等发生深刻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非常态下的社会与常态发展的社会无论其政治、经济、管理，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对于传播的要求也有着极大的区别。认识和把握这种不同，以及搞清楚它们之间如何转换，都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所谓新时期，意味着传统发展逻辑的终结1.连接与竞合：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传媒的生存与发展方式新时期意味着传统发展逻辑的终结，此时需要更多的创新与探索，因为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传统媒介时代最典型的就是一对多、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模式，“竞争”是那种传播格局中的第一主题词，只有排除其他竞争者，“我”的影响力和价值实现才能落地。但是新媒介的传播模式最典型的是“一对一”的传播，它消弭了人的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是一种类似于人际传播的面对面传播，“竞争”不是这种传播景况下的第一主题词，但那会是什么呢？作为今天的一个常识，互联网改变世界靠的是开放条件之下的连接和再连接，对于那些传统社会无法利用的微资源、微价值、微内容等等进行连接激活，再进行整合、协同，从而形成巨大的、全新的社会功能和全新的社会价值，这就是互联网逻辑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跟它的全新传播模式关联在一起的。在互联网条件下，虽然也有“竞争”，但却是一种被称为“合竞”（合作之下的竞争）关系，因此“竞争”绝对不是互联网之下创造价值、创造功能的第一关键，真正的第一关键应当是开放条件之下的连接、整合、激活和协同，这才是互联网条件之下创造价值、创造功能的第一法则。2.“天道已变”：传播环境与传播现实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微粒化社会”的到来。所谓“微粒化社会”就是指颗粒度很微小的社会。具体地说，整个互联网对社会的改变是一种核裂变式的能量释放，由原有的以单位（机构）为基本运作主体的社会构造裂解为以个人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微粒化社会”是通过数字化和在线化实现的，它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让那些在历史上从未被看见的个体可以被看见了，那些个体的行为、偏好、诉求都可以留下痕迹，包括你我在内，任何一个微小的人，或者一个微小的点，都可以浮现出来，清晰地呈现在社会的大图景上。第二，“微粒化社会”给人带来一种新的连接和组合的自由度，个体之间可以产生自由的连接，连接之间还产生很多的互动。这些连接和互动呈现出多样性很足的社会及其价值与功能。（2）“连接”成为一种赋能赋权的力量源泉。连接与再连接成为互联网改造世界的基本逻辑，而连接的基础性资源是关系资源，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掌握、调动和整合关系资源，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你的影响力就有多大、组织能力就有多高，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全新的权力机制——关系赋权。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这种全新权力的形成机制与推动力量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我们对于天体物理学中“黑洞”现象的了解更多。（3）“泛众化”传播时代的社会信息结构向分布式（并联式）转型。传统社会是“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社会，而互联网空间则是一个扁平化的分布式社会，其信息结构已经从过去的“串联式”模型转变为“并联式”模型——每一级之间的信息获得、资源拥有、赋能赋权等方面几乎有了差不多的权力分布，每个个体都是主动参与的主体。因此，如何处理好圈层、群落之间的横向沟通与信任，便成为这一社会形态下最为重要的治理与协调逻辑。（4）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成为传播渠道的寡头独占者。互联网解构了传统的传播格局，尤其是通过“一站满足式”的平台型构建，使其对于渠道、流量及用户的寡头化独占成为常态。今天，主流媒体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主流传播渠道的丧失。而我们所熟悉的“媒介融合”问题的提出，便源自于传统主流媒介的渠道中断或渠道失灵，如何通过整（融）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畅达地传播，便是“媒介融合”战略的预设目标。三、新时期传播范式的全面变革：四大传播要素的内涵扩容和外延扩张1.传播者：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智能化”大众传播时代，我们的传播主体是专业化的媒体人，掌握着媒介和内容制作的特权，但随着社交网络的崛起，人们借助于社会关系渠道建立沟通与表达渠道，专业人士以外的社会人士参与传播便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必须指出，虽然在社交网络的加持下，“人人都是传播者”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但由于书写文字作为一种数千年传承的表达工具，其本身便具有深刻的精英化逻辑和标准。因此，并非每一个社交网络的参与者都可以成为有效的传播者。有研究表明，在以书写文字作为主要表达形态的微信、微博上，其得到广泛传播的文本有95%是由3%—5%的精英人士书写出来的，而95%的普罗大众在这一平台上的角色，依然只是阅读者、转发者和简单的点评者。4G技术的崛起开创了泛众化传播的新时代，视频语言作为一种可以容纳多元要素、多样文化的“宽通道”表达方式，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人们参与社会表达、成为传播供给者的门槛，使过去不常见到的亚文化形态得以完成其表达空间的释放和价值实现，尤其是短视频，俨然成为设置社会议题的“主流”力量。但短视频有它的自身弱点，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个文本的碎片，虽然对于引起某话题的关注作用巨大，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复杂问题、核心问题，则需要更具层次性、结构性的表达文本才能承载，而这恰恰就是中长视频的价值和角色担当。在5G时代，中长视频的崛起一定是现象级的存在。随着中长视频的崛起，它们就能跟短视频形成彼此呼应、功能互补的协作体——短视频形成关注、设置议题；中长视频则对社会决策者的选择、判断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视频作为社会表达的主流语言便成为未来传播的一个重要转型。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视频语言中所包含的元素——尤其是对那些在影响人们认知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非逻辑非理性成分的使用逻辑和运行法则究竟有多少了解和把握呢？在5G时代，由于“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所产生的海量数据的涌现，数据变得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数据成为未来社会运作、传播驱动最为重要的“能源”。因此，数据成为未来任何产品、服务和内容产品的标准配置。谁掌握数据，谁就掌握着社会运作和传播驱动的主控权。此外，5G时代所产生海量的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处理，可以实现机器资讯写作、社交机器人以及“深度合称”等形态的“技术生产内容”（MGC），成为内容生产的一支不容忽略的生力军。2.内容范式的三大价值维度：资讯传播、关系表达、媒介功能过去对于所谓内容的理解，几乎100%的概念是“关于资讯传播的内容”，但由于泛众化传播的崛起，关系表达与媒介功能这两个内容范式中的价值层面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亟待开发，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在当下社会表达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传播的实践表明，情感共振、关系认同的力量有时候远大于事实与逻辑的力量；而利用内容构造场景、形成新的沟通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媒介功能，由于内容极为丰富且成本低廉，以内容作为构筑场景的介质是非常适用和便利的，这一点在未来的传播中将会得到有力的探索和丰富的展开。3.传播媒介：从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社交媒体出现后，我们发现广播、电视、报纸等物理意义上的媒介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被关系媒介所取代，社会关系成为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意见的最为主流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到5G时代，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设备能够把我们的心理、生理都融入到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去，建构起虚拟、沉浸式的全新传播空间。只有算法能够洞穿物理世界、生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并且成为能够连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联结者，因此，算法即媒介，它将成为未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万物皆媒”发展阶段上的基础媒介。认识和把握算法型媒介，是认识和把握未来传播的又一关键。4.受众/用户：内容的消费者、生产者与传播权力的赋能者在传统大众传播学中，受众是信宿，是信息传播的终端消费者，其权利半径仅限于作为信息消费者的权利边界。随着用户在传播全域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未来传播的制胜关键是用户洞察基础上的服务以及基于服务的价值变现和意识形态引导，因此对于用户的精准把握成为未来传播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未来传播内容服务的四个关键是：使用户能够“看见”（即信息触达）、使用户能够“看下去”（即文化共振）、使用户能够“看懂”（即减少信息解码中的偏差与文化折扣的产生）、使用户“既能看懂又能用”（即认同基础上的行为发生）。说到底，传播致效也好、媒介融合也好、媒介化的社会改造也好，其可行性的前提基础就是从用户洞察及服务于用户的需求发端的，这是未来传播的基本逻辑。四、未来传播的创新标尺：以人为本的三个“有利于”创新，是未来传播的不二法则，而因循守旧则是走向末路的实践逻辑。传播的创新——无论是传播技术、传播形式还是传播内容的创新，都需要从以下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尺度上去加以考量：1.能否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之间信息的流动性信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是一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如果信息不流动，一个社会就会形成信息和意见的“板结化”，进而造成利益的“板结化”、社会的“板结化”，而社会的“板结化”、利益的“板结化”可能会引爆社会的危机。所以让信息能健康有序的流动，应该永远是一个社会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而促进社会信息流动的传播创新必定拥有其巨大的社会价值、治理价值和发展价值。2.能否有利于扩大人们社会实践的自由度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人类的实践半径不断扩大的历史。而所谓“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则突出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媒介发展观。人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空间，能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领地，可以去展示、安放我们的价值、个性以及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传播（传播技术、传播工具及其传播革命）来扩大的。VR（虚拟现实）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从第三人称转变为第一人称，并为我们进入虚拟世界提供了无缝连接；区块链技术是在传统社会的社会信任被打破之后为分布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起全新的技术保障机制；智能算法型媒介则为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物以及人与物理世界、生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的连接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便是媒介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实践自由度的扩大所做出的一次次创新突破。3.能否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把控能力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复杂性丛生的世界，我们需要用不断迭代创新的认识工具和实践手段来简化认识与把握这种现实变化的难度、复杂性，以提升我们实践操作的有效性。传播创新可以从沟通、连接和文明传承的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些能够简化这种复杂变动的“抓手”——那么谁能提供这种“抓手”，谁就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未来发展的空间，这是传播创新的在社会发展尺度上所担负的重要角色。最后，必须指出，在智能时代，传播创新越来越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传播的加持与协进，在这种模式下，人机关系会出现四种可能性：机器或者知识帮助人机之间产生更多的价值与可能，我们称之为“人机共生”；当然也可能在机器提升了人之后，人有了更多的价值与可能，而机器则没有进化，这叫“偏利共生”。但是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在机器出现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仅仅是机器发展，对人也许是伤害，我们叫做“偏害共生”。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叫做“吞噬取代”——技术的发展将人与机器共同毁灭掉。我们追求“人机共生”，也可以暂时接受“偏利共生”，拒绝“偏害共生”和“吞噬取代”。但即使在前两者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牢记“以人为本”的创新宗旨，它是全部传播创新的“压舱石”和“定盘星”。正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言中所说的，我们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相反，我们更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因此“我们必须要为技术注入人性”。这或许就是未来传播创新的灵魂之所在。（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本文原载自《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2期，原题为《理解未来传播：生存法则与发展逻辑》，学术引用请以纸质内容为准。未经授权，严禁转载）▼点击下方文字链接，了解详细订阅方式▼欢迎订阅2021年《新闻与写作》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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