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作为国际传播新规范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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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17年，该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进而成为全球性的公共理念，表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认同和采纳获得了普遍的正当性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渐成为被广泛认知和普遍认可的规范性理念和实践性方向，其内涵正在持续不断的阐释、对话和实践中被丰富。

从国际传播的话语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以包容、容纳所有民族国家的世界本身为中心、为本位，即世界中心／本位主义的世界主义思想，而且是一种以（全球）（内在）关系为本体、（世界）（双向）生成论（建构论）意义上的新世界主义思想。”它包容并且超越了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竞合关系为主线的现代国际关系格局，致力于以共生、依存、共赢和互惠为前提，挖掘和孵化新式的、超越性政治主体及其关系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规范性理念，国际传播从理论到实践具备了超越以往从发展传播到媒介帝国主义再到全球主义的传播范式的潜力，为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想象性框架。

本文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相互建构的知识轨迹入手，结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加速的数字化和平台化传播新语境，探讨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规范理论，反思和创新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路径，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表征而建构起来的国际传播理论是历史的、具体的、变迁的学术话语。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以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国际秩序便主导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走向，也使得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化、建制化传播形态的国际传播成为可能。20世纪初以来，作为现实主义哲学取向指导下的传播实践，国际传播被紧密地整合进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国际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中。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国际传播所服务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竞合诉求也随之变化，并在新的政治、经济、技术环境中显现出流变的理论脉络和实践思路。比如，隶属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格局内围绕国际传播的民主化目标持续进行着边缘抵抗和话语斗争。作为传播主体，它们既是这一国际格局变动的参与者和助推者，又是不断进行反思和调试的变革者。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方面基于自身革命实践发展出第三世界理论为代表的斗争性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基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中国自主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往实践也推动着国际传播的多边化和民主化进程，在助力“全球南方”崛起的同时，以另类且自主的现代化挑战着二战以来国际传播话语秩序的资本主义元叙事，为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面结合了东亚礼乐秩序（如“天下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学术棱镜。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开展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一棱镜折射出来的融合式理念，也蕴含着国际传播规范理论进一步去西方化和再国际化的创新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源自政策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了成为21世纪国际传播新规范理论的实践基础和知识内涵。

一、国际传播的知识轨迹

——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表征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任何跨越物理和虚拟国界甚至是主体的国家身份的信息传播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国际传播”，在日常的政策和实践话语中，国际传播也往往和全球传播乃至跨文化传播混用，但严谨的历史回顾和严肃的理论关怀时刻提醒着我们，以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单一政治实体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才是掌控国际传播的深层结构和权力逻辑，显性或隐性地反映着国际传播的根本诉求，影响着各类传播主体的战略策略。因此，针对国际关系不同类型的讨论是进入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提。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曾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中提出三种国际体系文化，其中：霍布斯文化是强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源，这一丛林文化强调“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零和竞技场中，其核心共识就是“你死我活”“强权即公理”，强强必争、国强必霸；洛克文化是强调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文化，以“生存也允许生存”的安全共识取代“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意识，洛克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这成为国际关系实践的行为规范；康德文化接近大同文化，强调在以友谊与合作为基本规范的文化中，安全已经不是问题，持久和平真正得以实现，“安全共同体”就是康德文化的具体表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安全共同体中没有冲突，但共同的背景知识或曰合作型安全文化给予成员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充分可能。从丛林文化到竞合文化再到大同文化，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语境及其所主导的国际格局中，不同的理论视野如何调和民族国家之间实质性的竞争或根本上的对立关系。虽然有着立场或程度上的差异，但上述观点都立足一个基本的认知，即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是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竞争、共存或合作等多种方式。如果把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作为历史进程，这一特征自然也是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对现代政治主体塑造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发源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的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是一场零和游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中。冷战结束后，强调硬实力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式微，国际制度主义得以发展，并成为国际秩序的一种主流甚至是主导观点。在快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多边主义为理想秩序原则的理念结构逐步成形，并逐步凝聚起共识。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点燃了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焦虑，反全球化的声音和逆全球化的行动越来越明显。随着英国脱欧表达出区域一体化进程成为负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提出“美国优先”，从一个全球国家身份回归到一个民族国家认知，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政治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物质性实力或者“硬实力”或者“软实力”的硬基础再度显现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裂解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动力，那么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则明确表达了对地球村想象和全球化机制的不信任，强化了以自身实力实现自身安全和利益诉求的信念。在这个背景下，国际间的制度化合作陷入僵局乃至断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频频的“脱钩”举动正是国际关系重回现实主义冲突逻辑的直接体现。俄乌冲突所内含的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对抗再一次将国际传播乃至全球传播的地球村想象打破。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中，自我被界定为处处受损的自我，他者被界定为处处沾光的对手，国际政治由此成为开展竞争的场域，尤其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批判美国过去三十年的对外战略选错了敌人，误将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而不是将中俄等大国，以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作为敌手：错误的战略判断和战略行动导致美国权力的衰退，与中国等大国合作更是“养虎为患”。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即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及战争后果，并成为当今世界影响安全文化认知的重要描述。

国际关系和相应的国际秩序是影响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结构，使得国际传播被自然而然地纳入到地缘政治进程中。就起源来看，“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世界近代史的产物，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间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关系，既通过建制化的渠道（如政府、铁路、电信、媒体等），也借助于民间交往（如人员、贸易和文化往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传播’（grand communication）现象。”如今，国际传播正在日益征用流动性主体，尤其是互联网空间的多元行动者，进而展示出丰富的数字化和平台化动能。与实践相呼应，“‘国际传播研究’则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战时宣传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的电波战，成为美国树立战后文化霸权的战略知识体系”。延续这一战时宣传的视角，在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信息发布中，策略性地将传播主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植入传播过程，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意识重构和发展进程，并集纳于发展传播学为代表的理论资源当中，支撑国际传播的学理性建设，在“冷战”“凉战”以及“一切不发生肢体和武器直接接触的利益争夺中发挥出超越武器的作用”。事实上，一直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基于发展传播学理论视角的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的探讨一直很活跃。战争底色和现代性扩张作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指导下的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昭示出信息跨越边界流动背后的政治动机乃至冷战思维，从而使以美国代表的民主制度和传媒体制，以及个体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顺理成章地与传播实践达成合谋，助推了美国主导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的权力格局的形成与巩固。

与发展传播学形成区别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开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丰富和补充了纯粹依赖国家机器力量的胁迫式国际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以跨文化传播理论和精神中政府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取向支撑起国际传播。虽然有着深刻的后殖民主义色彩，但始自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论”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文明冲突中的等级论和优越论，使得文化多元性和文化主体性的逻辑成为解释西方文明的“他者”之差异的重要知识来源和认识论根基。然而，这一认知上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并未完全遮蔽文明等级论的不平等传播现实。与此同时，有关文化格局与文明秩序的博弈依然在延续，并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传播思想中占据主导。

在发展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之外，来自欧美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左翼学者一同揭露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其中，欧美学者更多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垄断化和跨国化的角度批判全球传播的物质和象征资源在商业力量的推动和政府权力的庇护下而不断集中的过程，从而导致了文化消费的同质化和文化标准的西方化，进而遮蔽乃至抹杀了文化的多元地方性和传播的复杂在地性，尤其是如何实现资本主义传播体系内部的自我反思与超越；相较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更多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批判全球传播权力的渗透过程，尤其是本国权力机构及其指定的传播政策如何达成了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合谋，从而压制了本国的在地性乃至革命性力量，也就消弭了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和找寻另类传播话语的可能性。这一系统性的反思和批判范式仍然在影响着当今的国际传播研究，尤其是在价值和伦理层面。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看到其他或另类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以英美为代表的简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西方”为叙述的起点和中心。比如，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一方面不得不在冷战格局中参与国际舆论斗争，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以阶级解放为核心的第三世界的革命传播范式，不仅在亚非拉地区取得了广泛共识——这一共识部分地延续至今——也为新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政治地位跃升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和关系网络，为外交和外贸等工作的开展铺垫了相对稳固的民意基础。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在英美两国政策的引领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扩散，市场开放与去规制化深刻重组着国际传播格局，消弭着曾经牢固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边界。这一看似打破边界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助力下强调着更具有去语境化色彩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概念。“从词源学来说，在英语中，‘global’与‘holistic’是近义词，与‘世界化’及其他拉丁语系的同义语言不同，它明显参照了整体论思想，即综合一致性与系统一致性的思想。‘全球化’如同19世纪末的‘国际化’一词，它来自英语，试图涵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过程，并通过推理来解释全球的整体情形。”在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看来，“全球的”是一种管理方式，它随着电子传播的发展表达着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借助“全球的”词汇来思考问题的立场意味着相信新技术、传播媒介和产品标准化所打造出来的同质化消费需求。传播领域的这种“全球的”雄心支持着在广告产业和多媒体市场中搭建全球性互联网络，并推动建立世界级的企业集团。等同主义或者说单一标准是“全球化”的原则，通过采取经济整合——在媒体领域主要表现为“融合”（convergence）——的手段，来“蔑视国际传播中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不同意识形态——即人们汲取价值观和规范的参照框架——的存在”。“全球化”所指向的受“地缘－技术－金融约束的社会传播图景”，利用商业管理模式进行的社会治理，是理解美国商业文化倡导的国际化传播的理论工具。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全球传播往往以主体多元、价值多向等为伦理准则，在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地理和空间边界的同时也看似超越了国际传播的竞合关系，但不管是政治的多维碰撞，还是文化的多元交织，都服务于一个市场的全球整合过程，背后的推手除了超级大国，更是依附于超级大国的跨国传媒机构和超级互联网公司。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看似已经远去，但却在日益加剧的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当下得以再生。在政治经济层面，全球传播的资源配置走向和权力结构变迁恰恰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叙事相反，逐渐变得更加集中与垄断，并表现得更加复杂与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全球传播是当今国际传播的主导范式，拥有着来自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众多拥趸。

综上，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而言，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民族国家间的信息流动、意义生产和价值交往现象，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而逐步拓展，并在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以建制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进行国家间信息传播中达到发展高峰。同一时期，跨文化传播的概念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提出并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层面扩散，以期丰富对文明的“他者”的认知，并努力平衡简单的文明等级论，提升基于主体间性的理解和交往的可能。基于不结盟国家运动，反对媒介帝国主义和推动构建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成为重要共识。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传播的理念尽管立足于对传播主体多元性的认可和信息流动多向性的探索，尤其是超越了单一的国家逻辑，但仍然带有鲜明的以英美为主导的、同质化进程为核心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的体现，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同向同构。因此，除了媒介帝国主义批判，当前流行的国际传播理论大多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而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政策主张，但均是围绕以英美为主导、全球支持者为同盟的政治经济霸权诉求而展开，目的是将全世界裹挟进一种以英美制度和文明标准为底色的跨边界的信息流动和共识打造的历史进程中，而往往将这个进程中的不平等关系和实质上多样化的政治组织方式、经济交往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给遮蔽掉了。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及其对上述国际格局的冲击，西方世界内部的逆全球化思潮对权力中心内部秩序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催化剂对这一权力格局转型的加速推动，以及数字化和平台化进程同时对全球连接性的快速提升和对全球数字鸿沟的拉大，当下的国际传播实践正在被重新整合进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数字市场的逻辑中去，而盛行的全球传播理论也面临着国家力量回归、极化政治兴起、虚假信息泛滥、信息安全危机等引发的普遍性的共识坍塌和信任撕裂的信息失序的挑战。在一个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亟需更新。

二、国际传播转型的新语境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加速器

作为公共卫生和健康危机的快速和集中爆发，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大流行使全球政治格局、经济体系和交往生态遭遇了空前的历史性打击。作为深度全球化的副产品，新冠肺炎疫情也深刻揭示了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胁。全球性威胁与传统威胁的区别明显：首先是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具有不受国界限制的流动性和随机蔓延的特征，无论是隐形的病原体，污染的空气，还是计算机病毒都可随时轻易越过主权边界，在不同国家之间穿梭往来、广泛渗透。采取最严密的防范措施也难以完全控制这种无确定目的、无清晰渠道的无形的跨国界流动。其次是全覆盖性。全球性威胁构成了对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它超越了种族、民族、国家、信仰、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等的差异。无论是公共健康危机、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还是恐怖主义，越是全球化嵌入程度深、相互依存度高的国家，越容易遭遇灾难性打击。全球性威胁并非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或者特定的种族或族群，而是针对被广泛连接、有着较大流动性的人类社会。这一点也可以被称为非排他性。在全球性威胁面前，任何国家、社会、族群等都难以独善其身。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无法通过动员自身资源和力量而消除威胁。在历次重大全球性威胁中，主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911恐怖主义袭击了美国这一世界超级大国，然而，长达二十余年的全球反恐行动并未根除恐怖主义，反而催化了各种类型的新型恐怖主义；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威胁到所有重要的经济体，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因为与全球金融和市场体系的紧密连接而遭受经济寒冬；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迅速蔓延到全世界，与病毒散布同步蔓延的还有“信息疫情”（infodemic），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成为两类疫情的灾区，遭遇着信息失序带来的发展困境和治理危机。更进一步，如果不是蔓延在所有地方的病毒被全部消除，疫情就可能卷土重来，再行蔓延，疫情的反复使得任何地方都有再度成为灾区的可能。因此，危机的全球化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多向互联的过程，而无法通过控制一个节点而切断所有关联，人类社会的命运相连已经从一种规范性现象成为一种经验现实，而且会愈加紧密。

全球性威胁的跨国性、全覆盖性或非排他性使其成为一种典型的恶性全球公共物品。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完全具备作为一种恶性公共物品的属性，使人类健康受到威胁，经济增长遭受重挫，社会遭受裂解。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政治病毒”变身为西方大国转向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外宣借口，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格局愈加紧张，国际秩序和规则、国际传播的规范和共识遭到持续挑战。如果说以连接性和流动性的极大拓展为标志的深度全球化进程自21世纪初以来便潜藏着向心力和离心力复杂缠绕的势能，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便急剧放大并更加复杂化了全球化的这种双面性。换言之，不断加速和紧密的全球互联互通既成为病毒扩散的主要动力，又孕育了命运共享的共识和合作抗议的选择，比如医疗援助的国际互惠；既要求社会暂停与保持人际距离，又提供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的连接方式以提供全球互通和复苏的可能性。因此，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深度交织，导致了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割裂化和离心化，但又因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危机和共生发展的全球化事实面临被新的理念和机制整合的历史契机。

在这一疫情同时加速和撕裂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化的连接方式成为保持人际互通和国际交往的新常态。国际传播也在物理世界遭遇障碍的同时，加速了自身的虚拟化步伐，而这一过程大多由跨国数字中介机构（比如跨国超级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架构和市场网络所支撑。我们称这一变化为“国际传播的平台化”（the platfor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平台化在解决因疫情而停滞的国际和国内交往问题的同时，也释放出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动能。“以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新型基础设施正在从技术、市场、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重构着全球传播的信息流动新格局、地缘政治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

基于以上所述，在国际传播的平台化转型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快速推动了以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流媒体音乐、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数字化生存正在转向平台化生存，人类社会对主要互联网平台的依赖关系空前加强；另一方面，严重扩大了国际传播已有的裂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终端接收使用的数字鸿沟，以及与政治博弈、贸易争端和文化歧见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换句话说，物理层面的使用或接入鸿沟和交往层面的价值或认知鸿沟都因为疫情而变得愈加明显。国际传播正陷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泥潭里而无法自拔。正如作为商业平台的TikTok出海受阻所暗示的，围绕美国商业化的平台系统与中国发展型的平台系统之间的结构性数字地缘冲突已经开始，位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台博弈（如印度）也在多点展开。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传播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政治斗争的压力传导，并加剧了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威胁进一步外溢的风险。

因此，如何在离心化为特征的逆全球化进程中重建共识，如何在辩证的数字化、平台化进程中定位和认知地缘关系，关乎到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式全球治理能否有效应对此类公共安全威胁，更关乎到全球秩序重建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深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张，也是应对全球性危机的地方知识和地方经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的扬弃，也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亚洲时代而对另类全球化方案的规范性想象。对国际传播或者其当代版本全球传播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超出了基于电子媒体时代互联和互感的技术主义“地球村”的隐喻，具有规范性和实践性上的系统性启发意义。在这一理念的启发下，新的国际传播理念和国际传播理论需要超越全球传播这一后冷战共识，尤其是其中的全球主义精神内核所追求的看似多元实则同质的西式文明观，用真正的文明多样性和实质的交往平等性来超越全球传播所内涵的民粹式技术主义大众民主观（尤其是其中的主体多元论），以及潜在的大国或企业的霸权主义倾向，落脚到符合后疫情时代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交往格局的新范式上来。

三、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为国际传播规范理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基本原则与和谐发展及和谐世界之道阐发出来的。2017年，该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进而成为全球性的公共理念，表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认同和采纳获得了普遍的正当性资源。在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中，尽管存在着绑定中国偏见的认知差异乃至歧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在逐渐成为被广泛认知和普遍认可的规范性理念和实践性方向，其内涵正在持续不断的阐释、对话和实践中被丰富。

至少从国际传播的话语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以包容、容纳所有民族国家的世界本身为中心、为本位，即世界中心／本位主义的世界主义思想，而且是一种以（全球）（内在）关系为本体、（世界）（双向）生成论（建构论）意义上的新世界主义思想。”它包容并且超越了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竞合关系为主线的现代国际关系格局，致力于以共生、依存、共赢和互惠为前提，挖掘和孵化新式的、超越性政治主体及其关系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规范性理念，国际传播从理论到实践具备了超越以往从发展传播到媒介帝国主义再到全球主义的传播范式的潜力，为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想象性框架。

首先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同时重新获得认可，从而“去突破和化解普世性（世界整体）、普世主义（世界主义）与特殊性（民族国家）、特殊主义（民族国家主义）之间的两极对立，确立起一种与民族国家主义达成和解的新世界主义思想”。破解一系列认知二元论之后，我们发现“世界既不是一个至大无外而容纳一切的一统化、一体化的‘天下’（文明实体），也不是一种主权国家和其他政治单元都处于某种超国家机构的权威之下的僵化的世界政治结构或体系（超国家政治结构即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由共同追求普遍主义规范并予以践行的全球各民族国家人民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国际传播理论超越了具有冷战基因的以“发展传播”为纲的启蒙主义观念，民族国家间也摆脱了零和博弈的国际游戏的认识前提，国家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存亡关系；同时，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超越了全球传播的同质化、标准化逻辑，给地方性和特殊性充分的发展空间。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传播，信息在物理和虚拟空间内的跨边界流动将为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互动提供助益。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霸权逻辑，破除了中心主义的传统。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文明等级论、中心－边缘秩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均是西方主体哲学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映，导致实力争霸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并为殖民主义历史提供合理化的辩护，为文化霸权主义的建立提供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者新世界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努力打破各种文明中心论的霸权地位——无论是欧洲中心论、华夏中心论还是美国中心论，提供一种中国作为平等一元（而非中心成员）置身于其中的无限开放、不断运行和调适的世界秩序——一个无中心的世界性文明星座结构（constellation），各民族国家人民跨文化对话、共同建构普遍主义规范进程中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去中心论的共同体理念是建立在破除上述中西认知二元论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在东西和中西之外的其他中心主义也无益于对霸权主义的超越。超越霸权的目的不是让边缘成为中心，而是打破“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格局，消弭各种新型霸权孵化的可能。因此，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传统上对“东－西”和“南－北”的地缘政治关系认知被处理为一种非正义历史过程的结构性后果，是发展传播、帝国主义和全球传播阶段霸权争夺的历史烙印，新的地缘关系认知应当以真正的地方与全球互构、实质的多主体传播和平等交往为突破，凝聚正义共识，超越霸权倾向。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平台化进程实现了同步。因此，至少从战略或实践层面，国际传播需要充分借助这一媒介化或平台化的力量，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广泛的连接，包括象征的／非物质的和物质的／基础设施的，从而解决在国家之间、阶层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代际之间、城乡之间存在乃至因危机而扩大的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服务的普惠化和均等化。这是国际传播实现范式革新的技术条件或媒介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种数字内容和网络应用也需要体现文化的多样化和服务的均等化，因此，在地缘政治和商业动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尤其需要避免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落入政治博弈的游戏，以及成为跨国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工具。这两类趋势已经展现得十分明显，亟需两类传播的民主化来加以应对，分别是各国国内数字化和平台化进程的民主化，避免形成一国的政治经济权力精英格局；全球互联网或平台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强权秩序，以及赋权这一强权秩序的多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保护网络主权、打击跨国垄断的同时，促进平等用网和协商治网，创新开放、多边、包容的全球网络规制机制，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最后，至少在政治传播实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理念呼应了20世纪冷战背景下，在非西方世界语境中提出的另类国际观，尤以中国提出的“第三世界理论”和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发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为代表。如今借助“全球南方”理念在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兴起，这些来自历史斗争中的知识遗产依然值得被挖掘和传承，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历史实践而束之高阁，亦或将其仅仅用以阐释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另类媒介化传播实践，从而遮蔽了内蕴的推动国际传播秩序民主化的历史意识和政治主张。由是，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勾画的对民族国家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认可，以及对霸权主义和各类中心论的超越的进程中，更为丰富的媒介实践和传播斗争依然是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过程中必须要聚焦的关键问题。规范理论解决的是应然的问题，而对更多实然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则是通向这一应然目标的知识轨迹，也是理论与实践实现有机互动的载体。

简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规范性理念有着丰富的阐释面向，其中一个是构成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路径，它所超越的是奠定旧式国际传播的零和博弈逻辑，致力于国际传播的民主化、包容性和可持续，并借力数字化和平台化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人类交往在质和量上的全面提升，为打造更多共识而不是挖掘更深鸿沟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陈蕊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原标题为《作为国际传播新规范理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兼论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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