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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创造财富靠什么?

辛庄课堂 2024-05-0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Author 张维迎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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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关键,投资是内生的


经济学家在理解经济增长的时候大体来用两种理论,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另一种是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从供给侧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从总需求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非常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在分析过去为什么增长的时候经常用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预测未来增长的时候经常用的是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但这两种理论在我看来都有非常大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它们都是从数量到数量,忽略了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主体企业家。比如,讲到投资或者资本形成的时候,只关注多少投资或资本存量多大,不考虑谁在投资,谁在控制着资本。其实,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谁控制资本比资本量多大更重要。进一步讲,投资也好、储蓄也好,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我在十多年前就总结出一个增长理论,我叫它“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我认为这个增长模型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论更有解释力,而且对人类经济体制的理解帮助也更大。简单来讲,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市场规模很重要,分工和专业化很重要。市场规模决定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技术进步和创新不断出现;有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经济就发展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加的收入又会变成新的市场,再进一步导致分工的深化,如此不断持续。这个理论我们经常不太注意,但我觉得非常根本,它有好多重要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开放非常重要。一个大的市场比一个小的市场更有利于增长,无论是跨国的开放还是跨地区的开放都能促进增长。广东自己封闭起来的增长,肯定不如广东和全国连起来的增长;只是一个中国经济的增长(内循环),肯定不如世界自由贸易下的增长。

第二含义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新产业、新产品不断出现的过程,一定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经济学家经常会忽略这一点,把结构和总量分开,其实结构和总量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结构变化不可能有总量增长。这个理论也使我们认识到,经济规模要做大,一定要有新的市场的出现。

但斯密增长理论里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可能是源泉的东西,这个源泉我认为就是企业家,所以我把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放在中心地位。简单说,市场本来是不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产业也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200多年前,所有国家的主业都是农业,现在农业部门变得非常不重要了,并且越来越新的产业在不断出现。从工业革命开始,每个产业都可以追溯到创始它的企业家。创新本身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增长的财富能不能变成新的市场,也依赖于企业家。我们经常讲“产能过剩”,其实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在新的收入水平下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所有过去理论当中都忽略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讲数量,好像经济规模翻一番,就是所有的产品产量都双倍一下。肯定不是这样的。

企业家这个因素怎么出现?两个基本条件:一个叫做制度,一个是文化。中国在汉武帝之前企业家精神还是不错的,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是“企业家传”(点击蓝字阅读文章)。汉武帝之后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有与民争利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宋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商业活动更为自由一些,企业家精神变得多了一些,但明清之后又不行了。

斯密-熊彼特增长理论这个框架可以解释所有国家的增长,当然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英国企业家创业创新史。美国的增长,德国的增长,所有国家的增加都是一样的。国过去四十年的增加也是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非常一般的理论,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

市场经济是让人类的

创造力得到最大的发挥


再进一步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类的创造力。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什么?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就是人类的创造力,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无中生有”,看到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增长,就是创造出很多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包括原来没有的技术,原来没有的产品,原来没有的产业,甚至原来没有的资源。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就是无中生有,这也是我们好多人理解不了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认为无中不可能生有。其实,人类的进步就来自无中生有,比如石油原来不是资源,1850年之前石油甚至是有害物质。有了提炼技术,石油中提炼出煤油,可以用于照明,石油就变成了资源。但石油提炼煤油之后的副产品汽油和重油都是有害物质和危险物,要有专门的人处理,直到后来有了内燃机,内燃机可以烧汽油,汽油就从有害物变成资源了。所以说,资源本身不是给定的。许多经济学家喜欢讲“禀赋”(endowment),其实没有什么endowment,一切都依赖我们人类的创造力,人类的创造力好好发挥出来了,我们的资源也就越来越多了。我不相信资源有限的理论,现在的废物也可能变成有价值的资源,现在的垃圾以后都有可能变成宝贵的资源。

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使我对市场经济本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学家一讲到市场经济的优点,就是它使得给定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市场的最大好处与其说是使得给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不如说是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市场:市场经济是让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让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最敢冒险,最雄心勃勃,甚至野心勃勃的人,只能干好事儿不能干坏事,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纠错的机制,企业家要干坏事很快就被淘汰。企业家无法掩盖错误。

但人类的创造力在另外一种体制下,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容易变成一种破坏力。中外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经验,好多雄心勃勃“高大上”的战略后来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市场经济下我们不要担心这一点。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只要他在做企业家,你不要担心他对人类有多大的破坏力,因为一旦消费者不买他的特斯拉了,他就会破产。即使他想把人送到火星上殖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第一船失败了,飞船上的人死了,他就得停下来。我再重复一下,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是使得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无中生有。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史就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最大发挥的历史。

企业家做什么?


企业家做什么?一个是套利,就是发现潜在的价值空间或者盈利空间,二是创新,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没有这些东西,只有分配,没有发现,更没有创造,当然也不需要想象力。我们可以把奥地利学派讲的企业家理解为套利型的企业家,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理解为创新型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二者不是矛盾的,恰恰是互补的。企业家有套利的,有创新的,而且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套利和创新是相互作用。没有了创新,套利机会终究将消失。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来描述这一点,好比生产玉米和大豆两种产品,边界上的相切点C可能是一个均衡点,但在真实世界,生产可能性边界远不在这个均衡点,因为在真实世界,我们的知识有限,人类很无知。一部分人可能很敏锐,发现了哪儿能赚钱,进行套利活动,使得经济趋向于最有效的C点。当达到这个C点,如果没有创新,人类就停在那儿不会再进步了。人类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总有人通过创新不断将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推,正是创新-套利-创新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的经济可以持续增长。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增长主要是企业家创新导致的增长,后起的国家好多是从套利型增长开始的,我们中国就非常典型。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型的增长。从1978-202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图上可以看出,2010年之前增长率有很大波动,最低有3.9%的时候,但没有趋势性下降,低速度后是高速度,高低交替。但过去十多年增长率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为什么?原因不难解释。简单说,一个套利型的经济要维持高的增长并不难,但随着套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增长速度必然下降。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有很大的套利空间?很简单,我自己曾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点击蓝字阅读文章)。我自己这四十多年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都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当西方国家用好钢盖高楼、建大桥的时候,我还在农村,那时候我们仍然只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只是个隐喻,也是一个事实,因为当时的钢太稀缺了。美国1930年每一百个家庭有60个家庭有家用小汽车,而中国到1999年一千个家庭只有3.4个家庭有小汽车。西方已经创造出了足够的技术,足够的产品,足够的新门类,不需要我们搞研发,不需要我们搞市场调研,美国人喜欢的东西十有八九中国人也会喜欢,拿过来造、卖就是了,套利空间很大。如果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过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我的第一辆小轿车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我们每年生产的钢超过世界产量的一半。但我们不要忘记最早谁发明的焦炭炼铁,谁发明的转炉炼钢,谁发明的平炉炼钢,谁发明的电弧炉炼钢。电弧炉炼钢19世纪末期就已经有了,与平炉炼钢技术一样,也是德裔英国企业家威廉·西门子发明的,但只有二战之后才开始用于大规模生产,到70年代末美国钢产量的一半以上都是电弧炉炼的。这些创新每一项都花了很长时间和投入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费用我们花过吗?我们没有花过。我们老觉得我们发现了新大陆,我们没有发现新大陆。现在套利空间变小了,这就需要创新。创新的增长3%就不错了,因为套利是走路,创新是修路,走路总比修改快。中国增长速度的下降很自然的。

企业家的密度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


中国四十年间大致出现了四代企业家,最初是农民企业家,后来有些官员下海,再后来是海归企业家,最近十年是80后、90后的新一代企业家。每一代中国企业家在套利当中有不同的产业,越到现在套利者创新的成分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而市场过程的本质就是企业家创造力发挥的过程。我应该强调一下,我讲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

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跟其他国家比,中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蛮大的,跨省之间的比较就很说明问题。这个差异可以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1997年的市场化指数既是前面改革的结果,又是后边发展的初始条件。你看到,哪一个地方市场化指数高,那一个地方人均GDP增长就快。我们看看不同年份的数据,结论是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国有单位密度高的地方经济增长就慢,因为它和企业家精神是负相关的关系。2011-2016年间的数据表明,民营企业发展好的地方经济增长比其它地方经济增长好,无论我们用国有控股资产的比重还是用就业的比重来看全是这样的。

未来的增长靠创新,创新依赖于什么?创新就是人的积极性的发挥。怎么发挥出来?企业家有干事的冲动就发挥出来了。创新需要研发投入,创新可能表现为专利,创新也可以用新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统计数据表明,平均而言,研发密度高的地区一定是企业家密度相对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看都如此。新产品销售的比例也是如此,专利都是如此。同时我们看到,人均政府部门越高的地区,专利越少;政府部门就业比重、公共部门就业比重高的地方,人均专利少得多。所以我说没有奇迹,只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怎么让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让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

创新需要稳定的预期


总结一下,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即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改革开放给企业家发挥作用创造了空间,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原来优秀的人都跑到政府,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工商业。当然最近又开始逆转。最优秀的人跑到政府很容易变得按部就班得,跑到企业就是一种创造力。现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对未来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点击蓝字阅读文章)。创新对体制的要求更高。为什么?套利是短平快,创新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后果也更不确定。如果企业家没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没有安全感,他就不可能创新。这就对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策的稳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政策不能随意扰乱企业家的预期,因为那样会使得企业家没有心思做事了,更没有心思创新。

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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