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向通的道理：广义证券与地产的货币争夺战

其实，如果我们对八九十年代经济历史有过研究，就会清楚的知道一点，1987年放开土地交易和1990年创设的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吸附超发货币。

我早期写过这个系列32年地产的四次债务吸附之92地产热：第二次向外妥协的副产品；房地产第一次债务吸附之1987：吸收工业化所致双赤字及超发货币

可惜没人看。主要是我写的不好

而放眼全世界，地产和证券，能吸附货币的，无外乎这两个东西。

此消彼长。

如果上面这个逻辑更多是从国内人民币视角去理解北向通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国际收支或者国际双边视角看，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有趣。

大家会发现，疫情之后，因为境内外疫情时间差导致的外贸高景气度，贸易顺差显著增加，但是完全不同于2002-2009这段时间的双顺差，贸易顺差没有转化为基础货币（外汇占款未增加，上图一），更大体现为资本项目的逆差。

而在此期间，无论是FDI亦或外资直接持有的境内资产均实现大幅度增加，在此情况下资本项何以实现逆差？（上图三）

如果我们结合银行代客结售汇的数据（上图二），那么资本项下的逆差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令人困惑。

因为，银行结售汇无论是一般项还是资本项竟然都是双顺差！

换言之，资本项的逆差核心逻辑就是银行把大量外汇头寸给用掉了，既然没有导致基础货币增加，更非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

那么银行把钱用到哪里去了，胆子这么肥？

带着这个疑惑，我给首席经济学生打了个电话。

他用一张表就解释了这个问题。

道理很简单的，就是银行把这部分美元头寸都拿去做了美元同业存款（见4.2），而这部分存款的收益，自然是很感人的，跟没有一样。

讲到这里，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南向通的意义自然也清楚明了。

因为银行本身的风险控制等因素，他们是不可能直接投资于相对高风险的其他美元资产的，同时大量美元头寸的汇率风险需要对冲。

如何实现汇率风险的对冲及更高的收益率？

自然通过南向通可以。

因为银行在就是承担南向通要求下的名义持有人角色。

从全局的角度看，就是把美元头寸转移到收益更高的美元资产上。

仅此而已。

单纯的讲南向通，无非还是利好银行，利空地产。

当然，南向通出来之际，另外一些小伙伴很兴奋，觉得可以加入中资美元债的厮杀中去，去玩国际高收益债了。

而高收益为什么会在1970s出现，其实内在的逻辑和我们南向通的逻辑是极度相似的。

具体的道理嘛，就看阅读量了。

这篇文章如果阅读过伍仟，我就在中秋加班写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