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离，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步，意味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所办企业“脱钩”，让服务回归政府、企业回归市场。关于政企分离，市委六届四次全会提出了明确目标：要坚决打赢政企分离改革攻坚战，加快实现全覆盖监管，有效处置改革风险，实现服务回归政府，企业市场化运行，形成责权利明确的政企关系。近段时间以来，重庆政企分离改革已初见端倪。那么，结合市委规划以及重庆实际，从企业角度来说，政企分离将如何分类推进？▲1月2日上午，全市“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动员部署会召开。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1月3日，重庆国企改革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重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市文资公司）披露，其已无偿受让了重庆市文投集团、重庆科普集团、重庆市电影公司100%股权，并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也就是说，上述3家原本由重庆市财政局持有的国企，已划入了重庆市文资公司，成为这家市属重点国企的一员。从政府部门持有，到市属重点国企持有，政企分离走出了坚实的一步。这3家企业虽然成立时间不同、业务领域各有侧重，但很多重庆市民耳熟能详的文化产业都是它们在运营。比如重庆市文投集团旗下产业，有中心城区地标性建筑重庆大剧院；重庆科普集团旗下则有《课堂内外》《电脑报》《重庆科技报》；重庆市电影公司下属有8家影院（含控股影院，不含参股影院）。在重庆文化产业领域，这3家企业颇具影响力。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上述3家颇具代表性企业的分离，是否意味着在此次政企分离中，经营正常、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会按照行业相近、产业相关的原则，被无偿划转利用或市场化整合至市属重点国企？这一点，值得关注。▲1月11日至12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京召开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国资小新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它们在经济发展之外承担着许多特殊功能。比如在重庆，一批国有企业在关系全市国计民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发挥着保障支撑作用，彰显着国企的功能价值。这其中，就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开办的企业。比如，重庆市交通局旗下的重庆市船舶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就承担着船舶生产监理、航运安全与环保评估等特殊功能。又比如，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旗下的重庆市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也承担着推动全市应用技术的研发、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建立等特殊功能。那么在政企分离中，这类承担特殊功能的企业如何分离，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结合此轮重庆国企改革的八字方针“止损、瘦身、提质、增效”，以及强调“由市国资委履行国资监管职责，加强集中统一监管”来看，似乎可以有这样一个思考：对于那些与出资单位业务运转高度关联、同时又承担特殊功能的企业，在此次政企分离中，其分离方向，是否就是无偿划转至市国资委确定的国有持股平台，然后由市国资委与相应部门建立会商机制、监督检查机制、整改机制，加强对企业的统一监管？对此，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刚也认为，上述企业划转至市国资委确定的国有持股平台，有助于高效整合同业或近业国有资产，提高其运营的专业化水准和效率，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重庆高校和市属国企科技创新“双百双进”广东行暨粤渝校企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广东举行。/重庆国资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原因，重庆国企有着“量大”的特征。随之“水涨船高”的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办企业众多。这些企业主要依赖主管部门开展业务经营，未纳入市国资委集中统一监管，所以分离势在必行。但分离并不意味着全部“一刀切”。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邓兰燕表示，结合全国各地国企改革经验来看，这类企业中的文化、教育、科研等企业，由于大多属于非营利性质，且在以文化人、科技创新、服务社会上发挥着作用，往往会被允许继续存在。以高校校办企业为例，它们是具备高校职能与企业职能的双重主体，是构建高校创新体系、提高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一环。比如，天津大学旗下的设计公司近年来获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152项；武汉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大势智慧，为成都大运会提供了技术服务；重庆大学旗下的质检公司履行社会职责，为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提供预拌混凝土质量监督检查、自建房专项整治督导检查等各类服务。结合全市国企改革集中统一监管的大背景，这类政策允许继续开办的企业，为了更好发挥经济以外的作用，或许就会保持原出资人不变，并在不变的前提下，由市国资委加强集中统一监管。改革是为了“治病”而非“要命”，国企改革更是如此。对此，市委六届四次全会精神解读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国资委负责人的一番表态，让大家吃下了“定心丸”：
“这次国企‘三攻坚一盘活’，目标指向是资产，是要资产盘活，通过盘活资产增加就业岗位，体现国企的社会责任，为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有效的岗位。”
从现实来看，重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出血点”多、市场化水平低（主要依赖主管部门开展业务经营）、社会管理“包袱”多、行政化机关化严重等，分离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让企业卸掉“包袱”，涅槃重生。
那要如何分离呢？邓兰燕表示，从国企改革实践来看，上述企业的分离不是简单地破产倒闭，而往往是设立扭亏时限，在这一时限内，通过战略重组、人员划转、聚焦主业等措施，实现资产盘活、扭亏为盈的目的。
比如重庆钢铁，2017年时实际负债417亿元，面临破产风险；但通过改革重整，成功化解了风险并扭亏为盈。又比如上世纪80年代，重庆牙膏厂（登康口腔前身）面临生死存亡，后续通过改革管理机制、增强品牌营销，成功解除危机，如今已是A股上市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企分离，不仅会聚焦于市级层面，也会落实各级国资监管机构的集中统一监管责任，督促指导区县国企深化改革。
2024年是重庆改革攻坚突破的奋斗之年，全市上下要牢牢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牛鼻子”，破除积弊、根治顽疾，以有为政府实现有效市场，以有效市场检验有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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