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 | 王华树：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研究：概念内涵、要素分析和主要特征

摘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对国家翻译实践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首次明确提出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概念，系统地分析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构成要素，归纳其主要特征，据此构建出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基本框架。开展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研究，加强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建设，对于促进当代翻译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能力和国家翻译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概念内涵；构成要素；主要特征

    2021年5月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简称“研究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国家翻译能力指数，这是研究中心在新文科和数字人文视阈下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开拓性和原创性研究，也是“国家翻译能力评价体系创设和应用的一次重要尝试”（蓝红军，2021：25）。同年9月18日至19日，第二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在青岛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建构”“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国家翻译实践史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国家翻译学”作为新兴的译学理论呼之欲出。任东升、高玉霞（2022）认为国家翻译实践关乎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话语传播、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要求我们采取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国家翻译实践论、国家翻译学‘三步走’的学科建构，构建国家翻译实践学科体系。蓝红军（2020）指出国家翻译实践是现代性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以及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理论构建需要以中国的现实需求为研究起点，即新时代国家翻译能力建设。“国家翻译能力的建设是国家事权，必须从国家意识和国家意志出发，从近百年的国家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对国家的翻译管理进行知识、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彰显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杨枫，2021：17）。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任文、李娟娟（2021）首次提出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旨在拓宽翻译研究的主体和跨学科维度，明确国家翻译能力对一国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贡献。

    由此可见，提高对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认知，提升对翻译实践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关注意识，形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体系，构建与时代气质相符的有效国家翻译体系，已成为国家能力建设中的现实需要。在《科教兴国战略》（199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0）的战略方针和发展规划指导下，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不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人工智能（AI）技术引领社会发展也已是大势所趋。AI驱动的翻译技术获得快速发展，对翻译产业格局、翻译教育生态、语言服务生态，乃至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本文将首次尝试对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主要特征等进行剖析，希冀为完善国家翻译能力的要素框架提供参考。

一、概念界定

    根据上下位概念的层次性，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在界定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之前，至少需要对“国家技术能力”、“国家翻译能力”及“翻译技术能力”三个部分进行概念融合与推演。下面将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经过层层论证，最终推演出“国家翻译技术能力”这一概念的内涵。

    （一）国家技术能力

    国家技术能力这一概念最早是在由Fransman & King（1984）汇编的《第三世界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the Third World) 论文集中被首次提及。在此研究中涌现出如Martin Bell、Jorge Katz、Frances Steward、Ronald Dore、Ashok V. Desai等一批优秀学者，学者们主要针对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对这一概念内涵和技术能力形成的路径进行归纳，普遍认为国家技术能力的形成归因于技术的引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Lall在1992年发表的《技术能力与工业化》(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一文中指出，国家技术能力是能力、激励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三者之间高度关联，但往往不能“形成合力”（转引自 翟翠霞、吴宏伟，2011：155 ）。翟翠霞、郑文范（2009）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多是从演化经济学、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学习、制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对国家技术能力内涵进行界定，具体概念不一而同。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技术能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学界开始探讨微观层面的技术能力，逐渐在宏观国家技术能力以外形成中观视角的区域技术能力（Wang & Wang，2011；王震勤、王维才，2012）、微观视角的企业技术能力（Rush, Bessant & Hobday，2007；Sobanke et al.，2014；魏江、许庆瑞，1995；赵晓庆、许庆瑞，2002；魏江、王铜安、刘锦，2008）以及更为微观的个人技术能力（蔡声霞、池洁茹，2008）等多个层次，研究对象也从第三世界国家延展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达的国家。国家技术能力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形成的技术综合体，包含各个层次的技术能力，内涵随着研究层次的形成得到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永恒性和主导技术的历史性规定了国家技术能力的动态性特点（翟翠霞、吴宏伟，2011：157）。因此，应该从动态性的视角理解国家技术能力系统的内涵，发展阶段不同，其内涵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现阶段的国家技术能力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国家从外界获取先进技术，经历技术引进、技术仿制、技术自主创新三个层次，最终达到技术知识积累与共享的能力，涵盖上述宏观、中观、微观和超微观等四个主体层面的技术能力总和。

（二）国家翻译能力

    国家翻译能力作为近年来刚兴起的一个概念，代表着翻译大时代背景下学界对国家行为能力进行探讨的一个新视角、一种新现象、一次新尝试，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研究领域。目前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代表性学者有高雷（2019）、蓝红军（2021）、任文、李娟娟（2021）、杨枫（2021）等。其中，高雷（2019）认为强大的国家翻译能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资源，尝试性地对“国家翻译能力”这一概念进行探讨，作出广义和狭义层面的概念解读，但未对其具体要素构成及概念外延做进一步分析。蓝红军（2020）在探讨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建构时提及，新时代的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是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构建的现实需求，但未对国家翻译能力进行定义。后有学者在分析语言学路径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和翻译学路径的国家翻译实践论基础之上，提出“国家翻译能力属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掌握翻译相关资源、开展翻译实践、提供翻译服务、处理翻译问题、发布翻译产品、提升传播效果，并通过翻译教育与翻译研究、语种人才储备、 技术产品研发等手段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等四个子能力”（任文、李娟娟，2021：9）。杨枫（2021：16）则认为，上述概念多有繁复，可将国家翻译能力简化理解为是以国家为主体或目的，指涉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教育、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技术和国家翻译传播等综合复杂的国家翻译行为能力。任文、赵田园（2023）基于跨学科视角和前期既有研究，再次思考和提炼了国家翻译能力概念，将其界定为：一国依靠多元主体，通过翻译实践与传播，以及翻译管理、教育、研究和技术研发等活动，推动国内外不同语言间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对话交流与知识互鉴，服务一国软硬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能力。由此可见，前人对国家翻译能力概念的研究并未统一，在不断修正与完善之中。国家翻译能力具有国家性、动态性、复杂性、渐进性等典型特点，是一个内涵丰富、动态发展的概念体系。

  （三）国家翻译技术能力

    在国家翻译能力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前人隐性或显性提及了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以技术研发能力、国家翻译技术或翻译技术开发能力等表述为主）这一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文、李娟娟，2021；杨枫，2021；蓝红军；2021），但均未对其内涵做进一步探究。在相关实践研究层面，研究中心发布的首个“全球国家翻译能力指数”（2019）中，通过指标筛选和量化评定，将翻译技术研发能力（占比30%）作为评估国家翻译发展能力（占比25%）的二级指标，具体可量化的三级指标涵盖翻译专利申请数量（占比20%）、自然语言处理专利数量（占比40%）及语音识别专利数量（占比40%）三部分。在2021年全球国家翻译能力指数中，二级指标中的翻译技术研发能力（占比11.40%）包含自然语言处理（翻译技术相关）专利数量（占比50%）、语音识别（翻译技术相关）专利数量（占比50%）两个三级指标。由此可以看出，前人已经注意到并愈加关注将翻译技术研发能力纳入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对翻译技术研发能力形成了初步认识，但目前尚未将其形成独立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是一个集合多元素的复杂体系，翻译技术研发能力作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能力为学者们所关注，然而从翻译技术对于国家翻译实践的推动力和作用机制来看，其内涵更加广泛，除研发层面以外，还涉及翻译技术规划、标准化、研发、应用及传播等翻译实践全过程。

    当前正处于蓄力发展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学战略研究的重要阶段，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应运而生，服务于国家技术能力及国家能力战略，面临理论性内涵及范畴拓展和现实性需求解决的境况，是一个亟待进行深入探究的分支。本文在上述国家技术能力和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基础上，取国家技术能力之要义，基国家翻译能力之实际，抽取二者之共性特征，兼顾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之独特特征，进一步明确翻译技术能力和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基本概念。

    翻译技术能力随着翻译技术系统的应用而逐步形成。翻译技术系统由不同技术元素构成，不同技术对应相应的翻译实践环节，在不同环节处理不同的翻译对象，由此构成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系统。翻译主体通过翻译实践运用翻译技术，形成翻译技术能力，参与和改造翻译活动。在翻译技术生态系统中，分别对应个人翻译技术体系、企业翻译技术体系和国家翻译技术体系，形成三位一体结构，发挥不同的作用。比如，提高个人翻译能力，增强翻译生产力，促进对外话语构建，推动翻译世界的良性循环。

    对于个体译者来说，翻译技术能力是指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技术、工具和资源提升个人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的能力。对于团体来说，翻译技术能力是指通过部署翻译技术系统，优化翻译项目管理流程，总体提升团体翻译协作的能力。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兼具个体和团体的基本特征，将国家视为翻译技术能力体系的发展主体，包括个体译者、企业、机构及其他多元翻译主体。具体而言，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是指一个国家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技术手段、工具和资源发展翻译事业能力的总和。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能力体系，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综合运用翻译技术资源助力国家翻译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家形象及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的能力总和，也是衡量国家翻译能力强弱的重要的技术参数，明确其定义内涵有助于为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能力竞争打下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国家技术能力、国家翻译能力相比，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具有典型的跨学科属性，其学科基础表征为以翻译学作为核心学科，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计算机学科、技术哲学等其他关联学科作为支撑学科，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从跨学科视野审视其构成要素，进行深入研究。

二、要素构成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形成是多因素长期作用和协调发展的结果，是内外部相关同质或异质系统不断进行信息、资源交换的产物。根据通用技术流程和技术实施进程，结合可量化评估的现实需求，将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归纳为由翻译技术规划能力、翻译技术标准化能力、翻译技术研发能力、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和翻译技术传播能力等五个主要子能力要素构成的系统，并根据要素组成构建出系统内外部运行生态机制。

   （一）要素阐述

    从系统构成视角出发，每个子能力要素（一级指标）包含若干个二级指标，而二级指标下可以继续细分为可量化评价的三级指标（如图1所示）。下面将对各构成要素的概念及其分指标进行阐述，以期为将来构建一个可量化评估的指标体系奠定基础。

图1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构成要素及评价指标

    1）翻译技术规划能力，即通过融合多因素发展愿景，对翻译技术整体走向中的预测力、调控力与应对力进行规划的能力，可区分为规划制定能力、规划评估能力两个评价指标。规划制定能力的分指标包括技术规划的主体层次、技术规划的主体数量、具体技术规划的数量等；规划评估能力的分指标包括技术规划的战略性、技术规划的可行性、技术规划的持续性等。

    2）翻译技术标准化能力，即制定和实施有关翻译技术研发、规定、规则的统一和规范，并尽可能使其得以广泛应用的能力，可区分为标准制定能力、标准化实施能力两个评价指标。标准制定能力的分指标包括标准化机制健全程度、标准化专业人才比例、标准化专项经费数量等；标准化实施能力的分指标包括主导或参与的标准数量、被采纳的技术标准数量、已有标准化的实施程度等。

    3）翻译技术研发能力，即开发、研究多语种综合性翻译技术的能力，因研发过程涉及已有知识学习与吸收、原创性制造（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新）等各个环节，可区分为研发保障能力、研发创造能力两个评价指标。研发保障能力的分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整体数量、年研发经费投入比例、年研发人员投入比例、引进、模仿和改进的投入比例等；研发创造能力的分指标包括科研项目数量与级别、科研论文数量与级别、总体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具体翻译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等。

    4）翻译技术应用能力，即将翻译技术普及和运用到国家翻译实践方方面面的综合能力，根据技术习得与应用的发展路径，可区分为认知能力、实施能力两个评价指标。认知能力的分指标包括翻译技术了解程度、翻译技术了解比例、翻译技术了解层次等；实施能力的分指标包括翻译技术采购数量、翻译技术部署比例、翻译技术部署效果等。

    5）翻译技术传播能力，即有效连接翻译技术知识创新过程及应用过程，实现翻译技术知识转移、输出和转化，促进翻译技术共享，实现用户（或其他国家）应用与采纳的能力，可区分为培训能力、输出能力两个评价指标。培训能力的分指标包括翻译技术培训机构数量（政府机构、高校、企业）、接受翻译技术培训的人员数量等；输出能力的分指标包括翻译技术转移情况、翻译技术成果转化情况等。例如，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我国研发的翻译技术数量、种类及级别（含专利转让、专利授权等），技术转移和技术成果转化的数量越多、种类越全、层次越高，一般来说翻译技术输出能力就越强。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随技术升级改造、经济发展、政治环境变化而动态发展。在发展演进过程中，能力系统的构成要素不是一成不变的，还会有其他一些新的要素产生，或某些已列出的要素会因时代变迁而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新的构成要素生成，旧的构成要素增强或衰退，其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功能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迭代。限于篇幅，本文遵循可量化评估的标准，尽可能归纳出影响系统的主要因素，通过主要因素呈现系统全貌。

   （二）关系及作用分析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系统内部要素的层次自上而下进化，上一层级的目的服务于下一层级，在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呈现出复杂性、层级性、战略性、协调性、动态性、关联性等系统论的显著特点。为分析整个系统的生态机制，本研究将引入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理念，绘制出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构念图（如图2所示）。系统动力学属于20世纪经济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系统内部的微观结构入手，通过把握系统内部结构、参数及总体功能，分析并把控系统的特性和行为（许光清、邹骥，2006：72）。该系统由5个流位变量、10个流率变量及其他变量构成。以5个流位变量为核心构成了5个子系统，分别为翻译技术规划能力系统、翻译技术标准化能力系统、翻译技术研发能力系统、翻译技术应用能力系统和翻译技术传播能力系统。通过识别技术能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将翻译技术标准化能力、翻译技术研发能力、翻译技术应用能力界定为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核心子能力。整个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体系形成与发展，与国家技术共同体、国家翻译共同体深深交融，以国家科技战略、国家语言战略、国家翻译战略为内在驱动力，以全社会翻译从业者为发展根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维视角联合国家、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个人等多元能力发展主体，切实通过适应技术时代所带来的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适应技术化生存，达到推动国家翻译实践、培养国家翻译人才、助力国家话语传播的发展目的。

图2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构念图

    确定系统研究边界后，对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进行模拟与运作，发现该系统中包含不止一个闭合反馈回路（调节回路、增强回路），这些反馈回路相互连接，构成复杂的系统结构。系统会在外围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环境因素）的作用之下形成正反馈回路（增强回路）或负反馈回路（调节回路或稳定回路）。形成正反馈回路的因素有很多，如国家战略、科技政策、语言政策、翻译政策、人才政策、调控机制等，在这些增长因素的推动下，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会逐渐增强，形成良好的正反馈回路机制；形成负反馈回路的因素包括政策变动、金融危机、战争内乱、自然灾难、突发疫情、恶性竞争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抑制因素的遏制下，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会出现示弱倾向，系统规模受到遏制，影响发展速度，最终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三、主要特征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的各种机能能够和谐运行，与系统自身的特征分不开。考虑由内到外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发现该系统具备四个主要特征，其中复杂性和动态性是系统的共同属性，战略性和协调性是系统的独有属性。

   （一）复杂性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包括构成复杂性、层级复杂性及发展非线性。其中，构成复杂性较为突出。能力不是各种知识和资源的简单组合，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不断变化和提升的过程。每个成分都具有各种因变量，技术能力整体构成涉及很多要素，包括个体、群体、企业及机构等，还涉及到构成元素的空间与地域问题，偏远地方和发达地方能力会有较大差别。层级复杂性是指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每个子能力之间也有高低强弱之分。发展非线性是指整体技术能力的形成，需要依靠长期的技术实践积累，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能够将多种技术领域的独特性技术知识与翻译技术知识整合起来，形成复合性技术知识系统，再逐步形成技术能力系统。

   （二）动态性

    在特定技术系统中，各个元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主观认识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不断推动技术组合创新。动态性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考虑。从内部层面看，首先，翻译技术具有天生的生成性特质。其次，技术能力的习得是一个不断累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是一个从初级能力到高级能力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外部层面看，首先，国家翻译需求在不断变化，技术因满足需求而产生，随需求的发展而发展，具有需求不定性。如果国家重视能力建设，影响变量便会随之发生变化，能力的促进因素会加强，技术能力也会相应增强；反之，技术能力便会相应减弱。其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翻译技术能力所包含的隐性知识存在较大差异，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围环境，翻译技术能力客观上要求随着时空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具有时空增长性。

   （三）战略性

    “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概念的提出，是对翻译技术能力的“国家性”进行的探索，已经超越个体翻译技术能力层面，而成为无数翻译个体、企业和机构构成的翻译技术能力综合，具有服务国家意志的属性，关乎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话语传播、国家翻译实践路径、国家发展大局乃至世界发展大局等重要方面，是国家翻译学体系发展和国家翻译治理的基础性保障，对国家翻译事业与国家翻译能力的全局性、未来性发展具有重大技术引领性作用。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影响国家翻译实践发展的重点领域技术创新需求，在国家翻译制度规划、国家翻译人才培养、国家翻译能力提升、国家话语权增强及国家文化形象提升等方面发挥长远性作用。

  （四）协调性

    构成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各要素之间是否协调，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翻译能力的强弱。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各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性，例如，技术教学促进技术的普及应用，吸引更多人才的学习与应用，反过来促进技术的迭代发展，最终合力促进国家翻译能力的整体提升。同时，国家翻译技术能力通过内部协调机制，可在多个能力之间传承和迁移，相辅相成，互动互补，为翻译管理、翻译实践、翻译传播能力的可持续提供技术资源支持，具有典型的关系互补性。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建设是响应国家战略的需求，与国家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战略的步调一致，与国家能力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通过实现自身各种子能力要素的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可促进国家翻译能力的持续增强。

    除上述典型特征外，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还具备一些其他特征，如梅多斯（2012）提到的适应力（resilience）、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具体而言，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内部结构存在诸多反馈回路（如增强回路、调节回路），这些回路相互支撑着系统的良性运转，即使遭受如战争内乱、自然灾难、政策变动、恶性竞争等外围抑制性环境因素的干扰，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仍然能够以多种方式确保系统恢复至原状，这就是系统的适应力存在的必要性。对于一个有机系统而言，自组织通常是其内生特性，具有学习、多元化、复杂化和进化的能力，当系统遇到冲击力时，自组织特性会帮助系统演变成全新的结构，发展出全新的行为模式(梅多斯，2012：109-112)。基于上述系统特征，我们认为国家作为整体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方法论上要求树立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全局观念，立足国家翻译能力整体观，统筹全局。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系统中部分功能及其变化会对整体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现实需求要求我们重视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发展，确保系统各个部分良好运行，将其作为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能力发展。

四、结语

    开展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研究，将个体翻译能力上升至国家翻译能力层面，将普通翻译应用扩充至国家翻译应用，研究意义重大。在理论层面上，不仅可进一步拓宽翻译研究视角，丰富翻译研究方法，拓展翻译研究内容、范围和主体，利于翻译理论体系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国家翻译技术能力的提出是学界适应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家翻译能力提升、国家语言规划战略而展开的理论创新探索，是国家翻译学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加强国家翻译能力体系、国家重大翻译工程运行体系建设，促进国家翻译实践，培养国家翻译人才，推动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综合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国家翻译技术能力是经济全球化、知识大爆炸、技术大变革的产物，也是全球科技发展到4.0阶段的新形态和新需求，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把握人工智能革命和翻译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面向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家翻译能力发展的重大需求，把加快培育和扶持翻译技术产业，把深入实施翻译强国战略放在推进产业化结构升级的突出位置。国家翻译技术能力，并非中国特有，它是人工智能时代对全球各国提出的客观要求，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都应该重视国家翻译技术能力，促进全球技术发展；它是人类技术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兼顾时代必然性、环境可持续性及社会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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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26）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0SYLZDXM011）之阶段性成果。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翻译》2023年01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本为准，转发请注明“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来源。

作者简介

王华树：翻译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外文局翻译院智能翻译实验室执行主任，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翻译家联盟技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技术语》编委等。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翻译技术产学研的生态融合，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界》《外语电化教学》以及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等期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校级科研项目十多项，出版《翻译搜索指南》《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研究》《计算机辅助翻译概论》《应用程序本地化》《翻译与本地化项目管理》等十多部著作。研究领域：翻译与本地化技术、外语教育技术、语言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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