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LAST MARXIST 编译｜PLUS 责编｜星丛
院外在经历了近五年的推送之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五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所属的板块不同，各自推送的主旨与形式亦有区分。例如，BAU学社的“重访包豪斯”计划和系列出版物；“星丛共通体”对艺术史尤其是瓦尔堡的文本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译讲与探讨；回声·EG由“美学与政治”为核心不断引向空间政治、生命政治等等导读论坛；批评·家介绍的“世纪先锋派”个案与脉络以及线下组织的共读活动；BLOOM绽对建筑、城市与展示的关联实践与专项写作等等。另一方面，院外更希望将其中一些分属于不同板块的推送文章汇集成某种更为共通的复杂语境，相互映射交织以突破各自的局限继续前行，打通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正如本次我们选取并编译的短文，介绍的是此前院外在译介法兰克福学派时还较少提及的实际开创者，霍克海默对“阶级关系的社会学”的论述。如果从“BAU学社”已有的推送内容来看，包豪斯作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教育和社会运动，反映出风雨飘摇的魏玛共和时期总体命运中“建造者”的一面，那么围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哲学家无疑就代表了同一时期“批判者”的那一面。或许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包豪斯，而实践活动上也与包豪斯并无交集，然而他们的哲思学理及改革社会的宏观蓝图，也是另一类现代主义的建造与设计，堪称包豪斯的同行者。如果从“星丛共通体”已有的推送内容来看，霍克海默关注的重点明显不同于阿多诺所侧重的个体主体与自律艺术，美学与社会等等议题。但是本次推送中提及的霍克海默的《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1943，未出版的手稿）与阿多诺同时发表的《关于阶级理论的思考》（1942）以及此前霍克海默的《专制国家》（1940/42）可以被看作是一段持续的工作，标志着他们是如何从现实诊断的意义上“改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断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来看，上述的这些文章也都受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的启示。不同的是本雅明描述的是历史的基本危机，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1940年代看成是历史已经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历史。霍克海默在1930年6月19日被聘用为新任的“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以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赞助商韦尔的提议，由霍克海默来接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成为该所的新任所长。某种程度上，考虑到此后生命历程的变迁与实际组织上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可以将包豪斯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放在一起做横向的比较，以此作为考察魏玛共和时期国际知识分子的理念和际遇的切入点。院外陆续还将推送霍克海默关于社会哲学的现状以及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等相关文章。“社会主义记忆”的消失｜霍克海默“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和“专制国家”｜201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0年代认为，历史已经变成了“敲诈勒索”的历史。这并不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改写，而是基于现实的诊断。1943年，霍克海默在未出版的手稿《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中，具体地解释了“敲诈勒索”这个概念：所谓敲诈勒索指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团伙相互争斗，为了分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类集团上到资本主义的主体，下到人口中最为悲惨的阶层中那些游走在法律范围内外的压力集团（他们向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敲诈勒索”得以成为了一个理论概念，要等到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职能与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不相称，导致利润制度日益绝对化之时，而这点在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时代中愈演愈烈。所以，霍克海默在总结他的手稿时，引用了马克思论黑格尔方法论的观点，“解剖人体是解剖猿猴的钥匙”：“过去发生过的事，可以用现下派系权力政治的形式加以解释”。不过，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变化并非进化，而是退化。这种倒行源始于1917-19年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政治的失败。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阶级斗争。差不多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10月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表达过这一点："只有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的终极目标，才能让斗争变成阶级斗争。”
“让我们想一下：到底是什么真正地构成了我们整个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可以将现实中发生的斗争分成三类：工会的斗争、社会改革的斗争，还有使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但是我们真地能把这三种斗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吗？根本不可能。就拿工联运动来说吧！看一下英国：那里的工联运动不仅算不上社会主义的，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障碍。社会改革呢？只有学院派的社会主义者、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其他类似的人看重它。民主化呢？那是专门针对资产阶级的。不过在我们之前，资产阶级早就挥舞着民主大旗了......。”“那么在我们的日复一日的斗争中，究竟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呢？只能是这三种实际的斗争与我们终极目标之间的关系。那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终极目标？绝不是沃尔夫冈·海涅说的未来国家或这样或那样的形象，而是指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征服政治权力。只有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终极目标，才能让斗争成为阶级斗争。我们这项任务的概念是支撑起我们观点的坚实基础，与我们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社会早已陷入到它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最终不得不爆发、不得不崩溃。到时候，我们将扮演清算破产公司的银行家律师的角色。”这一性质转变的意义在于个体与资本主义集体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到意识，从而也影响到理论的作用：对资本主义总体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撤除工人阶级的政党发展这种意识方面。简单地说，就是霍克海默后来在1956年他与阿多诺的谈话中所指出的，真正的危险在于“社会主义记忆”的消失，这才是霍克海默最为关心的问题。之所以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不注重与剥削作斗争，而且确实不用太过关心，那是因为并不是剥削，而是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才能将资本主义与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明显地区分开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那么前资本主义的过往会以“敲诈勒索”的形式重新出现。正如霍克海默在《专制国家》的结论中写道的那样：“随着旧有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恢复，绝对的恐怖将在新的管理下从头来过”……“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概念还不足以表达过去几十年来革命者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自由意志受到了损害。无法想象一旦失去了这种意志，人们还能理解，还能团结，还能保持领导者和团体之间的正确关系”。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阶级关系的社会学”，那么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那将是一种“否定”的而非肯定的现象。原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走向自由的意志”，从根本上退化成了单纯的“社会学”的问题，我们如何把握这一倒行的意义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某种意义上，霍克海默用文章标题中的“论...... ”传达出了否定：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不再适用于社会学，但“敲诈勒索”这个概念还可以。社会学是关于各个群体的；但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并不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而是社会的一种否定条件。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是一种否定现象，以此表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而能够符合这一需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平等”或“正义”，而是“解放”，也就是说“自由”。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不只是工人不自由的条件，而且也是资本家不自由的条件。霍克海默在他的“小人物与自由哲学”中也写道：“尽管并不是资本家们创造了世界，不过人们用不着怀疑，他们还是会把世界变得和现在的世界一模一样。但这对于一个小人物而言，他在要求工作时被拒绝，却成了让他没法工作的客观条件......不只是他自己缺少自由，其他人也和他一样，所以，这是他自己倒霉运气不好。小人物应有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对自由概念的进一步得到了澄清”。接着霍克海默就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1845），他们在其中写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表着同样的人类的自我异化。不同的是，那些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在，感到自己获得了肯定；它认识到异化是自己的工具，通过异化拥有了作为人的存在的表象。而后者呢？那些无产阶级觉得自己被异化摧毁，并在异化中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和非人存在的现实”。正如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写到的那样，资本家这一“阶级”，只有在回应工人们的要求时才构成了阶级，不过他们会认为工人的要求在资本主义下无法实现，或多或少还是对社会的犯罪行为。反过来说，只有遇到了联合起来的资本家这个阶级的政治挑战时，工人阶级才构成为一个“自在”的阶级，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客观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是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1848），它开启了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要超越资本主义中工人们（竞争）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超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民主，也就是说，迎头直击自由主义的界限。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走上“废除自己”的道路，克服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的否定状况：换言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并不是以一个群体取代另一个群体。但是英国的宪章运动像欧洲大陆1848-49年的革命一样失败了。对马克思来说，正是因为1848年民主革命和“社会共和”的失败，才需要“不断革命”。这也是阿多诺（1966）为什么会指出否定性地对“社会”本身的批判概念源于“1848年前后”。那么马克思认为1848年到底缺少了什么呢？这也是解开一百年后霍克海默认为所缺少（社会主义记忆）的钥匙：那就是一个担当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它是一种手段，使资本主义成为政治问题的手段。
这一政党的作用，与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工人意识都不同，实质上它就是要维护工人的个体性——还有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在资本主义公司、工会和民族国家的企业集体中被清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原本就是市场关系的总体性和工人具体条件混乱无序的辩证表达，但是现如今，那些敲诈勒索的行径早已取代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对霍克海默来说，工人们与政党的关系是个体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他们自己在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斗争中，成为阶级的一部分。并不是列宁的政党而是此后斯大林主义中对“列宁主义”的拙劣模仿，造成了对个体的清算，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退化的历史带来的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层的效应，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称之为 “波拿巴主义”，到了二十世纪表现为专制国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原子化”的“社会学”问题。清算政治的党派为顺从主义铺平了道路：社会中的个体，不管是个人还是法人团体，反过来都变成了个体主义。撒切尔夫人的话更直截了当，“根本不存在‘社会’这回事儿”。这话不再是发愿，而已经是事实了。与之相反的是，政党是否定的政治能力，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社会危机。但在霍克海默看来，肯定的规则现在却被资本主义避之不及的直接专制的方式取代。所谓避开政党也就避开资本主义，但这适用于敲诈勒索的权力。社会被匿名的社会权力所主宰，这个问题由反剥削的斗争揭示出来，表明资本家权力的局限性，因此也表明有必要改造的是“社会”本身。在1848年的政治危机中，“社会”成为问题早已初露端倪：那就是民主共和的局限。后来被具有迷惑性的公开的权力关系所替代，这样一来似乎不再有局限了。而霍克海默遵循的是列宁的看法，列宁在《怎么办》（1902）中将“社会主义”与“工联意识”区分开来：“我们曾经说过，工人中不可能早就有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必须从外部带给他们。所有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只能发展出工联意识，也就是说，相信必须在工会中联合起来，与雇主斗争，并力争迫使政府通过必要的劳动立法等等。而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由有产阶级的受教育者，由知识分子所阐述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发展起来的”，后来，霍克海默在1943年1月20日与亨利克·格罗斯曼辩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信中写道：“没有哪位唯物主义思想家能像列宁那样更认真地对待黑格尔提出的问题，把脚注大多放在了《逻辑学》而不是《历史哲学》那里，这绝非偶然。是他想让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必修项，哪怕不能像专家们那样读得细致精准，也要以最为坚定的一心一意的信念，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形式去探寻实证性的结果。也正是在列宁的这一意义上，卢卡奇才应当受到攻击，因为他倾向于把辩证法限定在事物的主观方面，而不是应用于现实的整体上”。所以政党的社会主义斗争，要在反剥削的斗争达到极限的地方再往前行，换言之，没有政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指向超越，那么只能把资本主义当做对社会而言的自然而然的条件，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某种恒定不变的条件。这也就是霍克海默为什么要用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将二十世纪比作传统文明，并且与十九世纪以市场为中介的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对比。事实上，“敲诈勒索”带来的问题恰恰在于它们伪装出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然而在自由主义中的意识形态还可以转变成否定的批评，并指出其中的虚假。当人们不再宣扬普遍性，资本所主宰的普遍条件就表现得更为隐秘而难以辨认。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整体是虚假的”。所以，只有从在政治上直面资本主义否定的总体性，阶级斗争才有可能。“敲诈勒索”的权力斗争走不出自身的怪圈。那里不存在历史。Max HORKHEIMER｜1895年2月14日-1973年7月7日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是困难的。阿多诺原本以为他们的理论工作只是在现有的传统理论的范围内往前扩展，跟着行业做理论，后来发现不行。“这里刊印的散论证明了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信任”，对传统学科的信任，对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等的信任。这里出现了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对峙。
启蒙试图通过科学理性来掌控自然，对世界祛魅，从而使人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并树立人的主体地位。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看到了培根寄希望的知识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对自然乃至对人实行专制的权力。在科学理性的世界里，一切无法成为理性对象的事物都将面临着被罢黜的危险 ，一切事物的质也只有变为可化约和可计算的量才可以存在，启蒙最终成了极权的化身。神话已经是一次启蒙，而现代科学的启蒙正重复着神话启蒙的宿命。不同的是，当主体的替代物从最初的模仿，到之后的代表，再到现代的样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主体为着彻底摆脱对自然的恐惧而把救命稻草系在绝对、同一而完全抽象了的科学理性身上时，自然的报复也就随之而至，主体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要沦为理性的统治对象。因此，以辩证的思维去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就越发显得重要和迫切了。继符号与形象分裂，神权从世俗社会中分离出来之后，普遍概念和科学基于劳动分工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不断侵蚀语言和艺术。作者在该部分还对以下观点进行了批评：为了弥合精神与实存之间的断裂，资本主义世界所寄希望的信仰，在作者看来它的盲从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虚假性,只会把社会推向野蛮。而后针对涂尔干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团结论，指出"所谓社会团结的表现，它仅仅证明了社会与统治之间的复杂难解的统一性。"在对待名称与实存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最后站在哪一边，都无法避免沦为“虚假的反欺骗形式”。黑格尔希望借"特定的否定"来区别启蒙和"实证主义的堕落"，但因把否定的全过程规定为已知的“绝对”而自陷于神话之中。同样，实事求是的启蒙在审判之前就已做出了判决。事实在计算理性所构建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中循环复现，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唯一存在。该统治逻辑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着作用，个体被定义为物或数据符号，受着既定事实的统治。而以自我保存为导向的理性人，也只会在非此即彼中选择，没有了不做选择的可能。通过回溯史诗《奥德赛》，作者在这一部分讨论了神话、统治和劳动的纠结关系。前文已经指出，神话同样也是一次启蒙，是基于人的需要产生的。奥德修斯利用其“狡诈”逃避了女妖的诱惑，保证了整船人的安全，进而从内部化解了神话中的永恒宿命，或可说是启蒙的再启蒙，也可看作现代启蒙的先声。反过来，用来避免全船人毁灭的劳动分工手段，却也带来了理性对人更近一步的统治，即奥德修斯自绝于劳动化身为指挥他人的自我而不断退化，船员躬身劳作却无法享受劳动而身心受困。这一由统治到被统治的辩证关系，也回应了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启蒙战胜神话却再沦为新神话的论断。思想脱离经验化身意识形态，沦为统治工具，启蒙变成了欺骗。面对已充分显现出的一系列启蒙灾难，人类该如何破局？在作者看来，真理的种子已经蕴含在启蒙的虚假性当中。思想通过距离化和对象化来把握和统治自然，但也宣告了自身即虚假的自然。而概念对这一过程的辨认，便构成了消除统治的远景。同时，“只有在启蒙敢于扬弃“盲目统治的原则”这一虚假的绝对性之后，启蒙才会实现自身”。“当眼下的实践目标就是人们要求的最远大的目标的时候，当人们终于回想起原来“国王的密探和佞臣打探不出任何消息”的那个国度——君临天下的科学所误解的自然——才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便大功告成，并扬弃了自身”。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