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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一|上

星丛共通体| 院外 2022-10-04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院外将陆续推送此书的重译稿与相关的导读系列。本次推送的是第一章第一节,该小节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论述启蒙试图通过科学理性来掌控自然,对世界祛魅,从而使人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并树立人的主体地位。但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看到了培根寄希望的知识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对自然乃至对人实行专制的权力。在科学理性的世界里,一切无法成为理性对象的事物都将面临着被罢黜的危险 ,一切事物的质也只有变为可化约和可计算的量才可以存在,启蒙最终成了极权的化身。之后推出的下半部分则点出神话已经是一次启蒙,而现代科学的启蒙正重复着神话启蒙的宿命。不同的是,当主体的替代物从最初的模仿,到之后的代表,再到现代的样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主体为着彻底摆脱对自然的恐惧而把救命稻草系在绝对、同一而完全抽象了的科学理性身上时,自然的报复也就随之而至,主体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要沦为理性的统治对象。因此,以辩证的思维去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就越发显得重要和迫切了。
文|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译|夏凡    责编|星丛
启蒙辩证法|启蒙概念|一|上|1944, 1947
本文4500字以内
在启蒙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上,即作为进步的思想,启蒙的目标始终是把人从恐惧中解放出来,把人树立为主人。然而,完全启蒙了的世界显露出趾高气昂的灾难迹象。启蒙的纲领是世界的祛魅。它想要破除神话,用知识替代幻想。“实验哲学之父”培根概括了这些主题。他蔑视传统的那些大师,“他们先是以为别人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后来以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实则轻信寡疑,自矜多闻,好为人师,信口开河,不喜辩驳,利令智昏,疏于研究,寻章摘句,浅尝辄止,诸如此类的行径都妨碍了人类理智与事物本性的幸福婚姻,而把她嫁给了空洞的概念和无计划的实验:如此不光彩的婚姻能生出什么样的孩子,会有什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印刷术,一项伟大的发明;大炮,已是司空见惯;指南针,前人已略知一二:世界的改变不都是这三项发明带来的吗——一来改变了科学,二来改变了战争,三来改变了财政、贸易和航海!而我敢说这些发明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由此可见,人类的优势无疑在于知识,但其中蕴藏着许多东西,是国王用他的所有财富都买不到的,也无法靠强权取得,国王的密探和佞臣打探不出任何消息,他们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无法前往其发源地。现在我们自以为统治着自然,其实仍然受到它的强制:如果我们愿意在发明时服从自然,大概就能在实践中对它发号施令。

尽管培根不懂数学,他的观念却符合他身后的科学信念。他设想的人类理智与事物本性的幸福婚姻其实是父权制的:战胜了迷信的人类理智,将要统治这个祛了魅的自然。这样的知识就是权力(力量),它不知道任何限制:无论是被造物主奴役,还是臣服于世界的统治者。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在工厂里或战场上的所有目的一样,企业家的发号施令并不会受到血统出身的妨碍。国王对技术的控制并不比商人来得直接:技术和它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一样民主。技术是这些知识的本质,其目标并非概念和形象,亦非幸运的洞见,而是方法,是榨取他人的劳动,是资本。培根认为知识所蕴藏的许多东西,本身又只不过是工具而已:无线电广播是更理想的印刷术,轰炸机是更有效的大炮,遥控装置是更可靠的指南针。人类想从自然学会的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完全统治自然、统治人类。别无其他。启蒙奋不顾身地烧尽它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最后残余。唯有这种有足够的力量去打破神话的思想,才会对自己施加暴力。在讲求实际的精神大获全胜的今天,就连培根的唯名论信条也有形而上学偏见的嫌疑,恐怕会像他所批判的经院哲学一样被讥笑为无用的空谈。权力和知识是同义词。对于培根来说,就像在路德那里一样,不结果实的、只是为了快乐的知识是淫荡的。知识不是为了被人们称为真理的那种满足,而是为了“操作”,行之有效的实干;“科学的真正目的和职责”不是“可信的、有趣的、可敬的、动人的言词,或是有启发性的论证,而是“功用和劳作,发现以前不为人知的个别事物,以改进设备并帮助人的生活”。科学当中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也没有任何揭示秘密的愿望。
世界的祛魅是要消灭泛灵论。色诺芬尼嘲笑诸神,因为诸神和他们造出来的人类相似,也有意外和过失,而现代的逻辑学家指摘我们语言里的那些铭刻着惯常意义的词其实是伪币,最好拿中性的筹码替代它们。世界变得混沌,综合变成了救赎。图腾动物、通灵者的梦、绝对理念,似乎没什么差别了。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放弃了意义。他们用公式代替了概念,用规则和概率取代了原因。原因只不过是被科学的批判最后一个衡量的哲学概念,这是因为在各个旧概念当中,只有原因才符合创世原理的最新的世俗化。实体与属性、行动与受动、存在与实存:从培根以来,哲学关心的是给这些范畴找到合乎时宜的定义,然而科学并不需要它们。它们被培根斥为旧形而上学的剧场假象,甚至在它们自己的时代就已经是史前时期的事物和权力的纪念碑。在那个时代,生命和死亡就在神话里被解释,并且交织在一起。这些范畴被西方哲学定义为它的“永恒的自然秩序”,它们标出了以前由奥克诺斯(Oknos)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阿里阿德涅(Ariadne)与涅柔斯(Nereus)占据的位置。苏格拉底之前的宇宙论记录了过渡的各个阶段。湿气、无分别者、空气、火,依次被称为自然的始基,它们恰恰是神话观念的最初的理性化积淀。“河流和泥土”化育万物的意象从尼罗河流域传到了希腊,在这里成为物活论的诸原理和诸元素,与此相似的是,神话里的魔鬼滋生出来的多义性全都被精神化为本体论的“本质”这一纯粹形式。即使是奥林匹斯的父系诸神,也被哲学的逻各斯把握为柏拉图的理念。但是启蒙重新认识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遗产里的古老力量,并且把普遍性的真理声称斥为迷信。他们认为,在普遍概念的权威里头仍然可窥见对魔鬼的恐惧,这些魔鬼的肖像在巫术仪式里被人用来试图影响自然。从现在起,人终于可以统治物质了,物质终于没有任何统治力或内在力量的幻象了,也没有任何神秘性质的幻象了。凡不符合可计算性和实用性标准的,在启蒙眼里皆为可疑的。一旦启蒙挣脱外在的压抑,便没有什么阻拦得住它了。启蒙像它对待以往的普遍性那样“一视同仁地”对待起自己的人权理念来。启蒙遇到的任何精神的反抗,都只不过助长了启蒙的力量。那是因为启蒙竟然在神话中也认出了自己。无论以何种神话去对抗启蒙,由于神话在对质中被当作论据,所以它们在指控启蒙的理性原理具有破坏性时,不得不先承认这个理性原理。启蒙是极权主义的。

启蒙总是把拟人神论——把主体的东西投射到自然中去——理解为神话的根基。这么说来,超自然的事物,鬼魂和妖魔,只不过是惧怕自然事物的人类的镜像。在启蒙看来,各种神话形象都有同一个命名者,它们都可以还原为主体。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回答“那是人”成为启蒙一再重复的刻版说法,不管在它眼前站着的是某种客观意义还是某个秩序的轮廓,是对邪恶力量的恐惧还是救赎的渴望,回答都千篇一律。只有能以统一性去把握的东西,启蒙才会承认它是存在或事件;启蒙的理想是一个可以推论出一切的体系。就此而言,启蒙的理性主义版和经验主义版没有任何区别。各个学派对公理的解释或许有所不同,统一科学的结构却总是一样的。尽管有不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培根设定的“普遍的统一科学”憎恶任何不受其约束的东西,就像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憎恶非连续性那样。形态的多样化被还原为位置和排列,历史被还原为事实,事物被还原为物质。根据培根的说法,通过普遍性的层级,在最高原理和基于观察的命题之间存在着清楚的逻辑联系。德·迈斯特嘲笑说,培根心里想的是一个“梯子假象”。形式逻辑是统一化的重要学派。它给予启蒙一个架构,使世界成为可计算的。柏拉图最后的著作以神话的方式把理念等同于数字,便已经表现出破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是启蒙的法则。同样的等式统治着资产阶级的公平和货物贸易。“相等者加不相等者得到不相等者,这条数学定律不也正是公平的基本原理吗?公平交换、公平分配难道不也是一种几何的和算术的比例关系吗?”资产阶级社会是被等值性统治的。它们把不同名字的东西化约为抽象的量,使它们可以通约比较。启蒙将一切无法化为数字(最终化为“一”)的东西变成了假象;现代的实证主义说这种东西就是诗歌。从巴门尼德到罗素,“一”是贯穿始终的口号。他们不但坚持要颠覆诸神,也要毁灭质性。

但是,沦为启蒙之牺牲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自己的产物。对事件的科学计算废除了用神话解释事件的思想。神话想要报道、命名和说出世界的起源:借此也描述、记录和解释起源。神话的记载和收集越发增强了这一愿望。神话很快从报道变成了教义。每个仪式都包含一种对事件发生的想象,也包含一套受巫术影响的特定过程。在各个民族最早的史诗里,仪式的这些理论元素都已经独立自主。在悲剧作家引述的神话里,就已经表现出培根心仪的纪律和权力。天国及其层级制度取代了地方性的鬼魂和妖魔,等级分明的献祭与使奴唤婢的劳役则取代了巫师和部落的招魂术。奥林匹斯诸神不再直接等同于自然元素,而只是代表着它们。在荷马史诗里,宙斯主宰白昼,阿波罗驾驭太阳,赫里奥斯和伊奥斯已经转换为一种比喻的角色。诸神与物质分离,变成物质的化身。自此,存在分裂了,一边是逻各斯(随着哲学的发展,逻各斯也萎缩为单子,仅仅是个参照点),另一边是所有外部事物和生物的质料。本真存在与现实之间的这一差异吞噬了所有其他的差异。差异被忽略了,世界也就臣服于人类。就此而论,犹太教的创世神话和奥林匹亚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宙斯吾父,您主宰天国,俯瞰人类的劳作,无论是义或不义,还是野兽的肆虐,您心中自有公断。”“因为恶行到头终有报,有的是现报,有的是时候未到;即使有人一时躲过诸神的灾祸,它终将延及他的无辜的孩子或后裔,他们将会为他的恶行赎罪。”在诸神面前,只有那些毫无保留地臣服的人才能够存活下去。主体的觉醒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承认权力是一切关系的原理。面对此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分离变得无关宏旨,“理性”在对荷马的最早批判里便明确指出这一点。作为自然的主宰,创世的神和维护秩序的精神并没什么不同。人和神的相似性在于对存在的统治权,在于主人的目光,在于命令。

神话转变为启蒙,自然转变为单纯的对象性。人类权力的扩张,其代价就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与统治对象相异化。启蒙和事物的关系,正如独裁者之于百姓。他对百姓的认知,仅限于他能够操控他们。拥有知识的人对事物的认知,也仅限于他能够制造它们。这样一来,事物的自在存在变成了为他的存在。在事物的转变当中,事物的本质总是被揭露为同样的东西,亦即统治的基础。这个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自然的统一性并不是巫术咒语的前提,正如主体的统一性也不是它的前提那样。萨满的仪式对象是风、雨、外面的蛇或者病人身体里头的恶魔,而不是物质或样本。行使巫术的不是单一的、同一的灵,仪式面具随时会改头换面,以模仿许多不同的灵。巫术是彻头彻尾的虚假,但是巫术既没有以纯粹真理自居也没有假扮为世界的基础,从而并没有否认其统治。巫师模仿恶魔的样子;为了惊吓恶魔或安抚恶魔,他会做出可怕的或温和的表情。即使他的工作是装神弄鬼,他还没有像文明人那样把自己解释为不可见的权力的化身——文明人将他们敝帚自珍的狩猎区萎缩为“统一的宇宙”,这个概念使得万物都有可能成为猎物。而只有当人自认是那样的化身时,他才开始拥有了一种自我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人与他者的同一中也不会丧失,而是像看不透的面具一般,永远拥有自身。精神的同一性,以及与之关联的“自然的同一性”,压抑着质性的涌现。被剥夺了质性的自然,变成了单一类别的混沌物质,全能的自我则变成了纯粹的拥有,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性。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
▽启蒙概念
▽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
▽朱丽叶特|启蒙与道德
▽文化工业
▽反犹主义诸要素|启蒙的问题
▽笔记与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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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辩证法|哲学散论
初版前言
《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是一种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概论。严格说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书。这个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说法很让人怀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委婉措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这本书是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话的,一种历史观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是困难的。阿多诺原本以为他们的理论工作只是在现有的传统理论的范围内往前扩展,跟着行业做理论,后来发现不行。“这里刊印的散论证明了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信任”,对传统学科的信任,对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等的信任。这里出现了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对峙。
启蒙倒退回神话的根源并不在人们常认为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神话或其他现代神话之中,而就在于因为畏惧真理而迷失了的启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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