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景观社会评注》的旁注｜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选读｜上

所有这些文本通过不同方式并根据自身的问世背景而指向各种探究，这些探究至今仍然是开放的。有时它们触及了那些探究的核心，而有时则只是提出一些断片和碎片。（这类探究的最初成果是那部以《牲人》[Homo Sacer］为题的专著。）这样，这些文本注定只有在全部工作的视域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通过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nuda vita）之间关系的视角对我们政治传统中全部范畴的重思之中，才能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

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无目的的手段》这部书篇幅虽小，却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尽管不像他的《剩余的时间—解读ㄑ罗马书》那样涉及大量的古希腊语、古代普罗旺斯语知识及古典解经学知识，《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毕竟仍涉及许多重要的欧洲语种，对译者来说构成了第一重挑战。《无目的的手段》作为阿甘本政治学的最集中的表述，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欧洲的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比如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和意大利“贿赂之国”事件等等，这些“时政”都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在他行文的过程中也构成了一种背景，甚至如果不离开其文本去回顾这些事件的历史及其在欧洲政治史中的脉络的话，几乎就无法准确地译出阿甘本行文的意涵，这对译者来说又构成了第二重挑战。由于作为“笔记”—实际上，阿甘本迄今为止发表的所有著作都是作为“手段”的笔记的《无目的的手段》并不像学院传统意义上的“著作”那样恪守学术文献征引的格式，作者往往从其阅读经验的记忆库中信手引用各类著作家的文本段落和话语片段，只以引文形式征引，并不以注脚说明出处，译者考虑到这些引文不仅是阿甘本“信手”拈来论证其论点的“材料”，而更应该说，这些引文、话语及相关的思想材料是阿甘本借以展开其思想的“中介”，是其思想完成运动过程的基本介质，因此对译者来说有必要尽可能去查对并标出其来源，这又构成了第三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