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的2020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评选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重跃、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王洪波共同推荐了这套书。
我们读书、读古书图什么？序、凡例、提要、例言、跋，是我们忽视的，它重点让我们读这个，这太重要了！所有的方法思路都在里面。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多民族并立，民族之间接触频繁，由于语言不同，必然需要翻译。但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一直到汉末的佛经翻译时期才真正开始。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高潮，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同时，并未忘记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观点、经验和体会记录下来，并不断地总结、提炼。这些文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记录中国翻译传统发展的恢宏遗产，展示了中国译论的发展轨迹。此书名为《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译论”盖有二解：一为“关于翻译的讨论”，指针对翻译实践或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现象或遇到的问题，翻译实践者、理论家、关注翻译活动的人士提出的看法、评价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二为“翻译理论”，指翻译理论家通过归纳、演绎、推理、综合、抽象，从自己或他人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翻译的观点或看法。总体而言，中国翻译传统既表现出从佛经翻译的“质”到严复的“信”，再到“神似”“化境”的理论演变过程，也有每个翻译兴盛时期针对翻译名义、归化与异化等特定问题的集中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理论生成方式不同，决定了中国传统译论不会像西方翻译理论那样系统化和理念化，但仍有自己的贡献。我们考察文献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译论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译者在翻译作品前后所附序、跋、例言、后记等。后三种译论大多刊载在一些报刊杂志中，篇幅不是很大，但篇目繁多。纵观本《汇编》的译论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译论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这一点从译论主题的演变可见一斑。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通常被认为是最早讨论翻译的文字，记载了中国翻译史上关于“质”与“文”，即直译与意译的两种对立观点，这种对立不仅成为佛经翻译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延续到后世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佛经翻译时期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翻译名义”，即外来佛教术语的定名问题，这一话题也成为贯穿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个主要论题，其中以20世纪20年代最为集中。
东汉到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到唐代达到鼎盛。元代时期，佛经翻译的鼎盛阶段已经过去，相关记录较少。到了明末，随着基督教传入和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引进，针对翻译中出现的新问题，相关讨论又开始兴起。晚清时期，科技、政法、社会、文学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讨论高潮。
《汇编》将汉末到1950年之前的译论文献划分为六个时间段：三国—1919、1920—1923、1924—1929、1930—1934、1935—1939、1940—1949，并就文献数量、译论主题历时变化、译论载体、译论作者等作出统计分析。
译论文献数量
译论主题分类
纵观《汇编》所辑录的中国传统译论主题，我们不难看出，首先社会变迁是译论主题演变的一个诱因，社会变迁促成了翻译活动所履行社会功能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其次，中国传统译论体现出鲜明的“实用”性，注重可操作性，相对而言抽象化、理论化程度较低；第三，中国传统译论主题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同一社会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规范之间的竞争。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就同一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需要指出的是，《汇编》所划分的译论主题是每个阶段最集中、最突出的讨论内容。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个时期的译论主题，我们很难发现各个阶段之间的联系。但纵观其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社会动因，一条“以实用为标准，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主线贯穿始终。这种以实用为原则的讨论体现在每个参与者都从各自的社会立场出发看待翻译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不同观点针锋相对，有些论争近乎于人身攻击，然而，在激烈的论争当中也有冷静的思考。
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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