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多民族并立，民族之间接触频繁，由于语言不同，必然需要翻译。但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一直到汉末的佛经翻译时期才真正开始。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高潮，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同时，并未忘记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观点、经验和体会记录下来，并不断地总结、提炼。这些文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记录中国翻译传统发展的恢宏遗产，展示了中国译论的发展轨迹。
此书名为《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译论”盖有二解：一为“关于翻译的讨论”，指针对翻译实践或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现象或遇到的问题，翻译实践者、理论家、关注翻译活动的人士提出的看法、评价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二为“翻译理论”，指翻译理论家通过归纳、演绎、推理、综合、抽象，从自己或他人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翻译的观点或看法。总体而言，中国翻译传统既表现出从佛经翻译的“质”到严复的“信”，再到“神似”“化境”的理论演变过程，也有每个翻译兴盛时期针对翻译名义、归化与异化等特定问题的集中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理论生成方式不同，决定了中国传统译论不会像西方翻译理论那样系统化和理念化，但仍有自己的贡献。我们考察文献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译论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译者在翻译作品前后所附序、跋、例言、后记等。佛经翻译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集中在经录和僧传中，其中经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译序。到了近代，据我们所收录的材料来看，仅1840年—1919年间，在中国以完整书样形式出版的翻译作品有400余部，其中100余部包含序、跋，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强，有些译作的序言还不止一篇，如李定夷译述《红粉劫》（上海国民书店，1914）一书就有4篇序言。同一时期出现的近900篇发表在各种刊物的译作中，包含序、跋的有100余篇，占译作的六分之一强。这些序、跋篇幅和内容丰富程度虽不及前者，但其中一些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序、跋都是翻译者自己在翻译作品中就遇到的翻译问题做的说明或阐释，有时这些讨论夹杂在对原作及翻译缘由的介绍中，因此相关内容篇幅都不大。本《汇编》收集此类译作序、跋等131篇，占《汇编》总篇目的14.7%，位居第三。第二，读者对翻译作品从各个角度所作的批评或评论。除翻译作品序、跋等外，有关翻译讨论的第二大类形式是翻译批评。本《汇编》收集翻译批评247篇，占整个《汇编》总篇目的27.72%，位居第一。这些批评或评论大都是一些具有双语背景的读者（其中许多既是作家也是译者，还包括一些学科专业人士）或作家对所关注作品的品评、感想、勘误、商榷以及书信往来，内容不仅涉及具体翻译方法的讨论，也包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既有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也有发人深省的真知卓识。第三，关于翻译的一般讨论或翻译通论。此类讨论通常都被冠以“论（谈）翻译”或“翻译论”等类似标题，讨论往往涉及多个主题。本《汇编》所收此类讨论80篇，占总篇目的8.98%。第四，关于特定翻译话题的专论。特指就直译与意译、译名、语体文欧化、重译、转译等专门话题的讨论。以译名为例，这一古老的话题几乎贯穿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始终，其中既有讨论译名的具体方法或策略的，也有讨论统一译名的，既有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我们收录此类话题的篇目157篇，占《汇编》总篇目的17.62%。后三种译论大多刊载在一些报刊杂志中，篇幅不是很大，但篇目繁多。纵观本《汇编》的译论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译论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这一点从译论主题的演变可见一斑。图里（Gideon Toury）常把翻译看作是“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特别是晚清及民国时期，翻译的这种“规划”意图非常明显，常反映在译论当中。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也指出，“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用来应对所谓‘他者’文化的一种策略”。“他者”文化通过翻译进入目标语文化大致可有三种形式：外来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平等交流、各取所需；外来文化强加于目标语文化；目标语文化主动拿来、为己所用。目标语文化的翻译应对方式也各有特点，其间遇到的翻译问题也有所不同。通览我国的翻译历史，这三种情形均有出现。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通常被认为是最早讨论翻译的文字，记载了中国翻译史上关于“质”与“文”，即直译与意译的两种对立观点，这种对立不仅成为佛经翻译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延续到后世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佛经翻译时期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翻译名义”，即外来佛教术语的定名问题，这一话题也成为贯穿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个主要论题，其中以20世纪20年代最为集中。
东汉到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到唐代达到鼎盛。元代时期，佛经翻译的鼎盛阶段已经过去，相关记录较少。到了明末，随着基督教传入和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引进，针对翻译中出现的新问题，相关讨论又开始兴起。晚清时期，科技、政法、社会、文学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讨论高潮。以晚清时期《万国公报》发起关于基督教“圣号”汉译的讨论为例，该刊在1877年第448卷至1878年第495卷，共发表关于“上帝”与“神”定名之争的讨论64篇；还有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益智书会、博医会、《亚泉杂志》、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编订名词馆等一批机构、团体，他们关于统一科学译名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汇编》将汉末到1950年之前的译论文献划分为六个时间段：三国—1919、1920—1923、1924—1929、1930—1934、1935—1939、1940—1949，并就文献数量、译论主题历时变化、译论载体、译论作者等作出统计分析。
译论文献数量
译论主题分类
纵观《汇编》所辑录的中国传统译论主题，我们不难看出，首先社会变迁是译论主题演变的一个诱因，社会变迁促成了翻译活动所履行社会功能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其次，中国传统译论体现出鲜明的“实用”性，注重可操作性，相对而言抽象化、理论化程度较低；第三，中国传统译论主题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同一社会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规范之间的竞争。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就同一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需要指出的是，《汇编》所划分的译论主题是每个阶段最集中、最突出的讨论内容。如果弧立地来看每个时期的译论主题，我们很难发现各个阶段之间的联系。但纵观其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社会动因，一条“以实用为标准，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主线贯穿始终。这种以实用为原则的讨论体现在每个参与者都从各自的社会立场出发看待翻译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不同观点针锋相对，有些论争近乎于人身攻击，然而，在激烈的论争当中也有冷静的思考。朱志瑜，香港大学博士，曾任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
张旭，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黄立波，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从这套书开始，按图索骥
纵览一千七百余年间
中国传统译论发展轨迹和特征